北京pk10预测软件:中共隐蔽战线后三杰

在中共隐蔽战线斗争史上，有前、后“三杰”之称，“前三杰”指的是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后三杰”指的是熊向晖、陈忠经、申健。这一说法来自于中共隐蔽战线的领导人周恩来，因此也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共高层对这些情报人员所做贡献的评价。

有关“前三杰”的回忆和研究文章已经很多，单是李克农的传记就有了好几种版本，而关于“后三杰”的记载却是少之又少。目前所见，主要还是熊向晖的情报工作回忆录《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后收入《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一书)及杨者圣代熊向晖撰述的《在胡宗南身边的十二年》，特别是关于“前三杰”、“后三杰”的说法就是直接来自于熊向晖在1991年发表的《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一文，所以，有关“后三杰”的很多史实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挖掘。下面就是我根据史料，对他们人生的粗浅描述，现呈上供网友批评指正。

一、他们仨

前面说到，“后三杰”是熊向晖（彙荃）、陈忠经（翘）、申健（振民），之所以每个人名字后面还有一个括号，是因为括号中的内容也是他们曾经使用过的名字，而弄清他们的什么时候用了哪个名字对于了解他们参与隐蔽战线斗争的历程有很大的帮助。

熊向晖原名熊彙荃，“向晖”一名应是解放后所改。从学生时代到胡宗南部下工作，熊向晖始终用的是原名。抗战胜利后，胡宗南推荐熊向晖等人去美国留学，因为他未取得过正式的大学学历，所以就冒用了他哥哥的名字，通过他的哥哥拿到了中央大学的英文证明信和成绩单，将有关证件换成他的名字和照片。之所以能够冒名顶替成功，据他说是因为“我们兄弟二人面貌相似，名字译成英文音也相近，能够蒙混过关”（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增订新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p30，另该书p27也有类似交代），兄弟面貌相似是非常正常的，而“名字译成英文音也相近”就需要特别交待一下了，西安时期与熊向晖曾经共事的张佛千说起熊的原名，“‘彙’是表示行辈，他的兄弟姊妹都叫‘彙╳’，‘彙’下面那一字又都是草字头”（同上书，p73），正是因为他们都叫“彙╳”（据杨者圣《在胡宗南身边的十二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54页所记，他的哥哥名为“彙莘”），所以名字才会译成英文音也相近。由此可见，直到他赴美国留学时用的仍旧还是原名，而他在美国求学期间，用的是英文名，没有改名的道理，待他再回国时，已经解放了，因此他的改名应是在解放之后。

同样，陈忠经、申健的名字在建国前后也发生了变化。1950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向联合国派出以伍修权为大使衔级特派代表的中国代表团，陈忠经就以“陈翘”的名字参加了代表团。不过这个名字陈忠经使用得并不太多，不久，他还是恢复了自己的本名，也许这是因为自“一二.九运动”以来，“陈忠经”在社会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原因。而申健本名是申振民，据后来成为他内弟的熊向晖说“新中国成立后他改名申健”（《在胡宗南身边的十二年》，p38）。

在今天说来，这三个人都称得上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熊向晖1936年入党，申健1938年入党，陈忠经1940年入党。抗战爆发前，他们分别就读于清华大学中文系、北平师范大学经济系、北京大学经济系，是那个时代真正的“天之骄子”，特别是陈忠经，在“一二.九运动”前后担任北京大学第一、二届学生会执行委员、第三、四届学生会主席，成为走在时代前列的学生运动领袖，名动一时。

论起年纪来，熊向晖比1915年出生的申健、陈忠经小4岁，1936年他考入大学的时候，申健、陈忠经已经读了两年大学了。但在参加革命这个问题上，熊向晖却走到了他们的前面，进大学不久，熊向晖就结识了担任中共清华党支部负责人的杨学诚，杨学诚通过安排熊向晖担任学生组织“民先”工作的考察，很快就与蒋南翔共同介绍熊向晖加入了中共，时间在1936年12月8日，恰好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前夜。

“打进去，拉出来”是隐蔽战线的一贯打法，熊向晖是受周恩来亲自派遣“打”入到胡宗南的营垒中去的，而申健与陈忠经则是从胡宗南的营垒中“拉”出来的，因为申健、陈忠经参加革命之时，他们本已在胡宗南手下任职，只不过他们“拉”出来的过程并非是被动的，而是自觉自愿、积极主动的出来革命的。为了入党，1940年陈忠经甚至冒险闯进被特务严密监视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向办事处主任周子健详细讲了自己的经历和入党的愿望，终于得偿所愿，被顺利吸收进党组织。

“后三杰”能够相互结识还应该感谢胡宗南。1937年12月，胡宗南派亲信陈大勋在长沙成立了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这个服务团的主要成员就是当时已迁移到长沙的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的学生，熊向晖、陈忠经就是这个时候成为服务团成员的，不久，他们随团到了陕西。在此之前，1937年秋，晋南前线战事吃紧，由北平师范大学等几所高校组成的西安临大也组织了战地服务团到潼关、华阴等地进行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申健任该团副团长，这个服务团于1938年春回到西安，不久，与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合并，在凤翔县正式组成第一军随军服务团（李永森主编《西北大学校史稿(解放前部分)》，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p36）。这也是为什么熊向晖保存的服务团团友名单上有“申振民”名字的原因。而熊向晖、陈忠经与申健的相识应该是在凤翔的服务团中，不过这次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因为熊向晖在当年的5月就被胡宗南保送到中央军校7分校读书去了。

(本图扫描自《在胡宗南身边的十二年》第39页。该服务团成员中除熊向晖等三人外，鹿崇文、潘裕然、李恭贻、张镇邦等人也参加了西安的地下情报工作。)

二、在西安

1939年3月，熊向晖从西安王曲的中央军校7分校毕业，被胡宗南选中担任了侍从副官，其后又担任了胡宗南的机要秘书。此前，1938年10月，第一军随军服务团解散，申健、陈忠经等被安排到西安的战干4团受训，之后又先后到第十战区长官部政治部、三青团陕西支团等处工作。

在西安期间，他们三人都很好的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在秘密工作中迅速成长起来，为保卫在延安的党中央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因为工作性质特殊，他们三人间并没有直接的组织上的关系，相互也不知道他人的党员身份，但他们还是颇为默契的相互支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也使他们成为相交甚得的好友。其间，胡宗南曾经对陈忠经有所怀疑，熊向晖就代为解释，陈忠经结婚时，也是通过熊向晖邀请到胡宗南为他证婚。而熊向晖的很多情报，则是通过陈忠经之手传给情报组织的负责人王石坚，熊向晖与王石坚的接头也多是在陈忠经家里。抗战后，熊向晖的三姐熊友榛(原名熊彙苓)与申健结婚，这时熊向晖才知道申健的党员身份。等到熊向晖结婚时，他按照风俗请的四大红媒中就有陈忠经和申健。

在西安的岁月里，陈忠经是非常出风头的人物，早年在北大领导学生运动的经历和三青团这样一个青年组织负责人的社会身份，让他在西安城这个不大的交际圈里成为非常活跃的人物，甚至连当时旅居西安的豫剧演员常香玉与陈宪章结婚时，他也能以证婚人的身份出场。（张乡仆、苏宏著《话说常香玉》，河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p234）。而他所交往的三教九流的人物，为他的地下工作提供非常好的掩护，也为他的情报工作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同时，他又开办了研究书店，办了一份《研究月刊》，1944年后，还接办了在西安影响较大的《新秦日报》。

值得一记的是，1944年6月，爱泼斯坦等中外记者组成“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延安去访问，在到达西安后，三青团为参观团召开了欢迎大会，会上大骂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等如何如何坏那一套。就在欢迎大会后的晚间，负责接待他们的三青团负责人、大会的主持人陈忠经来到外国记者住处，直言不讳告诉那些记者：“别听大会上那一套，全是胡说八道！”这件事给爱泼斯坦留下深刻印象，后来他在《我在这里成长》一文中特别记下了这件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陈忠经写给胡适的信一封，扫描自《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35》，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376页。陈忠经写此信的目的是为胡宗南与胡适联络感情，帮助胡宗南搞对外交往是他得以受重用的原因之一。)

作为三青团的高级干部，陈忠经不可能时时都表现出自己的革命性，更多的时候他还是得隐藏自己真实的政治立场，违心的去做一些符合“身份”的事，在1946年3月1日，他就会同其他国民党党务系统的人员，组织了一次由西安3000余名大中院校学生参加的反苏反共游行（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党史研究室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1919-1949)》，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p372），在潜伏敌人营垒的岁月里，他做的多数应是类似这样的事情。

 而申健在三青团系统内也牢牢的站稳了脚跟，担任了三青团西安市分团部干事长兼书记，掌握了这个国民党下属的青年组织的动向，他还兼任了西北工合宝鸡事务所主任职务。1940年，在西安从事情报工作的罗青长在申健的掩护下，对陕西省三青团的情况进行了秘密调查，并根据调查的情况撰写了《陕西省三青团概况》的调查报告呈报延安党中央，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和好评，为中共制定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工作政策，把三青团列为争取对象而不是当作打击对象起到了一定作用。（罗青长《于平凡中见伟大》http://news.sina.com.cn/c/2006-08-29/181010863176.shtml）

在西安地下工作中，能接触到最核心机密还是熊向晖。虽然按照周恩来的部署，熊向晖的任务就是做闲棋冷子，但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的身份，决定了熊向晖不会闲起来、冷下去。随着抗战中期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手握重兵包围着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成为了对延安的最大威胁，1940年冬，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坐镇西安的胡宗南向蒋介石提出“直捣肤施（延安）”的建议，但迫于兵力不足而未敢轻举妄动。面对复杂的形势，1941年夏天，中央社会部派遣王石坚到西安主持情报工作，王石坚的任务就是与熊向晖、申健、陈忠经等地下情报人员取得联络、搜集情报，而熊向晖成为王石坚系统中最重要的情报人员。

(西安时期的熊向晖)

1942年9月，蒋介石在西安主持召开了北方各战区将领会议，有关会议的情况和胡宗南部队的动向及实力等情况，熊向晖都通过王石坚向延安作了报告，使中央及时掌握了国民党在北方地区的军事部署。1943年夏，蒋介石秘密布置胡宗南，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闪击延安，一举解决中共，胡宗南根据蒋介石亲自审定的《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在7月2日下达了于7月9日进攻边区的命令，第二天这一情报就被熊向晖报往延安。当时胡宗南准备用于进攻的部队有10万人，而陕甘宁边区仅有少量的留守部队，面对大兵压境、敌强我弱的形势，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建议使用由熊向晖提供的情报，公开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计划，进而挫败敌人进攻阴谋，这一建议得到毛泽东、朱德的采纳，7月4日由朱德亲自致电胡宗南，对其策划的破坏抗战进攻陕北的阴谋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国民党立即撤退准备进攻陕北的部队，同时根据熊向晖提供的情报材料，由延安的《解放日报》登出胡宗南准备用于进攻延安的部队详细部署情况，使蒋介石、胡宗南的反共阴谋一下子暴露出来，不得不中止了这次进攻行动。事后胡宗南密令追查泄密者，结果只是抓到了两个替死鬼，却从来没有怀疑过在自己身边的熊向晖。

抗战胜利后，胡宗南资助部下的优秀青年出国深造，熊向晖等三人都被选中，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三人在胡宗南心目中的位置。因为在抗战期间分别回到母校完成学业，陈忠经和申健凭着正式的大学文凭顺利拿到了美国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得以成行，熊向晖却因没有正式的大学文凭，出国之事耽搁下来，没想到这一耽搁反倒成就了熊向晖情报工作的最大成绩。1947年3月，胡宗南策划进攻延安，把未及出国的熊向晖又找回来为他拟订攻占延安后的“施政纲领”，熊向晖由此获得了胡宗南攻略延安的详细计划，很快这一计划就完整的送到了延安，而此时胡宗南麾下的众多将领尚不知道有此安排呢。这一重要情报使得在延安的党中央得以从容的组织撤退，保存了有生力量。毛泽东因此说熊向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这也是对西安情报工作的最高评价。

三、王石坚

说到“后三杰”在情报工作方面的贡献，有一个避不过去的人－－王石坚。

在熊向晖所著的《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一书中，提到王石坚时用一条注释来简单交代了一下他的来历，“王石坚，又名赵耀斌，1911年生，原籍山东文登。1928年入东北大学，1931年转入北京大学化学系。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反帝大同盟河北省委党团书记。1933年5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判刑10年，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1937年8月经周恩来与国民党当局交涉获释，到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增订新版]》，p14）

这条注释里提到了王石坚的第一次被捕，那正是他在北平从事地下活动之初的事。王石坚在中共外围组织河北省反帝大同盟担任党团书记时，用的是“王世明”的化名，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指导河北省反帝大同盟开展工作。1933年4月22日、23日，北平的中共外围组织公开为李大钊举行了公祭公葬活动，在当时社会上影响很大，也因此暴露了部分组织，同样也是中共外围组织的北平革命互济会随即被当局破获，互济会多名负责干部叛变。5月18日，王石坚与反帝大同盟、华北救亡会的4名负责人在西城阴凉胡同7号院开会时，被警察逮捕，叛变的原互济会主任兼党团书记张文勋指认了这些人的身份，王石坚等旋即被移交宪兵三团，后被关押在苏州军人监狱。（襄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0年编印《襄阳文史资料(第5辑)襄阳民国人物》，p84）

王石坚第一次被捕后表现非常英勇，在苏州军人监狱，他积极参与了监狱秘密党组织的活动，在狱中编发《囚声》等秘密刊物，再次被叛徒告发，1935年6月，王石坚连同其他7名在押的党员一同移送南京受审。在审讯时，这些党员与叛徒在法庭上当面对质，叛徒却拿不出任何证据。即使这样，国民党当局还是分别给这8名党员加刑8年至8年零2个月，判决后即关进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作为重犯对待，看管特别严厉，不准他们与其他犯人接触，甚至连洗澡、放风、看病等都是单独进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革命史资料13》，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p189-p190）

抗战爆发后，国共实现了合作，周恩来代表中共将关押在各地的共产党政治犯保释出来，王石坚因此得以出狱。也许是因为在狱中的坚决斗争给人印象深刻的缘故，“周恩来对他很欣赏”（《在胡宗南身边的十二年》，p88），他也被委以重任，1941年夏天，他被延安中央社会部派到西安从事情报工作，具体的说就是与熊向晖、申健、陈忠经等地下情报人员取得联络，发展组织、搜集情报。
王石坚到达西安的时候，正是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共的情报调查工作全面展开之时。而事实证明，王石坚在情报工作方面的确实做出了很好的成绩，从1941年到1947年他第二次被捕为止，6年间，他建立起了一个以西安为中心，连结北平、保定、沈阳、兰州等地的高层次情报网络，为延安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各类情报。

王石坚在西安的情报工作是紧紧围绕胡宗南展开的。王石坚由陈忠经掩护在西安扎下根来，在巩固原有的情报关系基础上，又进一步拓展了自己的情报网络。熊向晖利用自己在胡宗南身边工作的有利条件，提供了很多及时准确的情报。王石坚也曾经几次让熊向晖寻机偷出胡宗南的密码，都被熊向晖拒绝，熊向晖的理由是这样太过于冒险，一旦暴露就会前功尽弃。熊向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刚到胡宗南身边工作的时候，胡宗南的机要室副主任戴中溶已被介绍参加了地下情报工作，最初是由罗青长负责联系，并从延安派来王金平（田光）到戴中溶身边工作，罗青长回延安后，这一情报关系又交给了王石坚。胡宗南非常注意保密，他所接收的机密电报，“由机要室主任送过来，但电报信封两头封口，都有用机器打的镂空的保密条，别人不能拆看”（《在胡宗南身边的十二年》，p75），因此，有许多机密电报熊向晖是看不到的，而戴中溶却凭借自己机要室副主任的身份，能看到“刚译出尚未送给胡宗南的来电和未译发的去电。如蒋介石发给胡宗南的电令和胡宗南给蒋介石的胡部作战计划、兵力部署、部队调动等来去电文”（戴中溶《欧阳钦同志引导我走上革命的道路》，载于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回忆欧阳钦》，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p461），很多机密电报都是在胡宗南未看到之前戴中溶即已读过了。通过从熊向晖和戴中溶两处得来的情报，王石坚便完全掌握了胡宗南的全部核心机密，加之由其他渠道获得的情报，使得在延安的党中央对西安的情况了如指掌。

后来，在胡宗南进攻延安前夕，熊向晖因要随同其指挥部前进，向王石坚表示无法继续提供详细情报，王石坚表示，“主要的战略情况已搞清，细节会由别人查”（ 《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增订新版]》，p46），而所谓的“细节”很多都应该是由戴中溶直接提供的，胡宗南占领延安时任命的延安市长陈绥民（即曾负责组织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的陈大勋）在逃台后回忆说：“我军后来之节节失利，主要在收复延安之后之全军攻略均为国防部共谍刘斐与一战区长官部机要室副主任戴仲容（引者注：原文如此）二人将我军情况全部泄露，致我军全军覆灭之惨痛教训”（转引自罗青长《对敌隐蔽斗争战线的知音》，载于《回忆欧阳钦》，p35）。

(周恩来题词：“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侦察工作要有入虎穴的精神方为上乘。”该题词系周恩来为《谍报勤务》一书所写。图片得自杨浪的博客。周恩来是中共隐蔽战线的创建者与领导者，中共在隐蔽战线的巨大成功与他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

当然，也不能说当时中共的西安情报都是得益于王石坚情报系统，仅从现在公开的材料上我们即知道，在那个时候的西安，中共情报机构另外还有西安情报处系统（王超北负责，属中央情报部）、西安通讯工作组（王敦英负责，受中央情报部和陕西省委双重领导）、西安交通站（吴柏畅负责），这些情报组织同样也做出了很多贡献，但就深入敌人内部的程度和获得的情报层次来看，还是以王石坚系统为最突出。正是因为这些情报人员的努力，转战陕北的周恩来才会说：“我们在西北战场上每天都有能用的东西。”（徐林祥、朱玉《传奇将军李克农》，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p177）

1947年9月，设在北平顺天府东街的王石坚系统秘密电台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获，报务员李政宣叛变，敌特机关通过逆用这部秘密电台，掌握了西安情报组织的情况，王石坚因此被捕。第二次被捕后，王石坚没能经受住考验，很快就叛变了，写了自白书，把他为共产党做情报工作的详细经过及他领导的华北、西北、东北全部情报组织、地下工作人员及领导人、五部地下电台、报务员、译电员、交通员及他所知道的有关地址都全盘托出，导致44名地下情工人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被捕入狱，牵连被捕123人。许多人遭到严刑拷打，被判徒刑。著名的“雨花台五烈士”谢士炎、丁行之、朱建国、赵良璋、石淳就是因此案而壮烈捐躯。(参见王珺《复熊向晖质疑》，载于《炎黄春秋》2000年第4期)

此时，熊向晖等三人已经在美国开始了留学生涯，王石坚案件并未直接波及他们。王石坚叛变后追随国民党特务机关逃到了台湾，并在特务机关中任少将，后病死。

四、解放后

1949年春夏之际，熊向晖等三人在美国完成学业回国。从此，他们开始在新中国的外交战线上展露身手。关于他们解放后工作的安排，在胡宗南保送他们出国留学时，周恩来即已做好了打算。1946年6月，周恩来曾对熊向晖说：“现在我们没有条件派自己的同志去美国留学，胡宗南代我们‘培养’你，得益的是我们如果战争时间长，你回国以后在国民党可以提高地位，更有利于做情报工作。如果战争时间短，你回国以后可以做新中国的外交工作。”（《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增订新版]，p36）事情的发展果然就是按照周恩来预想的一样，熊向晖等三人都成为了外交战线上的尖兵。
1950年，申健以中国驻印使馆政务参赞的身份在印度参与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工作。印度方面当时对中国解放西藏采取了阻挠和干涉的态度，1950年10月26日，印度外交部次长梅农约见申健，谈到中国军队进入西藏的消息如为事实，印度政府深感遗憾，并向申健提交了印度政府关于西藏问题致中国政府照会的副本。申健义正辞严的说，中国军队进入中国的领土西藏是不能叫侵略的，正如印度政府的军队进入印度联合省或孟买不能叫侵略一样。梅农理屈词穷，只得说印度仍希望中国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申健表示，中国政府始终愿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军队不能进入西藏。申健此次交涉得到了中央的肯定，毛泽东还特别批示：“申健答得很正确，态度还应强硬一点，应说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p145）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138868
1955年，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租用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被台湾特务机关炸毁，申健被派到新加坡处理遇难人员的善后事宜，随后又到万隆参与了周恩来的保卫工作；在外交部工作的熊向晖也被派往香港与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联合展开调查，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熊向晖把国民党特务制造的这一惨案来龙去脉全部查清，并按照中央的指示与港英当局进行了交涉，使台湾特务机关的罪行大白于天下。

陈忠经在随同伍修权出使联合国期间，他担任的是与联合国、美国方面联络的工作，据伍修权的回忆，他“干得十分认真尽职”（伍修权《往事沧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p220）。其后，陈忠经转入文化外交工作，1954年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对外友协前身)成立后，他当选为该协会的秘书长，后来又升任副会长，20世纪50、60年代，对外文协组织的艺术团频频出访各国，通过艺术交流这种民间外交的形式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为新中国赢得了来自世界各地人民的真诚友谊，其间陈忠经功不可没。

1960年12月，申健作为中国首任驻古巴大使赴哈瓦那。古巴是当时美洲唯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可以说他是重任在肩。时值古巴革命胜利不久，国内局势非常动荡，每天枪声和炸弹声不绝于耳，他和夫人熊友榛的枕下，每夜都放着手枪，紧张的局势在美国策动吉隆滩登陆时达到顶峰，中国大使馆甚至开始准备将使馆储存的武器和古巴政府赠送的20支冲锋枪发给使馆工作人员，以便在敌军进占后开展游击战，不过好在古巴政府击退了雇佣军，这才使局势平静下来。（申健《悠悠使外往事》，载于《我的大使生涯》，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文化大革命期间，熊向晖等三人都受到冲击，非常熟悉他们情况的周恩来出面保护了他们，使他们得以继续发挥自己的才智。熊向晖在尼克松访华期间，以“总理助理”的身份负责一些重要问题的处理；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他成为重返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的代表之一。申健则以中联部副部长的身份主持了中联部工作，为动荡时期维持党对外的正常交往做了很多工作。对外友协工作停顿，陈忠经转而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文革后，他出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在深入分析国际形势的基础上，他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撰写了《国际战略问题》一书，这部著作现在已成为研究国际关系的权威之作。文化大革命后，申健出使印度，为恢复中印友好关系又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其后，他担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从事对外关系研究工作。熊向晖则转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组书记、副董事长，又投入到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建设大潮中。

隐蔽战线后三杰已经走进了历史的帷幕，他们的光辉业绩成就了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斗争史上灿烂的一页，他们的英名也必将与他们的事业同样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