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住公司:流動人口成艾滋易感人群 多性伴、性交易成主因

　　1 農民工成為易感人群

　　與全球艾滋病多在貧困地區流行的趨勢不同，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廣東卻成了艾滋病高發區

　　廣東省有關部門曾對一些建築工地外來務工人員進行生殖健康狀況調查。上百名受訪者中，多數年輕力壯者沒有結婚，帶家屬居住的寥寥無幾。但是90%以上的人有過性經歷，他們月均性生活頻率在2次以上，都從非配偶那裏獲得。當被問到性交易時是否戴安全套，有人調侃道：“性伴侶才收5塊錢，買個套就要1塊錢。不劃算！”

　　一名包工頭說：“幹我們這行，常年在外，老婆不在身邊，寂寞時找小姑娘玩玩，也算有個排遣。另外，現在找個工程不容易，許多部門要應酬，請吃、請喝、請玩時，有‘小姐’陪，效果好。”

　　當調查人員問這名包工頭是否領用過免費安全套時，他嘿嘿一笑：“沒好意思領。”

　　近年來，廣東省新發現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流動人口所佔比例超過一半。外來務工人員最多的東莞市，該比例超過90%。與全球艾滋病多在貧困地區流行的趨勢不同，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廣東卻成了艾滋病累計報告病例總數超過2萬人的省份之一。清華大學社會學係教授景軍等將之稱為“廣東現象”。

　　“大量流動人口是影響該省艾滋病疫情的重要因素。”景軍分析具體原因有三：一是廣東絕大多數流動人口處于18—45歲的性活躍期，健康風險意識較低；二是不安全的性行為和吸毒行為在流動人口中發生率較高；三是賣淫婦女以外來農村婦女居多。這些易導致艾滋病傳播的問題雖然在其他城市同樣存在，但廣東流動人口數量居全國之首，疫情因此變得突出。

　　景軍介紹，2009年以來，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一直是全國報告感染者或病人最高的地級市(州)，該州新發現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80%是外出打工返鄉者。今年9月底，湖北省鹹寧崇陽縣發現73名艾滋病感染者，其中72人是農民，59人是外出打工期間感染，經性途徑染病者高達70人。

　　2 男男性傳播感染增加

　　在浴室、歌舞廳、酒吧等娛樂場所，提供性服務的既包括異性戀男性，也包括有雙性戀或同性戀傾向的男性

　　26歲的小孫，家在雲南某地農村。3年前，來昆明打工，在一家歌廳陪客人跳舞。後來，他認識了江蘇商人高某，一名同性戀者。在高某的金錢利誘下，小孫與其發生了性關係。此後，只要高某來昆明，就找小孫提供性服務。漸漸地，小孫知道高某在南京、重慶等地還有其他男性性夥伴。一次，兩人性交出血了，小孫惴惴不安地去做艾滋病病毒檢測，結果表明已被感染。

　　“小孫的賣身，本質上和‘小姐’一樣，按今天的稱謂，就是‘二爺’(MB，即moneyboy)。他們不僅為年老的貴婦人服務，也是有錢男人的‘性用品’。”景軍說，如果他們不懂得自我保護，就極可能成為“橋梁”，將性病特別是艾滋病在同性戀者和女性之間傳播。

　　2007年以來，我國艾滋病感染途徑性傳播比例明顯超過了注射毒品感染，其中，男男性傳播感染增加顯著。男男性行為者中，流動人口比例逐年上升。

　　2010年夏天，清華大學進行了一項男同性戀社會交往研究。他們對7名從1989年開始就交往同性戀朋友的男同性戀調查發現，1989年，純粹的商業性男男性行為還未出現。到了2000年，7人的同性戀朋友中有了9名MB，佔其朋友總數的7.6%。2010年，這一比例上升到12.83%。

　　MB的增加與浴室、歌舞廳、酒吧等娛樂場所增加有關，也與外地人和農村男性同性戀流入城市有密切關係。在上述場所，提供性服務的MB既包括所謂的“直男”(即異性戀男人)，也包括有雙性戀或同性戀傾向的男性。

　　“一些打工的農民，在農村時從未聽說過‘同性戀’，進城後則會進行男男性行為等活動。” 清華大學研究的這7人的同性戀朋友中，外地人比例1989年不到20%；到了2000年，該比例上升到33.6%；2010年，這一比例升至40.3%，說明這7人越來越多地結交了從外地來到本地的同性戀男性。

　　該研究對82名男性同性戀2000年以來的交友調查顯示同樣趨勢。2000年時，他們平均每人有7.6個男同性戀朋友，外地人比例不到25%。2010年，平均每人有朋友24個，外地人比例上升到40%。

　　多數進城農民工的經濟能力僅能維持一個人的生活，很多家庭分居兩地，用錢購買性服務成為不少男性解決生理煎熬的選擇

　　目前，我國艾滋病傳播途徑主要是經性傳播和吸毒傳播。然而，無論注射毒品還是性交易，農民工的購買力都不高，為什麼會成為艾滋病的易感人群？

　　“如同吃飯一樣，有錢可以吃好的，沒錢可以吃差的。性交易有5元一次的，也有5000元一次的。”景軍說，現在的農民工與二三十年前不同，並非完全不了解艾滋病。之所以重蹈覆轍，有復雜的生理和心理因素。

　　原衛生部艾滋病預防控制專家委員會副主任王若濤介紹，多數進城農民工的經濟能力僅能維持一個人的生活，很多家庭分居兩地，用錢購買性服務成為不少男性解決生理煎熬的選擇。

　　國家人口計生委日前進行的一項關于農民工生存狀況的調查，有一道選擇題：“據您所知，其他跟您一樣在城市打工的人很久沒過性生活了，他們會選擇幹什麼？”男性民工 21%選擇“找小姐”、25%選擇“看黃色錄像”或“講黃色笑話”。

　　“遠離家鄉和親人，工作累，受歧視，朋友少，感覺像生活在孤島上。”在廣州某飯店做服務員的小梅出來一年後，與當保安的一個老鄉同居了。

　　“對于未婚女性流動人口來說，同居可以獲得心理和生活上的依靠感。”王若濤說，為了尋求經濟和情感的支持，她們往往會與一個或多個男性建立臨時的性關係。

　　廣州外來務工人員生殖健康情況調查的統計數據顯示，未婚外來務工人群中，有3個及以上性伴侶的未婚男性達11.84%，未婚女性佔4.49%。

　　“流動人口中，安全套使用率較低，非固定性伴發生性關係時，安全套的使用率僅為40%—50%。”王若濤說，無保護的性行為會成為性病、艾滋病最主要的傳播威脅。

　　日前，西安市疾控中心公布的一項關于“農民工艾滋病檢測和問卷”調查結果發現，35%的農民工都有臨時性伴侶，數目最多者高達7人，填寫問卷的大部分農民工了解艾滋病的傳播途徑。男性農民工私下對調查人員說，地下性服務價格低廉，隨時隨地均可成交。因擔心受到治安處罰，性交易往往匆匆進行，根本沒時間考慮性安全問題。

　　調查發現，許多人不使用安全套的原因有多種。有人認為可以通過觀看來確定“小姐”是不是健康；有人則認為，以前沒使用安全套也沒染病，所以不需要；還有人認為“農村小姑娘比較安全”等。

　　“從農村向城市的流動是導致女性流動人口進入娛樂服務業並發生臨時或商業性行為的重要因素。”景軍介紹，一些農村女性為生活所迫，或者為錢，在發廊、酒店、路邊店和娛樂場所從事色情活動。雖然老板告訴她們要用安全套，但在性交易中，由于多種因素最終沒有使用安全套。如錯誤地認為“性交後衝洗”、“使用消炎藥”、“看他有沒有病”可以預防，或者 “客人不願用，無法說服”、“客人加錢”、“相信自己身體好”等。而她們一旦感染，又會傳播給性夥伴。

　　“多性伴、性交易、不安全性行為，使流動人口成為艾滋病易感人群。”景軍指出，艾滋病在缺乏防護措施的流動人口中迅速傳播，已成為我國防“艾”的嚴峻挑戰。在這個問題上，農民工等流動人口不僅需要解決知識貧困，更需要權利保障。比如，允許外出打工的農民帶薪休假，讓他們在合適的時間裏與家人團聚；建設一些更“廉租”的住房，使常年分居的夫妻有個短暫的容身之所；豐富農民工的夜生活等。 （記者 李曉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