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机械手加视觉:高储蓄格局下的宏观经济平衡方法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3 13:06:29

高储蓄格局下的宏观经济平衡方法

[大] [中] [小]  高储蓄格局下的宏观经济平衡方法  一、高投资是现阶段平衡高储蓄的唯一选择  高储蓄既然已经成为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现实前提,宏观调控就不得不在这个前提下去寻找平衡的方法,即我们的宏观调控问题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如何平衡高储蓄的问题。尽管从长期来看,我们可以通过制度结构的改善和变革去调节储蓄率,改变宏观经济运行的前提变量,但宏观调控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指通过调节短期宏观变量调节经济运行。因此,我们这里讲的平衡高储蓄的方法都是指短期可调节的宏观变量。  从一个开放经济来看,经济运行的基本等式是S-I=X-M。其中S指储蓄,I指投资,X指出口,M指进口。由于我们已经知道S是前提变量,因此,在这个等式中,我们可以调节的变量实际上是I、X、M三个变量,平衡高储蓄的方法实际上只有对内对外两种,一种是通过扩大出口的办法来消化吸收储蓄;一种是通过扩大国内投资的办法去消化转移储蓄,缓解外部失衡的压力。  从等式右边入手寻求平衡的方法,我们称之为外部平衡法。即在S增加、I不变的情况下,净出口X-M也相应增加。这意味着,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由于进出口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存在,国内储蓄的消化可以通过贸易顺差和资本流出来实现,借助国内资源的溢出效应来平衡国内过剩的储蓄。  从等式左边入手平衡储蓄的方法,我们称之为内部平衡法,即在储蓄S增加的情况下,相应地增加投资I,通过保持与高储蓄率相匹配的高投资率来平衡国内过剩储蓄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采取的是外部平衡的方法,即通过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政策使国内储蓄资源用于为国际市场生产。1999~2004年,我国贸易顺差一直维持在200亿~300亿美元的规模,2005年激增至1020亿美元,2006年达1775亿美元,比上年增加755亿美元。由于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和资本流入,外汇储备也急剧增加,2006年12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10663亿美元。目前,这种主要通过外部实现平衡的方法已给我国的经济带来了许多棘手的问题。  在依赖出口平衡国内储蓄的方法难以为继的情况下,现在我们可以选择的平衡方法已经不多,由于消费受收入分配结构的制约难以短期内调节,加之消费和储蓄都是自愿性的,不含有强制因素,因此,我们平衡储蓄的方法只剩下投资一条路径。除了走与储蓄规模相适应的投资之路,我国的宏观经济很难步入平衡的良性循环。对此,我们不得不把平衡经济方法的重点从向外重新转向国内因素上来,通过实行与高储蓄率相适应的高投资率策略去平衡国内经济,减轻顺差压力和外汇储备压力。  我们之所以不得不用高投资的方法来平衡国内的高储蓄,主要原因在于:  (一)像我国这样的大国,是不能把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放在国外的  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失衡的真正原因在于,外贸依存度太高,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外部。但国际上也没有这样大市场可能容纳中国这样大的生产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性,增加国内的消费和投资需求。目前我国的消费率比较低,如果能够提高消费率当然最好,但正如我们上面所提到的,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的消费需求由一系列主观和客观因素决定,难以在短期内提高,因此,扩大投资就成了现阶段发展经济的唯一选择。  (二)我国的投资与进口存在密切的正向关系,高投资可以带动进口的增加  通过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情况,我们不难发现,在大多数年份,我国的国际收支顺差与经济增长速度表现为明显的反向关系,即当经济增长较快,投资较高时,出口增长不如进口增长快,顺差有缩小的趋势;相反,当经济偏冷,投资较低时,出口增长快于进口增长,顺差有扩大趋势。由此看来,顺差扩大反映的可能是投资不足。进口与出口对宏观调控的不对称反映也从实证数据上获得了支持,无论是用增长率比较还是从相关系数分析都反映出我国投资与进口的密切关系。  (三)在我国目前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格局下,扩大消费有赖于投资的扩大  这是因为我国目前的消费扩大只能依靠劳动就业人口的增加以及由劳动供求关系变化引致的工资水平及收入总量的增加。由于投资与就业关系密切,扩大投资可以扩大就业,通过扩大就业最终才能带动消费水平的上升。  我们可以通过投资就业弹性来度量投资对就业的影响。从我们的统计结果来看,上世纪80年代我国每年的投资就业弹性介于0.231~0.619之间,90年代介于0.071~0.151之间,2001~2005年间已经由0.174下降到0.084。再从就业人口增速来看,上世纪80年代每年的就业人口增速介于2.17%~3.79%之间,90年代介于0.90%~1.30%之间,2001~2005年间则由1.30%下降到0.83%的历史最低水平。2005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582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625万人,即增长了0.824%,同期GDP增长率为9.9%。也就是说,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增加的就业人员只有63万人左右。目前我国城镇约有2400万名失业者,农村约有1.5亿个剩余劳动力。我国近几年来,消费水平上不去,与目前我国存在的失业人员过多、无就业增长现象不无关系。根据我们的分析,在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下,我国消费收入的上升只能通过就业人口的增加去提高国民收入,通过国民收入的提高才能增加消费,从而进一步扩大内需。要扩大内需和扩大就业,只有扩大投资或改善投资结构。  二、利用高储蓄的有利条件加快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在目前我国消费品市场基本市场化、人们的消费意愿基本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消费后的储蓄是一种自愿储蓄。这种自愿储蓄对一个尚处于发展过程中的我国来说,是多多益善,是我们加快发展、壮大国力的大好条件,我们调控的主要任务应是如何将这种有利条件转化为现实的财富和国力,进一步加快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一)维持与储蓄率对应的投资水平以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计算,2003年我国投资率为41%,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1%;按1994年第一季度到2004年第二季度平均计算,固定资产投资增加1亿元人民币,可以引起GDP增加0.6635亿元人民币。统计结果强有力地说明投资依然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维持与储蓄率相对应的投资率,既是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需要,也是加快我国经济成长的需要。  (二)维持与储蓄率对应的投资水平以增加就业人数提高就业水平  投资与就业的关系,可以反映在投资拉动就业的增长。一般来说,投资增加,就业相应增加;投资规模越大,就业机会就越多。具体来讲,投资影响就业有三个方面:一、投资过程中的建筑安装活动提供了就业岗位。二、投资形成的生产和服务单位提供了就业岗位。三、投资过程中和投资后刺激了关联产业的生产而提供了就业岗位。投资是三大需求之一,投资创造就业的效应体现在投资作为一种需求对整个经济的刺激上,投资越大,社会需求就会增大,整个经济就会越繁荣,经济的繁荣必定使就业岗位增多。  当前我国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大量社会富余人员迫切需要寻求工作机会。据统计,在“十一五”期间全国新增就业总量5700多万人,年均增加1100多万人。2006年,当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达到1700多万人的峰值。据有关资料,今后几年,城镇每年需要就业的劳动力约2400万人。但每年所能提供的新增就业岗位约900万个,加上补充自然减员所提供的约300万个就业岗位,可安排就业约1200万人,年度供求缺口在1200万人左右,城镇就业压力将进一步加大。同时,农村新增劳动力继续增加,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数量持续增长。目前农村约有1.5亿个剩余劳动力需要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无论是从扩大消费、改善投资与消费的关系,还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根本上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产、农村变样、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都需要通过加大投资力度,从而带动就业,扩大社会消费。  (三)维持与储蓄率对应的投资水平以提高我国的城镇化水平  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城镇化的过程既是城市规模扩展的过程,也是农村人口城市化的过程。城市规模的扩大要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改革开放以来,基础设施是我国投资最多、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其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又是增长最快的部分,大部分城市基础设施年增长率都在10%以上。正因为如此,中国城市化的过程明显呈现出基础设施先行的特征。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比较,与经济发展的需要比较,基础设施还需要有一个大的发展。实际上,在我国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中,既要弥补传统基础设施的不足,又要实现与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相对接,建设包括信息高速公路在内的最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任重而道远。城市化要求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根据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如果增加对劳动力的投资,使一定量的资本与劳动力相结合,就会使劳动力质量升华,从而产生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本。只有人力资本才能够应用专业知识驾驭现代生产设备、从事高效率经济社会活动。现代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本的丰裕程度,与此相比,自然资源的丰瘠及资本的多寡显得不太重要。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教育投资和健康投资。其中教育投资又包括基础教育投资、专业教育投资及自我教育投资。在中国现阶段,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人力资本投资是基础教育投资。中国目前约有1/4的适龄儿童不能完成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民工子女的基础教育,其直接的后果是10~20年后中国的就业大军中有1/4的劳动力属于文盲、半文盲状态。因此,政府要下大力气巩固和提高现在的九年义务教育,将义务教育普及到包括农民工子女在城里上学在内的所有适龄孩子,这是中国城市化发展对劳动力素质的基本要求。同时,要加大对现有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各种专业技术教育的投资。只有当包括农村劳动力在内的所有劳动力都很好地掌握了一些必要的专业技能,广大农村劳动力才能够真正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融入到城市。  三、看待问题的方法及宏观政策建议  我们上述对当前宏观经济问题的看法是基于一种新的角度。我们认为历经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目前我国的经济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经济运行的新实践呼唤理论的创新。我们认为当前的宏观经济管理应坚持以下三个基本原则:  一是大国原则。正如历史上任何大国的崛起路径不可复制一样,由于历史传统、现实国情、经济体制、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差异,中国经济的起飞之路注定具有它自身的独特性、复杂性、波折性。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必须具有基于经济成长性的客观理性的大国思维,对待他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不能采取简单对比、盲目移植的态度。大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必须源自内部,指望外部世界成为自己生产能力的消化地,指望外需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不可持续的。  二是开放原则。任何一个大国的生存和发展都不可能与世隔绝,必须对外开放,分工合作。中国经济已经是高度参与国际分工的开放式经济,内部经济部门和外部经济部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彼此依靠,相互促进。宏观经济管理不仅需要关注内部平衡,也需要关注经济的外部平衡。但外部要素要为我所用,而不能仅仅从自身现有的要素条件去考虑内部平衡,更不能为了外部平衡而去牺牲或损害内部平衡。  三是市场原则。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和优点就是它允许试错,进而通过自我调整和自我纠正机制,引导失衡不断走向均衡。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正是通过培育市场自行纠错能力、建立经济长效机制而提升整体经济运行素质的大好机会,也为市场机制功效的发挥提供了现实舞台,宏观调控不宜轻易回到损害市场的轨道上去。  基于以上三个原则,当前的宏观调控应该处理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国际化的关系。经济全球化为一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也为一国宏观经济管理提供了对内、对外调整两种思路。中国经济的国际化应当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坚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的原则,努力将开放的收益最大化,并使之内化为国内经济建设所需的资源和禀赋,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外部基础。  二是市场调控与行政干预的关系。行政调控具有周期短、见效快的特征,但是从长远来看却有损市场的运作效率,抑制市场内生出自我调整能力。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走出经济不断重蹈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周期,就必须在尊重市场分工的基础上,放弃行政调控手段,防止权力滥用以及对市场调节机制的反向干预。要充分相信市场理性,加快完善市场的信号反馈机制和价格调整机制。  三是短期调控与长期发展的关系。从中长期来看,以短期和总量为特征的宏观调控具有事后性,其对经济运行本身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大多无能为力。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政府部门在明晰行为边界基础上进行提前干预,将工作重点转到弥补市场缺失上来,转到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的包括教育、能源储备、环境保护、市场体系建设、社会保障制度等百年大计上来。  四是局部调控与全局调控的关系。我国经济金融运行中的问题,不仅是总量的问题,更是结构的问题,这是由我国区域和行业的发展差异决定的。对于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区域发展规划和重点发展产业,仍应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给予支持,将调控与发展相结合,努力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换代。  五是政府职能与市场行为的关系。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诸多深层次问题,其实质是政府干预与市场行为的博弈和对垒。这种博弈和对垒延伸到宏观调控领域,造成调控效率下降、政策成本上升和政府信用受损。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保护期届满和《行政许可法》颁布后,依法行政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如何合理界定政府,包括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职能及其行为边界,将是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  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根据以上的三个原则和五个方面的关系,当前的宏观调控政策宜侧重于以下五个方面:  1、保持与储蓄率相适应的投资率。在保持足够的与储蓄相适应的投资增长速度,充分吸收劳动力就业的同时,着重优化投资结构,将投资引导到工业化、城市化、新农村建设、传统产业改造、社会保障、公共教育等方面上来。  2、改变城乡二元格局,尽快建立和完善城乡统一的各项社会经济制度。尤其是涵盖农民工子女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贫困救济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它可能是影响我国当前消费水平上不去、城里的政府部门有钱去热衷上项目、搞基建等投资的重要原因。  3、加大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稳步提高农民和城镇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强化对高收入阶层的税收调节,增加转移支付的力度和范围,有效缩小社会贫富差距。  4、明确区分投资率高低与投资效率的关系。在不降低投资率的同时,重视投资效率的改善。利用技术、安全、环保等行业准入标准,从源头上杜绝能耗高、污染重的企业和项目,建立完善的落后产能淘汰渠道;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5、利用高储蓄率的有利条件,大力振兴大型装备制造业。要以数控机床、重要基础件为重点,增强重大装备的开发能力;依托重点技术改造项目和重大工程项目,加快设备自主制造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