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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晓敏教授谈“怎样学语文”（共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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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学语文

唐晓敏

杂谈

                 
                语文学习，须读“闲书”

                                            唐晓敏

    近百年来，语文教育的一大问题的过于重视“教科书”，以为学习语文就是学习这些教科书中的“课文”。而实际上，这些课文没有多大的意义。真正有意义的，是读“闲书”，主要是读整本的小说。

    五四时期，胡适就积极倡导通过阅读小说来学习语文，说道：“按良心说，我们的成绩完全是从《三国演义》、《水浒传》、《新民丛报》等有系统有兴味的文章得来的。”

    叶圣陶早年也主张读整本的书，主张用整本的教材做国文教材。他认为：单篇短章的教材将使学生眼花缭乱，心志不专，仿佛跑进热闹的都市，看见许多东西，可是一样也没有看清楚。并且读惯了单篇短章，老是局促在小范围之中，魄力也就不大，遇到了大篇，将会望而却步。如以整本的书为教材，虽然在短短数年读不了几部，但却可藉此养成读“书”在习惯和能力。

    叶圣陶说的整本的书，主要也是小说。因为他说到：很有写些人是因为“偷空看了《三国演义》”而获得了写作能力。

    陶行知也主张阅读小说，他反对只学教科书，认为语文的教科书没有什么用处，不如读小说：

    中国的教科书，不但用不好的文字做中心，并且用零碎的文字做中心，每课教几个字，传授一点零碎的知识。学生读了一课，便以为完了，再也没有进一步追求之引导。我们读《水浒》、《红楼梦》、《鲁滨孙漂流记》一类小说的时候，读了第一节便想读第二节，甚至从早晨读到夜晚，从夜晚读到天亮，要把它一口气读完了才觉得痛快。中国的教科书是以零碎文字做中心，没有这种力量。

    余冠英也说：“我想大家都曾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凡是写作和欣赏能力较高的学生都是爱看‘闲书’的。他们正因为多看‘闲书’才提高了写作和欣赏的能力。教本和教师的力量都不如‘闲书’（我们自己学国文的经验也可以印证。）”

    季羡林小时候也非常爱看“闲书”。他说：

    在我读小学时，小说被称为“闲书”，是绝对禁止看的。但是，我却酷爱看“闲书”。高级的“闲书”，像《红楼梦》、《西游记》之类，我们看不懂，也得不到，所以不看，我们专看低级的“闲书”，如《彭公案》、《施公案》、《济公传》、《七侠五义》、《小五义》、《东周列国志》、《说唐》、《封神榜》，等等。

    他认为，正是这些水平并不高的“闲书”，培养了他的写作能力：

    我觉得，我由文言文改写白话文而丝毫没有感到什么不顺手，与我看“闲书”多有关。我不能说，每一部这样的“闲书”，文章都很漂亮，都是生花妙笔。但是，一般说来，文章都是文从字顺，相当流利。而且对文章的结构也十分注意。

    其实，西方人也是这样。如卢梭在《忏悔录》中就讲：

    我母亲留下了一些小说，吃过晚饭我就和父亲读这些小说。起初，父亲不过是想利用这些有趣的读物叫我练习阅读，但是不久以后，我们就兴致勃勃地两个人轮流读，没完没了，往往通宵达旦。一本书到手，不一气读完是决不罢休的。有时父亲听到早晨的燕子叫了，才很难为情地说：“我们去睡吧；我简直比你还孩子气呢。”

    他说：这种方法，不久便使他“获得了极端娴熟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所谓第八次语文课改，看上去轰轰烈烈，但实际上改革非常有限。还只是在“教科书”的框子里转。而且，已经编出的几套高中教科书，实际上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除了选篇稍有不同之外，其他都一样，原因很简单：教材都得送同一个专家组评审，都只能接受这一专家组的意见，原本有些特色的，也必须将特色“清除”，否则是不能通过的。这样的改革不是改革。

    若能让学生用大量的时间阅读小说，通过阅读小说快速地获得了阅读能力、理解能力和写作能力，这才是真的改革。

    当然，语文高考也得变。不变，大家纵然懂得阅读小说有千般好，也还是不敢读小说。

             当年的文史大师怎样学语文？

                                   唐晓敏

　　二十世纪前期，虽然已经有了西式的学校教育，但当时的语文教育是“双轨”或“复调”的，特别是许多有文化的家庭，主要仍然是采用传统的语文教育方式。

　　传统语文教育大致是这样：前一两年是识字教育；用一年或两年时间，让儿童认识两千左右汉字之后，就开始阅读经典。读的范围，包括儒家经典“五经”及《论语》、《孟子》等，到南宋朱熹将《论语》、《孟子》与《中庸》、《大学》编在一起之后，儿童往往先读《四书》，一般是先读《论语》，再读《中庸》或《大学》，最后读《孟子》。《四书》读完，再读“五经”。

　　王运熙讲：“我五六岁时，他（父亲）即教我念一些唐代绝句，引起我对古诗的爱好。我在九岁时初小毕业，父亲叫我留在家里在他指导下学习，以读古书为重点。这样一直到15岁进高中前后五六年时间里，我先后读了“四书”、《诗经》、《尚书》、《左传句解》、《史记》（选本）、《楚辞》、《古文观止》、《六朝文挈》、《古文辞类纂》等文史古籍。父亲略做讲解，主要让我自己诵读，每篇诵读数十遍，达到能背诵或接近背诵的程度。这样学习，开始时囫囵吞枣，不懂的地方很多，感到枯燥，往后理解能力逐步提高，大体能懂，就深感兴趣了。”

　　现代文学理论家敏泽曾这样讲过：“我从五，六岁进入私塾，一学就是五年。……进入私塾之后，首先要学的是《百家姓》和《千字文》，待这两种蒙童读物读烂、背熟之后，接着就进入了《四书》、《五经》的学习。依次为《论语》、《孟子》、《中庸》、《大学》、《诗经》、《尚书》。对于古书的学习都是要求从头至尾背得烂熟之后，才可以丢掉不读，开始一种新古书的诵读的。”

　　程千帆先生所接受的也是这样的教育。他跟伯父学习，后来回忆说：“我们伯父对我们要求很严，虽然我们只是十几岁的少年，但学习的起点很高。他认为当时一般私塾常读的书如《古文观止》等都是俗学，而教我们的则是为打好国学基础的一些经典著作。因此，我当时作为正课就读了《诗经》、《左传》、《论语》、《孟子》、《通鉴》、《文选》、《古文辞类纂》等书（显然不可能全然了解）。此外，还泛览了许多书籍，甚至像吕坤的《呻吟语》、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家训》、袁枚的《小仓山房尺牍》之类，也认真看过。每天写大小字、作日记，每周作文，也有严格规定。” 这是非常严格的正规的古典训练。

　　不难看出，与当时的学校语文教育相比，私塾教育有其突出的优长之处，这就是高质高效。私塾教育所选的都是第一流的作品。程千帆的伯父教他的时候，所选的教材是《诗经》、《左传》、《论语》、《孟子》、《通鉴》、《文选》、《古文辞类纂》等书，这些著作，现在大学中文系学生也不是都读过。敏泽就说到：“五年私塾教育便是我最早接受的、并且给我终生留下的难以磨灭影响的语文和文化教育。这五年私塾所学到的东西，说实在的，比后来的正规大学中文系四年所学的东西都要多。” 这是符合实际的。

　　从学习方法说，古人的做法是，先不求理解，而是利用儿童记忆力强、理解力差的特征入手，先强调背诵记忆；让孩子记忆了大量的素材之后，在读熟了许多篇章之后触类旁通，并随着自身的成长，对所学内容渐渐地自然理解。这是非常富有智慧的做法。对此，敏泽这样说：“童蒙时期的心灵，像一张纯净无尘的白纸。他在此时所习所学，常常永生刻在他的心灵上，与他的生命相始终。……尽管早年我所背诵过的东西，并不是我能够理解的；但由于儿时的记忆特强，这些背诵过的东西到后来随着知识的增长和理解力的提高，以往不理解的东西理解了，并且像刻在心上一样忘不了，可以烂熟于心地背诵，这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工作，真可以说是受用无穷。”

　　应该承认，儿童接受这种教育的当初，并不一定都喜欢，但对将来确有重要意义。

　　接受私塾教育并不意味着拒绝学校教育，许多家庭是将私塾教育与学校教育结合起来的。这又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一是先读私塾，后进学校。如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童年时在家里接受教育。他的父亲是一位受传统文化深刻影响的私塾先生，朱光潜从六岁到十四岁一直追随父亲学习。十五岁开始去读了小学，读了半年高小，便升上了桐城中学。程千帆在家学习数年之后，也考取南京金陵中学读书。霍松林四岁时，他的父亲即教他背熟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识字课本。接着循序渐进，从《论语》开始，熟读群经诸子和历代诗文名篇，并作对联、诗、词、散文。在家中读书直到12岁，他父亲才送他到新阳小学接受现代教育。

　　二是一边在学校就读，一边读私塾或家塾。如宋史专家徐规回忆说，他幼年入鹤浦小学学习，同时在父亲指导下，“课余熟读《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四书集注》《古文观止》等书；点读《御批通鉴辑览》，日写大字数纸，寒暑不辍；闲暇时，浏览《水浒》《三国》《红楼》《西游》《聊斋》等小说。” 再如，著名古代园林专家陈从周十岁进入一所美国人开的教会小学上学，但他母亲为了让他有中文功底，却将他托付了一位老先生，让他学习古文，他每天放学后要读古文，陈从周将这种学习生活叫做“洋学堂外加半私塾”。

　　第三种情况比较特殊，是上“洋学堂”与读私塾交错。如王运熙五六岁时，他的父亲即教他读唐诗，后来上了小学，但小学毕业之后，父亲又让他留在家中，指导他重点学习古文。他用四五年时间先后读了《四书》、《史记》、《左传》、《诗经》、《楚辞》、《古文观止》、等古书。再后来他又上大学学习。历史学家蒙默的父亲是著名学家蒙文通，他为了让蒙默接受古典的训练，竟不时“打断”他正常的学校学习生活。蒙默讲他接受教育的过程时说，他大学毕业已经25岁，原因是，他父亲接受的是清代书院的经验，以读经为主，强调自学，提倡抄书、点书、做札记。“因此，他总认为，在新学制下学生读不到应该读的基础书，所以他总是不时地要我辍学来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