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御臻品陶瓷cy98008:中国比之印度到底差在哪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8 07:04:45

中国比之印度到底差在哪里?

2010-12-30 08:53 财经网

作者:陈志武

注:作者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作者感谢周年洋给本文的鼓励和建议,在此文写作过程中提供的帮助。本文删节发表于《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时报》。

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是印度的2/3,现在中国的人均GDP比印度高70%到80%左右。正因为这一点,国内很多学者和政府部门官员说,印度尽管有新闻自由、有民主制度,私有产权等等,但是它并没有创造出中国这样的经济奇迹。

中印比较的结论下得太早

可是,比较两国的发展势头,不能简单着眼于当前的经济增长率。举例来说,美国上世纪30年代左右开始 经济大萧条,西方社会在上世纪30年代普遍出现经济危机,而苏联的经济从30年代初到50年代一直保持高速增长,GDP增速比中国现在的增长速度还要高。 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家普遍得出一个结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状况,比信奉自由市场的西方国家好得多,于是从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很多国 家,尤其是拉美、非洲、亚洲、东欧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几乎普遍都采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展模式。

这段历史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对当前的中国和印度进行比较的时候,不能简单地将两国过去十几年或者二 十几年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比较后就轻易得出结论,说印度的自由民主、法治、私有财产权好像反而不能让印度快速发展,而中国在不是代议制政府、法治不健全、 新闻媒体信息流通不自由等情况下,经济却增长很快。

最近一两年的迹象进一步表明,某些关于中印比较的结论下得太早了,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尤其从金融发展对社会、经济影响的角度来看,印度内在的经济增长潜力比中国大的多。

中国前些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众多廉价劳动力,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制造业和其他相关行业的服务,生产 鞋、服装、玩具、家用电器等。从国外转移到中国来的生产技术含量并不高,即使是电脑生产,表面看来高科技的含量很高,但这些技术实际上已经非常标准化,成 为简单的生产内容,利润率也并不高。

当然,这些年通过改革开放,的确使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含量上升到了一个新台阶,同时,中国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也上升到新的高度。这些转变为中国经济增长走出以简单的制造业来创造工作机会、增加收入的模式,创造了越来越好的条件和基础。

但是相比之下,如果中国不在契约执行架构、信息提供架构、权力制衡架构等方面做更进一步调整,如果对 行政权力的制约没有实质性进展,产权制度继续保留目前的公有制为主导,不从公有制转变到私有制,如果仍然不能为市场交易提供更可靠的法治架构和信息架构, 那么中国要在经济增加值、利润率更高的服务业、第三产业上要超过印度,那是非常难的事。

我曾多次撰文讲述这样一个观点,服务业跟制造业不一样,服务业交易的内容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而制造业 的各个环节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若市场上交易的内容是看得见的商品比如衣服、鞋类,这种市场的发展对于法制架构和信息架构的要求相对来说可以很低。但是若 要去发展更高端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证券业,没有相应的法治架构和信息架构是不行的,因为如果法治不可靠,老百姓所能掌握的信息很少,即使信息足够多也非 常不可靠,那么人们从事这种高端服务业交易的风险太大,人们的交易意愿自然会下降。金融业发展的核心是提高资产的流动性, 进而提高其使用效率, 提高其价值, 包括劳动力资产的价值, 制度差别的长远价值即在此。

 印度的金融体系为创业者提供更多机会

我最近去香港汇丰银行考察,见面那天汇丰银行刚刚公布上一年的财务状况,上一年总运营收入大概是 772亿港币,其中1/4来自香港,也就是说其中200亿港币来自香港市场。香港人口才600万,200多亿港币除以600万,平均每个人为汇丰银行提供 的收入达3000多港币。这说明香港的金融化程度是多么高。当然,这只是汇丰一家的情况,其它银行与金融公司还不在内。香港是中国和亚太地区的一个非常重 要的金融市场,包括汇丰银行在内的很多的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实际上不只是针对香港本地人,它们同时也为很多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韩国、新加坡等亚太 各地区的客户服务。

通过举这个例子,我想说明的是,香港很小,但它的金融化程度特别高,因此,香港有非常强的能力去配置 和调动资源。金融证券业发展最大的作用是把所有不能直接流通的死的资产,包括人力资本、房地产、土地以及未来的收入流等等,通过金融票据化的发展变成活的 资产,主要形式就是进行货币化或者证券化,这样一来资源配置的增值效率就能达到人类社会此前从来达不到的高度。这就是为什么香港每个人可以为汇丰银行贡献 3000多港币的利润,这就是高度金融化所带来的奇迹。

当前,印度经济的金融证券化程度无法和香港比,但我们至少可以将印度和中国做一个比较。印度的股票市场上所有上市公司的流通市值是其GDP的80%,而 中国的流通股市值不到GDP的10%,也就是说,印度资产和财产的股票化、证券化的程度是中国的8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印度通过民间的和证券市场的金融 证券化,使得印度配置和调动资源、利用现有资产和财富发展经济的能力比中国强很多。

具体来说,印度的银行体系中有27家政府银行,25家私人银行,46家外资银行,有47000个非银 行金融机构,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基本上都是私营的。此外,还有差不多100多家商业银行,其中75%都是外资的或私营的银行。这种情况下,印度为创业者和 企业所能够提供的融资手段和渠道以及融资额,就比中国多很多。 

印度银行的商业贷款中,有35%贷给国有企业,其他65%都是贷给私人、家庭和私营企业,银行资产占 GDP的比率为70%;相比之下,中国银行贷款方向刚好颠倒过来,70%贷给国有企业,30%贷给私人。此外,中印呆坏帐的比率不一样。从贷款去向来讲, 正因为印度的银行体系和整个非银行金融体系包括资本市场的私有化程度或者民营化的程度远远比中国高得多,所以他们的贷款往往流向那些能带来更高回报的私有 企业、呆坏帐比率比较低的私有企业,而不是像中国这样不断将资金送往国有企业。

印度的私有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私有化的程度,使印度经济能够为创业者提供比中国高得多的发展资金,印 度年轻人自己创业的机会,比中国年轻人好得多。印度有47000个非金融机构,这足以为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和中年创业者的事业发展提供金融支持,而在中国金 融体系由国家垄断的情况下,100个年轻人里面可能有99个只有打工的份,只能从事制造业或者简单的研究或者其他行业的工资人,而不能变成创业者,即使是 孙大午这样的能人,融资也非常艰辛,逼着人们只能打工, 没能创业。。

中印两国的财富效应很不一样。金融化、证券化的程度越高的社会,越能够提供条件让大家更好地配置资源、创造财富,尤其是从事更高经济增加值的生意的机会和可能性会大大增加。

那么,为什么印度的金融证券行业比中国更发达得多呢?这涉及到我原来谈得比较多的一个话题。根本上来 说,金融证券整个行业平时的交易都是票据交易、契约交易,如果没有可靠的、独立的第三方也即政府来提供契约执行的架构,也没有作为独立第三方的媒体来提供 充分的可靠信息,那么诚信环境就无法建立起来,以金融票据和金融契约交易为核心的金融证券业就不容易发展起来。大家都在讲诚信。我认为对诚信的要求不能只是一个口号,一个愿望,而应该具体落实到提供契约执行的架构,保证行骗者不会在没有任何惩罚的情况之下就轻而 易举地逃脱责任。另一方面,如果新闻媒体等等媒介所能够提供的信息量以及所提供信息的准确度都能提升,那么金融证券市场上人们受骗的可能性就可以大大缩 小,从而使更多的投资者和金融从业者以及需要金融证券服务的人,愿意加入这些行业从事市场交易,这样金融市场、证券市场才有可能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如果没 有这些制度架构的支持,在中国目前的制度架构之下,很难让金融证券业健康和繁荣地发展起来。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中国相对于印度的比较竞争优势也就很 难产生。 

全球资本在流向印度

在今天全球化的世界环境之下,竞争已经远远不只是简单的劳动力竞争。全世界共有60亿人口,60亿双手,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简单劳动力的供给量几近于无限,简单一双手的边际价值非常低,几乎等于零,因此,简单劳动力的价格自然就没那么高了。

在这种情况下,资源上的竞争也没有太大意义,人们可以通过很便宜的轮船运输把资源从一处运到另一处。 因此,今天世界的竞争主要就是制度竞争,看哪个国家更能够为金融证券交易双方提供更好的契约执行架构和信息架构。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在这两方面做得更好,就 可以更多地从事那些经济附加值更高的工作,经济增长质量就可以更好。

过去的几个月,我在纽约等不同地方了解了美国一些投资者的取向。近来,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 基金会和机构投资者对印度投资的热情普遍高于对中国的投资热情,比如卡耐基基金会。就我了解,卡耐基基金会投资委员会所递交的任何一个要投资印度的项目, 百分之百都会被轻松批准,大家一致认为印度拥有民主、法治、新闻自由等各方面的制度保证,他们对印度的经济增长一点也不担心。然而,卡耐基基金会投资委员 会递交的投资到中国的项目,十个中有八、九个都会被打回来。

不仅卡耐基基金会这样,其他很多基金会也都是如此。去年,印度股市长了百分之五十几,前年涨得更多。 很多基金的钱已经转向印度的股票市场、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里昂证券本来非常关注中国,但现在它的相当一部分注意力转移到印度去了,他们无法把注 意力大量集中在中国,因为在中国证券业赚不到钱。中国市场上的投资机会很受限制,股市被政府严加管制,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股市实际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更 多时候是一种行政安排,是行政计划场所而不是市场交易场所,这种情况下,国际资金的流向、投资意向偏好从中国转向印度是必然的。现在国内对这个趋势的反应 还迟钝,等中国反应过来时已经太晚了。

事实上很多机构现在并不放心也不太愿意把更多的钱投在中国,他们更愿意把钱投在印度,但短期内没有办法,因此,暂时还是只能投资在中国,毕竟目前中国的 劳动力以及基础设施方面相对印度尚存在优势。我在和纽约投资机构的接触中已经很明显地感觉到这种投资意向的变化,中国必须及早了解这种投资意向的变化,这 是非常重要的、有远见和预测作用的指标。 

中国应该强化激励机制

中国表面看来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地方官员和高层官员把大量精力放在形象工程上。但我们不能只陶醉于这 种表面的东西。印度与中国在进行一场龟兔赛跑,事实上,它正在紧步追赶。中国如果继续把钱大量投入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忽略看不见摸不着的制度建设 这种软的东西,是很危险的。

当然,不管怎样,中国现在至少可以直接同印度等其他国家比较、竞争,这本身也是很有促进作用的,长此 以往,将迫使中国在制度等软的方面进一步改革,使软的制度架构能够像印度和美国那样更有利于市场交易,让人们在更可靠的契约执行架构、交易执行架构之下, 勇于进行市场交易。希望中国政府更加大胆地去做出一些制度调整。在诚信缺乏、法制不可靠、信息不畅通而且即使有信息,其内容也不那么可靠的环境之下,任何 看不见摸不着的非实物的东西,都不容易在这个社会里有太大的发展前景。

文化产业是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按理说,中国有13亿人口,它的娱乐、文化市场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但 事实上,不管是电视剧、电影还是文化创作,都被中宣部以及其他文化部门严加管制。有意思的是,很多文化界的人士呼吁把儒学变成儒教,然后进一步变成国教, 要发扬光大中国的文化传统。我个人认为,在现代社会、交通工具和市场范围都发达到当今这个程度的情况之下,恢复这些传统的文化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但即使恢 复传统文化能解决问题,我认为人们需要看清楚的是,究竟是什么东西妨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在中国自己的娱乐行业、文化创作行业、影视业都受到压制的情况下,老百姓特别是年轻人在娱乐和文化消 费上除了好莱坞和韩国就没有别的选择,出现这种现象,不能怪社会成员,因为人们别无选择。现有各家国内电视台的内容大同小异,即使再多添几个电视台又能怎 样?就像是又多了几栋外表漂亮的大楼,一进去看就知道,里面的管理一塌糊涂。

因此,对于任何一个领域来说,没有竞争、没有激励机制、没有创作自由,就没有创造力。现在强调自主创新,要把中国变成创新型国家,但是,如果在产权制度 上仍然不能做到从国有制改为全面的私有制,中国根本不可能变成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国家只能是一个梦想、一个口号。事实上中国有很多一流的工程师、一流的科 学家,同时也有很多的资金,因为在国家垄断银行体系金融体系的情况下,国有项目要资金是不成问题的。但为什么中国的科技就是发展不起来?一个根本的问题就 是没有激励机制,没有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激励机制。 

文化领域也是这样。只要所有电视台都是国有的、出版社都是国有的,其他的媒体都直接间接属于国有,没有对于个人的创业激励,那么个人的创新动力自然也不会有。在没有可观的经济回报的情况之下,让人去挖空心思日日夜夜进行创造,这只能是梦想。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国内最可能在纽约或香港上市的行业,就是创新创业最活跃的行业,如分众、携程等 等。这个现象为中国的学者和政府部门官员提供了非常明显的启示,它说明,如果中国的投资还不对民营企业开放的话,那么整个中国经济要继续依靠外资、外贸去 拉动;如果真的要把中国转变成创新型国家,若不让股市和私有制这两个根本性的动力发挥作用,而光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没什么用的。

中国历史上创意最强的时期,一是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各个诸侯国互相之间进行激烈竞争,孔子管子等都是 在那个时候出现的,但是这种繁荣景象在秦始皇统一之后就不复存在。二是19世纪末期,尤其是民国时期的上海租界,文艺创作有一段繁荣的时光。在1911年 到1928年的17年间,中国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那段时期可谓是中国文艺创作和其他方面的发展和创新最有活力的时候,这种历史对于理解中国的自主创新 出路很有启示。事实上,我认为,中国目前已有的一些创新动力,还得感谢美国和香港等自由世界资本市场所提供的拉动力。如果没有这些世界市场提供的拉动力,仅靠中国自己来激发这些创新激情,中国的经济可能难有现在这样的成就。 

(以下部分来自互联网,非陈志武教授文章内容)

海外抄底,中国比印度差在哪·之一

同为抄底,表现迥异

中国企业“救了别人,坑了自己”

近几年随着中国企业财力的增长,以及许多国家陷入经济萧条,外出“抄底并购”者越来越多,并购案一个比一个大,但成功者却寥寥,如TCL并购汤姆森、阿尔卡特,最终前者“救了别人,坑了自己”,后者则近乎同归于尽;联想收购IBM电脑品牌使用权,结果付出大量成本后效果不佳,事倍功半。

被炒得沸沸扬扬的一系列海外资源企业控股案,相当一部分,不是在付出巨大代价后撞上“政策墙”或“工会墙”,就是花了买珍珠的钱,却收获了一簸箩稻谷。

印度企业常能化腐朽为神奇

据印度工商业联合会统计,2000年起印度公司共收购了300家海外企业,总价值高达数百亿美元。在被并购的企业中,不乏科鲁斯钢铁、卜内门化工等“名门”,路虎、捷豹汽车,泰特莱茶叶这样的知名品牌,和大宇卡车、内陆钢铁这样的庞然大物。

米塔尔集团号称“并购圣手”,靠不断的“蛇吞象”,在几十年内由一家小轧钢厂发展为世界第一钢铁企业;号称“全面开花”的塔塔集团,近3-5年内涉及多个完全不同领域的重大收购项目多达30个,失败率为0。 

海外抄底,中国比印度差在哪·之二

并购前:“功课”是否做到了家

TCL:两眼一抹黑,胡乱抄底

中国的一些企业自身缺乏海外调研能力,也不注重在这方面投入人员、资金,或依赖国外中介,或迷信蜻蜓点水式的“商务考察团”,更一些企业甚至连中介评估都不舍得掏钱,如TCL在收购阿尔卡特手机业务时就“节约”了这么一次,结果追悔莫及。倘分析得当,取舍得宜,优势互补,则可以花小钱、办大事,如果两眼一抹黑胡乱抄底,一不留神便会自己给自己背上个大包袱。

塔塔集团:出手前,先做三道题

被称作“并购分析高手”的塔塔集团执行董事戈帕拉?克里希南在谈及“如何预防失败的并购”时表示,并购前的预判和政策、情报分析相当重要,评判的标准主要为3条:是否对所在国有利;是否与本公司发展目标相符;能否带来“新的东西”。按照塔塔集团的评估标准,这3个答案中只要有1条为“疑问”或“否定”,并购计划就必须取消,因为“失败的风险太大”。 

海外抄底,中国比印度差在哪·之三

腾中重工:连“病灶”一并收购

尽管通用汽车屡献殷勤,试图兜售悍马品牌给塔塔,却在做足“功课”后被拒绝。悍马之所以有今天,是产品不合时宜、生产成本过高所致,腾中花费巨款买下品牌使用权,却要连“病灶”一并继承。塔塔之弃,腾中之取,胜负暂难评价,但在前期功课方面,差距是明显的。

印度电视制造商Videocon原是TCL并购汤姆森的竞争对手,Videocon经过分析认为,汤姆森的技术专利大部分将要过时,大量债务尾大不掉,无全盘收购价值,仅用2.92亿美元收购其显像管分部,一方面补齐自己短板,另一方面也挖了TCL的墙角——未得到汤姆森最具盈利价值的显像管分部,TCL付出了更加艰辛的消化代价。

米塔尔集团:破烂也不是乱捡的

号称“捡破烂能手”的米塔尔集团,其“下手”的对象经常是别人不屑一顾的“垃圾企业”,但该公司收购的要诀是,首先看“目标”有没有本公司不具备的资源,其次看“目标”的短处是否能以本公司的长处进行弥补,最后衡量做到这一切的成本是否超出自己可接受范围。

该公司并购墨西哥Sicartsa,是看中这间巨亏公司拥有墨西哥政府巨资打下的良好基础设施,只需加大投入,改善管理便能迅速见效;并购美国内陆钢铁公司,是看中该公司和美国车企的合作关系,以及生产特种钢材的技术、生产能力和销售渠道。可以说,“百战百胜”的背后,是艰苦繁重的预研和准备。  

海外抄底,中国比印度差在哪·之四

并购中:进退如何拿捏

中国企业:掏出真金白银让别人玩

TCL在眼花缭乱的换股中迷失方向,联想对IBM品牌的“支配权”也被繁复的合同条款紧紧束缚在极其有限的范围,目前传出的腾中收购,买来的同样仅是商标使用权,如果打个形象的比方,腾中和悍马的联姻,恰似新郎花了巨额彩礼,却仅仅迎娶了一张美人相片。

虽然中资企业强调“抄底”,但一来往往弄不清什么是底,二来并购中常常过于着急,结果往往付出比“时价”大得多。一些资源类企业为减少并购难度,争取国外政府开绿灯,甚至在吸股的同时公开承诺“只持股,不进董事会,不参与决策”,这种表态无异于掏出真金白银让别人玩,最终是福是祸,自己却无法把握。花钱买下的是权益,是发言权、支配权、发展主导权,如果将这些权力拱手相让,并购就成了“花钱买罪受”。

印度企业:坚持“支配权”

不论是塔塔或米塔尔,在海外并购中绝不做“花钱却不能说了算”的买卖。如米塔尔收购阿洛塞,几次提案、几次退出,症结均在持股比例上;塔塔和悍马“联姻”失败,一个重要因素正是塔塔不肯接受通用单纯转让商标使用权的“不平等条约”,腾中接受的恰是这个“条约”;米塔尔甚至提出100%铁法则——非100%控股不收购。

当然,印度企业也并非不知变通,如米塔尔在进入中国资本市场时,鉴于中方对外国资本的限制,就适当降低了对持股比例的要求,但仍坚持自主管理,并不断尝试挑战“上限”;对于那些比中国更“脆弱”的市场,它们则不会如此客气:同样有外资持股不得超过49%限制的阿尔及利亚,最终便在市场的诱惑和资本的压力下,在安纳巴为印度资本“破例”了一回。 

海外抄底,中国比印度差在哪·之五

并购后:双赢还是双输

联想:为捧“土产”,将IBM招牌雪藏

中国一些企业不善于分析所并购品牌的价值所在,盲目决策,结果令品牌“掉价”;还有些企业,如联想,为捧红“土产”品牌而将买来的IBM招牌雪藏,无异于资源浪费。

腾中此次对悍马品牌使用权的收买之所以受许多人质疑,也同样是“定位不明”——倘如腾中所言“意在开拓北美市场”,那么原封不动保留下的原班人马、原样方式,已在这几年的市场实践中被证明完全失败,继续依样画葫芦,又能有几分胜算?倘意在中国市场,如此大排量汽车势必撞上“排量税”窗口,腾中对此又有多少预案?

塔塔:并购做到对当地有利

塔塔所说的 “对当地有利”并非说说而已。该公司收购大宇卡车,利用管理小排量车的经营方式改进大宇卡车的生产流程,最终自己赚到钱和市场份额,当地也获得了大量就业机会和税收收益。由于并购成效卓著,原本可能成为并购阻力的工会、政府,却经常成为助力,如在英国并购路虎、捷豹,当地工会投票欢迎,意大利菲亚特集团甚至主动要求塔塔加入其管理层参与决策。

印度企业在并购后很善于利用所获得的资源,那些濒死的企业、蒙尘的品牌经其盘活和重组,往往能焕发新生,与企业实现双赢。 

海外抄底,中国比印度差在哪·之六

差距究竟在哪里

政府该管的管,该放的放

印度的公司治理结构、民法和商业法体系相当完善,政府该管的管,比如印度政府2006年 9月制定了一项促进海外投资的长期战略,印度央行也逐步简化了印度公司的海外投资手续,并大幅放宽了投资限额;不该管的绝对不管,如企业并购目标、经营决策方向等。这便使得印度企业既能从政府那里得到有力支持,又不至于因“婆婆”管得太宽而束手束脚,贻误战机。反观中国,该宽松处往往层层把关,该把关处又常常畅通无阻,两相比较,高下立判。

“做大优势,补齐短板”

印度企业虽也讲究多种经营(如塔塔集团业务包含13个完全不相干的大门类),但每个涉足门类都有自己的特长和优势,每次并购看似四处出击,实则都是围绕着“做大优势,补齐短板”八个字来做文章,自然容易出效果;反观某些中国企业,在并购中或过于看重品牌名气,或单纯捡便宜“抄底”,既不知己,明白自己的长短,也不知彼,掌握收购目标的真正价值,自然更无从了解“联姻”的真正价值与目标所在,盲人骑瞎马,成功概率自然要小得多。

家族企业也有国际视野

许多专家在总结国内企业、尤其民营企业并购失败的教训时,往往会强调一些企业“家族化管理”的落后,可不论塔塔还是米塔尔,都是典型的家族化公司,曾有一位精通印度商业典故的朋友感慨,印度“所有的公司都是家族公司,只不过大小不同罢了”。印度虽也是家族企业为主,但管理层(包括家族成员)大多在国外受过良好且有针对性的教育,更在家族企业中得到基层和中层历练,在并购前、中、后常常发挥关键作用;反观中国一些企业,不论家族、非家族,拍板人往往缺少与国际接轨、与市场接轨的素质、经验和魄力,决策、经营、判断上很容易出现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