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遭遇了什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民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也将自身发展置身前所未有的艰难困境。

    一个不争的发展现实：作为指导改革开放、经历社会转型、并与世界经济全面接轨的政党，他所持有的社会发展观、他们在社会历史转型期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和实践文化，已经与从前的执政理念、国家意识、发展战略大相迳庭。具体来说，见于这类社会转型，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时时关联性和功能互动性，它所具有的社会意味（政治意味）与文化性质，已然同推进这一社会进程的领导者最初执政理念——根本相悖！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我们的改革便会陷于乏术无门。

    显而易见，在一个对外开放、充满市场化气息的政治氛围内，它对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和执政要求，迥异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执政党一旦有过多的不当干预，权力资本便乘机与之结伴而行。就仿佛遭遇政治上的“测不准原理”，你愈是自以为是、干预过多，权力资本愈是以更加缜密的经济运行模式侵袭整个社会机体；你愈是在公有私有、国进民退上反复拉锯，国家社会的宏观治理愈是远离科学、整体失效。不仅如此，从这种情况连续存在的时效看，历史给人类历史最大政党的机会已经不多了！这种情况的客观性，是由市场经济的社会性质和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态势决定的。无论任何政党，只要它没有发展勇气顺应历史，科学面对、果断行事，便无法把最初的发展势头——以全新面貌保持下去！

    如果我们固执我行，不洞穿时空大局、不改变观念方式、不做出重新部署，我们的党就要从胡锦涛主席所说的经受“四种考验”、抵御“四个危险”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四种考验：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四个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需要知道，这不只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也是关系整个中华民族能否涉险过关、突破危亡的重要时刻。

    省思世界变化，反观人类自身——不难发现，在人和他们生存其中的对象世界之间，存在一种十分鬼魅的蹊跷：世界在变，人类生存在其中的文化场景在变，而驾驭世界的主体、通解世界的思想理论及其逻辑约定始终未变。时至今日，国内、国外按照冷战思维方法面对世界还是主流。无论世界发生多么巨大的历史改变，‘思考世界’的主体依然是把自身利益与他者区隔开来的理性主体，而不是时时参与在全球经济生活之中的社会践行主体——这就注定了人的理念同变化世界之间的不可相融性。

    难道不是吗？——无论世界变得怎样丰富、具象，我们认知世界的思维理念依然是抽象的、僵化的、呆板的；无论全球市场如何将人类历史上的所有国家纳入全球一体，我们预期未来的发展逻辑依然是各自为战的、彼此无涉的、文化冲突的。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中国——试图把市场经济变成以不同文化类群作为其载体和主体的可控经济。但这需要个前提：在他们与世界经济全面接轨的过程中，首先要在国内放弃冷战意识、在政治取向上将人民利益视为整体攸关、在发展道路上谋求不同社会阶层间可持续的和谐发展；对外，寻求国与国之间的市场互构、利益一致、文化兼容，谋求与多种文明社会构建深层互利的战略发展关系，在全球经济生活中肩负起与自身发展地位相称的国际责任。

    但是，相对这样一种文化构想与社会预期，无论在观念方式上，还是在变革本身的实践文化上，都还存在难以破解的发展难题：

    一、在中华民族利益攸关的类群整体内，倘不以适合培育本国市场社会自组织的有序方式——确定新型社会主体，就无法缓解由于自身发展的不平衡所积压的各种社会矛盾，就无法化解被国内外反复炒作的冷战意识、冲突与斗争；倘不通过这些新型主体，重新确定类群整体间协调互动的利益范畴与分配机制，继而重新约定新型社会主体之间的全新的发展理念、文化信仰与实践文化，我们关于民主、自由和人权的美好期冀，就不能在日常生活中成为一种无处不在的生命场景与政治现实。

    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视域内，则面对如何把利益攸关、文化异质的市场竞争者——视为命运交关的人类同好？如何在尊重其他国家（文化类群）自主发展、全面治理的前提下，为其提供方便、创造便利、营造适合他们社会转型的外部社会条件？

    这样，不仅是中国，连同整个世界都在一体化的历史转型期面临同一文化难题：

    世界各国，如何运用有利的外部条件，在自己文化类群中根除冷战意识、化解传统矛盾；当今世界承接历史面向未来的所有国家，如何在全球经济生活中成为天然的市场载体-文化主体，甚至成熟为驾驭全球一体化进程的真正主体？这两个问题倘若解决不好，破裤子缠腿可就要上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