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ps素材去哪找:权力伦理和经济学 第一章 人性的本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8 20:49:48
自 序
在动手写这部有关权力和经济的运行模式的作品时，我正在着手注销自己的一个小公司。在这个近5年的经历中，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人，我有机会浮出了水面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和体验这个社会的运行规则和经济状况，而这些是以前作为一个单纯的技术工作者难以得到的。
在本文中结合了一些新近的发现和事件，我重新审视了这个世界的历史的以及现实的一些片断。希望通过这种审视，我希望将一种基于自然的社会分析方式展现在读者面前，并以这种方法为基础对过去的社会运行有所解析，这或许对现实的问题有所帮助。作为严肃的人文科学，首先需要认识和界定人性的本质，这是个根本的问题，因为所有的社会科学都是关于人的问题。人类的本性决定着社会的组成、竞争、繁育和演化，我们的社会、家庭、婚姻、风俗和伦理都也是人类本性的体现和结果。如果没有对人类本性的基本判断和了解，那么所有的社会科学都有成为空中楼阁的危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正是由于这种判断的缺乏和谬误，才导致了其社会实践中的挫败。
这里，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一方面要从传统的被灌输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挣脱出来，另一方面也要和古典经济学有所区隔。首先，本书要尝试解答一些有关经济和社会的基础性的问题，什么才是经济学应该做的，经济学目的是什么？经济运行的一个关键的基本问题是怎样分配，这些经济分配的依据是什么?
2008年的春天，和几个高中同学在北京聚会，席间高谈，海阔天空。一位体制内的朋友指着我问，你怎么整天愤愤不平，对他们这么不满，他们有什么对不起你的？我简单的回答说，他们从来没有公平的对待过我。
问题是，什么是公平呢？《论语·颜渊》记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在孔子看来君臣父子就是公平。按照孔子的说法，我这样的人血统低贱，理所当然的应该对现在的状况感到满足和感激才对。但是，我不是佛教徒也不相信来世，所以就不能期望来世高贵，现实中除了不知死活的喊出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好像看不出别的方法来化解我心中的疑问。我曾经自认为是国内一流的电视图形设计师，但是后来发现国内没有这个行业，国内只有被权力寻租者压榨的劳工和厚颜无耻的抄袭者。后来我又尝试做纪录片导演和撰稿人，并且自己做制片人出版了两部作品，但是这些努力显然都不能代替高贵的血统。现实的情况是无论你的能力是否有竞争力，你必然是权贵剥夺的对象或掌中的玩物。但是我这本书并不是用来批判他们的，这就好像你没有必要写一本书告诉别人不能在街道上到处大小便一样。
但是，什么样的分配才是公平的呢？这却是所有的经济体制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国内曾经出现了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说法，这些说法的依据又在那里？难道一个没有依据的说法就要全社会接受吗？但是现实中各种各样的毫无依据的说法，一个个活生生的展现在国人的面前。
为了厘清头绪必须从人类的最初的起源谈起。人类平等关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是什么形成了原始人类社会的平等的关系？这种关系怎样被一些人转化为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压迫关系？从人类历史上看，现代人对的平等的诉求正是人类漫长进化的结果，而且这种诉求普遍的存在于各种文化之中。
历史和现实的事件一次次告诉人们，没有权力你必将一无所有。在文中权力是一条重要的主线，我尝试对权力的概念作一个新的界定，并以此为基础解释经济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比如货币的定义，在本文中，货币被定义为一种所有权的凭证。这样的解释显然更有利于解释从远古的贝币到现行的纸币制度的运行规律。而财富本身也是某种对权力的确认。在第二章 我对权力做了解释和定义。文中将权利定义为法律规定的权力。换一个角度看，我们可以把权利看作受到法律保障可以行使的权力。
现在的经济问题，往往被那些自视精英的经济学家们所垄断，一些经济学家们用一些看似高深的数学公式甚至海量的计算机运算，将大众对经济问题的关切阻挡在决策者门外。问题是，在经济的基本哲学和伦理还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这些公式有何科学性可言？
我们对于经济运行中的权力概念虽然并不陌生，但是对于一些基本的权力依然被人为的被人忽视或屏蔽，比如关于土地、空气、河流水的权力以及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权力。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是一个新的契机，我们可以重新审视自由资本主义的一些基础性问题。权力是经济的基础，经济问题的核心都是权力问题，所有的经济问题的核心依旧是政治问题。世界经济体系的改革的核心必然是权力的平衡和再分配的问题，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资本权力的泛滥和不平衡。
我不是个皓首穷经之人，也算不上博学，但是我却愿意用自己的方式思考。一方面这也是由于现有的学者们提供的答案，往往无法令我满意。所以我不得不越俎代庖，做一些本来不该由我来做的事情。我把文章发到网络上，希望籍此和大家有所碰撞。
何钰烽 2008年12月
权力、伦理和经济学
作者：何钰烽
从金字塔到长城，它们都是建立在思想之上。
——我的卷首语
《权力、伦理和经济学》简介
文革结束后，经济学逐渐成为中国最为显贵的人文学科，经济学家门占据了各大媒体和政府机构的显要位置。文革结束那年我刚刚上小学，上中学时我学的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蓝本的中学课本。而现在的一些经济学家们乐于把自己描述成西方经济学的传人，而且大多是自由资本主义坚定支持者。国内各位经济大家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经济预言家，他们热衷于预测各种类型的经济前景，全球经济增速、能源价格、股票价格、房产价格、乃至利率政策，他们更像是全球化经济神坛上的巫师，举手投足间操弄着大众的神经。
但是时至今日，经济学的本质问题，经济学本身是什么东西，依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空洞。西方现代的左派知识分子们更愿意把现行的学院派经济学称为所谓的“经济理性主义”，而这种看似理性的学科无时无刻不在维护者既有的分配格局。
这部作品就是我对于既往的经济伦理和经济学的反思，而这种反思首先是基于哲学的反思，也就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人性的自利问题。为此我在本书 “第一章 人性的本源”中做了自己的阐述，而同以往不同这种阐述是许多论述基于现代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论述，这得益于科技的进步使得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桥梁。我主张我们必须把人性放到几百万年的历史总来看，人性是多方面、多重性、多模块的进化的产物。基于这种认识古典经济学主张的每个人的人性是自利的，这样的假设是难以成立。从生物和进化的角度看，人性的自利和利他行为都是人类种群进化的产物。另外，人性本身也是矛盾的，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我们无法简化人性为一些简单的假设。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行为经济学论文也证明了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基础的薄弱。而经济学实际是基于人类行为的科学，只有正确了理解了人类的行为本身，经济学才有可能接近正确的答案。而基于人类是群体动物，所以群体动物特有的社会行为，是我们需要关注的焦点。
基于群体动物的社会行为的特点，那就是成员之间，各种行为和能力的社会组织形式，所有的社会行为，核心是安排成员之间的，可以做的事不可以做的事，这种关系我称为权力（power）关系。我将“第二章 权力的本源”作为经济行为的基础加以分析。文中把权力的定义加以延伸，比如把常常被提到的权利（right）作为一个子集包含到大的权力概念之下。并基于历史和人类学心理学的文献，定义了人类权力行为的基本特性，比如婚姻家庭的基础，比如要求平等的心理需求，比如成员之间的思维控制和影响，人类社会的分配伦理和权力的关系等等。
基于人类要求平等的天性，所以我在“第三章 自然资源的共有权力”阐述了一个基本的经济权力问题，就是对自然资源的共有权力，以及基于这样的权力的社会困境和矛盾，以及一些基本分配伦理。人类社会的核心问题是资源的分配问题。这里的基础还是一种基本的被普遍接受的现代社会的伦理。
共有资源的平等，等于给每个成员都有一个相对公平的起跑线，而商品则是经济竞争的主角。“第四章 商品和交换”讲述了商品交换之间的关系。这里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商品定义的否定，否定了商品交换是以劳动为基础的概念，另外也否定了边际主义的效用说商品定义。提出了以权力为核心的商品，提出了商品交换的实质是权力交换。拥有劳动成果的权力显然只是各种权利中的一种。另外指出了由于在贸易中各方权力不均衡而出现的压迫转移或者扩散的现象，我称之为“压迫转移”定律。
“第五章 货币和流通”则在于探讨货币到底是什么东西，货币和权力的关系。以及从权力角度对货币的重新定义。历史上的货币怎样影响了经济，金融危机的实质性问题。通货膨胀和紧缩问题，政府和货币的关系等等，这一章在于重新认识货币的本质。如果人们能够真正理解货币的本质问题这次的金融危机或许没有那么可怕。我们的货币伦理还残留着金属货币的原始印记，这是亟待改革的地方。
“第六章 市场”这里简单的论述了一下，市场交易的伦理，自由市场和政府主导市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管制和放任的困境。另外还提到一种重要的交易行为的基本行为说服的重要性，说服思想控制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市场交易中权力的不均衡产生的不平等及其后果。
“第七章 资本”这一章简单的讨论了资本的本质，资本主义的本质。资本和权力的关系，资本主义实际是一种分配伦理。以及这种伦理的致命缺陷。以及权力关系的明确在资本和市场中的重要性。
到这里基本上说明了一件事情那就是，经济是不可能独立于政治之外运行的。另外，或许打个夸张的比方说，人类现有的经济伦理还是石器时代的。
何钰烽
第一章 人性的本源
社会科学追根到底是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在一切重要的论述的开头，对人类的本性加以分析和定义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人类社会的所有重要事件无不根植于人类的本性之上。比如，获取食物、分配食物、交易、婚姻、养育后代、争夺、战争、乃至改朝换代等等个体和群体行为，简而言之，人类所有的行为都是被人类的本性驱使。关于人的本性问题自古以来是世界上的哲学家思想家争论的焦点。在中国最广为人知的是：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争论。这一问题向来是中国哲学中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孟子建立了人性本善的学说。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孟子曾说：“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荀子则针锋相对的提出了他的性恶学说。荀子认为道德观念不是天然现成的，凡是善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众人努力和觉悟的产物。
另一方面，许多哲学家认识到了，人在大多数时候是被自利的动机所驱使的。老子说：“众人熙熙，皆为利来。众人攘攘，皆为利往”。西方古典经济学常常将经济生活中的人定义为自利的人。17世纪英国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认为：“在人的本性中，我们发现发生争执的三个主要原因。第一竞争，第二猜疑，第三荣誉。竞争使人求利，猜疑使人求安，荣誉使人求名。”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了著名的“无形之手的理论”，既市场中的个人的生产和交换是为了自利，并通过这种自利行为完成社会资源的自然分配。亚当·斯密认为人们在谋取自己私利时，一只看不见的手会引导自私的个体在不知不觉间服务于社会利益。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利己的打算。……每一个人……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下，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支看不见的手 的引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不是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的促进社会的利益。
——亚当·斯密《国富论》
霍布斯和亚当·斯密这种对于人性的判断和解释，其根本的出发点在与——人性是自利的。斯密认为人的行为动机根源于经济诱因，人都要争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工作就是为了取得经济报酬。为此，需要用金钱与权力、组织机构的操纵和控制，使员工服从与为此效力。这种观点后来成为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经济人。
“经济人”的这种观点，虽然很容易被每个人感受和理解，但并不是事情的全部。比如，假如人性都是自利的，那么为何还会有人志愿去为他的国家打仗？要知道，一个人走上战场的生存机率和收益之比，较危险的抢劫还要高的多，因为作战甚至毫无收益还要搭上性命，例如一战时著名的凡尔登绞肉机。1916年法国凡尔登拉锯战，双方参战兵力众多、由于机关枪的大量使用，造成惨重的伤亡。法军损失 54.3 万人，德军损失 43.3万人。相比之下强盗却很少首次抢劫就丢掉性命。
为什么我们要对别人的苦难深深的感到同情和难过。为何很多人会把自己的财富捐献给社会，显然人性不是简单的“自利说”能解释通的。20世纪的哲学家罗素也曾经指出：
正统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上的利己在社会科学中可以视为基本的动机。马克思也同此见解。在这一点上他们是错了。当追求商品的欲望离开了权力与荣誉两种欲望的时候，这种欲望也就有限得很了，只需适当数量的财富就能完全使它满足。
——罗素 《权力论》
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权力论》中，他并没有说清楚为什么人会有荣誉的欲望，这种欲望的根源在哪里。
我在这里，对于这种欲望的产生给以更多的进化心理学和生理学以及人类学的分析，显然对于人们理解人类的本性至关重要。
长久以来，世界上的哲学家们不厌其烦的讨论着——上帝、上天、神圣、崇高、善良、邪恶。但是，既然上帝、上天不可证明，神圣自然也没有根据；善恶又极易划向个人好恶的深渊。看来人类似乎只有这样无休止的争论下去了。
在问题的另外一面，自然科学的发展给现代人类以新的契机从新认识人类的本性和行为。现代生物学、动物学、心理学特别是进化心理学、遗传学、生理学等学科的新进展，考古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新发现，所有这些的科学的成就给现代的人们以全新的空间来重新探讨“什么是人性，人性怎样推动人的行为。价值观世界观对人性的扭曲作用”。这些社会科学的基础性问题。
在人类了解自身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发现，是19世纪达尔文的进化论。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从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观点出发，认为生物的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作用能导致生物的适应性改变。达尔文的进化论给当时西方的社会伦理以强烈的震撼。当时一位主教的妻子，当她听说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后，非常感慨地对他的丈夫说:
我们是猿的后裔！天啊，希望这不是真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让我们祈祷不要让人们知道。
——《万物简史》
显然，受到进化论冲击最大的是宗教信仰和神学。进化论的出现，给当时的神学和哲学以极大的震撼，因为既然人是猿的后裔，那么作为猿的后裔，人类看不出有何神圣性可言。大概从七百万年前和猿类分化成几个分支，存活下来的有三支，一支是现在的大猩猩，一支进化成黑猩猩和倭黑猩猩，还有一支就是我们现在的人类。我们人类的祖先和黑猩猩在五百万年前才分开，成为独立的一支物种，人类的基因有99%与黑猩猩完全相同。随着越来越多的科学发现证明了进化论的理论基础。历史流传下来的把人类视为神圣的哲学和政治理论，在现代科学领域已难有立锥之地了。
既然，“神圣”从来不曾存在，那么那些宣称“神圣”的事业可以退出社会科学的舞台了。回顾人类历史，多少奴役和压迫都是以“神圣”的名义进行的。历史上统治集团往往通过宣称自己是某个神圣目标的执行者，而把大众置于本集团控制之下。人类学家认为，历史上的国王也正是由大祭司天然转化而来，比如埃及的法老和中国商代的国王。
中国古代的“天子”即以神圣的上天的名义统治国民，在商周时代所有的国家大事都要通过占卜征询上天的意志。中国古代认为，国之大事在祀（祭祀）与戎（战争），祭祀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可见一斑。用现代政治来比喻的化，祭祀是内政，战争是外交。
僧侣
——罗素 《权力论》
中世纪欧洲的教皇和国王们关于世俗和教会的权利分界争执不休。罗马教会代表上天统治，而教会哲学家们在政治上则是维护教会的利益的。直至现今宗教依旧是世界上很多地区的主导力量，特别是在中东北非的伊斯兰教地区，这些地区依旧保留了很多政教合一的宗教统治。到了近代，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强调，国家是神圣的，即国家在道义上高于市民社会，市民的愿望及其满足理所当然的要为实现民族的更高目标而做出牺牲。神圣的上天和神的意志，变成了被人为操弄的“国家”或者“人民”。黑格尔把正义和强权视为一体，从而有意识的把两种含义融为一体。这种理论最终成为法西斯主义和纳粹的行动指针。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受其影响很大的马克思主义对人道主义的蔑视和后来列宁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内核——即不择手段的消灭对立阶级。十月革命后列宁下令将沙皇的全家老小统统处决，这种残暴的手段即使是清王朝的后期也不再采用了。还有，中国文革时期对“阶级敌人”亲属的迫害，这些在阶级斗争理论看来都是顺利成章的。但是这些反人道行径公然违背了“罪不及亲人”这样起码的现代社会伦理。历史的教训说明一个个“神圣”不可侵犯的理想，最终往往都成为独裁、歧视、压迫、奴役、杀戮、甚至种族灭绝的工具。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神圣的消亡并不会让人们感到绝望和无助，反而会给人类更大的自由。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最主要的品质不是神圣，而是——互助、协作和友爱，人们关爱亲人、关爱朋友、乃至关爱人类，这种关爱才是人类社会的基石。为了亲人和群体、民族、信仰、很多人都可以奋不顾身的面对危险。这种品质从何而来，古人多归之于神秘主义。孟子认为，宇宙在实质上是道德的宇宙。人的道德原则也就是宇宙的原则，人性就是这些原则的例证。卢梭认为，共同生活的习惯，使人产生了人类所有情感中最温柔的情感：夫妇的爱和父母的爱，每个家庭变成一个结合得更好的小社会，因为相互依恋和自由是联系这一小社会的唯一的纽带。现代的科学发现则表明这种情感不是由某些神圣者感化而来或者来自圣人的教化，而是人类群体进化的天然结果。
为了了解人性的天然成因，我们必须由生命的初始状态开始认知人类社会的内在结构、关系以及相互的作用力。人性起源于生物自然的行为模式。人类的行为模式是自然进化和社会组织的演化以及遗传的偶然性交互作用的结果。人类学家韦斯顿·拉巴尔（Weston
当人类进入拥有语言和工具的文明社会后，文化又成为一个更为重要的心理反应机制。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Levie-Strauss）曾经讲述了原始人对亡灵的两种态度，第一种态度是，死去的人不再纠缠活着的人，从而换来了后者的尊重并定期向他们表示敬意，死者也保佑生者。第二种态度是，死去的人企求安乐，但是活着的人则无视这种愿望，他们不停的调遣死者已帮助自己，利用死者的恐惧，以此获得某种威望。现在看来，这两种文化现象，可以看作是人类的文明在语言出现后，人类成员特别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依赖程度增加，以及死亡现象的恐惧有语言带来的扩散效应的某种心理的平衡机制。
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的立法者和统治着都宣称自己或自己制定的法律是“善”的化身，反之，把敌人塑造成“恶”的化身。在此之后就是无休止的争论，直到用暴力消灭对方肉体。而许许多多的杀戮正是以神圣的名义进行的。但是，即便在两千多年前，古人也开始认识到了,善恶似乎和上天或神灵没有什么关系。老子曾在《道德经》中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进化论认为，作为一个物种，现代人类是作为整体一起进化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独处者非神即兽”。20世纪后期兴起的进化心理学认为，个人与群体保持一致的愿望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对生存和繁殖的关心。在人类种族的进化史上，成为群体的一员不时一种选择，而是生存的必须，不被群体接受的个体通常意味着死亡。无论大猩猩还是和黑猩猩以及现代人都在出生伊始就存在于组织化的社会之中。
所谓的“善恶”的根源，都是群体动物的行为偏好，比如作为独处的动物，它们的行为偏好就没有多少善恶可言，因为它的行动不会对同类有什么太多的影响。但是，一旦进入交配季节，这些动物还是遵循着某种规则，因为这是一个双向交互的过程，既有同性的竞争关系又有异性之间的吸引关系。作为群居动物的物种其内在的偏好和规则就复杂的多，比如狮群中多数由雌狮捕猎,而猎物则根据体力来争夺,雄狮优先食用猎物,雌狮和幼狮则必须等到雄狮吃饱后才能吃些残羹剩饭。狮群中新获取交配权的雄狮会咬死先前雄狮留下的幼崽，而这些人类看来匪夷所思行为，这些在狮群中却是得到认可的行为。狼群集体捕猎,猎物同时被狼群内所有个体吃掉,只有饥饿过度时才有例外。而黑猩猩则需要向对方讨要食物，另外，群体中有一些母黑猩猩死去，它们的未成年子女会被它们最大的一个子女抚养，通常是姐姐来抚养，这一点已经和人类非常接近。虽然各个物种之间行为偏好千差万别，但是这些差别都是自然进化和生殖竞争的结果。同样的道理，人类的行为偏好，也是在几百万年的进化中逐步形成的，人类在400万年前开始走下树枝，250万年前，原始人的脑容量加大，到了170万年前，原始人的体型已经接近现代人，而脑容量却只有现在的一半，50万年前晚期智人取代了直立人，到了5万年前，人类发生了进化史上的飞跃。虽然经历了漫长的进化过程，人类的有些偏好依旧留有远古生存的痕迹。比如人类（包括多数男性），在夜里对漆黑的环境感到恐惧。这显然是远古时期形成的心理机制。试想在野兽出没的远古时期，个人在自然环境下很可能成为掠食者的目标，恐惧是对个体的警告，其作用在于告诉个体快速离开危险的环境并找到庇护所。
自然界中所有的行为，其基础的构成是神经活动，神经活动从非常低级的动物那里就已经存在。比如，线虫是一种精微细小的微生物，它的神经系统非常简单，只有302个神经细胞。利用一种最新发明的设备，研究人员进而发现了与行动和感觉相关的特定神经细胞。当代生物心理学家的观点是，行为是作用于神经系统的许多内外因素共同决定。神经的基本作用是通过生物电流信号，对环境的变化做出反应。人类体验的感情，如欢乐、忧郁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枢神经的神经元的活动，这些活动分为基本的兴奋和抑制两类反应。科学家发现，某些化学物质决定了神经的反应。换句话说，每个行动都由神经末端的化学物质决定和驱动。比如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也就是说，行动会马上得到体内的化学反馈。科学家们确定了一种叫多巴胺的物质为脑内信息传递者的角色，多巴胺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用来帮助细胞传送脉冲的化学物质。这种脑内分泌主要负责大脑的情欲，感觉，将兴奋及开心的信息传递，也与上瘾有关。爱情特别是热恋其实就是脑里产生大量多巴胺作用下的状态。另外，某些药物如鸦片类物质都可以影响这种神经反应，比如吗啡、海洛因、可卡因等。通常在服用可卡因的吸毒者身上，由脑神经传导素水平提高带来的变化，会使吸毒者产生飘飘欲仙的快感，并产生更强烈的渴求。
最新的科学成果表明，进化过程是由基因、酶、荷尔蒙（激素）、食物、光照、种群密度共同形成的。其基本模型是：基因在细胞中，细胞在肌体中，肌体在环境中，各种因素层层嵌套。20世纪后期兴起的进化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类进化不仅是肌体和智力，人类的心理包括情感和欲望也是进化的产物。
将来必定还有其他一些我们没有知道的机制有待科学发现。但是，现有的发现也足以说明，人类的活动都会从体内的化学分泌中得到反馈和驱使。恐惧、仇恨、热恋、嫉妒等等活动都是由内在的物质驱动的生物电流。这些驱动和反应，都是我们在进化过程中，肌体的先天本能和后天的条件反射。而什么是这些的驱动力呢？基本的观察和经验可以初步推定，这些行动都由生命的本质驱动，生命的本质就是生存和繁衍，即种群基因的延续。而生物进化的推动力之一，则来自生存和繁衍同环境的互动。《易经》中说：“穷则变，变则通”。每当生命遇到困境时，这些困境包括种群的过渡繁衍和环境的巨变，为了生存，处于困境的生物都会作出某种改变，而改变又通过繁殖得到扩大和完善，同时自然选择和生殖竞争又淘汰了一些种群的基因突变。另外环境的微小改变也会逐步累加造成改变基因的改变。最近的《现代生物学》杂志，发表了一个纽约大学的生物学家们的发现，这个多国研究小组通过不同的蛔虫样本研究，发现进化并不是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是随机的，而是具有确定性且有秩序的。
2005年，西班牙科学家在实验过程中科学家小组研究了40对年龄从3岁至74岁单卵细胞双胞胎的遗传物质，对DNA甲基化区域进行评估。现已查明，三分之一的双胞胎的DNA和组朊的化学结构变形程度明显不同，而年龄很小的双胞胎几乎没有区别，但是年龄越大差别也越大。在60%的双胞胎基因结构中观察到最明显区别，他们的年龄在28岁以上。西班牙科学家相信，正是基因中这些改变在影响人的敏感性和健康，研究人员还指出，单卵细胞双胞胎分开的时间越长，他们的基因差别就越大。因此现在可以肯定，环境会对人的DNA产生很大影响，会引起由遗传因素决定的疾病。
20世纪60年代初，生物学家美国人乔治·威廉斯George Williams和英国人 威廉·汉密尔顿 William Hamilton先后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这种理论提倡从基因上理解进化和从细节上解释群居行为。威廉斯认为衰老和死亡对肌体来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而对基因则可以由此实现优胜劣汰，其结论是动植物的生命并不是为自身个体的存在，而是为基因的延续服务的。比如，鲑鱼在产卵后会死亡，蜜蜂蛰了入侵者后自己也会死亡。自然界很多例子证明个体为了基因的延续可以牺牲自己。专司劳作的鼹鼠甚至也会为群体冒生命的危险，甚至牺牲自己，如遇到将要入洞的蛇时，鼹鼠会奋不顾身的冲上去用身体堵住洞口。狒狒群中，地位显赫的雄性狒狒遇到捕食者，发出狂叫一边给同伴报警，一边以敢死者的姿态冲向入侵者，即使不敌入侵者，它也会掩护群体撤离，自己始终处于最危险之处。
这一基因进化的理论把基因限于个体或者家族的基因，所以，被科普作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说成是“自私的基因”理论。而实际上并非如此，现代生物进化理论基本观点：种群是生物进化的基本单位，生物进化的实质是种群基因频率的改变。在动物遗传中，一个基因如果不同其他基因进行交换，这个基因也必将被削弱或走向灭亡。所以高级动物的基因本质上是要同其他同类的差异的基因进行交换。生物制造的不同个体越多，在面临生存环境中出现危险变化时（如超级捕食者来临），保留有一些个体具备必需的应变能力的机会就越大。一个物种的地狱，绝不是其他物种的天堂，因此竞争不可避免。例如，中国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家李保国发现，森林采伐是造成金丝猴等濒危动物种群隔离的“元凶”。长年大规模的砍伐使得秦岭山区的生态环境发生变化，隔断了金丝猴等野生动物的种群交流，加速了小种群的灭绝和近亲繁殖造成的基因衰退。这也就证明了，种群内基因无法交换必然会走向衰落，种群内部基因的无限扩大并不符合基因复制的利益。所以如果基因是自私的，也是整个种群的自私。那又怎么称得上自私呢？这种自私说是“大同”更为贴切。
1967年艾德华兹（Wynne-Edwards）提出群体选择理论，正如自然选择可以在个体层次上起作用一样，群选择也可以在群体层次上起作用。具有某种适应性的群体很可能会逃脱绝灭的命运。群体选择学说认为种群和社群都是进化单位，作用于社群之间的群体选择可以使那些对个体不利（降低适合度）但对社群或物种整体（增加适合度）有利的特征在进化中保存下来。
再以蜜蜂为例， 工蜂的刺螫行为是抵御蜂蜜掠夺者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手段。但执行刺螫的工蜂是一些敢死队队员。在刺螫这一行动中，一些生命攸关的内脏，通常要被拖出体外，而工蜂很快就死去。这种行为显然不仅有利于这只牺牲蜜蜂的基因，而是所有蜜蜂，通过这种牺牲警告了所有试图入侵的动物，其他的蜜蜂都得到了有效的保护。种群的生存意志，在这里超过了个体的求生意志。另一方面，蜜蜂在蜂巢内部也会为了生殖的机会展开激烈的自私的竞争，最先孵出的蜂王会杀死自己的同胞姐妹。这里则是个体的基因复制优先。
蜂巢里的蜜蜂是共产主义的完美模式，完全符合“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在它们的世界中生存斗争受到严格限制，蜂王、雄蜂和工蜂的食物数量各有不同……一只生来就注重伦理道德、细致周到的雄蜂必须做得像一个毫不掺假的道德家。它将完全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告诉那些仅仅为了混点口粮而辛劳一生的工蜂们，它们的奉献既不能说是大公无私，也不能用任何出于实用的动机来解释。
赫胥黎《天演论》序言（1894）
作为高级动物的狼群活动则更为复杂，狼群有着复杂的等级制度，狼群需要团队协作才能捕获到足够的猎物同时保证自己的幼仔，在狼群中母狼会帮助自己的姐妹抚育下一代。黑猩猩的社群是以雌性家庭为基本单位的，这些家庭小集团成员之间的协作互助行为是经常发生的，它们结成一种联盟，共同御敌，相互帮助。动物学家贝尔特·海因里希（Bernd Heinrich）观察到一群乌鸦发现了一个动物尸体，但是它们并没有马上开始大快朵颐，而是呼叫其他同伴一起分享。他曾抓住了一些疲惫的乌鸦，并做上标记对其进行DNA分析，进而证明了它们之间没有亲缘关系。这是相互利他主义中一个明显的例子，因为正如海因里希证明的那样，这些被呼唤来的乌鸦彼此之间并没有亲属关系。
僧帽水母是另一种通过刺细胞向猎物注射毒素的水母。僧帽水母在全世界的温暖水域都有分布。事实上，僧帽水母并不是一个单一个体，而是由四种不同的个体（水螅型珊瑚虫）经过高度修饰而形成的组合体。组成僧帽水母的每个个体，都具有一定的生物学功能。其中，浮囊支撑着其他的三个个体，使整个生物体能够在水中漂浮；触须负责在水中“捕猎”，并将捕获的猎物传递给消化个体。僧帽水母整体的繁殖依靠生殖个体进行，它是另外一种水螅型珊瑚虫。僧帽水母的例子证明了自然界的进化过程中，群体或者联合体的存在必然有其存在的自然机制。这也是自然进化环节中单独的简单生命体向联合的复杂而高级的生命体的过渡形态。作为高级哺乳动物的人类显然也存在着某种群体的机制。
在最新的研究中，来自德国马普进化人类学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的心理学家设计了一个的实验。他们将三个房间分别编号1，2，3。1号房间里放有鲜美的西瓜或者香蕉，2号房间里放置一只黑猩猩，1号和2号房间之间的门是锁住的，这使得2号房间里的黑猩猩垂涎欲滴却无可奈何。3号房间里是另外一只黑猩猩，它能够通过移动一个木栓而开启1号和2号房间之间的门，从而使2号房间里的黑猩猩得到食物，而它自己却得不到。实验结果显示，80％的情况下，3号房间里的黑猩猩都会移动木栓。研究人员据此认为，利他行为并非人类所独有。自然界既然进化出了群体动物也必然进化出了联系群体动物的“内在生物机制”。这种机制在低级的昆虫比如蚂蚁中是某种化学分泌物，在较高级的动物中就是大脑的运行模式。
人类的行为模式都是自然进化和社会进化而来。作为群体动物人类和灵长类动物组成群体是他们求生的主要手段。这个群体的组织水平直接关系到群体的生存的重要因素。
1871年达尔文在《人类的进化》中说：
什么样的种族能够生存下去呢？一个种族，他的成员都有非常高的、热爱自己团队的精神，都能非常忠诚、守秩序，有勇气并有同情心，这样他们随时都会互相帮助，而且随时准备好了为了集体的利益而牺牲自己；这样的种族会成为其他绝大多数物种的胜利者，这就是自然的选择。
作为群体动物进化而来的人类，人类的进化也是以整个种群为基础的。而推动种群进化正是基因的内在力量。一个能够存留下来的物种必然有着成熟的行为偏好和生存策略。虽然达尔文在描述，种群的互助行为时，依然用者传统的道德的词汇，然而现代科学的发现，使我们可以确信，生物种群在进化的同时，也进化出了联系种群的行为偏好和相应的生理心理机制，这种偏好存在于个体体内，使得种群不会解散，并一代代得到强化。例如，哺乳类动物的母亲会抚养自己的孩子，这种内在的动因，并不是完全自利的，而是有利于整个种群的情感。另外，人们的同情心也是联系种群的心理机制，只有富有同情心得种群，面临挑战时才会更加团结。这种情形不但存在于人类社会，同时也在很多物种中存在。比如遇到狼群的围攻时，成年麝牛会肩并肩形成一堵墙来保护幼崽。正如孟子说的，人类对幼儿的喜爱，也是天生的性情，现代的杂志封面还是常常把天真的儿童作为封面，广告商也对儿童的形象推广乐此不疲，这从一个方面证明了这种“护幼情节”的普遍性。
中国古人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不仅是后天的道德需要，也是天然的情感驱动。所以人类的互助本性是种群存在的必然要求，远古时期一个无法互助的群体必然在自然竞争中和社会竞争中走向消亡。在人类社会中即使像强盗小偷这样的群体，也会逐渐形成属于他们的互助和道德。就是所谓的“盗亦有道”。这个成语出于《庄子·胠箧》，文中说：
盗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盗乎？跖曰：何适（哪里）而无道邪？夫妄意（能猜中）室中之藏，圣也；先入，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判断是否可以下手），知（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
这个寓言从另一方面说明即使要成为一个大的盗窃团伙，没有某种互助互利的伦理都是不可能的成功的。西方著名的黑手党影片《教父》也是这种黑帮道德的完美演绎。黑手党之所以成为西方最大的犯罪团体，和其历史悠久和一直传承的内部伦理也是分不开的。
孟子提出大量论证，来支持人性的利他主义。孟子把道德伦理的起源归结于人类天然的内心感触，比如同情心、羞耻感、要求公平的心理要求，这些说明人类的利他的道德伦理都是根植于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沐惕侧隐之心。……由是观之，无侧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侧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公孙丑上》
这种良知来源于人类本性的说法，在明代又被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感悟了出来一些，并创立了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心学。这个人就是王阳明（王守仁 号阳明）。王阳明认为，“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就是说明我们对事物的最初反应，使我们自然而自发地知道是为是，非为非。这种知，是我们本性的表现，王守仁称之为——良知。我们需要做的一切，不过是遵从这种知的指示，毫不犹豫地前进。”
有一个故事说，有个王守仁的门人，夜间在房内捉得一贼。王阳明对贼讲一番良知的道理，贼大笑，问他：“请告诉我，我的良知在哪里？”当时是热天，他叫贼脱光了上身的衣服，王阳明又说：“还太热了，为什么不把裤子也脱掉？”贼犹豫了，说：“这，好像不太好吧。”他向贼大喝：“这就是你的良知！”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人的本心的表现，通过良知人们直接知道是为是，非为非。就本性而言，人人都是圣人，也就是说人都有利他的一面。这就是为什么王守仁的门徒惯于说“满街都是圣人”的缘故。
德国哲学家康德（Kant）曾经对同情做出过的分析：
如果你对别人的痛苦感到难过，这就是同情。……有一点极为重要，那就是给予同情的行为是自私的行为，因为别人快乐你才快乐，别人苦恼你也难过。因此对别人的同情可以帮助你实现自身的价值。
不管同情的原因是什么，或者它是怎样产生的，再也没有比满怀激情地看到别人的同感更使我们高兴，也没有比别人相反的表情更使我们震惊。
——亚当·斯密 《道德情操论》
康德虽然把互助解释为自私，但是这种却也说明了，一个人做了正确的有利于种群的事会得到内在情感的奖赏。这一点也被亚当·斯密注意到了。现在看来这种奖赏——“快乐”，换句话说就是说一个同情他人并帮助他人的人，自身获得了脑部的分泌的回报，这种回报正是种群的利他机制的作用，也可以说是群体的联系机制的作用。根据生理学的研究，可以认为，本质上一个年轻男人同情他人并帮助他人的快乐的奖赏，和获得一位美女的青睐是一类性质，只是存在着强度的区别。当然多数情况下美女的青睐脑内多巴胺分泌的可能更多些，给人的兴奋也更强烈。通过上面的例子，既然互助的情感是会在人类的大脑中的得到回馈，我们有理由相信，种群的互助机制是进化过程中通过内分泌的赏罚系统来完成的，这种机制的本质就是维持种群的内在联系。这和驱使我们的男女之间的情欲的机制，本质上是一样的。从最高的层级来看所有的人性都是进化的机制和进化的选择。
心理学家把这种内在动力称为精神动力理论,由20世纪初期，著名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提出，弗洛伊德把一种内化的道德标准的形式控制着人的行为的内在心理驱动力称为“超我”。当行为违反这种道德标准的时候，个人就会感到内疚并被这种痛苦的感觉惩罚。虽然弗洛伊德的理论还没有，明确这种内在的驱动机制的成因，却在经验上确定了某种超越个体自我利益的内在心理驱动力。现代的生理学证明，人类脑部的海马体和杏仁体和人类的情绪和记忆有着密切的关系。
人类的大脑中存在着一个很小的叫额前叶的部分，这个部位受到损伤的病人，会成为“理智的傻瓜”，这些人感觉和智力完全正常，但是这些人却无法对兴奋、苦恼、挫折有任何反应，他们无法感受别人的情感，对人际关系无动于衷，以至于无法完成自己的工作。1995年安东尼·戴马索（Antonio Damasio）在其著作《笛卡尔的谬误》中对12位这样的病人进行了描述后，得出结论，他认为，人类对有些事情的判断和决定一刻也离不开人类的情感。
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的认同在一个人的心理中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个体对自身生命的认同，这些事件在一些极端的被社会排斥者的极端行为，比如一些人的自杀自残中也说明了，人类的意识时时刻刻都在被社会的集体和种群意识驱动。作为群体中的一个成熟个体，个体时时刻刻的关切着自己在社会或种群中的位置。
人类的美德不需要背离人类的本性凭空创造，人类的美德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生理和心理机制，它是人类的本能。
但是，这种群体性的本性也常常被一些肮脏的政客用来制造仇恨和专制暴行。法西斯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以此来制造仇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暴行竞有许多来自群体之间的仇恨。
在意大利和德国，机会主义贯穿于这两个党扩展其权力的过程中。它们不是依靠共同的目标和原则，而是求助于共同仇恨和恐惧心理。把观点不同、利益相悖的集团结合到一起，它们靠承诺以满足每一个人的每一项要求的政客手法，把农民和大地主．小业主和大实业家、有固定薪金的白领工人和工联主义者松散地统统凑在一起，因为一个明确固定的政治纲领都必然要把党希望吸收的一部分集团排除在外。
——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
在进化的另一方面，种群的进化过程中，种群内部又存在着竞争，竞争的主线是生殖权利的竞争。每一个个体都希望自己有机会繁育后代，而这种竞争的基本规则是强壮者机智者得到更好的繁殖机会,即进化中的性选择。而优秀而强壮的个体必然要获取更多的资源，所以这又有着自利的行为偏好和心理机制，同时形成对竞争者的排斥心理，比如嫉妒、厌恶。一直以来许多考古学家们都认为，对于女性的争夺是新石器时期部落之间仇杀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一论点。不过2008年6月，科学家们通过新的方法对从德国一个集体墓穴出土的骨骼进行分析后，得出了有利于上述论点的佐证。这些虽然产生了种群内部的不团结，但同时也实现了种群基因的优胜劣汰，即要足够优秀才能够取得复制基因的机会。当然要获得繁殖的机会首先要活到能够繁殖的时候，并获得足够多的生存物资和领地。这就引发了生存机会生存资源的竞争。科学家们认为，宽吻海豚是因为食物减少导致竞争加剧，从而出现“杀婴”的现象，科学家说，虽然宽吻海豚是一种温和的动物，但也会有攻击性行为。
动物学家沃特森（Watson）在研究一种红松鸡时（lagopus scoticus）发现，雄性红松鸡一旦注射了睾丸酮，雄鸟保卫的领地面积立刻增加了一倍，而且可以吸引更多的雌鸟，而且攻击性也越强。动物的攻击性甚至是同体内的雄性激素决定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躁动的青春期。雄性赤鹿常常在秋季开始交配，鹿群中最大最强壮的雄鹿获得最多的妻妾数量，交配机会也最多，但是这也给雄鹿带来很大的伤害，雄鹿在争夺雌路的争斗中一般都会受到一些轻伤，但是也有20%-30%的雄鹿因此致残。
在狒狒的群体社会中，年轻的狒狒总是通过三五成群的结成同盟来对抗年长的猩猩对众多雌狒狒的霸占和独享，在取得成功后将年长的狒狒赶走。然而在此之后只有一个团伙成员可以获取交配权。狒狒的夺偶游戏，实际上是由两个或者多个较弱的个体去驱逐一个年长的强壮的个体的，这种规则实际上是为了达成种群的基因多样化的一种方式，即轮换或许强壮的雄性基因，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基因多样化也是种群繁盛的重要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在竞争中，单独的个体很难获得交配权，由于多方参与，成员平等的竞争规则也被产生了出来。同时每一个参与打斗的成员都是出于自利的目的，也就是说打倒原有的强者才能有自己争取到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可能取得新的交配权利。作为个体的竞争之外，自然界又存在着广泛的小群体之间的互利结盟行为。
人类群体进化过程中的互助利他的本性，发展为某些行为偏好，就是后来发展成社会的所谓的“善”。另一方面，由于人类的某些自利和排斥的内部竞争，发展出了某些违背群体利益的是个体行为，这些行为为大多数成员所反对，比如在自然界中，猛兽的择偶争斗也很少将对方真正至于死地，那些不被群体所接受的行为逐渐被后来的文明社会称之为“恶”。比如在食物匮乏的时期，独占共同捕获的猎物，这种行为通常被定义为“恶”，人类学家们发现了在原始社会也普遍存在着敛财的禁忌。看来吃独食在那里都是不受欢迎的。在远古时期一个男子如果抚养了别人的孩子，对自己的基因是很大的损失，每一个男人都不希望这样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女性的不贞行为在文明初期就多被定义为恶。但是这些行为在现代则要相对负面性较少，这主要是由于在富裕的现代社会养育孩子相对容易的多。在善恶之间还有一个中间的过渡地带，这些行为符合或不抵触群体的利益同时，个体或集体自利和排他的竞争行为，这些行为就成为所谓的“自由”。
人类社会的基本的构成的力量是联系群体成员之间利他动力，这种动力表现为利他的行为，这种动力的根源是种群的延续和繁盛的要求。另一个动力是个体的生殖生存竞争和排斥行为为代表的自利动力以及派生的个体成员之间的同盟的互利关系，其根源是个体的基因延续的愿望。人类社会是由利他的互助性和自立的排他性交互作用的复杂群体。现代生理心理学认为，人的大脑由不同的模块构成，可能负责群体的互利模块和负责个体的自利模块属于不同的模块。如果是那样的话，人类的这些利他和自利的属性就不是谁比较强的问题，也就是说二者可能同时存在，并造成人们在精神上的矛盾和彷徨。
人性的本质也可以概括为——利他的群体性和自利的个体性的交互作用。他们不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更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织或者说是相互嵌套。由于利他性和自利性都是自然形成的，那也必然存在自然的差异。个人先天的利他性和自利性存在着个体的较大差异。根据进化论和遗传学的原理，这些差异，部分是后天的经历和环境有关，另外不可否认的是也存在着少量的遗传因素。这也可以解释同一对父母的两个孩子，为何会道德品质有着天壤之别的原因。当然，这不等于说某些人天生是所谓“坏人”。心理学的数据表明，环境对人类的行为的塑造作用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不可缺少的作用。个人的行为模式是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二者的复杂的结合。
美国在20世纪的一系列战争中出现了很多英雄，他们用自己的身体压住手榴弹以保护战友的生命，或冒死从战场上营救受伤的同伴，或做出其他同样性质的极端的行动。这种理智和激情相结合而产生舍生取义的结果，在第一手的战场记载中常有报导。20世纪90年代，爱伯斯坦领导的研究小组曾经发现过一种“冒险基因”。这次他们从354个有多个兄弟姐妹的家庭中，选取血液标本，向受测试者提问，并按照所获取的信息，划分其无私行为（一种测量利他主义的方法）的等级。由于调查问答和验血采用匿名方式，因此受测试者无需为自己标榜，可以获得较为准确的数据。为进一步求证得出的结论，研究人员还通过具有奖罚性质的经济游戏，来观测人们是否表现出利他主义的行为，然后再检测他们的基因变异情况，进行比较后发现，大约有2/3的人携带有利他主义基因。
研究人员指出，利他主义基因可能是通过促进受体对神经传递多巴胺的接受，给予大脑一种良好的感觉，促使人们表现利他行为的。这意味着多巴胺在忠实于社会道德准则的利他行为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研究人员认为，拥有利他主义基因的人可以承担好的工作，因为他们可以从工作中得到更多回报。
这种利他主义基因是第一次被发现，但研究人员认为，一定还有其他利他主义基因有待发现。而且，利他主义基因只是决定人类表现利他行为的一部分原因，另一部分因素则来自外界环境的影响。现在的问题是环境的因素到底有多大？
最新的遗传学说明遗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多方面的，研究显示遗传受到环境的影响、和生理的改变,细胞的变化组织的变化乃至环境的变化等诸多方面的影响。（比如自然的用进费退，一个喜欢锻炼的人较之懒惰的人获得健壮的后代的几率显然要大一些。）在物种发展中并不存在事先确定的基因的改变。基因决定论是无法全面揭示生物的遗传和进化的。另外进化也不是线性的发展的，相反在人类这样的高级哺乳动物中，从宏观来看，进化是量子化发展的，从微观来看是多样化发展的。
环境的变化有时取到关键性的作用，研究显示，鳄鱼的卵在某个孵化温度范围内都是雄性，在另一个温度范围内则全是雌性。还有一种珊瑚礁鱼，鱼群里只有少数雄鱼，当雄鱼一旦离开鱼群时，某些雌鱼就会自动变性为雄鱼。
将复杂的生命简化成一项愚蠢的游戏，这正是经济学家臭名昭著的原因之一。
——麦特·里德雷 Matt Ridley 《美德的起源》
人类的环境因素对个人的发展作用显然更加重要。这些在现代的犯罪心理学中有了许多证明。例如许多暴力罪犯，在年幼时都有被虐待或者被性侵犯的经历。人类的文化不仅改变人类的生活也可以改变人类的遗传，人类的进化存在着基因和环境的互动，由于文化的出现环境的影响对人格的塑造起到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关于人性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所谓“理性人”问题，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家常说的,“理性人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个问题表现在古典经济学中的所谓的理性主义和边际主义。所谓“边际”（margin）是指商品的效用，通俗的说就是利弊之差，我不知道是哪个中国人翻译的这么差的专业用词。亦或是那个经济学家有意翻译了一个最不着边际的词“边际”来说明这个效应。实际中文的词典中就有：富余，利润、差数等词，这些远比“边际”接近英文本意。边际主义简单的说就是理性人追求富余（边际）最大化，通俗地说就是这件事是否合算。但是问题首先是，理性是什么呢？英国的哲学家大卫·休谟曾经说：“理性乃是而且应当只是情感的奴隶，除了为情感服务并服从于情感之外，决不能冒称任何其它的功能。”这也就是说理性首先是服务于人类的内在需要的或者说是以人类的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为基础的。当代的科学发现则证明，事情远比休谟的论断复杂。一般说来，心理活动的最高层级是思维策略，中间一层是初级信息处理，最低层级是生理过程，即中枢神经系统、神经元和大脑的活动。另外人类的大脑是模块化的，1983年，美国心理学家发现大脑不可能是单一的中央处理的方式进行思考的，而是多种目的的模块程序构成的器官。而且打个比方说，大脑没有中央处理器，而是多个不同的处理器构成的器官。这些模块负责人的不同层级的心理活动。这些不同的层级有着不同的需求，这也是人类的心灵产生矛盾的内在原因。1998年心理学家卡特(Carter)的研究指示，大脑的不同组成部分具有独立影响人类行为的能力。
每个人都会有为选择所苦恼的经历，这也说明了利益最大化的不可行性，因为许多时候各种因素是不具有可比性的。比如，在宴会开始前，中国人的理解是不可以吃餐桌上的东西的，但是你又很饿，你吃了就是不礼貌，你可能又有低血糖，不吃会给身体很大的伤害，宴会的主人又是你的上司。所以你的选择会非常难以决定，这种情况常常是生活的常态。生活中我们时时刻刻的看到身边的非理性选择。比如，男人们常常会为妻子从超市里大减价而购买的大量无用的商品感到烦恼。边际主义的经典例子是，“有一辆车可以方便出行，假如它要维修或作为备用车，第二辆车也相当有用，但不如第一辆车有用，第三辆车就更加不如前面的两辆车了。给定汽车的价格，没有人会相信会有人去购买三辆车，因为第三辆车的收益可能低于其价格。”这个例子换成衣服鞋子就马上失效，因为，人的需要本身是多方面的甚至是矛盾的。所以人类的思维本身就是多重标准的，人是不可能完全统一认识和理性思维的。古典经济学家往往忽视了一个主要因素，就是人们在购买决策时，最主要的通常是购买冲动，“一时的血气”。正因为这样，促销才能大为有效，广告才能大行其道。行为经济学家认为，决策的过程由于大多受到高度复杂而又紧迫的情境的影响，使得决策者不得不求助于自觉的判断。所以很多活动根本不存在理性可言。
总结一段简单的关于人性的描述。人性就是人类种群为了生存和延续而进化发展出来的习性或者偏好。人性的本质是维护种群的生存繁衍，每一个个人都是种群的一个组成，这种组成依赖于人类的群体的互助利他精神，另一方面人类又有个体和集团的繁殖及生存竞争以及相应的自利排他本能和基于自利的互助的协作。人类的自利和利他即密不可分又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同时人类的行为又被环境所限制和改变，这就是人类的本性。传统的古典经济学的自利“经济人”假设，和与之相应的古典经济学体系是不完整的，基于这样的假设的经济学，如同将历史看作是只有男人的历史学一样荒谬。亚当·斯密认为经济利益来源于个人的自利行为，以此解释了自利的动机如何以一种奇迹般的方式润滑了经济机器。但是斯密忽视了事情的另一面，自利动机在经济中的作用显然不是单方面的，自利本身也是阻碍经济机器运转的重要因素。例如掠夺性的开发，制造假货偷工减料等行为，徒劳无益地增加社会的监督成本，另外投机行为往往给经济以近乎毁灭的打击。人类社会的伦理和法制都是人类的互助和互利的基本愿望的体现，所以作为经济研究基础的“经济人”概念也应当是双重特性的。经济学中另一种说法“理性人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决定”，显然也建立在一个对人类大脑的错误理解。生理学、心理学研究说明，人类的大脑有许多模块组成，这些模块同时处理不同得事物，正由于这些模块的的存在人类的内心才会矛盾和挣扎。现实中人类的行为显然不是完全理性的处理问题，情感和冲动更是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之一。而理性本身也是情感的某种体现，所谓以理性人为基础的经济学规则并不是现实世界的实情。准确地说，人类似乎是在理性情感和需求之间摇摆。基于人性的多从性，以理性人和经纪人建立的新古典经济学也势必需要重新检视和推导。
明代的哲学家王阳明说：“心既理也，天下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王阳明把心定义为本心，这个本心就是人类的本性。我们用许多文字来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所有的政治制度或经济制度，都必须顺应人类的本性，至少不得违反人类的本性。
清思想家王夫之在《读四书大全说》中说：“是礼虽统为天理之节文，而必寓于人欲以见；虽居静而为感通之则，然因乎变合以章其用。唯然，故终不离人而别有天，终不离欲而别有理也。”王夫之指出“礼”既伦理或制度，必须和人的基本欲望相适应，同时制度中也要体现人的欲望。历史上，抑制私欲的最典型的灾难当然是，1958年发生在中国的大跃进运动，其后的结果是造成了几千万人被饥饿夺去了生命。这个灾难的根源在于许多人都认为，别人在艰苦劳动，而自己可以获得免费的午餐。恰恰当时的制度设计却假设多数人是无条件利他的，这种错误估计和错误判段，最终导致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灾难。由此看来，人性的利他和群体互助并不是都是有益社会的，这种群体内部的利他本性也成为疯狂的纳粹、神风敢死队、红卫兵、基地组织、极端民族主义的内在动力。
自由市场强调的人性自利的，但是自利的灾难更是随处可见，污染、欺骗、杀戮、抢劫、战争，人类的历史几乎被人类的贪婪和自私推向毁灭的边缘。在经济生活中，一个问题是毫无节制的生产和消费。资本主义的根源在于毫不克制的扩大生产和消费，而不顾社会真正的承受能力。林德布罗姆（ C.E. Lindblom）在《政治与市场》说， “我们必须决定，是否以灾难性的速度从事生产，劫掠地球的资源或者通过热量污染或者少数瞬间爆炸从地球表面上烧毁自己。”1998年，美国壳牌石油公司主席沃茨（PB Watts）承认，他们给尼日利亚的政府军提供枪支和军饷后勤保障以及士兵福利。显然这些支持都是用来镇压当地土著居民与石油公司争端的。人类的自利需要约束，这就是自由市场面临的终极困境。但是人性自利的观点，之所以得到支撑，自私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没有大崩溃的根源还是在于某些社会力量的存在。对于其中一种力量，马克思·韦伯总结的很好，那就是宗教伦理。正是由于西方的基督教传统伦理给了一个自由的资本主义以某种支撑。但是这些支撑显然是不足的，一方面宗教不可避免的会走向衰落，另外历史证明宗教本身的约束力也无法抑制人的贪婪。所以某种交易规则和政治制度的设计才可能使社会的发展走向平衡。脱离宗教后适用于全人类的基本伦理也需要渐进而温和的重建过程。
在本章的最后我给以一些补充，本章关于人性的讨论中我们常常强调进化的作用，但我必须强调——我反对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19世纪后期，斯宾塞提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本身并不是一种政治倾向，而是一种社会基模，根据自然界"食物链"现象提出"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并以此解释社会现象。
这一理论被人用于支持原始资本主义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穷人是生存竞争中的不适者，不应予以帮助；在生存竞争中，财富是成功的标志。在对待社会的问题上，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政策的哲学基础，支持盎格鲁撒克逊人或雅利安人在文化上和生理上优越的说法。反对这种理论不仅仅因为其非人道的政治主张，同时也是因为生物学知识和文化现象知识的领域不断扩大，足以驳斥或不支持其基本信条。从另一个角度看，人类固然是从猿类进化而来，但是这并不代表人类的一切行为可以反而追述到动物，并用动物的行为反过来作为人判断类行为合法性的依据。人类的行为进化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文化。研究动物的行为模式虽然有利于研究人类的行为，但显然不具备反向指导人类行为的依据。
在科学的发现为基础的地社会学探讨中不能过分夸大单一科学发现的作用，这不是否定自然科学的正确性，而是在于我们了解的自然科学离事实的全部还有很远的距离。比如现在虽然解释了蛋白质的成因，但是细胞或者生命的起源依旧是个未解之谜。
这样的错误，也发生在20世纪的科普作家理查德·道金斯的身上，在他广为人知的畅销书《自私的基因》、《盲眼的钟表匠》中，所强调的所谓基因的自私属性和进化的被动随机的属性，现在都被新的科学发现所推翻。道金斯的关键问题就是其过分盲目的认为现有的科学发现可以解释一切，过于主观的引用科学发现来证明他充满社会偏见的意识形态。过往的经验说明，引用最新科学发现的社会学者们应当对未知的自然科学领域给以充分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