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论坛】1969年牛田洋的“精神原子弹”: 死553人

• 发表于：2010-07-17 18:49:09

    知道牛田洋的人恐怕不多，但记得“五七指示”的人一定不少，正是牛田洋触发了毛泽东的“五七指示”。

    １９６９年７月２８日，在人力不可抵御的１２级台风面前，牛田洋人忘我地进行了无望的抗争。５５３名部队官兵和大学生牺牲了。

    他们的力量源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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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年前的７月２８日，台风催生出的精神胜利　

    １９６９年７月２８日１１时许，６９０３号台风中心登陆广东省汕头市。据气象资料，这次台风是１２级，风速最高时则达到了５３米／秒。这天正是农历六月十五，正午的海潮恰是涨得最高的。

    数层楼高的海浪涌入海堤，市区平均进水一两米，一艘外轮甚至被从汕头港抛到了山上。

    位于汕头市区西部的牛田洋军垦农场的海堤，被削剩无几。但部队官兵和来此锻炼的大学生，没有撤退，与台风、暴雨、大海潮进行了殊死搏斗。不过，他们试图用生命保卫的海堤和堤内的稻田，并没有保住，但救出、收容、转移的遇险群众超过了１万人。

    ５５３名部队官兵和大学生被证实“光荣牺牲”，其中官兵４７０名，大学生８３名。“部队丢枪５５１支、火炮３２门，报废轻武器３０８支、火炮２８门”，损失的还有通讯等军用器材以及衣物、现金和粮票。

    广州军区的原始档案表明，当年８月，牺牲的官兵、大学生已经全部被给以“烈士”称号，并“通知烈士原籍县、市革委对烈士家属给予抚恤”，不过部分家庭出身不好或亲人被镇压的，没有享受到优抚。

    由于当初给以“烈士”称号是保密的，前几年，大学生中的部分生还者曾经要求追认当年牺牲的大学生为烈士。

    虽然没有保住牛田洋军垦基地，但仍得到了“北有珍宝岛，南有牛田洋”的赞誉。台风过后，师、团召开了庆功授奖大会，全师立三等功以上的有６５７人。这次抗灾抢险被宣布取得了伟大胜利，并且是又一次“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一本题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赞歌》的书出版了。

    随后不久，基地又奇迹般地恢复了。

    近年的一份《大事记》承认，由于估计不足，“忽视了强台风、暴雨、大海潮长时间袭击的客观现象，另外，也受左的思想的影响，缺乏科学性，对（在）特大自然灾害到来人力难以抗击的情况下，不适当提出‘人在大堤在’的口号，没有使灾害减少到最少程度，反而使国家财产损失严重”。

    不过，这段话还没有成为生还者的共识。对抗灾抢险是否指挥失误和是否取得了伟大胜利，也有不同意见。但记者无意于纠缠这个问题，记者感到震惊的是：当时的部队官兵和大学生为什么能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们当初是怎么失去了起码的常识的？

    牛田洋的独特性：毛泽东“五七指示”的发源地

    牛田洋在汕头西郊，过去是一个海湾。１９６２年，全国缺粮，中国人民解放军４１军１２２师前往围海造田，围出七八平方公里的海滩，他们引韩江、榕江的淡水冲咸，当年亩产水稻８００斤；到１９６５年，亩产已达１１９３斤。

    这是一个奇迹。而后，这个奇迹又触发了一度影响文革中国的毛泽东的“五七指示”。

    牛田洋生产基地的事迹材料，被层层上报到中共中央军委总后勤部，总后于１９６６年５月２日形成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给军委的报告，肯定“军队搞生产”“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军事意义”。

    ５月６日，林彪将这份报告寄毛泽东。第二天，毛即在报告上作了批语。１４日，毛请林彪将这个批语下发执行。５月１５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毛的批语和总后的报告，并加按语指出，“中央认为，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因为是在５月７日作出的批语，后来这个批语即以“五七指示”著称。

    下面的这些句子相信能够勾起不少人的回忆：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这样一个大学校……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２册）］

    毛这封“给林彪同志的信”，再次提高了林彪的声望，如同他“在西方的一个山洞”给江青的那封信发表后提高了江青的声望那样。但前者不如后者那样得到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其实，这个批语表达了毛晚年对社会主义的思考，并同他五四时期的“新村”实践一脉相承。

    毛同时将解放军、工人、学生、农民以及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放进了一个“大学校”，他们不仅恪尽本职，而且通过彼此结合，以保持社会主义理想和革命激情，让“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在此之前，军队已经成为毛泽东树立的典范。１９６３年，由总政编辑的《毛主席语录》————后来被称作“红宝书”————出版并在部队发行，此后印了数亿册。林彪在序言里要求每一个中国人都要掌握毛泽东的“活的思想”。军队被办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１９６５年，毛号召“全国人民学解放军”。

    “五七指示”发表后，走“五七道路”风行若干年。广泛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对干部的变相劳改营的“五七干校”，都是“五七道路”的产物。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起，共有２１８３名大学毕业生（男１６１４，女５６９），分批前往牛田洋军垦农场接受劳动锻炼，也是“走毛主席的光辉‘五七道路’”。到牛田洋的大学生，来自广州、北京、成都、武汉、海南等地，不少是外语专业分到外交部的。现在人所共知的外交官李肇星、陈健等人，即在其中。

    他们都属于１９６８届的大学生，在参加了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走资派”的前期文革后，到１０月才开始分配离校。但他们没有能到专业对口的岗位，而是到军垦农场、工厂、农村“劳动锻炼”。一份中共中央文件确定了本届大学毕业生的这种分配去向。周恩来对此有一个说法：“贮备人才”。

    这时，牛田洋已由５５军２１９师前来接防，继续军垦。

    日常场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当时每个部队营插一个学生连，大学生被插到部队各个建制单位去，政治指导员和排长由军人担任，过的是标准的军事化生活。到“五七指示”发祥地去锻炼的，在当时有一种分明的自豪感。

    当年四川大学英语专业毕业生冯符高在一份未刊稿里写道：在开赴牛田洋之前，他们在学校的木工房做成了八块“忠字板”，由他在板上画了毛泽东像，像下是个“忠”字。他们举着“忠字板”，自豪地开始了从成都平原到汕头的几千里行程。

    在大学入党、“根正苗红”的王宝明（汕头市升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回忆说：

    我们（从广州）坐了一天的汽车，到了连队，放下行李，连队立刻就排了一整队的脸盆，每人就一条毛巾放在脸盆上，排队，说了几句欢迎的话，清水每人就可以洗脸。带进营房，被子，枕头，口盅，一字形的。我当时心里热乎乎的，

    哎哟，大洪炉，大学校，确实是嘛，部队跟学校不一样，解放军的阶级感情很深。我当时就受到教育了，体会到部队真厉害，真有战斗力，为什么不怕死呀？你也会变得不怕死。

    学生到这里后，同部队官兵一样，主要是劳动：修海堤，造田，耕地，插秧，割稻。由于机械化程度低，劳动强度惊人地大。他们往往挂一个牌：“为人民服务”，冬天穿着部队的那种棉袄，用稻草绑着。据说附近的农民曾有误会，说：唉，这是劳改犯。但当时这算是一种劳动锻炼，通过每一项具体的劳作，劳作者的心灵得到纯化，并且最后通向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

    黄赞发（汕头大学党委书记）：有次我们碰到双夏（夏收、夏种），收了之后就要插田。我们连续作战４０多个钟头。天没亮就起床，下田插秧，一直插到晚上，晚上就回到营房去看电影，看电影不能请假。就坐在打谷场上在那里打瞌睡就是了。看了电影继续下田，晚上拔秧，拔到天亮，再插秧。三餐都在田头吃，两天一个晚上，中午不休息，休息就是看了一场电影。

    是什么电影？《地道战》还是什么？《鸡毛信》、《地雷战》，《地道战》，就是这些片子，看过不知多少遍的了。

    为了保证“政治思想工作在百分之百的时间、在百分之百的人员身上起作用”，部队采用歌颂会、忆比会、讲用会、田头斗私批修会以及各种类型的学习班等办法。这一整套政治工作的形式，包括革命电影，其感召力是清晰可见的。

    王宝明：我印象还很深的，连队经常集体活动，打扫卫生，或者需要扛一点什么东西，排队，排队完了，就“同志们，今天，有两件突击任务，第一到哪里抬两包大米，第二到哪里搞卫生。同志们，出击！”大家就争先恐后站出队列，握着拳头：“我去！我去！”你需要争着站出来“我去”，跟那个电影一个样的，“前面就是碉堡，谁去？”站出来，握着拳头“我去！”你不是主动，拚着争着我要去啊，不会派你去的。达到这样的程度，这样的气氛。后来我就经常想，解放军这一套政治思想工作的形式，其实也有作用，这些人都纯朴，农村来的多，受污染少，加上这一套形式，谁都不甘落后。

    对毛泽东的崇敬，是最根本的。造成崇敬，除了不遗余力地提倡，还有很多仪式，牛田洋有例行的早敬（请示）、晚敬（汇报）。早晚要集体排队向毛泽东致敬，一般要对着毛主席像，念毛主席语录。据说，自己独自去敬不行，起床晚了、行动慢了，会招致对你忠诚度的怀疑。此外，这里还有一种奇特的餐敬。

    黄赞发：学习天天有，要天天读。天天读报啊，“老三篇”要继续学。在那个时代，牛田洋可能最积极的了。早敬、晚敬、还有餐敬，拿着小语录本，“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在吃饭前唱一首“敬爱的毛主席，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诸如此类。

    王宝明：劳动很重，主要是劳动了，一点青菜，一点咸菜，吃很多饭。我印象很深的是，每天三顿吃饭之前还都要排队，总结今天劳动，表扬好人好事，那就是政治思想工作了，餐敬之后，顺便总结。虽然是在地坪上吃饭，大家也要围成一个圈，蹲在地上，每餐吃饭要有人起来表演节目，表扬好人好事，顺口溜，敲饭盆，什么“咚咚咚，我们牛田洋的战士最敢冲，今天我们班长副班长什么什么斗志坚，几次倒下去，咳！”就要说这些。你那个班有两餐静悄悄地没人起来，就有指导员找你做思想工作了，哎，你这个班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差劲啦，回去要学习学习动员动员了。每餐吃饭，几乎没有停过。中间断的时候，就有人用手扶着膝盖，慢慢地弯直站起来，念红语录，表决心：“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们怎么怎么。”有时，边干活边也要起来表决心。

    “忠字台”也是一种常见的摆设，但它绝不只是“摆设”，它是偶像崇拜、宗教性忏悔的混合体。在“忠字台”上，往往码着“红宝书”，“红宝书”上放着毛泽东的石膏像。

    据冯符高回忆，他曾被邻床丁绍庸弄醒，当时丁在忠字台前念念有词，一问，丁说：“我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我在向他老人家请罪！”

    原来当时连队清理阶级队伍，正利用工余时间作“背靠背”的揭发。丁是川大男高音歌唱家，文革中，他担任川大造反组织“井冈山野战兵团”的喉舌“解放大西南广播站”的播音员。一次播音时，丁播错了几个字，结果在成都市引起轩然大波，广播台被砸，丁所在的组织也由此失势。丁是在担心有人揭发他在广播站的那次失误！

    当时的政治气氛，曾经造就过真实的忠诚感，纯洁的理想主义，人们的精神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所谓“出工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劳动中用毛泽东思想鼓动、收工后用毛泽东思想来总结”，然后这种精神又转化为惊人的物质力量。

    陈纤（汕头市文化局局长）：不用想就能举出很多例子，我觉得这是那个年代造就的单纯，大学生的单纯，那今天看好不好呢？我想，不讲当时好不好，当时肯定是那样的，事实就是那样。

    当时耕田很辛苦，六个女生拉一个耙，我个儿小，站中间，两边是高个，后边一个人使犁。插田水很满。我不到１米６０嘛，那水要淹到身子上来。长裤卷上，泥浆浆着，脱了放着，不会倒下来的。天天穿它，是站着的短裤。当时很理想主义的，苦也不觉得，反正大家都是那样的，并没有想要反抗，很顺应，很听话。当时整个的气氛，集体主义，斗私字一闪念，这些东西搞得你总会提起精神来干活，你不会觉得我很无奈，我很辛劳，我很苦命，没有这些概念。有时候也有想偷懒，斗私字一闪念，就是斗这个。不要太多的“我”字在身上就是了。

    王宝明：６８、６９年，当时还是红海洋，红宝书，红语录，忠字舞。牛田洋讲忠、公、冲。忠于党嘛，忠于毛主席，忠；要斗私批修，公；要不怕死，要冲嘛。

    那时讲境界，动不动就批“你这个思想境界啊”。理想的境界是艰苦、无私、听话。突出政治啊，学习语录啊，跳忠字舞啊，表决心啊，属于左的思潮最狂热的时期。后来我想，人的精神，不管正确与否，一种精神在一种思潮的指引下所能发挥的力量，那个时代就体现出来了。一种精神力量所能发挥的战斗力，牛田洋就充分体现出来了。

    陈钦盛（汕头市旅游中专校长）：当时那种历史背景要求净化，净化一种灵魂，斗私批修，斗私心杂念，批修正主义嘛。

    不可否认，这一整套程式化的东西含有极左的成份，左既渗透到人们的心灵深处，也表现在生活的细节，以致当时的人们显得失去常识，令人不可思议。

    记得当时一来牛田洋，就清理阶级队伍，我的出身不大好，原来从中学到大学，一直想当作家，已经记了六七十万字的材料。当时气氛很紧张，很多作家都进牛棚了，连郭沫若都说要烧自己的书，我也不再做作家梦了，那些笔记本带到汕头一个亲戚家全部烧掉了。

    吴长丰（汕头大学图书馆）：那个年代有许多荒唐事。有个牛友，现在在香港定居。在当时学毛主席著作讲用会上，他说了自己狠斗私字一闪念的事，说他学毛著的时候，耳朵里进了一条小虫，是先学毛著，还是先挑小虫呢？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还是决定先学毛著。

    被神化了的领袖，对领袖的只言片语如获至宝————当时称作“最新指示”、“最高指示”，既能制造一种整体氛围，使不满要么无从表达，要么一露头便被打下去，也能激发一种甚至不惜生命的忠诚。精神的集中展演：“人定胜天”，“人在大堤在”。

    这次台风的整整三个月前，１９６９年４月２８日，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曾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在当时被称作“最新指示”；在九大开幕式和九届一中全会上，毛都强调“团结”和“胜利”这两个词，这两者都被在全国传达贯彻，牛田洋更不例外。汕头“七二八台风”来到牛田洋，遭遇的就是具有这样精神状态的解放军官兵和大学生群体。

    据当年的２１９师师长、抗击那次台风的指挥者白忠耀说，他们曾经作过充分的准备，并转移了部分物资，撤退了部分人员。他们只是按照九大的精神指导这次抗击台风，以毛泽东在那次大会上强调的“团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作为口号。抗台风指挥小组组织了部队官兵和大学生去抢险，但这也是军部下达的命令，他们是军人，自然以服从为天职。

    不过，就临战状态而言，官兵和学生显然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牺牲精神。

    王宝明：台风的时候，我在缺口上，我是党员，副排长，我肯定是要带头冲在前面的。我们一个连，三个学生排，一百来人，大概有１２个人能冲到海堤缺口去。当时那个风太大了，人也根本没法站，就是趴在地下，两只手抓住灌木杂草，慢慢往前爬行。去的时候，那里准备有沙包，刚好要崩了，海浪还没到最高潮的时候，还没有顶风，开始淹过来，开始有缺口了，人哪，沙包啊，在那个缺口，用肩膀顶着。顶上去，挡不了什么的，一下子连人带沙包冲到大堤下边去。

    哦，又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爬爬爬，又冲上去，结果冲到半截，又给它冲下来。爬上去给它冲下来又爬上去，大概有三次，以后就各听天命了，谁也不知道谁，谁也听不到谁，谁也看不到谁。就在海浪里听天由命了，就往回跑。我当时也不怕，我身体比较好，我农村人，思想又比较热，也还不知道怕。还不知道死了那么多人，还没有恐慌惧怕的感觉。台风过后，通报了，才知道牛田洋死了那么多人，有那么严重。

    当年２１９师的总结报告描述了几个场面，充满牺牲的神圣感，它显示“五七指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最新指示以及“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比个人的生命更重要，为了这些，牺牲个人的生命在所不惜。

    广大指战员和大学生为捍卫毛主席的光辉“五七指示”，保护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把海堤当战场，把洪水当敌人，把险情当命令，越是艰险越向前。许多同志在大堤决口的紧急关头，以“黄继光能用身体堵住敌人的枪眼，我们也能用身体堵住决口”的英雄气慨，奋不顾身，前仆后继，跳进决口，手挽手，肩并肩，筑成一道道人墙，与狂风恶浪英勇搏斗。……六连在大堤决口的紧要关头，副指导员叶植坤抱着石头带头跳进缺口，接着五班长、共产党员杨兵谷高呼：“为党和人民献身的时候到了！”带领全班也跳入缺口，堵住海潮。五班的同志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在此同时，另一个缺口又出现了。九班长赖仁坤也立即带领本班战士手拉手，跳下了决口。他们几次被风浪冲倒，又几次坚强地站起来，把脚深深地插进泥里，与风浪顽强搏斗。后来大堤崩塌，九班同志壮烈牺牲。在打捞烈士遗体时，他们还是手挽着手，充分表现了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了“生为捍卫毛主席‘五七指示’而战斗，死为捍卫毛主席‘五七指示’而献身”的钢铁誓言。

    当时的总结认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正是来源于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作为当事人的心理现实，这恐怕是无可怀疑的，生还者也证实了这一点。

    总结中说到，一个名叫陈汉民的学生，为抢救毛主席像牺牲了：

    有的同志在与洪水搏斗中，任凭风吹浪打，一直手捧毛主席像。有的同志在牺牲的前一刻仍然高呼：“毛主席万岁！”六五七团学生二连陈汉民，忍着腿负重伤的剧痛，冒着生命危险冲进即将倒塌的房子抢救毛主席像，他说，“什么都可以丢，唯独毛主席的光辉形象不能丢，有了毛主席，就有了一切。”他为保卫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现在是四川省高级教师的冯符高，记述了前面说到过的丁绍庸的牺牲：他本来同冯一起，已经在撤退的路上，但他又冲回台风和海潮中，去抢救自己的“忠字台”，结果一去不复返了。

    狂热与理性

    尽管５５３名部队官兵和大学生牺牲了，资财也有重大损失，但２１９师党委在灾后的《抗灾抢险情况总结报告》中，仍然认为取得了伟大胜利，并且“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斗争实践雄辩地证明了这个伟大真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最大的战斗力。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用毛泽东思想指挥战斗，是取得抗灾抢险斗争胜利的力量源泉，也是我们的根本经验”。

    当年的白师长和朱一丁政委，现在都明确否认曾经提过“人在大堤在”的口号。他们认定，这个口号是官兵和学生在抢险中主动提出来的，过后采访事迹材料时，将这一口号收入了由朱担任主编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赞歌》一书。

    当年的大学生、现任汕头特区报社总编辑的刘祥忠提出了一个反证：

    我到报社的第一件事是到广州参加秋交会，周总理指示牛田洋的事迹要报道。当时部队的首长曾说，其他的都可以讲，只有一条不能讲，是周总理指示了的，就是“人在大堤在”不能讲，这一条不是以人为本。当时就提到这个问题。因为抗击自然灾害，非人力所能战胜的，你只能白白地丧失人命。

    不过，不管指挥小组有没有明确提出“人在大堤在”的口号，那次抗台风，都会以“人定胜天”、“人在大堤在”的气慨，去无畏地作无望的抗争。要知道，部队官兵熏陶在那种政治空气、那种铁的纪律已经很久，而在台风七二八的前一天乃至当天上午，他们还在插秧，还在政治学习，还在劳动竞赛啊！

    说什么牺牲本来完全是可以避免的！放回历史背景里，那种牺牲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吧！

    牛田洋抗灾抢险及其前后的精神现象，或许堪称文革中国集体热狂的一个标本。

    经过生死考验的生还者，在参加了火热的重建后，于１９７１年前后陆续分配工作，不管他们原来是哪所大学毕业，都互称“同学”。李肇星１９９８年在美国也自称“牛田洋人”。“红彤彤的牛田洋”这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毕业生们，现在不少都在领导岗位，他们能够理性地审视过去，并从中寻找属于未来的财富。

    陈纤：这样一段沉痛的历史，我们不是要去讨伐谁。我们决不是控诉历史，我们要有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历史是当时造就的，任何历史对后人都有益，不管它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一种对后人的造就，提供经验。

    黄赞发：一是艰苦磨练，不怕苦，不怕累，甚至不怕牺牲；“牛友”们常说：牛田洋的苦都吃过了，还有什么苦不能吃？二是严格的组织纪律；三是政治思想工作的强劲，至于方式，忠字舞，红海洋，早请示、晚汇报，餐敬，那是时代产生的了。

    ３０年了，活着的人们又来到“七二八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前。在一座小山包上，纪念碑静静地俯瞰着牛田洋。不见了稻浪，这里现在是海产养殖基地。

    据说，为拍某个军营题材的电视剧，这个纪念碑上曾随便刻过一个所谓“烈士名单”，其中包括宋江、李逵。

    汕头市政府和牛田洋基地今年斥资近百万，对纪念碑进行了重整。显然是为了定格那一天、那些人：１９６９年７月２８日，被台阶、基座等的数据精心地对应；牺牲者的名单也被首次铭刻。

    烈士的英灵啊，你们想对后来人说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