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值得收藏的白酒:索尔仁尼琴

索尔仁尼琴，一个前苏联作家，2008年8月3日在他莫斯科的家中逝世，享年89岁。他比苏联活得更长。17年前的1991年，这个曾经被他抨击、开除他的公民资格并将他驱逐出境的超级大国宣告解体。在俄苏文学史上，索尔仁尼琴也许是影响最广（且不说是影响最深）的作家，是197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自从1962年《新世界》杂志第11期刊载《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起，索尔仁尼琴就不断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实际上，索尔仁尼琴的影响，早就远远超出了文学界，而进入了思想、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有人说“索尔仁尼琴是上一代作家中最后一位代表良知的作家”，他代表了俄罗斯的良知，而他的一生饱经磨难，却足以烛照未来。

　　8月4日上午7点59分，收到著名媒体人“特务小强”的短信：“俄罗斯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昨夜11点45分逝世，享年89岁。”当时正好在路上，车辆堵得厉害，看完后，将手机扔到副驾驶座上，绿灯亮，车流竟顺畅了。“他怎么现在才死”，当时，我是这样想的，那一刻，暂时与现实隔离。

　　什么是文学的良心

　　如今谈论文学，就像是讲冷笑话，这种孤独感，像一只无聊到拔自己绒毛的企鹅。走进图书大厦，很容易就能被无边无际的故事撞到头破血流。这年头，有盗墓的，有掘坟的，有飞天的，有遁地的，有回到过去的，有去往将来的，有爱到死去活来的，有恨到撕心裂肺的，有无病呻吟的，有病得不轻的，有标榜古典的，有立志现代的，有3句话就上床的，有一辈子不亲嘴的，唯独，没有真心实意讲真话的。全身上下，从头发梢到脚底板，每一处所在，都被关注到了，唯独，叫做良心的那一块，像是穿了新衣的皇帝，谁都对他视而不见。“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这是一句俄罗斯谚语。

　　如果以文学的本来面目看，无非是描绘我们的生活，并启发我们去认识一个更广阔的生活，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说：“艺术的本质便包含认证在内。”认证，便是对我们生活的重新确认，是在真实感的指引下，重新确认我们的生活，不至于在谎言和空话的包围下，像是陷入沼泽一般地窒息而亡。文学所需要承担的任务，或者说，文学的良心，便是告诉我们有关生活的真相，不管这种方式是现实的还是荒诞的，至少，它得是从内心出发的，由人心对这个世界发出的审视与拷问。而现在，我们正在背道而弛。也许，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过于沉重，所以，往往我们都选择了逃避。不去揭示现实，回避文学的良心，过分强化文学的轻，竭力消解文学的重量，已成为我们的不约而同。或者，这种回避与沉默，倒显示了另一种不忍心的良心，可是，这种良心，毕竟与文学所必须具有的良心完全相反，长此以往，大约，文学也就不必要存在了。

　　什么是作家的良心

　　1918年12月11日，索尔仁尼琴生于苦寒之地———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作为遗腹子，他度过了艰难的童年与少年时期，其最高学历为莫斯科大学的函授生。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他应征入伍，累功升至大尉军衔。而后，他的人生，开始进入了一种“职业反对者”的状态，作为反抗者的一生，也波澜壮阔地展开了。

　　1945年，索尔仁尼琴第一次入狱，刑满释放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1年后，流放结束，作为一名中学数学教员，他获得了暂时的平静。1962年，暴风又一次袭来，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后，索尔仁尼琴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发表。在大获成功之后，索尔仁尼琴加入了苏联作协。可是，既然是风暴，肯定有灾难的一面，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从1965年3月开始又受到公开批判。但倔强而富有斗争精神的索尔仁尼琴，却毅然决定将暴露斯大林时代阴暗面的长篇小说《癌症楼》和描写政治特别收容所的《第一圈》送到国外出版。

　　由于主张“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被前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但瑞典皇家学院却于1970年“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金。1974年，索尔仁尼琴被剥夺苏联国籍，并被驱逐出境。在流亡期间，索尔仁尼琴不断批评西方社会的实利主义和自由主义，并强硬指责西方社会的道德堕落。即便颠沛流离，索尔仁尼琴仍然不改其“职业反对者”的本色。

　　在此期间，索尔仁尼琴的代表性巨著《古拉格群岛》出版，本书由作者的个人经历，上百人的回忆、报告、书信，以及苏联官方和西方的资料组成。1989年，苏联作协书记处重新接纳了索尔仁尼琴，同年，他的国籍也被恢复。1994年，经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回归俄罗斯。他的作品得以正式出版。2007年，俄罗斯总统普京拜访了索尔仁尼琴，自始至终，他端坐在自己家的椅子里，“像一座雕像”。普京对索尔仁尼琴的评价意味深长：“我想特别感谢您为俄罗斯所作的贡献，直到今天您还在继续自己的活动。您对自己的观点从不动摇，并且终生遵循。”大约一年以后，2008年8月3日晚间，索尔仁尼琴因心脏衰竭在莫斯科逝世，89年的人生，终于谢幕。

　　作为一个人，索尔仁尼琴始终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对自己的观点从不动摇，并且终生遵循。”即使，他的许多观点，也许并不具有包容性和现代性，但其中的真实，他却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作为一个作家，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戳穿了生活的谎言，述说了“不可摧毁的个人尊严”(诺贝尔奖授词)。面对现实的不幸，索尔仁尼琴选择了大胆的揭露和勇敢的呼喊，即使，他的命运，却因此而更加不幸。作家的良心，或者说，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作家，使得他必须去关注日常生活，而不是将眼光装作若无其事地瞥向别处。索尔仁尼琴曾经说过，“每一个人遇到与己有关的事情时便成了主角。”在他看来，所有的人其实都是不幸的，他关注于揭示每一个人的命运，他关注于揭示生活的丑恶，他关注于告诉我们事实的真相。也许，他的所有努力，只是为了，让我们体会到彼此的悲剧根源，体会到生活的黑暗与艰难，然后走到一起，让沉睡的人性在文学中苏醒。看起来，这是一个多么困难的任务，一个有良心的作家，索尔仁尼琴，却想凭着一己之力完成它。这便是作家的良心。

　　纪念我们的良心

　　我们已经将索尔仁尼琴遗忘得太久，所以，只有当他离去之后，我们才发现，他已经离去了，甚至，在他离开之前很久，我们都误以为他早就不在。这显示出如今良心的衰微。

　　在一次访谈中，面对记者“您害怕死吗”的问话，索尔仁尼琴回答道：不，我不再害怕死亡……在我所有的文学梦想实现之前，我害怕死亡，但现在我变得坦然了。最后，记者出于礼貌，说道：无论如何，我们希望你的创作生命长盛不衰。“不，不要。已经够了。”索尔仁尼琴连忙回答。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前一个回答，表达了索尔仁尼琴的文学观，在他看来，文学，基于良心的文学，是值得用生命去捍卫的。而后一个回答，则充分表达了良心的艰难，甚至，从某种角度看，良心不是上天的恩赐，而是给予的惩罚，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会发现，有良心的作家，活得会比许多缺乏良心的人艰难得多、痛苦得多。这种状况，其实很值得我们悲哀。

　　我们现在不缺文学，如果能将那些故事书都称为文学的话，但我们谁都知道，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讲真话了。这也就是我们纪念索尔仁尼琴的意义所在，我们其实并不想念这个89岁的糟老头，我们想念的，是那些有勇气、有担当地告诉我们真相的人，但那样的人，似乎谁都没有胆量去当。

　　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我们想念那些有良心的人，却都不愿意去充当，谁都不愿意做英雄，只想坐在路边，当英雄经过的时候，给他们鼓掌。那些用生命去书写的人不见了，那些将我们拼命唤醒的人不见了，那些举着火把带领我们前行的人不见了，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只剩下我们，除了纪念，除了想念，没有其他办法可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