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独一无二近义词是什么:谁杀害了瞿秋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4 11:30:12
本文节选自王龙新书《国运拐点——中西精英大对决》，这段文章发表于2011年第10期《同舟共进》杂志，另外发表于2011年第10期《炎黄春秋》杂志，《作家文摘》《文摘周报》多家刊物转载。2011年第12期《炎黄春秋》杂志上博古之女秦摩亚著文反驳，作者王龙还将针对秦文的不实之处进行一一回应。
瞿秋白的一生，大起大落，带有明显的悲剧色彩。近年来最集中的争论，是关于长征开始前他是否被博古“扔包袱”留在苏区，才导致被捕牺牲的问题。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军事严重失利，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有一部分中高级干部必须留下，谁走谁留，成了十分敏感的问题。尤其是决定高层干部“走留”问题，因为高度机密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学者们各执一端，争议甚多。
《国运拐点》当当网、卓越网、京东网、各大书店均有销售 从当时实际情况看，“走”和“留”都确实面临很大的困难和风险，都担当着艰巨的任务。因而林伯渠在告别留下来的老战友时，在其诗《别梅坑》中也不由自主地发出“去留心绪都嫌重”的慨叹。但当时大多数人都希望有“走”的机会，都愿意跟随主力红军杀出重围去，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那么，瞿秋白最后被留在苏区，是否非其所愿?他是以被抛弃者的身份为革命殉道的吗?2007年，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在《瞿秋白的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一文中坚持认为，瞿秋白被害原因是博古乘机要“把瞿秋白扔掉”，以达到其“根本解决”、即“从肉体上慢慢消灭他”的目的，于是“瞿秋白就不得不留下来了”。
这篇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学者认为，把瞿秋白被捕牺牲的矛头不是指向国民党蒋介石，而是指向革命先烈博古，这既是对博古的肆意伤害与扭曲，更玷污了瞿秋白坚定的革命意志。归结起来理由有几点：一是博古中央将瞿秋白留在苏区是出于公心，因为其间决策理由正确，组织程序正当；二是出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瞿秋白当时主管宣传，还主编《红色中华》，而掩护红军秘密撤离需要正常出版报纸以迷惑敌人，瞿秋白一旦撤离，他的工作别人很难替代；三是瞿秋白被留下，还因他身患肺病，健康极差，难以承受长途跋涉的艰难险阻、战事袭扰。
双方的观点似乎都不无道理，但我觉得争论的焦点主要还是混淆了瞿秋白“应不应走”、“愿不愿走”、“能不能走”这几个问题上。这样全方位兼顾分析瞿秋白的主观愿望、当时的客观实际以及博古中央的真实意图，才有可能还原事实真相。
首先，看瞿秋白“应不应走”。
瞿秋白是一位公众人物，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他是一个公开的共产党员，经常来往于广州和上海之间，和国民党各方面打交道。他在黄埔军校作过演讲，黄埔的将领都认识瞿秋白。就是说，一旦留下他随时可以被敌人辨识出来。
瞿秋白当时确实身患重病，手无缚鸡之力，眼有高度近视，肺疾重而常咯血，热不止且风难禁——让这样一位重病缠身、难以自理的病人留在大兵压境的严酷环境打游击，显然凶多吉少。王彬彬所说让瞿秋白留在敌军围困万千重的苏区，“无异如养鱼沸鼎之中，栖鸟烈火之上，生还可能性十分渺茫”，并不为过。
要说患病，毛泽东当时也刚刚身患疟疾，憔悴不堪，以至于大部分时间不得不骑马，可还是照样随军行动。贺子珍当时已经有几个月的身孕，挺着大肚子还是上路了。至于是否因为瞿秋自身患重病无法随军长征，当事人之一的伍修权后来有这样的说法：
有的为“左”倾路线领导者不喜欢的干部，则被他们乘机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如瞿秋白，何叔衡等同志，身体根本不适宜游击环境，也被留下，结果使他们不幸被俘牺牲，贺昌、刘伯坚等同志也是这样牺牲的。事实证明，象董老、徐老等年高体弱的同志，由于跟主力红军行军，都被保存了下来，安全到达了陕北。(《伍修权同志回忆录》，载《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一辑)
另一方面的例子是，1933年4月，王稼祥遇敌空袭被炸穿了肠子，因无法取出弹片，只好采取保守疗法。长征开始时，王稼祥腹部插着管子，坐着担架开始了行军。过雪山草地时，他肠子流脓，甚至爬出蛔虫，仍以难以想象的毅力，全程坐着担架走完了长征，坚持到达了陕北。可见，连王稼祥拖着这么严重的病躯，坐着担架也走完了长征全程，瞿秋白也不见得就经受不住长征之苦。
其次看瞿本人“愿不愿走”。
2009年3月，党史研究者曹春荣撰写文章《历史岂容任意涂抹》中，根据瞿秋白在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忠实积极、奋不顾身地履行自己职责的实际表现，从侧面否定了王彬彬教授关于瞿秋白“不得不留”的说法，斩钉截铁地认为瞿秋白“出自他坚强的党性和对革命终将胜利的信心”，完全是自觉自愿留下来坚持斗争的：他认为瞿秋白这样视死如归的革命志士，怎么可能跟“不得不死”这样被动、消极的心态和遭际相提并论呢?
仔细琢磨，曹文在细节上都对，整个看起来就错了。曹先生的论据看似逻辑严密，冠冕堂皇，却首先无法解释他自己文章中的一句话：
……面对吴亮平为瞿秋白留下说情，张闻天也说过，瞿秋白被留下，“这是中央局大伙决定的，他一个人说没有用。”(吴黎平：《忆与秋白同志相处的日子及其它)
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如果瞿秋白自己主动愿意留下来，还用得着为他要不要留下来“说情”吗?’
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呢?张闻天1943年12月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写道：
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
时任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同志(即上文之吴黎平)回忆说，到了快要长征的时候：
在中央政府讨论转移的一次会议上，主持会议的毛泽东同志向大家说明当时战争的情况，以及为什么红军离开苏区进行转移；他要各部领导做好撤离苏区前的组织工作，会上提到哪些部长和部队一起长征，其中却没有包括瞿秋白同志，瞿秋白同志当面向毛泽东同志要求参加长征。毛主席当场没有回答，只是说，你这个问题下面再说。我在会场上小声地问了一下毛主席，为什么不让瞿秋白同志走。毛主席告诉我，他在中央局的会上对他们(当时中央掌握实权的同志)说过，他们不同意。(《回忆张闻天》)
会后，毛泽东确实找过博古，结局是毛自己所说：“我的话不顶事”。之后周恩来也找到博古，建议他就瞿秋白的问题“再郑重考虑一下”，而博古坚持说瞿秋白患有肺病不适宜长途行军。最后，瞿秋白自己找到了博古，但任凭他怎样请求，博古仍是无动于衷。(王树增：《长征》，第67页)那一瞬间，瞿秋白明白了，把他留下，实际上就是任其自生自灭。
瞿秋白能不能走是一回事，本人愿不愿走却是另一回事。如能其本人坚持走而最终只能“留”，那就要问一问其中到底是何原因?
反驳王彬彬观点的几位学者都指出，瞿秋白留下来是由党的领导机关集体研究决定的，而不是由博古一人操控的。博古不管任何人说项，都不再违背组织的决定，正好表明他是个组织纪律观念和原则性都很强的领导人。但从上文所引的资料看，同意瞿秋白走并为他说情的有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吴亮平等人，而现有资料表明反对的只有博古一人。但长征开始前，有人主张将毛泽东、王稼祥等人留下，因为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坚持，他们也参加了长征。我们姑且相信博古确实如其老部下黎辛如言“是一个很讲组织原则的人”，可这个原则为什么到了瞿秋白这里就一点变通的余地也没有呢?何况后来延安整风的时候，博古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干部以后(有)遭受牺牲，这是我(应)负责的”。
可以想见，此时“左”倾领导者把他们任何一位不喜欢的干部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都可以说是“革命事业”的需要，都是有着堂而皇之理由的。因此我赞同陈铁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观点：“他(瞿秋白)自己也希望能够跟着队伍走，但是还是把他留下，实际上就是让他听任命运的摆布，实际是听任国民党的围剿大军的摆布，说不好听的话就是借刀杀人”。反观整个苏区内，此时瞿秋白作为刚刚才在上海犯过错误的“待罪之身”，留下来“戴罪立功”，理所当然。在残酷的政治游戏中，瞿秋白虽然已经出局，但这并不意味着权力对角逐者的抛弃过程就已经结束了。
吴黎平回忆，走留名单公布后，他请秋白同志到家里吃饭。瞿秋白情绪特别激动，喝酒特别多。他满腔悲愤地说：
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我一生虽然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还是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睹。祝你们前途顺利，祝革命胜利成功，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学习与研究》，1981年创刊号)
当瞿秋白站在萧瑟的风雨中目送红军出发长征时，他把自己身边一位身强力壮的马夫换给徐特立，再三叮嘱他保重身体，同时还将自己的一件长衫送给冯雪峰作为纪念。他已经预感到，留下这些东西也没有用了。
送别了战友，瞿秋白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坚持《红色中华》正常编辑出版，形成红军主力仍在苏区活动的假象，直到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近一个月，国民党军队才如梦方醒，急急忙忙闯入早已空空如也的中央苏区。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拖着发烧咯血的身体，在福建省长汀县被国民党捕获，后被杀害。在他最后的遗言《多余的话》结尾处，瞿秋白向这个世界作最后的告别时，仿佛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话：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豆腐是软弱易碎的，但瞿秋白终于没有被外力压扁，而是保持了洁白完整的外形。
瞿秋白的一生，大起大落，带有明显的悲剧色彩。近年来最集中的争论，是关于长征开始前他是否被博古“扔包袱”留在苏区，才导致被捕牺牲的问题。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军事严重失利，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有一部分中高级干部必须留下，谁走谁留，成了十分敏感的问题。尤其是决定高层干部“走留”问题，因为高度机密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学者们各执一端，争议甚多。
《国运拐点》当当网、卓越网、京东网、各大书店均有销售 从当时实际情况看，“走”和“留”都确实面临很大的困难和风险，都担当着艰巨的任务。因而林伯渠在告别留下来的老战友时，在其诗《别梅坑》中也不由自主地发出“去留心绪都嫌重”的慨叹。但当时大多数人都希望有“走”的机会，都愿意跟随主力红军杀出重围去，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那么，瞿秋白最后被留在苏区，是否非其所愿?他是以被抛弃者的身份为革命殉道的吗?2007年，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在《瞿秋白的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一文中坚持认为，瞿秋白被害原因是博古乘机要“把瞿秋白扔掉”，以达到其“根本解决”、即“从肉体上慢慢消灭他”的目的，于是“瞿秋白就不得不留下来了”。
这篇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学者认为，把瞿秋白被捕牺牲的矛头不是指向国民党蒋介石，而是指向革命先烈博古，这既是对博古的肆意伤害与扭曲，更玷污了瞿秋白坚定的革命意志。归结起来理由有几点：一是博古中央将瞿秋白留在苏区是出于公心，因为其间决策理由正确，组织程序正当；二是出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瞿秋白当时主管宣传，还主编《红色中华》，而掩护红军秘密撤离需要正常出版报纸以迷惑敌人，瞿秋白一旦撤离，他的工作别人很难替代；三是瞿秋白被留下，还因他身患肺病，健康极差，难以承受长途跋涉的艰难险阻、战事袭扰。
双方的观点似乎都不无道理，但我觉得争论的焦点主要还是混淆了瞿秋白“应不应走”、“愿不愿走”、“能不能走”这几个问题上。这样全方位兼顾分析瞿秋白的主观愿望、当时的客观实际以及博古中央的真实意图，才有可能还原事实真相。
首先，看瞿秋白“应不应走”。
瞿秋白是一位公众人物，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他是一个公开的共产党员，经常来往于广州和上海之间，和国民党各方面打交道。他在黄埔军校作过演讲，黄埔的将领都认识瞿秋白。就是说，一旦留下他随时可以被敌人辨识出来。
瞿秋白当时确实身患重病，手无缚鸡之力，眼有高度近视，肺疾重而常咯血，热不止且风难禁——让这样一位重病缠身、难以自理的病人留在大兵压境的严酷环境打游击，显然凶多吉少。王彬彬所说让瞿秋白留在敌军围困万千重的苏区，“无异如养鱼沸鼎之中，栖鸟烈火之上，生还可能性十分渺茫”，并不为过。
要说患病，毛泽东当时也刚刚身患疟疾，憔悴不堪，以至于大部分时间不得不骑马，可还是照样随军行动。贺子珍当时已经有几个月的身孕，挺着大肚子还是上路了。至于是否因为瞿秋自身患重病无法随军长征，当事人之一的伍修权后来有这样的说法：
有的为“左”倾路线领导者不喜欢的干部，则被他们乘机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如瞿秋白，何叔衡等同志，身体根本不适宜游击环境，也被留下，结果使他们不幸被俘牺牲，贺昌、刘伯坚等同志也是这样牺牲的。事实证明，象董老、徐老等年高体弱的同志，由于跟主力红军行军，都被保存了下来，安全到达了陕北。(《伍修权同志回忆录》，载《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一辑)
另一方面的例子是，1933年4月，王稼祥遇敌空袭被炸穿了肠子，因无法取出弹片，只好采取保守疗法。长征开始时，王稼祥腹部插着管子，坐着担架开始了行军。过雪山草地时，他肠子流脓，甚至爬出蛔虫，仍以难以想象的毅力，全程坐着担架走完了长征，坚持到达了陕北。可见，连王稼祥拖着这么严重的病躯，坐着担架也走完了长征全程，瞿秋白也不见得就经受不住长征之苦。
其次看瞿本人“愿不愿走”。
2009年3月，党史研究者曹春荣撰写文章《历史岂容任意涂抹》中，根据瞿秋白在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忠实积极、奋不顾身地履行自己职责的实际表现，从侧面否定了王彬彬教授关于瞿秋白“不得不留”的说法，斩钉截铁地认为瞿秋白“出自他坚强的党性和对革命终将胜利的信心”，完全是自觉自愿留下来坚持斗争的：他认为瞿秋白这样视死如归的革命志士，怎么可能跟“不得不死”这样被动、消极的心态和遭际相提并论呢?
仔细琢磨，曹文在细节上都对，整个看起来就错了。曹先生的论据看似逻辑严密，冠冕堂皇，却首先无法解释他自己文章中的一句话：
……面对吴亮平为瞿秋白留下说情，张闻天也说过，瞿秋白被留下，“这是中央局大伙决定的，他一个人说没有用。”(吴黎平：《忆与秋白同志相处的日子及其它)
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如果瞿秋白自己主动愿意留下来，还用得着为他要不要留下来“说情”吗?’
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呢?张闻天1943年12月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写道：
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
时任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同志(即上文之吴黎平)回忆说，到了快要长征的时候：
在中央政府讨论转移的一次会议上，主持会议的毛泽东同志向大家说明当时战争的情况，以及为什么红军离开苏区进行转移；他要各部领导做好撤离苏区前的组织工作，会上提到哪些部长和部队一起长征，其中却没有包括瞿秋白同志，瞿秋白同志当面向毛泽东同志要求参加长征。毛主席当场没有回答，只是说，你这个问题下面再说。我在会场上小声地问了一下毛主席，为什么不让瞿秋白同志走。毛主席告诉我，他在中央局的会上对他们(当时中央掌握实权的同志)说过，他们不同意。(《回忆张闻天》)
会后，毛泽东确实找过博古，结局是毛自己所说：“我的话不顶事”。之后周恩来也找到博古，建议他就瞿秋白的问题“再郑重考虑一下”，而博古坚持说瞿秋白患有肺病不适宜长途行军。最后，瞿秋白自己找到了博古，但任凭他怎样请求，博古仍是无动于衷。(王树增：《长征》，第67页)那一瞬间，瞿秋白明白了，把他留下，实际上就是任其自生自灭。
瞿秋白能不能走是一回事，本人愿不愿走却是另一回事。如能其本人坚持走而最终只能“留”，那就要问一问其中到底是何原因?
反驳王彬彬观点的几位学者都指出，瞿秋白留下来是由党的领导机关集体研究决定的，而不是由博古一人操控的。博古不管任何人说项，都不再违背组织的决定，正好表明他是个组织纪律观念和原则性都很强的领导人。但从上文所引的资料看，同意瞿秋白走并为他说情的有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吴亮平等人，而现有资料表明反对的只有博古一人。但长征开始前，有人主张将毛泽东、王稼祥等人留下，因为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坚持，他们也参加了长征。我们姑且相信博古确实如其老部下黎辛如言“是一个很讲组织原则的人”，可这个原则为什么到了瞿秋白这里就一点变通的余地也没有呢?何况后来延安整风的时候，博古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干部以后(有)遭受牺牲，这是我(应)负责的”。
可以想见，此时“左”倾领导者把他们任何一位不喜欢的干部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都可以说是“革命事业”的需要，都是有着堂而皇之理由的。因此我赞同陈铁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观点：“他(瞿秋白)自己也希望能够跟着队伍走，但是还是把他留下，实际上就是让他听任命运的摆布，实际是听任国民党的围剿大军的摆布，说不好听的话就是借刀杀人”。反观整个苏区内，此时瞿秋白作为刚刚才在上海犯过错误的“待罪之身”，留下来“戴罪立功”，理所当然。在残酷的政治游戏中，瞿秋白虽然已经出局，但这并不意味着权力对角逐者的抛弃过程就已经结束了。
吴黎平回忆，走留名单公布后，他请秋白同志到家里吃饭。瞿秋白情绪特别激动，喝酒特别多。他满腔悲愤地说：
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我一生虽然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还是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睹。祝你们前途顺利，祝革命胜利成功，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学习与研究》，1981年创刊号)
当瞿秋白站在萧瑟的风雨中目送红军出发长征时，他把自己身边一位身强力壮的马夫换给徐特立，再三叮嘱他保重身体，同时还将自己的一件长衫送给冯雪峰作为纪念。他已经预感到，留下这些东西也没有用了。
送别了战友，瞿秋白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坚持《红色中华》正常编辑出版，形成红军主力仍在苏区活动的假象，直到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近一个月，国民党军队才如梦方醒，急急忙忙闯入早已空空如也的中央苏区。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拖着发烧咯血的身体，在福建省长汀县被国民党捕获，后被杀害。在他最后的遗言《多余的话》结尾处，瞿秋白向这个世界作最后的告别时，仿佛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话：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豆腐是软弱易碎的，但瞿秋白终于没有被外力压扁，而是保持了洁白完整的外形。
谁杀害了李大钊？
是谁杀害了女教师
张飞曾险些被冒充他的谁杀害了
谁杀害了肯尼迪?( 我个人的看法,进来探讨)
是谁杀害了德怀特？
斯大林的大肃反究竟杀害了多少人?
李逵险些被冒充他的谁杀害
西安事变时候张杨为什么不杀害蒋介石,杀了政局可能有什么改变
慈喜太后当年杀害了她姐姐慈安，慈安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杀害约翰列农的人 被判死刑了吗？
曹植给他哥哥写完七步诗后是否还是被他哥哥杀害了?
电影《可可西里》剧组是否真的参与了杀害藏羚羊？
电影《可可西里》剧组是否真的参与了杀害藏羚羊？
为什么要杀害狼
黑社会中任达华是被谁杀害的？
龙小羽为何杀害祝四萍
梦见自己被亲弟弟给杀害了，尸体分成了好几段，还想销毁我的尸体。
给别人买好保险后,别人被买保险的人的朋友给杀害了,保险还能获赔吗?
我有一个同事被一个精神病人给杀害了,请问她的家人在哪儿能得到补尝呢?
战争的时候杀害对方手无寸铁的后勤人员违反了<<战争法>>吗?
三国中有一人，力谏主上别轻易帅军出征，却遭主杀害,其主杀之后又悔不已,谁?
希特勒为什么要杀害犹太人？
张作霖为什么要杀害李大钊
小孩被父母杀害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