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计划表的英文:“两弹一星”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内情

聂力在《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中，披露了父亲聂荣臻元帅在担任“两弹一星”领导工作中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内情，摘登如下。

　　1959年，“两弹”攻关紧要的关头，3年经济困难降临了。由于粮食不足，竟迫使正在导弹基地、核试验基地施工的工程兵、铁道兵部队疏散或撤走了，许多科技人员也被疏散了。
　　导弹试验基地的副司令员李福泽来北京开会。父亲找到他，说：“我听说，有的单位把直接从事火箭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也打发走了，有这样的事吗？”
　　李福泽低下头，小声说：“有。”
　　父亲又问：“你知道莫塞莱这个名字吗？”
　　李福泽茫然地摇摇头。
　　父亲告诉李福泽，莫塞莱是位年仅28岁的英国大科学家，在原子物理学上有重大发现。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被强征入伍，死在了战场上。不仅英国的科学界，而且世界科学界都对这颗科学巨星的过早陨落，感到惋惜和悲痛。此后，英国政府规定，不准征召科学家到第一线作战部队服役。
　　父亲的意思是说，在一个国家里面，科学家是最宝贵的，应该让他永远站在最适合他的岗位上，给他创造条件，而不是放任自流。
　　父亲还对李福泽说：“以后，凡离开基地的大学生以上的科技干部，必须经过批准。”
　　李福泽一辈子都没忘记父亲给他讲的这个故事。他回到基地之后，想方设法把已经疏散到各地的知识分子请了回来。
　　我听父亲说起过，钱学森刚回国的时候，周恩来曾嘱咐过他：“要好好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父亲一直记着周恩来的话，从不敢怠慢。
　　五院初建时，只有两三辆公用车给专家们用。钱学森到航委开会，就坐公用车，有时候车还派不出来。父亲知道后，派秘书范济生到总后商请解决。范济生找到总后一位副部长，请人家批了两辆汽车，一辆给时任国防科委秘书长安东，一辆给了钱学森。车是美国造，天蓝色的，很漂亮，车型也很别致。在整个北京市就只有两辆这种车，非常显眼。
　　有一次，钱学森来向父亲汇报工作。临走时，父亲透过窗口发现了那辆车。他问范济生：“那是钱学森的车吗？”范济生以为父亲会表扬他，很自豪地说：“是啊！”“你注意了吗？”“注意什么？”“这个车的样子太特殊，太显眼，如果被坏人认出来呢？”
　　范济生明白了，父亲是为钱学森的安全着想，就连这么个细小的事情，他也要从钱学森的安全来考虑。很快，范济生帮助钱学森调换了一辆不显眼的黑色车。
　　在业务技术上，父亲极尊重钱学森的意见。每每执行任务的时候，父亲就打电话给他，说：“钱学森哪，这次试验任务你到靶场去，有关技术上的问题就由你决定。最后你们准备好了，觉得可以发射了，打个电话报告我就行了。”
　　有一次，导弹在厂房里测试完没有问题，就运到发射场上竖起来。竖起来以后，还要作一系列的试验，看看基地发射场的这些设备是不是能够正常工作。中间有一个程序涉及加注和泄出推进剂，要作一下试验，看看弹上的管道好不好。
　　在作这个试验时，出了一点故障。推进剂要泄出的时候，操作手忘了把通空气的开关打开，把推进剂憋在里面。推进剂是重的，靠着动力的牵引泄出来了。推进剂上面的空间就变成真空，箱体里面成了负压，外面空气的压力比里面大，结果把箱体压扁了一块。
　　这一下可把大家急坏了：“把箱体压坏了，怎么打呀！”钱学森仔细检查了一下，认为没关系，发射的时候，给里面加注推进剂时，那块扁下去的地方自然会鼓起来，就会恢复原状，绝对不影响发射。按照规定，发射前，需要3个人签名。一个是基地的作试部部长，他管发射工作，他要签字；再有一个是管技术工作的，那就是钱学森要签字；最后一个签字的，是基地的司令员。
　　但是，因为这个小变故，基地作试部长不敢签字了。钱学森签上名字，就去找基地司令员。基地司令员见作试部长不签字，自己也就不签，钱学森怎么解释都不行。
　　事情马上报告到远在北京的父亲那里。父亲同意钱学森的意见，决定打。
　　第二天一发射，完全成功，没有问题。
　　这件事情让钱学森记了一辈子。因为他觉得，父亲真正做到了“技术上由你钱学森负责”。
　　五六十年代，在怎样对待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海外关系等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认识差距。父亲常说：“要人家做事，就要信任、尊重人家。”
　　蔡金涛和梁守，是当时五院科学家里面家庭出身最复杂的两个人。蔡金涛过去是国民党保密局的专家，少将军衔。这样的人敢用吗？汇报到父亲这里，父亲说：“只要有真本事，只要愿意为国家做贡献，就要用。”
　　梁守的父亲、母亲、弟弟、妹妹都在美国。有人说：“像梁守这样情况的人，不宜在这种高度保密的单位工作。”可是，父亲却讲：“要看这个同志的具体表现，像梁守这样的同志，是可以用的。”
　　这句话是在人民大会堂开科技人员大会时讲的，所有人都听见了。梁守感到心里暖融融的，他说：“当时如果不是聂帅讲了这句话，也许我根本就不能在五院工作了。”
　　蔡金涛和梁守，后来为火箭事业，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士为知己者死。中国的知识分子最懂得知恩必报。在艰苦的年代里，他们能够做出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不正是一种对祖国的回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