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搞趣网是哪个公司:欧债危机，病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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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22日 08:46:18
来源： 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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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的世界，从年头到年尾，欧债危机吸引了国内国际各大媒体关注的目光。不仅危机演变进程急剧动荡，各种层出不穷的拯救措施同样令人眼花缭乱。欧债危机“病”在何处，“路”在何方？记者就此请欧洲问题专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助理王朔为我们解读。
病来如山倒 药方难见效
记者：欧债危机爆发快两年了，请您把危机演变过程及相应的救市措施给我们回顾一下？
王朔：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始于2009年底，当时的希腊等一些国家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大举救助银行业，使得政府财政赤字以及公共债务大幅攀升。当时的希腊新政府突然曝出自己的债务占GDP高达113%，超出马约规定的60%近一倍。同时传出希腊在2001年加入欧元区时就弄虚作假蒙混过关，而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的情况也不容乐观，被外界称为欧猪五国（PIIGS）。这在金融市场引起了恐慌情绪，欧债危机爆发。起初欧盟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将注意力放在应对市场投机上。但到了2010年5月，希腊已无法实现从市场正常融资，被迫向欧盟求援。欧盟随即成立了4400亿欧元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简称EFSF，对希腊实施救助。到年底爱尔兰被迫求援。
2011年4月又轮到了葡萄牙，而且希腊的情况进一步恶化，西班牙、意大利也开始受到牵连，甚至可能牵连到法国，有关欧元区可能解体的论调甚嚣尘上。7月，欧盟峰会试图推出欧债危机整体解决方案，计划对希腊债务实行重组，但未获市场认可。欧洲央行虽出手加大购买债务国国债，但西、意等融资成本仍持续高企，希腊和意大利政府也先后发生更迭。10月底，欧盟峰会提出将对希腊债务减记50%的计划，同时将扩大救助基金规模，希望其他国家能够注资，但在随后戛纳的G20峰会受到冷遇。12月初，欧盟除英国外的26国决定签订一项政府间条约，严格财政监管，朝财政联盟迈进，但市场认为力度不够，仍不足以应对债务危机。
病去如抽丝 治标不治本
记者：对于欧债危机的原因，有人说是欧元区最初设立时的机制问题，有人说是南欧国家的高福利制度问题，也有人说是外部元素导致，您认为病因出在哪里？
王朔：欧债危机是由多重原因导致的。总的说来，过度举债、超前消费、政府失职、欧盟制度缺陷以及外部原因等因素的累积效应最终导致了欧债危机的爆发与持续恶化。
欧元区各国不同程度地存在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这是债务危机的深层原因。由于欧元区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长期过度举债，充足的借贷促进国内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各国劳动生产率低但劳动成本高等结构性问题。欧猪五国在1980-2009年间基本处于负债投资状态，长期的负债投资导致了巨额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重负。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政府财政赤字不应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而在危机形成与爆发初期的2007-2009年，政府赤字数额急剧增加。以希腊为例，从2001年加入欧元区到2008年危机爆发前夕，希腊年平均债务赤字达到了5%，经常项目赤字年均为9%。2009年，希腊外债占GDP比例已高达115%，实际上已经到了国家破产边缘。
病从根上起 体虚易伤寒
记者：有人从横向比较，认为像美国、日本的债务水平都高于欧元区，为什么是欧元区而不是美、日爆发主权债务危机？
王朔：虽然日本在发达国家中债务水平最高，但由于日本的经常项目一直处于大额顺差状态，其债务负担主要是内债，因而不易爆发债务危机。而世界第一大债务国美国由于其拥有的美元霸权，使其在理论上不可能真正陷入债务危机。
债务危机之所以爆发在欧洲，主要是欧元区的特殊结构所致。一是欧元区区内经济发展不平衡。建立之初，欧元区并不符合建立“单一货币区”的基本条件，即区内个体经济趋同的标准。南欧国家大都竞争力相对较低，过度依赖消费，往往靠大举外债发展经济，债务规模不断攀升。二是制度设计有缺陷。欧元区统一了货币，但没有统一财政。货币政策掌握在欧洲央行一家手中，各国政府手中只有财政权，即存在着“一个央行、多个财政部”和“一个货币、多种国债”的局面。
总的来说，欧美凸显债务问题，是全球化带来的必然结果。发达国家逐渐将一些产业转移到更具比较优势的新兴国，造成国内产业空心化，失业率上升，而长久以来形成的高福利制度又难以改变，政府支出增加，最终导致财政赤字和债务水平升高。体虚的人最容易生病，国家也同样，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欧债问题得以集中暴露出来。
在12月9日结束的欧盟峰会上，欧盟内除英国之外的26个成员国同意缔结具有较强法律约束力的“财政契约”，通过政府间协议的方式加强财政纪律。“财政契约”会引领欧元区走出深陷的泥潭吗？
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记者：有人认为12月9日欧盟峰会订立的“财政契约”标志着欧债危机开始从治标转到治本，您怎么看？
王朔：12月9日欧盟峰会最终决定，26个成员国将签署一项政府间协议，具体内容包括：将结构性赤字占GDP比不超过0.5%的基本原则写入各国法律，如果超过3%就要启动自动惩罚机制，欧洲法院有权监督各国预算情况。与此相配合的是，欧盟27国央行将以双边贷款的形式向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资2000亿欧元，以增强IMF救助欧债危机的资金能力，这实际上绕开了成员国不能直接救助的规定。
客观地讲，这一举措的方向是正确的，可以说朝财政一体化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同时增强救助的能力，但还不能说欧盟应对债务危机的举措有了本质上的转变。
首先，现在的协定还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政联盟，各国的预算决定权还是掌握在各自手中，税收也没有统一，所以只能算是一个统一财政标准、严格监管的联盟。
其次，这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越往后走各成员国让渡的主权就要越多，走起来就越困难，现在英国就已经反对了。况且这个协定各国议会能不能通过、明年3月能不能出台还尚难确定。
其三，形势容不容你这么做。日前，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一次将欧元区15国和EFSF的评级展望定为负面，意味着未来90天有一半的可能下调其中部分的评级。如果评级被下调，就意味着融资成本的大幅攀升，市场可能不容你这样慢慢地规划长期改革。最后就是不一定解决问题。因为光勒紧皮带过日子还不行，只能是以后尽量少欠债，但原来的债务还是还不了。还债需要靠赚钱，就是要靠经济增长带动财政收入的增加，而光紧缩只能抑制增长。到底是先减赤还是先增长，是先改革还是先救助本身是存在一定矛盾的。
财政契约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
记者：“财政契约”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欧债危机吗？欧债危机是否从此将转“危难”为“机遇”？今后还将可能遭遇什么样的困难？
王朔：欧债危机原因复杂，其解决也绝非一朝一夕。德国总理默克尔也承认，欧债危机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欧债危机的发展也没有到拐点，意大利、西班牙并未脱离险情，仅靠紧缩财政还说服不了市场，欧盟还得拿出更多的办法来。
我想未来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降低债务国融资成本。也就是说，要让这些国家能以还得起的成本继续借到钱，才能借新债还旧债，避免破产。二是消除内部分歧。围绕欧债危机，法德之间、欧元区南北之间、欧盟内部欧元区与非欧元区之间分歧不断，虽然大家在尽量达成妥协，但利益冲突难免，欧盟形成合力不容易。三是解决社会问题。紧缩导致一些国家大规模罢工游行不断，严重影响国家正常运转，使政府政策受限甚至发生更迭，制约了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四是金融系统的问题。欧洲银行业因为次贷危机和金融海啸大量亏损，现在更因为持有的主权债券贬值而蒙受损失，欧盟又要求它们对希腊债务减记50%，对银行业更是雪上加霜。而银行业要出了问题，对整个欧洲经济和社会都是灾难性的。五是经济增长。最近经合组织预测，欧元区明年的增长仅为0.2%，属于温和衰退。紧缩财政使得政府减少公共支出，消减福利使得人们不愿消费，银行面临风险不愿向外贷款，让人很难看到欧洲经济复苏的迹象。
欧盟有望实现更高层次的一体化
记者：目前欧盟仅英国一国排除在财政契约之外。从长远来看，“财政契约”的订立会对欧洲一体化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王朔：摆在欧元区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解体。但如果一个成员国退出欧元区，会导致市场对所有欧元资产的不信任，担心随时会有下一个，从而将资金从欧元区快速大量撤出，使得欧洲银行大规模倒闭，整个欧洲经济崩盘并危及世界。而且解体的经济成本高于救助成本，政治上多年的一体化成果将烟消云散，没有任何一个成员国能够承受。二是更高层次的一体化。也就是说，通过加速内部整合，推动内部税收、福利制度趋同，并解决原有的一些制度性痼疾。目前，此次推出的财政联盟计划证明了欧盟正在选择这条道路，尽管难度不小。
任何一个国家必须找到符合实际的发展模式
记者：欧债危机对中国会产生哪些影响？我们应该从欧债危机中悟出些什么？
王朔：欧债危机对中国的风险目前还主要集中在经贸领域。例如，一是出口，欧盟是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其经济持续低迷必然减少从我进口，对我们增长的负效应将逐渐显现；二是储备，欧元作为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其币值受债务危机影响持续波动甚至贬值，可能使我们手中的欧元区主权债券和其他欧元资产蒙受损失；三是融资，我们一些企业大量从欧洲银行融资，用来购买设备原材料等，欧洲银行信贷紧缩可能破坏这些企业的资金链条，进而造成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倒闭。
通过对欧债危机的分析可以让我们做出一些反思。一是不论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都面临着竞争中比较优势的逐渐丧失，都必须尽快地实现产业升级，不断提高自身竞争力，拉动经济增长，才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立足。二是任何一个国家必须找到符合实际的发展模式，特别是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必须与自身的状况相适应，并随情况变化不断改革调整。三是地区一体化建设要尊重客观规律。欧洲一体化建设确实能够带来经贸便利和区域融合，但不能急于求成。欧元区从建立之初就不符合经济趋同的标准，而是靠政治意愿强行推动，直接进入了经济同盟的最高形式——货币联盟，经过了10年问题终于暴露出来，这种结果发人深省。(记者 高吉全)
来源： 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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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的世界，从年头到年尾，欧债危机吸引了国内国际各大媒体关注的目光。不仅危机演变进程急剧动荡，各种层出不穷的拯救措施同样令人眼花缭乱。欧债危机“病”在何处，“路”在何方？记者就此请欧洲问题专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助理王朔为我们解读。
病来如山倒 药方难见效
记者：欧债危机爆发快两年了，请您把危机演变过程及相应的救市措施给我们回顾一下？
王朔：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始于2009年底，当时的希腊等一些国家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大举救助银行业，使得政府财政赤字以及公共债务大幅攀升。当时的希腊新政府突然曝出自己的债务占GDP高达113%，超出马约规定的60%近一倍。同时传出希腊在2001年加入欧元区时就弄虚作假蒙混过关，而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的情况也不容乐观，被外界称为欧猪五国（PIIGS）。这在金融市场引起了恐慌情绪，欧债危机爆发。起初欧盟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将注意力放在应对市场投机上。但到了2010年5月，希腊已无法实现从市场正常融资，被迫向欧盟求援。欧盟随即成立了4400亿欧元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简称EFSF，对希腊实施救助。到年底爱尔兰被迫求援。
2011年4月又轮到了葡萄牙，而且希腊的情况进一步恶化，西班牙、意大利也开始受到牵连，甚至可能牵连到法国，有关欧元区可能解体的论调甚嚣尘上。7月，欧盟峰会试图推出欧债危机整体解决方案，计划对希腊债务实行重组，但未获市场认可。欧洲央行虽出手加大购买债务国国债，但西、意等融资成本仍持续高企，希腊和意大利政府也先后发生更迭。10月底，欧盟峰会提出将对希腊债务减记50%的计划，同时将扩大救助基金规模，希望其他国家能够注资，但在随后戛纳的G20峰会受到冷遇。12月初，欧盟除英国外的26国决定签订一项政府间条约，严格财政监管，朝财政联盟迈进，但市场认为力度不够，仍不足以应对债务危机。
病去如抽丝 治标不治本
记者：对于欧债危机的原因，有人说是欧元区最初设立时的机制问题，有人说是南欧国家的高福利制度问题，也有人说是外部元素导致，您认为病因出在哪里？
王朔：欧债危机是由多重原因导致的。总的说来，过度举债、超前消费、政府失职、欧盟制度缺陷以及外部原因等因素的累积效应最终导致了欧债危机的爆发与持续恶化。
欧元区各国不同程度地存在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这是债务危机的深层原因。由于欧元区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长期过度举债，充足的借贷促进国内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各国劳动生产率低但劳动成本高等结构性问题。欧猪五国在1980-2009年间基本处于负债投资状态，长期的负债投资导致了巨额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重负。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政府财政赤字不应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而在危机形成与爆发初期的2007-2009年，政府赤字数额急剧增加。以希腊为例，从2001年加入欧元区到2008年危机爆发前夕，希腊年平均债务赤字达到了5%，经常项目赤字年均为9%。2009年，希腊外债占GDP比例已高达115%，实际上已经到了国家破产边缘。
病从根上起 体虚易伤寒
记者：有人从横向比较，认为像美国、日本的债务水平都高于欧元区，为什么是欧元区而不是美、日爆发主权债务危机？
王朔：虽然日本在发达国家中债务水平最高，但由于日本的经常项目一直处于大额顺差状态，其债务负担主要是内债，因而不易爆发债务危机。而世界第一大债务国美国由于其拥有的美元霸权，使其在理论上不可能真正陷入债务危机。
债务危机之所以爆发在欧洲，主要是欧元区的特殊结构所致。一是欧元区区内经济发展不平衡。建立之初，欧元区并不符合建立“单一货币区”的基本条件，即区内个体经济趋同的标准。南欧国家大都竞争力相对较低，过度依赖消费，往往靠大举外债发展经济，债务规模不断攀升。二是制度设计有缺陷。欧元区统一了货币，但没有统一财政。货币政策掌握在欧洲央行一家手中，各国政府手中只有财政权，即存在着“一个央行、多个财政部”和“一个货币、多种国债”的局面。
总的来说，欧美凸显债务问题，是全球化带来的必然结果。发达国家逐渐将一些产业转移到更具比较优势的新兴国，造成国内产业空心化，失业率上升，而长久以来形成的高福利制度又难以改变，政府支出增加，最终导致财政赤字和债务水平升高。体虚的人最容易生病，国家也同样，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欧债问题得以集中暴露出来。
在12月9日结束的欧盟峰会上，欧盟内除英国之外的26个成员国同意缔结具有较强法律约束力的“财政契约”，通过政府间协议的方式加强财政纪律。“财政契约”会引领欧元区走出深陷的泥潭吗？
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记者：有人认为12月9日欧盟峰会订立的“财政契约”标志着欧债危机开始从治标转到治本，您怎么看？
王朔：12月9日欧盟峰会最终决定，26个成员国将签署一项政府间协议，具体内容包括：将结构性赤字占GDP比不超过0.5%的基本原则写入各国法律，如果超过3%就要启动自动惩罚机制，欧洲法院有权监督各国预算情况。与此相配合的是，欧盟27国央行将以双边贷款的形式向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资2000亿欧元，以增强IMF救助欧债危机的资金能力，这实际上绕开了成员国不能直接救助的规定。
客观地讲，这一举措的方向是正确的，可以说朝财政一体化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同时增强救助的能力，但还不能说欧盟应对债务危机的举措有了本质上的转变。
首先，现在的协定还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政联盟，各国的预算决定权还是掌握在各自手中，税收也没有统一，所以只能算是一个统一财政标准、严格监管的联盟。
其次，这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越往后走各成员国让渡的主权就要越多，走起来就越困难，现在英国就已经反对了。况且这个协定各国议会能不能通过、明年3月能不能出台还尚难确定。
其三，形势容不容你这么做。日前，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一次将欧元区15国和EFSF的评级展望定为负面，意味着未来90天有一半的可能下调其中部分的评级。如果评级被下调，就意味着融资成本的大幅攀升，市场可能不容你这样慢慢地规划长期改革。最后就是不一定解决问题。因为光勒紧皮带过日子还不行，只能是以后尽量少欠债，但原来的债务还是还不了。还债需要靠赚钱，就是要靠经济增长带动财政收入的增加，而光紧缩只能抑制增长。到底是先减赤还是先增长，是先改革还是先救助本身是存在一定矛盾的。
财政契约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
记者：“财政契约”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欧债危机吗？欧债危机是否从此将转“危难”为“机遇”？今后还将可能遭遇什么样的困难？
王朔：欧债危机原因复杂，其解决也绝非一朝一夕。德国总理默克尔也承认，欧债危机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欧债危机的发展也没有到拐点，意大利、西班牙并未脱离险情，仅靠紧缩财政还说服不了市场，欧盟还得拿出更多的办法来。
我想未来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降低债务国融资成本。也就是说，要让这些国家能以还得起的成本继续借到钱，才能借新债还旧债，避免破产。二是消除内部分歧。围绕欧债危机，法德之间、欧元区南北之间、欧盟内部欧元区与非欧元区之间分歧不断，虽然大家在尽量达成妥协，但利益冲突难免，欧盟形成合力不容易。三是解决社会问题。紧缩导致一些国家大规模罢工游行不断，严重影响国家正常运转，使政府政策受限甚至发生更迭，制约了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四是金融系统的问题。欧洲银行业因为次贷危机和金融海啸大量亏损，现在更因为持有的主权债券贬值而蒙受损失，欧盟又要求它们对希腊债务减记50%，对银行业更是雪上加霜。而银行业要出了问题，对整个欧洲经济和社会都是灾难性的。五是经济增长。最近经合组织预测，欧元区明年的增长仅为0.2%，属于温和衰退。紧缩财政使得政府减少公共支出，消减福利使得人们不愿消费，银行面临风险不愿向外贷款，让人很难看到欧洲经济复苏的迹象。
欧盟有望实现更高层次的一体化
记者：目前欧盟仅英国一国排除在财政契约之外。从长远来看，“财政契约”的订立会对欧洲一体化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王朔：摆在欧元区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解体。但如果一个成员国退出欧元区，会导致市场对所有欧元资产的不信任，担心随时会有下一个，从而将资金从欧元区快速大量撤出，使得欧洲银行大规模倒闭，整个欧洲经济崩盘并危及世界。而且解体的经济成本高于救助成本，政治上多年的一体化成果将烟消云散，没有任何一个成员国能够承受。二是更高层次的一体化。也就是说，通过加速内部整合，推动内部税收、福利制度趋同，并解决原有的一些制度性痼疾。目前，此次推出的财政联盟计划证明了欧盟正在选择这条道路，尽管难度不小。
任何一个国家必须找到符合实际的发展模式
记者：欧债危机对中国会产生哪些影响？我们应该从欧债危机中悟出些什么？
王朔：欧债危机对中国的风险目前还主要集中在经贸领域。例如，一是出口，欧盟是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其经济持续低迷必然减少从我进口，对我们增长的负效应将逐渐显现；二是储备，欧元作为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其币值受债务危机影响持续波动甚至贬值，可能使我们手中的欧元区主权债券和其他欧元资产蒙受损失；三是融资，我们一些企业大量从欧洲银行融资，用来购买设备原材料等，欧洲银行信贷紧缩可能破坏这些企业的资金链条，进而造成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倒闭。
通过对欧债危机的分析可以让我们做出一些反思。一是不论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都面临着竞争中比较优势的逐渐丧失，都必须尽快地实现产业升级，不断提高自身竞争力，拉动经济增长，才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立足。二是任何一个国家必须找到符合实际的发展模式，特别是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必须与自身的状况相适应，并随情况变化不断改革调整。三是地区一体化建设要尊重客观规律。欧洲一体化建设确实能够带来经贸便利和区域融合，但不能急于求成。欧元区从建立之初就不符合经济趋同的标准，而是靠政治意愿强行推动，直接进入了经济同盟的最高形式——货币联盟，经过了10年问题终于暴露出来，这种结果发人深省。(记者 高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