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玺印章赏析（图7）
导读：玉玺印章作为封建王朝权利的象征，历代玉玺都有着不菲的经济价值和艺术价值。但是，以今天的“普通人”看来，这些玉玺有的其貌不扬，有的甚至就像是废铜烂铁！欣赏之余，处处留心，说不定你就能淘到类似这样的宝贝！
“西魏王宝”玉印，明，印面2.1×2.1cm，通高1.4cm。清宫旧藏此印青玉质地，鼻钮，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上起顺读“西魏王宝”四字。此为明代托名楚汉之际封王玺印之作。印文中的“西魏王”为楚汉之际封王，名魏豹，原是魏国公子，其兄名魏咎。陈胜起义反秦，派魏人周市徇魏地。攻下魏地后，周市认为应迎立魏国王室后人为魏王以赢得人心，于是陈胜以魏咎为魏王。秦将章邯反击攻破陈胜军，进兵击临济，魏咎被困自杀。魏豹逃到楚军中，得援军数千人，复攻魏地。此时项羽已破秦军，章邯投降，魏豹又被立为魏王，引军随项羽入函谷关。汉王元年（公元前206年），项羽封诸侯，欲占有梁地，于是迁魏王豹于河东，都平阳，为西魏王。汉王定三秦，魏豹降汉。刘邦在彭城战败后，魏豹又叛汉，汉王遣韩信击败并俘虏魏豹，豹又随汉军守荥阳，后再次受到楚军围攻。同守荥阳的周苛等人认为魏豹反复无常，是潜在的危险，遂杀魏豹。
“河南王玺”玉印，明，印面2.2×2.2cm，通高1.9cm。清宫旧藏青玉质地，覆斗钮，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上起顺读“河南王玺”四字。印身如覆盖斗形，斜面较宽，印材质粗。此印为明代托名楚汉之际封王玺印之作。印文中的“河南王”本为楚汉之际封王，名申阳。《史记·项羽本纪》载：“瑕丘申阳者，张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阳为河南王，都雒阳。”西汉二年（公元前205年），汉王刘邦东略地，河南王申阳降，其地置为河南郡。
“韩王之玺”玉印，明，印面2.3×2.3cm，通高2.65cm。清宫旧藏青玉质地，辟邪钮，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上起顺读“韩王之玺”四字。印钮琢辟邪神兽，独角巨目，扭首睥睨，两前足踞地，身背后向下倾斜，借势于印材。此印为明代托名楚汉之际或汉初封王玺印之作。印文中的“韩王”本为楚汉之际或汉初的封王，其时有三人得此封号。最初，项梁借名立诸王，燕、齐、赵、魏皆已立王，唯韩落后，于是立韩公子为韩王，欲以抚定韩故地，后项羽杀之。在楚汉相争的战乱年代，项羽所立诸王均徒具其名，随着征战忽东忽西，实际皆未立足稳定。汉王刘邦定三秦、并关中，将东出击楚，于是项羽又以吴令郑昌为韩王拒汉。汉王二年（公元前205年），刘邦使韩襄王孙信破郑昌于阳城，以信为韩王（称韩王信）。三年（公元前204年），汉王出荥阳，韩王信、周苛等守荥阳，被楚打败，孙信一度降楚，后得逃走复归汉，汉仍以他为韩王，从高祖定天下。汉王六年（公元前201年）十二月，徙韩王信于太原。此时，匈奴冒顿兵力强大，骑兵三四十万，夺取黄河以南地。七年（公元前200年）秋，匈奴进军围困马邑，而此时汉廷也发兵来救，怀疑韩王信谴使求和于匈奴是有二心，使人责信，“信恐诛，因与匈奴约共攻汉，反，以马邑降胡，击太原”，高祖亲自率军进击，破信军于铜鞮，信逃入匈奴部族。汉军轻进被围，成“平城之围”，后双方议和罢兵。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信与汉军再战身亡。
“太原王玺”玉印，明，印面2.25×2.25cm，通高1.95cm。清宫旧藏印白玉质地，龟钮，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上起顺读“太原王玺”四字。此印为明代托名汉代封王玺印之作。印文所谓“太原王”本为汉文帝时的封王，名刘参，汉文帝刘恒之子。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三月，有司请立皇子为诸侯王，于是当时诸子皆立为王。其中刘参被立为太原王，刘恒另一子刘武被立为代王。两年后，刘武转徙为淮阳王，代地尽归太原王刘参，参号遂易为代王。刘参立17年，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卒，谥为孝王。
“江夏王章”玉印，明，印面2.1×2.1cm，通高2.2cm。清宫旧藏印白玉质，羊钮。印文字体为篆书，朱文，右上起顺读“江夏王章”四字。印钮为一曲腿侧卧的小羊，意态恬静。印材白玉无瑕，光亮耀目。此印为明代托名南北朝时期封王玺印之作。印文中的“江夏王”在南北朝时有数人。一是宋武帝刘裕之子、少帝之弟刘义恭，元嘉元年（424年）封江夏王，食邑五千户，一度权倾一时，永光元年（465年）秋八月被诛。二是齐高帝萧道成第十二子，名萧锋，字宣颖，齐建元元年（479年）夏四月，萧道成称帝，封萧锋为江夏王。三是齐明帝萧鸾第三子，名萧宝玄，字智深，建武元年（494年）十一月封江夏（郡）王。四是陈文帝陈蒨第九子，名陈伯义，字坚之，天嘉六年（565年）立为江夏王。五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族弟，名拓跋吕，初因跟从拓跋焘平凉州有功，封江夏公，委以朝政，极受尊重。卒后赠江夏王，陪葬金陵。
“南康王章”玉印，明，印面2.3×2.3cm，通高1.8cm。清宫旧藏印白玉质，瓦钮。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上起顺读“南康王章”四字。印钮为弧拱形覆瓦状，宽与印台等齐，瓦面满琢精美的勾莲纹。此印为明代托名南朝封王玺印之作。印文中的“南康王”在南朝时有数人。一是齐武帝萧赜的第十九子，名萧子琳，字云璋，永明八年（490年）由宣城王改封为南康王，永泰元年（498年）被杀，年仅14岁，成为皇室斗争的牺牲品。二是齐明帝萧鸾第八子，名萧宝融，字智昭，永元元年（499年）由随郡王改封为南康王，东昏侯永元三年（501年）三月，南康王宝融在江陵即帝位，成为齐和帝，也即南朝齐政权的最后一个皇帝。三是南朝梁政权第一个皇帝梁武帝萧衍的第四子，名萧绩，字世谨，天监八年（509年）封南康郡王，大通三年（529年）病故，时年25岁，其子萧会理嗣，遇害于侯景之乱。
“乐成王玺”玉印，明，印面2.1×2.1cm，通高1.7cm。清宫旧藏印黄玉质，鼻钮。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上起顺读“乐成王玺”四字。印材色黄如蜡，晶莹不足而润泽细腻。此印为明代托名晋代封王玺印之作。印文中的“乐成王”本为晋代封王，有二人，一为司马融，一为司马融的侄子司马钦，后过继为司马融之嗣子。司马融之父彭城元王司马植是晋代开国皇帝晋武帝司马炎的堂兄弟，而司马植的祖父东武城侯司马馗乃司马懿的胞弟，被晋廷追谥为宣皇帝。
“中山王宝”玉印，明，印面1.4×1.4cm，通高1.5cm。清宫旧藏印青玉质，辟邪钮。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上起顺读“中山王宝”四字。此印为明代托名汉代封王玺印之作。印文中的“中山王”本为汉代封王，名刘胜。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藩”，吴王濞、胶西王卬、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遂以“清君侧”的名义联合举兵反，汉廷斩晁错以谢七国，而七国图谋不退。景帝遣太尉周亚夫、大将军窦婴率兵破七国。六月，诏立皇子刘端为胶西王，刘胜为中山王。此外，还有一方“中山王宝”玉印与此印类似，印面略显长方形，也被收入清宫内府，亦属托名之作。
“建安君”玉印（二件）明，兽钮印印面2.6×2.7cm，通高3.1cm；龟钮印印面2.8×2.5cm，通高2.8cm 兽钮印白玉质，印面有阴线边栏，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上起顺读“建安君”三字。印钮之神兽正身蹲坐，挺胸弓身，脑后一角后垂连背。印材洁白，仅兽角上附有天然黄色。整体琢造精致，秀劲非常。另一方龟钮玉印，青玉质地，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上起顺读“建安君”。印钮之龟体肥壮，背甲有大块黑斑，甲脊中棱凸起，甲缘下缀。此两印皆为明代托名晋代封君玺印之作，琢造时间应相距不远，所托内容相同。印文中的“建安君”本为晋明帝司马绍生母，《晋书·帝纪第六》载：“永昌元年闰月己丑，元帝崩。庚寅，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尊所生荀氏为建安郡君”。《晋书·后妃列传》载：“荀氏，元帝宫人也。初有宠，生明帝及琅邪王裒，由是为虞后所忌。自以位卑，每怀怨望，为帝所谴，渐见疏薄。及明帝即位，封建安君，别立第宅。太宁元年，帝迎还台内，供奉隆厚。及成帝立，尊重同于太后。咸康元年薨。”赠豫章郡君，别立庙于京都。
“白发向人羞折腰”石章，明末，汪泓篆刻，印面3.8×3.0cm，通高5.8cm 石章白寿山石制，长方形，童子牧牛纽，侧款。印文篆体，白文，右上起顺读“白发向人羞折腰”7字。印面有阴线边栏。边款阴刻隶书体“天启四年十月二十有五日。宏度。”此印印文出自宋代陆游《剑南诗稿·卷九·醉中出西门偶书》诗句。此印相对汪泓早期的篆刻灵动略逊，而以规整风貌示人。文字笔势硬折，中含险峭，略有凿刻之意。整体布局均匀，印文力求对称，密而不繁。
青玉“五经萃室”印，清乾隆，印面3.2cm×3.4cm，通高7cm 印青玉质，长方形，蟠龙钮。印面篆书“五经萃室”。“五经萃室”与“八徵耄念之宝”、“自强不息”印为一组，同贮于一木匣。“八徵耄念之宝”、“自强不息”印是乾隆皇帝晚年经常使用的宝玺。为了使用方便乾隆帝下令制造了几十方“八徵耄念之宝”、“自强不息”，与不同的宫殿名印合成组印，这是其中的一组。五经萃室位于昭仁殿内，嘉庆二年（1797年）乾清宫失火殃及昭仁殿，此印有经火烧过的痕迹。
“大同府印”印，清，印面8.3×8.3cm，通高11.8cm 印铜铸，柱钮。印面有阳线宽边框，铸汉、满两种文字，内容对照。汉文右上起顺读，满文左上起顺读，印文为阳文篆书体。印台有汉、满两种文字刻款“大同府印。礼部造。道光十五年五月□日。□字一千二百十七号”。此为清代官印。清代府隶属于省，下辖州县，其长官为知府，秩四品。
“文县守御所印”印，清康熙，印面7.6×7.6cm，通高10cm 印铜铸，柱钮。印面阳线宽边框内铸阳文叠篆书体印文，右上起顺读。印台有楷书刻款“文县守御所印。礼曹造。周五年二月日。天字四千六百九十三号”。清定鼎中原后，清圣祖为加强统一政权，实行撤藩。康熙十二年（1673年），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联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举兵叛清，吴三桂自称周王。一时间贵州、四川、陕西、湖广诸处的提督总兵等统兵官皆起响应。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在衡州称帝。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叛乱才被彻底平定。文县守御所印刻年款为“周五年二月日”，说明此印是吴三桂称周王时颁行的地方官印，印款推行纪年，也表明吴三桂在衡州称帝之前即有称帝之心。印款编号之大，足见吴三桂当时的影响与号召盛极一时。此印的整体铸造形式与同类的清政府官印基本相同。
“镶红旗满州四甲喇参领之关防”印，印面7.7×6.1cm，通高11.4cm 印铜铸，柱钮。印面阳线宽边框内铸汉、满两种文字，内容对照，汉文右上起顺读，满文左上起顺读，印文为阳文篆书体。印台有汉、满两种文字刻款“镶红旗满州四甲喇参领之关防。礼部造。乾隆十四年十月。乾字二千三百五十一号”。此为清代官印。镶红旗满洲四甲喇参领下所设各佐领为开国初期编立，因而此参领亦应为开国初期所设立。此印为乾隆十四年（1749年）铸造。
“正黄旗满洲四甲喇十叁佐领图记”印，清，印面5.7×5.7cm，通高9.4cm 印铜铸，柱钮。印面阳线宽边框内铸汉、满两种文字，内容对照，汉文右上起顺读，满文左上起顺读，印文为阳文篆书体。印台有汉、满两种文字刻款“礼部造。乾隆十四年十一月日。乾字二千六百八号”。此为清代官印。清代实行八旗制度，旗（满语“固山”）、参领（满语“甲喇”）、佐领（满语“牛录”）三级管理，满、蒙、汉皆备，负责驻防各地。正黄旗为皇帝直接统领的上三旗之一，正黄旗满洲四甲喇十三佐领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编立。“图记”为清代对八旗佐领及宗室、觉罗族长等的官印的称谓。此印为乾隆十四年（1749年）铸造。
太上皇帝之宝，通高15cm，纽高7.3cm，印面22.5×22.5cm 碧玉质，交龙纽，满汉文篆书，四周刻乾隆皇帝《自题太上皇帝之宝》御制诗，盛于雕云龙纹紫檀匣中。这方“太上皇帝之宝”制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当年九月三日，乾隆帝颁布了在三十八年（1773年）所写的建储密诏（密建皇储），立皇十五子颙琰为皇太子，次年新正举行了禅位大典。乾隆帝归政后，仍住在养心殿训政，嘉庆皇帝则只能住皇子所居的毓庆宫。嗣皇帝年号嘉庆，只对外使用，宫中继续用乾隆年号，批阅奏折、任免官员等重要政务权力仍掌握于乾隆帝手中。这方“太上皇帝之宝”是清宫帝后宝玺中最大的一方，体现了太上皇权力的至高无上。此宝制成后曾陈设于太上皇宫殿中的皇极殿御案上。此外另有“太上皇帝之宝”数方，皆作汉文篆书，用于书画鉴赏活动。
清二十五宝为清代乾隆皇帝指定的代表国家政权的二十五方御用国宝的总称乾隆以前，御宝一般没有规定确切的数目。乾隆初年，可称为国家御宝之印玺已达二十九种三十九方之多，且因有关文献的记载失实，用途不明，认识错误甚多，造成混乱状况。针对这种情况，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皇帝对前代皇帝御宝重新考证排次，将其总数定为二十五方，并详细规定了各自的使用范围。这二十五方御宝分别为：大清受命之宝、皇帝奉天之宝、大清嗣天子宝、皇帝之宝二方、天子之宝、皇帝尊亲之宝、皇帝亲亲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信宝、天子行宝、天子信宝、敬天勤民之宝、制诰之宝、敕命之宝、垂训之宝、命德之宝、钦文之玺、表章经史之宝、巡狩天下之宝、讨罪安民之宝、制驭六师之宝、敕正万邦之宝、敕正万民之宝、广运之宝。重新排定后的二十五宝各有所用，集合在一起，代表了皇帝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各个方面。乾隆十一年厘定之御宝的宝文，除青玉“皇帝之宝”为满文篆书外，其余全部为满文本字和汉文篆书两种文字。乾隆十三年，创制满文篆法。为使御宝上的满汉文字书体协调，乾隆皇帝特颁旨：除“大清受命之宝”、“皇帝奉天之宝”、“大清嗣天子宝”、青玉“皇帝之宝”四宝因在清入关以前就已使用，“不宜轻易”外，余二十一宝一律改镌，将其中的满文本字全部改用篆书，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二十五宝。二十五宝平时密藏于紫禁城交泰殿的宝盝中，一宝一盝。宝盝为两重，皆木质，制作精美。宝盝置木几上，外罩绣龙纹的黄缎罩，分列于御座左右。二十五宝质地有金、玉、栴檀木，印纽有交龙、盘龙、蹲龙型制，雕制精美，同时也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典章文物。
皇后之宝，通高10cm，纽高6cm，印面14×14cm，重1800k 金质，交龙纽，附系黄色绶带，满汉文篆书。清朝对皇后之宝有严格的规定，据《大清会典》载：“皇后金宝，清、汉文玉筯篆，交龙纽，平台，方四寸四分，厚一寸二分，用三等赤金五百两。宝盝高七寸八分，方八寸；宝色池，高二寸，方四寸八分，均金制。外椟绘凤文。”制作亦有严格的程序，首先由礼部依据成例奏报皇帝，然后由造办处制成印样，手写宝文，呈皇帝御览。皇帝钦定后，再由礼部发印样于铸印局，铸印局官会同内务府官于造办处祭炉监造。铸造完毕后交广储司银库以待镌字。镌字时，由钦天监选择吉期，礼部奏报批复，届时把宝印送至内阁，在内阁大堂行礼后，按内阁翰林院预先撰发的宝文镌刻，竣工后，收存内阁大库，待行礼时提用。最后再由工部办理制造宝盝、印池等一应物件。皇后之宝作为皇后身份的证据，只有在举行了相应的册封礼之后才有效。经过册封程序后，宝玺便被置于皇后宫中，以证皇后的身份和地位。
田黄石浅浮雕“秋江待渡”石章，清中期，长6.1cm，宽4.1cm，通高6.5cm，重235g 印田黄石制，随形，薄意，侧款。印文篆体，朱文，右上起顺读“丹凤来仪宇宙春，中天雨露四时新，人间好事惟忠孝，臣报君恩子报亲”七言诗一首。题款阳刻篆书体“秋江待渡”。 由于田黄石珍贵难得，故在章料的雕饰上往往用其原形，尽量避免石材的损耗，根据石材进行“巧雕”，巧妙地运用田黄石与外层皮色，使图案层次明晰。此件“秋江待渡”的石章，一侧为一老者拄杖待舟于岸，随身小童招手呼舟，梢公撑一叶扁舟前来，岸上秋木萧萧，天空中寒鸦归林，一派秋韵野渡的意境。另一侧表现一长者头戴毡笠，拥裘，策蹇而行，一童子担箧随趋于后，路旁树木凋零，秋意已浓，雕工与构图颇具巧思。而宣扬忠孝之道的印文在立意和刻艺上都不甚佳，与此方珍贵的石章实不匹配。
“十钟山房藏钟”石章，清，王石经篆刻，通高6.3cm，印面边长4.3cm 印青田石制，方形，素面侧款。印文篆体，白文，右上起顺读“十钟山房藏钟”六字。边款楷书体阴刻“古器以钟鼎为重，而钟尤难得于鼎。余年五十有六，乃竟获十，诸家所未有也。因名山房曰十钟，而属西泉刻印记之。退修居士。”此印面为王石经篆刻，玉筯篆，工整端庄，充满印面。印款为陈介褀自治并记斋名缘由，款字中流露着篆、隶书意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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