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爱“宣讲”的帝国

2011年07月16日 00:01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雪珥

两次鸦片战争，特别是太平天国暴动中，大清帝国社会动荡、经济低迷，而且还要面对全民信仰缺失、礼崩乐坏，整个社会开始恢复弱肉强食的原始丛林生态，政权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几乎丧失殆尽，社会面临崩溃和解体。在救亡图存的压力下，“宣讲”这种实效并不显著的手段，被当做了政府救命的稻草。但实际上，这根稻草救不了大清国。

代理直隶总督张树声，要在直隶境内大搞宣讲——大力恢复宣传《圣谕广训》的“宣讲所”。

这是他在不到两年的代理期内，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就是出兵朝鲜平定 “壬午兵变”，挫败了日本的图谋。

这两件事情，都令朝野刮目相看。

这是1882年。原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因为母亲病故，回乡守丧，由他的同乡兼老部下、时任两广总督的张树声代理直隶总督。

两广总督虽然也是封疆大吏、“南天王”，却毕竟与作为“疆臣领袖”的直隶总督难以比肩。直隶总督身兼北洋大臣，名为地方官，实际上已是国家领导人。尽管只是短期代理，毕竟也体现了中央对张树声的信任和器重。

于是，从风气极为开放的广州，来到有着浓郁政治氛围的京畿重地天津，张树声居然发现了天津“俗尚浮华”，“非教化不可”。一道要求大搞宣讲的指示，就在1883年的春夏之交，贴上了天津的大街小巷。

“宣讲”重来

张代总督的告示，开宗明义地指出：“为政首重训民，善俗莫先兴教。”他毫不客气地批评，在天津及整个直隶，“精神文明建设”存在严重的问题，“津郡五方杂处，良莠不齐，民多嚣悍，动辄斗争，俗尚浮华，鲜至节俭，尤非教化不可。” 这种批评，似乎丝毫没有顾及因此可能给老领导李鸿章带来的尴尬。

当然，张树声还是肯定了天津最初是比较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的：“光绪四年（1878年），原任天津县王令炳燮（即县令王炳燮），议禀举行乡甲，宣讲《圣谕广训》，业经李阁爵部堂（即李鸿章）批饬照办。”“乡甲”，就是所谓的“乡甲局”，李鸿章在天津专门设立的向百姓宣讲《圣谕广训》的机构。根据张寿《津门杂记》的记载，王炳燮经李鸿章批准建立乡甲局后，印刷发行《圣谕广训直解》、《圣谕广训十六条》等书，还制定了“乡甲约”二十条，在庵观祠宇进行宣讲。

但是，几年下来，这项重要举措却难以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张树声在告示中说：“近来讲者颇少恳切之心，听者难动信从之念”。按照这一说法，“宣讲”没能搞好，主要是因为“讲者”缺乏恳切，没有从心灵深处去讴歌和讲解，导致了人民群众难以“信从”。

其实，这并非天津及直隶一地的现象，而是全国的一个普遍问题，“朝野上下，大抵奉行故事，置之高阁”。

早在光绪皇帝登基伊始（1874年），御史陈彝就给中央写了一份痛心疾首的报告，认为全国上下对思想道德教育的疏忽，正是导致种种问题的根源。他认为，要改变这一切，只能通过加强“讲约”（宣讲圣谕）和“礼教”（规范婚礼、祭礼之类）两种办法，人民群众首先要知礼、才能守法，才不至于“寡廉鲜耻”。

新皇登基三把火，对于这种政治上完全正确的建议，自然是要采纳的。于是，中央立即指示：“令实力奉行，稗得家喻户晓”。

兼具教育部和宣传部功能的礼部，行动十分迅速，从《会典》、《通礼》等经典文献中，挑选出与百姓生活切实相关的婚丧冠服等事宜，编成《官民婚丧冠服规条》，“刊布通行，以资法守”。文件一发，也算是完成了任务。

这种完全形式主义的号召，虽然“纤细靡遗”，却毫无实效。次年，御史梅启熙再度弹劾后，中央也是无奈，在文件中坦承：“宣讲《圣谕广训》，巨典昭重，自应认真举办。乃近来各地方官往往视为具文，实属不成事体!”要求各地官员“实力奉行，并著各直省督抚学政，督饬地方暨教职各官，随时宣讲，毋得有名无实。”

到了下一年，国子监官员宝廷又报告说：“近来地方官往往视宣讲《圣谕广训》为具文，以致有名无实”，问题依旧。

其实，御史们的着急并不完全是矫情做作。

乾隆、嘉庆两朝，社会基本安定，经济持续发展，社会风气却是日趋奢靡。一方面是官场上贪贿成风、胡吃海喝、铺张浪费；另一方面，民间也在消费上争相攀比，连红白喜事都“斗美争妍”，“各列集宾朋以饮食征逐相炫耀，一二月之耗费可抵数中人之产业”，以至于这些礼节成为民间的巨大负担。

好日子不久就终结了。两次鸦片战争，特别是太平天国暴动中，大清帝国社会动荡、经济低迷，而且还要面对全民信仰缺失、礼崩乐坏，整个社会开始回复弱肉强食的原始丛林生态，政权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几乎丧失殆尽，社会面临崩溃和解体。

在救亡图存的压力下，圣谕宣讲（“讲约”）这种实效并不显著的手段，也被当做了救命的稻草。咸丰皇帝敦促地方官员要每月下乡宣讲《圣谕广训》，希望“精神武器”能够挡住内忧外患。到同治即位后，以慈禧太后和恭亲王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集体，在继续大力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更是三令五申，要求各地恢复“朔望（初一、十五）宣讲”。

部分地方官员，从太平天国暴动的废墟中，看到了严峻的危机，认为只有加强全民的政治教化，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动乱根源。李鸿章的亲信丁日昌，在刚刚收复的江苏当上布政使，就向所属州县各发30本《圣谕广训直解》，指望在“创巨痛深之后，尤易激发天良”，教育民众“名教中有乐境，处顺安常，毋求淫福”。

当张树声在直隶重倡“搞宣讲”时，太平天国的硝烟已经散去了20年。20年的和平发展及改革开放，令大清国重新进入了物欲至上的拜金时代，而除了“搞宣讲”之外，官方似乎也一时难以找到更好的办法。

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天津及直隶各地又开始传出久违的“宣讲”声。

朱元璋创意

圣谕“搞宣讲”，并非大清国的产物，其根源甚至可以上推到遥远的周朝。那时的政府，就经常组织群众开会，学习中央文件，评选和表彰村里的好人好事，只是十分松散，类似乡村俱乐部的周末休闲。

将这种休闲活动转变为公权力强制推行的群众运动，则是大明帝国的开国皇帝朱元璋。

朱皇帝坐定江山后，一手拿着大棒，制定了严酷的《大诰》，其刑罚之多、之细、之惨烈，亘古罕见；另一手则拿着胡萝卜，制定了六条最高指示（《六谕》），要教化天下。这两手合起来，就是所谓的“明刑弼教”。朱元璋的《六谕》，成为他为全国人民确立的行为准则：“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

细节决定成败，为了推行大棒和胡萝卜，朱元璋大抓落实，建立起了宣讲制度，主要内容就是《大诰》和《六谕》。

宣讲制度的主体，是《礼记》中倡导的古老礼仪“乡饮酒礼”，所谓“乡饮酒之礼废，则争斗之狱繁矣。”在中央的强力推行下，每年正月十五、十月初一，大明帝国各乡村都要举行“乡饮酒礼”，以“申明朝廷之法，敦叙长幼之节”。

“乡饮酒礼”很隆重，由各地一把手（知县）亲自抓。当天，知县要率领机关干部及民众代表，在县学集会，齐声朗诵朱元璋钦定的“乡饮”谕旨：“恭惟朝延，率由旧章，敦崇礼教，举行乡饮，非为饮食。凡我长幼，各相劝勉，为臣竭忠，为子尽孝，长幼有序，兄友弟恭，内睦宗族，外和乡里，无或废坠，以忝所生。”

在乡村，则由本地的“乡约长”（类似乡长、村长）主持。《明史》中对这种“乡饮酒礼”有详细记载。而《惠来县志》则记录得相当生动：事前一天，洒扫庭除，供奉诰谕牌。开会当天，民众群集，鸣鼓三通，“约赞”高喊：“序立，跪。读圣谕。”“约正”则将诰谕牌捧在胸口，南向站立，朗读圣谕。随后，众人再度跪拜，起立后，宣读县谕。读毕，“约长”就说：“自今以后，凡我同乡之人，诋奉戒谕，齐心合德，同归于善。若有二三其心，阳善阴恶者，神明诛殛。”众人齐声呼号：“若有二三其心，阳善阴恶者，神明诛殛。”口号喊完，“约赞”就继续指挥行礼：“鞠躬，拜，兴。拜，兴。平身。”

“乡饮酒礼”之外，宣讲制度的日常执行，依靠的是遍布乡、村、堡、寨的“讲约处所”。这种将组织建到基层的细腻作风，确保了广袤的明帝国，每个月的初一、十五，都能为普通民众传道，讲解《大诰》和《六谕》。

其实，在宣讲学习最高指示的活动中，“大棒”《大诰》得到了远比“胡萝卜”《六谕》更大的重视。朱元璋要求，《大诰》务必要做到家喻户晓，以免“田野之民不知禁令，误犯刑宪”，这实际上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全民“普法教育”。

掌握《大诰》的熟练程度，成为考核官员的关键因素，一票否决，“务要熟读讲明律意剖决事务”，“若有不能讲解，不晓律意者，初犯罚俸钱一月，再犯笞四十，三犯于本衙门递降叙用。” 官员们如果学不好法律，就要打屁股，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高标准严要求，尽管这丝毫也没有提高官员们“法为民所执”的意识。

政府大量印刷《大诰》，要求“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大诰》被列入公务员考试（“科举”）的内容，基层知识分子（生员和塾师）被指令要在朔望（初一、十五）、农闲和乡村节日时，为农民讲解《大诰》，并进行考核奖励。

更绝的是，朱元璋指示，在刑事案件中，被告家中如有《大诰》，则可以减刑，反之罪加一等：“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各加一等。”《大诰》成了刑罚的打折券，自然成为家家户户收藏的重点。

这种颇具大明特色的宣讲活动，虽然谆谆教诲民众“各安生理，无作非为”，但暴虐的明帝国最后还是在血雨腥风的暴动中被自己葬送。

雍正的高潮

赢得了江山的大清帝国，在将大明帝国打倒并踏上一只脚的同时，却接过了朱元璋创始的“宣谕”法宝。

清军入关后8年（1652年），疾风暴雨的军事斗争已经结束，摆在顺治皇帝及其大臣们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尽快地恢复秩序和生产，消除被征服地区的敌对情绪。顺治毫不客气地盗用了朱元璋的版权，居然一字不改地向全国颁布了“圣谕六训”。

7年后（1659年），盗版事件再度发生，顺治下令，在全国建立“乡约”，每月朔望讲解《六谕》，全面恢复了前明的精神文明建设，区别只在于台上台下的人都剃去了前额的头发，而在脑后拖上了一条油光光的大辫子。

康熙皇帝在智擒鳌拜后次年(1670年)，颁布《圣谕十六条》，“尚德化刑，化民为俗”，这成为少年天子手上犀利的统战工具，成功地消弭了汉人的敌对情绪，在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中，康熙都得到了汉人的支持——至少没有遭到大规模的反对。而三藩、台湾收复之日起，在清军进驻的同时，《圣谕十六条》的宣传队也随同进驻，不仅在军中要宣讲《圣谕十六条》，也在民间广泛宣讲。

自此之后，直到抗日战争的200多年间，《圣谕十六条》的宣讲，成为中国人的生活组成部分。《圣谕十六条》也成为“毛主席语录”之前，中国最为家喻户晓的领袖语录。

《圣谕十六条》的内容是：

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

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

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

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

显然，这是朱元璋《六谕》的2.0版本。

不久，安徽繁昌县知县梁延年，考虑到《圣谕十六条》还是太有文化了，就用白话进行讲解，这一创举，受到康熙皇帝的高度赞赏。梁延年再接再厉，又收集了经史上的一些古人事迹，配上插图，编写了一本《圣谕像解》。黄钟大吕变成了民间小调，这种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创了“十六条”走向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金光大道。

雍正在充满了烛影斧声式迷雾的皇位PK赛中胜出之后，将宣讲《圣谕十六条》的活动推向了巅峰。即位之初，雍正就将“十六条”逐条扩展注解，编成了《圣谕广训》一书，“皆四书五经之精义”，洋洋万言，第一次为全国人民在各种生活细节上制定了行为规范。

对此，大力推行“新生活运动”的蒋介石，却很不以为然，他在1935年9月（此时“新生活运动”正如火如荼）所写的《国父遗教概要》一文中说：“《圣谕广训》中最可注意的一个要点，就是其中十六条，凡普通修身做人的道理，都讲到了，而独独不讲‘忠’的道理；亦不提‘耻’的观念。这就因为满清恐怕我们汉人知耻尽忠的时候，就会起了汉人国家民族的思想与爱国复仇的精神。”这当然是蒋氏附会，清代帝王涉及“忠”、“耻”的谕旨不计其数。

蒋介石还说：“总理（孙中山）曾经对我们说过，满清入关以后，其建国规模最伟大而为汉唐以后所未有的，就是教育。他的第一个方针就是要把汉人的民族思想完全消灭，所以根本上不许人民讲国家民族。第二个方针则是在正人心，厚风俗，使人民安分守己，都做好人。”显然，蒋委员长推行的“新生活运动”，正是这“第二个方针”的活学活用。

《圣谕广训》的宣讲，被雍正皇帝当做头等大事之一，这不仅仅是“搞宣讲”之类的效忠表演秀，而成为实实在在的政治宣教和社会软控制的关键。从这个角度看，雍正或许正是令大清逃脱“胡人无百年运”宿命的关键人物。

之前的宣讲，虽然一直有文件，但因为种种原因，都基本是一纸空文。雍正七年，中央下令整顿，在全国建立健全“乡约宣讲”网络，省、府、州、县、乡、村，一竿子到底，而且从娃娃抓起。

在《钦颁州县事宜》这样涉及人事组织体制建设的中央文件中，设有专门的“宣讲圣谕律条”，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实现圣谕宣讲的体制化、系统化。

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关键。对于宣讲人员的选拔，雍正皇帝十分重视，不仅要求品行端正、德高望重，而且还必须口齿伶俐，这样的人才，才能担负起宣讲的重任。最早，都由地方行政长官亲自带头宣讲，同时，建立起了专门的宣讲队伍。为了激励这批宣讲员的积极性，雍正皇帝设立了奖惩制度，凡在宣讲岗位上工作三年且有成效的，“量行旌异，以示鼓励”，反之则“即加黜罚”。宣讲得力，还有望到首都觐见领袖，这大大激励了基层宣讲人员的积极性。

雍正皇帝继续鼓励圣谕宣讲走群众路线。山西盐运使王又朴编著了《圣谕广训衍》，比康熙朝的《圣谕像解》更加通俗生动，其中大量的句式都是白话文，如：“朝廷立下法度，原为治那不好的人，但凡没良心的，为非作歹的，有官府们处治他，叫他知道儆戒，好改过自新。难道设下个衙门，倒叫奸诈人去害好人不成？”雍正皇帝十分欣赏，下令全国推广。考虑到不少宣讲者的“普通话”水平不一，同意他们用方言土音宣讲。

雍正皇帝还从朱元璋那里受到启发，规定所有公务员初级考试（县考、府考），考生需默写《圣谕广训》，不可有错，也不得有任何误写或添改，否则不予录取。宣讲的成效，成为地方官员考核升迁的重要指标。

在雍正皇帝的大力推动下，大清国出现了宣讲圣谕的高潮，每到初一、十五，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万岁声响彻云霄。这不仅成为政治教化、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全民教育。

“宣讲”好饭碗

有作为才有地位，有地位才有作为。在最高领导的高度重视下，圣谕宣讲人的地位不断上升，甚至成为一个有相当吸引力的职业。

雍正年间，宣讲人除了有机会觐见领袖的政治荣誉之外，还有现实好处：宣讲时期可以领取工资福利。中央确定的标准是，“每年各‘约正’（主宣讲人）从地丁钱粮各给银六两，以为化导衣食之资……其‘直月’（宣讲人）每年亦从地丁钱粮各给银三两六钱。”这一标准，大大超出了当时的人均年收入。

工资标准的执行，在各地并不一致，有的地区仍然以荣誉鼓励为主。到了乾隆年间，全国基本都做到了宣讲人可以免去徭役杂差，这等于是享受了一半的干部待遇，吸引了不少乡村能人加入宣讲行列。

从零星的史料看，在此后的200多年间，虽然标准不一，但各地多少都给予宣讲人一定的物质利益：

王凤生在浙江为官时，就要求“所带‘讲生’盘费伙食，并随从人役饭食钱文，务须按时按名发给”；

台湾府则规定：“每月本辕‘讲生’制钱一千文，郡庙‘讲生’另有公费”；

丁日昌在江苏则给宣讲者每月发放5000文，其他志愿者（主动跟随宣讲的）则“年终由县酌奖花红，贫者量给膏火，尤为出力者，专案禀请奖励”。

但是，大清国的财政毕竟是“吃饭财政”，从康熙年间就确定了“永不加赋”的国策，而道光朝之后，对外战争赔款的负担日益严峻，虽然也通过聘请洋干部整顿海关等，但也只能勉强应对。而根据清制，“搞宣讲”的宣讲人，并非公务员序列，许多地区都难以在财政中为他们列支。经费的问题，其实是导致“搞宣讲”时而嘹亮、时而低迷的根本原因。

乾隆年间曾任兵部左侍郎的凌如焕，因此指责地方官员短视。其实，凌如焕是有点苛责了。官员们但凡还想进步的，都很清楚“搞宣讲”是讲政治的体现，而且远比搞经济更为简单、“速效”。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赈灾救济等民生问题，乃至搜刮聚敛等个人问题，都远远排在“搞宣讲”之前。好在政府缺钱却从不缺权，而权力就是第一生产力，一声令下，“搞宣讲”讲政治的费用，就由当地的官绅“自愿”捐献，或向民众摊派：

甘肃皋兰县的“月需十两”，由官绅“特先捐银百两，暂供始事之用，俟捐有成数，发商生息后仍交本地绅士轮流董管，以免官吏侵挪”；

山东惠民县“朔望宣讲，仍以原派拨贡生高绍颜宣讲，每次由县捐发京钱一千文”；

内蒙宁城县“每乡置乡约一名，其所有费用，悉根据地亩由地方摊敛之”。

也有些地方更有创意。

新疆专门为这些“乡约”拨出了“养廉田”，产权仍归国家，但收入全部用于供养这些宣讲人。湘军名将、新疆首任巡抚刘锦棠说：“既设‘乡约’以办事，即不能不酌筹款项以津贴‘乡约’”。可见，看似只负责“搞宣讲”的宣讲人，其实已经成为握有实权的乡村干部。

一个巨大的变化是，以宣讲圣谕为主要目的而设立的“乡约”，在公权力的保驾护航下，逐渐演变为编制外的乡村行政机构。

“约长”、“约正”之类，其选拔的标准，要求是绅衿富民，或者家族耆老，起初甚至还有着学历的门槛，但不少乡村并没有举人、生员、监生等这些有学历的文化人，也不能光依靠上级组织的巡回宣讲团，于是，从乾隆年间开始，“约长”、“约正”等的选拔标准不断下降。

如同之前的历朝历代一样，大清国的行政机构都设到县一级，实行的是“小政府、大社会”，正式在编的公务员并不多。为了将繁杂的政务深入到乡村一级，尤其是稽查奸宄、催征钱粮和调处纠纷等，只能大量雇佣编制外的人员。这些被称为“胥吏”的人，比那些科班出身、异地任职、任期短暂而只能“捞一把就走”的官员们，更懂得地方实情，其实他们才是政务的真正执行者和地方潜规则的主要制定者，也是大多数民众能见到的唯一的“公家人”。

此外，就是将“乡约”这种原先执行单纯教化功能的民间团体，改造成为具备综合管理功能的行政机构。随着内忧外患的不断折腾，“乡约”的“官役化”加速推行，原本的“搞宣讲”主业成了副业，“约长”、“约正”们的主要精力，则放到了征粮征款等政务的贯彻落实上。

乡村士绅阶层，在中国传统的政权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既是民意代表，为保护和增进地方利益而与政府及胥吏进行公关博弈，也是国家“经纪人”，协助政府进行教化。

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也随着大清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改革的成本都由升斗小民承担，农村负担越来越重。对于担任着“约长”的乡绅们，政府胥吏往往“使之又不以礼”，这些传统的乡绅，受限于自我期许的社会伦理责任，对于扮演酷吏，缺乏足够的天分和热忱，因此纷纷回避公职，“夫自爱者固不肯为，为者类乡里无赖之人耳，借以生事容奸、嫁祸于民而阴享其利”（清代张望著《乡治》）。曾国荃在担任山西巡抚时也指出:“充当乡约、地保，有害无利，率皆视为畏途。”

乡村的公权力因此出现了巨大的空白，并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另一群“盈利型经纪人”乘势而起，他们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土豪劣绅”的主体。

与传统的士绅阶层相比，土豪劣绅大多文化程度低下，缺乏乃至毫无精英责任感。他们绝非乡村中的“善人”，但确是一种特殊的“能人”，一种无所顾忌、不择手段的“痞子能人”。这样的能人虽然一直存在，但在传统的政治秩序中没有机会染指公权。此时，大清国判断好猫的唯一标准就是能否抓住老鼠，至于手段和过程都可以被忽略，这些“痞子能人”显然更有效率，也更容易脱颖而出。他们脱离了传统士绅阶层所受到的道义束缚，可以毫无顾忌地将手中的公权力演变为寻租牟利的工具，主观为自己，客观为政府，扯着改革的大旗，令自己迅速跻身先富起来的行列。在他们的领导下，以教化为目的的“搞宣讲”，即使还保留着形式，也已经成为这些人展示和检验自己权威的渠道和工具。

“乡约”宣讲体系的“官役化”，造成农村基层政权的“痞子化”，而为了对抗农民的抗争，“痞子化”又进一步“黑帮化”，这成为跨越清代和民国的中国农村动荡和暴力冲突不断的主要原因。（请参阅雪珥著作《国运1909》及《辛亥：计划外革命》）

以“搞宣讲”为目的的政治教化体系，在演变为乡村基层政权的过程中，却成了“倡黑道”的温床，这实在是大大出乎制度设计者的初衷。而另一个被长期忽视的重要影响是，这种走到田间地头对农民进行宣讲的方式，不仅被西方传教士们学会用以传教，也被洪秀全借鉴用以动员民意，“教化”成了“教唆”，实际上奠定了中国近现代街头政治、群众运动的基础。

张树声在直隶大搞“宣讲”之际，实际在动脑筋顶掉老领导李鸿章的位置，但李中堂安葬了老母后，成功回任。张树声则回任两广总督，虽然还是封疆大吏，但毕竟远离核心。之后，史册上似乎就不再听到他的“宣讲”声音。

随后，在整个清末新政乃至民国初年，宣讲圣谕的套路都被完整地传承了下来，那些口齿伶俐的宣讲人，从来没有失业，只是讴歌的对象和发工资的老板在不断地调换。而乡村中的“土豪劣绅”问题，却越来越严重，酝酿着另一场暴风骤雨的到来……

　　李鸿章请假了，为了奔丧——他的老母过世。在奉行以孝治国的大清国，官员们在父母去世时都必须停薪停职，回家居丧三年，这叫做“丁忧”。如果真是工作离不开，组织上会下令“夺情”，但这多半要招致舆论的非议。

　　在几个“萝卜”一个坑的大清官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离开，无疑是腾出了一个大坑，引得众多的“萝卜”跃跃欲试。毕竟，直隶总督是“疆臣领袖”，且身兼北洋大臣，名为地方官，实际上已是国家领导人，位高权重。

　　李鸿章向中央竭力推荐了他的同乡兼老部下、时任两广总督的张树声代理直隶总督，你办事、我放心，中央立即批准了李鸿章的提议。

　　光绪九、十年（1882-1883），张树声坐镇天津，唱响了一段改革开放的插曲。

　　张树声的出手，是“温柔一刀”：既不直指李鸿章，也不直指天津和直隶在改革开放中的具体问题，而是指向了一个谁也没想到的角度——社会风气。

　　思想运动

　　李鸿章绝对想不到的是，他当作“自己人”引进看门的张树声，居然到任后就对他下手了。

　　张树声的出手，是“温柔一刀”：既不直指李鸿章，也不直指天津和直隶在改革开放中的具体问题，而是指向了一个谁也没想到的角度——社会风气。

　　张代总督虽然来自风气极为开放的广州，却在这本就有着浓郁政治氛围的京畿重地天津，发现了“俗尚浮华”，“非教化不可”之处。上任不久，他就贴出了盖着总督府大红印章的告示，宣告了一场全民思想运动的开始。

　　张树声在告示中，先为自己的行动定了位：“为政首重训民，善俗莫先兴教”。随后，他痛贬天津及整个直隶的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津郡五方杂处，良莠不齐，民多嚣悍，动辄斗争，俗尚浮华，鲜至节俭，尤非教化不可。”此时，李鸿章已经在天津当了12年的总督，张树声如此痛贬，实在没给老领导李鸿章留多少情面。

　　当然，表面上的客气还是有的：“光绪四年（1878），原任天津县王令炳燮（即县令王炳燮），议禀举行乡甲，宣讲《圣谕广训》，业经李阁爵部堂（即李鸿章）批饬照办。委员戴令华藻(县令级'委员’戴华藻)会县率同绅耆认真经理在案。”“乡甲”，就是所谓的“乡甲局”，李鸿章在天津专门设立的向百姓宣讲《圣谕广训》的机构。根据张寿《津门杂记》的记载，王炳燮经李鸿章批准建立乡甲局后，印刷发行《圣谕广训直解》、《圣谕广训十六条》等书，还制定了“乡甲约”二十条，在庵观祠宇进行宣讲，“扶持正教，以期潜移默化，使人心风俗一归于正，法良意美，颇得为治之要也”。

　　张树声说，几年来，这项重要举措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据委员戴令会同张丞恩霨禀称，近来讲者颇少恳切之心，听者难动信从之念，殊属非是”。按照这一说法，圣谕宣讲这一思想工作没能做好，主要是因为“讲者”缺乏恳切，没有从心灵深处去讴歌和讲解，导致了人民群众难以“信从”。

　　其实，这并非天津及直隶一地的现象，而是全国的一个普遍问题。早在光绪皇帝登基伊始（1874），御史陈彝就给中央写了一份痛心疾首的报告，认为全国上下对思想道德教育的疏忽，正是导致种种问题的根源：“国家崇儒励学，治具毕张，而迩来风气日趋卑下，仕宦为求迁擢而不思爵禄之所自来，士气专务揣摩而不思科名之所以重。至于俗弊民浇，寡廉鲜耻，殆有月异而岁不同也。”他认为，要改变这一切，只能通过加强“讲约”（宣讲圣谕）和“礼教”（规范婚礼、祭礼之类）两种办法，人民群众首先要知礼、才能守法，才不至于“寡廉鲜耻”。

　　新皇登基三把火，对于这种政治上完全正确的建议，自然是要采纳的。于是，中央立即指示：“各省举行讲约，原冀海内向风，但积久相忘，转至视为具文，若再申明旧例，令实力奉行，稗得家喻户晓。而维持风俗，礼教尤宜讲求”。

　　兼具教育部和宣传部功能的礼部，行动十分迅速，从《会典》、《通礼》等经典文献中，挑选出与百姓生活切实相关的婚丧冠服等事宜，编成《官民婚丧冠服规条》，“刊布通行，以资法守”。文件一发，也算是完成了任务。

　　这种完全形式主义的号召，虽然“纤细靡遗”，却毫无实效。次年，御史梅启熙再度弹劾后，中央也是无奈，在文件中坦承：“宣讲《圣谕广训》，巨典昭重，自应认真举办。乃近来各地方官往往视为具文，实属不成事体!”要求各地官员“实力奉行，并著各直省督抚学政，督饬地方暨教职各官，随时宣讲，毋得有名无实。”

　　到了下一年，国子监官员宝廷又报告说：“近来地方官往往视宣讲《圣谕广训》为具文，以致有名无实”，问题依旧。

　　最高指示

　　其实，御史们的着急并不完全是矫情做作。乾隆、嘉庆两朝，社会基本安定，经济持续发展，社会风气却是日趋奢靡。一方面，官场上贪贿成风、胡吃海喝、铺张浪费；另一方面，民间也在消费上争相攀比，连红白喜事都“斗美争妍”，“各列集宾朋以饮食征逐相炫耀，一、二月之耗费可抵数中人之产业”，以至于这些礼节成为民间的巨大负担——“婚礼俭，人以为薄于姻戚；丧礼俭，人皆以为薄于父母；宴会俭，则人以为薄于宾客。一家为之则比邻共昔，一人为之则入室交垢”。

　　好日子不久就终结了。两次鸦片战争，特别是太平天国暴动中，大清社会动荡、经济低迷，而且还要面对全民信仰缺失、礼崩乐坏，整个社会开始回复弱肉强食的原始丛林生态，政权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几乎丧失殆尽，社会面临崩溃解体。

　　在救亡图存压力下，圣谕宣讲这种实效并不显著的手段，也被当作了救命的稻草。咸丰皇帝相信，如果民众“共知名教之可乐，一切诞妄不经之说无从煽诱，正人心而闭邪说”，因此在军书旁午的百忙之中，他还是敦促地方官员要每月下乡宣讲《圣谕广训》，希望“精神武器”能够挡住内忧外患。到同治即位后，以慈禧太后和恭亲王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集体，在继续大力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更是三令五申，要求各地恢复“朔望（初一、十五）宣讲”。

　　部分地方官员，从太平天国暴动的废墟中，看到了严峻的危机，认为只有加强全民的政治教化，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动乱根源。李鸿章的亲信丁日昌，在刚刚收复的江苏当上布政使，就向所属州县各发30本《圣谕广训直解》，指望在“创巨痛深之后，尤易激发天良”，教育民众“名教中有乐境，处顺安常，毋求淫福”。

　　当张树声在直隶重申圣谕宣讲的重要性时，太平天国的硝烟已经散去了20年。20年的和平发展及改革开放，令大清国重新进入了物欲至上的拜金时代，而除了宣讲最高指示之外，官方似乎也一时难以找到更好的办法。在告示中，张树声明确要求：“现饬员绅认真整顿，咸愿推诚劝诱，仍于寺院宽旷房屋，照前设立四十五处，按期宣讲，合行出示晓谕，此后务各实力奉行，讲者无视为具文，听者宜加意体会，庶人心一归于正，而不陷于邪，嚣悍浮薄之风，化而为仁厚敦庞之俗。本署督部堂有厚望焉。”

　　在政府大力推动下，天津及直隶各地又传出久违的朗诵“最高指示”的声音。这成为张代总督在直隶的最大政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