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求生之路2刺骨寒溪剧情:领导管理艺术荟萃：三国智谋精粹汇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07:16:00
绪论 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三国演义》在中国，家喻户晓，有口皆誉；在日本，人们视之如宝，一书在手，如醉如痴。三国热也正在向世界扩展。
《三国演义》为何有如此吸引人的魅力呢？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三国演义》汇总了我国几千年来的古代智慧，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用众智写成的不朽名著
《三国演义》并非成书于一时一人，而是人民群众的集体创作。东汉末年，群雄崛起，争战不已，时间长达近百年，从魏、蜀、吴立国算起也近半个世纪。由于三国故事十分丰富动人，它并不因三国归晋而泯灭，而是在民间广泛流传，它的诸多英雄人物的事迹，更是吸引人，人们对他们十分敬佩和怀念，在其流传的过程中，不断将之美化，对于一些反面人物则极其憎恨，不断将之丑化。在这同时，文人写的稗史也记录了很多三国动人的故事，据说魏晋时有200多本。宋时，已有专讲三国故事的人，即专说“三分”的说书人。迄元，已出版了可能是说书人的话本《全相三国志平话》，并出现了不少有关三国故事的杂戏，如《祭风》、《哭周瑜》、《五丈原》、《三战吕布》等。生活于元末明初有志于图王的罗贯中在前人对三国故事加工、创作的基础上，以陈寿的 《三国志》和”裴注”的史实为主线，参考了《全相 三国志平话》的结构，吸取了稗史、杂剧、传说、说书的精华，写成了《三国志通俗演义》，至清，经毛宗岗的修订，才最后定稿，书名改称《三国演义》，这说明，《三国演义》的成书，经历了酝酿、创作、定稿的三个阶段，时间从三国故事流传至清长达1000多年，参加创作的有说书人、戏剧家和文人学者，以及民间加工者，这部不朽名著《三国演义》正是用众智写成的。
《三国演义》所写的是近一个世纪的大动荡时代，它涉及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反映了封建社会各种极其尖锐而复杂的矛盾，塑造了诸多栩栩如主的历史人物，再现了无数惊心动魄的古代战斗，如此长篇巨著，如果不集思广益，借鉴前人的经验和成果，只是靠个人的虚构，那是不可想像的。《三国演义》的种种战斗，是以《孙子兵法》为指导思想，揉合古代兵家的理论，将历史上著名的战役融化于其中，结合三国时代的战争实际写成的。古代兵法的庙算、攻心、伐交、料敌、应变、用奇、造势，示形、用诈、用术等，在《三国演义》里都具体化、形象化了。又如《三十六计》里的“美人计”、“二虎竞争计”、“驱虎吞狼计”、“假途伐虢计”，以及韩信的“十面埋 伏计”和虞翻的“增灶退兵计”等，都被《三国演义》将之花样翻新，加以运用。但它不是照搬，是将之改造纳入所再现的战役，因而显得有声有色。
其着重描绘的还是三国时代的战争，如赤壁之战写得多么波澜壮阔，五彩缤纷，而这主要是靠作者的天才虚构：又如曹操解白马之围和司马懿平公孙康叛乱时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郭嘉平冀州、定辽东时献“急之则合，缓之则离”之计，这都显示了三国时代兵谋家的惊人智慧！在人物的塑造上，有些不朽人物形象也是在不断加工的过程中形成的。如对诸葛亮形象的塑造就是这样。在元代已有关于诸葛的杂戏，如 《博望烧屯》、《诸葛论功》、《黄鹤楼》、 《诸葛祭风》、《五丈原》、《烧樊城》等。《全相三国志平话》 写诸葛故事也最多。罗贯中塑造诸葛形象时，显然是吸取上述素材加以再创造的，如”三顾茅庐”，《全相三国志平话》写得很简略，还说他是神仙，看了令人感到索然无趣； 《三国志通俗演义》把他拉回人间，以虚写实、烘 云托月的手法，把诸葛亮的亮大形象和刘备求贤若渴的心态描写得活灵活现，使“三顾茅庐”成为求贤的典范，传世的妙篇。可是，诸葛的形象还不尽善尽美，除了有点“近妖”之外，在个别描写上还存在严重的缺点，如写诸葛认为魏延脑后有”反骨”，把魏延和司马懿一起诱进并准备烧死于葫芦谷，魏延逃出后，诸葛又将之嫁祸于杨仪，以加剧两人的矛盾，对如此写法，毛宗岗修订的《三国演义》将之删掉了，这才不便诸葛由智者变成奸人，保持了诸葛的高大形象。其他典型的塑造，如阿斗投降后在魏国参加了司马昭举行的宴会时，他看魏舞听蜀乐都手舞足蹈、”乐不思蜀”的神态，以及关于奸雄曹操的种种精采表演，素材也多取自传说、戏剧、史书、稗史，并加以敷衍、夸张、改造。可以说，《三国演义》的动人故事情节和不朽的典型形象，多是集众智形成的。
集古代智慧之大成
中国4000多年光辉灿烂的文化，闪烁着我们祖祖辈辈的智慧。《三国演义》正是集古代智慧之大成，将之体现在其所塑造的主要人物身上。它的智慧不是全集中于个别人物，而是体现于诸多人物的身上。过去有人认为诸葛亮是《三国演义》智慧的化身，这不够全面，说表现在他的身上较突出可以，但不能说只他是智者，其他大都是愚者，如果是这样，这部书就不会那么吸引人了。正因三分鼎立的魏、蜀、吴都拥有众多人才，即众多的智者，如魏的曹操、司马懿、郭嘉、程昱、贾翊，蜀的刘备、诸葛亮、庞统、姜维、蒋琬、费祎，吴的孙权、周瑜、鲁肃、吕蒙、陆逊，他们虽都是智者，但各有短长，这使彼此斗智比才各有输赢，才能引人入胜，使人每谈到其精绝处，不禁为之拍案赞叹。“攻心为上”，而攻心最高水平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我们不能说只是诸葛亮能用这绝妙战法，他的“七擒七纵孟获”是攻心的绝唱，能称为攻心绝唱的倒是吕蒙袭荆州擒关羽。诸葛亮平南方以“攻心为上”，虽取得了最佳效果，即使南人不复反，但是在双方反复的、激烈的较量和争战之后，死人不少，如火烧藤甲兵，这不能称为不战而屈人之兵。吕蒙袭荆州，先是用种种计谋使关羽麻痹大意，集中主力围樊城而无后顾之忧，他不费一兵一卒用白衣袭荆州，入荆州时严军纪以及安抚和保护随关羽出征的将兵的家属，以瓦解其军心，当曾以善待士卒著称的关羽回军途中，因军心已散，不战而溃，关羽这个具有“万人敌”本领的猛将终于被擒，这确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对刘备、孙权，过去研究者也不将之列入智者之列，其实刘备是个攻心大师，他的掷阿斗、要投江、辞徐州、遣众将、托孤话，尽得攻心妙用，故都收到最佳效果。对其事业起了重要作用；孙权明于知人，善于选将用将，不穷自己出征而捷报频传，非明智的统帅不能如此。以雄才大略著称的曹操，张绣曾几乎置之于死地，杀其长子、侄儿和爱将，而他从全局利益出发，忘却“淯水之难”的深仇大恨，“矫情任算”收降张绣，并结为儿女亲家，非大智者不能为之。
《三国演义》的用人艺术，也是我国古代智慧的体现。它阐述三国兴亡的原因，无不归结于能否用得其人，这说明用人是何等重要！三国用人都各有所长，如刘备的”明于知人”，孔明的“德才兼备”，曹操的”唯才是举”，孙权的“疑之不用，用之不疑”。他们既有其用人不同的特点，也有其共同之点，即不论资排辈，破格用人；不论亲疏，赏罚分明，以及其各有巧妙的御人术，等等。
《三国演义》的智慧还体现在艺术的开拓和创造上，如用美的辩证法塑造典型人物，并能从发展、对比、矛盾中刻画人物性格；在结构上，将故事情节如此头绪纷坛、纵横交错，组成一个完整的美妙的整体。在这些方面，其同代的同类的中外文学作品是不能与之媲美的。还有它的造形、行情、写景的诗情画意，对以后文学创作也同样有较大启迪和影响。《三国演义》的上述的继往开来的艺术成果，显然是作者集众人的智慧所创造的。
具有多种借鉴作用
智慧与才智，智谋是同义词，是指对事物具有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发明创造的能力。没有这种能力前，人类长期是大自然的奴隶，有了这种能力，才逐渐成为大自然的主人，能改天换地。我国古代人早就认识到智慧的重大作用。《项羽本纪》记载：项羽与刘邦在广武相持不下，项羽要求与刘邦斗力，一决雌雄，刘邦笑着说：”吾能斗智，不能斗力”。结果善于斗智的刘邦终于打败能“力拔山”、勇冠三军的项羽。西汉时出版的《淮南子·主术训》也说：“众智之所为，无不成也。”可见，智慧是胜利或成功之本。
是智慧必能正确认识或正确反映客观的规律，所做的事会取得成功，相反，会遭到挫折或失败，就不能称为智慧。智慧有种种，有的能正确反映事物总的规律，有的能正确反映相类事物的共同规律，有的能正确反映一定事物的规律。因此，能相应地、实事求是地运用古代智慧，对我们的事业是会起有益的作用的。
《三国演义》的许多谋略，虽然是应用于战争，但都可应用于社会上的一切竞争或斗争，即包括政治、经济、外交以至国与国之间的各种纷争。”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是出于《孙子兵法》，但《三国演义》运用于描绘三国之间的争战是有所发展的。毛宗岗对于邓艾与姜维（一百一十回）斗争的胜败评点说：“知己，而不知彼亦足以知己，是不得谓之知已；知彼，而不知彼亦料我之知彼，则不得谓之知彼。”这段评点说明，《三国演义》不只是照搬孙子兵法，而是有所创建的。孙子的“知彼知己”仅是从一方面说，只有你“知己知彼”，而对方不知已不知彼，当然你是“百战不殆”的，如果对方也”知己知彼”，那你就不一定”百战不殆”了。如果知已，亦能料彼是否知已，知彼亦能知彼是否能料我知彼，这样才能采取万无一失的对策，始能“百战不殆”。《三国演义》还将“固本始能战”、“攻心为上”“避实击虚”、“声东击西”、“先发制人”、“随机应变”等智谋运用于三国争战，加以生动的描述，使这些古代兵法形象化、具体化，使人易于了解和借鉴。如果不懂得吸取这些智谋，是不可以言竞争或斗争的。
有些中外学者预言：“在21世纪，中国古典小说能引起世界注目的非《三国演义》莫属，尤其是它的应用研究。”这是否科学预言，抑或是夸大之词，这只能到21世纪才能分晓。但可以肯定的是，《三国演义》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华氏族的智慧将在国际竞争中日益发扬光大。
第一章 鉴古观今
“温古知新”，现今需要鉴古，因历史不能割断，历史往往会重演，虽然内容不同：我们如能正确借鉴前人的成功经验，可少走弯路。三国智谋体现于社会科学所有领域，在各方面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遗产，对今天的政治、军事、经济、外文、法律、人事仍很有借鉴作用。
一、政治：三国兴起的原因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割据，逐鹿中原，当时强的有：淮南袁术，兵粮足备，称霸一方，冀州袁绍，地广民众，人才济济，荆州刘表，据用武之国，威震九州，西蜀刘璋，有天府之国，国富地险。这时，曹操军力最弱，刘备寄人篱下，孙权还未登上政治舞台。可是，曹、刘、孙后未却成气候，分别创造了魏、蜀、吴，而袁术、袁绍、刘表、刘璋等人都先后被消灭了，这是什么原因？
策略正确
要图天下，制订正确的策略是关键的一着。在政治舞台上较量，必须有政治眼光，对政治形势有透切的了解，才能做正确的分析，制定符合客观实际的策略。否则，好像瞎人骑瞎马，乱碰乱撞，未有不翻跟头，或摔死的。
曹操和袁术、袁绍都想当皇帝，由于他们的政治眼光不同，策略各异，结果不一样。在群雄中，袁术是第一个称皇帝的。本来在那个乱哄哄的时代，谁当皇帝都行，只要有本事。所谓“本事”是指统一天下的本事，而统一天下要有正确的策略。袁术没有这种本事，也没有提出什么策略，只是一心想当皇帝，以享荣华富贵。他主观上认为他家“四世三公”，是“百姓所归”，” 应天顺民”，该当皇帝。当他征求部属意见时，大家沉默不言，实是反对，他还是自封为皇帝。所说“百姓所归”、“应天顺人”。是自欺欺人。他占据南阳时，“奢淫肆欲，征敛无度，百姓苦之。”他当皇帝后，“荒侈滋甚，后宫数百皆服绮縠，余梁肉，而士卒冻馁，江淮间空尽，人民相食。”由于人心军心厌弃，先为吕布所破，后为曹操打败，奔青州投其侄子袁谭途中病死。袁术只徒有皇帝之名，无皇帝之实。曹操则相反，虽无皇帝之名，却有皇帝之实。曹操对当时政治形势的认识，头脑是清醒的：当时汉虽弱，但拥汉派的大有人在，故采纳荀彧的“奉天子以从众望”的策略，将皇帝的实权一下抓到手里，“挟天子以令诸侯”，名正言顺地号令四方，要统一天下，要有众多人才，乃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使才智之士从四面八方投其麾下，为之出谋献策，才能称雄北方，袁绍是个好谋无断的典型。他虽有吞天下之志，但才力不足，喜谈谋略而不能决，有正确战略也不能采用，往往错过良机。他在官渡与曹操相持时，许攸截住曹操的催粮书，知其粮尽，建议“两路击之”，如行此策，打败曹操是大有可能的，袁绍反认为“此书乃诱敌之计也”，说“攸是操的奸细”，将之逐出。攸乃投操，教其到乌巢烧粮，操从其计行之，绍军无粮，军心惶惶，曹军乘胜追击，袁军全溃，官渡之战被打败，决定了袁绍集团的灭亡。
刘备以统一天下为已任，刘表和刘璋则胸无大志，只图割据偏安。曹操统兵征乌桓，刘备劝刘表趁许昌空虚，以荆襄之众袭取之，刘表说：“吾坐踞荆州足矣，岂可别图？”当时，群雄逐鹿，你不灭人，必被人所灭，决不容其”坐踞荆州”，刘表因错过袭取许昌良机，使曹平定北方后，挥戈南下，夺取荆州。刘璋心地虽仁慈，但为人闇弱，这种人是守不住地盘的。刘备按照孔明的”隆中决策”，与孙权联合打败曹操，占据荆州后，就着手图川，恰好刘璋邀他入川拒张鲁，张鲁不足为患，让刘备入川是“请狼入室”，结果是自取灭亡，刘璋没有政治头脑如此。
孙权善于举贤任能，故贤能竭力相辅，五湖四海之士纷来归附，竭力相助。鲁肃献的“榻上策”，他奉为国策。此策的要点是，“竟长江所极而据守之”，鼎足江东，伺机以图天下，此策起正确的。要图天下，首先要“深根国本”，因荆州在扬州上游，对东吴威胁大，不占据荆州则难确保东吴的安全；且荆州是用武之国，进可直趋宛洛，直捣曹操的老巢，退可据长江大堑而守。此策对于孙权鼎足江东起了极大的作用。由于孙权的战略正确，又有众才相助，曹操、刘备曾先后犯，都以失败告终。
人心向往
争天下，胜败决定于人心向背，故说“得人心的得天下”。人心包括民心、军心、将相之心，这“三心”是互相关联、互相影响的，这“三心”缺一不可，得这“三心”必兴。曹、刘、孙为图天下都注意收拾人心，尤以刘备为最。刘备虽说是”中山靖王胜之后”，实无可考，自己也无靠山，他起自民间，是一个“织履之徒”，一个很普通的平民百姓，后能建立蜀国，全靠自己的本事。他最大的本事是善于”攻心”，故很得人心，他“携民渡江”、“要投江”，荆襄军民感其德都誓死相随；”摔阿斗”、“遣众将”以结将心，使众将死心塌地为之效力：“三顾草庐”，表示其求贤若渴，以“鱼水关系”相待，说明对孔明信任无间，使孔明感其诚，下山相辅，“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即使是夺人之国，首先考虑的还是“人心”，他入川是为谋蜀。
但他不纳庞统之策，反对“杀其主夺其国”，趁驻守葭萌关拒张鲁之机，广施恩惠，收拾民心；及起兵夺蜀，不扰民，优待俘虏，故甚得人心，入成都时，百姓香花灯烛，迎门而接。因人心归附，蜀汉政权极其巩固。
曹操得将士之心，是因其赏罚分明，史称他“攻城拔邑，得美丽之物，则悉以赐有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四方献御，与群下共之。”他出征，如遇稻麦熟，可延缓时，就暂罢征，因恐伤农，如不能延缓，就严禁军士践踏。有一次他骑的马失足误入麦田，践坏了一大片，他“割发以代首”，承认其伤农是犯法，应受惩罚。取冀州后，减免赋税，以收拾人心。曹操虽奸，但他比袁术等害民贼强得多了，他能成大事不是偶然的。
孙权也得人心。孙权一见鲁肃，交谈甚悦，来宾告退时，独留鲁肃，邀他入内室，共坐在榻上对饮，虚心请教，肃因之倾心，与之谈图天下的策略，权大为赞赏，“拔鲁肃于凡品”。鲁肃得遇明主也竭力相辅。操大军南下，吴国危急，众文士主张投降，独鲁肃坚持联刘抗操。曹操被打败，鲁肃从前线回，孙权远接，“持鞍下马”迎候，对其敬重如此。孙权用人，疑之不用，用之不疑，因其信任人，人也效忠他。周瑜率军抗操，操派其同窗好友蒋干说瑜归降，瑜大义凛然申明：他“遇知己之主，”“情同骨肉”，“祸福共之”，其效忠于权之志坚定不移。孙权还在生活上对部下关怀备至，有患病的，常送医送药上门，甚至亲自监护。由于君臣休戚与共，终孙权之世，东吴安如磐石。
策略正确，人心向往，三国之兴，实由于此。在古代能建国、治国的，都靠这两条。揆之当令，也是如此。
二、军事：一部活的兵书
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频繁，在世界上是仅见的；因而兵书之多，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据说共有1300多种，留存到今天的还有四五百种之多。传说我国兵书起源于黄帝，在西周时已有《军志》、《军政》两书，这说明我国兵法源远流长。现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古代兵法有《武经七书》，即《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六韬》、《黄石公三略》、《尉缭子》、《司马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以及影响较大的《孙膑兵法》、《武经总要》、《纪效新韦》、《练兵纪实》等等。《三国演义》的谋略正是凝聚着我国古代兵书的精华，如庙算、攻心、伐交、料敌、应变、用奇、造势、示形、用诈、用术、用间，等等。它是我们祖先遗国下最珍贵的遗产之一。
三国谋略与《孙子兵法》
要理解三国的谋略，首先要弄清楚它和《孙子兵法》的渊源关系。不懂《孙子兵法》，则不能把三国谋略概括到理论的高度；不读《三国演义》， 则不能更好地、具体地领会《孙子兵法》的战略、战术。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是神和形的关系。《三国演义》虽然是集古代智慧的大成，而《孙子兵法》却是它的灵魂，它的一切谋略基本上是以《孙子兵法》作为指导思想的。
《孙子兵法·谋攻篇》提出了“全胜”思想，它认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个思想后来孙膑归纳为“攻心为上”。《三国演义》所写的许多迷人的战役都依据于此，如刘备巧夺西蜀、吕蒙智袭荆州、孔明三气周瑜、诸葛七纵孟获，等等，诸葛亮在与周瑜争夺荆州的斗争中，也是“攻心”战略的具体运用：先是采取“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之计，让周瑜与曹仁拼得你死我活之际，不费一卒而袭取南郡：
接着破周瑜的美人计，使其囚禁刘备以索取荆州的诡计成了泡影，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最后是破周瑜“假途灭虢”之计，这“三气”之战，是一场似战非战、伐谋而重在攻心的特殊战争。诸葛亮的智算华容、摆空城计、增灶遏魏军，也都是“攻心”战略的具体运用。而在《三国演义》不少有名的战役中，都是孙武关于“知彼知己”论断的巧妙运用，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胜者都因其知彼知已，败者都因其不知彼、不知己。
《孙子兵法·计篇》十分强调智谋的重要作用。如它认为将领要具有“智、信、仁、勇、严”等五个条件：而“智”则置在首位。而有无智谋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它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三国演义》刻画许许多多的将领，对于有智谋的则备极赞扬，对勇冠三军而缺智谋的虽赞其勇，也指出只不过是一勇之夫而已。如吕布、马超等都是世之虎将，吕布曾无敌于一时，马超也曾迫使曹操“割髯弃袍”，因他们都是有勇无谋，到头来，吕布还是被曹操擒杀，马超也被曹操所打败。
《三国演义》还描写了不少“多算则胜，无算则败”的战役，以及如何具体运用“诡道十二法”，故很引人入胜。所谓“诡道十二法”，是指孙武在《计篇》里所举的十二种智计，或称十二种作战方法。他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孙武在我国军事史上第一次提出“兵者，诡道也”的战术原则；而这些战术的目的只有一个，即“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例如，当关羽胜利进军樊城时，曹操就采取“亲而离之”的计谋，拆散孙、刘联盟，以利诱孙权使之袭取荆州，吕蒙则抓住关羽骄傲自大、喜人奉承的弱点，用“卑而骄之”的计谋，使其失去警惕、麻痹大意，撤大半兵赴樊城前线，乃“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用白衣渡江，兵不血刃轻取了荆州。
灵活运用和发展古代兵法、战役
《三国演义》所吸取的不仅是《孙子兵法》，而是将从春秋至元末的兵法和战例之精华溶化于其中，加以灵活运用和发展。
《三国演义》虚构的一些妙计，就出于《三十六计》，如王允为离问董卓，吕布“父子”而采取的“美人计”，曹操为使刘备和吕布互斗而用的“二虎竞食”、“驱虎吞狼、两计，周瑜想夺荆州而使的“假途代虢”计，诸葛亮袭取荆襄而施的“调虎离山计”等等。
我国古代著名战例，都可在《三国演义》找到它的影子。程星在仓亭使的“十面埋伏，背水列阵”战法，实是韩信破项羽和打败陈余两计的再现；关羽回军荆州途中被吕蒙策反致全军溃败，颇有点像项羽所处“四面楚歌”的困境，孔明”增灶退兵”也是套用虞翻退兵之计。
刘备与曹操、诸葛亮与司马懿、姜维与邓艾的斗智，也源于孙子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著名论断，但将之发展了：不是写一方“知彼知己”，而是写彼此都“知彼知已”，因而显得千变万化，引人入胜。
任何兵法，都不能一成不变地照搬，要结合当时实际灵活应用，不然就要碰壁，甚至遭到惨败。《三国演义》描述的有关这方面的不少胜败战例，都是为了说明这个道理，这是一种运用兵法最佳之法，也是一条重要的兵法。
对此，毛宗岗评点说，“兵家胜败之故，有异而同者，有同而异者。徐晃拒王平之谏，而背水以为阵，马谡拒王平之谏，而依山以为营。水与山异，而必败之势则同也。黄忠屯兵于山，而能斩夏侯渊，马谡屯兵于山，而不能退司马懿。山与山同，而一胜一败之势则异也。马谡之所以败者，因熟记兵法之成语于胸中，不过曰 '置之死地而后生’耳，不过曰'凭高视下，势如破 竹’耳。熟知坐谈则是，起行则非，读书虽多，致用则误，岂不重可叹哉！
故善用人者不以言，善用兵者不在书。”（第九十五回回评）毛宗岗所谓“善用兵者不在书”，并非反对继承前人的经验，而是反对泥古不化，主张用兵要从实际出发，随机应变而已。毛宗岗上述评点概括了《三国演义》关于活用兵书的思想。
在我国军事史上，三国时代同春秋战国时代一样占有重要的地位，这近百年战争，造就了许多杰出的兵权谋家，出现了不少著名的战役，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曹操、周瑜和陆逊都是以少胜多；曹操声东击西解白马之围，以退为进巧夺阳平关；郭嘉的“急之则合，缓之则离”之计，破翼州定辽东；司马懿克日擒孟达，“攻其所必救”破公孙渊，等等，这些著名的战役给古代兵法添了新的篇章。
形象化、具体化的兵书
三国时代，虽有不少的兵谋家，但留下兵书的有如凤毛麟角，除了孔明的《将苑》外，未见有其他兵书。传说曹操著有《孟德新书》，但查无可考。
陈寿著的《三国志》所载有关战争的则未免过于分散或零碎，幸有罗贯中将之写成《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时代的战争才完整地、形象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其他兵书因其理论化，非有实战经验的一时难窥见其中奥妙，而《三国演义》是一部形象的兵书，它所描绘的战役，因其具体而形象，使人如亲临其役，如见其人，故摸得着看得见，易于学习、借鉴。
与中外所有的兵书比较，《三国演义》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兵书，其他兵书大多只就军事论军事，《三国演义》却不然，它不孤立地写军事斗争，而是将之置于社会的总体中，跟政治、经济、文化紧密联系，尤其是描述人们如何在其中活动，如决策、用人、斗争，等等，这就能更好地反映战争的全貌，以及更深入、明晰地揭开战争的本质和规律，故有活的兵书之誉。从这方面说，它优于任何兵书。
因此，不少农民起义领袖如李自成、张献忠和洪秀全等都效之以指导战争。清统治者就是靠这都活的兵书打天下的，并定为将领必读的书。现代伟大的战略家、军事家毛泽东为阐明其军事思想，在其著作中多次引之为例子。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就说《三国演义》等书对年青时的他“影响大概很大”，在他领导中国革命后，这种影响还是在起作用，如他在著名的 《论 持久战》中，就以官渡、赤壁、彝陵三大战役的以少胜多为例子，说明弱小之军如果主观指导正确可以打败强大之敌，用以论证中国抗日必胜。不少外国也用为军事教材，可见，《三国演义》在军事领域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对此，不能不引起我国从事《三国演义》研究的学者的重视。 1987年，海南波批准为经济大特区的时候，由中国《三国演义》学会、海南大学、海南师院联合主办，在海南省海口市召开了《三国演义》第五次全国学术研讨会，全国学者济济一堂，探讨了如何运用三国智谋促进我国的开放、改革，搞好我国的经济建设。会议收到的60多篇论文中，有半数以上是探讨这个问题的，这些论文已刊登在海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四期（《三国演义》应用研究专辑）上，受到国内各界的赞扬。这次会议标志着我国将三国智谋应用于经济工作的研究的开始。
日本人给我们的启迪
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不论是哪一类国家，具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都必须在这个世界里共同生活，互通有无，才能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更密切，世界市场已经形成。而各国市场之间，各国市场与世界市场，都互相制约，互相影响，已不能截然分开，如果哪一个国家想自成体系，必将受到孤立，本国经济的发展必将受到阻碍。哪一个国家要想本国经济较快发展，必须在世界市场占有重要的席位，占有的份额越多，经济发展越快。由于日本的特殊国情，以外贸为其生命线，所以日本人始终瞄准世界市场，而今天日本人能在世界市场上“称王称霸”，除了勤奋外，智慧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其智慧来源之一，就是《三国演义》。
在这个世界市场里，各国的竞争是十分激烈的，也可以说是一场不流血的特种战争，“优胜劣败”的规律明显地在起作用。这种激烈的竞争，不只在世界市场上是如此，在各国内部也是如此。而要竞争就要有智谋。日本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能力并不高于美国，但其竞争能力或说其智谋却超过美国，故在竞争中美国老是败下阵来。可见，智谋对于竞争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明乎此，便可理解日本企业界为什么如痴似醉地研究《三国演义》。日本企业界人士指出：“人们之所以对《三国演义》推崇备至，视为珍品，就是认为书中有宝。在当今激烈的商业角逐中，读读《三国演义》，大有裨益。”
日本一位大学教授说：“诸葛亮的机智多谋，给日本企业家提供了有益的启迪，松下电器公司的显赫成功，正是松下幸之助善于运用诸葛亮的战略眼光的结果。”日本社会工业研究所所长牛尾治郎说：“无论在国际或国内，日本企业要增强竞争能力，就得学习《三国演义》中应付错综复杂局势的能力。”
日本企业界如此重视《三国演义》，而我们对这部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
三国的谋略，难道有理由加以忽视吗？
现代商战，不只是外贸人员或厂商之事，而是几乎关系到全民之事；它除了不动刀枪外，几乎牵涉到所有的领域，如科技、教育、生产、管理、经营、分配，等等，基本上也可以说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其胜败的后果也就非比一般，对于一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都产生巨大的影响，也就必然关系到一国之强弱盛衰。所以，人们常说外贸是带动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如果这“火车头”发不动的话，一国经济也就停滞不前，国家就不可能繁荣昌盛。因此，现在世界各国都很重视商战，尤其是日本人，可以说是举国以赴。中国要加速本国经济的发展，同样必须重视对外贸易，尤其是商战。我国在解放后，因种种主客观的原因，在很长时间里可以说是“闭关锁国”，实行开放、改革以来，对外贸是比较重视了，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经验还不丰富，成就还不大，要想快步前进，除了自己加倍努力外，借鉴外国人的经验是极有必要的，尤其是学习日本人利用三国智谋进行企业经营管理，以及商战的经验，对我们是有裨益的。而我们运用三国的智谋，应该说是比日本人驾轻就熟的。
从刘备、孔明身上学些什么
东汉末年，群雄逐鹿中原的时候，刘备还是寄人篱下，颠沛流离，无立锥之地，可是后来为何一跃而成为蜀汉之王？主要原因是：一、知人善任。
他求贤若渴，一知孔明是大才，便三顾草庐，虚心请教，孔明感其诚，遂许驱驰。刘备称得孔明如鱼得水，止因君臣关系如鱼水，孔明的才智才得到充分的发挥。二、能团结人。这表现在：以义结将相之心，关、张、赵云和孔明等才死心塌地为之卖命；以仁结民心，得到荆、益两州人民的爱戴和拥护。
孔明则是有图天下的壮志而没有谋取个人私利的大贤人，为了统一天下，复兴汉室，救民于水火，他贡献了其宝贵的一生，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蜀汉能与魏、吴鼎足三分，孔明的智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预知天下三分，提出“隆中决策”，便刘备从弱变强，他料事如神，在赤壁之战中，玩弄曹操、周瑜于掌握之中，是实际的指挥官，他用兵有如神出鬼没，司马懿自叹不如。“畏蜀如虎”，甘受“巾帼素衣”之辱。
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首先是要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但要付诸贯彻执行，主要靠每一个企业，而企业办得好与否，则决定于董事长和经理。如果董事长有刘备的知人善任和能团结人的本领，经理有孔明的大公无私的精神为企业工作，有孔明的智谋以对外竞争，董事长和经理的关系有刘备和孔明那样的鱼水关系，这个企业的不断发展是无疑的。
日本商人十分敬佩孔明和刘备，以他俩为学习榜样。当今世界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与群雄割据的三国时代十分相似，日本人普遍认为，公司要想生存，取得胜利，就要学习刘备和孔明的优点，特别是团结对外和争取人才。
这是企业经营管理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正确运用三国智谋将如虎添翼
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主要有二：一是对外竞争，一是内部管理，而这两者都需要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对此， 《三国演义》给我们提供了有 益的启示：一、“攻心”战略的运用。刘备和诸葛亮都是杰出的“攻心”战略家。刘备之所以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开创一个蜀国，关键在于善于用人，且得人心；诸葛许多神机妙算，其最值得称道的是其“攻心”战略的妙用，不仅用于治国、治军，且用于战争，故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企业的内部管理，其核心是对人的管理，而要把人管理好，关键在于得其心，始能使人尽其力、人尽其才，共同把企业管理好。对外竞争，“攻心”也同样具有关键的作用。西方企业家为了树立其企业形象、商业形象，不惜化亿万的钱财大做其广告，实是“攻心”战略的妙用，争得人心向往；以压倒对手。
二、知彼知己。《三国演义》描绘了许多有关“知彼知己”的战例，如刘备与曹操、诸葛亮与司马懿的斗智，彼此可说是两才相遇，两雄相争。有时一方知彼知己而胜，有时是彼此都知彼知已，因而使战争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而胜败只是棋差一着而已。知彼知己在对外竞争中同样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特别是我们不仅要做到知彼知已，也要估计到对方是否也知彼知己，才能确定自己对外竞争的正确决策，才能取得成功：如果不知彼、不知己，而是盲目对外经营，这就往往会栽跟头。所以，对外竞争，强调要有市场观念、信息观念，摸清市场的变化和需要，充分掌握信息的动态，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知彼知己，以确定对策从事竞争。三、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如姜维九伐中原，邓艾与之对垒，凡能正确分析局势，且根据已变化的形势，及时采取对策的则胜；反之，则败。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在对外竞争中也很重要。我们必须善于掌握国际市场的动态，以确定自己的对策。由于能预料到国际市场的需要，及时推出适销的商品而获厚利的，不乏其例，四、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充分利用有利因素以战胜对方。在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中，曹操、周瑜、陆逊都能采取这一谋略而取胜。同样，只有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才能在对外竞争中取得成功。五、兵贵神速。司马懿发动的新城之战，是兵贵神速的范例。由于司马懿根据孟达叛变及其与孔阴谋取两京的严峻形势，故不采取先奏后起兵的常规做法，而是立即领军倍道而行急下新城，因此出乎孟达的意料之外，措手不及而被司马懿擒杀。用兵如此，在当今对外竞争中亦如此。对外竞争中，时间观念是非常重要的，人常道：时间是金钱，因为国际市场瞬息万变，如稍一迟缓就会失去机会，抢手货如不及时组织出口，市场被别人捷足先占，也许会变成冷手货。总之，在国际贸易竞争中，企业的领导人与统兵作战的将领有相似之处。诸葛亮和曹操、周瑜等能多胜，是因其多谋善断，及时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企业的领导人也必须有这种本领，才能在竞争中取得成功。
三国智谋诞生于中国，中国人利用三国智谋将比日本人更得心应手。如能结合实际，正确、灵活地运用三国智谋，参加国际竞争的中国人将如虎添翼，无往不胜。 四、外交：三极外交的启示 三国鼎立时期，虽只有魏、蜀、吴三国，但彼此之间，外交的斗争是极其尖锐、复杂而巧妙的。探讨这三极外交，对于今天还是有所启示的。
利害决定外交的趋向
国与国的关系，利害关系是主要的，其他关系都是次要的。彼此有利则合，有害则分，而外交关系的趋向也决定于利害关系。三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也如此。
当曹操大军南下，降刘琮，灭荆州，矛头直指向孙、刘时，孙、刘只有如下选择，一是投降，一是联合抗操，别无他途，在当时，曹操最强，孙权和刘备任何一方，凭已之力，都难抗拒，只有并力拒操，才能图存并有希望取胜。因此，当曹操南征时，孔明和鲁肃不约而同提出“刘、孙联合抗操”的决策，它完全符合双方的利益，故刘备和孙权都乐于接受。但在赤壁之战以后，由于刘、孙之间存在荆州问题未解决，彼此必然是同床异梦，各怀鬼胎。荆州在东吴上游，威胁到东吴安全，孙权为踞江自保，水索还荆州不可，荆州是“用武之国”，是进攻曹魏的战略要地，刘备为北图中原，决不会将之奉还孙权。刘备和孙权的共同弱点是：着眼于各自的眼前利益，只计较荆州的得失，忽视了他们的天然的、共同的敌人——曹魏。因此，孙权和刘备都先后只能诉诸武力解决。曹操则利用孙、刘之间的矛盾，进行分化拉拢。
曹、刘之间不存在和解的可能，曹操只能向孙权方面着手，他以许割江南封权为诱饵，暗使孙权袭击正在胜利进军樊城的关羽，自己则坐山观虎斗，曹操的阴谋终于得逞，曾一度促进孙、刘联盟瓦解。荆州被袭，刘备伐吴惨败后，刘、孙出于抗曹图存的共同利益，又重申旧盟。蜀、吴从联盟变成敌国，又从敌国恢复旧盟，以及东吴从反操到投操、后又抗操的事实充分说明：没有永远的盟国，也没有永远的敌国，一切都以各国的利害为转移。
诚实型和狡诈型谁优
有两种外交使者：一是诚实型，一是狡诈型，这两种外交型的使者，都要有智慧，没有智慧的人就当不了使者。因为外交是错综复杂的，一不小心或无知，就会上当，使国家遭受损失。说诚实型和狡诈型谁优？这很难一概而论，对于敌国，彼此斗争是你死我活，无诚实可言，只能以狡诈对狡诈，对于盟国，或与合作的国家，就要讲诚实，不然，彼此就不信任，难于合作。
蜀吴后来的分裂，这是原因之一。
鲁肃谨厚、诚实的性格，在他处理对外关系上有着充分的表现。促使刘、孙联盟抗曹后，在任何情况下，鲁肃都坚持这一对外政策，至死不渝。鲁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在处理对外关系上具有战略的眼光，他认为只有巩固蜀、吴联盟，东吴才能鼎足江东以图天下，而吴、蜀之间的关系有如唇齿，唇亡则齿寒。正是从这个战略观点出发，在对待孔明和解决荆州问题的态度上，他和周瑜截然相反。周瑜要害孔明，他力加保护；周瑜要用武力解决荆州问题，他坚持主张协商解决。鲁肃在世时，尽管孙、刘为争荆州矛盾重重，但因有鲁肃从中调停，烈方联盟仍能保持，这对于蜀、吴都是有利的。有人认为鲁肃和孔明打交道时，孔明才智过人，处处取胜；鲁肃老实人，实是笨仔，次次吃亏，孔明胜鲁肃多矣。表面看来，似是如此， 《三国演义》也是 这样写了。为索回荆州，鲁肃三次前往与谈判：南阳被孔明用计夺取后，周瑜在大怒之下，准备起兵与刘备、孔明一决雌雄，鲁肃坚决反对说，如若自家互相吞并，倘曹兵乘虚而来。其势危矣。”自动要求前往以理喻之，若说不通，动兵不迟。在谈判中，孔明提出：荆州原是刘表基业，应由其子刘琦占据，若刘琦不在，别有商议。鲁肃见刘琦病入膏肓，不过半年必死，便同意达成协议：若刘琦不在，荆州归还东吴。刘琦病逝，鲁肃以吊丧为名前往索取荆州，孔明又赖账，说暂借荆州为本，待取得西川后，才交还荆州。鲁肃为顾全大局，只得听从。他回见周瑜，周瑜一针见血地指出：“名为借地，实是混赖。”鲁肃却认为：“恐刘备不负我。”以己之心忖人之心，活画一老实人！周瑜比他看得清楚，说：“刘备枭雄之辈，诸葛亮奸猾之徒，恐不似先生心也。”果然，取得西川以后，刘备、孔明又混赖了这时鲁肃己去世，不能对孙权施加影响，孙权终于用武力夺取荆州，蜀、吴联盟终告决裂。夺取荆州，全据长江，伺机以图天下，是鲁肃为孙权制定的国策，但为巩固蜀、吴联盟，他主张争取用和平手段解决荆州问题，故一再让步。而孔明却使乖弄巧，一再混赖。乍看，鲁肃似有点愚鲁，其实是大智若愚，而孔明虽乖巧，却是狡诈。孔明这样做是不能取信于盟国的，不仅使双方矛盾得不到解决，且日益加深，结果是“关羽毁败，秭归蹉跌”，实非明智之举。在处理盟国之间的关系上，是狡诈还是诚实可取？显然是后者，故鲁肃这个具有战略眼光的使者形象显得更高大！从总的说，孔明跟鲁肃一样，是蜀吴同盟的倡导者和坚持者，其外交成就是辉煌的。正当刘备处于危急之秋，他请命赴吴，以一介之使，舌战群儒，智激周瑜、孙权，以其超人的智慧和纵横捭阖的手腕折服吴人，共同联盟，打败曹操，正因此，导致刘备取荆益两州，称帝西蜀。吴、蜀同盟被破坏后，孔明派邓芝赴吴。陈说利害，蜀、吴又重申旧盟。
这是蜀吴能与曹魏鼎立达近半个世纪的主要原因。
两种态度 两种效果
《三国演义》还塑造了一些不卑不亢和妄自尊大两种不同的便者形象。
做为一个使者，切忌自卑和骄傲，自卑则被人看不起，骄傲则引起人反感。
只有不卑不亢才是使者应具有的正确的态度。这不卑不亢和妄自尊大的两种不同的使者形象，《三国演义》都有生动的对比描述。趁刘备逝世之机，魏主曹丕兴兵五路伐蜀，其中有一路是东吴之兵。东吴观望，迟不发兵。孔明设计退四路兵后，派邓芝往结东吴，反敌为友，共同伐魏。孙权知邓芝来，与群臣商议，张昭认为是孔明退兵之计，遣邓芝为说客，建议休等此人下说词，设油鼎以待，责以郦食其说齐故事，看其人如何对答。权从其言，遂立油鼎，令武士侍立左右，各持钢刀、大斧、长戟、短剑，直列到殿，乃召邓芝入见。邓芝整衣昂然而入，目睹鼎镬内热油正沸，两行武士杀气腾腾，全无惊色。近臣引到帘前，邓芝长揖不拜。权强令下拜，甚至要他入油鼎以相吓，邓芝终不屈膝，当面严斥孙权：“吾乃蜀中一儒生，特为吴国利害而来。
乃设兵陈鼎，以拒一使，何其局量之不能容物耶！权闻言惶愧，即叱退武士，请邓芝上殿，赐坐交谈。邓芝乃为乞陈说绝魏联蜀的好处，孙权才决心与蜀联和，并派张温随邓芝入蜀通好。张温到蜀，孔明设宴相待，张温自以为得志，言谈之间，态度傲慢。次日，后主设宴相送。席间，秦澎乘醉入座，张温怪之，看不起秦宓，为显示已才，陆续以“天有头乎？”“天有目乎？”
“天有足乎？”“天有耳乎？”“无有姓乎？“等怪题相难，秦宓不加思索， 答问如流，且有根有据，满座皆惊。当秦宓以天理反问时，张温无言可对，羞愧难当，但也得到教益，乃避席谢说：“不意蜀中多出俊杰，恰闻讲论，使仆顿开茅塞。”又如赵咨和邢贞，也是这样两个不同类型的使者。刘备伐吴，孙权求和不许，赵咨自请前往说魏主曹丕，使袭汉中，夹击蜀兵。孙权大喜，即写表称臣，命赵咨为使。君主称臣，咨又奉命求救于人，处理不当，易失国体。但赵咨却能折服魏主，倍受敬重。他会见曹丕时，丕问他：“吴侯何主？”咨自夸其君说是“聪明、仁智、雄略之主。”在释其意时对“略”
字解得很妙：“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略者权谋之说也，就把孙权称臣之耻轻轻地掩盖过去了。丕接着问：“肤欲伐吴，可乎？”咨不示弱地答说：
“大国有征伐之兵，小国有御兵之策。”丕又问：“吴畏魏乎？”咨毅然答 说：“带甲百万，江汉为池，何畏之有？”丕叹说：“'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卿可以当之矣。”丕虽接纳孙权臣属，却没有发兵，坐山观虎斗；只封权为吴王，加九锡，派邢贞同赵咨捧执册锡。邢贞到吴，孙权率百官出城迎接。邢贞自持上国天使，妄自尊大，入门不下车，被张昭厉声严斥：“礼无不敬，法无不肃；而君尊大，岂江南无方寸之刃耶？”邢贞慌忙下车，与孙权相见。以上的故事，把邓芝、赵咨的不卑不亢和张温、邢贞的妄自尊大，刻画得很形象。而邓芝、赵咨不卑不亢，不辱君命，令人敬佩；张温、邢贞傲慢碰壁，狼狈不堪！
五、法律：法治最佳之法
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贵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受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一个执法如山的人，畏之是必然，爱之则少见；执法峻急的人，恨之者多，无怨者罕见，而严于执法的诸葛亮，却能使人畏而爱之，受刑而无怨，陈寿说是因“其用心平而劝戒明”。笔者认为，诸葛亮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他不因情废法，执法不忘情之故。
不因情废法
诸葛亮不因情废法，斩马谡是个典型例子，马谡是他义弟或系戚马良之弟，一开始两人关系便异于常人。诸葛亮南征途中，马谡奉天子命来劳军，因诸葛亮服其才，马谡虽是后辈，他还是虚心请教：“吾奉天子诏，削平蛮方，久闻幼常高见，望乞赐教。”谡说：“愚有片言，望丞相察之：南蛮恃其地远山险，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叛。丞相大军到彼，必然平服：但班师之日，必用此伐曹丕，蛮兵若知内虚，其反必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丞相但眼其心足矣。”亮 纳其策，七擒七纵孟获以服其心，故终亮之世，南人不复叛，使蜀汉从此无后顾之忧，对安定后方支援北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马谡确是有智计，诸葛亮对他“深加器异”不是毫无根据的。可是，刘备对马谡的看法恰恰相反。
他在临死前特别对诸葛亮谈及马谡，他问诸葛亮：“丞相观马谡之才何如？”
诸葛亮说：“此亦当世之英才也，”刘备说：“不然。朕观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丞相宜深察之。”刘备在临危前特别向托孤大臣诸葛亮叮嘱这些话，说明刘备把这事看得非同小可，他知道诸葛亮非常重视马谡，必将大用之，大用必将误大事。刘备看出“马谡言过其实”，认为“不可大用”，而诸葛亮日与马谡共事而未发现他这个严重的缺点，却非常重视他，这是什么原因？这和诸葛亮与刘备的经历以及其两人对马谡的情感深浅有关。刘备一生血战沙场，其才智都是在实战中得到的，他听到马谡死啃兵书的空谈，与实战不符，就发现其“言过其实”。刘备在世时，诸葛亮主要是参与决策和主管内政，实战经验还不太丰富，放一时难看出马谡夸夸其谈。在情感方面，刘备与马谡关系浅，对其考察不被情所制约；诸葛亮与马谡则“情如父子”。
且服其才，对其期望和倚重也就大，在当时可以说他是把马谡当作其继承人来培养的。情感好像白内障遮眼，使人看不清对方的真实面貌，他委马谡守街亭的重任也就不足为奇了。马谡与司马懿战于街亭，因其缺乏实战经验，不从实际出发，而是照搬兵书，舍水上山，王平苦谏不听，终被司马懿所破，大败而逃；亮进无所据，被迫布置撤军，讵料司马懿大军突然拥至，如不用“空城计”几乎被擒。这时，诸葛亮才后悔自己不明于知人，但已迟了。这 次出祁山，蜀军先声夺人，旗开得胜，连取三郡，很有战胜希望，而因街亭之失除了撤回汉中外，别无出路。街亭之失，诸葛亮错在用了纸上谈兵的马谡，而马谡违背诸葛亮的军事部署，他应负直接的责任。因此，不处理马谡则无以服人，难于治军，这对于诸葛亮是个很伤感情的事。对诸葛亮斩马谡，蒋琬反对说：“昔楚杀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谋之士，岂不可惜乎？”诸葛亮流涕而答说：“昔孙武所以能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分争，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以讨贼耶？合当斩之。”马谡被斩后，诸葛亮大哭不已，亲自临祭；将谡家小加意抚恤，按月给与禄米。诸葛亮也不宽恕自己，他上表请自贬三等说：“臣本庸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铖，以励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
臣明不知人，虑事多暗，春秋责备，罪何所逃？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
执法不忘情
诸葛亮对于犯罪的人，能治之以法，动之以情，即执法不忘情，使被判罪的人心服而无怨。
李严 （后改名李平）是刘璋旧部，刘备入蜀时归降，后因平叛乱有功， 被授尚书令之职，刘备临危遗诏托诸葛亮与李严辅后 主。为团结对敌，诸 葛亮很尊重他，但李严为人图谋私利，喜要两面手法，建兴九年春，诸葛亮出军祁山，李严负责督运粮事，因运粮不济，怕诸葛亮见罪，便慌报军情告急，说东吴将兴兵寇川，要诸葛亮回师。为了遮饰已过，又妄奏后主说：“臣已办备军粮，行将运赴丞相军前，不知丞相何故忽然班师。”诸葛亮回成都后查知此事，大怒说：“匹夫为一己之故，废国家大事！”令人召至，欲斩之，因念他也是托孤大厦，乃上表废为庶人。历史上，凡托孤大臣之间发生内讧，势败者往往被夷三族，而诸葛亮却仍让李严过着富裕的生活，留其子丰在丞相府任中郎参军，并谆谆教诲。他在处分李严后致丰教说：“吾与君父子戮力以奖汉室，此神明所闻，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获典汉中，委君于东关者，不与人议也。谓至心感动，终始可保，何图中乖乎！昔楚卿屡绌，亦乃克复，思道则福，应自然之数也。愿宽慰都获，勤追前阙。令员解任，形业失故，奴婢宾客百数十人，君以中郎参军居府，方之气类，犹为上家。若都获思负一意，君与公琰推心从事者，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也。详思斯戒，明吾用心，临书长叹，涕泣而已。”对一个犯严重错误的人，犹如此多情，要其子加以宽慰，使其改过自新；对其子则力加勉励，使其奋发向上，其意诚，其情切，李严父子能不感恩戴德。又如廖立，为人高傲，自谓才智宜为诸葛亮之贰，而竟位在李严等人之下，故很不满，于是常发牢骚，口出怨谤，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诸葛亮认为“羊之乱群，犹能为害，况立托在大位，中人以下识真伪邪？”便废廖立为民。但廖立甚敬佩诸葛亮其人，对已受到处分并无怨言。他闻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垂泣说：“吾终为左衽矣！”李严闻此噩耗，纵声大哭，因激动过度，病发而死。盖李严、廖立都相信诸葛亮能复收己，使能以补前过，度诸葛亮死后，后人不能用之故也。严于执法的人，使受处分者毫无怨恨是很难的，诸葛亮之死，使廖立垂泣，李严伤心致死，这不仅是没有怨恨，而是对诸葛亮非常爱戴了。
治国不能不讲法，诸葛亮治乱国用重刑，纠正了刘璋治蜀时的混乱状态，使“军民安靖”。但其可贵之处在于：法严而民无怨，民畏而爱之。我们知道法治的主旨是为了教育人，使人人遵守法纪，保证国泰民安，在这方面，诸葛亮的法治收到了最伟的效果，之所以能如此，正如上面所述，是因诸葛亮能正确处理情与法的关系，做到寓情于法，使情法交融，这是运用法律治国的最高超的艺术，是实行法治最佳之法。
三国何其多才！
人才济济主要是君主善用人
三国人才如此众多，而一些朝代却廖廖无几，是否“造物者”偏爱于三国？其实，“天涯何处无芳草”。西晋文学家左思《咏史》诗中则指出：“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意即哪个朝代没有奇才，只不过是被埋没罢了。
为何被埋没？或因无机遇，或因君主不会用才。人才之涌现，多在乱世或盛世，在腐败的朝代人才是难于发挥作用的。盛世之所以多才，是因盛世不是上帝安排，而是靠人去改天换地，没有众多治世之才是难于出现盛世的。乱世，是大动荡、大分化、大转变的时期，旧的统治者已不能再统治下去了，它统治的基础——皇亲国戚、各级官吏等已腐朽不堪，这些人大多是碌碌庸人，无所作为，他们既无力挽狂澜于既倒，也无本事独树一帜，等待他们的只能是灭亡的命运。这时草泽英雄纷纷崛起，逐鹿中原。要图天下，必须有人才，故独霸一方革主大多能礼贤下士，千方百计搜罗人才，所以说这正是用才之秋，也是人才得以脱颖而出的良机。三国历史正好证明乱世出英雄这个真理。如非乱世，织草履出身的刘备何能称帝西蜀？如非乱世，宦官之孙曹操何以能“挟天子以令诸侯”？若非乱世，一县吏之孙孙权何以威镇江东？
虽说乱世出英雄，但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7次分裂时代，为何人才以三国最多，最引人注目？这是因三国之主曹操、刘备、孙权都善于用人。他们在其割据的地区竭力发掘人才，可说是搜罗将尽，被埋没的不多。因此，涌现众多人才的时代，一是机遇，二是君主要善于用人，二者缺一不可。而三国人才最引人注目.与《三国演义》作者生花妙笔的描述也有关系。
正确评价人始能正确用人
三国用人艺术，是我国古代人才学的珍贵遗产。认真进行研究，对于用人是大有裨益的。研究三国用人艺术，要从正确评价人才入手，因为能正确评价人始能正确用人。而要正确评价人才，首先必须实事求是，决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刘备用孔明，可说是善于知人、用人，孔明确是当世奇才个了不起的英雄。可是，因孔明未能实现其北伐宏图，人们颇多异议。有的说他六出祁山，所得只不过三郡，劳而无功，说明他非大才：有的说蜀国人才短缺，致使“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可见他不善于用人。孔明是蜀国的关键人物，他辅佐刘备开始是谋主后当丞相，刘备逝世后他是实际的执政者，蜀国强弱跟孔明当然大有关系。但不能以成败来衡量孔明，把他的优点说成缺点，从而否定这个杰出的战略家。在用人方面，孔明不拘一格，能因才任用，故陈寿说，“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三国志·蜀书·费祎传》）许靖是大名士，但没有多大实际能力，刘备入川后原不想用他，孔明因许靖海内知名，用他可扩大影响，吸引更多人才，故力劝刘备任用，刘备乃拜年已70的许靖为司徒。魏延、杨仪两人很有才能，因魏延“性矜高”，杨仪“性狷狭”，两人都不能团结人，他虽依靠这一武一文为军中左右手，却没有任为继承人。他每次出征，治理蜀中事务都委托德才兼备的蒋琬、费祎、董允等人。孔明逝世后，蒋琬、费祎先后管理蜀政，使敌人不敢窥视西蜀，边境无虞达29年。至于孔明未能取胜，这主要是由于客观形势的原因。当时魏国兵力、人力都比局国多3倍以上，经济力量也比蜀国雄厚得多，其统帅又都足智多谋。战争是人力，物力、智力的较量，而魏、蜀两国人力、物力如此悬殊，智力又不相上下，蜀国是不存在取胜的客观形势的。但是孔明以5万兵力能采取攻势，使魏国驻守秦川前线的20多万大军只能坚守，其主将司马懿不得不忍耻接受巾帼妇人之衣，如果孔明没有超人的军事才略，何以臻此！因此，以成败论英雄，是不能正确认识孔明这个奇才的。其次，要正确评价人才，要有一分为二的观点，决不能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对于人才的评价，不能仅从其人道德品质方面去考察，而更重要是要看他对社会做出的贡献。曹操是一个十分残忍又具有雄才大略的奸雄，既有过也有功，对社会发展还是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的。他在用人方面也有其过人之处。他不念旧恶，唯才是举，因而过去的仇人与敌营的人，都奔集于他麾下，为他献智效劳，终于统一北方。如果曹操老是计较个人恩怨，用人吹毛求疵，则不能圆结更多的人为己用，也许他将变成孤家寡人，一事无成。有人因曹操秉性奸诈，连他的雄才大略也一概斥之为邪恶，那是片面的。再次，要正确评价人才，要对具体人做具体分析，决不能用一个框框来衡量天下之才。世上没有万才具备的人，有人精干此而粗于彼，孙权未见出奇谋，但能任贤举能，集“众智”、“众力”于一身，故成一代明主。周瑜虽不冲锋陷阵，但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被誉为英明的统帅。马谡任主将不行，却是个有智计的谋士。马超不善谋略，却是骁锐莫当的勇将。故用人要量才录用，不要强用其所不能。
用人攸关国家兴亡
能否用人，对国家之兴亡至为重要。三国之兴，与曹操、刘备、孙权善于用人大有关系。刘备”三顾草庐”，孔朗感其知遇之恩，做出隆中决策，为之效忠竭智，才能由弱变强，称帝西蜀；孙权善于用“众智”、“众力”，听从鲁肃的“榻上策”，故能鼎足江东；曹操虚心求教于荀或，遵其“深根固本以济天下”、“坚守官渡待变”之策，方能称雄北方。东汉末年，逐鹿中原的不乏其人，为何只存下三国，而其他人都被消灭了，不善于用人是个重要的原因。袁绍雄踞四洲，兵多粮足，谋士如云。官渡之战，他的兵力比曹操强得多，胜利本应属于他，因他既不听田丰、沮授之谏，又不从许攸之策，疑其所不当疑，决其所不当决，于是贻误军机，被动挨打，以失败告终。
刘表居用武之国，拥九洲之众，因其“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又无宏图大志，满足于现状，只能是他人俎上之肉，任人宰割，荆州被分解是必然之理。吕布被称为无故将军，效忠于他的陈宫，为他尽智献谋，他当耳边风，对面谀而通敌图他的陈珪父子，却言计听从。在被曹操围困的危急关头，他不依靠张辽等猛将以摆脱险境，而是想凭他的方天画戟和赤兔马以保妻子安全，结果还不是被曹操所擒，脑袋搬了家。后来三国之亡，也是因用不得其人之故。刘禅宠信黄皓、曹魏重用曹爽、孙皓任用岑昏等一小撮佞臣，都加速了蜀、魏、吴的灭亡。
善用人者都采取”五湖四海”政策
纵观三国历史，凡善于用人者都采取“五湖四海”的政策。曹操的“唯才是举”实是这种政策的体现。如荀彧、郭嘉、贾诩原是曹操敌人的谋士，张辽、徐晃是亡虏，于禁、乐进是行伍出身，都被曹操所搜罗，加以提拔重用，才得显姓扬名。孙权用人也如此。他不仅重用吴郡人顾雍等，对于避乱江东的广陵人张纮、琅邪阳都人诸葛瑾等，也都重任。刘备取蜀后，除以随之入蜀的荆州人士为骨干外，对于原有益州、东州人士，即便是刘璋的亲疏，都量才录用。孔明在团结这三州人士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把三州人士团结在刘备的周围，拧成一股力量，对巩固蜀国政权起了巨大的作用。
用人不计恩仇，是曹操、刘备、孙权的共同点。东汉末年，群雄对立，或友或敌，很难固定，人与人的关系是十分错综复杂的。如果以恩仇做为用人的界线，决不能团结更多的人，也对事业不利。因此，曹、刘、孙用人，对事业有利的，虽仇也用。张绣曾杀曹操长子、侄儿、爱将，后他再降，操也纳之。刘巴为刘备宿怨，他取蜀时为团结益州人士，也不计较其既往而用之。甘宁曾结怨于孙权，后他来降，权不咎其过去，甘宁因此拼力很效，屡立奇勋，成为东吴猛将。
用人唯亲的恶果
用人唯亲的恶果，在《三国演义》中也有深刻的揭露。所谓“亲”无非有二，一是认为是“心腹”，二是亲属。用人而限于此，人才必然是有限的。所谓“心腹”，大多是佞巨，这些人只看其主子限色办事，为达到个人私利，往往瞒上欺下，他们是成事不足，败享有余，东汉末朝桓、灵二帝，宠信宦官，造成天下大乱，就是典型的例子。因裙带关系而成为权贵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是常见的事。这些人大多不学无术，是碌碌无能的庸才，一旦掌握朝政，必然把它弄得一塌糊涂。何进原是屠尸，因妹妹贵为皇后面被封为大将军，正是在这个双料草包的手里，使汉朝名存实亡。用人唯亲即使是曹操、刘备也在所不免，如曹操用夏候渊丢了汉中，刘备用关羽失了荆州，这对于曹操、刘备虽是个别的事件，但也足见完全摆脱用人唯亲也殊不易。
树立朋党之害
树立朋党之害给人的教训也是很深刻的。凡立一朋党，必有另一朋党与之对立。朋党之争，或一败，或两败俱伤，对国家、对事业都有害无益。当然用人必须依靠骨干，不过这与树立朋党是两码事。因依靠骨干是为更好团结大多数，而树立朋党是为捧一派打击一派，袁绍因宠爱幼子袁尚，对其党徒也大加重用，于是自成一朋党。拥长子袁谭派也就成立一朋党与之对抗。
因朋党对立，内部力量大为削弱，终被曹操所灭。刘表因爱妻而让妻党掌握军权，妻党必然拥护其妻所生的幼子刘琮，一朋党于是产生。长子刘琦不甘心失去其法定继承权，求助于刘备，这又立了一朋党。曹操南征，继位的刘琼不与其兄刘畸协力抗曹，而是为保位投降了曹操，结果不仅丢了荆州，连命也保不了。
知人、荐贤是用人先决条件
知人、荐贤是用人的先决条件。知人才能用人得当，荐贤才能广招人才。
《三国演义》有不少知人美谈和用人轶事，如曹操、刘备、孔明、孙权等都 能知人，故能用人；魏、蜀、吴贤士都能辗转相荐，这是三国人才济济的原因之一。他们的知人、荐人的经验，值得用人者借鉴。
第二章 用人艺术
在古今一切人际竞争中，其成败与有否人才大有关系。取胜要有智谋，而智谋出自人才，所以说人才是至关键的。这一章从“人策”、”风格”、”御人”、“鉴诫”四个方面评介了三国的用人艺术，如能吸取三国用人的经验教训）用其所长，弃其所短，时事业是大有裨益的。
一、人策
用得其人，三国鼎立，用不得其人，国破家亡！三国的兴亡，虽由于经济政治上的原因，但与用得其人与否也大有关系。东汉末年，群雄逐鹿， 18镇诸侯先后灭亡，而曹操、孙权、刘备之所以能崛起，三分鼎足，其关键在善于用人。而三国后期的继承者却恰恰相反，都不善于任贤举能，结果被晋所灭。
“人策”之重要可见一斑。
1.由弱变强：刘备得孔明而兴
在第三十五回“玄德南漳逢隐贤”里，有一段关于用人的对话，水镜先生初遇刘备，见他气色不佳便料到其坎坷遭遇，因问说：”吾久闻明公大名，何故至今犹落魄不偶耶？”刘备说。“命途多蹇，所以至此。”水镜说：“不然。益将军左右不得其人耳。”刘备说：“备虽无才，文有孙乾、糜竺、简雍之辈，武有关、张、赵云之流，竭忠相辅，颇赖其力，”水镜说：“关张、赵云，皆万人敌，惜无善用之人。若孙乾、糜竺等乃白面书生耳，非经纶济世之才也。”水镜先生的话阐明了一个有关用人的重要思想：有了人才，并不等于会用人；不善于使用人才，就不能发挥人才的作用，他说刘备“左右不得其人”，是指没有使用人才的大才，即缺乏统筹全局的人才，也是他所说的“经纶济世之才”。刘备的“命途多蹇”，证实水镜先生的话是对的。
从逆境走向顺境
“桃园结义”之日，刘备兄弟三人就立下替言：“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尽管他们怀有雄心壮志，却不能如愿以偿。虽然虎将关、张、赵云拼死效忠，孙乾、糜竺、简雍等竭能尽力，也无济干事，仍颠沛流离，寄人篱下。他转战沙场，经千辛万昔，才得徐州作为安身之地，却又被吕布夺了；只好附属曹操，因恶其为人，乃设计脱身，借截击袁术之机回师徐州；后被曹操打败，仅以身兔投靠袁绍，因失公助曹轩了颜良、文丑，险些被袁绍杀了：后依刘表，又被蔡瑁和蔡夫人暗算，几乎送了性命。
刘备此时的景况是凄凉的，故他见已身髀肉复生，感到”日月蹉跎，老将至矣，而功业不遂”，不觉悲从中来，长叹不已。而当他得孔明相助，高兴地比之为”如鱼得水”。鱼没有水，寸步难移：鱼有了水，便可游泳自如了。
从此，刘备从逆境走向顺境：联合东吴，打败曹操；取荆益二州，称帝西蜀。
孔明何以有如此扭转乾坤的力量？
待机而动的决策
当对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无所了解的时候，人们是无所作大的，如果与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背道而驰，任何人都会碰壁，遭到失败，掌握了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人们就主动了，就可改天换地。杰出的人物能在历史上起伟大的作用，并非他们有三头六臂，或先知先觉，而是因其能从实际出发，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实事求是地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孔明的”隆中对”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要了解孔明所起的杰出作用，有必要从研究“隆中对”
入手。“隆中对”是什么？这是刘备”三顾草庐”时，孔明跟刘备的一段重要对话，即孔明为刘备制定圄天下的战略决策。孔明指出：“今操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予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以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只有荆益二州可取，”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因主客观上的种种原因，孔明的“汉室可兴”的愿望虽没有实现，但他的联吴抗曹、取荆益二州、待机而动的决策，在实践的过程中证明是正确的，它使弱小的蜀国能鼎立近半个世纪之久，故有“千古奇策”之誉，孔明未出草庐已预见天下三分。不愧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而他能制定”隆中对”，是由于他对当时天下大势有全面的深刻的了解，对各个政治集团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故能明确打击的对象和团结的力量，确定短期和长期的奋斗目标。
依形势，定谋略
“隆中对”是孔明在建安十二年，即公元207年提出来的。这一年天下大势是：在北方，曹操凭着其挟大予以令诸侯的优越地位，先后消灭吕布、袁术、陶谦、张绣、袁绍等军阀势力，基本上统一了北方，他带甲百万，是当时中国最强者。在这一年春2月，曹操发布的丁酉令说：“天下虽未悉定，吾当与贤士大夫共定之。”这表明他决意南征。在东南地区，孙权继承父兄之业已7年，在残酷地镇压越族的反抗后，政权基本巩固，加以有长征之险，并得到顾雍、陆逊为首的吴郡士族的支持；且能举贤任能，有周瑜、鲁肃等文武全才为之辅佐，国力日益强大，在当时其势力仅次于曹操。在西南地区，荆州的刘表、益州的刘璋都是软弱无能之辈，难于与曹操抗衡，迟早必被人所并。只有刘备，他虽寄托于刘表，但很得人心，故荆州豪杰多归之，事实上他已成为荆州地区的新兴势力的代表，具有一定的实力，很明显，当时力足以争天下的只有曹操、孙权、刘备三人而已。而三人中，曹操势力最大，刘备要与曹操对抗，只能联合孙权。故刘孙联盟抗曹，是形势使然。这时，孔明已“躬耕南阳”有12年之久，且由于荆州是当时东西、南北的交通要道和军事咽喉，这给他提供了观察政治风云的有利条件；他经常与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等谈仕迸，议时政，在刘备“三顾草庐”前，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对天下大势已成竹在胸。故在刘备屈身求教下，能提出正确的战略决策——“隆中对”。
下对了关键棋子
譬如下棋，关键性的一着下对了，就全盘皆活；关键性的一着下错了，就着着被动。“隆中对”对于蜀国的形成和发展来说，是关键性的一着棋，自从制定了这一正确的战略决策，便把刘备集团内部潜在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各种人才的智慧、力量都充分发挥出来，因而取得了节节的胜利。
而“隆中对”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孔明智慧的结晶，足见刘备得孔明对于他事业的发展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刘备未得孔明前和得孔明后的不同处境，给用人艺术添加了一些什么新内容呢？它说明：大凡干事业，必须有各种各样的人才，但更重要的要有掌握全局的、具有战略眼光的人才。刘备也是个会用人的人，他的用人特长是善于识贤、集贤、信贤，但对于如何使用人才，则非其所长，这是因他缺乏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才智，故虽有关、张、赵云之勇，也不免屡战屡败。
以智谋折服众将
孔明则既能从大处着眼，也能从小处着手，即既有正确的战略决策，也有出入预料的“神机炒算”，他的才智使关、张、马、赵、黄五虎大将如虎添翼，大显神咸，张飞，原是个有名莽汉，丛不懂使计，只一味恃勇。他快人做快事，敢于鞭打督邮，屡揪“三姓家奴”吕布：他嗜酒如命，醉后鞭打部属，致失掉了徐外。后来在孔明的领导下，他变了，不再是老粗，而是粗中有细，他义释严颜，使严颜所管的45处关隘，皆望风归顺；他假醉赚张郃，智取瓦口隘。韦中虽不说是孔明所教，但既在其指挥之下，显然与孔明的军事部署有关。不服老的黄忠，也是在孔明的激将法的推动之下，勇挑重担，计夺天荡山，勇斩夏侯渊。孔明的智慧折服了众将，连目空一切的关羽，在他面前也服服贴贴，俯首听令，因而能调动三军，沿着他的羽毛扇指的方向，奋勇直前，去夺取胜利！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千才易得，全才难求，如何在众才之中，选拔具有全局之才的人才，这是取得事业成功的至为关键的一环，也是用人艺术的一大学问。
2.统一北方：曹操听荀彧之策
一统北方成为一代之雄的曹操，虽因时势造成，但他的雄才大略是其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而他的雄才大略的具体表现之一是：善于用人。故济济人才，奔集于曹氏，宛如众星伴月。他们出谋献策，为曹魏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其中，以荀彧的贡献最大，曹操能统一北方，雄视中国，实有赖于苟或的英明决策。
备受赞誉的荀彧
曹操一见荀彧来投，便给他高度的评价，“吾之子房也。”魏晋南北朝时期，评点人物的风气很盛，许多人因此而以知人见称，其事迹多记于《世说新语》之中。他们评点人物的根据是什么，为什么其言多中，这很值得研究，因用人要从识人始，不识人就难于用得其人。三国时代，逐鹿中原的群雄都懂得：要打天下，要有人才，故大部谦恭下士以搜罗人才为己用。而用人才要先了解其人之才，始能量才录用。曹操说荀彧是“吾之子房也，”并非出于印象之言：或因“或为人伟美”，或因其能说会道，而是根据其过去的表现下的结论。《三国演义》没有提供这方面的材料，陈寿著的《三国志·魏书·荀彧传》却有记载，说得很明白：在他未投奔曹操前，其才智已为时人所重，南阳何颙就赞他。“王佐才也”。他料事辄中：董卓乱起，为亢父令的荀彧便弃官归乡，谓父老说：“颖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宜亟去之，无久留。”乡人多因留恋故土犹豫不去，荀彧便率领其宗族迁居冀州。后颖川果为“四战之地”，乡人多遭难，独荀彧宗族得以保存。袁绍占据冀州后，很重视荀彧，待以上宾之礼，但“或度绍不能成大事”，乃弃绍投曹。后来袁绍的下场果如荀彧所预料。上述两件事，已足可显示荀彧有超人的才智。曹操赞为“子房”并非过誉。他投奔曹操后，始为曹的司马，后升为汉尚书令，曹操有重要事决策不下，都向他请教，即使“太祖（按：指曹操）虽征伐在外，军国事皆与彧筹焉。”荀彧多奇计，不下于汉之子房。
据《三国志》裴松之注《彧别传》记载：“彧自为尚书令，常以书陈事，临薨，皆焚毁之，故奇策密谋不得尽闻也。”虽“不得尽闻”，但他给曹操提出的三大决策，史书是有记载的，《三国演义》也如实描述了。
深根固本才可制天下
曹操起事之初，兵力不多，占地也仅有兖州。曹操拟兴兵攻打徐州，这时陶谦已死，刘备领徐州牧，其实力也不弱，曹操想攻入徐州并非易事：而曾经被曹操打败的吕布也不甘心罢休，他驻军山阳，仍对兖州虎视眈眈，如曹攻徐州，吕布必乘虚偷袭，故荀彧坚决反对。他入谏说：”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终济大业。明公本首事兖州，且河、济乃天下之要地，是亦昔之关中、河内也。今若取徐州，多留兵则不足用，少留兵则吕布乘虚寇之，是无兖州也。
著徐州不得，明公安所归乎？今陶谦虽死，已有刘备守之。徐州之民，既已服备，必助备死战。明公弃兖州而取徐州，是弃大而就小，去本而求末，以安而易危也。愿熟思之，”荀彧之言，确是“药石之言，洞见利害。”故曹操深服其言，罢攻徐州之举，先巩固兖州，徐图发展。”深根固本以济天下”，不仅高祖、光武因此而“终济大业”，曹操行此策，也日益强大。荀彧总结两汉”深根固本以制天下”的图天下的经验。不仅是对曹操提供正确的战略决策，也是”济大业”必须遵循的一条规律。
奉天子以服众望
由于曹操遵从荀彧”深根固本以制天下”之策，驻军山东，养精蓄锐，兵强将盛。这时，李傕、郭汜混战，百姓遭殃，献帝受苦，经颠沛流离，又移驾返洛阳。曹操知此消息，立即召集谋士商议。荀彧进言说：“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服从，汉高祖为义帝发丧，而天下归心。今天子蒙尘，将军诚因此时首倡义兵，奉天子以从众望，不世之略也。若不早图，人将先我而为之也。”曹操听了大喜，决定克日兴师。荀彧是忠汉派，他之所以投曹操，是因曹操有过为国除奸的壮举，他劝曹操“奉天子以从众望”，实出于对汉朝的忠心.而曹操采纳此策，是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此之前，田丰也对袁绍有类此建议，袁绍却不接受，而曹操却能采纳这一决策，足见曹操比袁绍高明得多。当时，东汉王朝虽已名存实亡，可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汉臣仍多不忘汉，即便是割据者大多也表面“尊汉”，由于群雄混战，饿殍遍野，因而人心思定。故曹操一扯起“尊汉”的旗帜，以进行统一战争，不仅能令诸侯，且得人心。桓、灵二帝先后两次掀起的党锢之祸，士族受害最惨，所以士人最恨宦官。曹操是宦官家庭出身，素为士族所轻，他要搜罗士人则很因难：从他“奉天子以从众望”，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士人逐渐归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重用什么样的人会带来什么样的人，在荀彧的推荐下，郭嘉、司马懿等才智之士纷纷来投，仅几年之间，曹操得士之多远远超过孙权和刘备。曹操采纳荀彧的这一决策，不仅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且取得了士族的广泛支持，这就为他统一北方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坚守官渡以待变
官渡决战，是袁、曹谁胜谁败的生死关头。曹操守官渡，自8月起至9月终，军力渐乏，粮草不继，意欲弃官渡退回许昌，迟疑不决，乃作书遣人赴许昌问荀彧。彧以书报之，略说：“愚以袁绍悉众聚于官渡，欲与明公决胜负，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能制，必为所乘：是天下之大机。绍军虽众，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何向而不济！今军实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公今画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进，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断不可失。”曹操得书大喜，令将士效力死守。果然，“情见势竭，必将有变，”由于袁绍内部分裂，许攸来投，授以烧敌粮之策，曹操乃亲率精兵往乌巢劫粮，使袁绍军心大乱，于是乘机出击，大败袁军。如果曹操不听荀或的决策，弃官渡退回许昌，袁绍乘虚追击，曹操必败。对此，后来曹操也承认。他上的表说：“向使臣退于官渡，绍必鼓行而前，有倾覆之形，无克捷之势。”（见《三国志》裴松之注《彧别传》）
为三大战略家之一
荀彧并不象孔明、鲁肃那样给刘备、孙权描绘国天下的蓝图，但他的“深根固本以制天下”、“奉天子以从众望”和”坚守官渡以待变”的三大决策，是属于战略的范畴，是有关曹魏生死存亡、兴亡盛衰的大事，其贡献不亚于孔明的“隆中对”之于西蜀，鲁肃的：“榻上策”之于东吴。故笔者把他和孔明、鲁肃并列，誉之为三国时代三大战略家之一，也正是据此：“而荀彧的三大决策，若非雄才大略的曹操也不能采用。庸主不能用奇才，明主始能用奇才，古今如此！
3.鼎足江东：孙权行鲁肃战略
孙权继承父兄之业坐镇江东之后，善于举贤任能，故人才济济。鲁肃便是其中佼佼者之一。鲁肃是周瑜所荐，周瑜说他“平生好击剑骑射”、“胸怀韬略，腹隐机谋”，是文武全才。他投依孙权后，甚得敬重。一日，众官皆散，权留鲁肃共饮，至晚同榻足而卧，夜半，权问肃说：“方今汉室倾危，四方纷扰；孤承父兄余业，思为桓、文之事，君将何以教我？”肃说：
“昔汉高祖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可比项羽，将军 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今乘北方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而据守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祖之业也。”权闻言大喜，披衣起谢。因此策只在榻上谈的，故史称之为“榻上策”，因鲁肃献“榻上策”
引起孙权的重视，老臣张昭力加反对，认为鲁肃“谦下不足”、“年少粗疏”
不可用。孙权并不因张昭的訾毁而疏远鲁肃，而是相反，更加敬重之。
认清首要敌人
“榻上策”提出于建安五年，即公元200年，那时，“北方多务”，曹袁两大军事集团正准备决战，袁绍比曹操兵力强，曹操并未具有必胜的条件，而鲁肃却能断定东吴的主要敌人是曹操，这是很有见地的。他主张乘曹操无力南顾之机，占领荆州地区，“竟长江所极而据守之”。因为荆州处于扬州上游，如果将来让曹操占领荆州，东吴前线将遭到严重威胁。如果全据长江，凭着这条不易逾越的天堑，则可保卫东吴的安全，然后伺机以图天下。鲁肃的分析是实事求是的，完全符合当时的客观形势，是东吴所能采取的最佳决策。此策后来成了东吴的国策，孙权能雄踞江东，三分鼎足，实有赖于此。
坚持联盟以抗曹
鲁肃为实现其政治蓝图，始终奋战不息。他给孙权制订的其他战略决策，也以”榻上策”为据。曹操统一北方后，决意南征，南北矛盾开始激化，孔明、鲁肃己先后预见天下三分，因此如何处理曹、孙、刘三方的关系，已成为当时急需思考的重要议题。由于曹操势大，孙、刘要想与之抗衡，除了联盟之外别无他策。”智者见诸未萌”，杰出的战略家孔明、鲁肃不约而同提出孙、刘联盟抗曹的主张。刘琮以荆州降曹后，江东上下震惊，张昭等谋士都主降，只有鲁肃坚决主战，并向孙权陈述”诸人可降曹，独将军不可降曹”
的理由，使孙权深为感叹说：“诸人议论，大失孤望。子敬开说大计，与吾见相同。此天以子敬赐我也！”在鲁肃的策划和奔走下，促成孙、刘联盟抗曹，最后打败了曹操，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辉煌胜利。当鲁肃从前线还，孙权与诸将出迎，孙权说：“孤持鞍下马相迎，足以显卿未？”肃说：愿至尊咸德加乎四海，总括九州，克成帝业，更以安车软轮征肃，始当显耳。”可见其志不凡。
鲁肃始终坚持孙、刘联盟抗曹，至死不渝鲁肃懂得：孙刘双方有如唇齿关系，唇亡则齿寒，故他不象庸瑜那样，只从国家眼前利益出发，千方百计拆盟，也不象孔明那样，使尽诈谋以拖延交还荆州，促使双方矛盾激化，而是既坚持国家利益，又保持孙、刘联盟。因此，他不仅比周瑜看得远，比孔明也高明。
借荆州、存人才为了全据长江，保卫东吴的安全，他三次前往索还荆州，并以理力争，虽然对方屡次使计推辞，他也耐心等待，避免动干戈。甚至孔明为拖延时间，使刘备立下”暂借荆州”的文书，他也被哄作保人押了字。在与关羽相会时，他好言相劝，指出借荆州是为使刘备有所托足，今“已得西川，又占荆州”，是“贪而背义”。《三国演义》把这次会见，说是“关云长单刀赴会”。把关羽写得威风凛凛，鲁肃则被描绘得呆相十足。史实却不然，是鲁肃前往会关羽，他理正辞严斥关羽，关羽无言以对。至于说“暂借荆州”是鲁肃上了孔明的当，史实也并非如此。据《三国志·吴书·鲁肃传》记载：赤壁之战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裴松之注《汉晋春秋》记载：”吕范劝留备，肃曰： '不可。将军虽神武命世，然曹公威 力实重，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权即从之。”可见借荆州是出于鲁肃本意，是为“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以共同抗曹，不仅如此，鲁肃还向刘备推荐人才。鲁肃向孙权力荐庞统不被录用后，他担心庞统投曹操，便劝庞统投刘备，作书推荐，并嘱之说：”公辅玄德，必令孙、刘两家，无相攻击，同力破曹。”可见，鲁肃所为，都是服从于“孙、刘联盟抗曹”这个战略决策。因此，鲁肃在世时，吴、蜀两国基本和洽。这对两国有利，只对曹操不利，使曹操不能行其”分而取之”之策，在两国同盟面前，无所作为。吴、蜀两国能与曹魏三分鼎足，鲁肃所做的贡献是不亚于孔明的。
人才须有识者赏识
历史上，杰出人物之所以得行其志，或因得遇机缘，或因得遇明主。韩信在楚，不被知名：后归刘邦，始得施其才。同样，鲁肃如不遇孙权，“榻上策”将不诞生，鲁肃也将默默无闻。故有伯乐才识千里马，善用才者才识大才。所以说有大才的固然了不起，善用才的也了不起，孙权有识见，听了鲁肃的”榻上策”才大为赞赏：听了鲁肃的主战理由，才认为“正与吾见相同。”正因君臣相得是建立在共同认识的基础上，故张昭的流言蜚语，毫不影响孙权对鲁肃的信任。有充分的信任，才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反之，纵有大才也会湮灭。鲁肃能成为一代名将，并能充分发挥这个杰出的战略家的作用，不正是因得到孙权的充分信任和支持吗？
4.政权转移：曹爽昏归司马氏
魏主曹睿临危，托孤曹爽、司马懿，辅佐年才8岁的幼子曹芳。为争权，曹爽和司马懿激烈搏斗，昏庸的曹爽当然不是奸滑的司马懿的对手，结果落得灭族之祸。而曹魏政权也就掌握在司马氏的手里，为司马炎篡魏打下基础。
所用非人。
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都不惜采用一切手段清除异己。曹操虽以善用人著称，但有不从已的大都被其所杀。在他决定立曹丕为太子后，不惜清除曹植的党羽，为曹丕继位扫清道路。曹丕篡汉后，其文武大臣大都是曹氏的心腹，故曹魏政权是巩固的。及曹魏第三代，即曹睿继位时，功勋之臣多数亡故，而其后代都是花花公子，庸碌无能，只知吃喝玩乐。曹爽就是这样的人。他凭着其父曹真的余荫，得到了曹睿的重任。曹睿病重时，曾在曹氏宗族中物色辅政人才，结果还是落到曹爽身上，可见曹氏第三代都是些什么样的庸人了。曹爽在其心腹何晏的启发下，懂得兵权的重要，于是以“司马懿德高望重”为名，请魏主“加为太傅”，太傅地位虽比太尉为高，却不掌兵权，曹爽请封司马懿为太傅实是为削去其兵权。曹爽乃以其心腹统率各军，自是兵权皆归于已。爽掌握兵权后，认为可高枕无忧，便与其心腹纵情淫乐，其衣食住行，奢侈豪华，不下于朝廷。
以“阴”制“庸”得政权
司马懿是个既很有才智又非常阴险的人，他辅佐曹氏四代，辅政二次，曹魏统治者都被他假装的表象所惑，都以为他是心腹，连善于识人的奸雄曹操也被他瞒过了。司马懿被罢兵权之后，便推病不出，二子亦退职闲居，以伺机反扑。当曹爽派新任荆州刺史李胜去向他辞行，以探听其虚实时，司马懿早料到其来意，乃去冠散发，上床拥被而坐，又令二婢扶策，方请李胜入府。在对话时，他语无伦次，牛头不对马嘴，尽装耳聋说是听不清对方的话。
侍婢迸汤，他将口就之，汤流满襟，乃作哽噎之声说：“吾今衰老病笃，死在旦夕矣。二子不肖，望君教之。君若见大将军，千万看觑二子！”言讫躺在床上，声嘶气喘。李胜回言曹爽，爽大喜说：“此老若死，吾无忧矣！”
这确是庸人庸话。司马懿见李胜去了，遂起身谓二子说：”李胜此去，回报消息，曹爽必不忌我矣。只待他出城畋猎之时，方可图之。”果然，不一日，爽引三弟，并心腹人何晏等，将其总管的禁兵，保护魏主前往狩猎。司马懿一俟曹爽出城，即发动政变，控制军营，然后引兵出城屯于洛河，守住浮桥。
曹爽的智囊桓范设法逃出城外告变。司马懿知道了大惊说：“'智囊’泄矣！
如之亲何？”太尉蒋济说：“弩马恋栈豆，必不能用也。”这是说劣马只惦着马棚里的饲料，譬喻无能的人贪图安逸，缺乏远大的志向和谋略，桓范见曹爽后，建议他调外兵以讨伐司马懿。接着司马懿派人来告知曹爽：只是削去他的兵权，别无他意。是夜，曹爽左右思考，意不能决，自黄昏直流泪到天晓，还是狐疑不定。桓范入帐催之说：“主公思虑一昼夜，何尚不能决？”
爽叹说：“我不起兵，情愿弃官，但为富家翁足矣！”范大哭，出帐说：”
曹子丹以智谋自矜！——今兄弟三人，真豚犊耳！”就这样，曹爽被司马懿诱骗回城里，以“莫须有”的谋逆罪，将曹爽三兄弟及其党 徒，皆斩于市曹，并灭其三族。在你死我活的搏斗中，曹爽仍幻想让出兵权后做”富家翁”，其愚如此，其死也活该！曹氏后代庸碌如此，司马氏取而代之是必然之事。
5.断送西蜀：刘禅宠宦官黄皓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这是孔明《前出师表》总结前后汉兴亡的原因，用以告诫刘禅，确是语重心长，言真情切。而刘禅并没有如孔明所希望的，亲贤臣，远小人，以兴汉室；而是亲小人，远贤臣，重踏桓、灵覆辙，断送了蜀国江山。
昏庸无能的阿斗
刘禅是少有的昏君，是个不朽的”阿斗”。平心而论，刘禅也不尽坏：
他老实得可怜，昏庸得出奇，陈寿给他形象的评价是：“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传曰 '素丝无常，唯所染之’，信矣哉！” 孔明执政时，他遵其父刘备所嘱：“事丞相如父”，且实权在孔明，他不听也得听。孔明操劳国家大事，整天忙得汗流浃背，食不甘味，睡不安席；刘禅却可不费脑筋，饱食终日，乐其所乐。当然，他不是整天在昏睡，遇到国家有事，他有时也有所用心。如刘备逝世后，曹魏乘机兴师五路侵蜀，因这时孔明闭门不出，他不知如何是好，急得团团转，后来他到相府探望孔明，孔明告诉他退兵之策，他才如梦初醒。他对孔明也不尽放心，当孔明与司马懿斗兵斗阵连续大胜，正欲乘胜直取长安的时候，他中了司马懿的反间计，听信流言——孔明自倚大功，早晚必将篡国，宦官为之画策，他便遣使资诏星夜宣孔明回。孔明奉旨回成都问他何故诏还？他无言可对，良久，乃说：
“朕久不见丞相之面，心甚思慕，故特诏回，一无他事。”真是憨人憨话， 憨气十足。不过，总的说，孔明在世时，还是贤臣当道、小人远避，刘禅基本上是听孔明的话的，宦官也不敢出面干政。孔明病逝五丈原后，情况逐渐发生变化，特别是蒋琬、费祎等贤相相继去世后，他被宦官黄皓等小人所左右，溺干酒色，不理朝政，政事、军事弄得一塌糊涂。
小人弄权，将士难为
深得孔明兵法的姜维是蜀国后期的“擎天柱”，是个赤胆忠心的人，他秉承孔明遗志，九伐中原，虽天大胜，但也挫伤敌胆，使之不敢正窥西蜀。
当姜维正在前线浴血奋战，困魏国名将邓艾于祁山时，忽连接后主的三道诏书，促其班师。原来是后主听黄皓谗言：“姜维屡战无功，可命阎宇代之。”
阎宇何人？他身无寸功，只因阿附黄皓，遂得重爵，官至右将军。黄皓本想用阎宇代姜维，后知邓艾善用兵，恐阎宇非其敌手，又寝其事。任用大将，如此儿戏，是撤是用，全凭一宦官作主，确是超级庸主。姜维回，得悉此事，入奏后主说：”黄皓奸巧专权，乃灵帝时十常侍也。陛下近则鉴于张让，远则鉴于赵高。早杀此人，朝廷自然清平，中原方可恢复。”后主笑说：“黄皓乃趋走小臣，纵使专权，亦无能为。”姜维因不能杀黄皓担心被其所害，乃听从郤正之言，领军前往沓中屯田，以充军实，徐图进攻。自古以来，庸主当政，小人弄权，大将在外难于立功。昔”乐毅伐齐遭间阻，岳飞破敌被谗回。”姜维岂能例外！
西蜀之亡必然也
刘禅昏庸透顶，黄皓专权胡为，西蜀之亡是必然之事。钟会、邓艾大举兴兵入侵西蜀，姜维即起沓中之兵前往拒敌，并上表请派精兵分守战略重地阳安关和阴平桥，并指出“若失二处，汉中不保矣。”在这危急关头，刘禅竟听黄皓之言，召师婆入内殿问吉凶，她以“西川土神”附身，胡说什么“陛下欣乐太平，何为求问他事？数年之后，魏国疆士亦归陛下矣。陛下切勿忧虑。”自此，刘禅深信师婆之说，遂不听姜维之育，每日只在宫中饮宴欢乐。姜维累申告急表文，皆被黄皓隐匿。因此，使钟会轻取阳安，邓艾偷渡阴平，姜维虽仍和诸将死守剑阁，使钟会受挫，不能前进，可是邓艾已直趋成都，刘禅已面缚舆梓出阵，姜维纵有“回天力”也无济于事了。
5.断送西蜀：刘禅宠宦官黄皓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这是孔明《前出师表》总结前后汉兴亡的原因，用以告诫刘禅，确是语重心长，言真情切。而刘禅并没有如孔明所希望的，亲贤臣，远小人，以兴汉室；而是亲小人，远贤臣，重踏桓、灵覆辙，断送了蜀国江山。
昏庸无能的阿斗
刘禅是少有的昏君，是个不朽的”阿斗”。平心而论，刘禅也不尽坏：
他老实得可怜，昏庸得出奇，陈寿给他形象的评价是：“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传曰 '素丝无常，唯所染之’，信矣哉！” 孔明执政时，他遵其父刘备所嘱：“事丞相如父”，且实权在孔明，他不听也得听。孔明操劳国家大事，整天忙得汗流浃背，食不甘味，睡不安席；刘禅却可不费脑筋，饱食终日，乐其所乐。当然，他不是整天在昏睡，遇到国家有事，他有时也有所用心。如刘备逝世后，曹魏乘机兴师五路侵蜀，因这时孔明闭门不出，他不知如何是好，急得团团转，后来他到相府探望孔明，孔明告诉他退兵之策，他才如梦初醒。他对孔明也不尽放心，当孔明与司马懿斗兵斗阵连续大胜，正欲乘胜直取长安的时候，他中了司马懿的反间计，听信流言——孔明自倚大功，早晚必将篡国，宦官为之画策，他便遣使资诏星夜宣孔明回。孔明奉旨回成都问他何故诏还？他无言可对，良久，乃说：
“朕久不见丞相之面，心甚思慕，故特诏回，一无他事。”真是憨人憨话， 憨气十足。不过，总的说，孔明在世时，还是贤臣当道、小人远避，刘禅基本上是听孔明的话的，宦官也不敢出面干政。孔明病逝五丈原后，情况逐渐发生变化，特别是蒋琬、费祎等贤相相继去世后，他被宦官黄皓等小人所左右，溺干酒色，不理朝政，政事、军事弄得一塌糊涂。
小人弄权，将士难为
深得孔明兵法的姜维是蜀国后期的“擎天柱”，是个赤胆忠心的人，他秉承孔明遗志，九伐中原，虽天大胜，但也挫伤敌胆，使之不敢正窥西蜀。
当姜维正在前线浴血奋战，困魏国名将邓艾于祁山时，忽连接后主的三道诏书，促其班师。原来是后主听黄皓谗言：“姜维屡战无功，可命阎宇代之。”
阎宇何人？他身无寸功，只因阿附黄皓，遂得重爵，官至右将军。黄皓本想用阎宇代姜维，后知邓艾善用兵，恐阎宇非其敌手，又寝其事。任用大将，如此儿戏，是撤是用，全凭一宦官作主，确是超级庸主。姜维回，得悉此事，入奏后主说：”黄皓奸巧专权，乃灵帝时十常侍也。陛下近则鉴于张让，远则鉴于赵高。早杀此人，朝廷自然清平，中原方可恢复。”后主笑说：“黄皓乃趋走小臣，纵使专权，亦无能为。”姜维因不能杀黄皓担心被其所害，乃听从郤正之言，领军前往沓中屯田，以充军实，徐图进攻。自古以来，庸主当政，小人弄权，大将在外难于立功。昔”乐毅伐齐遭间阻，岳飞破敌被谗回。”姜维岂能例外！
西蜀之亡必然也
刘禅昏庸透顶，黄皓专权胡为，西蜀之亡是必然之事。钟会、邓艾大举兴兵入侵西蜀，姜维即起沓中之兵前往拒敌，并上表请派精兵分守战略重地阳安关和阴平桥，并指出“若失二处，汉中不保矣。”在这危急关头，刘禅竟听黄皓之言，召师婆入内殿问吉凶，她以“西川土神”附身，胡说什么“陛下欣乐太平，何为求问他事？数年之后，魏国疆士亦归陛下矣。陛下切勿忧虑。”自此，刘禅深信师婆之说，遂不听姜维之育，每日只在宫中饮宴欢乐。姜维累申告急表文，皆被黄皓隐匿。因此，使钟会轻取阳安，邓艾偷渡阴平，姜维虽仍和诸将死守剑阁，使钟会受挫，不能前进，可是邓艾已直趋成都，刘禅已面缚舆梓出阵，姜维纵有“回天力”也无济于事了。 二、风格
形成一国执政者的用人特点，这与其人个性、爱好、道德观念及其处境和所处的时代都有关系。孔明是荆州名士，以才名和德行见称于时，其用人也就具有个人的个性：他选拔人才始终坚持一个准则，即德才兼备。曹操出身于宦官家庭，难得士族的支持。因士人秉承儒学以忠孝相标榜，故多不愿投靠曹操。曹操为了搜罗人才帮他打天下，不管有否德行，只要有才就要，形成了他“唯才是举”的用人特点。孙权是个慎重、果断的人，他选拔人才是经过认真考核、反复考虑的，当他确定了，便充分信任，做到疑之不用、用之不疑。孔明、曹操、孙权的用人准则，虽为他们带来了许多英才，但却不是尽善尽美，在长处中亦见其短，否则蜀中怎会无大将，曹魏奸逆萌生，而东吴无能臣呢？究竟用人的上上策为何，从三国用人风格的比较中，我们或可悟出一些道理来。
孙权不信任的人，决不重用；信任的人，始托以重任。曹操举兵南征，张昭极力主张投降，反复陈述曹军势大难敌，降曹始安，孙权听了，口虽不说，心甚反感。他是不肯轻易把继承的父兄之业奉送他人的，故听了鲁肃的主战理由后，很为赞赏。对比了张昭主降和鲁肃主战的动机，他认为张昭是”
顾妻子，挟持私虑。”是为个人安全打算，而鲁肃是为公，主战是保卫江东的良策，”正与吾见相同”。赤壁之战取胜后，他对鲁肃十分敬重，周瑜病逝，提拔鲁肃为东吴主将。对于张昭，从此不加重任。
充分信任所用之人
孙权对于其所重用之人，都能做到深信不疑，让其独当一面，不加以掣肘，放手让他们大干，故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和力量，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如在赤壁之战前夕，当他做出抗战的决定后，立即让周瑜挂帅，自己则甘当后援之职。故周瑜得行其志，使其计，”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彝陵之战，东吴取得重大胜利，也是因孙权对陆逊的充分信任。当他提拔陆逊前往迎战沙场老将刘备时，东吴大臣都为其年少而轻之，诸将也多不服，孙权乃设坛拜陆逊为大将，赐以所佩之剑，说：”如有不听号令者，先斩后奏。”
陆逊始能指挥如意，执行其坚守待机反攻的战略部署，终于以一把火几乎将刘备全军烧个精光。
孙权用人能做到疑之不用、用之不疑，这主要是建立在对将领的深刻了解和经过考验的基础上。用人，是疑是信，要有据，决不能主观用事，轻信轻疑。因为轻疑，将会埋没人才，将会误事，轻信，会错用人，也足以误事。
孙权用人很慎重，既了解其过去，也了解其现在，既倾听其言论，也观察其所行所为。周瑜曾与孙策生死与共，孙策对他很了解，认为他能胜任外事，临危时留下“外事不决问周瑜“的遗言。孙权也了解周瑜其人，故当他对抗操能否取胜仍有所疑虑时，乃请周瑜裁决。周瑜对敌情分析及抗操必胜之理，孙权深为折服.便委之全权，让他将兵出战。孙权之能信陆逊，是因陆逊策划袭取荆州之策已显其雄才大略，故当诸大臣反对陆逊为将时，孙权说：“孤素知陆伯言乃奇才也？孤意已决，卿等勿言。”
关怀将士如骨肉
孙权用人能做到”用之不疑”，给予充分的信任，还由于他把将士视如“骨肉”。他曾对众将说：“今日诸君与孤从事，虽君臣义存，犹谓骨肉不 复是过。荣福喜戚，相与存之。”这方面材料，《三国演义》谈的很少，《三国志·吴书》关于吕蒙、朱然等人的传记谈得较多。孙权对将士确是关怀备至。吕蒙病重，孙权迎置内殿，出千金募医治蒙病，并亲自监护，“时有鍼加，权为之惨戚，欲数见其颜色，又恐劳动，常穿壁瞻之，见小能下食则喜，顾左右言笑，不然则咄唶，夜不能寐。”吕蒙既死，“权哀痛甚，为之降损。”
朱然”寝疾二年，后渐增笃，权昼为减膳，夜为不寐，中使医药口食之物，相望于道。”
由于孙权用人能充分信任，视诸将如”骨肉”，诸将也对他推心置腹，甘为效命沙场。如孙权为山越所困，周泰拼命相救，“身被十二创”，如“是日无泰，权几危殆。”赤壁决战前夕，曹操派蒋干来做说客，周瑜对这位老同窗说：“大丈夫处世，遇知已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必行，计必从，祸福共之，假使苏秦、张仪、陆贾、郦生复出，口似悬河。舌如利刃，安能动我心哉！”
发挥“众智”“众力”
孙权用人能做到“用之不疑”，给予充分的信任，还由于他认识到“众智”、“众力”的重要作用。因为他懂得：疑人不给予信任，则不能发挥”
众智”、“众力”的力量。在三国时代，能在理论上阐述“众智”，”众力”的重要作用的，唯有孙权一人而已。这种认识在今天还是难能可贵的。他说：”
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众之所积也。夫能以驳致纯，不惟积乎？
故能用众力，则无故于天下；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三国志·吴书·孙权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
也正因东吴上下一心，出智拼力，故孙权能鼎足江东，魏、蜀都曾屡次倾力来犯，吴国仍岿然不动。
4.破格用人，赏罚分明：三国用人共同点
前面已对孔明、曹操、孙权的用人特点分别作了叙述，在此特归纳其用人共同之处，将可使我们悟出一些用人之理。
不论资排辈
孔明、曹操、孙权用人不是看其资历长短、辈份高低，是否亲人好友、同乡同学，也不因其会阿谀奉迎，能说会道，而是根据其人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胆识、才能，以及功勋大小，给予官职。
孙权提拔的东吴四督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都是因他们才智超人、战功卓著而被重用，其中，除了周瑜早被孙策所倚重外，其他三督都是孙权提拔于“凡品”，破格录用。孙权继承父兄之业时，年才15岁。也许是青年人重视青年人吧，孙权重用的大多是青年人，东吴文武老臣对此多不服气。
周瑜33岁就挂帅，孙氏三世老臣，在诸将中资辈最高的程普则只被任以副将之职。程普见周瑜爵居其上，心中不服，故当周瑜点兵时，他托病不出，令长子程咨自代。程咨回来告诉程普说周瑜调兵如何动止有法，程普大惊，乃亲诣行营谢罪。在事实面前，程普不得不服孙权用得其人。鲁肃出身于地主家庭，是一般平民，他投奔孙权时才20来岁。孙权并不因张昭进谗言而影响对他的重用，故鲁肃才能充分发挥其才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吕蒙出身于行伍，因作战勇敢， 20来岁便被孙权提拔为横野中郎将。但其人粗野，缺乏文化，连鲁肃也看不起他。后孙权鼓励吕蒙读书，蒙折节好学，谋略大进，鲁肃与谈，觉其学识英博，大惊说：“非复吴下阿蒙。”后代鲁肃，袭取荆州，建立大功。陆逊原是一个书生，年少未被人所知，但孙权却知其有奇才。
故不因众人反对而影响他拜陆逊为大将。
孔明先后破格提拔庞统和蒋琬也是破格用人的典型例子。庞统和蒋琬两人原都是小县官，开始都不被刘备所重用。而孔明认为他俩都“非百里之才”，而是王佐之才，在孔明的推荐或提拔下，庞统被封治中从事，亲待仅次于孔明，与孔明并列为军师中郎将；蒋琬从被任为相府东曹掾一直官至尚书令。
姜继原是魏将，孔明攻天水郡，其玄机屡被姜维识破，姜维还将计就计，屡败蜀军。孔明对具有文武全才的姜维十分赞赏，乃用反间计，使姜维欲归不得，只好投降，孔明高兴地执维手说：“吾自出茅庐以来，遍求贤者，欲传授平生之学，恨未得其人。今遇伯约，吾愿足矣。”孔明培养“接班人”的迫切之情，溢于言表。是时，姜维才27岁。孔明写给蒋琬的信说：”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 （李永南）、季常（马良）诸人不如 也。其人，凉州上士也。”孔明确慧眼识人，姜维后成为西蜀后期的”擎天柱”。
曹操所用谋士、武将也大多是少年英俊之辈，荀彧来投曹操时年才 29岁，因其屡立功勋，从司马升至尚书令。操认为“天下之定，荀之功也。”
乃表荀彧为万岁亭侯。郭嘉27岁就被曹操表为空军祭酒。曹操与郭嘉论天下事，深为其才智所折服，说：“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郭嘉追随曹操十有一年，多立奇勋。后随征乌桓途中病逝，亡年38岁。《三国演义》引“后人”诗，对他评价很高：“腹内藏经史，胸中隐甲兵，远谋如范蠡，决策似陈平。”曹操对郭嘉之死很为惋惜，他对众将说，“诸君年齿，皆孤等辈，惟奉孝最少，吾欲托以后事，不期中年夭折，使吾心肠崩裂矣！”以后每提起郭嘉，仍伤心不已。被曹操赏识而成为名将的，有的是提拔于行阵之间，如于禁、乐进；有的则取于亡虏之内，如张辽、徐晃。
不论亲疏，以功过定赏罚
孔明、曹操、孙权用人，是根据其功过来酌情赏罚，而不管其是否亲疏。
故将士用命，官吏不敢怠于职守。孔明赏罚不计恩仇，有功者赏，有罪者罚。
马谡违背孔明军事部署致失战略要地街亭，虽然孔明和他情如父子，也挥泪斩之。蒋琬曾加以劝阻说，“昔楚杀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谋之士，岂不可惜乎？”孔明流涕而答说：”昔孙武所以能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纷争，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以讨贼耶？合当斩之。”孔明也因其用人不当而自责，上表奏后主，请自贬丞相之职。并要求费祎等“勤攻吾之缺，责吾之短。”魏降将王平是守街亭的副将，他反对马谡的错误指挥，且坚守阵地有功。被加拜参军，从稗将军进位为讨寇将军，封亭侯。刘巴与孔明有宿怨，孔明认为刘巴是个人才，数称荐于刘备，乃得重用，位至尚书，董恢出使东吴，能正确回答孙权提出的难题，显示其见识卓越，回蜀未及三天，孔明便调他到相府，不久提升为巴郡太守。孔明处分下属，用心甚平，且谁有罪处分谁。决不株连家族，故受罚者多无怨言。建兴九年春二月，孔明出帅伐魏，李严负责供应军粮，他因军粮不济，为遮饰罪责，便使奸计：一面发出告急，说东吴将兴兵寇川，促使孔明回师：一而向后主奏称军粮已办，丞相却无故回师。孔明回师后知道此事，大怒说：“匹夫为一己之故，废国家大事！”欲斩之，后因其同已都是托孤大臣，便上疏后主废为庶人，仍让他过富裕生活。但孔明并不因李严有罪而连及其子，反而任其子李丰为丞相府长吏。孔明病逝五丈原，李严闻之，大哭病死。因严尝望孔明复收己，得自补前过；度孔明死后，人不能用之故也。
孙权，时人赞他“赏不择恩仇，罚必加有罪。”虽然他曾冤杀和错误处理了一些人，但一般来说确是如此。甘宁英勇善战，曾有功于黄祖，而黄祖以他曾是“劫江贼”不予重用，他拟投东吴，又恐江东恨其救黄祖杀凌操之事，不被东吴所容。后得吕蒙推荐，乃投东吴，孙权见他大喜：”兴霸此来，大获我心，岂有记恨之理？请无怀疑。愿教我破黄祖之策。”甘宁乃陈述先破黄祖后取巴蜀的策略，权认为是”金玉良言”。后果破祖。之后，他又多立功勋，拜折冲将军。周瑜在赤壁之战中建大功，孙权立即拜为偏将军，领南郡太守。从此，对他的功勋念念不忘。瑜病死，孙权流涕说：“公瑾王佐之资，今忽短命，孤何赖哉！”后孙权称帝，对公卿说：”孤非周公谨，不帝矣！”对周瑜遗下两男一女，都予照顾；但对于他们的不法行为则绝不纵容，据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记载：都乡侯周胤是周瑜次子，他自恃是 功臣子弟，“酗酒自恣”，横行不法，孙权曾“前后告喻”，却毫不改悔，孙权不因周胤是功臣子弟而宽恕他，便将他徙庐陵郡。诸葛瑾、步骘因胤是功臣之子不忍他因罪见徒，便上疏为他求情，要求复他原职。孙权不同意说：
“孤于公瑾，义犹二君，乐胤成就，岂有已哉？迫胤罪恶，未宜便退，且欲 苦之，使自知耳。”这就是说，周胤有罪，不能不处罚，要让他吃点苦头，使能改过自新，才能挽救他。由于孙权能赏功罚罪，故将士肯为之卖命。
曹操，《魏书》称他：”攻城拔邑，得美丽之物，则悉以赐有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四方献御，与群下共之。”曹操统一北方后并没有把功劳全归自己，而是充分肯定部下的功劳，说：”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攻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便于建安十二年，下令大论功行赏，封功臣20余人为列侯，其余各以次受封。如果拿袁绍和曹操的赏罚相比，更显得曹操英明。袁绍决定出兵与曹操一决雌雄，田丰力加劝阻，认为现时出战非宜，应积蓄力量以伺其机。袁绍不听，后兵败大悔说：“吾不听田丰之言，兵败将亡，今回去有何面目见之耶！”
因羞见田丰乃杀之。曹操拟西击乌桓，曹洪等将谏之不从，后历尽险阻始胜。
曹操定乌桓后回师，重赏先曾谏者，谓诸将说：“孤前者乘危远征，侥幸成功。虽得胜，天所佑也，不可以为法。诸君之谏，乃万全之计，是以相赏。
后勿难言。”对此，毛宗岗引用苏老泉的话说：”此孟德、本初之所以兴亡乎！”“为明主谋而忠，其言虽不验而见褒，为庸主谋而忠，其言虽已验而见罪，何其不同如此哉！”言验见罪，故人不敢言，言不验反见褒，故人不难言。人不敢言，将使己闭塞无知；人不难言，则可用“众智”。赏罚明与否，效果大相径庭，也是曹、袁之所以兴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5.各有短长：三国用人不同比较
孔明与曹操、孙权虽都是一时之“伯乐”，但其用人并非尽善尽美，而是各有短长，优劣互见。且事物是辩证的，其用人之优点也往往含着其用人之短处：其长处从某方面看比别人优，从另方面看则劣于他人。
偏重于德、周延性不够
孔明以德才兼备做为用人的准则，如抽去具具体内容，仅从抽象方面去借鉴，对于任何社会的统治阶级都是适用的。因为任何社会都有它的道德规范，而这些道德规范都是为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服务的。孔明所说的“德”，当然是指封建社会的”德”，从他的言行中，主要是指：一、“志虑忠诚”，“心存汉室”；二、“忠勤时事”，三、“进尽忠言”；四、正直、良实、 清廉。概言之，孔明所要求的德是公而忘私，即“心存汉室”、统一天下，不计较个人私利。他所要求的才主要是治国、争天下的才智。由于孔明以德才兼备取士，其继位者如蒋琬、费祎、姜准等都能忠于蜀汉，清廉自持，团结列敌，故没有出现魏、吴两国内部那种互相倾轧、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现象。因此，仅占天下不及1/10的蜀国能抗拒占有天下7/10的魏国近半个世纪之久。也因此，阿斗才能安坐宝座41年。当然，孔明的德才兼备用人政策也有其不足之处，他虽不是有才缺德的不用，但有点偏重于德。如对魏延，他虽“凭其骁勇”，因嫌其“性矜高”、不能团结人，对他不大放心，延有奇策，也不认真考虑，故延“叹恨己才用之不尽”。孔明这种有点偏重于德的用人方针，未尝不是蜀国缺少奇才的原因之一。而曹操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与之相比，在这方面就有其优点。
唯才则用有奸逆之虞
曹操不论是什么样的人，即使是不仁不孝的人，只要是有才干的，都尽量录用，故曹魏人才济济，人才辈出。如荀彧等之后有司马懿等，司马懿等之后有钟会、邓艾等。不过，从巩固政权这方面来看，曹操这种只讲才不讲德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与孔明的德才兼备的用人方针相比，却大为逊色。对曹操的延揽人才，清代顾炎武说，“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驰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
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顾炎武看不到曹操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的可贵之处，却一味抹煞，这是不对的，但他说这种政策引致“权诈迭进”是有根据的。司马懿虽是一时之杰，但他控制曹魏政权的手段之诡诈，不下于曹操挟持汉政权，后来司马氏也学曹家逼使汉家皇帝禅让的故伎，夺取了曹魏政权，并把曹氏集团的人大体杀绝了。钟会、邓艾灭蜀后，也各怀异心，想除掉对方，以独霸西蜀。钟会首先叛变，结果两败俱亡。在这里，我们并不是想议论司马氏代魏和钟会叛变的是非问题，而是想阐明这样的一个道理：任何一个政权要巩固，首要的是：其执政的核心人物必须忠于这个政权。
互相猜疑如何能成大事
在用人方面，孙权是用而放心，曹操是用而疑心。曹操是个权欲极重的人，他懂得权特别是军权的重要性：有了军权就可为所欲为，有可能达到其所要达到的目的。如果丢了军权那是很危险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欲孤委捐兵众，归就所封武平侯之国，实不可耳，诚恐一解兵柄，为人所害。”所以，尽管他是“唯才是举”，各种人才都任用，但任用到什么程度，他心中是有数的，他最信任的还是曹氏亲属，如曹洪、曹真、夏侯淳、夏候渊等，曹魏的军权主要是掌握在他及其亲属手里。曹操不随便让其他将领独自带兵出征，征伐大都亲自出马。为了巩固曹魏政权，他不惜采取了各种残酷手段来对待异己分子。他外宽内忌，表面上不念旧恐，甚至对部属私通敌人也装作不过问，可是暗地里却予以严密的监视。他设“校事”组织，刺探将士及吏民的私情，”校事”刘慈数年之间“就检举案件以万数”。“校事”组织即特务组织，因此，可以说特务组织的设立在曹魏时已开始，曹操是特务组织的创始者。这样，不可能做到上下同心同德，以诚相见，必然是互相猜疑，各怀鬼胎。其部属也整天患心忡忡，提着脑袋过日子，如他的椽属何夔就常怀毒药，以备不测；不少人则因其猜疑而被杀、崔琰、许攸、姜圭等都因一言见疑而遭杀戮。
善用众人的力量
在对待部属方面，孙权恰恰和曹操相反。孙权对将领既信任又放手，大凡征战，他与部属议定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后，就委托得力将领统帅迎敌，他自己安坐建业，听候捷服。赤壁和彝陵两次大战，关系到东吴盛衰存亡大事，而孙权却先后让周瑜和陆逊挂帅出战，结果取得了辉煌战果。这说明孙权善于用“众智”、“众力”，这方面他比曹操高一筹。孙权之所以能如此，一是因他认识到发挥“众智”、“众力”始能“无畏于圣人”、“无故于天下”，而要能使“众智”、“众力”为已用，必须充分信任人，二是他从父兄的失误中得到了教训。孙坚、孙策都恃一己之勇，轻而无备：孙坚以 30骑轻出送死，孙策以单骑轻出被刺。这说明光凭个人勇敢是不能图天下的。
孙权也曾轻敌出战张辽，如无程普相救，几乎被张辽所杀。长吏张紘谏说：“主公恃盛壮之气，轻视大敌，三军之众，莫不寒心。即使斩将搴旗，威振疆场，亦偏将之任，非主公所宜也。愿仰贲、育之勇，怀王霸之计。”权服其言，表示“从令当改之。”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使他认识到：作为一个统帅，主要是确定决策和使用人，光靠自己拼命沙场是不行的。
蜀中无大将
在用士人和对待士人态度方面，孔明和孙权各有所不同。孔明成为刘备的谋主后，在求贤以辅助蜀汉方面不遗余力。益州初定，他在任用“荆楚宿士”的同时，竭力争取东州、益州两个集团的士人，因而使西蜀三股势力团结一起，为刘备效力。杜微，原是刘璋从事，以疾去官；刘璋投降后，他诈称耳聋，闭门不出。孔明亲往拜访，因他装聋一问三不答，便跟他笔谈，恳请他“以德辅时”，社微为之感动，同意任谏议大夫。许靖是名士。原任巴郡、广汉太守，刘备克蜀，以靖为左将军长吏，后任太傅，孔明十分敬重他，常向他下拜，虚心请教。孔明虽以法治国，但对士人的小过也不计较。法正协助刘备取蜀立大功，刘备重用他，以为谋主，并任蜀郡太守，他大权在握，“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有人认为法正太 横行了，应当报告刘备，”抑其威福”，孔明却因法正的功劳而原谅他。由于孔明竭力争取和团结士人，士人多为之用，而蜀国之治，与士人效力有关。
也许孔明是名士之故，对文士有所偏爱，对武将则不很重视，在《三国志·蜀书》中关于对待武将如敬重文士的事迹很少，这也许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的原因之一吧。
重武轻文，而无能臣
孙权在这方面又恰恰和孔明相反，他是敬爱将士而轻视文人。对于将士他是关怀备至，甚至对于他们的错误也不追究。如甘宁为人粗暴，“时违权令”，他也能宽恕。但对士人就不一样了。沈友是个才高博学之士，时人公认：“其笔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过绝于人。”权以礼聘，既至，论文霸之略，当时之务，权敛容敬重。沈友为人硬直，敢议朝政，而庸臣妒忌其才，便诬他造反，孙权却不辨是非把他杀了。死时，沈友才29岁（《三国志·吴书·孙权传》裴松之注引《吴录》）。张温德才过人，权拜议郎、选曹尚书，徙太子太傅，甚见信任。后奉令使蜀，蜀人甚敬其才。孙权因他回来称美蜀政，又嫌其声名大振，恐终不为己用，思有以中伤之。会因暨艳案件，权以温曾荐艳且有往还，便加罪张温，将他撤职，逐归吴郡。将军骆统为之辩诬，赞张温”卓跞冠群，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权也不听 （《三国 志·吴书·张温传》）。初，孔明知张温被黜，未明其故，思之数日，才恍然大悟，说：“吾已得之矣，其人于清浊太明，善恶太分。”虞翻是孙策旧臣，为策所敬重。孙权继位后，以为骑都尉，翻屡犯颜直谏，权很不高兴，便徙扬州泾县。权为吴王，宴群臣，自起行酒，翻佯醉不饮，权大怒，拔手剑欲杀之。后被人劝阻，翻才得免死。翻不因此有所畏惧，仍然是“不平则鸣”，终被孙权放逐（《三国志·吴书·虞翻传》）。从上所述，可见孙权杀害、放逐的都是德才兼备、为时人所推重之士，而其原因是由于这些人敢言敢谏。这说明孙权是个忠言逆耳的人。孙权如此对待德高望重、才气过人之士，也是东吴缺少安邦治国之能臣的重要原因。孙权在世时，靠其权威及将士用命，政权尚称巩固；他去世后，因没有具有德才兼备的能臣治理国家，东吴政权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日益走向下坡路了。
三、御 术
三国之主，或执政者，御人之法，各有巧妙，有的靠正道，以服民心：
有的耍手腕，笼络人心，有的弄诡计，使人效命。然所言所行，既实亦虚，皆能感动人、团结人，使得英才为其所用，誓死效忠，观其权谋干略，实令人拍案叫绝！刘备、孔明、曹操、孙权，真可说是一流的心理学家！
1.长厚而近伪：刘备的御人术
刘备的性格，作者本是写他有长者之风，是孚众望的仁君，但有时却写得有些虚伪，鲁迅先生早就指出：“状刘备的长厚而近伪。”其实，历史上的刘备，是三国时代有名的枭雄，他的权谋干略并不亚于曹操。要想图天下，决不能像宋襄公那样蠢猪式的老实，不然，只有挨打，或遭到失败。在特殊情况之下，出现表里不一的事是常有的，且是不得不如此。作者写刘备长厚中有虚伪，是符合历史上刘备这个枭雄的为人的。他的某些言行，说是虚伪也行，说是出于权谋干略也无不可。他的长厚和虚伪是互为表里的，这是说他的长厚中有虚伪，虚伪中又有长厚，而从总的看，是以前者为主的。为结民心，驾驭将领，其所言所行，就 是这样。刘备性格很复杂，其御人术也 就很不简单，要做具体分 析，才懂得其中奥妙。 摔阿斗以示爱将之心当阳长坂之战是一次遭遇战。曹军势大，刘备兵少，曹兵掩 至，势不 可当，把刘备队伍冲得七零八落。赵云保护刘备家小也失散了。赵云自思：
“我上天入地，好歹寻主母与小主人来。如果不见，死在沙场上也。”他乃 拼死奋勇杀入曹操的百万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找到了阿斗。他怀抱阿斗，杀透层层重围，砍倒大旗两面，夺槊三条；前后枪刺剑砍，杀死曹营名将50余员。他追上刘备，备言救小主突围情况，说：“托主公洪福，幸而得脱。”
可是他一摸怀中的阿斗便担心他说：“适未公子尚在怀中啼哭，此一会不见动静，多是不能保也。”遂解开视之，原来阿斗正睡着未醒。赵云喜说：“幸得公子无恙！”双手递与刘备。刘备接过，掷之于他说：“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赵云忙向地下抱起阿斗，泣拜说：“云虽肝脑涂地，不能报也！”这便是刘备摔阿斗的故事始末。
刘备摔阿斗，有人认为这种动作是虚伪的，是为结赵云之心。说虚伪也对，刘备仅此一子，不爱是假，说为结赵云之心也是真，这一摔，使赵云十分感动，誓“肝脑涂地”以为报。这样，刘备达到了摔子的目的。不过，刘备听了赵云单骑救幼主的英勇事迹，既服其勇，又爱其忠，因而摔阿斗于地下，也是出于爱将之情的激动。而这种举动也只有刘备做得出，这种话也只有刘备才能说得出，如果换了袁绍、他一定为得子而无限喜悦，把救子之人冷搁在一边，因为他的心思全在爱子身上。袁绍怜幼子而拒田丰之谏便是很好的说明。第二十四回写田丰入见袁绍，只见他形容憔悴，衣冠不整，忙问其故，绍说：“吾将死矣！”再问才知他是因幼子患疥疮之故。田丰建议趁曹操东征刘备乘虚袭许昌，绍说：“五子中唯此子最异，倘有疏虞，吾命休矣。”绍有五子，仅为一子患疥疮小疾，而失去大好战机；而刘备唯此一子，竟掷于地下，以表示对猛将赵云之爱。一智一愚，相去天壤。古之创业主，为天下不顾家。刘邦被敌追，为使马车减重跑得快，竟几次把儿子推下车，确是心狠手毒！刘备为表示对猛将的爱惜，也不惜把爱子掷于地下。前者是为已之安全，不足称道，后者为结将士之心，其御人术令人惊叹！
以投江来结民心
刘备要“投江”是出于第四十一回“刘玄德携民渡江”的故事。曹操将攻樊城，刘备自忖不敌乃弃樊城奔襄阳。并派人晓喻百姓：愿随者同去，不愿者留下。两县之民，齐声大呼说：“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即日号位而行。扶老携幼，将男带女，滚滚渡河，两岸哭声不绝。刘备于船望见，大励说：“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闻者莫不痛哭。对此，毛宗岗夹批说：“或曰，玄德欲投江与曹操之买民心一样，都是假处。然曹操之假，百姓知之；玄德之假，百姓偏不以为假。
虽同一假也，而玄德胜曹操多矣。”说刘备投江是假，且假得很巧妙，使人不知其假，是远胜过曹操，可说是知刘备者，但只看到刘备假的一面，而不看到真的一面，也不能说是尽知刘备者。
笔者认为：刘备投江，有假有真。刘备是个枭雄，他的感情不可能如此丰富，意志也决不会如此脆弱，看见老百姓“遭此大难”而要投江自杀。他的这种假动作显然是为结民心，他一装投江，便使“闻者莫不痛哭”，取得荆州士绅、百姓的拥护。说他对百姓“遭此大难”也无动于衷，也不对，在三国群雄中，刘备是比较爱民的。他任安喜县尉，“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第二回）治理新野时，”军民皆喜，政治一新；百姓称颂他：'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 （第三十回）他携民渡江后，曹军也 跟着追来，众将劝他暂弃百姓使能轻装早奔江陵，刘备泣说：“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他拥着民众数万，缓缓而行，甘冒被俘的危险，由于刘备懂得“举大事必以人为本”，故能爱民。尽管刘备爱民有其假的一面，但其爱民真的一面，虽说是有限度的，可是在那杀人盈野、杀人盈城的时代，是值得肯定的。刘备之得人心在此。
遣人正所以留人
刘备据汝南，闻悉曹操出征河北，乃引兵乘虚袭许昌。曹操闻讯，立即回师杀回，刘备大败，众将拚死相救才得逃脱。刘备败军不满1000，狼狈而奔，至汉江暂令安营。土人知是刘备，奉献羊酒，乃聚饮于沙滩之上。刘备长叹说：“诸君皆有王佐之才，不幸跟随刘备。备之命窘，累及诸君。今日身无立锥，诚恐有误诸君。君等何不弃备而投明主，以取功名乎？”众皆掩面而哭。云长劝说：“兄言差矣。昔日高祖与项羽争天下，数败于羽，后九里山一战成功，而开创百年基业。胜负兵家之常，何可自隳其志！”这便是刘备遣众将的故事梗概。刘备在兵败势危之际，正需人支持，以渡过难关，他本应向众人做些思想工作，说些“道路曲折，前途光明”之类的话，以鼓励大家不怕挫折，重新振作，去争取胜利：但他不是这样，反而唉声叹气，叫大家弃己去投明主，以求功名，这确是难于令人理解。这是否刘备已英雄气短，壮志消磨，从此解甲归田，不图大举，或者是刘备真的认为自己不行，为爱惜众将的前程而将之遣散，使他们另投明主得遂其志呢？这两种想法，都没有看透刘备葫芦里的药。刘备是既不灰心丧气，也不想遣散众人。而他之所以遣众人，是知道：在这兵败将亡之际，去哀求众人跟己，不会激起众人留恋之情，他从责己惜众人出发，去遣众人，这使众人知刘备爱己，众人必感激而不愿离去。兵书有说：“将欲取之，必先舍之。”刘备是个沙场老将，深懂得这一策略之妙用，故能翻新出奇，用来御人，这又是刘备御人术的创新。云长跟随刘备多年，却摸不透乃兄心事，竟苦口婆心相劝，确有点牛头不对马嘴。倒是1000多年后的毛宗岗对刘备的心事了如指掌，他在三十一回回评里一针见血地指出：“刘备与众将聚饮沙滩之时，惜众人，遣众人，正所以留众人也。亦如舅犯从重耳归晋国之时，辞公子，别公子，正所以要公子也。遣之而其心愈坚，辞之而其心愈固。一是患难方深，一是安乐将至，一是以君慰臣，一是以臣结主。虽是两样局面，却是一种方法。”
辞徐州，以“义”服人
曹操为报父仇攻徐州、徐州牧陶谦势弱难敌，便通过孔融请得刘备率兵来救，曹操因张邈、吕布袭兖州，乃同意刘备的和解回帅救兖州。陶谦和徐州百姓深感刘备相救之恩。陶谦以年迈无力保徐州，乃让位给刘备，刘备坚辞说：“孔文举令备来救徐州，为义也。今无端据而有之，天下将以备为无义之人矣。”陶谦推让再三，刘备总是不受。陶谦病危，又坚让徐州，刘备又坚辞。陶谦死后，众军举哀毕，即捧牌印交送刘备。刘备固辞。次日，徐州百姓，拥到府前哭拜说：“刘使君若不领此郡，吾等皆不能安生矣！”经关、张再三相劝，刘备乃许权领州事，刘备如此再三坚辞，最后还是“权领”，是真还是假？说刘备辞徐州是真也真。刘备救徐州是为义举，如果陶谦一让便接受，岂非为图徐州而来，徐州士绅、百姓如不明真相，将议会他是乘人之危而夺之。这样，人将不服，人心不服，徐州将难守得住，得了徐州也将失之。说刘备辞徐州是假也假。刘备是不甘心于人下的人，他投曹操，算计图之；奔袁绍，是权宜之计；依刘表，暗结民心以聚众，入川支援刘璋，取而代之。刘备为人如此，难道送到口的肥肉（徐州）不吃：且刘备当时只有平原弹丸之地，难以容身，现在有了偌大的徐州，岂有不要之理？而他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坚辞徐州，并以“义”标榜，实是为结徐州人心，当徐州百姓拥挤到府前哭拜、哀求，表示对他衷心拥护时，刘备终于“权领”了。
所谓“权领”只不过是掩饰前之坚辞，是“实领”之谓也。“辞之愈力受之愈稳”，刘备是深心人有此算计，人自不知罢了。
别有用心的托孤话
刘备病危时，孔明等泣拜于地下说：“愿陛下息龙体！臣等尽施犬马之劳，以报陛下知遇之恩也。”刘备令内侍扶起孔明，一手掩泪，一手扶其手，说：“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孔明说：“有何圣谕？”刘备泣说：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 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孔明听毕，汗流遍体，手足无措，泣拜于他说：“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言毕，叩头流血。刘备托孤的话和孔明信誓旦旦之言，并非作者的虚构，而是史有其事。后人对刘备托孤的话颇有异议，并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历史学家孙盛指出：“苟所寄忠贤，则不须若斯之海；如非其人，不宜启篡逆之涂。是以古之顾命，必贻话言；诡伪之辞，非托孤之谓。”意思是说，如果认为所托的是忠贤之人，则不必说这种话，如认为所托非人，说这种话就会给他作为篡位的借口。这种诡伪的语言，托孤是不该说的。孙盛所谓“诡伪之辞”是指什么，他没有点明。毛宗岗评点则说：“或问先主令孔明自取之，为真话乎？为假话乎？
曰： '以为真则真，以为假则假也。’欲使孔明为曹丕之所为，则其义之所 必不敢出，必不忍出者也。知其必不敢，必不忍，而故令之闻此言，则其辅太子之心不得不切矣”。以上两种分析，乍看似有一定道理。但细加研究，实属道学家之言，都没有猜到刘备的灵魂深处。
刘备“君自取之”的活，是否出于其肺腑之言？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
所谓“禅让”之事，在我国原始社会里也许有之，如尧禅位于舜的传说。但进入阶级社会后，历史上是没有那一个君 主是会心甘情愿让位于他人的。 三国时代，出现的献帝禅位于曹丕，曹奂禅位于司马炎，只不过是曹丕、司马炎借禅位之名以欺天下，其实是血腥腥的、赤裸裸的篡位，《三国演义》对这两次“禅位”已作了入木三分的揭露。而刘备是否有例外？不！刘备为了使其子刘禅能顺利继位，早就费尽心机做了安排。刘封是他的养子，此人英勇善战，其才干胜刘禅百倍，且观刘封一生，是忠于蜀汉的。“知子莫若父”，刘备是深知阿斗这个庸才远非刘封的对手，他担心刘禅继位后刘封不服而为乱，便借故杀之，免使有后顾之忧。在他临死前，对辅政大臣的任命也是熬费苦心的。他的托孤大臣不只是孔明，还有李严。李严是原刘璋部队的头头，是时任尚书令，地位仅次于丞相孔明，在蜀汉中自成一系，具有一定势力，任用他为辅政大臣，可以牵制孔明。可见刘备既不愿把刘家天下让给别人，对孔明也不尽信任，但他为什么说君自取之的话呢？刘备认为孔明才智十倍于曹丕，辅佐刘禅是胜任的，他最担心的是“君自取之”。他知道阿斗是个庸才，今后大权必落在孔明手里，孔明要取而代之易如反掌，如果孔明真的这样做，他不说“君自取之”，孔明也能取之。所以，他先声夺人，以“君自取之”对孔明提出的警告。这使孔明听了吓得“汗流遍体，手足无措。”
迫得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发誓效忠刘禅。刘备的御人术愈出愈奇，确不愧称世之枭雄。
2.儒法并用：孔明的御人术
孔明是荆州名士，是主张儒法兼用的人，故其御人术既有儒家的学究气，也有法家的严厉作风。其御人术既不象刘备那样深奇莫测，也没有曹操那样诡计多端，而是明来明去，虽有时也略施小计，却不矣丞相风度。
力行严明法制
益州既定，刘备使军师孔明拟治国条例，刑法颇重。法正对此有不同意见，他对孔明说：”昔高祖约法三章，黎民皆感其虑。愿军师宽刑省法，以慰民望。”孔明说：“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用法暴虐，万民皆怨，故高祖以宽仁得之。今刘璋暗弱，德政不举，威刑不肃；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残；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道，于斯著矣。”法正拜服。法正之所以拜服，是因孔明说得有理。用法是宽是严，可因时因事而异，决不能拘于一道。继暴政之后，要施以宽仁，使民休养生息；继“德政不举”的乱国，必须严明法制，使人畏法而不敢胡为，始能由乱入治。孔明治蜀虽主张严明法制，但在具体问题处理上则有猛有宽，或 以猛济宽，或以宽济猛，而不是一律都用重典。凡违法的，不管 是谁，孔明一般都严加处理，如对亲如手足的马谡、官高如李严，根据其犯罪的情节，分别予以处斩或罢官。陈寿对孔明治蜀的评价是很高的。他说：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 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肖之亚匹矣。”（《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孔明以法治蜀，并不是说人治已不存在。在整个封建社会里，一般来说法治是表，人治是里，决定性的是人治。因为封建帝王，就是国家，就是法律，一切决定于帝王的意志，即便是他制定的法律，如不合己意，一道圣旨便可推翻。如果谁要是触犯龙颜，按法罪不该死，君要他死也不得不死。君主的权力超过了一切，确是可以为所欲为。便是仁君如刘备也不例外，他冤杀彭羕就是足以说明。彭羕原事刘璋，因被人毁谤，被髡钳为徒隶。刘备入益州，他建议取益州之策，甚得庞统赞赏，刘备也奇其才，提拔为治中从事，后因故稍疏，调为江阳太守。彭羕因此不满，适马超归蜀后不得志，二人有时聚在一起，发点牢骚。彭羕因调外任，心里烦闷，去找马超聊天。
超问他，“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谓卿当与孔明、孝直诸人齐足并驱，宁当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羕说：“老革荒悖，可复道邪！”马超害怕累已，乃如实报告刘备。于是彭羕被捕下狱。彭羕在狱中上书孔明辩解，承认说刘备“老革荒悖”是错误，并说是酒后失言；至于“内外”之言，只不过是说如重用他和马超，则可协力助刘备打败曹操，别无他志（《三国志·蜀书·彭羕传》）。彭羕的“内外”之言，不能说是要谋反，所谓“老革荒悖”，也只是批评刘备这个老兵昏乱，不会用人罢了。彭羕给孔明的书，哀哀陈情，表白心迹，未知孔明读后有何感想，不过，即使他同情彭羕也无济于事，因彭羕触犯了龙颜，刘备一怒之下，竟以叛逆罪把他处死了！彭羕之死，缘因人治，如按法治，何至于死。仁君贤相治国，仍出冤案，如暴君奸相理政，冤案之多，可以想见。在人治即“朕”治的封建时代，不知有多少人蒙不白之冤，有多少人被冤枉致死！人治，可畏哉！
攻心为上
孔明因蛮王屡侵边界，为安定后方以利北伐，乃决计南征。在与马谡谈论征蛮之策时，马谡说：“南蛮恃其地远山险，不服久矣，虽今日定之，明日复叛，丞相大军到彼，必就平服，但班师之日，必用北伐曹丕；蛮兵若知内虚，其反必速。夫用兵之道： '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 下。’愿丞相但眼其心足矣。”孔明叹说：“幼常足知吾肺腑也！”这是说二人不谋而合。孔明乃决定南征的战略是：心战为上。本来南人叛乱，派一大将讨之便可平定，但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非攻心不可，而攻城易，攻心难，这就需要孔明亲征。故他不怕艰苦，“五月渡沪，深入不毛。”对孟获七擒七纵，最后这个倔强、顽固的蛮王终于心服口服，垂泪对孔明说：“丞相天威，南人不复反矣！”孔明乃归还所夺之地，令孟获永为洞主。从此，孟获和其宗党以及南人无限感激，终孔明之世，南人果不复反。
孔明攻心以抚蛮，这确是安蛮上策。在我国历史上，或因高压政策，或因掠夺过甚，或因有人挑拨，我国各族之间经常发生磨擦，当矛盾激化时往往诉诸战争。而封建统治者，只靠武力进行镇压，为使叛乱的少数民族屈服，在战争取胜后只能分兵驻守，设官统治。驻兵则要征收粮饷，收粮饷必加重人民负担；设 官则要用法，用法而刑狱滋扰，人民必怨，这就潜伏着新的 矛盾，终会有激化之日。故民族之间战争永无息期。孔明南征得胜后，不驻兵，不设一官，不占寸地，仍由南人自治。不仅孟获心服，南人亦感恩戴德，正因心服，故南人不复反。不再动一兵一卒而边境安宁，民族和睦无间。前后两种民族政策相比，始见孔明攻心之效，方知孔明御人术之妙。
以信为本
人无信不立。己能守信，人始信之；如其无信，人必不信之。不仅人与人之间要如此，一国之主，一军之主，更要如此。
君主不守信，国人将无法听从，统帅不守信，三军难于指挥。孔明能以信为本，令出必行，故可指挥如意，人人效力。卤城之战，正因此使孔明转危为安，并获大胜。建兴九年春二月，孔明复出师伐魏。魏将司马懿屡败后坚守不战，孔明驻军卤城无可奈何。一日，杨仪入帐告说：“向者丞相令大兵一百日一换，今已限足，汉中兵已出川口，前路公文已到，只待会兵交换，现存八万军，内四万该与换班。”孔明说：“既有令，便教速行。”众军闻知，各各收拾起程。忽报孙礼引雍、凉人马二十万来助战，去袭剑阁，司马懿自行带兵来攻卤城了。蜀兵无不惊骇。杨仪入告孔明说：“魏兵来得甚急，丞相可将换班军留下迎敌，待新来兵到。然后换之。”孔明说：“不可。吾用兵命将，以信为本，既有令在先，岂可失信？且蜀兵应去者，皆准备归计，其父母妻子倚扉而望，吾今便有大难，决不留他。”即传令教应去之兵，当日便行。众军闻之，皆大呼说：“丞相如此施恩于众，我等愿且不回，各舍一命，大杀魏兵，以报丞相！”孔明说：“尔等该还家，岂可复留于此？”
众军皆要出战，不愿回家。孔明说：“汝等既要与我出战，可出城安营，待魏兵到，莫待他喘息，便急攻之，此以逸待劳之势也。”众军欢喜出城，列阵以待。西凉兵远道而来，人困马乏，方欲下营歇息，被蜀兵一拥而进，人人奋勇，将锐兵骁，杀得雍、凉兵尸横遍野，血流成渠。蜀兵大胜。
既有令，必须换军，这是用兵之常规。但敌军20万急拥而至，蜀兵8万除去换兵一半只剩下4万，何以抵敌，而这时孔明仍坚持“以信为本”，坚持换军，这是何故？杨仪要求暂不换军，是老实算计，孔明坚持换军，是另有玄机。因他懂得，既到期换军，且已传令放行，而军士思家，归心似箭，如强行留住，必无心应战，战则必败，不如催其回家，使其知我守信，感我施恩于彼，必不肯即回，愿意死战。孔明研究军士的心理学可谓到家！孔明的御人术，确是高人一等。
请将不如激将
孔明用黄忠就靠一“激”字，他认为这位老将如不激他，如奉命出战也难成功。黄忠有勇有谋，年虽老却不服老，处处逞强好胜。孔明就抓着他这个特点激之，越激越奋勇向前，争取打胜仗，以证明其宝刀不老。孔明两用黄忠，两次激之，才使“老黄忠计夺天荡山”（第七十回），“逸待劳勇斩夏侯渊”（第七十一回），取得了辉煌的战果。魏国名将张郃攻葭萌关甚急，孔明想用黄忠去迎敌，偏说除非去阆中取张飞，别人非放手，黄忠坚决请缨出马，孔明问他，要去用谁为副将，说老的不行，他偏要老将严颜。不管别人笑他俩年老，两老暗下决心建奇功，以服众心。两老经过密谋策划，先后采用“两路夹攻”和“骄兵之计”，打败了张郃，夺取了天荡山。这时，刘备要派黄忠去取定军山，孔明又激之说，要取关公来，方可敌之。黄忠坚持非去不可，孔明乃派法正为助，终于斩了夏侯渊。
水不激不起波，人不激不成材。历史上多少英雄豪杰，不正是靠一“激”
字才做出惊天动地的奇迹吗！不过，对于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毫无激情的人，激之也难引起反应。因为外因总是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的。黄忠如服老，孔明则无从激之，因其不服老，孔明激之才奏奇效。故孔朋不是每将皆激，而是因人而激。孔明的激将法，也是其御人妙术之一。
3.诡诈高深：曹操的御人术
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里评价曹操时指出：“历稽载籍，奸雄接踵，而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这句话，确实点明了曹操的本质。
这里所说的“智”也含着诡诈之意，而曹操为人诡诈，确是天下无双。他之所以能“揽人才而欺天下”。正是靠“诡诈”二字，本来哭笑怒骂是人的感情的泄露，但曹操的哭笑怒骂却另有妙用，他的一哭一笑一怒一骂都是御人的绝招。有时他也讲义气，表现得宽宏大量，但也与众不同，另具御人妙法。
曹操御人术确是独有一格。
宜哭而笑，宜笑而哭
第五十七回写曹操赤壁之战被打败后，在逃亡途中的“三笑一哭”，把他的诡诈的个性描绘得淋漓尽致：当他逃到鸟林之西时，看见树木丛杂，山川险峻，乃于马上仰面大笑不止。众问其故，他说是“笑周瑜无谋，诸葛亮少智。若是吾用兵之时，预先在这里埋伏一军，如之奈何？”说犹未了，两边鼓声震响，火光冲天而起，赵云领军斜刺里杀出，众将死战，操才逃脱。
逃至南彝陵大路，人饥马困，行走不上，操令暂歇，他坐于疏林之下，仰面大笑。众问其故。操说：“吾笑诸葛亮、周瑜毕竟智谋不足。若是我用兵时，就这个去处，也埋伏一彪军马，以逸待劳；我等纵然脱得性命，也不免重伤矣。彼见不到此，我是以笑之”。正说间，猛张飞一军杀至，操一见早拨马溜了，众将死战得脱，但多已受伤，狼狈不堪，且天寒地冻，道路泥泞，走到华容道时，已所剩无几。而曹操却在马上扬鞭大笑，众问其故，操说：“人皆言周瑜、诸葛亮多谋，以吾观之，到底是无能之辈。若此处埋伏一旅之师，吾等皆束手受缚矣。”言未毕，一声炮响，两边五百校刀手摆开，为首大将关云长，提青龙刀跨赤兔马，截住去路。若非关云长感其昔日相待之恩，曹操这次必脑袋搬家了。这次逃走，曹操的处境是很凄惨的，这是他该放声痛哭之时，为什么每次在厄境时候他偏偏纵声大笑呢？其实，这“三笑”都是强颜欢笑，用意在于灭敌人的威风，壮自己的志气。他笑敌手无能以显己之高明，是为将士壮胆，鼓起他们的勇气以逃脱难关。可是，曹操逃脱虎口，被曹仁接入南郡置酒与之洗尘时，他反而仰天大恸。对这种反常的举动，众谋士莫明其妙，便问其故。操伤心他说：“吾哭郭奉孝耳！若奉孝在，决不使吾有此大失也！”遂捶胸大哭说：“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众谋士皆默然自惭。对曹操之哭，毛宗岗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妙用：“曹操前哭典韦，而后哭郭嘉，哭虽同而所哭则异，哭典韦之哭，所以感众将士也：哭郭嘉之哭，所以愧众谋士也。前之哭胜似赏，后之哭胜似打。不谓奸雄眼泪既可作纸帛用，又可作挺杖用，奸雄之奸，真是奸得可爱！”宜哭而笑，宜笑而哭，只有奸雄才能这样笑得出、哭得出，奸雄之奸奸在此。而他的哭笑并非常人之哭笑，都是他御人的妙术。
先施以威后结以恩
第十九回有一段关于曹操收降张辽的故事：“却说武士拥张辽至。操指辽曰：'这人好生面善。’辽说：'濮阳城中曾相遇，如何忘却？’操笑曰：
“你原来也记得！’辽曰'只是可惜’，操曰：“可惜甚的？’辽曰：'可 惜当日火不大，不曾烧死你这国贼！’操大怒曰： '败将安敢辱我！’拔剑 在手，亲自来杀张辽。辽全无惧色，引颈待杀。这时，玄德攀住操臂膊，云长跪于面前。玄德曰： '此等赤心人，正当重用。’云长曰：'某素知文远 忠义，愿以性命保之。’操掷剑笑曰： '我亦知文远忠义，故戏之耳。’乃 亲释其缚，解衣衣之，延之上坐。辽感其意遂降。”从这一则故事里，我们看到曹操在一霎那之间变换了两副面孔：满脸杀气和满脸笑容。这确是“要杀则亲自拔剑，不杀则解衣延坐；怒便加一倍怒，爱亦加一倍爱。奸雄权势，奸不可及。” （毛宗岗的夹批）。
其实，曹操的“怒和爱”，只不过是古代御人术“恩威并济”的翻版，即先施以威后结以恩。这种御人术后来也被张飞学到了。张飞生擒严颜，要严颜投降，严叱说：“但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飞大怒，喝左右斩来。
严颜喝说：“贼匹夫！要砍便砍，何怒也！”张飞为其英雄气概所感动，乃亲释其缚，低头下拜请谅，严感其恩义，乃降。张飞释严颜和曹操释张辽，确是一个模样，是否张飞也向曹操学来，不得而知。而曹操释张辽，张飞释严颜，是因张辽、严颜都忠勇，这种人值得用。曹操能释张辽，因曹操是奸雄；张飞能释严颜，因张飞是英雄。奸雄和英雄虽有差别，但其性格有共同之处：喜不怕死的硬汉子，厌贪生畏死之人。如吕布被曹操所擒时，既向曹操求饶，又求刘备代说情，尽管吕布百般哀求，曹操还是把他宰了。而曹操释张辽，正是被其英雄气概所折服之故。曹操能用张辽，说明其慧眼识人，张辽也因曹操的提拔才能成为魏国名将。
“焚书信”的气度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是取得战争胜利的一条规律，而要做到“知彼知己”，就要先了解对方的情况，故魏、蜀、吴三国都千方百计在敌国安置奸细。魏、蜀两国都曾互使反间计，这些反间计之所以取得成功，都是通过奸细来进行的。因此，彼此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是公开的秘密。
“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故发现和清除奸细，各国统帅都十分重视。 不过，对于处理奸细问题，却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如果掉以轻心，易造成失误，冤枉好人，纵了坏人，这就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增强了敌人的势力。
对于处理奸细，曹操是有独特的处理方法的。他破袁绍后，缴获了自己部属与袁绍私通的大批书信，有人劝他对这些人严加处理，他不同意说：“当时袁绍势大，孤也不能自保，何况他人哉。”便命令把这一大批书信焚了。曹操为何不把这些人严加镇压，而采取如此宽宏大量的措施呢？这是因为曹操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以免造成失误。曹操既已掌握了与敌人私通书信的名单，他对这些人已心中有数，懂得如何对待他们。这样，曹操对他们就掌握了主动权。他现在不处理，以后可慢慢处理。且这些人与敌人私通，其罪有轻有重，不能一概而论，如都加以镇压，将扩大株连，造成内部混乱。二、不削弱自己力量。当时，天下未定。正在用人之际，曹操示以宽容，将使这些与敌人私通的人感恩戴德，有可能愧悔前非。如果把曹操和袁绍两人处理奸细问题加以比较，更觉曹操这种御人术很高明。许攸因截获曹操催粮书信，知其粮已尽，建议分兵袭许昌，两路击之。这是上策，若绍从之，可获全胜。
适审配来书，密告许攸在冀州时纵子侄贪污，袁绍大怒，并主观猜测，说许攸“与曹操有旧，想亦受他财贿，为他作奸细。啜赚吾军耳！”便把他驱逐。
把主观猜疑当作事实。给许攸扣上“奸细”的帽子，许攸确是冤哉枉也。古往今来，出现的冤案，不正是由主观乱猜造成的么！而袁绍既把许攸当“奸细”又不处理，反把他驱逐，这实是迫他往投曹操。由于许攸为曹操策划烧粮事，促成袁军大败。袁绍如此轻率处理“奸细”，不仅冤枉了好人，自己也倒了大霉。曹操的“焚书信”与之相比，确是明智得多！
严守军纪：“割发代首”
“割发代首”的故事是这样的：建安三年夏四月，曹操出征张绣途中，见一路麦已熟，而民因兵至，逃避在外，不敢割麦。操使人远近遍谕村人父老，及各处守境官吏说：“吾奉天子明诏，出兵讨逆，与民除害。方今麦熟之时，不得已而起兵，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军法甚严，尔民勿得惊疑。”操乘马正行，忽田中惊起一鸠，那马眼生，窜入麦中，践坏了一大块麦田。操即掣所佩剑欲自刎。众急救住。据郭嘉所说《春秋》有“法不加至尊”之议，曹操乃以剑割自己之发，掷于他说：“割发权代割首。”使人以发传示三军说：“丞相践麦，本当斩首号令，今割发以代。”
于是三军悚然，无不懔遵军令。对曹操的“割发代首”，后人多认为这是曹操的诈术，用以收买军心民心。这没有错。不过，曹操采取这样权变的办法也情有可原。试问：曹操真的因犯自制之法而自刎了，有这必要吗？在东汉末年，割据的群雄，大多胡作非为，无法无天，掠民以自肥，有谁因此而自责过，而曹操能“割发代首”，这是难能可贵的。它说明曹操的军纪严明，自己犯了法也不饶恕。曹操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以统一天下，不仅到处搜罗人才为己用，也极力争取民心的归附。因为他懂得“民为邦本”之理，故他每次出征，大都严明军纪，防止扰民。而那四世三公出身的袁术却不懂得这个道理，他军纪不明，到处掠夺人民。他派张勋率领征徐州的七路之兵，却于路劫掠将来，故陈登把袁术的七路大军视如“七堆腐草”是有根据的，这“七堆腐草”不堪吕布、刘备联军一击便土崩瓦解了。曹操与袁术两相比较， 谁善用兵不是一目了然吗？袁术既不能治将治兵，又掠民，他被打败是必然之事；曹操能治将治兵又爱民，他出征多胜也是必然之事。曹操驾驭兵将之术，确有其过人之处。
封爵赠金
曹操能搜罗人才并使之为己效命，是因他有两个“法宝”，一是封爵，二是赠金。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愿为其主效命的无非为了名和利。而曹操的封爵赠金恰好满足他们的欲望，故曹操一祭起这两个“法宝”，无人不乐意归其麾下。当然，“封爵赠金”御人之术，并非曹操独创，那位亭长出身的汉高祖刘邦，早在他与项羽争天下时便懂得个中奥妙了。陈平爱金，他尽量满足他；韩信想当齐王，就给他刻齐王印。故这一文一武都乐意为他效命。
他的敌手项羽就不懂得这一套，这位西楚霸王为人有点吝惜，舍不得给人封爵，下属不愿为他出力，这也许是原因之一。曹操是个饱学之士，对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是熟悉的，他不仅善于吸取，且能做到“青出于蓝胜于蓝”，他对“封爵赠金”运用之妙，远远胜过前人。如他对关羽的笼络收买，便充分表现了他这方面的才能。
曹操接受关羽“三事”之约使之来投后，待之甚厚：赠美女十人；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斩颜良立功后，封为汉寿亭侯，可说是极尽其拉拢之能事。可是，关羽知其兄刘备所在后，立即封金挂印，留书辞别说：“新恩虽厚，旧义难忘。”“其有余恩未报，愿以俟之异日。”于是过五关斩六将而去。
为何曹操的“封爵赠金”的两个“法宝”不灵了。这是因为“桃园结义”
之“义”令关羽“难忘”，曹操原以为他的两个“法宝”所向无敌，万万想不到被“义”气破了。不过，他的两个法宝并没有完全失灵：先是关羽感其厚待，愿为之报效，斩了颜良、文丑，后来又实践了他的“其有余恩未报，愿以俟之异日”诺言，在华容道上甘犯军令状，拼死放走了曹操。
4.关怀备至：孙权的御人术
孙权的御人术也有其过人之处，即能关心人，团结人。这虽不新奇，却是御人的根本法。孙权有时也耍诡计，用以御人，但不高明，故易被人识破，弄巧反拙，如“赔了妹妹又折了兵”是也。
视将士如己出
《史记·吴起列传》记载：“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乘骑，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吴起善用兵，是因得将士之心，士卒生毒疮，他用口为之吸脓血，故被“将军自吮其疽”的父子俩，都甘心为之战死。这则故事，被后人传诵，列为用兵要术。孙权深懂得这一用兵之法，故对将士很为关心，视如”骨肉”，将士也因之以死报效。周泰舍身卫护他，他对周泰的亲切抚慰，便是个典型的例子。
濡须之战，孙权被曹军围困，势甚危急。周泰得知，挺身杀入，寻见孙权。周泰在前，孙权在后，奋力冲突。突围后，不见权，泰复翻身杀入围中，又寻见孙权。周泰冒着敌人弓弩，左右遮护孙权，身被枪数十，箭透重铠，救得孙权。如无周泰拼死相救，孙权必死无疑。孙权感周泰救护之功，设宴相慰。席上，权亲把盏，抚其背，泪流满面，说：“卿两番相救，不惜性命，被枪数十，肤如刻画，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马之重乎！卿乃孤之重臣，孤当与卿共荣辱、同休戚也。”言罢，令周泰解衣与众将视之、皮肉肌肤，如同刀剜，盘根遍体。孙权如此抚慰周泰，实是树立榜样，使诸将效法，为其效忠。孙权对将士确是关怀备至，如对吕蒙的病亲自监护，对朱然的病送医送药，这都使将士深为感动。故终孙权之世，吴国上下，休戚与共，使东吴安如磐石。
善待将士，是御兵的要术，这并非每人都晓得。张飞便是个不善待将士的猛将，他醉后常鞭将士，致造成严重后果：因醉疼打曹豹，丢了徐州；为急兄仇，醉后鞭打末将范疆、张达，被割了脑袋。
张飞不善待将士，不得善终；孙权善侍将士，乃成大业。故御兵要御之得法，切不可等闲视之。
不计前嫌，化敌为友
为天下不念旧恶，曹操有此宏量，孙权也有此胸怀。曹操“矫情任算”，他虽信任张绣，张绣却没有死心追随；孙权不咎甘宁既往，且能化敌为友，使甘宁与凌统从死敌结成死党，同心协力事权，至今仍传为佳话。何以曹操不能使张绣死心相随，而孙权能使甘宁等效忠于己？因曹操待人多从权略出发。因而未尽得人心；而孙权待人以诚，故人心向往之故。孙权与曹操御人相比，仅此而论，孙权胜于曹操。
孙权与黄祖战于大江之中，祖军败绩。权部将凌操乘胜追击，被黄祖部将甘宁一箭射中，黄祖乃得脱。后甘宁归降，孙权不念旧恶，厚待之，孙权听甘宁之策，取江夏，擒黄祖，便设宴庆功。席间，凌操之子凌统拔剑而起，直取甘宁，权连忙制止，谓统说：“兴霸射死卿父，彼时各为其主，不容不尽力。今既为一家人，岂可复理旧仇？万事皆看我面。”凌统叩头大哭说：
“不共戴天之仇，岂容不报！”权再三劝之，凌统只是怒目而视甘宁。为暂 分开二人，以免寻仇报复，孙权乃派甘宁去守夏口，又加凌统为承烈将军，统只得含恨而止。由于甘宁感孙权之恩并得其教诲，也想设法解怨。在濡须之战中，凌统坐下马被暗箭射中，那马直立起来，把凌统掀翻在地。敌将持枪来刺。这时，只听得弓弦响处，一箭射倒了敌将，凌统才免难。凌统得救回寨，孙权对他说：“放箭救你的，甘宁也。”凌统乃顿首拜，对宁说：“不想公能如此垂恩！”自此与甘宁结为生死之交，再不为恶。甘宁、凌统协力效忠孙权，屡建奇功。
历史证明：一个集团，或一个国家，内部团结，力量就强大，内部分裂，力量就削弱。袁绍虽据有四州之广，兵多粮足，将勇士智，因内部派系林立，四分五裂，终于自取灭亡。孙权不仅能团结人，且能为部属释仇解怨，化敌为友，因而人心齐，力量大。他能鼎足江东，这是一个最关键的原因。
借婚姻以制人
孙权与人较量，输的最惨的是：他以妹为香饵，引诱刘备入吴以索还荆州，讵料竟弄假成真；又想以妹控制刘备，那知妹心外向，与刘备出奔，结果是“赔了妹妹又折兵”。这使孙权气得发昏，这真是哑子吃黄莲，有苦说不出。这段故事，在《三国演义》的五十四、五十五两回里，被描写得很有趣。
但历史事实却不全如此，孙权嫁妹妹给刘备是出于自愿。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权稍畏之，进妹固好。”显然，进妹是为“固好”，即企图通过妹妹来巩固盟好，共同抵抗曹操，同时又可使妹妹从中控制刘备。刘备也发觉了，故对孙尚香也提高警惕。在三国斗争中，一切服从于政治，婚姻也是为政治服务的。孙权与刘备联婚，是为达到其政治目的；刘备也绝不会因与孙权联婚而放弃其政治要求。当彼此发生严重的政治矛盾时，婚姻也就告吹。想用婚姻来控制人，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三国时代，为政治目的而联婚之风盛行，但有哪个达到其政治目的？如孙策平定江东后，曹操认为“狮儿难与争锋也。”为结好孙策，便使弟女许配孙策的小弟孙匡。而孙策并不因之与曹操永归于好，当曹、袁在官渡相拒时，他就暗中策划袭许都，迎汉帝，会因被刺客所杀才罢了。在古代，婚姻也未见“固好”，而是每为敌国。春秋时，辰瀛嫁于晋，而秦却代晋；穆姬嫁于秦，而晋却绝秦。
《三国演义》描述孙权想用婚姻以控制刘备而达不到目的之事，虽与历史事实有所出入，但却揭示了婚姻服从政治的真相。
礼贤下士始得士
《说苑·尊贤篇》有一段关于求贤的生动的对话：“赵简子游河而叹曰：
'安得贤士而处焉？’舟人古乘对曰：'珠玉无足而能来者，人好之也；今 士有足而不来，此是吾君不好之耳。’”这位赵简子不去求贤，却躲在游船上悠哉悠哉地表示思贤心切。船工古乘一句话便揭穿了他“不好贤”的底。
言下之意是说，只有好贤，贤士才来。但是，不能说好贤便得贤，这位古乘也把求贤看得太容易了。
要求得贤士，必须去屈膝求之，真正做到礼贤下士，使对方感到你把他当知己看，才心甘情愿为你效命，“大为知己者死”，这是封建社会士人的共同点。孔明能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因刘备“三顾草庐”。
刘备求贤，不是下令去召之，像张飞所说的“何必哥哥自去，可使人唤来便了。”而是亲往拜访。一访不遇，二次往访。二访时，正值隆冬，那天朔风凛凛，瑞雪霏霏，山如玉簇，林似银妆，这么天寒地冻，刘备没有裹足不前，而是冒严寒往访，“正欲使孔明知我殷勤之意”。二访不遇，又三次往访。
三访前，刘备令卜者揲蓍，选择吉期，斋戒二日，薰沐更衣，才往卧龙岗谒孔明。选择吉日，可见这位皇叔太迷信，但也可见其求贤心切，担心这天不是吉日，又见不到孔明；斋戒、薰沐则说明他对孔明的无限尊敬。也许这一天巧碰着好日子，加上刘备求贤的诚心感动了孔明，这次孔明是在家了。可是，这位卧龙却昼寝未醒，是否有意怠慢刘备，以试刘备是否诚意，不得而知。刘备徐步入内，看见孔明仰卧，睡得正香，便拱立阶下，关、张等了好久不耐烦了，而刘备仍耐心等候。望堂上时，见孔明翻身将起，——忽又朝里壁睡着，童子欲报，刘备说：“且勿惊动。”又立了一个时辰，这位卧龙才不再卧.口吟其“大梦谁先觉”之诗，多么悠哉悠哉。刘备这么礼贤下士，怎不使孔明感动为之效命呢？！刘备对孔明的旷世礼遇，孔明是永志不忘的。
二十一年后，孔明上表要求北伐时还谈及此事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驰驱。”
他病逝五丈原前三年，在《后出师 表》里立下誓言：“臣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
刘备“三顾草庐”时，他是寄托于刘表，无立锥之地，处境是很艰难，前途是未卜的。当时，中国强者北有曹操，南有孙权，孔明有些好友已北投曹操。孔明却不与行，孔明的大哥诸葛瑾仕吴甚得孙权宠信，他若依吴大可通过其兄引进。而孔明为什么不东依孙权或北投曹操呢？因为在天下大乱之际，不唯君择 臣，臣也择君，因用错了人，将会给事业招来损失，甚至失 败；而臣择错了君，将无所作为，甚至葬送了自己的前程。所以，孔明虽有建功立业思想，却不愿贸然出山，而是隐居隆中，“聊寄傲于琴瑟兮，以待其时。”他之所以归刘备，一是因刘备是个被荆州人士敬佩的英雄，一是感孔明的诚心求贤。如果以两者相比，最能感动孔明的还是后者，正如孔明自己说的，他之所以“许先帝以驰驱”，是因感刘备的”殊遇之恩”。王安石《诸葛武侯》一诗也指出：“区区庸蜀支吴魏，不是虚心岂得贤！”这就是 说，以弱小的蜀国能与魏、吴两国抗衡，鼎足三分，是因刘 备虚心得孔明 的辅佐之故。
能团结人才能成大事
团结就是力量。一国或一军，当上下一心，攥成一个拳头时，其力量就大，敌人无懈可击；反之，则软弱无力，被人分解，以至被打败。而能否使上下一心，关键在于用人者是否善于团结人。刘备是个善于团结人的明主，故荆州豪杰团结在他的周围，以此为骨干力量，西取巴蜀，据有成都后又能团结益州、东州人士，把荆州和益州、东州三股势力结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使曹操得陇不敢望蜀，孙权也把蜀国视为盟友以抗拒曹操。刘备未入蜀前，刘璋统治下的西川，人心涣散，矛盾重重。先是刘焉治蜀时，南阳、三辅人陆续西移，流入益州的有数万家，其中青壮年多参加川军，称为东州兵。东州兵恃势欺凌益州人，益州人深恨之。益州人赵韪素得人心，他暗中与益州豪绅密谋，举兵叛乱。东州兵因害怕益州派获胜被报复，乃同心协力助刘璋，与叛军作殊死战，终于镇压叛乱。但益州人并未心服，与东州人有如水火。
东州诸将则恃功骄恣，不听调遣，刘璋性宽柔无威略，对此也无可奈何。刘璋与张鲁有仇，张鲁欲兴兵报仇，以西蜀兵力本可敌之，但由于人心不齐，刘璋只得听从张松之言，请刘备入蜀支援以拒张鲁。刘备入川后，先是结民心，机会一到，立即夺取西蜀。他领益州牧后，对荆州和益州。东州人士，都不分彼此，即使与已为敌的，或有宿怨的，也量才录用。 黄权是益州人， 曾忠于刘璋，是坚决反对请刘备入蜀的，刘璋要 往涪城会刘备，他口衔衣 而谏，璋大怒，扯衣而起，权不放，顿 落了两个门牙。刘备不因此而怪他， 反嘉其忠，任为右将军。刘巴是荆襄人士，他在荆州时不愿为刘备所用，北投曹操，后归刘璋，刘备也不咎既往，任为左将军。费祎是刘璋的亲戚，吴懿、费观是刘璋的姻亲，都得到擢用。由于刘备能团结三州人士，尽其器用，故他们都效忠刘备，有不少人后来成为蜀国的股肱大臣，除了来自荆襄的孔明、蒋琬，以及关、张、赵、黄、马等五虎将 外，还有李严、费祎等。刘备临危时，任命李严为顾命大臣，费祎则是继蒋琬之后成为蜀国丞相。他们对开拓蜀国和保卫蜀国起了重大的作用。
用人要在才不在老少
刘备是个善于知人、用人的明主，但由于他后期事业发展较顺利，特别是他登上皇位之后，骄傲自满情绪增长，越来越看不起别人，不是嫌老便是轻少，如言老黄忠无用，蔑视陆逊为“黄口孺子”，因而造成严重后果。正因其把年幼多才的陆逊不放在眼里，麻痹轻敌，招致彝陵之战全军覆没。毛宗岗对刘备嫌老轻少提出了批评；他说，“爱老而不爱少者，不可以用才；爱少而不爱老者，亦不可以用才。孔明之用黄忠，非以其老而用之也，直以为是请缨之终军，破浪之宗悫，三表五饵之贾谊而用之也。阚泽之荐陆逊，非以其少而荐之也，直以为是皓首之子牙，白发之充国，耆英之文彦博而荐之也。总之，人而才，则老亦可，少亦可；人而无才，则老亦不可，少亦不可。但当论其才不才，不当论其少与不少云。”（第八十三回回评）毛宗岗的用人在才不在老少的论点，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用人准则。三国时无数事实都证明毛宗岗的论点是正确的。《三国演义》描绘的杰出将相，大多在青年时已显露超人的才智，或已建立惊天动地的勋业。孔明初出草庐时只不过二十九岁，便提出“隆中策”，预知 天下三分，促成刘备称帝西蜀。周瑜三 十三岁挂帅，在赤壁之战 中，“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 烟灭。”青年将领陆逊两次用计，使关羽授首、刘备丧胆。姜维二十七岁已表现超人的将才，为孔明所赏识。但论资排辈的人总是轻视少年英才，如关羽、张飞自恃和刘备一起打江山、资格老，也曾看不起年青的军师孔明，经孔明小试锋芒，博望用兵，火烧新野，关、张两人不得不口服心服。徐盛、丁奉也因自恃是东吴老将，开始不服陆逊挂帅，后终于在事实面前认输。有些人则与此相反，总是看不起老将，曹操的“妙才”夏侯渊就因此被老黄忠所斩。
用老嫌少，或用少轻老的一刀切用人法，不仅三国时有，且古已有之。
东汉颜驷就是因这一刀切的用人法经历三世而郁郁不得志。汉武帝动员诸郎上阵抗击匈奴，自发老翁颜驷以年老不能上阵为辞。武帝见他偌大年纪还当个小郎官，惊问其故？颜驷无限感慨他说：他已经历了三朝，但“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年少，陛下好年青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当然，造成颜驷的三世不遇的悲剧也有其客观原因。文帝时天下太平，需修内政，故重用文人，好武的颜驷也就没有机会去驰骋沙场，以建立功勋；景帝时爆发七王之乱，需要有威望的老臣去镇压，以安邦定国，年少的颜驷也就沾不上边：武帝时老臣大都亡故，需大力提拔年青力量，年已老的颜驷也就得不到重视。但是，造成景帝重老轻少、武帝重少轻老的主观原因，是因景、武两帝存在用人一刀切的片面观点。其实，老年之才经过千锤百炼，经验丰富，但观点较固定，易陷于保守；少年之才，敢作敢为，喜于创新，但不够稳重，易陷于轻浮。这仅是一般而言，也有的老年之才思想仍敏锐活跃，也有的少年之才年少老成的。对于老、少之才，如能多取其所长以互补其所短，则能充分利用和发挥人才的作用。
可是，历代统治者不尽懂此理，不是重老轻少，便是重少轻老，这已成为古今的通病。它不知造成多少失误，不知埋没和浪费了多少人才！因此，重温毛宗岗的“用人在才不在老少”的论点是很有教益的。
勿以貌取人
以貌取人，古今都曾重复这种错误。因为人总是喜美嫌丑的，容貌美很易给人好感，容貌丑就易使人反感。但如用貌的美丑来取人，就会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潭。因为外美和内美没有必然等同的关系，外美未必内美，外丑未必内丑。话虽这么说，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貌取人。就是那位孔圣人也是如此。韩非在《显学》一文里就谈及此事。他说：“澹台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儿而取之，与处久而行不称其貌。……故孔子曰： '以容取人， 失之子羽。’”子羽是孔子的门徒，外表长得不错，但孔子与他相处时间长了，发现子羽的行为和他的外表很不相称，因而后悔说：以容貌来取人，在子羽身上犯了错误。尽管这位孔圣人给后人留下“以容取人，失之子羽”的教训，但这种错误却还是不断出现。即便是以善于知人、用人见称的刘备、孙权和曹操也都犯过这种错误。
水镜先生曾对刘备说：“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凤雏就是庞统，可见其人不凡。不过，这位凤雏先生外貌长得不太雅，浓眉掀鼻，墨面短髯。水镜先生知其才，故不论其貌而赞之，但不了解他的人，一看见他这副尊容就不大喜欢。庞统先被鲁肃推荐于孙权，孙权见他形容古怪，又轻视他所最敬佩的周瑜，故拒不任用。后来，孔明和鲁肃向刘备力荐，虽有两封荐书；庞统却不靠荐书取宠，而是想靠本事见重，故没有拿出来，仅对刘备说因“闻皇叔招贤纳士”而来投。刘备见庞统貌陋，心中亦不悦。不过，他不像孙权那样拒不接纳，而是给他个小县官做。刘备悉庞统纵酒不理事乃派张飞去查询，幸好张飞粗中有细，他见庞统半日尽断毕百余日所积公务，大惊下谢，并回向刘备称赞庞统大才，刘备大惊说：“屈待大贤，吾之过也。”
孙权见庞但终能认识到“屈待大贤”而重用之，乃得一大贤。一知改悔，一不改悔，其得失如此。
张松是益州别驾，为人能言善辩，博闻强记，也是个才智之士。但他的相貌十分丑陋：额镢头尖，鼻偃齿露，身短不满五尺。真是又丑又矮。他到许都去见曹操，名为请操攻张鲁以助刘璋，实是暗中干出卖西川的勾当。操见他长得猥琐，加以语言冲撞，一言不合便拂袖而起。后来，杨修与之辩论，他口若悬河，又见一读《孟德新书》便能背诵，且一字不错，乃言其才干曹操。曹操次日接见，他又当面讥讽，操便令乱棒打出。曹操同样是犯了以貌取人的错误，因他怠慢张松，张松亦不向他卖西川。张松对刘璋是卖主求荣，对曹操却是有用之才，曹操失去张松也就是失去取西川的大好机会。
刘备、孙权和曹操所犯的错误，也足以为以貌取人者戒。
拒谏的危害
历代封建王朝，有不少忠直之臣以敢谏见称，而有好下场的不多。因封建帝王是专制统治者，金口一开，圣旨一下，不容更改，且在那“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的年代，谁敢提出不同意见冒犯龙颜，必遭严惩：轻则罢官，重则杀头。当然，也有善于听谏纳谏的，如唐太宗因接受魏征的“偏听则暗，兼听则明”的高见，能兼听纳谏，纠正了自己不少的错误主张和行为，这对于促进盛唐的政治贤明，经济繁荣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可是，历代统治者大多以英明自居，听不得别人的意见，便是听也并非兼听，而是偏听偏信，结果是误事误国，甚至国破身亡。袁绍、刘璋和刘备正是因听不进忠言而遭到惨败的。
袁绍为人外宽内忌，偏听偏信。他因爱幼子袁尚，想使之继位，对袁尚之死党审配，逢纪等言计听从，对于忠贞、智慧之士田丰、沮授等的忠言则逆耳。他要兴兵助刘备伐曹操，田丰谏说：“兵起连年，百姓疲弊，仑廪无。
积，不可复兴大军。”若备战三年，“大事可定矣”。沮授也反对袁绍出兵。
袁绍却听从审配之言进军黎阳，结果损兵折将，——大将颜良、文丑被杀。
当袁绍进军官渡与曹操决战时，因反战而被关在狱中的田丰，仍上书谏说：
“今且宜静守以待天时，不可妄兴大兵，恐有不利。”逢纪谮说：“主公兴 仁义之师，田丰何得出此不祥之语！”绍大怒，欲斩田丰。众官告免。在曹操往乌巢劫粮前夕，因主张缓战被拘禁于军中的沮授，向袁绍建议：乌巢屯根之所，不可不提备。宜速遣精兵猛将，于间道山路巡哨，免为操军所算。”
而绍竟以沮授是“罪人”，“妄言惑众”，拒之不理。如果袁绍纳田丰之策，或听沮授之议，将不会有官渡之惨败。袁绍雄踞河北，拥四州之众，兵力远胜于操，而他之所以大败，是由于袁绍有忠臣不用，有忠言不听之故。田丰因袁绍老羞成怒而被杀，智慧之士如此下场，可叹！
袁绍拒谏是因他偏听偏信，刘璋拒谏是因他为人暗弱，是非不分。张松请求出使争取外援拒张鲁，其本意非为西蜀，而是卖主求荣。他原想劝曹操趁机取川，因操骄傲瞧不起他，乃转向刘备。回川后力劝刘璋请刘备入川支援。黄权、王累力谏。王累明确指出：“张鲁犯蜀，乃癣疥之疾，刘备入川，乃心腹大患。”黄权则主张：“可先斩张松，后绝刘备，则西川万幸也。”
刘璋却听从张松的花言巧语，不听黄权、王累之谏。当刘璋要亲往涪城会晤刘备时，王累自用绳索倒吊于城门之上，一手执谏章，一手仗剑，口称“如谏不从，自割断其绳索，撞死于此地。”刘璋读谏章后，大怒说：“吾与仁人相会，如亲芝兰，汝何数侮于吾耶！”王累自断其索，撞死于地。王累以尸谏，刘璋也毫不悔悟，终于“引狠入室”，奉送了西川。
刘备拒谏，则是因其为私义而忽公仇和骄傲自满之故，在未登王位前，刘备还是比较谦虚谨慎，易于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可是他在胜利面前冲昏了头脑，帝王的专制本色便充分暴露出来了。他为报二弟关羽之仇决意兴兵代吴。赵云谏说：“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
刘备不同意说：“朕不为二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可见刘备虽有江湖义气，却缺乏“以天下为重”的战略观念？因蜀吴交兵必将互相削弱.只对曹魏有利。刘备整兵要行时，秦宓直谏并指出：“陛下不从臣言，诚恐有失。”刘备认为他出言不利要斩之，秦宓面不改色，回顾刘备而笑说：
“臣死无恨，仅可惜新创之业，又将颠覆耳！”因众官告免乃囚宓于狱中。 孔明闻悉，也上表救宓，认为宓所谏是“金玉之言”。刘备看毕，掷表于他说：“朕意已决，无得再谏！”曾经是善于纳谏的明主，礼贤下士的典范，他得孔明时说是“如鱼得水”，现在连他认为“水”的孔明的话也不听了，刘备这条“鱼”也就失去了“水”，其遭遇可知。由于刘备骄傲思想大膨胀，自以为是听不进忠言，必然做出错误的决策，其“新创之业，又将颠覆”是不可避免的了。刘备猇亭惨败后，他“悔不听丞相之言”时，为时已迟了。
袁绍、刘璋和刘备的失败说明：嫌忠言逆耳，确是误己误国。
树立朋党的下场
东汉末年，群雄之中，袁绍是最强者。在官渡决战中，他有兵七十余万，操只有精兵七万，袁军十倍于操军，而操能以弱胜强，其原因虽有种种，但袁绍集团内部朋党林立，互相争夺，致削弱力量，是操得以逐个击破袁军的重要原因之一。凡立朋党的，必有朋党与之作对，袁绍集团内部朋党林立，实咎由袁绍先立朋党。袁绍因宠爱幼子袁尚，欲立为后嗣，因之袁尚的死党审配、逢纪也就得到袁绍的充分信任，掌握军政大权。谋士辛评、郭图则是袁绍长子袁谭的死党，坚决反对废长立幼，拥护袁谭继位，故审配、逢纪和辛评、郭图各为其主，勾心斗角，以夺取嗣位。但他们四人都主张与曹操速决死战，与谋士 田丰、沮授意见相左。田丰、沮授都主张“静守以待时”，因谋 略与审配等不同，这两人又成一朋党。袁绍进军官渡后，沮授提出了正确的战略思想：“我军虽众，而勇猛不及彼军，彼军虽精，而粮草不如我军。彼军无粮，利在急战；我军有粮，宜且缓守。若能旷以日月，则彼不战自败矣。”
这是知彼知己的分析。若袁绍听田丰不战之策，不会有败，听沮授援战之计，亦不至于败。而袁绍不只不听，反囚田丰于狱中，锁禁沮授于军中，这就自丢智囊，任由曹操计算了。荀彧就认为“袁绍是无用之人”。他说：“绍兵多而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智，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无用：
此数人者，势不相容，必生内变”。故主张与绍决战。
由于袁绍废长立幼，又让两子自立朋党，袁绍一死.两兄弟力争夺嗣位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曹操攻之甚急，两兄弟还能拼力死守冀州，操军也难于攻下。郭嘉则向曹操进计说：“袁氏废长立幼，而兄弟之间，权力相并，各自树党，急之则相救，缓之则相争，不如举兵南向荆州，征讨刘表，以候袁氏兄弟之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而定也。”操从其计。果不出郭嘉所料，操一回师，两兄弟又内讧了。始是郭图献计说请袁尚、审配来饮酒，伏刀斧手杀之。谭从其计，乃使人往请。审配对袁尚说：“此必郭图之计也。
主公若往，必道奸计，不若乘势攻之。”于是，兄弟两人交锋，袁尚屡败袁谭。袁谭退守平原，因被围危急，郭图乃建议袁谭降操求援。袁氏两兄弟相争，曹操乃得乘隙攻入冀州。
凡立朋党，都以私利为重，一切封建伦理关系都被打乱了。袁谭、袁尚本是同胞兄弟，为嗣位而各立一朋党，拚个你死我 活。辛评党袁谭，而辛 评之弟辛毗趁为袁谭求援之机劝操回师取冀州。审配党袁尚，审配之侄因好友辛毗家属被杀，忿而献门放 操兵入城。 袁绍之败，袁氏兄弟之亡，足见朋党为害之大。如果袁绍不偏于一朋党，袁氏兄弟和诸谋士不各立朋党，因私利而忘公利，能做到上下一心，协力抗操，以操之力也难于取胜；纵有郭嘉的智谋，也无所施用。当然，其中的朋党也有所不同，审配、逢纪的朋党是忠于袁尚，郭图、辛评的朋党忠于袁谭，是各为其朋党出谋献策，田丰、沮授也虽一朋党，但是其出计尽智，是为袁氏集团的利益着想。如果仅是田丰、沮授一朋党，也无所谓朋党，袁氏也不至于亡。
用诈道得人不得人心
在历史上，凡君主以诚信待下，臣下以忠心报效，则君臣相得，至死不渝。若以诈道待人，臣下则忐忑不安，必将上下猜疑，同床异梦。
贞观初，有人上书唐太宗李世民请求罢巧言谄媚之官，李世民要他列举其人，那人却说：“请陛下佯怒以试群臣，著不畏雷霆，直言进谏，则是正人，顺情阿旨，则是佞人。”李世民说：“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诈道训俗，卿言虽善，朕所不取也” （《贞观政要》卷五《诚信第十七》）。 李世民对下不行诈道，而是以诚信待人，且他善于纳谏，即便是毒骂他，只要谏言可取，也不以为意，因此，臣下对他也就信得过，敢于直言相谏。由于君臣之间开诚布公，相得无间，同心协力治天下，故能出现贞观之治。曹操待人则恰恰与李世民相反，不是靠诚信，而是用诈道。曹操为图天下也积极搜罗人才，河北之士多归之，但因其行诈道，虽得士而不得其心。曹操只要认为与己不一心，对己不利的，不管有多大功勋，也千方百计除之而后快。
因操起事之初打起拥汉的旗帜，忠汉派的荀或被这种假象所迷惑，乃弃绍归操， 为操出尽智谋，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也得到操的重用。及见操加九锡， 力加反对，并叹说：“吾不想今日有此事！”操见他和已不一心，深恨之。
操兴兵南征，荀或托病止于寿春。操使人送饮食一盒给他，盒上有操亲笔封记。开盒视之，空无一物，意即使荀或绝食，荀会其意，遂服毒身亡。操为摆脱自己的厄境，不惜用别人当“替罪羊”。他和袁术在寿春对峙时，因兵多粮少，便教仓官王垕将小斛散之，以救一时之急。王垕照办，兵士大怨。言丞相欺人。操就密召王垕入内，对他说：“欲借汝头示众。”王垕大惊说：“某实无罪！”操说：吾亦知汝无罪，但不杀汝，军必变矣。“于是推出斩之，出榜晓示说：“王垕放行小斛，盗窃官粮，谨按军法。”于是众怨始解。操为保已之安全，还采取“杀鸡警猴”的手法杀害无辜之人。他恐人暗中害已，常吩付左右：“吾梦中杀人，凡吾睡着，你等切勿近前。”一日，昼寐帐中，落被于地，一近侍慌取覆盖。操跃起拔剑杀之，复上床睡，半晌而起，佯惊问：“何人杀吾近侍？”众以实对。操痛哭，命葬之。确是猫哭老鼠，这种事只有曹操做得出。操以为他这些瞒天过海法，能掩盖天下人耳目，其实他左右之人心里是明白的，只不过是敢怒不敢言罢了。无辜被杀的近侍下葬时，谋士杨修指而叹说：“丞相非在梦中，君在梦中耳！”因此，尽管曹操有时能“矫情任算”，饶了过去的仇人，或焚部下与敌人私通的书信，其所属也不尽信任他，还是整天提心吊胆过日子。所以操虽得人于一时，却不得人心于长久。刘备曾投入操的麾下，也得到操的重视，但因见其行诈道而弃之。
操慕祢衡之名，想召之为己用，祢衡也因其诡诈，坚决拒绝，打鼓大骂以辱之，表现了正直之士不愿同流合污的大无畏的骨气。
李世民以诚信待下，故得人又得人心：曹操以诈道用人，虽得人却不得人心。待人之道，是用诚信抑用诡诈，一经对比，优劣不是分明了么。
包办代替之弊
关于孔明包办代替的作风，《三国演义》有较形象的描述：司马懿坚守不战，孔明遣使送巾帼妇人之衣以羞激之。懿心虽怒却佯笑受之，令重待来使。懿问：”孔明寐食及事之烦简若何？”使者说：“丞相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啖之食，日不过数升。”懿顾谓诸将说：“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使者回以懿话实告，孔明叹说：”彼深知我也！”主簿杨颙说：“某见丞相校簿书，窃以为不然。夫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是故古人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大夫。昔丙吉忧牛喘，而不问横道死人；陈平不知钱谷之数，曰： '自有主者。’今丞相亲理细事， 汗流终日，岂不劳乎？——司马懿之言，真至有也。”孔明泣说：“吾非不知，但受先帝托孤之重，惟恐他人不似我心也！”众皆垂泪。
孔明理政治军，西瓜、芝麻事一起抓，忙得晚睡早起，累得汗流浃背，食不甘味，睡不安席。他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精神是可嘉的，确使人为之垂泪；但他这种包办代替的作风是不足取的。主簿杨颙对他这种“亲理细事”的作法提出异议，并以西汉丞相丙吉见牛喘而担忧会影响年成，和陈平认为丞相主要管群臣，钱粮之事应问主管者的故事，说明丞相应抓大事，其他具体事情应由各主管部门去做，这是完全正确的。对此，孔明口说“吾非不知”，其实他还不知这种作风的弊害。他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对别人不够放心，老是担心别人不能把事情办好，也正如他所说“惟恐他人不似我心也。”作为一国的执政者，他的主要职责应是：决定政策，选拔人才。孔明的后继者之一费祎就较明智，他懂得抓大事，故即使政务、军务繁忙，他也能抽出时间与人谈笑、下棋，也能把工作做得不错。孙权对大事，当做出决策，确定人选后，便放手让他去干，也能把事情搞得很好。可是，孔明对即便是”罚二十以上”的细事也要“亲览”，忙得不可开交，并没有把事情全做好。这种包办代替作风其弊有三：
一、不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正因孔明“惟恐他人不似我心”，不肯放手让人去做事，即便是有奇才也很难充分发挥其作用。孔明第一次兴师北伐，魏主曹睿遣驸马夏侯楙调关中诸路军马，前来迎敌。魏延上帐献策说：
“夏侯桥乃膏梁子弟，懦弱无谋。延愿得精兵五千，取路出褒中，循秦岭以 东，当子午谷而投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夏侯楙若闻某骤至，必然弃城望横门邸阁而去。某却从东方而来，丞相可大驱士马，自斜谷而进，如此行之，则咸阳以西，一举可定也，”此亦是韩信暗渡陈仓之计的新用，如敌方主将是司马懿则未必得手，而主将是夏侯楙，此人怯而无谋，此计可瞒过他，行之是可能成功的。而一生未曾冒险又不尽信人的孔明却以“非万全之策”
而否定了。魏延也因此以“己才用之不尽”而叹恨。
二、不利于人才的成长。由于孔明总是担心别人把事情搞坏了，事事都要亲管，其下属只能跟着他的羽毛扇摆动团团转。既然大小事孔明都要抓，其下属也就用不着去动脑筋，也没有机会去独当一面以锻炼自己，这就不利于人才的成长。蜀中人才短缺，这未曾不是原因之一。
三、没有把事情做好。要使北伐取胜，必须群策群力，如光靠一人操劳，他纵有天大的本领也难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孔明由于不能充分发挥”众智”、“众力”的作用，其六出祁山劳而无功是必然的事。对于他本人来说，正如司马懿所料：“食少事倾，其能久乎？”只能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在五丈原留下千古遗恨而已！
2.走向灭亡之路：唯亲恶果
用人之错，往往错在一“亲”字。何以出现用人唯亲？因用人者把事业视为一已之私，认为亲者既了解又信得过，他对已忠，而疏者即便是有才干，因信不过故不任用。其实，亲者未必忠，有些善于奉迎阿谀之徒，用花言巧语取得其主信任，如有变故，马上翻脸，另投新主。且这些人善于看风转舵，唯主人的脸色办事，明知有错也不说，如所办之事有利可图，就把错误扩大化，弄得一塌糊涂。东汉王朝之所以衰亡，三国出现的一些失误，都与用人唯亲有关。
汉灵帝用十常侍乱了天下
《三国演义》一开头便指出东汉末年致乱之由：”桓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及桓帝崩，灵帝即位，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共相辅佐。时有宦官曹节等弄权，窦武、陈蕃谋杀之，机事不密，反为所害。中涓自此益横。””
张让、赵忠、封谞、段珪、曹节、侯览、蹇硕、程旷、夏恽、郭胜十人朋比为奸，号为 '十常侍’。帝尊信张让，呼为“阿父’。朝政日非，以致天下 人心思乱，盗贼蜂起。”话虽不多，却概括了东汉末年的政治斗争状况。显然，天下之所以大乱，是由于汉灵帝宠信十常侍之故。
在桓、灵二帝统治时期，士族官僚集团与宦官集团展开激烈的斗争，而每次都以士族官僚集团失败告终。经过二次党锢之祸，士族官僚集团势力大为削弱，宦官集团权力达到了最高峰。汉灵帝竟尊称张让为“阿父”，其对宦官之宠敬可想而见。为什么汉灵帝如此信任宦官？由于政治腐败，人民遭殃，被迫纷纷起义，鲠直之臣议论朝政，想有所改革，以挽狂澜之于既倒，汉灵帝不仅不听，却认为这是造反，对士族更加不信任。他以为只有宦官才是“心腹”，所以事事听从”阿父”张让等的话；而他的这些“心腹”都是以媚上利己为业，只要能取悦上意，坏事也说成好事，闹出乱子又瞒着他。
对于进谏者，不是驱逐，就是杀头。首先向汉灵帝提出忠言的是议郎蔡邕。
他借灾异为辞，上疏指出“灾异”乃“妇寺干政所致”。所谓“妇”是指外戚，“寺”是指宦官。看了这一奏章，汉灵帝毫无悔悟，反听宦官以他事陷邕于罪，放归田里。谏议大夫刘陶向他揭露宦官的罪恶说，“四方盗贼并起，侵掠州郡，其祸皆由十常侍卖官害民、欺君罔上。朝廷正人皆去，祸在目前矣！”他听了大动肝火，对陶说：”汝家亦有近侍之人，何独不容朕耶？”
呼武士推出斩之。司徒陈耽为救陶，以头撞阶而谏，指陈十常侍的罪恶。他命牵出，与刘陶皆下狱，并纵容十常侍于狱中谋杀之。
汉灵帝为什么对别人揭发十常侍的罪恶恼怒异常？这是因为十常待所干的祸国殃民罪行，都是在他授意或纵容下酿成的。汉灵帝为满足自己的穷奢极侈，便授意宦官去设法捞钱，宦官们也就趁机上下其手，从中大捞一把。
他们的私囊是无底的，所以其捞钱花样也就日益翻新出奇。宦宫认为卖官捞钱最易、最快、最多，便索性开了一个叫做西园的官员交易所。标出各种官价公开卖官。地方官油水多，其官价也就比朝官高得多，而地方官所在州郡肥瘦不等，乃采取投标的办法，谁肯出高价谁就走马上任。还允许欠帐，但限期加倍交还。为增加卖官名额，卖出一官不久，又卖出一官去接任，有的州郡官一月内替换几次。买官的怕任职不长，为回本赚利，一到任就拼命掠夺。仅是卖官所得还赚捞得不多，又用各种名义，向州郡摊派，勒索财物，而负担最后还是落在人民头上。为保存全家性命，穷苦人家只好把存下的一点谷子也卖掉上缴，因而出现了“寒不敢衣，饥不敢食”的惨状。人民在活不下去的情况下，铤而走险，终于爆发了黄巾大起义，敲响了东汉王朝的丧钟。
汉廷用国舅何进送了江山
《三国演义》引诗一首对何进的评价是：“汉室倾危天数尽，无谋何进作三公。几番不听忠臣谏，难免宫中受剑锋。”这位无谋何进何人？他原是个屠户人家，本是不学无术，因妹妹被选入宫为贵人，生皇子刘辩，遂立为皇后。进由是得任大将军之职。为谋杀宦官十常侍，他召外兵入京，因其谋外泄，反被宦官所杀。何进被宦官十常待所杀，并非其力不敌，而是因其愚不可及。人们做错事，会接受教训，而何进却恰恰相反。他干了蠢事，仍自以为明智，于是，一错再错，终于铸成大错。灵帝逝世后，灵帝生母董太后与中常侍蹇硕密谋杀何进立皇子协为帝。何进闻讯，当然不肯罢休，因太子刘辩是其妹妹何太后所生，便率御林军五千人入内殿，扶立刘辩即皇帝位，派袁绍入宫收拾蹇硕。硕慌忙走入御花园，花阴下为中常侍郭胜所杀。硕所领禁军，尽皆归顺。这说明宦官并非铁板一块，正确处理之法，应区分首恶、附从和立功者，惩恶扬善，而何进计不出此，竟听袁绍之言，欲“乘势尽杀之”，把所有的宦官推到自己的对立面。这是一错。由于何进欲杀尽宦官，中常侍张让等便劝何太后垂帘听政，重用自己派系的人，以策划宫廷政变。
这时，宦官已与何进势不两立，但何进在消灭董太后的势力之后，却因何太后的庇护而宽容十常侍。这是再错。后又听从袁绍的错误主张：“可召四方英雄之士，勒兵来京，尽诛阉竖。”并认为“此计大妙！”主簿陈琳反对说：
“若欲诛宦官，如鼓洪炉燎毛发耳。但当速发雷霆，行权立断，则天人顺之。 却反外檄大臣，临犯京阙，英雄聚会，各怀一心：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反生乱矣。”陈琳的意见是正确的，何进却轻蔑他说：“此懦夫之见也！”乃派使赍诏召外兵进京以除宦官，终于铸成大错，导致天下大乱，加速了东汉王朝的灭亡。要诛杀敌手，不是密谋策划，迅速行动，而是大肆宣扬，迟迟不动手，使敌人能充分准备，从容反扑，何进的失败是势所必然的。及知董卓等率兵到，张让等先伏刀斧手五十人于长乐宫嘉德门内，并假手何太后召何进入官，以便杀之。何进得召便行。曹操说，“先召十常侍待出，然后可入。”进笑说：”此小儿之见也。吾掌天下兵权，十常侍敢待如何？”便昂然独自进宫。他一入嘉德门，便彼砍为两段。双方密锣紧鼓，杀戒已开，何进还独自进宫，世间之愚莫过于此。
这时奉诏进京的董卓早已屯兵于洛阳近处，他为何不立即进京？因他懂得：凡除君侧之奸，贵密贵速，但他偏不密不速。他一到洛阳近处便按兵不动，同时故意上表泄露入洛阳是为除宦官 之事，好使宦官张让等与何进拼命，造成内乱。及何进被杀，他便乘乱入朝，垄断朝政。此人虽早有“不臣之心”，因恐群臣不服，故不敢马上篡位。他先扶立汉献帝作为傀儡，以任其所为；接着收买士族，封官加爵以收人望，如重用蔡邕，一月之间三迁其官，拜为侍中。由此，董卓把朝政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实际上成为当时的最高统治者。
在封建社会里，血缘关系盛行，一些人因家中有人被选入宫，或得当贵人，或得当皇后，于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全家人都成新贵，因是国戚而得到信任，掌握大权，不管他是胸无点墨，十足草包。因此，不知误了多少国家大事。何进以一屠户而成为一国的大将军，便是一例。由于何进无谋引外兵入京，不只他自己被宦官所杀，汉廷大权也就落入董卓的手里，从此东汉王朝名存实亡。
董卓用吕布搬了脑袋
请先看吕布的外表：“头戴三叉束发紫金冠，体挂西川红锦百花袍，身披兽面吞头连环铠，腰系勒甲玲珑狮蛮带，弓箭随 身，手持画戟，坐下嘶风赤兔马，果然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吕布这位无敌将军确是威风凛凛，一表堂堂！他的外表多美，谁又想到他灵魂深处的肮脏；董卓因其勇冠三军认为义子，他又哪里料到这位义子搬了自己的脑袋。
董卓入京夺取军政大权后，在温明园召集百官，议废帝刘辩，另立新帝陈留王。诸官吓得不敢出声。只有带兵前来勤王的 荆州刺史丁原坚决反对 说：“天子乃先帝嫡子，初无过失，何得 妄议废立！汝欲为篡逆耶？”卓怒叱说：“顺我者生逆我者 死！”遂掣佩剑欲斩丁原。谋士李儒见丁原背 后吕布怒目而视，他知此人武艺非凡，急忙劝止。众官也劝解丁原，丁原愤然上马 而去，次日，双方对阵，吕布挺朝飞马直杀过来，丁原率军掩 杀。
卓兵大败，退三十里下寨，聚众商议。卓说：”吾视吕布非 常人也。吾若 得此人，何虑天下哉！”帐下虎贲中郎将李肃说：“主公勿忧。某与吕布同乡，知其勇而无谋，见利忘义。某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吕布拱手来降，可乎？”
卓大喜，乃派李肃赍礼 去说吕布。吕布因见董卓势大，又被名马、金珠玉 带所收买，便杀义父丁原来投靠董卓。他一见董卓便下拜说：“公若不弃，布请拜为义父。”刚杀了旧义父，又迫不及待地认新义父，吕布为人确如李肃所说”见利忘义”。只要有利可图，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董卓以为有了吕布这个”非常人”，“何虑天下”，且今又认为义子，必死心塌地事义父，从此，视吕布为“心腹”，使其警卫左右，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大凡以利相交的，也必因利而相绝。吕布认丁原做义父，只是为图利——我靠山以便向上爬，所以吕布对了原毫无父子感情可言。及见掌握朝政大权的董卓，投靠之大可飞黄腾达，比依赖丁原其利更大，因此，杀旧义父认新义父，对于“见利忘义”的吕布来说，并非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事。而在历史上，弃旧主 的人，往往因利之故，这非吕布一人如此。董卓之愚在于不懂得这个道理。
既然，吕布因利能杀旧义父，也可以因更大的利而宰新义父，而董卓竟以为义儿吕布捍卫左右便可“高枕无忧”，这便是他的悲剧之所在。司徒王允也和李肃一样，看透了吕布的灵魂深处——“见利忘义”，于是巧施“连环计”，昌布为了和董卓争夺美人貂蝉，便把董卓宰了。董卓是个刮民脂膏、杀人放火的封建统治者。他被吕布所杀后，王允将其尸首号令通衢，“百姓过者，莫不手掷其头，足践其尸”，可见人民恨之入骨，故其死也宜。不过，董卓用吕布也给人们提供一个教训：对于”见利忘义”之徒，要千万当心！
这事也从反面说明一个道理：上下之间，要有共同的理想，有共同的目标，才能共同奋斗，至死不渝。刘、关、张“桃园结义”，誓“上报国家，下安黎民”，任何利诱都不能改变其初志，故能同心同德，同生同死。孔明因和刘备都有复兴汉室、统一天下的壮志，不图私人之利，故能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与因利而交、因利而绝的吕布之流相比，真是伟大与渺小，美善与丑恶，泾渭分明。
曹操用夏侯渊掉了汉中
夏侯渊是曹操的同族兄弟。一姓曹一姓夏侯何以说是同族兄 弟？因曹 操父亲曹嵩原是夏侯氏之子，过房与中常侍曹腾为养子，故曹操与夏侯渊同族。所以，夏侯渊得到曹操的信任，他取得汉中后，便委任夏侯渊驻兵镇守，曹操占汉中时，西川百姓一日数惊，担心操兵入川，司马懿劝曹操乘胜取蜀，曹操叹说：“'人若不知足，既得陇，复望蜀’耶？”因他被蜀道山川险峻震慑，不敢贸然入川，汉中是西蜀的咽喉，如能守住汉中，对西川刘备是个巨大的威胁，一时不能取蜀，以后可取之。而曹操委任镇守汉中的夏侯渊是一勇之夫，使之冲锋陷阵则可，使之驻守汉中则非其力所能胜任。因他远非刘备的敌手。
可是，智如曹操，却缺乏知渊之明，竟因兄弟之情而信任之。刘备兴 兵取汉中，屡战屡胜，夏侯渊坚守定军山不出战，并派人向操告急，操乃起兵进驻南郑。操认为：“若不出战，是示懦也。”并作手书与之说，”吾今屯大军于南郑，欲观卿之 '妙才’，勿辱二字可也。”在操的鼓励下，当黄 忠兵临山下时，夏侯渊决定出战。张郃劝他说：“黄忠谋勇兼备，况有法正相助，不可轻敌。此间山路险峻，只宜坚守。”他也不听，便分军来围黄忠所占领的山头，结果被黄忠所杀。黄忠乘胜夺取定军山。由于曹操的“妙才”
被杀，战略要地定军山失陷，曹操虽率大军来战，也无能为力，终于失掉了汉中。曹操身边多名将，如非因亲用夏侯渊而用其他名将，汉中也许不至于失落。
不过，用人唯亲并非曹操一人如此，封建统治者大都如此。出于用人的策略，有的在一定时期也能用贤，而最终还是用人唯亲。因为封建统治者总是把天下视为一家之私，故都想用亲属或亲信来控制国权，以巩固其封建统治。昔楚汉相争，项羽就非亲莫信，他所重用的人不是项氏族人即妻室亲人，连一外姓的范增也不能用。用人唯亲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刘邦在与项羽争天下时，也能采取“五湖四海”的用人政策，故得到韩信、英布、彭越等拼力相助，开创了西汉基业。但他得天下后，狡兔死，走狗烹。”外姓王还不是一个个破除掉，另封刘氏的人为王。他还立下约：今后“非刘氏莫王”。
可是，他所封的刘姓王却不能帮他安邦治国，后来还不是酿成“七王之乱”。
这一方面说明，用人唯亲是封建统治者的本质体现；另一方面也说明，用人唯亲是不足取的。
曹操之失汉中，不正也是失在用人唯亲上么。
刘备用关羽失了荆州
孔明入川前向关羽交割印绶。孔明问：“倘曹操引兵来到，当之如何？”
关羽说：“以力拒之。”孔明又问：”倘曹操、孙权齐起兵来，如之奈何？”
关羽答：“分兵拒之。”孔明说：“若如此，荆州危矣。吾有八个字，将军牢记，可保荆州。”关羽问：“哪八个字？“孔明说：“北拒曹操，东和孙权。”关羽说：“军师之言，当铭肺腑。”“外结孙权”以拒曹操，是孔明未出草庐前为刘备制定的战略决策——“隆中对”的重要内容之一，因关羽接任镇守的荆州是处于曹、孙夹缝之间，故特重申之。关羽并不理解这一决策关系到荆州的存亡，也没有把“军师之言，铭之肺腑”，而是恃己之勇，想用两个拳头一齐出击，既北代曹操，又东得罪于孙权。因此在曹、孙夹击下，他只能走麦城，兵败身亡，失了荆州。
关羽英勇绝伦，被称“万人敌”。他温酒斩华雄，万众中刺颜良，三通鼓斩蔡阳，英名闻遐迩。但他刚愎自用，缺乏战略眼光。“北拒曹操”既是蜀国的既定决策，“东和孙权”是必然之理，而关羽却计不出此。孙权原想求关羽女配其子，两相结好，并力破曹，乃派诸葛瑾去荆州求婚。关羽大怒说：“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遂唤左右逐出。关羽奉令取樊城，请权出兵相助，权许之但迟迟不出兵。关羽对来使破口大骂说：“貉子敢尔，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关羽屡次蔑视孙权，权深恨之。他“水淹七军”，斩庞德，擒于禁，威震华夏，操议迁都以避之。这时，如果能争取孙权的支援，局势将对蜀、吴大利，可是因他和孙权的矛盾甚深，操才能乘二人有隙，遣使以割地相封请孙权夹击关羽。孙权乃潜师密发袭荆州。事前，权用陆逊代吕蒙，以麻痹关羽。陆逊抓住关羽骄做自大、喜戴“高帽”的特点，遣使赍书卑辞奉承他。关羽轻蔑地对来使说：“仲谋见识短浅，用此孺子为将。”
便撤荆州的大半兵赴樊城听调，无复有忧江东之意，使吕蒙得以“白衣渡江”，袭取了荆州。荆州既失，已无后援，关羽孤军深入，经不起曹、孙两军前后夹击，便陷入既不能战又不能守的绝境。显然，荆州之失，是因关羽刚愎自用，违背了孔明的”八字”方针。
命孔明入蜀支援，令关羽守荆州，是刘备所决定。因此，荆州之失，当与刘备有关。当时刘备尚未得西蜀，荆州不仅是他图天下的战略要地，且是其唯一的根据地，荆州的安危对刘备集团关系甚大。入蜀支援，派关羽也行，何以派孔明？镇守荆州的重任，为何不委之智多谋深的孔明，而托于刚愎自甩的关羽？这里有个信任问题。对此，王夫之早有议论。他说：“先主之入蜀也，率武侯、张、赵以行，而留羽守江陵，以羽之可信而有勇。”刘备之信关羽，是因“以同起之恩私，矜其勇而见可任。”刘备虽也信孔明而不让他镇守荆州。是因“疑武侯之交固于吴，而不足快己之志也。”王夫之指出：
“先主之信武侯也，不如其信羽，明矣。”故“失岂在羽哉？先主自贻之矣”。 （《读通鉴论》）王夫之的意见是正确的，荆州之失在于刘备错用了关羽。
能荐贤，首先要有“怕乐”之才，如不知贤，则不能荐贤，其次要出于公心，不怕所荐之贤超过自己。有些人正是害怕别人居己之上，因而嫉贤妒能，这种人不仅不能荐贤，且往往害贤。故能荐贤者也是贤者。三国有不少荐贤轶事：
水镜巧荐孔明
荐贤也是一种艺术，如方法不对头，就会力不从心，达不到荐贤的目的，水镜荐孔朗很耐人寻味，其荐贤之方甚妙：说是荐贤，又没有点名荐贤：说是随便推荐，却是在力荐。第三十五回写刘备应请去襄阳赴宴，席间伊籍告知蔡瑁要害他，便离席上马向西急逃：他跃马过溪后，巧遇隐者水镜先生。
水镜一望其气色，已料到他是在逃难，并指出刘备至今犹落魄不偶，是因“左右不得其人”。又说：“今天下奇才尽在于此，公当往求之。”显然，水镜是有意向刘备荐贤，他笼统说”天下奇才尽在于此”，暗示此间有“奇才”，却不具体说明何人，是为了引起刘备求贤的愿望。果然，刘备急问道：“奇才安在？果系何人？”水镜说：”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水镜虽不点出伏龙、凤雏是何人，可是已明白告诉刘备：伏龙、凤雏，不是一般贤者，而是大贤，得了一个便“可安天下”。这么了不起的人，刘备怎不想求之呢，忙问：“伏龙、凤雏何人也？”水镜抚掌大笑说：”好！好！”
这时，还是不明指其名，又是一番跌顿。刘备再问，水镜便顾左右而言他，要他“于此暂宿一宵”再说。这位“奇才”，必然引起刘备的悬念。深思念其人，便会出现“月移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的现象，刘备在晚间听隔壁有人和水镜的谈话，便疑此人不是伏龙便是凤雏，寝不成寐，一俟天晓，便迫不及待地求见水镜，问昨晚谈话者的姓名。水镜没有告诉他是徐庶，却笑说：
“好！好！”刘备再问，“伏龙、凤雏果系何人？”水镜亦笑说：”好！好！” 水镜是很懂得心理学的奥妙的，他若现若隐地屡次介绍这位”奇才”的本事，道号，却老是不点其名，总是笑说：”好！好！”，给刘备一个悬念又一个悬念；而越是想知其名，而不知其名，就越想见其人，这样，这个“奇才”
——尽管还不知其名，已经深深地扎根在刘备的脑海里了。等到徐庶走马荐诸葛后，水镜先生才上门来拜访刘备。刘备问：“元直临行，荐南阳诸葛亮，其人若何？”这时，水镜才具体介绍孔明的情况，说：“孔明与博陵崔州平、颖川石广元、汝南孟公威与徐元直四人皆密友。此四人务于精纯，惟孔明独观其大略。尝抱膝长吟，而指四人曰： '公等仕进可到刺史、郡守。’众： 问孔明之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每常自比管仲、乐毅，其才不可量也。”
时关羽在侧，不同意说：“孔明自比此二人，毋乃太过？”水镜笑说：“以吾观之，不当比此二人；我欲以二人比之。”关羽问那二人，水镜说：“可比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汉四百年之张子房。”众皆愕然。水镜先生推荐孔明，上次是虚荐，这次是实荐，上次是抽象描绘其人，这次是具体介绍其本事。如此荐人，确是煞费苦心，足见其荐人之郑重。这就不得不引起刘备郑重求之，刘备后来“三顾草庐”，实起因于水镜的郑重推荐。
徐庶走马荐诸葛
非有心人不荐人：或为人尽其才，或为助人成事，或为报人之德。徐庶三者有二：他荐孔明，是因他感激刘备的留恋之情，想荐贤以助他成大事。
徐母被曹操囚禁，操假其母手书召徐庶，刘备甚佩徐庶奇才，不愿离别，但以“子母乃天性之亲”，乃割爱让他归去。来日设宴送行，刘备送了一程，又送一程，二人依依不舍，涕泣而别。刘备凝目而望，却被一树林隔断。刘备以鞭指说：“吾欲尽伐此处树木。”众问其故，刘备说：”因阻吾望徐元直之目也。”留恋之情，溢于言表。正望间，忽见徐庶拍马而回，勒马对刘备说：“某因心绪如麻，却忘一语：此间有一奇士，只在襄阳城二十里隆中。
使君何不求之？”刘备问：“此人比先生才德何如？”庶说：“以某比之，譬犹驽马并麒麟、寒鸦配鸾凤耳。”刘备问其名，庶说，此人乃琅琊郡人，覆姓诸葛，名亮，字孔明。此人乃绝代奇才，使君急宜枉驾见之。若此人肯相辅佐，何愁天下不定乎？”至此，刘备才知水镜所说的伏龙即孔明。
由此可见，厚待贤，贤者才为之荐贤：不然，贤者避之唯恐不及，不会为之荐贤。徐庶曾投刘表，见刘表是无用之人，急遗书告别，那会想到推荐孔明。徐庶告别刘备，尽管归心似箭，因深感刘备留恋之情，才引出孔明来。
因此，要人荐贤，要从厚待贤士始，重用一贤士，将会引出其他贤士。
孔明力荐庞统
凡与己齐名的，荐之不易。战国时，庞涓与孙膑俱学兵法于鬼谷子。孙膑学优于庞涓。涓为魏将，嫉膑之能，伪介于魏而削其足。齐国淳于髡出使魏国，乃得载膑归，威王以为师。魏伐齐，膑设计困涓，涓智穷自刎。膑由是名显天下，庞涓嫉贤妒能，客人终反害己。孔明与庞涓恰恰相反。庞统与他同彼知名，水镜先生对他俩的评价是：“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可见庞统的才智与孔明不相上下。而孔明毫无嫉妒之心，力荐于刘备，对他关怀备至。
凤雏先生确是名不虚传。第四十七回写他一出场，便与众不同：“欲破曹公，须用火攻，”这是孔明和周瑜不约而同的决策，但大江之上，一船着火，余船四散，要尽烧敌船，也是难事。庞统却巧妙地借助于蒋干的引进，连夜去见曹操，献上连环计，使曹军战船被烧个精光。庞统的“连环计”，可与孔明的“借东风”媲美。庞统虽立了大功，却不被东吴所用。一直至五十七回，孔明来柴桑口吊丧后，向鲁肃辞回，方欲下船时，只见江边一人道袍竹冠，皂绦素履，一手揪住孔明大笑说“汝气死周郎，却又来吊孝，明欺东吴无人耶！”孔明急视其人，乃凤雏先生庞统。孔明亦大笑。两人携手登船，各诉心事。原来他俩是老朋友。孔明乃留书一封与统，嘱说：”吾料孙仲谋必不能重用足下。稍有不如意，可来荆州共扶玄德。此人宽仁厚德，必不负公平生所学。”后果如孔明所言，孙权没有用庞统，统乃投奔刘备。开始，刘备也以貌取人不重用庞统，后张飞去了解知统大才，乃回报刘备，恰逢按察四郡回来的孔明又力赞庞统之才，指出：“士元非百里之才，胸中所学，胜亮十倍。”刘备遂拜庞统为副军师中郎将，与孔明共赞方略。
庞统随孔明取川。孔明致书刘备借星异告诫切宜谨慎。刘备据孔明之嘱，要庞统还守涪关。统大笑说：“主公被孔明所惑矣！彼不欲令统独成大功，故作此言以疑主公之心。”庞统因急于立功，他未摸清敌情，便与刘备分路进兵，终于在落凤坡死于敌人乱箭之下。孔明知庞统身故，为”吾主丧一臂”
而放声大哭。孔明爱庞统，庞统却错怪孔明，一是丞相之腹，一是谋士之疑，其差别如此。而孔明疼哭庞统，足见其爱贤借贤之心。
阚泽以家保陆逊
荐贤不易。贤既需人荐，说明此贤还未被众人所认识，因而荐贤必然遇到各种阻力。阚泽推荐陆逊开始便出现这种情况。为报二弟之仇，刘备倾全国之师伐吴，所向披靡，江南之人尽皆胆裂。孙权以还荆州、送回夫人求和，又不允许，孙权大惊，举止失措。阚泽出班奏说：“现有擎天之柱，如何不用耶？”权急问何人。泽说：“昔日东吴大事，全任周郎；后鲁子敬代之：
子敬亡后，决于吕子明；今子明虽丧，现有陆伯言在荆州。此人名虽儒生，实有雄才大略。以臣论之，不在周郎之下，主上若能用之，破蜀必矣。如或有失，臣愿与同罪。”权说：”非德润之言，孤几误大事，”张昭说：“陆逊乃一书生耳，非刘备对手；恐不可用。”顾雍亦说：“陆逊年幼望轻，恐诸将不服；若不服则生祸乱，必误大事。”步骘亦说：“逊才堪治郡耳，若托以大事，非其宜也。”阚泽大呼说：”若不用陆伯言，则东吴休矣！臣愿以全家保之！”权说：“孤亦素知陆伯言乃奇才也！孤意已决，卿等勿言。”
为使文武服其指挥，乃设坛授剑拜陆逊为大都督。
陆逊资望未深，因而遭到论资排辈的张昭、顾雍、步骘诸大臣的极力反对。要挽狂澜于既倒，阚泽认为非陆逊不可，乃以“全家保之”，可见其推荐之着力，更增强孙权用陆逊的信心。在大敌压境之际，任用谁来挂帅，对东吴存亡至为关键。阚泽可说有眼力。而陆逊也不负其所荐。这个“内藏韬略”、“不露于外”的“书生”，他不理诸老将急于出战的情绪，不管敌军辱骂百般，而是避敌锐气，坚守待机，终于在夜间用火烧敌四十余营，刘备仅以身免逃入自帝城。
荀彧为魏荐贤士
曹操因出身宦官家庭，士人多轻之，故操开始搜罗人才难。自从荀或投奔曹操后，因荀或的推荐，各种人才陆续来投。据《三国志·魏书》裴松之注引《或别传》记载：经荀或的推荐而终为卿相的，就有十数人。其中有司马懿、荀攸、钟怒、陈群、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等人。郭嘉、戏志才。杜畿等人也因荀或的推荐，终各显名。
以上这些人，对于曹、魏事业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荀攸随操出征，多出奇谋，平冀州他的功劳仅次于荀或；魏国新建，他被任为尚书令。
司马懿则是魏国后期的支柱。他与孔明在秦川对峙时，屯田以守，消耗敌军力量，使孔明不能越雷池一步，以病逝五丈原告终。
荀或推荐人才不拘一格，根据其才而荐其所任。郭嘉“有负俗之讥”，因他有智策，乃推荐为谋士，故能发挥其所长。杜畿“简傲少文”，因他有“萧何定关中”之才，故推荐他镇守河东。他在河东十六年，政绩最佳，百 姓勤农，家家丰实，民无异心。
荀或能荐贤，是因其知人。曹操认为荀或论人，“久而益信，吾没世不忘”。唯伯乐能知千里马，荀或不仅是操的”子房”，也是操的”伯乐”。
曹魏人才济济，虽因曹操善于用人，但也与荀彧荐贤进才大有关系。
东吴贤士辗转相荐
孙权继父兄之业坐镇江东后，能举贤任能，是因东吴贤士辗转相荐，始能集众才干其周围，与曹、刘鼎足三分。
孙权曾向周瑜请教守江东之策，瑜说：”自古 '得人者昌，失人者亡。 为今之计，须求高明远见之人为辅，然后江东可定也。”权说：“先兄遗言：
内事托子布，外事全赖公瑾。”周瑜自谦说：”瑜不才，恐负倚托之重”，乃荐鲁肃以辅孙权。鲁肃献“榻上策”，孙权纳为国策，它对保卫江东和鼎足三分起了指导作用。后周瑜病危，遗书荐鲁肃以自代。鲁肃向孙权推荐诸葛瑾，认为瑾博学多才，权拜之为上宾。瑾劝权勿通袁绍，且顺曹操，然后乘便图之。此策与孙策意图相反。孙策被刺前，欲通绍攻操。这是“远交进攻”的策略，因当时曹操与袁绍相拒于官渡，策欲袭许昌，迎献帝。而瑾主张“勿通袁绍，且顺曹操”，是因时易事异，这时孙权新政权未稳，无力攻操，故宜“巨顺”之。会稽太守张紘又荐顾雍，其人严厉正大，为人少言，言必有中。后为丞相，是东吴的股肱。由于众贤互相推荐，孙权得贤为辅，威镇江东，深得民心。
毛宗岗对东吴贤士辗转相荐评价很高。他说：“人谓管仲不如鲍叔，以鲍叔能荐贤，而管仲不能荐贤也。今周瑜荐鲁肃，鲁肃又荐诸葛瑾，张故亦荐顾雍，其转相汲引如此。管仲于临终时，力短宾须无、宁越等诸人，而未曾荐一贤士以自代，然则如瑜、如肃、如紘者贤于管仲远矣。”（第二十九回回评）
羊祜临危荐杜预
羊祜是晋名将，他闻悉善于用兵的吴将陆抗被罢兵权，吴主孙皓暴虐日甚，大失民心，认为是伐吴大好机会，乃作表遣人往洛阳请伐吴，晋主不允所请。尽晋主同意伐吴，这时，羊祜年老多病，力不胜任。羊祜病危，晋主到其家问安，并深悔说，“朕深悔不能用卿伐吴之策。今日谁可继卿之志？”
祜含泪说：”臣死矣，不敢不尽愚诚：右将军杜预可任，若伐吴，须当用之。”
晋主以羊祜之言，拜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事，在襄阳抚民养兵，准备伐吴。杜预是个儒将，为人老成练达，好学不倦，最喜读《春秋传》，坐卧常自携，每出入必使人持《左传》于马前，时人谓之”左传僻”。著有《春秋经传集解》。由于他深入研究春秋各国的斗争历史，总结前人的经验 教训，并能结合实际予以应用，故善于用兵。他负起伐吴重任后，势如破竹，吴人不战而纷纷投降，终于灭吴，使晋一统天下。羊祜推荐杜预，可说是得人，因而能完成其伐吴之志。
羊祜喜举善荐贤，但他的荐人奏稿却自焚之，不令人知。晋主问其故，祜说：“拜官公朝，谢恩私门，臣所不愿也，”荐人而不使其知，说明羊祜荐贤是为公而不是为私，足见其风格之高。
第三章 谋略宝典
《三国演义》写的诸多战役，其胜负虽有种种因素，但智谋是最关键的。
孙武《计篇》也把智放在为将者应具备的条件的第一位。因为勇冠三军的， 虽能“气盖世”于一时，如其有勇无谋，到头来免不了垮台，只有运筹帷幄之中，才能决胜千里之外。刘、关、张三战吕布，许褚裸衣斗马超，关公力战老黄忠，虽使人惊心动魄，却不如刘备与曹操、孔明与仲达、姜维与邓艾斗智腾挪多姿，因其不只使人赏心悦目，且能启人智慧，举一反 1.使计设谋：刘备曹操相较量
《三国演义》作者有时为突出孔明之智，把刘备置于陪衬地一位，他的一举一动，都由孔明幕后操纵，好象一个活傀儡，但从总的来说，作者塑造的刘备是大智若愚的形象。不过，如不是眼明心细，是难于看出的。譬如他和曹操的斗智，则斗得很巧妙，使奸雄如曹操，都被他一次又一次瞒过了。
曹操是多败少胜。
“二虎竞食”与“驱虎吞狼”
第一次较量，是集中在如何对待吕布。刘备屯兵徐州，自领徐州事，吕布兵败投之，刘备便让他驻兵小沛。那时，操方定许都，恐二人同心协力，将成心腹之患，乃聚众谋士议妙计图之。荀彧献计说，“彧有一计，名曰'二虎竞食’之计。今刘备虽领徐州，未得诏命。明公可奏请诏命实授备为徐州牧，因密与一书，教杀吕布。事成则备无猛士为辅，亦渐可图之；事不成，则吕布必杀备矣；此乃 '二虎竞食’之计也。”操从之。刘备得封官和接操 来书，已识破其机关，但怕得罪曹操不敢公然违命，便虚对来使说：“此事尚容计议。”刘备却暗中实告吕布，使释其疑，与己同心协力。关、张问不杀吕布之故，刘备说：“此曹孟德恐我与吕布同谋伐之，故用此计，使我两人自相吞并，彼却于中取 利。奈何为所使乎？”“二虎竞食”之计被破了， 荀彧又向操献一计说：“可暗令人往袁术处通问，报说刘备上密表，要略南郡。术闻之，必怒而攻备，公乃明诏讨袁术。两边相并吕布必生异心：此 '驱 虎吞狼’之计也。”操大喜，照计办。刘备得诏书。明知是计，但不敢违王命，只得出兵讨袁术，留张飞守徐州。因张飞醉酒误事，吕布袭了徐州。这次较量，曹操是一计被破，一计得逞。初次斗智，两人半斤八两。
临危不乱，随机应变
第二次较量，是在“曹操煮酒论英雄”之时，有操与刘备青梅煮酒，纵谈天下英雄，刘备装呆卖傻，随便举些人，曹操皆不认可。刘备问：“谁能当之？”操以手指刘备，后自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时，刘备正与董承等密谋图操，忽闻此言怎不大吃一惊，手中所执匙筋，不觉落于地下。“说破英雄惊煞人”，刘备如此举止失措，必将引起曹操疑心，而刘备毕竟是个枭雄，是时，正值天雨将至，雷声大作，刘备便从容俯首拾筋说：“一震之威，乃至于此。”操笑说：“丈夫亦畏雷乎？”刘备说：“圣人迅雷风烈必变，安得不畏？”“迅雷风烈必变”这词出于《论语·乡党》，说孔子遇到疾雷暴风，必定要改变容色，表示对上天的敬畏。圣人尚且如此，何况刘备，一借“圣人”之语做挡箭牌，刘备便将闻言失筋的缘故，巧妙地掩饰过去了，可说是“随机应变信如神”。操遂不疑刘备。这是刘、曹第二次斗智，刘备是赢了。
反控制技高一筹
第三次较量表现在：控制和反控制。刘备因与操擒吕布有功，随操班师回朝。刘备面见献帝，排世谱，被认为皇叔。荀彧等一班谋士入见操说：“天子认刘备为皇叔，恐无益于明公。”对此，操早有筹谋，他说：“彼现认为皇叔，吾以天子诏令之，彼愈不敢不服矣。况吾留其在许都，虽名近君，实在吾掌握之内，吾何惧哉。”奸雄之见，确是与众不同。他让刘备见献帝并拜为左将军、宜城侯，正是为了要更好地控制刘备。刘备也知操用意，故步步为营，谨防曹操谋害。他暗地里与董承等图操，表面上则在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以为韬晦之计。关、张不知刘备的深谋，反责问道：“兄不留心天下大事，而学小人之事，何也？”刘备说：“此非二弟所知也。”及操说他是天下两英雄之一，刘备更感到在虎穴里栖身的危险，于是便谋脱身之计。
一日曹操又请刘备饮酒，满宠来向操报告：袁绍破公孙瓒并得其军，声势甚大，袁术又归帝号于绍，并将亲送玉玺到河北。并指出：“若二人协力，急难收复，乞丞相作急图之。”刘备听了暗思：“我不就此时寻个脱身之计，更待何时？”遂起身对操说：“术若投绍，必从徐州过。备请一军就半路截击，术可擒矣。”操虽同意，并不放心，却教朱灵、路昭两人同行，暗中牵制刘备。（但这两人顶得甚事，后来便被刘备设法把他两人抛开了）刘备挂了将军印，即催促急行。关、张在马上问道：“兄今番出征，何故如此慌速？”
刘备说：“吾乃笼中鸟，网中鱼。——此一行如鱼入大海，鸟上青霄，不受笼网之羁绊矣！”曹操设谋控制刘备，刘备则使计反控制，这第三次斗智，又是刘备胜了。
杰出的统帅善用人才，深得人心
上述三次较量，刘备是胜多败少，可见刘备机智超人，谁说刘备是一味憨厚？历史家陈寿将刘备与曹操比较时，说刘备“机权干略，不逮魏武”，但小说家罗贯中的看法却不同，他写曹操的计谋诡而露，写刘备的计谋巧而深：他塑造曹操是阴险诡诈的奸雄形象，塑造刘备是大智若愚的仁君形象；他极力赞扬刘备的“随机应变”，写曹操甚佩服其人，认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说明作者认为刘备的“权谋于略”并不在曹操之下。而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并非作者臆造。小说家罗贯中评价人有财也许比历史家陈寿中肯些。在历史上，曹操初起时，有强大的宦官势力为后盾，其地位已与各路诸侯平起平坐，而这时，贫贱出身的刘备只不过是公孙瓒手下的一个小将，后来他能成为鼎足三分者之一，完全是靠自己的超人才干闯出来的。要成为一个杰出的统帅，要具有善于用人、决策的条件，刘备是具备这些条件的，他用诸葛亮并纳其隆中决策便是典型的例子。特别是他能得人心。故人心归之，始能称帝于西蜀。刘备若非是大智者何能逮此，所以藐视天下英雄的曹操在刘备仍依托于其篱下时，已能看出刘备是非凡之辈，将之和己并列。这是出于同时代人，又是最了解刘备的人的评价，无疑是真实的、中肯的。何以在人们的看法中，在计谋方面，往往是扬操而抑备，这是因为，曹操之智谋露，易为人所知，刘备之智谋深，人们一时难于窥其中的奥妙。而且两人的性格和战略各异：
正如刘备对庞统所说的：“今指与吾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三国志·蜀书·庞统传》裴注《九州春秋》）操急、暴、谲，而备宽、仁、忠，故在人们眼中，操是阴险诡诈的奸雄，备是忠厚仁慈的长者，他的“机权干略”，即其枭雄本色往往被人们所忽略了。
2.知彼知己：诸葛司马比高低
《孙子兵法·谋攻篇》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是决定战争胜败的一条重要规律。不过，孙子所说的“知彼知己”，如果一方能“知彼知己”，一方不知彼知己。当然前者胜。如果双方都“知彼知己”，谁胜谁败则很难说了，战争也就变得极其错综复杂。《三国演义》第九十四回写的“司马懿克日擒孟达”，和第九十五回写的“武侯弹琴退仲达”，就是描绘诸葛亮和司马懿在都“知彼知己”的情况下，展开斗智的精采镜头，彼此策略确是各有巧妙，胜败之间只差一筹而已。在《三国演义》的诸战役中，这才算是斗智之战：战争千变万化，战争不是由一方来摆布，而是由双方共同设计，任何一方都不能全操胜券，而是胜中有败，败中有胜。它不仅体现了战争的复杂性，也说明了战争的严肃性：它是生和死的搏斗，谁要是错走了一步，就有被消灭的危险。这两回书所写的斗智之战，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孙子“知彼知己”的思想，且对我们从事一切竞争都很有借鉴意义。
愚者不懂因人因事做具体分析
在“司马懿克日擒孟达”这一回书里，诸葛亮虽未公开亮相，实是写他和司马懿两人背靠背的进行智力竞赛，从而揭开了两人斗智之战的序幕。
司马懿驻守西凉等处，诸葛亮认为是其伐魏的最大障碍，乃用马谡的反间计，使魏主曹睿将司马懿削职回乡。诸葛亮计得逞大喜，即兴师北伐。蜀师旗开得胜，连取三城，魏国上下震栗，曹睿不得已乃起用司马懿。这时，原蜀将后降魏镇守上庸的孟达正与诸葛亮暗通，谋取两京：孟达取洛阳，诸葛亮取长安。诸葛亮知司马懿复职大惊，急致书孟达说：“近闻曹睿复沼司马懿起宛、洛之兵，若闻公举事，必先至矣。须万全提备，勿视为等闲也。”孟达览书，不以为然，却笑孔明心多。复书说。
“窃谓司马懿之事，不必惧也：宛城离洛阳约八百里，至新城一千二百里。若司马懿闻达举事，须表奏魏主：往复一月间事，达城池已固，诸将与三军皆在深险之地。司马懿即来，达何惧哉？
丞相宽怀，惟听捷报！”
对同一事件的看法，智者和愚者的判断其差别如此之大：孟达不懂得因人因事而做具体分析，只是按照常规的看法，认为司马懿要起兵下新城，必须奏魏主许之而后行，故得出“往复一月间事”的判断。而孔明的看法却恰恰与之相反。诸葛亮看了来书，掷书于地而顿足说：“孟达必死于司马懿之手矣！”马谡问其故，诸葛亮说：“兵法云：'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岂容料在一月之期？曹睿既委任司马懿，逢寇即除，何待奏闻？若知孟达反，不须十日，兵必到矣。安能措手耶？”诸葛亮即回书告诫孟达说：“若未举事，切莫教同事者知之，知之必败。”
司马懿声东击西，孟达束手就擒
司马懿接复职诏后，忽得密报孟达谋反之事，司马懿说：“此贼必通诸葛亮，吾先擒之，诸葛亮定然心寒，自退兵也。”司马师说：“父亲可写表奏天子。”懿说：“若等圣旨，往复一月之间一事无及矣。”即传令教人马起程，一日要行二日之路，如迟立斩；又令参军梁畿赍檄星夜去新城，教孟达等准备进征，使其不疑。梁畿到新城传达司马懿的将令说：“司马都督今奉天子诏，起诸路军以退蜀兵。太守可集本部军马听候调遣。”达问道：“都督何日起程？”畿说：“此时约离宛城，望长安去了。”达暗喜说：“吾大事成矣！”大凡采取突然袭击战术的，必须伪装得好，以麻痹敌人，使其无备，即我要袭击彼而彼完全不意料到我要袭击，袭击才能得逞。司马懿正是这样做，他声东击西，使孟达上其套。孟达闻悉司马懿已离宛城赴长安，以为司马懿不知其举事，故认为“吾大事成矣”而沾沾自喜。讵料司马懿这时正向新城进军。懿在途中，缴获诸葛亮给孟达回书，看后大惊说：“世间能者所见皆同，吾机先被孔明识破。”遂星夜催军急行。未及十日，即抵新城，孟达措手不及，终被擒杀。
司马路擒杀孟达，诸葛亮谋取两京终成泡影，但从智力比赛看，输家只是孟达，司马懿和诸葛亮都是赢家，两人的智力半斤八两：两人都料事如神。
诸葛亮认为豁闻孟达举事。必先起宛、洛之兵先至，司马懿料孟达叛变必与诸葛亮通谋。两人都不谋而合。诸葛亮说：“曹睿既委任司马懿，逢寇即除何待奏闻？”司马懿说：“若等圣旨，往复一月之间，事无及矣。”两人都互相惊畏。诸葛亮知司马懿复职“大惊”，告诫孟达不要轻举枉动；司马懿途中截获诸葛亮给孟达回书为之“大惊”，想不到“吾机先被孔明识破”。
而孟达和司马懿、诸葛亮相比，其愚智则有天渊之别：诸葛亮知司马懿复职告诫孟达“须万全提备”，孟达却笑“孔明心多”，要他“唯听捷报”，司马懿派使要孟达听候调遣并伪说懿已去长安，孟达却暗喜说：“吾大事成矣！”
棋差一着，全盘皆输
在这一回书，诸葛、司马两人是背靠背斗智，在第九十五回里，则是两人公开出面较量，双方智力更充分发挥，异采纷呈！
一方知彼知己，一方不知彼知己时，战争则显得简单化：当双方都知彼知己，战争则曲折离奇、变化莫测。譬如下棋，当高手对劣手时，很快便进入杀局，无甚看头。如果双方都是高手，彼此下棋，不是见一步走一步，而是走一着想到下几着；此方下一着，彼方已料到其下几着，乃用新着以破之。
如此往复，棋局变化万千，不仅下棋者全神贯注，观棋者也感到好看煞人！
最后输者只不过是棋差一着而已。第九十五回写诸葛亮与司马懿的斗智之战正是类此。
司马懿擒杀孟达后，即与张郃率领十五万大军来战诸葛亮。司马懿认为诸葛亮平生谨慎，不肯弄险，不会从子午径取长安，今必出军斜谷，来取郿城。而秦岭之西，有一条路，地名街亭；傍有一城，名列柳城：此二处皆是汉中咽喉。诸葛亮欺曹真无备，定从此进。故决定与张郃迳取街亭，以断其归路。诸葛亮行军，果如司马懿所料。诸葛亮闻悉司马懿大军前来，大惊说：
“今司马懿出关，必取街亭，断吾咽喉之路。”司马懿行军在诸葛亮的意料 之中。因此，街亭决战是势所难免。司马懿能否夺取街亭，诸葛亮能否保卫街亭，是双方胜败的关键。
错用马谡，纸上谈兵
诸葛立即着手部署街亭保卫战。参军马谡请缨守街亭，诸葛亮说：“街亭虽小，干系甚重。倘街亭有失，吾大军皆休矣。汝虽深通谋略，此地奈无城郭，又无险阻，守之极难。”马谡以熟读兵书自夸，说：“若有差失，乞斩全家”，并立下军令状。因马谡曾献“攻心计”服南人，又献反间计使司马懿被削职，诸葛以其有智，乃任他为守街亭主将，又派富有战争实践经验的王平为副将，再三叮嘱要小心谨守此地：下寨必当要道之处，使贼兵急切不能偷过。诸葛亮恐二人有失，又派高翔驻守列柳城为援。同时，唤大将魏延引本部兵去街亭之后屯扎，总守汉中咽喉。诸葛亮的部署，可说是十分到家，无可非议，唯一错误是用了纸上谈兵的马谡。他违背诸葛亮“下寨必当要道”之嘱，只知死啃兵书的片言只语：什么“凭高视下，势如破竹”，什么“置之死地而后生”，对于当时的形势，来犯的敌将、街亭的地形都不考虑。王平苦谏，再三重申诸葛亮“下寨必当要道”之嘱，认为：
“屯兵当道，筑起城垣，贼兵纵有十万，不能偷过。”马谡不听，坚持上山屯军，王平指出，若“魏兵骤至，四面围定”，再断“我汲水之道，军士不战自乱”。马谡仍置之不理，自行其是，结果如王平所料，司马懿大军一至，即断其汲水之道，蜀军不战自乱，不听马谡指挥。魏军轻易地夺取了街亭。
空城弄险，智退大军
街亭失守，蜀军处境极危。司马懿曾预料夺取街亭后蜀军的去向：“亮若知吾断其街亭要路，绝其粮道，则陇西一境，不能安守，必然连夜奔回汉中去也。彼若回动，晋提兵于小路击之，可得全胜，若不归时，吾即将诸处小路，尽皆垒断，俱以兵守之。一月无粮，蜀兵皆饿死，亮必被吾擒矣。”
正如司马懿所料，蜀军唯一生路只有撤回汉中，诸葛亮一知街亭、列柳城尽失，跌足长叹说：“大事去矣！——此吾之过也！”立即遣兵派将部署撤军。
当各路兵马刚分拨完毕，忽报：司马懿引大军十五万，望西城蜂拥而来。这时，诸葛亮身边别无大将，只有一班文官和二千五百军在城中。因此，众官尽皆失色。只有诸葛亮不慌不忙，大摆空城计，渡过了难关。在一座空城面前，率领十五万大军的司马懿为何不敢进，反而急退呢？这是因司马懿认为“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诸葛亮也知司马懿知己“平生谨慎，必不弄险”，所以一反“生平谨慎”，来个“弄险”，故引起司马懿大疑，不敢贸然进城。诸葛亮摆空城计，也出于形势所迫，正如他所说：“吾非行险，盖因不得已而用之。”以兵二千五百不可能与敌大军十五万战，如弃城而逃，必不能远遁，定为司马懿所擒。处此既不能战又不能逃脱的绝境，诸葛亮除摆空城计外，别无他法，当诸葛亮败局已定几乎被擒的时候，谁又料到用一空城计而能退敌军十五万？后来司马懿知是诸葛亮摆空城计后，仰天长叹说：“吾不如孔明也！”
知已知彼，百战不殆
诸葛亮与司马懿的斗智之战，给军事学和军事艺术都添加了新的内容。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是孙子兵法的一个著名论断，是战争胜败的一条 重要规律。如在官渡之战中，袁绍对敌情毫不了解，曹操粮将断他却无所知，当许攸截获操催粮书知操将断粮，建议“两路击之”，绍反疑是操的诡计，拒之不用；后许攸被迫投操，向操报告绍军内部情况，授以“劫乌巢粮”之计，操一弄清敌情，即亲往烧乌巢之粮，敌军无粮大乱，操趁机出击，大胜袁军。在赤壁之战中，曹操对敌情摸不清，反而屡得假情报，因而屡中周瑜智计；周瑜则因了解敌情，故能指挥如意，使敌军陷入火海之中。在彝陵之战中，刘备既不知己也不知彼，自夸“朕用兵老矣，反不如一黄口孺子”。
陆逊则“知彼”如指掌，因而能使刘备按着自己的指挥棒行事，最后用一把火几乎把蜀军烧光。这三大战役都是在一方“知彼知己”，一方不知彼知己的情况下进行的。“知彼知已”的，当然“百战不殆”，但是，当彼此都“知彼知己”的时候，战争则变化万千，谁胜谁败则很难预料，胜负往往决定于一时决策的正确与否。街亭之战，司马懿是“知彼知己”的，他料诸葛亮必从街亭出兵以取郿城，故决定取街亭以扼其咽喉，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诸葛亮也是“知彼知己”的，他原料曹真无备，故由街亭取郿城，后知司马懿来战，料其必取街亭，于是立即部署街亭保卫战。不论从战略或战术方面看，诸葛亮的决策也是正确的。所以说街亭之战，司马懿和诸葛亮都“知彼知己”，彼此决策都无误，而街亭失守，是由于诸葛亮用人失当，在街亭失守后，诸葛亮摆“空城计”能退司马懿十五万大军，并非因司马懿不知彼，他对诸葛亮是了解的：“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诸葛亮能用“空城计”，不只因知司马懿也是一个秉性谨慎而多疑的人，也料司马懿能知己“生平谨慎，必不弄险”因而偏“弄险”，这种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特殊的计策，就非司马懿所能料，故取得成功。毛宗岗说：“知己，而不知彼之亦足以知已，则不得谓之知己；知彼而不知彼亦料我之知彼，则不得谓之知彼。” （第一 百十一回回评）这是说，知己而能料彼亦知己，知彼而能知彼亦料我知彼，这才是真正的“知彼知己”。这是对孙子“知彼知己”的新注，也是对诸葛亮和司马懿斗智之战的概括。而只有真正的“知彼知己”才能“百战不殆”。
如司马懿因能料孟达与诸葛亮必暗通，也知诸葛亮能料其所行，故能急下新城；诸葛亮也知司马懿能料己，而他也能料彼，始能摆空城计“弹琴退仲达”。
所以说诸葛亮、司马懿斗智之战丰富和发展了孙子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军事思想。
3.比才斗智：邓艾姜维较输赢
姜维和邓艾较量时，两人都得孙子兵法之妙：或“近而示之远”，或“远而示之近”，或“强而避之”，或“亲而离之”，以达到“攻其无备，出其无意”的目的（《孙子兵法·计篇》）。《三国演义》写二人斗才比智，确是各有巧妙——
虚张声势，你来我往
姜维三伐中原，大败王经，进军狄道城，邓艾来援，虚设旗鼓吓退姜维。
姜维退兵屯于钟提，邓艾与陈泰屯兵于雍、凉等处。陈泰设席与邓艾作贺说：
“姜维夜遁，其力已竭，不敢再出。”艾笑说“吾料蜀兵必出有五：蜀兵虽 退，终有乘胜之势：吾兵终有弱败之实：其必出一也。蜀兵皆是孔明教演，精锐之兵，容易调遣；吾将不时更换，军又训练不熟：其必出二也，蜀人又以船行，吾军皆在旱地，劳逸不同：其必出三也。狄道、陇西、南安、祁山四处皆是守战之地；蜀人或声东击西，指南攻北，吾兵必须分头把守；蜀兵合为一处而未，以一分当我四分：其必出四也。若蜀兵自南安、陇西，则可取羌人之谷为食；若出祁山，则有麦可就食：其必出五也。”于是在各处隘口，皆设营寨，以防不测。果不出邓艾所料。姜维也同样认为魏军有“五不利”、蜀军有“五利”，故攻魏有“五可胜”，彼此所见皆同，因都是从彼此实际情况进行分析之故。姜维引兵杀奔祁山，见魏兵已立下九个寨棚，势如长蛇，首尾相顾，知魏人早有准备，料邓艾必在此。于是派将在此虚张声势，暗自提大军去取南安。邓艾见蜀兵连日不来搦战，一日五番哨兵出寨，或十里或十五里去而回。艾凭高视毕，慌入帐与陈泰说：“姜维不在此间，必取董亭袭南安去了。出寨哨马只是这几匹，更换衣甲，往来哨探，其马皆困乏，主将必无能者。”乃派陈泰攻破敌寨后，再拦击蜀军，自己侧引军先赴南安埋伏。结果，在邓艾、陈泰前后夹击下，姜维大败，逃回汉中。这次战役，邓艾料姜维“五必出”之由，姜维亦料攻魏有“五可胜”之理，彼此不谋而合，而邓艾料姜维出则出，姜维料攻魏胜却不胜，这是因姜维之料为邓艾所先料，艾早有防御，使姜维不能充分利用其“五可胜”的条件。姜维见敌已有准备，乃避强击弱，采取“远而示之近”之法，在祁山虚张声势而实取南安。深谙兵法的邓艾，已看出其虚实之计，乃就其计而破之。
姜维六伐中原，与邓艾在祁山斗阵，邓艾另生一计：自己暗引军袭祁山之后，却令人下战书搦姜维来日斗阵法。邓艾不全知“八阵”之法，刚斗阵大败，何以又约斗阵？姜维已知其有诈，批回书去讫，对诸将说：“吾受武侯所传密书，此阵变法共三百六十五样，按周天之数，今搦吾斗阵法，乃“班门弄斧”耳！—但中间必有诈谋，公等知之乎？”廖化说：“此必赚吾斗阵法，却引一军袭我后也。”维笑说：“正合我意”，即令张翼、廖化引一万兵去后埋伏。邓艾声东击西，结果反中埋伏，被张翼、廖化两军夹击，魏兵大败。艾舍命突出，身被四箭。司马望斗阵也大败逃回。二人商议退兵之策。
望说：“近日蜀主刘禅，宠幸中贵黄皓，日夜以酒色为乐，可用反间计召回姜维，此危可解。”邓艾便派“间谍”资金珠宝，迳到成都结连黄皓，布散流言，说姜维怨望天子，不久投魏，于是成都人人所说皆同。黄皓奏知后主，即遣人星夜宣姜维回朝。邓艾战不胜姜维，却用“亲而离之”之法退了蜀师。攻其无备，出其不意邓艾和姜维都善于“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且运用之巧，各有其妙。
姜维八伐中原，不从祁山而从洮阳出兵。哨探来报，司马望对邓艾说：“姜维多计，莫非虚取洮阳而实来取祁山乎？”邓艾说：今姜维真出沈阳也。“向者姜维累出吾有粮之地，今沈阳无粮，维必料吾只守祁山，不守洮阳，故径取洮阳；如得此城，屯粮积草，结连羌人，以图久计耳”。乃尽撤祁山之兵，与司马望分兵两路，分别埋伏于洮阳城内外。蜀兵一到，司马望和邓艾内外夹攻，重创蜀军。姜维知魏兵尽在此处，乃暗派张翼引一军取祁山，他则引兵搦邓艾交战。次日又引兵搦战，邓艾按兵不动。姜维令军士辱骂，邓艾寻思：“蜀人被吾大杀一阵，全然不退，必分兵去袭祁山也。”乃着邓忠守城，已则领兵去救祁山。是夜二更，姜维听得寨外喊声震地，鼓角喧天，人报邓艾引精兵夜战。诸将欲出，姜维止之。因邓艾日间按兵不动，夜间却求战，姜维料其虚作夜战，实是乘势去救祁山，便引三千军来助张翼。正当张翼被邓艾打败，被隔在山后，无路可逃，惊慌之间，忽听得喊声大震，鼓角喧天，只见魏兵纷纷倒退。左右报说：“大将军姜伯约杀到！”翼乘势驱兵相应。
两下夹攻，杀败魏军。邓艾折了一阵，急退上祁山不出，姜维令兵四面围攻。
后因后主情谗，拟派人代姜维，令姜维班师。姜维为避祸，便屯兵沓中，以图后计。蜀之伐魏自此告终，魏之伐蜀从此开始。
邓艾和姜维斗智之战，给我们一些什么启示呢？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有应变之才。因为客观事物是在不断变化的，人们不能老是抱着花岗岩脑袋去思索，而是要有应变的才智，才能适应已经变化的形势，不然就会到处碰壁，甚至遭受失败。特别是在战争中，应变之才尤为重要。如果双方都有应变之才，这就看谁料得准和抢先一步，捷者胜，迟者败。邓艾和姜维斗智之战便是如此。如前面所述姜维三伐中原之战，他根据当时形势预料蜀军有“五可胜”，因而决定出兵祁山。可是，战争不是由一方所摆布，而是由双方共同策划，你有新策我有对策，邓艾早料到蜀军有“五必出”，故预为防御。姜维出兵一知敌人有准备，立即改变作战方案：在祁山虚张声势，暗提兵取南安。但邓艾并不因料中姜维出兵而盲目乐观，他是步步为营，处处细察，当他见蜀军不来搦战，只派一些哨探往来侦察，而其马皆困乏，因而知“主将必无能者”，故料姜维必不在此而是往袭南安，便派兵虚攻蜀军，自己则急引军赴南安埋伏，终大败姜维。彼此所料都准确，都善于随机应变，而邓艾之所以胜，是因姜维的行动早为其所料。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变化，不可能尽知，所以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邓艾又何能料事皆中，何况姜维也是智者，两人是才均力敌，如果谁在某个环节上有所忽略或疏漏，就易被发觉而遭到挫折。姜维六伐中原，邓艾之所以败，是因姜维从邓艾刚斗阵败又约他再斗阵中，引起他思考：他熟悉阵法，邓艾何以敢“班门弄斧”？故料邓艾明是斗阵，暗是袭祁山之后，乃伏兵大败之。姜维八伐中原，彼此应变之才更出奇翻新：邓艾料姜维必出洮阳，早就分兵两路埋伏，姜维行军果如其所料，便中伏受重创。但蜀军全然不退，姜维次日又来搦战，邓艾便料其“必分兵去袭祁山”，乃按兵不动，在夜虚张声势引兵出战，以乘势救祁山；姜维从其日间不战夜间出战中，已知其在此是虚攻实是去救祁山，乃制止诸将出战，引兵来救祁山的蜀军，前后夹攻大败邓艾。由此可见，邓艾与姜维斗智之战，胜者的共同之点是：既准确地估计形势，又有应变之才，且智在敌先。这不仅战争如此，凡一切竞争也如此！
4.棋逢对手：羊祜陆抗两交欢
读到《三国演义》的最后一回（第一百二十回），即关于羊祜和陆抗边境交欢的故事，确是“令人气定神闲，耳目顿易，直觉险道化为康庄，兵气销为日月。” （毛宗岗话）以往各回，写两军对峙，尽智竭力，以决生死， 而这回却写羊、陆两军互以德相报，彼此馈酒赠药，宛如良朋相处，真梦想不到之奇文。
镇东将军陆抗奉吴主孙皓之命屯兵江口，以图襄阳。陆抗是陆逊的次子，足智多谋，颇有乃父之风。是时，晋已火蜀，其势已非昔比，伐晋亦非其时，故他主张保境安民为上计，乃在江口按兵不动，晋国名将羊枯奉其主之命镇守襄阳，俟吴国内部有变，趁势灭之；他因江口守将是陆抗，也不敢轻举妄动。他在边境，先以德服吴人：吴人有降而去者，皆听之。减戍逻之卒，用以垦田八百余顷。其初到时，军无百日之粮，及至未年，军有十年之积，使军民丰衣足食，甚得民心。祜在军，常着轻裘，系宽带，不披铠甲，帐前侍卫者不过十余人。
羊祜以德服人，深得人心
一日，部将入帐禀祜说：“哨马来报，吴兵皆懈怠，可乘其无备而袭之，必获大胜。”祜笑说：“汝众人小觑陆抗耶？此人足智多谋，日前吴主命之攻拔西陵，斩了步阐及其将士数十人，吾救之不及。此人为将，我等只可自守，候其内有变，方可图取。若不审时势而轻进，此取败之道也。”一日，羊祜引诸将打猎，正值陆抗亦出猎。羊祜下令：“我军不许过界。”诸将得令，止于晋地打围，不犯吴境。陆抗望见，叹说：“羊将军有纪律，不可犯也。”日晚各退。祜归至军中，察问所得禽兽，被吴人先射伤者皆送还。吴人皆悦，来报陆抗，抗召来人入，问道：“汝主帅能饮否？”来人答说：“必得佳酿，则饮之。”抗笑说：“吾有斗酒，藏之久矣。今付汝持去，拜上都督：此酒陆某亲酿自饮者，特奉一勺，以表昨日出猎之情。”来人回见羊祜，以抗所问并奉酒事，一一陈告。祜笑说，“彼亦知吾能饮乎？”遂命开壶取饮。部将陈元说：“其中恐有奸诈，都督且宜慢饮。”祜笑说：“抗非毒人者也，不必疑虑。”竟倾壶饮之。自是使人通问，常相往来。一日，抗遣人候祜。祜问：“陆将军安否？”来人说：“主帅卧病数日未出。”祜说：“料彼之病，与我相同，吾已合成熟药在此，可送与服之。”来人持药回见抗。
众将说：“羊祜乃是吾敌也，此药必非良药。”抗说：“岂有酖人羊叔子者哉！汝众人勿疑。”遂服之。次日病愈，众将皆拜贺。抗说：“彼专以德，我专以暴，是彼将不战而服我也。今宜各保疆界而已，无求细利。”
善用兵者不轻言战
上述故事，基本上符合史实，详见《三国志·吴书·陆抗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羊祜、陆抗都是儒将，他俩都足智多谋，彼此都互相敬畏，故在边境对峙时都不敢轻举妄动。羊祜曾领教过陆抗的厉害，因此部将来报“吴兵懈怠”，建议“乘其无备而击之”时，羊祜不同意。陆抗是名将，岂 有保卫边疆而让士卒“懈怠”，显然是诱敌之计。羊祜也是名将，当然不会中陆抗之计。所以他告诫说：“此人为将，我等只可自守，候其内有变，方可图取。若不审时势而轻进，此取败之道也。”凡是善于用兵的，不轻易言战，不打无把握之仗，总是伺机有可胜始战，羊祜如此，陆抗也如此。当时蜀国已亡，只剩下吴国，且已国穷民困，不可能向北进军，故陆抗按兵不动，以保境安民。而羊祜施德于吴民，与陆抗在边境交欢，是有其深谋远见的，是服从于其战略目的，并非是为使彼此相安无事而已。三国鼎立近半个世纪，为什么谁也不能征服谁？其中一个最重的原因是：民心归附，将士效命。所以，曹操、曹丕不能东下江东西取西川，刘庸，人民困苦，将士想效命也无从用其力。
得民者昌，失民者亡
羊祜是晋国著名的军事家，他是懂得总结这些历史经验教训的，深知“得人心者昌，夫人心者亡”这个真理的。故他镇守襄阳后，一方面加强屯田，使军民丰衣足食，取得军民的支持；一方面施德于吴民，送药于吴将以结其心，这其实是为瓦解吴国民心将心，也就是“攻心”之战，是其征服吴国最高明的战略思想。陆抗也深知羊祜用心，故说：“彼专以德，我专以暴，是彼将不战而服我也。”这是陆抗忧国之言。羊祜施德于吴民，而吴主孙皓对吴民暴虐日甚，其后来被晋所灭是意料中事。羊祜虽因病逝不及伐吴，但其施德于吴人的战略思想，为其推荐的杜豫所继承，因而使吴人纷纷不战而降。
由此可见，要取得战争的胜利，首先要争人心的支持，其次不求侥幸取胜，不打无把握之仗。这不仅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也是取得其他事业成功的决定因素。
曹操统一北方后，就着手准备南征。他的战略计划是，首先占据荆州，向东顺流而下，从侧面打击东吴，再西向夺取富饶的益州，以统一天下。建安十三年（公元二○八年）七月，曹操亲自率领大军南下，袭击荆州。据《三国志·魏书·贾翊传》记载：刘琮以荆州降操后，谋士贾翊向曹操建议，利用荆州的丰富资源，休养军民，巩固新占地区，则可不兴师劳众迫使东吴投降。曹操固轻易取得荆州，得降军八万余人，兵力增至二十多万，产生了骄傲轻敌思想，没有采纳贾诩的建议。曹操决定乘胜进兵江东，送一檄文给孙权说，“今统雄兵百万，上将千员，欲与将军会猎于江夏”进行恐吓，以迫使孙权不战而降。
骄兵轻敌必败
在敌人的强大声势下，东吴内部是战是和意见不一，有的主张抗战，有的主张投降。主张投降的是因只从表面上看见曹军的强大，周瑜却从本质上看到曹军外强中干的弱点。他向孙权指出曹操此来多犯兵家之忌说：“北土未平，马腾、韩遂为其后患。而操久于南征，一忌也；北军不熟水战，操舍鞍马仗舟楫，与东吴争衡，二忌也，又时值隆冬盛寒，马无藁草，三忌也，驱中国士卒，远涉江湖，不服水土，多生疾病，四忌也。”周瑜在孔明的启迪下，还针对孙权因操军号称百万而心疑惊，指出；“彼将中国之兵，不过十五、六万，且己久疲；所得袁氏之众，亦七八万耳，尚多怀疑未服。夫以久病之卒。狐疑之众，其数虽多，不足畏也。瑜得五万兵，自足破之。”周瑜的正确的敌情分析和战略决策，终于坚定了孙权抗击曹操的决心。
有了正确的战略决策，还要有正确战术措施，才可战胜敌人，在孔明的协助下，周瑜使尽了种种计谋，做了周密的部署：而在战胜敌人的条件未具备以前，决不轻易出战。周瑜先是通过“蒋干偷书”，使曹操斩了其水军都督蔡瑁、张允；接着用黄盖的苦肉计和阚泽献假降书骗了曹操；同时利用蔡中、蔡和的假投降，将计就计使他两人为之传递假情报，使曹操不断上当。
为了能把敌船一起烧光，又使庞统献了连环计。
火烧赤壁，大破曹军
这时，“万事皆备，只欠东风”。东风一起，周瑜大军立即出动，首先是黄盖二十只船驶向曹军水寨，是时东风大作，船快如飞。操知是黄盖船只，笑说：“公覆来降，此天助我也！”讵料前船忽然发火，火趁风威，风助火势，烟焰障天，二十只火船急如箭发，撞入水寨，曹操寨中船只一时尽着：
又被铁环锁住，无处逃避。隔江炮响，四下火船齐到，但见三江面上，火逐风飞，一派通红，漫天彻地。操军烧死淹死的无数，余下的冒烟突火，四散奔逃。曹操被众将救下般，仓惶率残部由陆路经华容向江陵撤退，孙、刘联军水陆并进，一直追击到南郡。从此，三国鼎立之势开始形成。
初，曹操以泰山压顶之势直下江南，但周瑜等不为曹军一时强大所吓倒，做出了正确的形势分析和战略决策，且善于抓住有利战机，当万事皆备，东风一起时，火烧赤壁，乘势勇猛出击，大破曹军，赢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
3.伺机出击：陆逊败刘备
这是“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的一条妙计，也是个大好战机。钟会听了邓艾的计之后虚应之说：”将军此计甚妙！可即引兵去，吾在此等候捷音！”话虽如此说，心里却笑其不智。他背后对人说：
“阴平小路，皆高山峻岭，若蜀以百余人守其险要，断其归路，则邓艾之兵皆饿死矣。”邓艾回到本寨，即聚众将于帐下问道：
“我今欲乘虚往取成都，与汝等立功名于不朽，汝等肯从乎？”诸将应说：“愿遵军令，万死不辞！”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邓艾乃先令子忠引五千精兵，不穿衣甲，各执斧凿器具，凡遇峻危之处，凿山开路，搭造桥阁，以便军行。艾选兵三万，各带干粮绳索进发。是年十月自阴平进兵，至于巅岭峻谷之中，凡二十余日，行七百余里，皆是无人之地。魏兵沿途下了数寨，只剩下二千人马。前至一岭，名摩天岭，马不堪行，艾步行上岭，正见邓忠与开路壮士尽皆哭泣。艾问其故。忠告说：“此岭西皆是峻壁巅崖，不能开凿，虚费前劳，因此哭泣。”艾说：“吾军至此，行了七百余里，过此便是江油，岂可复退？”乃唤诸军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吾与汝等来到此地，若得成功，富贵共之。”众皆应说：“愿从将军之命。”艾令先将军器撵将下去。艾取毡自裹其身，先滚下去。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登。至江油，蜀守将马邈降。艾自驱兵至涪城。城内官吏军民疑从天降，尽皆投降。蜀卫将军诸葛瞻在绵竹列阵待艾。艾遣子邓忠与师纂出战不利，并退还，说：“贼未可胜。”艾怒说：“存亡之分，在此一举，何不可之有？”乃挥师奋战，大破之，诸葛瞻与子尚皆战死。艾进军成都。刘禅遣使请降，遂灭蜀。
乘虚而入，势如破竹
邓艾得行其计，并非姜维无谋，而是后主愚庸所致。当魏军人侵时，姜维曾向后主建议派兵扼守阴平，而后主竟信黄皓之言置之不理。如果派兵守其险要，即如钟会所料：“邓艾之兵皆饿死矣。”邓艾这次渡阴平，确是”
造最险之谋，经最险之地，犯最险之患，成最险之功。”虽经最险之地，因无人把守，实是行最安全之地，正所谓“乘虚而入，势如破竹”。然邓艾敢于行险也因时、因人不同：若孔明在，邓艾决不敢冒此险；他敢于冒险，是因欺后主愚庸，不会于此设防之故。
5.不失战机：杜预平东吴
晋主司马炎密有灭吴之计，因朝议多不同意，故犹豫不决。都督羊祜镇守襄阳时，因陆杭反战彼撤职，又见孙皓夫德，认为有可乘之机，乃上表请伐吴，大臣贾充、荀勖、冯紞三人力言不可，炎因此不批准。羊祜病危，荐杜预以代，晋主拜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事。
把握战机，及时出击
这时吴国大将丁奉、陆逊已死，吴主孙皓暴虐，国政日坏， 人心厌弃， 杜预便上表请伐吴。表略说：
凡事当以利害相较。度此举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止于无功耳。自秋以来，讨贼之形颇露；今若中止，孙皓恐怖，徒都武昌，完修江南诸城，迁其居民，城不可攻，野无所掠，则明年之计亦不及矣。
时晋主与张华围棋，晋主览表毕，征求张华意见，华突然而起，推却棋枰，敛手奏说：“陛下圣武，国富民强：吴主淫虐，民优国敝。今若讨之，可不劳而定。愿勿以为疑。”晋主乃许。
杜预因势破东吴
杜预乃陈兵江陵，令牙将周旨等率奇兵泛船夜渡，以袭乐乡，多张旗帜，起火巴山，出于要害之地，以夺敌心，遂获吴都督孙歆。既得江陵，于是沅、湘一带，直抵广州诸郡，守令皆望风而降。预令人持节安抚，秋毫无犯。进军武昌，武昌亦降。杜预军威大振，遂大会诸将，共议取建业之策。胡奋说：
“百年之寇，未可尽服。方今春水泛涨，难以久住。可俟来春，更为大举。” 预说，“昔乐毅济西一战而并强齐；今兵威大振，如破竹之势，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无复有着手处也。”遂驰檄约会诸将，一齐出兵，水陆并进，所过城邑，吴人望旗而降，遂平孙皓。晋终于一统天下。
羊祜与杜预曾前后上表要求伐吴，其根据都是认为东吴有可破之势，而所谓势者，乘势也。因这时吴主孙皓淫虐，众叛亲离，国弱民穷，故主张乘势取之。而反对的，大部鉴于过去曹魏南征屡战屡败的教训，故认为“百年之寇，未可尽服。”其实，吴国是时已非昔比，孙皓与孙权也愚贤不同。孙权能举贤任能，故人心归附，上下一心，使长江成为不可逾越的天堑，而孙皓残杀贤能，宠信小人，人心已离，无人为之扼守长江，天堑已变通途。对东吴，主张伐和不伐，主要是因审时度势不同，杜预深懂“因势而破之”的兵法之理，故能为平吴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四、伐 交
所谓“伐交”，就是说在外交上战胜敌人。孙子很强调“伐交”，认为它的作用仅次于“伐谋”。“伐交”早在战国时各国已十分重视。因秦国日益强大，有并吞六国之谋，苏秦乃说燕赵，合六国之纵，同盟拒秦，曾一度孤立秦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为破六国合纵之谋，秦相张仪以连衡之策说六国，使背纵约而事秦，从而分化六国，为秦国的军事进攻铺平了道路。后来秦采取“远交近攻”的战略，统一了六国。“伐交”在三国的斗争中，也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往往在军事上得不到的却从“伐交”上取得，它对于今天的对外斗争仍很有启迪意义。
赤壁之战后，三分之势己形成，由于三国之主曹、孙、刘图天下的策略不同，所处的地位又各异，其对外斗争的策略也就不一样。曹操控制的地区虽已占天下的百分之七十，由于人心仍思汉，不敢贸然篡位。他不象袁术得帝位之名而不得其实，而是把帝位的虚名留给汉献帝，自己却享有皇帝权力之实，故他始终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凭着这一优越的政治地位，名正言顺地发号施令。
吴蜀联盟，是他统一天下的最大障碍，因而想设计分化孤立之，以便逐个击破。刘备因是汉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后，便扯起正统旗号，指责曹操篡逆，而他名为拥汉实是其图天下的一种手段。这就决定了蜀汉对曹魏的政策：誓与之势不两立。但曹操是当时中国最强者，刘备要与之抗衡，除了联合孙权外，别无他途。所以，当曹操南征时，刘、孙联盟抗曹是势所必然。孔明早在赤壁之战前一年，已预见这种趋势，故在“隆中对”中制订了“外结好孙权”以北图中原的对外总方针。对执行这一总方针，孔明至死不渝；刘备在原则上赞同，但在具体执行上又另有不同看法。东吴袭荆州、杀关羽后，蜀、吴联盟彻底破裂，双方关系空前恶化，且荆州之失不只使蜀国失去图天下最重要的战略基地，也使它失去了对曹魏发动钳形攻势的优越条件；其次，孙权不同蜀国协力以破操，当关羽北伐节节胜利，曹操议迁都以避其锋时，孙权却与曹操联合，夹击关羽，这说明吴国这个同盟国是不可靠的。因此，从报弟仇、雪国耻和为国家前途计，刘备决定伐吴。当刘备出征旗开得胜，孙权派人来求和，说“欲交还荆州，送回夫人，永结盟好，共图灭魏。”刘备怒气冲冲拒绝说：
“朕切齿仇人，乃孙权也。今若与连和，是负二弟当日之盟矣。今先灭吴，次伐魏。”可见，刘备这次伐吴，并非只是夺回荆州，是想兼并东吴，增强力量，形成与曹魏南北对峙局面，然后伐魏以统一天下。对此，张飞是极力赞同的。但却遭到孔明、赵云、秦宓等的反对。他们都主张先积蓄力量伺机伐魏，认为“国贼乃曹操，非孙权也。”“魏贼若除，则吴自宾服。”
而事态的发展，说明刘备是“遗恨失吞吴”，孔明等是有远见的。孙权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是：一切从国家的利益出发，他既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盟国；只要对国家有利，他既可联刘抗曹，也可联魏抗蜀。如曹操致书要他“会猎于江夏”时，他不愿将父兄之业奉送他人，乃与刘备合力，终于火烧赤壁，打败曹操；之后，刘备强赖不还荆州，而荆州处于扬州上游，威胁吴国安全，乃使吕蒙白农袭荆州；刘备来伐，他乞和不成，乃先后向曹操、曹丕上表称臣，纵然得不到魏国帮助，但争取其中立而得以集中力量对付来犯之敌，然后取得了胜利。孙权的对外政策，得到了周瑜、吕蒙、陆逊的支持和贯彻执行。但在对待蜀国问题上，鲁肃跟他稍有分歧，鲁肃和孔明一样始终坚持吴蜀联盟，故他在世时虽曾三索荆州被对方骗赖，他也以大局为重，委曲求全，双方联盟才得保持。孙权虽赞赏鲁肃，唯对其借荆州及其容忍态度颇有异议。
以上是对三国对外政策的概述。而在三国“伐交”的具体策略上，则极尽尔虞我诈之能事。
1.表封敌手：孙曹耍诡计
三国之间的政治、军事斗争是错综复杂的，但在整个斗争中，军事斗争是短暂的，政治斗争则贯穿其始终，其中，突出的是“伐交”斗争。赤壁之战刚结束，“伐交”斗争跟着开始。
请封刘备，促刘曹相攻
孔明的三个锦囊妙计，使“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孙权为此气得发昏，立即要起兵取荆州。张昭谏说：“不可。曹操日夜思报赤壁之仇，因恐刘、孙同心，故未敢兴兵。今主公若以一时之忿，自相吞并，操必乘虚来攻，国势危矣。”顾雍说：“许都岂无细作在此？若知孙、刘不睦，操必使人勾结刘备。备惧东吴，必投曹操，若此，则江南何日得安？为今之计，莫若派使赴许都，表刘备为荆州牧。曹操知之，则惧而不敢加乓于东南。
且使刘备不恨于主公。然后使心腹用反间之计，令曹、刘相攻，吾乘而图之，斯为得耳。”顾雍此计，一可使曹操不敢南侵，得保江东安全；二可解对刘备之恨，促使刘、曹相攻，以便从中取利，确是妙极！因此深得孙权赞赏，立即派华歆赉表赴许都，要求封刘备为荆州牧。
表封周瑜，一箭双雕
曹操自赤壁战败后，并不甘心罢休，他厉兵秣马，准备再下江南，但最担心的是刘、孙合力，难于取胜。因为赤壁大败，他领教刘，孙两人厉害，尤其是刘备，故当华歆来告知他汉上九郡大半已属刘备时，他手脚慌乱，投笔于地。程昱问其故，操说：“刘备，人中之龙也，平生未尝得水。今得荆州，是困龙入大海矣。孤安得不动心哉！”程昱问：“丞相知华歆来意否？”
澡说，“未知。”昱说，“孙权本忌刘备，欲以兵加之，但恐丞相乘虚而击，故令华歆为使，表荐刘备，乃安备心，以塞丞相之望耳。”操恍然大悟说：
“是也。”昱乃献计说：“东吴所倚者，周瑜也。丞相今表周瑜为南郡太守、 程普为江夏太守，留华歌在朝重用之，瑜必自与刘备为仇敌矣。我乘其相并图之，不亦善乎？”操当即赞同，按程昱计行事。
东吴本想用表封刘备来促使曹、刘相攻，从中取利，但曹魏以其人之计还诸其人，表封周瑜，以促使周、刘相攻，达到其一箭双雕的目的。
强中更有强中手
果然，程昱之计不虚发，周瑜得封后立即密锣紧鼓地准备袭取荆州。先是派鲁肃去索荆州。对孙、曹之计和鲁肃来的用意，孔明了如指掌，他对刘备说：“昨者孙权表主公为荆州牧，此是惧曹操之计。操封周瑜为南郡太守，此欲令我两家自相吞并，他好从中取事也。令鲁肃此来，又是周瑜既受太守之职，要求索荆州之意。”既知其计，刘备、孔明当然不会中其计：鲁肃索荆州不得，周瑜乃使“假途灭虢”之计，因荆州防守严密，无从下手，周瑜被气死了。鲁肃代周瑜掌军事，孔明料鲁肃不会违背吴蜀联盟，乃毅然往吊周瑜丧，以巩固双方联盟。曹操想使吴、蜀相攻的诡计落了空。
强中更有强中手：曹操之计高于孙权，而孔明之计更高于曹操，三国“伐交”计谋确是愈出愈奇！
2.三赖荆州：孔明骗鲁肃
荆州是用武之地，是重要的战略基地。孔明的“隆中对”就*提出跨有荆益，做为奇正用以夹攻曹魏，故蜀国必须占据荆州；鲁肃的“榻上策”就主张全据长江，始能保东吴安全，伺机以图天下，所以东吴非夺荆州不可。
蜀国要占，吴国要夺，政治不能解决，诉诸武力是不可避免的。
鲁肃以大局为重，坚持协商
为了争取用外交手段解决问题，鲁肃曾三次前往索取荆州。在他与孔明的谈判中，充分反映了两人不同的外交风格和对策——
南阳被孔明用计夺取后，周瑜在大怒之下，准备起兵与刘备、孔明共决雌雄，鲁肃坚决反对说：“如若自家互相兼并，倘曹兵乘虚而来，其势危矣。”
自动要求前往以理说之，若说不通，动兵不迟。在谈判中，孔明提出：荆州原是刘表基业，应由其子刘琦占据，若刘琦不在，别有商议。鲁肃见刘琦病入膏育，不过半年必死，便同意达成协议：若刘琦不在，荆州归还东吴。
孔明使乖卖巧，一再混赖
刘琦病逝，鲁肃以吊丧为名再前往索取荆州，孔明又赖账，说暂借荆州为本，待取得西川后，才交还荆州。鲁肃为顾全大局，只好听从。孔明为表示他的“诚意”，还叫刘备立纸文书，写明“哲借荆州为本”，押了字。保人孔明也押了字。孔明说：“亮是皇叔这里人，难道自家做保？烦子敬先生也押个字，回见吴侯也好看。”鲁肃以为“皇叔是仁义之人，必不相负”。
遂押了字。好久未见刘备取西川，孙权便令鲁肃再去索取，这时，刘备、孔明又以取汉室同宗之地“怕人唾骂”为辞。刘备取川后，也不交还，这时鲁肃已去世，不能对孙权施加影响，孙权终于用武力袭取荆州。
以狡诈外交对诚实外交
孔明和鲁肃两人都是蜀吴同盟的倡导者，彼此都始终坚持，至死不渝，但两人在处理荆州问题上各有巧妙：鲁肃从大局出发，主张用和平手段解决荆州问题，故一再让步，委曲求全；而孔明却使乖弄巧，一再混赖。一是诚实外交，一是狡诈外交。鲁肃以诚相处，在其生时，双方虽有矛盾却不至于激化，仍能保持吴蜀同盟，孔明狡诈，虽然能抵赖于一时，但解决不了荆州问题，结果是促成“关羽毁败，种归嗟失”，使蜀吴同盟一度彻底破裂，这是与孔明坚持两国同盟的本意违背的。
3.割地求援：诸葛退魏师
国与国之间，用政治手段不能解决问题，往往诉诸战争，但用战争不能战胜敌人，政治手段用得好倒能解决问题。曹操夺得东川后，有乘胜下西川之势。当时，刘备刚取蜀，人心未定，能否战胜来犯敌人，还很难说。但孔明不动一兵一卒，而是割地向孙权求援，请孙权趁曹澡远征乘虚攻合淝，终于促使曹操退军。
得陇不敢望蜀
听知曹操取东川后，人们都料其必来取西川，因此，百姓一日之间，数遍惊恐，形势十分危急！司马懿也看到取川的有利条件，便向曹操建议说：
“刘备以诈力取刘璋，蜀人尚未归心。今主公已得汉中，益州摇动。可速进 兵攻之，势必瓦解。智者贵于乘时，时不可失也。”曹操叹说：“'人若不知足，既得陇，复望蜀’耶？”刘晔说，“司马仲达之言是也。若少迟缓，诸葛亮明于治国而为相，关、张等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守关隘，不可犯矣。”操说：“士卒远涉劳苦，且宜存恤。”遂按兵不动。对此，毛宗岗认为操之不敢取川是因其“怀惧者三：前以初破袁绍之众，远行疲惫，跋江河，致有赤壁之败；今以初平张鲁之众，历险阻，越山川，不恤其劳而用之，安能料其必胜乎？一可惧也；使荆州会合东吴，而乘虚北伐，将奈之何？二可惧也；且心畏孔明之才，向以博望、新野蕞尔之城，犹能焚我师而挫我锐，况今有西川之地而欲与之抗衡，三可惧也。” （第六十七回回评） 毛宗岗指出曹操按兵不动之由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司马懿和刘晔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和取川之策也是足取的，但曹操作为一个统帅，对用兵不能不持十分慎重的态度，当没有充分胜利的把握时不能轻言用兵。因这次战争关系列曹操的成败，如取蜀不利，而这时关羽有重兵驻荆州，如与孙权协力北伐，分别向樊城、合肥进军，而曹澡远征在外，当时交通很不便利，很难及时回师救授，这样前后遭到夹攻，是很危险的。所以曹操“得陇不敢望蜀”也不可厚非。而他按兵不动却不撤兵，说明他还在观察形势和慎重考虑是否取蜀。
以利诱退敌军
刘备、孔明并没有麻痹大意，他们早就确定对策。一知曹军有东下之势，刘备就急请军师孔明商议。孔明说：“亮有一计，曹操自退。”刘备问何计，孔明说：“曹操分军屯合淝，惧孙权也。今我若分江夏、长沙、桂阳三郡还吴，遣舌辩之士，陈说利害，令吴起兵袭合淝，牵动其势，操必勒兵向南矣。”
过去，孔明是寸土不让的，鲁肃曾三索荆川，他千方百计抵赖，他哥哥诸葛瑾来索取，碍于兄弟情面，他也许割三郡，但没有派人告知关羽，关羽当然心照不宣，东吴派人去要求交割三郡被赶走了。这次为使孙权出兵合淝以促操退军，解救西川之危，只好忍痛割三郡。因为要使孙权出兵，不能只用虚言空辞，要给他一定的实际利益，才为之所用。果然，伊藉一去说割三郡及要求出兵事，孙权便召谋臣商议，一致认为“因操在汉中，乘势取合淝亦是上策”。孙权乃先取皖城后攻合淝，曹操闻讯，只好立即班师回救合肥，乖乖地听从孔明的“指挥”了。
4.互相移祸：吴魏弄阴谋
三国鼎立后，出现了既互相矛盾又互相依存的特殊关系。当一国与另一国发生战争时，总是争取第三国的支持：而任何一国都不让其他任何一国独得其利，任何一国都想方设法扩大其他两国的矛盾，使彼此搏斗，以便从中取事。他们对任何矛盾、任何事件，可以利用的都充分地加以利用，其目的都是为了削弱对方，深增加自己的力量。连关羽的首级，吴魏两国也大做文章，用以加对方与蜀国的矛盾，设计互相移祸以从中取利，可说是极尽其利用矛盾之能事。
耍诡计嫁祸于人
袭荆州，本是曹操为解樊城围而以利诱孙权干的，当然，孙权对夺回荆州蓄谋已久，过去呕尽心血，设尽计谋，连妹妹也暗出去都捞不到，今有此良机又何乐而不为。因此，袭荆州虽与曹操有关，但袭取者是东吴，杀关羽孙权是不能推其责的。胜利伊始，孙权正乐在兴头，还不考虑后果，倒是张昭提醒了他，说：“今主公损了关公父子，江东祸不远矣！此人与刘备桃园结义之时，誓同生死。今刘备已有两川之兵，更兼诸葛亮之谋，张、黄、马、赵之勇；备若知云长父子遇害，必起倾国之兵，奋力报仇，恐东吴难与敌也。”
权听了大惊，跌足说：“孤失计较也！似此如之奈何？”张昭终究是老谋深算，当即想出一计说：“操拥百万之众，虎视华夏；刘备急欲报仇必与曹操约和，若二处连兵而来，东吴危矣。不如先遣人将关公首级，传送与曹操，明教刘备知是操之所使，必痛恨干燥，西蜀之兵，不向吴而向魏矣。吾乃观其胜负，于中取事，此为上策。”权乃按其计行事，张昭 之计，确是费尽心机，但他也太小视魏、蜀了。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曹操闻东吴送关羽首级至，高兴他说：”云长已死，吾夜眠贴席矣。”
司马懿当即揭穿东吴的阴谋说：“此乃东吴移祸之计也。”并提出解此计之法说：“大王可将关公首级，刻一香木之躯以配之，葬以大王之礼；刘备知之，必深恨孙权，尽力南征。我却观其胜负：蜀胜则击吴，吴胜则击蜀。——二者若得一处，那一处亦不久矣。”操大喜，按其计办。确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可是，不管吴魏怎样“机关算尽”，是瞒不过孔明的。他闻知东吴将关羽首级献与曹操，操以王侯礼祭葬之的消息后，当即向刘备揭穿魏吴的计谋，说：“方今吴欲令我伐魏，魏亦欲令我伐吴，各怀谲计，伺隙而乘。主上只宜按兵不动，且与关公发丧，待吴、魏不和，乘时而伐之可也。”孔明之计本是上策，从三国力量对比看，曹魏最强，吴蜀任何一国都难单独与之对抗，只有联合才能故之，而两国对抗，只能是互相削弱，而对魏有利，故孔明力主不伐吴。惜刘备不听，决定兴兵伐吴，致有彝陵之败，结果实际得利的却是曹魏。这样，刘备不中吴令伐魏之计，却中了魏令伐吴之计。
5.投魏抗蜀：孙权表称臣
曹操说：“生子当如孙仲谋。”足见其对孙权评价之高，而曹操也可称知人，孙权确是个英雄，他的权谋干略足与曹刘并称。他袭取荆州及尔后与刘备决战中的表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知刘备对荆州彼袭、关羽被杀决不罢休，一场恶战即将开始，为了应付这一严峻的局势，他从军事、外交上采取了种种措施，其中，他的“伐交”最为出色！
“是儿欲使我居炉火上耶！”
曹魏是当时三国中的最强者，吴国如能促使魏国出兵攻蜀，蜀国则无力攻吴；如能争取魏国的支持，吴国则不惧蜀国。为此，孙权忍辱负重向魏国称臣，使最强者与已站在一起以反击较强者。在蜀军事未发动前，他上表向曹操称臣说：“臣孙权久知天命已归主上，伏望早正大位，遣将剿灭刘备，扫平两川，臣即率群下纳土归降矣。”孙权的意图很明白：他称臣劝曹操“正大位”，使池征伐不肯臣服的刘备，则吴之危可解。但奸雄曹操不会上孙权的当，他看书后大笑，出示群臣说：“是儿欲使我居炉火上耶！”意思是说如他当皇帝，而当时拥汉派尚多，必然遭到他们的反对：对孙权的用心操是了解的，故说要他称帝无异将之置在炉火上“烧烤”。
坐山观虎斗
劝操伐蜀之计不得逞，孙权又派诸葛瑾往成都向刘备求和，又遭到拒绝。
这时，曹操已死，曹丕篡汉，孙权又派使向曹丕称臣。丕乃封孙权为吴王，加九锡。大夫刘晔谏说：“今孙权惧蜀兵之势，故来请降。以臣愚见，蜀、吴交兵，乃天亡之也，今若谴上将提数万之兵，渡江袭之，蜀攻其外，魏攻其内，吴国之亡，不出旬日。吴亡则蜀孤矣。陛下何不早图之？”丕说：”
孙权既以礼服朕，朕若攻之，是阻天下欲降者之心，不若纳之为是。”又说：”
朕不助吴，亦不助蜀。待看吴、蜀交兵，若灭一国，止存一国，那时除之，有何难哉？”曹丕实是坐山观虎斗，从中取利。
避免两面受敌，以一击一
从曹操、曹丕对待孙权上表称臣采取不同的态度，可以看出其父子的优劣，曹操和孙权是不相上下，而曹丕却非孙权的对手，曹操对孙权称臣置之不理，而曹丕却封侯加九锡，以壮其声威。刘晔的蜀魏内外夹攻吴国之策，则优于曹丕“朕不助吴，亦 不助蜀”的中立之策。当时蜀、吴矛盾已不可调和，蜀、吴之战已不可避免，如果曹丕能陈兵吴境以壮蜀国声势，吴国势孤必难于相敌，趁吴国败退之时，率兵攻吴，在蜀、魏夹攻之下，吴国之亡指日可待。吴国如亡，剩下蜀国当非曹魏对手。而曹丕不纳刘晔之计，只能坐观蜀、吴之胜负，无所作为，失去了良机。孙权虽不能争取强魏助吴，但能使魏国采取中立态度，他则可集中力量以对抗蜀国，避免了两面受敌之险，这对保证彝陵之战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6.唇齿相依：蜀吴重结盟
国与国之间，往往因利而相交，也因利而相恶，古今如此。曹操南征，刘备、孙权为图存，乃联盟抗操，迄赤壁得胜，吴为谋已利乃袭荆州，蜀吴交恶，蜀乃伐吴：刘备败归白帝，不久病逝，为共同长远利益，两国又重申旧盟，从此，蜀吴一直相依为命，共同抗魏。
严峻现实使人清醒
蜀吴的最后联盟是有共同的基础的：这时吴、蜀之间的矛盾算是解决。
过去吴、蜀的矛盾是因荆州问题，蜀要据之，吴要夺之，而吴袭得荆州后己志满意得，对蜀己无所要求，刘备因荆州被袭，一怒之下想先灭吴后代魏，讵料彝陵一战，全军几乎覆灭，仅得身免逃归白帝，始知吴亦强大，凭目前己之实力是不能灭吴的，夺回荆州亦已无望。因此，他的头脑较清醒了，不得不在严峻的现实面前认输。以前蜀、吴之间有同有异，异是对待荆州的不同态度，同是对抗曹魏的共同利益，是时己无异只有同，共同的利益使蜀吴又联盟。也只能是这样，因蜀、魏势不两立，而吴降魏是出于一时的权变，他和魏国的根本矛盾也是不可调和的，魏国的最终目的还是要消灭吴、蜀两国。但蜀、吴任何一国都非曹魏敌手，只有联合起来，才能不彼曹魏逐个击破。这种唇齿相依的关系，是客观形势造成的。
蜀吴再盟，三国鼎立
不过，蜀、吴后期同盟的重申和巩固，还有赖于孔明的多方努力。开始，吴国的态度很暧昧，既不与蜀国公开对抗，也不敢公开得罪魏国。如曹丕起四路兵取川，许以若得蜀土，各分一半，促使东吴也起兵来接应，孙权与陆逊商量，决定虚应之而迟不出兵，观望魏、蜀胜败才决定去向：若四路兵胜，川中危急，诸葛亮首尾不能救，则发兵以应之，先取成都，如四路兵败，则作别议。孔明也料到孙权不会立即出兵，故当他退了四路兵后，即物色适当人选——邓芝，使之入吴，向孙权陈说利害，终于使孙权绝魏和蜀；吴也派张温使蜀，双方重申旧盟。当然，吴、蜀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互相利用的关系，彼此都为自己的利益打算。如孙权称帝后，遣使入川，以表盟好，并约平分天下。众议皆谓孙权僭逆，宜绝其盟好。后主遣使到汉中间孔明，孔明说：“可令人赍礼物入吴作贺，乞遣陆逊兴师伐魏。魏必命司马懿拒之。懿若南拒东吴，我再出祁山，长安可图也。”乃派使赴东吴向孙权作贺，并呈上国书，约吴兴兵伐魏。权与陆逊商议，逊说：“此乃孔明惧司马懿之谋也。
既与同盟，不得不从。今却虚作起兵之势，遥与西蜀为应。待孔明攻魏急，吾可乘虚取中原也。”
尽管蜀、吴同盟是有限度的，但彼此遥相呼应，互相牵制曹魏，使曹魏不敢轻率兴兵入侵，三国能鼎立达近半个世纪之久，吴、蜀同盟抗魏是个重要的因素。
五、游 说
逞其口辩以动人听，谓之游说。游说盛行于战国时，那时策士都以游说为业。苏秦三兄弟皆游说诸侯以著名。游说是一门学问，不善于揣摩其中道理，游说则难以成功。苏秦曾游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于是回家发愤读书，他从自己所藏的数十箱书中，找到周初吕尚著的《阴符》，日夜探讨其中道理，有时夜读怕打瞌睡，便用锥刺股。由于他勤读苦研，终于学成，后游说各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与奉阳君李兑、孟尝君田文合纵赵、齐、燕、魏、韩五国攻秦，迫使秦昭王放弃了帝号。游说至今仍有其重要作用，如在美国国会里，则有专以游说作为职业的，为各种集团的利益服务。至于外交，善于口辩则很重要，它是外交必需之才。因有辩才而取得外交成功的不乏其例。
善于游说的，大部根据对方的性格，爱好和具体情况而下说词，特别是以利动之，使对方上套。《三国演义》有不少游说佳篇，其说人之辞都因人而异——
1.馈赠金玉：李肃贿吕布
丁原与董卓对阵，丁原义子吕布大败董卓。李肃奉董卓之命带上名马“赤兔”和金玉去说吕布归降。李肃与吕布是同乡，深知其为人，勇而无谋，见利忘义。他说吕布就是抓住吕布这个弱点。他一见吕布，先奉献名马“赤兔”，这马浑身上下、火炭般赤，无半根杂毛：从头至尾，长一丈：从蹄至顶，高八尺：嘶鸣咆哮，有腾空入海之状。名将见名马，怎不疼爱。于是，吕布置酒欢待李肃，两人开怀畅饮。
旁敲侧引，套出心话
在与吕布对话中，李肃只是旁敲侧引，他本是要说吕布归降董卓杀丁原，但他偏不说出，却教吕布自说，这便是李肃说吕布的特点，也显示其游说之巧，他和吕布是同乡，吕布的父亲他是熟悉的，他却问：“肃与贤弟少得相见，令尊却常会来。”布惊讶说：“兄醉矣！先父弃世多年，安得与兄相会？”
肃大笑说。
“非也！某说今日丁刺史耳。”李肃这么说明明是羞他。吕布听了不好意思说：“某在丁建阳处，亦出于无亲。”好了，吕市彼套出其心事来了，李肃马上激之说：“贤弟有擎天驾海之才，四海孰不钦敬？功名富贵，如探囊取物，何言无奈而在人之下乎？”这么一激，终于激出了吕布的心里话：
“恨不逢其主耳。”
步步逼入，吕布自愿上套
李肃还不忙于要他投董卓，只是旁敲侧引地笑着说：“'良禽择木而栖。
贤臣择主而事’。见机不早，悔之晚矣。”布说：
“兄在朝廷，观何人为世之英雄？”吕布请教了，李肃才说：“某遍观群臣，皆不如董卓。董卓为人敬贤礼士，赏罚分明，终成大业。”布说：“某欲从之，恨无门路。”这段问答，妙在李肃步步逼入，使吕布自愿上套，至此，季肃说吕布己基本成功。这时，李肃才取出金珠、王带列于布前，告布说：“此董公慕大名，特令某将此奉献。——赤兔马亦董公所赠也。”布说，“董公如此见爱，某将何以报之？”李肃没有正面回答，只说：“如某之不 才，尚为虎责中郎将：公若到彼，贵不可言。”用富贵动之，以坚其报效之心。迄布说“恨无涓埃之功，以为进见之礼。”李肃还是只给他启发式的回答，“功在翻手之间，公不肯为耳。”意在要他杀丁原，偏不明说出口，逼他自说。果然，吕布沉吟良久后说，“吾欲杀丁原，引军归董卓，如何？”
肃说：“贤弟若能如此，真莫大之功也！但事不宜迟，在于速决。”吕布说出了他才催其“速决”，确是恶极！这样，李肃既说吕布归卓，又使吕布杀了董卓的敌手丁原。口舌能杀人，于此可见！
2.晓之以义：张辽劝关公
李肃以名马、金玉而能说吕布归降，曹操也以名马、金玉而不能使关公从已，但张辽却能说服关公暂时归曹操，其原因何在？因吕布是见利忘义之徒，故李肃能以利动之：关公则以义为重，非名马、金玉所能动其心。而张辽却晓之以义，责之有“三罪”告之有“三便”，故有关公的“三约”，权变而归曹。故说的对象不同，说法也应异。
责战死不义，有“三罪”
关公被曹操围困于上山，张辽因与关公有交情，乃往说之。张辽知关公是忠义之人，直说曹操要他归降决不行，却反责他如战死其罪有三，说：“当初刘使君与兄结义之时，誓同生死；今使君方败，而先即战死，倘使君复出，欲求兄相助，而不可得，岂不负当年之盟誓乎？其罪一也。刘使君以家眷付托于兄，兄今战死，二夫人无所依赖，负使君依托之重。其罪二也。兄武艺超群，兼通经史，不思共使君匡扶汉室，徒欲赴汤踏火，以成匹夫之勇，安得为义？其罪三也。”关公以义自诩，张辽偏责他战死不义，这就使关公不能不考虑，故沉吟问：“汝说我有三罪，欲我如何？”
为之设想，关公订“三约”
张辽乃为关公设想说：“今四面皆曹公之兵，兄若不降，则必死；徒死无益，不若且降曹公；却打听使君音信，如知何处，即往投之。一者可以保夫人，二者不背桃园之约，三者可留有用之身。有此三便，兄宜详之。”张辽不仅善于说人，且善于为人设想。张辽也是个英雄，正因是英雄才能了解英雄，其所说的所想的才能打动关公之心。关公才提出“三约”说：“一者，吾与皇叔设誓，共扶汉室，吾今只降汉帝，不降曹操：二者，二嫂处情给皇叔俸禄养赡，一应上下人等，皆不许到门；三者，但知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三者缺一，断不肯降。望文远急急回报。”张辽回报，曹操不同意“但知皇叔去向，虽远必往”这一条，张辽说：“岂不闻豫让'众人国士’之论乎？刘玄德待云长不过恩厚耳。丞相更施厚恩以结其心，何忧云长之不服也？”操乃同意，关公始降。张辽可谓巧于说辞，也会做好人，两面都不亏。
3.以理服人：诸葛屈群儒
曹操南征，孔明奉命出使东吴，联合孙权抗击曹操。当时，东吴分成主战和主降两派，主降派人多势众，孔明一到东吴便被迫跟他们展开一场激烈的舌战。
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说法
孔明对这班“峨冠博带”的投降派早就了解，便针对他们懦弱无能、畏敌如虎予以揭露，以理服之，并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说法。
张昭为贬低孔明，讥笑他自比管仲是不自量，孔明则用事实驳说：吾主兵不满千，将止夫、张、赵云，且军不经战，粮不继日，“然而博望烧屯，白沙用水，使夏侯惇、曹仁等辈心惊胆裂：窃谓管仲、乐毅之用兵，未必过此。”并以庸医杀人为喻，隐然笑张昭等是庸臣误国。最后反唇相讥，说张昭等是：“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虞翻夸大曹军声势，孔明指出：“曹操收袁绍蚁聚之兵，劫刘表乌合之众，虽数百万不足惧也。“虞翻笑他“军败当阳，计穷夏口”，犹言“不惧”是“大言欺人”。孔明讥讽说：“刘豫州以数千仁义之师，安能敌百万残暴之众？退守复口，所以待时也。今江东兵精粮足，且有长江之险，犹欲使其主屈膝降贼，不顾天下耻笑。——由此观之，刘豫州真不惧操贼者矣！”
步骘说他“欲效仪、秦之舌，游说东吴”。孔明并不讳言，理直气壮他说：
“苏秦佩六国相印，张仪两次相秦，皆有匡扶人国之谋，此非畏强凌弱，慎 刀避剑之人也。君等闻曹澡虚发诈伪之词，便畏惧谈降，敢笑苏秦张仪乎？”
对薛综说人心归曹，刘备不识天时必败，孔明则愤怒谴责其为汉贼张目，“不足与言！”陆绩鄙视刘备是“织席贩履之夫”，孔明轻蔑地笑说：“公非袁术座间怀桔之陆郎乎，请安坐，听吾一言：“高祖起身亭长，而终有天下，织席贩履，又何足为辱乎？公小儿之见，不足与高士共语。”
口若悬河，群懦失色
孔明在这场辩论中，充分显示了他的辩论天才，跟他辩难的，都是东吴负有盛名的才智之士，如果辩不胜他们，就无法说服孙权与刘备联盟抗操。
而这些人都主张投降，故孔明把辩论的焦点放在这方面，並在以理服人的前提下，根据其人其论，分别进行反驳，对嘲笑的，反唇相讥；对为敌张目的，严词斥责；对胡说八道的，热嘲冷讽；对无知的，加以启发。由于孔明理足词严，口若悬河，群儒尽皆失色，这就给投降派狠狠当头一棒。
4.先激后说：孔明折孙权
孔明说孙权，何以反而先激之？这是孔明因人而异，对张昭等辈则驳之，使其理屈词穷；对孙权则先激之，因孙权是英雄，求之会无动于衷，激之才引起其注意，然后始能使其求己，说之则易。
先激之以摸清其对战降态度
孔明舌战群儒后，鲁肃引其见孙权，孔明偷眼看孙权，碧眼紫髯，堂堂仪表。孔明暗思：“此人相貌非凡，只可激，不可说。”于是先说曹操势大：
马步水军，约有一百余万；能征惯战之将，何止一二千人。当孙权要他为之决战和不战，孔明说：“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其不能，何不从众谋士之论，按兵束甲而事之？”孙权不高兴地问：“诚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降操？”孔明激之说，“昔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以帝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仰慕。——事之不成，此乃天也，又安能屈处人下乎！”说刘备不可降，而孙权可降，实是有意藐视孙权。孙权听了勃然变色，拂衣而起，退入后堂。这么一激，孔明便摸清了孙权的思想状况。说其可降如无动于衷，说明其有降意；今其勃然变色、拂衣而起，说明其不甘居于人之下，这样孔明使知道下一步怎样对他下说词，并料到联合孙权抗击曹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了。
激将法奏效，孔明展辩才
鲁肃不知孔明用意，反责其“欺吾主太甚”，孔明仰面笑说：“何如此不能容物耶！我自有破曹之计，彼不问我，我故不言。”鲁肃转告孙权，孙权回嗔作喜说：“原来孔明有良谋，故以言词激我。我一时浅见几误大事。”
乃请孔朋入后堂，置酒相待。孔明始为之分析形势说，“曹操之众，远来疲惫；近追豫州，轻骑一日夜行三百里，此所谓 '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 也。’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荆州士民附操者，迫于势耳，非本心也。今将军诚能与豫州协力同心，破曹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则荆、吴之势强，而鼎足之形成矣。成功之机，在于今日。惟将军裁之。”孙权大悦说：“先生之言，顿开茅塞。吾意已决，更无他疑。即日商议起兵，共灭曹操。”孔明采取先激后说之法，终于折服了孙权，胜利完成其出使东吴联孙权抗击曹操的战略任务。
六、缓 急
做任何事情，是缓是急，应看具体情况而定：应急则急，应缓则缓。应急办而缓办，将会误事，应缓办而急办，也可能把事情弄糟。这可以说是做任何事情都必须遵循的一条规律。对于战争，是缓是急，也应如是处理。
《孙子兵法》提出了兵贵神速的观点：“……故兵闻拙速，未睹工久也。
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兵贵胜，不贵久。”（《作战篇》）“其疾如风”，“动如雷震”（《军争篇》），孙武强调战争要快速机动，是从实行战略进攻而提出的。春秋末期，由于经济、交通条件限制，不可能把战争时间延长，战争的持续时间很短，几个小时，最多一天便结束战斗。公元前575年晋楚鄢陵之战，”旦而战，见星未已”（《左传·成公十六年》），已属罕见的战例。因此，孙武没有涉及缓战的思想。战国以后，由于经济的发展，战争则变得很复杂，时间持续长了，如吴楚柏举之战就打了十一天，越灭吴围困姑苏竟达三年之久。一般来说，战略进攻必须神速，战略防御则要持久。这已为尔后兵家所遵守的法则。但在特殊的情况下，战略进攻的某一阶段也需要缓战。郭嘉策翼州、定辽东时，则提出“急之则合，缓之则离”
的计谋，取得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重大胜利。《三国演义》有不少“缓急”的例子，对人们是很有启发的。
1.待乱入朝：董卓屯兵城外
何进与宦官斗，因缓而败，董卓应诏入朝，因缓而其篡政阴谋得逞。同是缓，其不同如此。
“倒特干戈，授人以柄”。
东汉后期，外戚与宦官矛盾极其尖锐，或为立嗣，或为争权，彼此搏斗不已。何进与十常侍内讧便是其中的典型例子。灵帝病笃，欲立皇子协继位，听中常侍蹇硕之计，拟先召大将军何进入宫杀之。何进知其谋，拒不入宫，即先扶立其妹何后之子——太子辨即皇蒂位，派袁绍入宫收蹇硕。蹇硕被杀，何进听从袁绍之言，欲乘势尽杀宦官。宦官张让等闻讯，贿赂何进之弟何苗说情，何后便出面表示不同意何进所为。何进犹豫不决。袁绍建议：“可召四方英雄之士，勒兵来京，尽诛阉竖。此时事急，不容太后不从。”进说：
“此计大妙！”主簿陈琳反对“外檄大臣入京”，认为这是“倒持干戈，授 人以柄，必致祸乱”。何进轻蔑他说：“此迂夫之见也。”便发檄至各镇，召赴京师。西凉刺史董卓得诏，即提兵望洛阳进发。谋士李儒说：“今虽奉诏，中间多有暗昧。何不差人上表，名正言顺，大事可图。”卓大喜，即上表。表略说：“窃闻天下所以乱逆不止者，皆由黄门常侍张让等侮慢天常之故。臣闻扬汤止沸，不如去薪，溃痈虽痛，胜于养毒。臣敢鸣钟鼓入洛阳，清除让等。社稷幸甚！天下幸甚！”何进得表，便派人迎董卓于渑池。董卓却按兵不动。张让等知外兵到，乃密谋：请何太后召何进入宫，伏甲士杀之。
袁绍等得悉何进被杀，乃带兵入宫杀尽宦官。朝内大乱。这时，董卓始整兵入朝，趁势掌握了朝政，成为汉廷的实际统治者。
不速不容，致乱之由
为何董卓以缓而阴谋得逞？何进以缓而遭杀身之祸？“奸在君侧，除之贵速贵密。”何进不懂此理，却不速不密。本来，尽杀宦官并非明智之策，但既决意杀之，即要迅速行事，使其措手不及；而何进因何后一再阻挠而犹豫不决，及召外兵入朝，其谋更加暴露无遗。因其缓，使宦官有时间得以反扑；因其谋泄，宦官与之势不两立，不杀何进必将被何进所杀。何进应密而不密，应急而不急，这便是其致死之由。董卓奉诏入朝除奸却不密不速，同是缓，却与何进的缓有所不同。何进是暗发密诏召卓，为何董卓偏上表把除张让之事公布于天下？既然声言要“鸣钟鼓入洛阳，清除让等。”为何又在渑池按兵不动？其中大有阴谋，他上表使除张让等之事公开，意在告知让等，使其有所准备，对何迸进行反扑，促使宦官与外戚内江，他在渑池按兵不动，实是“坐山观虎斗”，然后乘乱入朝，操纵朝政，为所欲为。这便是董卓以缓而其阴谋得逞之故。
2.缓以待变：郭嘉料敌制胜
郭嘉字奉孝，颍水阳翟人，是三国时代的奇才。他是曹操的谋士，从征十一年，设谋辄中，多立奇勋。操败袁绍，破冀州，定辽东，多赖其谋。在征乌桓途中，病逝，亡年三十八。操哀甚，谓荀攸等人说：“诸君年皆孤辈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后事属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后在赤壁大败，逃命归来，想起郭嘉仍痛哭失声，说：“若奉孝在，决不使我有此大失也。”可见操因敬佩其才而思慕之深。
郭嘉设谋画策，能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不拘于一偶。曹操西击乌桓，见黄沙漠漠，狂风四起，道路崎岖，人马难行，便有回军之意，乃征求郭嘉的意见。郭嘉说：”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辎重多而难以趋利，不如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备。”操乃密出卢龙口越白檀之险，在白狼山正遇袁熙、袁尚会合蹋顿等数万骑前来。敌仓惶应战，操军大破之，斩蹋顿，余将皆降，袁熙袁尚败投辽东。这一战役，郭嘉强调“兵贵神速”，但破冀州、定辽东却提出了“以缓待变”的计谋：
破冀州、定辽东
袁绍临危，立幼子袁尚为冀州之主，袁谭不服，因大敌当前，暂隐而不发。袁谭在黎阳与曹军战，大败，求救于尚。尚不发兵，想借操之力以除之。
谭大怒，议欲降曹。尚怕操、谭并力，冀州将危，乃率领大军来黎阳救谭。
谭闻尚自来，大喜，遂罢降曹之议。曹屯兵城中，尚屯兵城外，为犄角之势。
这时，袁熙、高干也领兵到来，屯兵城外，共同抗曹。操分路攻打，袁谭、袁尚、袁熙、高干皆大败，弃黎阳而走。操引兵追到冀州。谭与尚入城坚守，熙与干离城三十里下寨，虚张声势。由于袁氏兄弟同心协力，操兵连日攻打不下。郭嘉进计说：“袁氏废长立幼，而兄弟之间，权力相并，各自树党，急之则相救，缓之则柏争，不如举兵南向荆州，征讨刘表，以候袁氏兄弟之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而定也。”操善其言，乃引大军向荆州进兵。果不出郭嘉所料，操军一退，袁谭、袁尚两兄弟为争位，互相火并。袁谭不敌投降于操，想借操之力灭尚，然后并尚军以抗操。操虽知其诈，但利用其兄弟矛盾，便回师破冀州.袁尚败走。袁谭得统其众，欲复图冀州。袁氏兄弟同心协力仍难敌，何况这时袁谭已是孤军奋战，终在平原被曹军所杀。于是，曹操平定冀州。
“急之则合，缓之则离”
“急之则合，缓之则离”。这便是郭嘉平冀州的妙计，其定辽东之计亦如是。袁熙、袁尚兵败引数千骑奔辽东。时操在冀州，按兵不动，夏侯惇、张辽入禀说：“如不下辽东，可回许都。——恐刘表生心。”操说：“待二袁首级至，即使回兵。”众皆暗笑。忽报辽东公孙康遣人送袁熙、袁尚首级至。众皆大惊。使者送上书信，操大笑说：“不出奉孝之料！”众官问其故，操遂出郭嘉遗书以示之。书略说：“今闻袁熙、袁尚往投辽东，明公切不可加兵。公孙康久怕袁氏吞并，二袁往投必疑。若以兵击之，必并力迎敌，急不可下，若缓之，公孙康、袁氏势必相图，其势然也。”原来二袁来投，公孙康疑是有鸠夺鹊巢之意，本想赚入城杀之；但又怕操引兵下辽东，想留之为已助。故二袁来到，只推病不见。后探知“曹操兵屯易州，并无下辽东之意。”公孙康大喜，乃请二袁入见，使预埋的刀斧手砍下二袁之头，用木匣盛贮，使人赍书送给曹操。郭嘉计之妙、见事之神如此！
3.兵贵神速：吕蒙急取皖城
在《攻心》一节《离军心，吕蒙轻取荆州》一文里，我们可以看到吕蒙是一个很有智谋的将领，不仅如此，他还是个勇冠三军的猛将。
吕蒙作战风格：勇猛、快速
他的作战风格是快速机动，一决战就勇往直前，猛冲猛打。如孙权伐黄祖之役，吕蒙为前部先锋，黄祖令都督陈就领兵拒之。陈就引一队艨艟截住沔口，艨艟上各设强弓硬弩千余张，将大索系定艨艟于水面上。吕蒙领兵到，艨艟上鼓响，弓弩齐发，兵不敢进。吕蒙乃选小船百余只，每船用精兵五十人：二十人撑船，三十人各披衣甲，手执钢刀，不避矢石，直到艨艟傍边，砍断大索，艨艟遂横。吕蒙跳下小船，自举橹棹，直入敌船队，放火烧船。
敌都督陈就急待上岸，吕蒙舍命赶到跟前，当胸一刀砍翻。敌军于岸上接应，东吴诸将一齐上岸，势不可当。祖军大败。将士乘胜，进攻其城，黄祖闻陈就阵亡，乃弃城走，吴兵追擒杀之。孙权在表功时说：“事之克，由陈就先获也。”仅与敌军一交仗，就砍其都督之头，吕蒙作战勇猛、快速如此！其取皖城也如此，这次战役更显得他胆识超人。
兵贵神速：敌人措手不及
刘备因曹操已取西川，恐其犯川，乃割荆州三郡与东吴，请孙权取合淝，以促使曹操勒兵南向；孙权因操在汉中，也想乘势取合淝，乃聚众将商议。
吕蒙献策说：”现今曹操令庐江太守朱光，屯兵于皖城，大开稻田，纳谷于合淝，以充军实。今可先取 皖城，然后攻合淝。”吕蒙先攻皖城的策略是 正确的。因曹操在皖城屯田，其目的在于增加粮食，以增驻兵讨伐东吴，如断其粮道，合淝缺粮，攻之则赐，而更主要的是可以破曹操备粮攻吴的计谋。
权善其策，乃以吕蒙为先锋，自引诸将为中军。东吴兵临城下，皖城太守朱光一面派人往合淝求救，一面固守城池不出。权到城下看到，城上箭如雨发，射中孙权麾盖。权回寨，问众将说，“如何取得皖城？”董袭说，“可差军士筑起土山攻之。”徐盛说：“可竖云梯，造虹桥，下观城中而攻之。”吕蒙说：“此法皆费日月而成，合淝救军一到，不可图矣。今我军初至，士气方锐，正可乘此锐气，奋力攻击。来日平明进兵，午未时便当破城。”权从之。次日五更饭毕，三军大进。城上矢石齐下。吕蒙亲自擂鼓，众将拼命向前，士卒皆一齐而上，乱刀砍死朱光。余众多降，得了皖城，方才辰时。张辽引军至半路，哨马回报皖城已失，辽即回兵归合淝。“兵贵神速”，如不速破皖城，张辽救兵赶上，就如吕蒙所说，“不可图矣。”
用兵之道，变化无穷，或急或缓，因势而定。吕蒙以急破皖城，若缓则不可图；郭嘉以缓平冀州定辽东，若急则难平定，因事之不同，策之效果也各异。细探缓急之因，便得其中奥妙。
4.外缓内急：诸葛袭陈仓
孔明二出祁山时直取陈仓，因有郝昭把守，屡攻不下，因魏救兵至，乃撤回汉中；后知孙权同意出兵代魏，乃再出陈仓，他先令人去哨探。回报说：
“陈仓城中郝昭病重。”孔明说：“大事成矣。”遂唤魏延、姜维领兵五千， 限三日领兵攻陈仓；又唤关兴、张苞，附耳低言，如此如此。
“丞相真神计也！”
魏延、姜维领兵到陈仓城下看到，并不见一面旗号，又无打更之人。二人惊疑，不敢攻城。忽听得城上一声炮响，四面旗帜齐竖。只见一人纶中羽扇，鹤氅道袍，大叫说：“汝二人来的迟了！”二人视之，乃孔明也。二人慌忙下马，拜伏于他说，“丞相真神计也！”孔明令放入城，谓二人说：“吾打听得郝昭病 重，便令汝三日内领兵取城，此乃稳众人之心也。吾却令关兴、 张苞，只推点军，暗出城中。吾即藏于军中，星夜倍道径到城下，使彼不能调兵。吾军有细作在城内放火，发喊相助，令魏兵惊疑不定。兵无主将，必自乱矣。吾因而取之，易如反掌，兵法云'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正谓此也。”
原来，孔明和关兴、张苞领兵抵城下，时值郝昭病危，正呻吟之间，忽报蜀军到城下，昭急令人上城把守。孔明布置的细作却在各门放火，城中大乱。昭听知惊死。蜀军一拥入城。
以虚攻掩盖实攻
孔明这次袭陈仓，一是密，二是速。这时，郭淮已知郝昭病重拟派张郃去替他；为了瞒过敌人耳日，孔明用外缓内急的战术：唤魏延、姜维攻城，是明令，有意让人知道，但不急——有三日期限，实是虚攻，以迷惑敌人,他却与关兴、张苞暗中星夜出兵倍道攻城，密而急，是实攻。因其密而急，突然袭击，使带三千兵前来替郝昭的张郃未至，孔明已破了城池。
七、虚 实
《孙子兵法·虚实篇》说：“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这是说善于作战的将帅，能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这一军事思想，历来受到兵家的高度评价，《李卫公问对》指出，兵法千章万句，其要者莫过于“致人而不致于人。”能“致人而不致于人”，才能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使敌人随着自己的指挥棒行事，就能分解强敌，以少胜众，以弱胜强。而要“致人而不致于人”，孙子认为要“出其所必趋”，“攻其所不守”，“攻其所必救”，“避实而击虚”，这都是说攻虚击弱之法。而能否攻虚击弱，决定于能否善 于“示形”，所谓“示形”即伪装和欺骗。孙子强调“示形”要做到“无声”、”
无形”，“故能为敌之司命。”意思是说善于“示形”的，自己一方的动作，敌人毫无所知，这是因它伪装得很好，使敌人象是目盲耳聋一样，看不见形，听不到声；而我方却是目明、耳聪，对敌人动静一清二楚，所以能指挥敌人。
《三国演义》对孙子的《虚实篇》所提出的观点有了充分的发挥，且将之具体化、形象化。凡战胜者，大都与“示形”得好有关。孔明对虚实的运用，是因人因事而异，他知曹操懂得兵书所说“虚者实之，实者虚之”之法，就来个“实者实之”之法，即举火于此，伏兵于此，使曹操在华容中计。但在一次退兵中，却用添灶之法，使司马懿错误认为添灶是增兵，故不敢追击。
其实添灶是真，增兵是假，智如司马懿竟被他瞒过了。曹操袭白马却虚作“攻其所必救”，即进军延津假装袭袁绍之后，绍被迫分兵以应之，操当即从延津直趋白马，攻其无备，斩杀颜良，解白马之围。司马懿破公孙渊则是采取“攻其所必趋”的战术，因辽东守将坚守不出战，司马懿乃虚作袭其老巢， 迫使辽东守将回救，结果中伏惨败。 1.算华容：诸葛弄虚实
“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这是兵家常用之法，而孔明用此法却有新发展，使杰出的兵谋家曹操料不到而中了计。
“实则实之”
孔明算华容，既不用“虚则实之”之法，也不用“实则虚之”之法，而是用“实则实之”之法以瞒曹操。
刘、孙联军在赤壁大败曹操，孔明立即派将遣兵于路截击，唯独不理关公，关公要求出战，诸葛亮说：“今曹兵败，必走华容道，若令足下去时，必须放他过去，因此不敢教去。”关公乃立下军令状，说：“若曹操不从那条路上来，如何？”孔明说：“我亦与你军令状。”关公大喜。孔明说：“云长可于华容小路高山之处，堆积柴草，放起一把火烟，引曹操来。”关公说：
“曹操望见烟，知有埋伏，如何肯来？”孔明笑说：“岂不闻兵法'虚虚实 实’之论？操虽能用兵，只此可以瞒过他也。他见烟起，将说虚张声势，必然投这条路来。将军休得容情。”关公领了将令，引关平、周仓并五百校刀手，投华容道埋伏去了。
华容道瓮中捉鳖
曹操在逃命途中，先后被孔明所派遣的赵子龙、张翼德挡击，伤亡惨重，狼狈不堪，刚摆脱追兵，忽见前面有条路，不知所从，操乃问军士说：“哪条路近？”军士说，“大路稍平，却远五十余里。小路投华容道，却近五十余里；只是地窄路险，坑坎难行。”操令人上山观望，回报：“小路山边有数处烟起，大路并无动静。”操教前军便走华容小路。诸将说：“烽烟起处，必有军马，何故反走这条路？”操说：“岂不闻兵书有：'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诸葛亮多谋，故使人于山僻烧烟，使我军不敢从这条山路走，他却伏兵在大路等着。吾料已定，偏不教中他计！”诸将皆赞说，“丞相妙算，人不可及。”遂勒兵走华容道。途中，人饥马困，路小险峻，且适逢下雨，泥泞不堪，步履极难，倒下沟壑的，不计其数，行了数里，三停人马丢了二停，只有三百余人跟上。过了险峻，路稍平坦，曹操以为摆脱了敌兵追击，正在自夸其高明，突然一声炮响，西边五百校刀手摆开，为首大将关云长，提青龙刀，跨赤兔马，截住去路。操军见了，亡魂丧胆，面面相觑。如不是云长念及其昔日之情纵之归去，曹操这次必被擒无疑。
诸葛亮智算华容，可称神机妙算，其运用虚实之法既绝且奇，正如毛宗岗所说：“凡计之中人，必度彼为何如人，而后中之，则未有不中者也。又度彼之料我为何如人，而后中之，则又未有不中者也，彼方自以为智，而我即中之以其智，则正迎乎彼之意中。彼方料我之智，而我反中之，以我之愚，则又出乎彼之意外。如孔明之料曹操于华容也。夫举火于此，而伏兵于彼，则智人之所为，而为彼之所知。举火于此，而伏兵即在此，此愚人之所为，而为彼之不及料。操固熟知有兵家虚实之法，而不熟知孔明之知有兵家虚实之法，此其所以为孔明之所中与？” （第五十四回评） 2.分敌势：曹操袭白马
《三国演义》第二十五回写“救白马曹操解重围”的故事，由于作者为突出关公斩颜良的神勇，却没有写曹操如何分敌势袭 白马之计。其实，在 历史上，曹操这一仗打得很漂亮。
声东击西
汉末，建安五年，曹操与袁绍相拒于官渡，袁绍遣郭图，淳 于琼、颜 良进攻白马。袁绍则引兵到黎阳，将渡河。东郡太守刘延告急，是年夏四月，曹操北救刘延。荀攸向曹操献计说：“今兵少不敌，分其势乃可。公到延津，若将渡兵回其后者，绍必西 应之，然后轻骑兵袭白马，掩其无备，颜良可 擒也。”曹操从其计，袁绍闻曹操引军渡河以袭其后，果分兵以应之。讵料曹军一 到延津即引军直趋白马，未到十余里，颜良大惊，仑卒应战。张辽、 关羽出战，击破之，斩颜良。遂解白马围。（《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百战奇略》谈及《形战》，即以曹操袭白马为其例，并总结其经验说：
“凡与敌战，若彼众多，即设虚形以分其势，彼不敢不分兵以备我。敌势既 分，其兵必寡。我专为一，其卒自众。以众击寡，无有不胜。法曰：形人而我无形。”
“形人而我无形”
“形人而我无形”这话出于《孙子兵法·虚实篇》。原全文是：“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击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以战者，约矣。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曹操袭白马前，兵少于敌，虚袭敌后，使敌军分，“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必分兵把守，故袭白马时变成我众敌寡，以众击寡乃胜。曹操平生最爱读《孙子兵法》，他也是第一个整理和注解《孙子兵法》的人。他在《孙子序》中赞《孙子兵法》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曹操是三国时代杰出的军事家，而他之所以能成为杰出的军事家，与其熟读兵书战策，特别是与深入研究 《孙子兵法》有关。我们从他的作战谋略中大多可从《孙子兵法》中找 到根据。
3.用疑兵；孔明胜曹操
曹操善疑，孔明就以疑兵胜之。定军山被夺，夏侯渊被斩曹操统大军来报仇。两军隔汉水相拒。
曹操知兵法，不知诡计
玄德与孔明来看形挚，孔明见汉水上流头，有一带土山，可伏千余人，乃回营吩咐赵云：“汝可引五百人，皆带鼓角，伏于土山下，或半夜，或黄昏，只听我营中炮响，炮响一番，擂鼓一番。——只不要出战。”子龙受计去了。孔明却在高山上暗窥。次日，曹兵到来搦战，蜀营中一人不出，弓弩亦都不发。曹兵自回。当夜更深，孔明见曹营灯火方息，军士歇定，遂放号炮。子龙听得，令鼓角齐鸣。曹兵惊慌，只疑劫寨。及至出营，不见一军。
方才回营欲歇，号炮又响，鼓角又鸣，呐喊震地，山谷应声。曹兵彻夜不安。
一连三夜，如此惊疑，操心惊，拔寨退三十里，就空阔处扎营。孔明笑说：
“曹操虽知兵法，不知诡计。”遂请玄德亲渡汉水，背水结营。玄德问计， 孔明说：“可如此如此。”曹操见玄德背水下寨，心中疑惑，使人来下战书。
孔明批来日决战。
曹操多疑，以疑兵胜之
次日，两军会于中路五界山前，列成阵战。曹大军呐喊杀过来。蜀兵望汉水而逃，尽弃营寨，马匹军器，丢满道上。操见蜀兵背汉水安营已疑，今又见弃马匹军器更疑，遂下令：“妄取一物者立斩。火速退兵。”曹兵方回头，孔明号旗举起：玄德中军领兵便出，黄忠左边杀来，赵云右边杀来。曹兵大溃而逃。孔明连夜追赶。操传令军回南郑。只见五路火起——原来魏延、张飞得严颜代守阆中，分兵杀来，先得了南郑。操心惊，望阳平关而走。玄德大兵追至南郑褒州。安民己毕，玄德问孔明说：“曹操此来，何败之速也？”
孔明说：“操平生为人多疑，虽能用兵，疑则多败，吾以疑兵胜之。”
凡用疑兵，要先料其人可以疑而疑之，又要料我可以疑彼而后用之。曹军于博望被烧，新野受挫，乌林挨打，华容中计，都因遭孔明诡计所算之故，因而他与孔明对阵，一见风吹草动，便疑这疑那。孔明知曹操多疑而深懂兵法，乃以兵法疑之。先是以虚兵使其一连三夜心神不安，以夺其势，接着以背水结营、丢马匹军器以疑之，促其退，乃乘势掩杀，使之大溃，终获全胜。
孔明确是诡计多端。
4.诱敌动：仲达破公孙
孙武《虚实篇》说：“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可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司马懿破公孙渊，正是采取“攻其所必救”的战术。
料错了对手
辽东太守公孙渊起辽兵十五万杀奔中原。曹睿派司马懿领马步官军四万征讨之。懿令胡遵为先锋，引前部兵先到辽东下寨。
哨马飞报公孙渊。渊令卑衍、杨祚分兵八万屯于辽东。卑衍与杨祚商议说，“若魏兵来攻，休与交战。彼千里而来，粮草不继，难以持久，粮尽必退；待他退时，然后出奇兵击之，司马懿可擒也。昔司马懿与蜀兵相拒，坚守渭南，孔明竟卒于军中：今日正与此理同？”于是围堑二十余里，环绕鹿角，甚是严密。
攻其所必救
胡遵令人报知司马懿，懿笑说：“贼不与我战，欲老我兵耳。我料贼众大半在此，其巢空虚，不若弃却此处，径奔襄平；贼必往救，却于中途击之，必获全功。”乃勒兵从小路向襄平进发，卑衍得报：“魏兵往南来了。”大惊说：“彼知我平襄军少，去袭老营也，若襄平有失，我等守此无益矣。”
遂拔寨随后而起，早有探马飞报司马懿。懿笑说：“中吾计矣！”乃令夏侯霸、夏侯威，各引一军伏于辽水之滨；如辽兵到，两下齐出。结果，卑衍、杨祚中伏，卑、杨大败，奔至首山，正逢公孙渊兵到，合兵与魏兵再战，又大败，乃奔入襄平城里，闭门坚守不出。司马懿三面围困，网开一面，公孙渊粮尽，欲降不得，突围逃走，终被擒杀 5.添炉灶：孔明遏魏师
孔明四出祁山，斗阵大胜司马懿，意欲乘胜进军，那料后主中了司马懿的反间计，疑孔明将篡国，乃下诏令孔明班师回朝。孔明不退又怕欺主，只好遵诏退兵。
退兵却增灶以疑敌军
姜维问：“若大军退，司马懿乘胜掩杀，当复如何？”孔明说：“吾今退军，可分兵五路而退。今日先退此营，假如营内一千兵，却掘二千灶，今日掘三千灶，明日掘四千灶；每日退军，添灶而行。”杨仪说：“孙膑擒庞涓，用添兵减灶之法；今丞相退兵，何故增灶？”孔明说：“司马懿善能用兵，知吾兵退，必然追赶，心中疑吾有疑兵，定于旧营内数灶：见每日增灶，兵又不知退与不退，则疑而不敢追，吾徐徐而退，自无损兵之患。”遂令退军。
司马懿只知数灶中了计
司马懿得报蜀军人马皆退，因恐孔明多谋，不敢轻追，自引百余骑前来蜀营内踏看，教军士数灶，仍回本寨，次日，又教军士赶到那个营内，查三大灶数，回报说：“营内之灶，比前又增一分。”司马懿谓诸将说：“吾料孔明多谋，今果添兵增灶，吾若追之，必中其计；不如且退，再作良图。”
于是回军不追。孔明不折一人，望成都而去。次日，川口土人来报司马懿，说孔明退兵之时，未见添兵，只见增灶。懿仰天长叹说：“孔明效虞翊之法，瞒过吾也！”
虞翊，是东汉武都太守。羌兵曾在陈仓、崤谷拦截虞翊，虞翊用每天“增灶”的计策，迷惑对方，使之不敢追击，最后打败了羌兵。历史上，未见记载孔明增灶退魏军之事，《三国演义》作者借用虞翊增灶故事，即采用移花接木之法，渲染孔明退军之妙，以显孔明之智。《三国演义》有不少故事是虚构的，但其谋略大多都有所据，并非都是作者凭空设想。
八、战 守
战和守，即进攻和防御，这是战争最重要的内容，古代兵家所要探讨的，就是如何进行进攻和防御。《孙子兵法·形篇》就是谈论战守问题，孙子说：
“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守也；可胜，攻也。 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在春秋末期，即孙子生活的时代，已能建筑坚固的、较高大的城墙，但攻城的器械却很落后，破城甚难，故有“一女乘城，可敌十夫”之说，所以孙子说“不可胜，守也。”但可贵的是，孙子从其总的战略思想来说，是着重于进攻的，即使他谈防御也把它和进攻结合起来，他所说“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意思是说善于防守的，隐蔽兵力如藏于九地之下，使敌摸不着，无隙可乘；当一发现可以歼敌之机，立即率领部队，象从重霄而降迅猛进攻敌人，这样不仅能保存自己又能取得全胜。
《三国演义》有不少战例，就是正确地把防御和进攻结合运用，因而取得胜利。有的是先守后战，有的是先战后守而再战，这些战法，防守是手段，进攻是目的。贾翊向李傕、郭汜献深沟高垒坚守长安之策，其目的在于待远来之敌粮尽撤退而追歼之。张辽守合淝，孙权率大军来攻，因敌军来势汹汹，而守城将士信心不足，人心惶惶，张辽就趁孙权轻敌、立脚未稳，率猛士冲入敌阵袭击，以挫敌胆，提高士气，然后坚守城池，故敌人无法攻破。而当敌军一撤退，立即出城猛烈追击，几俘敌军统帅孙权。
是战是守，这是一门很复杂的军事艺术，难以刻板做出规定，这要根据客观形势和具体情况而定。因势不同，战守也异。如张绣、刘表与曹操战不利而坚守于众安，操因事撤军，张绣、刘表合力去追击，大败而回；后张绣听贾翊之策独率军再往追击，却大胜而回，这因操前有备而后无备之故。曹洪守潼关，操令其坚守，并以十日为限，供不自量力，出关迎战锐气正盛的西凉军，结果失关而逃。司马懿扼守秦川，使诸葛亮不能越雷池半步，终病逝于五丈原。故《孙子兵法·谋攻篇》说：“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
1.守后战：僱汜听贾翊
贾翊甚有智计，有良、平之称。李傕、郭汜能暴乱一时，都靠贾翊之谋；是战是守，他能因事、因时、因势而为之制订对策。
深沟高垒，待敌粮尽击之
王允用连环计除掉董卓，大赦天下，独不赦卓死党傕、汜 等，他们惊惶 不安想各自逃生，时翊在卓军中，他独持异议说：
“诸军若弃军单行，则一亭长能缚君。不着诱集诸人，并本部军 马， 杀入长安，与董卓报仇。事济，奉朝廷以正天下；若其不胜，走亦未迟。”
傕、汜听其谋，煽动聚众十余万，攻入长安，杀死王允，战败吕布，乃得占据长安，独掌朝政大权。西凉太守马腾、并州刺史韩遂为勤王室乃举起义旗，引军十余万抵长安城下。李傕、郭汜与贾翊商议御敌之策，翊说：“二军远来，只宜深沟高垒，坚守以拒之，不过百日，彼兵粮尽，必将自退，然后引兵追之，二将可擒矣。”可是，李蒙、王方等将坚决要求出战，傕、汜听之，结果二将大败身亡。这时，傕、汜才信贾翊有先见之明，重用其计，只理会紧守关防，由他搦战，并不出迎。果然西凉军未及两月，粮草俱乏，只得拔寨退军，傕、汜派军追击，西凉军大败而逃。
实是“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之运用
傕、汜听贾翊计犯长安，史有其事，史书也记有马腾、韩遂谋袭长安事，但未见载有贾翊献先守后战之计。但这并非作者凭空创造，它只不过是古代计谋的再版。所谓贾翊“深沟高垒”之谋，即李左车劝陈余之策。据《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韩信、张耳以兵数万，欲东下井径击赵。赵王、成安君陈余闻汉且击之也，聚兵井陉口，号称二十万。”广武君李左车说成安君说，“闻汉将韩信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新蝶血阏与，今乃辅以张耳，议欲 下赵，此乘胜而去国远计，其锋不可当。臣闻 '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 后衅，师不宿饱。’今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其后。愿足下假臣奇兵三万人，从间道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坚营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吾奇兵绝其后，使野无所掠，不至十日，而两将之头可致于戏下。愿君留意臣之计！否，必为二子所擒矣！”陈余认为“义兵不用诈谋奇计”，不听其策，果被杀。李左车的策是妙策：韩信军初来，其锐气正盛，先避其锐气，深沟高垒勿与战，断其粮道，使韩信军欲攻不能，欲退不得，且双方兵力又如此悬殊，“两将之头可致于戏下”
是可能的。故韩信闻李左车献此策，十分担忧，后知不用大喜，乃能用计破赵。作者虚构贾翊的深沟高垒之策正是仿此。这其实是《孙子兵法·军争篇》所说的“避其锐气，击其隋归”之法。
2.再追击：张绣败曹操
傕、汜败后，贾翊依附张绣，也多献奇计。
同样追击，前后败胜不同
《三国演义》第十八回写张绣、刘表与曹操战不利，乃驻守于安众，以图后计，适操因探知袁绍欲袭许都乃即日回兵，细作来报，绣欲追之。贾翊说：“不可追也，追之必败。”刘表说：“今日不追，坐失机会矣。”力劝绣引军万余同去追之，约行十余里，赶上曹军后队，曹军奋力接战，绣、表两军大败而退。绣对翊说：“不用公言，果有此败。”翊说：“今可整兵再往追之。”绣与表都说：“今已败，奈何复追？”翊说“今番追去，必获大胜；如其不然，请斩吾首，”绣信之，刘表疑虑，不肯同去。诱乃自引一军往追，果大胜而回。
为什么张绣、刘表两军合力去追击大败而还，而张绣只独自引一军再去追击却大胜而回？胜败如此离奇是什么原因？刘表百思不解，乃向贾翊请教说。“前以精兵追退兵，而公曰必败；后以败卒击胜兵，而公曰必克：究竟悉如公言。何其事不同而皆验也？”翊说：“此易知耳。将军虽善用兵，非曹操敌手。操军虽退，必有劲将为后殿，以防追兵，我兵虽锐，不能敌之也，故知必败。夫操之急于退兵者，必因许都有事：既破我追军之后，必轻骑速回，不复为备，我乘其不备而更追之，故能胜也。”
前追击敌有预防，后追击出敌意外
贾翊能料胜败之机，这是因他能审时度势、知彼知己。退兵，有真退假退，不管哪一种退，善于用兵者必防御追兵而采取万全措施，故有的能干战场上战胜敌人，却往往在追击时因轻敌致被打败，故孙子有“归师勿遏”之说。贾翊深知曹操能用兵且他这次退兵非败而退，而是胜而退，所以不能等闲视之，如假退追之必上当；如真退也必然有所防备，故贾翊料其“必有劲将为后殿”；而曹操兵力较张绣、刘表强，翊深知绣、表用兵皆非操之敌手，所以反对追击。事实上，绣、表对操退兵部署毫无所知，也不采取对策而盲目追击，说明两人都是庸才，被打败是必然之事。按照一般常理，第一次追击被打败了，败者惊魂未定，是不会想到再去追击的。绣、表是这样想，操也是这样想。可是，贾翊却能用辩证法观点来审时度势，他料到操在打败追兵后决不会想到敌人再来追击，必然毫不防备，再去追击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纵使张绣一军前去，也能以弱胜强。
上述故事和贾翊论胜败之机，基本上符合史实，详见《三国志·魏书·贾翊传》。
3.挫敌胆：张辽镇合淝
合淝之战，对于魏军来说，应是一场保卫战，但魏军却以先攻后守而取胜，始终守住合淝，并重创敌人。当时，敌对双方力量很悬殊，吴军众而魏军寡，众利于攻，寡利于守。
挫敌威以稳定军心
可是，由于合淝守军因敌众已寡，军心惶惶，能否守住合淝，缺乏信心，合淝守将张辽乃决定先挫敌威，然后始可谈守。他率领敢死之士英勇出击，打得吴军丧魂落魄，不敢窥视合淝。
《三国演义》所写的合淝之战，与史实基本相符，但《三国志·魏书·张辽传》所记载的更详，更能显示这位魏国名将的超人智勇。曹操征孙权回，使张辽与乐进、李典等将兵七千余人守合淝。及征张鲁，乃留一书给护军薛悌，傍书云：“贼至乃发。”孙权统领十万大军围合淝，张辽等乃开展封书，书说：“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众将因敌众已寡有疑忌。张辽说：“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指教。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威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
众志成城，坚不可摧
原来张辽耽心李典不同意出战，但李典听了张辽的话，慨然而起说：“此国家大事，顾君计何如耳，吾岂可以私憾而忘公义乎！”于是，决定出战。
张辽与李典、乐进素不和睦，这时大敌当前，却能不记前嫌，团结对敌。张辽当夜召募得敢死之士八百人，乃杀牛飨将士，准备明晨出战。天刚破晓，张辽披甲持戟，率先冲陷敌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声喊着自己名字，冲入敌军营垒，直至孙权麾下。孙权大惊，其将士仓惶不知所为，慌忙走上高冢，以长戟自守。张辽喝孙权下战，孙权吓得不敢动，因见张辽兵少，乃派兵将之围困数重。张辽左右突围，直前急击，围解，辽将麾下数十人得出。
其余众号呼说：“将军弃我乎？”张辽乃翻身杀入，援出余众。自天晓战至中午，东吴人马被打得七零八落，无敢当者。吴人锐气大挫，魏军士气大振。
张辽回军加强守备，将士安心悦服，上下一心守城。孙权攻城十余日不下，乃引军自退。张辽率诸军追击，孙权几乎被擒。建安十二年，曹操到合淝，巡视张辽战斗之处，赞叹不已。
合淝之胜，不仅因张辽智勇超群，而在大敌临城之际，张辽、李典、乐进不因私嫌而误公事，能团结抗敌；加以张辽处危 难之地，不舍众而自全， 与部属共生死，故能上下一心，以一当十，因而众志成城，坚不可摧。
4.轻出战：曹洪失潼关
因父亲马腾被曹操所杀，马超为报仇雪恨与其义叔、西凉太守韩遂，共起二十万大兵，杀奔长安。西凉兵万众一心，锐气甚盛，勇不可当，迅速攻入长安，直指潼关，守将钟繇告急。曹操 闻讯，立即唤曹洪、徐晃吩咐： “先带一万人马前往，替钟繇守潼关。如十日内失关隘，皆斩：十日外，不 于你二人之事。我统大军随后便至。”
不自量力，潼关失守
曹洪是曹操的从弟，曹操起事就追随左右，他作战勇敢，屡立战功，且对曹操忠心耿耿，曹操几次临危都因得他拼死相救而脱险，故甚得曹操的信任。但他为人性躁，操恐其误事，乃派徐晃助之。曹洪、徐晃到潼关，坚守关隘并不出战。马超领军来关下，把曹操三代辱骂。曹洪大怒，要提兵下关厮杀，徐晃谏说：“此乃马超要激将军厮杀，切不可与战。待丞相大军来，必有主画。”马超军日夜轮流来骂。曹洪不自量力，只要厮杀，徐晃苦苦挡住。至第九日，在关上看时，西凉军都弃马于关前草地上坐，多半困乏，就于地上睡卧。曹洪教备马，点起三千兵杀下关来，西凉兵弃马抛戈而走。洪迤逦追赶。时徐晃正在关上点视粮车，闻曹洪下关厮杀，大惊，急引兵随后赶来，大叫曹洪回马。忽然背后喊声大震，马岱引军杀至。曹洪、徐晃急回走时，一棒鼓响，山背后两军截住：左是马超，右是庞德，混杀一阵。曹洪 抵 挡不住，折军大半，撞出重围，奔至关上。西凉兵随后赶来，攻入潼关，曹洪等迫得弃关而走。
用人唯亲，其败必然
同是众寡悬殊，为何张辽出战而保住合淝，曹洪出战而失了潼关？孙权兵虽众，师出只不过是为争城夺地，且认为破合淝势在必得，有轻敌思想；张辽则趁其初至营垒未坚突然袭击，使敌措手不及，故战而胜之。西凉兵同仇敌忾，且马超世之虎将，而曹洪想凭勇而以寡胜众，其丢失潼关是势所必然。而潼关之失，也与曹操用人唯亲有关：他虽知曹洪性躁，因其是亲可信而用 之；徐晃虽是名将却非其所亲而不托以重任，仅任为副职。如守城主 将非曹洪而是徐晃，十日之内潼关可保。故潼关之失，实由曹操用人不当，说曹操失之亦可。势、人、谋不同，其守战之法、胜败之因也异。
5.老蜀兵：仲达守秦川
孔明自引一军屯于五丈原，屡令人搦战，魏兵只不出。孔明乃取巾帼并妇人缟素之服，盛于大盒之内，遣人送给司马懿。懿对众启盒视之，内有巾帼妇人之衣，并书一封。
甘受巾帼素衣之辱
司马懿拆视其书，略说：
“仲达既为大将，统领中原之众，不思披坚执锐，以决雌雄，乃甘窟守土巢，谨避刀箭，与妇人又何异哉？今遣送巾帼素衣至，如不出战，可再拜而受之。倘耻心未泯，犹有男子胸襟，早与批回，依期赴敌。”
司马懿看毕，心中大怒，——乃佯笑说：“孔明视我为妇人耶！”即受之，令重待来使。懿问：“孔明寝食及事之烦简若何？”使者答：“丞相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啖之食，日不过数升。”懿顾谓在座将领说：“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
众将知司马懿受巾帼素衣之辱，皆愤愤不平，入帐告说：“我等皆大国名将，安忍受蜀人如此之辱！即请出战，以决雌 雄。”懿说：“吾非不敢 出战，而甘受辱也。奈天子明诏，令坚守勿动。今若轻出，有违君命矣。”
众将俱忿怒不平。懿说：“汝等既要出战，待我奏准天子，同力赴敌，何如？”
众皆允诺。懿乃写表遣使，直至合淝军前，奏闻魏主曹睿。睿知其意，乃令辛毗持节至渭北传谕说：“如再有敢言出战者，即以违旨论。”众将只得奉诏。蜀将闻知此事，报与孔明，孔明笑说：“此乃司马懿安三军之法也。”
姜维问：“丞相何以知之？”孔明说：“彼本无战心，所以请战者，以示武于众耳，岂不闻：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安有千里而请战者乎？此乃 因司马懿因将士忿怒，故借曹睿之意，以制众。今又播传此言，欲懈我军心也。”正论间，忽报费祎到，乃请入问之，知吴兵为配合孔明北伐而进攻合淝无功而还，孔明长叹一声，不觉昏倒于地。众将急救，半晌方苏。孔明叹说：“吾心昏乱，旧病复发，恐不能生矣！”从此，呕血不止，一病不起。
“既生亮，何生懿？”
司马懿和孔明都是三国时代杰出的军事家。上述的故事都是引自《三国演义》第一百零三回，这一回书很能反映出历史上司马懿的战略思想。孔明六出祁山，屯兵于五丈原，战略决策是以攻为守，企图在敌有变时北图中原；司马懿明知其谋，且当时灭蜀时机尚未成熟，故以防御为主，扼守秦川前线，以老蜀兵，使孔明无所作为。因此，孔明六次出祁山，最大战果只不过取得三郡，但随之复失，尔后都劳而无功。建兴十三年（公元235年）春，孔明与司马懿相拒于渭南，以前每因粮不继，不能继续北伐，于是乃分兵屯田，为久驻之计。但这时孔明已病入膏盲，司马懿知其“所啖之食，日不过数升”，料其将死，故甘受巾帼素衣之辱，怒而不发。其年八月，孔明病卒于军中，时年五十四。及蜀军退，司马懿巡视其营垒处所，叹说：“天下奇才也”。
孔明虽是奇才，因与奇才司马懿相遇而不得行其志，终于“出师未捷身先死”。
因此，毛宗岗为之感叹：“既生亮，何生懿？”（第五十七回回评）
《三国演义》为何有如此吸引人的魅力呢？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三国演义》汇总了我国几千年来的古代智慧，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用众智写成的不朽名著
《三国演义》并非成书于一时一人，而是人民群众的集体创作。东汉末年，群雄崛起，争战不已，时间长达近百年，从魏、蜀、吴立国算起也近半个世纪。由于三国故事十分丰富动人，它并不因三国归晋而泯灭，而是在民间广泛流传，它的诸多英雄人物的事迹，更是吸引人，人们对他们十分敬佩和怀念，在其流传的过程中，不断将之美化，对于一些反面人物则极其憎恨，不断将之丑化。在这同时，文人写的稗史也记录了很多三国动人的故事，据说魏晋时有200多本。宋时，已有专讲三国故事的人，即专说“三分”的说书人。迄元，已出版了可能是说书人的话本《全相三国志平话》，并出现了不少有关三国故事的杂戏，如《祭风》、《哭周瑜》、《五丈原》、《三战吕布》等。生活于元末明初有志于图王的罗贯中在前人对三国故事加工、创作的基础上，以陈寿的 《三国志》和”裴注”的史实为主线，参考了《全相 三国志平话》的结构，吸取了稗史、杂剧、传说、说书的精华，写成了《三国志通俗演义》，至清，经毛宗岗的修订，才最后定稿，书名改称《三国演义》，这说明，《三国演义》的成书，经历了酝酿、创作、定稿的三个阶段，时间从三国故事流传至清长达1000多年，参加创作的有说书人、戏剧家和文人学者，以及民间加工者，这部不朽名著《三国演义》正是用众智写成的。
《三国演义》所写的是近一个世纪的大动荡时代，它涉及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反映了封建社会各种极其尖锐而复杂的矛盾，塑造了诸多栩栩如主的历史人物，再现了无数惊心动魄的古代战斗，如此长篇巨著，如果不集思广益，借鉴前人的经验和成果，只是靠个人的虚构，那是不可想像的。《三国演义》的种种战斗，是以《孙子兵法》为指导思想，揉合古代兵家的理论，将历史上著名的战役融化于其中，结合三国时代的战争实际写成的。古代兵法的庙算、攻心、伐交、料敌、应变、用奇、造势，示形、用诈、用术等，在《三国演义》里都具体化、形象化了。又如《三十六计》里的“美人计”、“二虎竞争计”、“驱虎吞狼计”、“假途伐虢计”，以及韩信的“十面埋 伏计”和虞翻的“增灶退兵计”等，都被《三国演义》将之花样翻新，加以运用。但它不是照搬，是将之改造纳入所再现的战役，因而显得有声有色。
其着重描绘的还是三国时代的战争，如赤壁之战写得多么波澜壮阔，五彩缤纷，而这主要是靠作者的天才虚构：又如曹操解白马之围和司马懿平公孙康叛乱时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郭嘉平冀州、定辽东时献“急之则合，缓之则离”之计，这都显示了三国时代兵谋家的惊人智慧！在人物的塑造上，有些不朽人物形象也是在不断加工的过程中形成的。如对诸葛亮形象的塑造就是这样。在元代已有关于诸葛的杂戏，如 《博望烧屯》、《诸葛论功》、《黄鹤楼》、 《诸葛祭风》、《五丈原》、《烧樊城》等。《全相三国志平话》 写诸葛故事也最多。罗贯中塑造诸葛形象时，显然是吸取上述素材加以再创造的，如”三顾茅庐”，《全相三国志平话》写得很简略，还说他是神仙，看了令人感到索然无趣； 《三国志通俗演义》把他拉回人间，以虚写实、烘 云托月的手法，把诸葛亮的亮大形象和刘备求贤若渴的心态描写得活灵活现，使“三顾茅庐”成为求贤的典范，传世的妙篇。可是，诸葛的形象还不尽善尽美，除了有点“近妖”之外，在个别描写上还存在严重的缺点，如写诸葛认为魏延脑后有”反骨”，把魏延和司马懿一起诱进并准备烧死于葫芦谷，魏延逃出后，诸葛又将之嫁祸于杨仪，以加剧两人的矛盾，对如此写法，毛宗岗修订的《三国演义》将之删掉了，这才不便诸葛由智者变成奸人，保持了诸葛的高大形象。其他典型的塑造，如阿斗投降后在魏国参加了司马昭举行的宴会时，他看魏舞听蜀乐都手舞足蹈、”乐不思蜀”的神态，以及关于奸雄曹操的种种精采表演，素材也多取自传说、戏剧、史书、稗史，并加以敷衍、夸张、改造。可以说，《三国演义》的动人故事情节和不朽的典型形象，多是集众智形成的。
集古代智慧之大成
中国4000多年光辉灿烂的文化，闪烁着我们祖祖辈辈的智慧。《三国演义》正是集古代智慧之大成，将之体现在其所塑造的主要人物身上。它的智慧不是全集中于个别人物，而是体现于诸多人物的身上。过去有人认为诸葛亮是《三国演义》智慧的化身，这不够全面，说表现在他的身上较突出可以，但不能说只他是智者，其他大都是愚者，如果是这样，这部书就不会那么吸引人了。正因三分鼎立的魏、蜀、吴都拥有众多人才，即众多的智者，如魏的曹操、司马懿、郭嘉、程昱、贾翊，蜀的刘备、诸葛亮、庞统、姜维、蒋琬、费祎，吴的孙权、周瑜、鲁肃、吕蒙、陆逊，他们虽都是智者，但各有短长，这使彼此斗智比才各有输赢，才能引人入胜，使人每谈到其精绝处，不禁为之拍案赞叹。“攻心为上”，而攻心最高水平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我们不能说只是诸葛亮能用这绝妙战法，他的“七擒七纵孟获”是攻心的绝唱，能称为攻心绝唱的倒是吕蒙袭荆州擒关羽。诸葛亮平南方以“攻心为上”，虽取得了最佳效果，即使南人不复反，但是在双方反复的、激烈的较量和争战之后，死人不少，如火烧藤甲兵，这不能称为不战而屈人之兵。吕蒙袭荆州，先是用种种计谋使关羽麻痹大意，集中主力围樊城而无后顾之忧，他不费一兵一卒用白衣袭荆州，入荆州时严军纪以及安抚和保护随关羽出征的将兵的家属，以瓦解其军心，当曾以善待士卒著称的关羽回军途中，因军心已散，不战而溃，关羽这个具有“万人敌”本领的猛将终于被擒，这确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对刘备、孙权，过去研究者也不将之列入智者之列，其实刘备是个攻心大师，他的掷阿斗、要投江、辞徐州、遣众将、托孤话，尽得攻心妙用，故都收到最佳效果。对其事业起了重要作用；孙权明于知人，善于选将用将，不穷自己出征而捷报频传，非明智的统帅不能如此。以雄才大略著称的曹操，张绣曾几乎置之于死地，杀其长子、侄儿和爱将，而他从全局利益出发，忘却“淯水之难”的深仇大恨，“矫情任算”收降张绣，并结为儿女亲家，非大智者不能为之。
《三国演义》的用人艺术，也是我国古代智慧的体现。它阐述三国兴亡的原因，无不归结于能否用得其人，这说明用人是何等重要！三国用人都各有所长，如刘备的”明于知人”，孔明的“德才兼备”，曹操的”唯才是举”，孙权的“疑之不用，用之不疑”。他们既有其用人不同的特点，也有其共同之点，即不论资排辈，破格用人；不论亲疏，赏罚分明，以及其各有巧妙的御人术，等等。
《三国演义》的智慧还体现在艺术的开拓和创造上，如用美的辩证法塑造典型人物，并能从发展、对比、矛盾中刻画人物性格；在结构上，将故事情节如此头绪纷坛、纵横交错，组成一个完整的美妙的整体。在这些方面，其同代的同类的中外文学作品是不能与之媲美的。还有它的造形、行情、写景的诗情画意，对以后文学创作也同样有较大启迪和影响。《三国演义》的上述的继往开来的艺术成果，显然是作者集众人的智慧所创造的。
具有多种借鉴作用
智慧与才智，智谋是同义词，是指对事物具有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发明创造的能力。没有这种能力前，人类长期是大自然的奴隶，有了这种能力，才逐渐成为大自然的主人，能改天换地。我国古代人早就认识到智慧的重大作用。《项羽本纪》记载：项羽与刘邦在广武相持不下，项羽要求与刘邦斗力，一决雌雄，刘邦笑着说：”吾能斗智，不能斗力”。结果善于斗智的刘邦终于打败能“力拔山”、勇冠三军的项羽。西汉时出版的《淮南子·主术训》也说：“众智之所为，无不成也。”可见，智慧是胜利或成功之本。
是智慧必能正确认识或正确反映客观的规律，所做的事会取得成功，相反，会遭到挫折或失败，就不能称为智慧。智慧有种种，有的能正确反映事物总的规律，有的能正确反映相类事物的共同规律，有的能正确反映一定事物的规律。因此，能相应地、实事求是地运用古代智慧，对我们的事业是会起有益的作用的。
《三国演义》的许多谋略，虽然是应用于战争，但都可应用于社会上的一切竞争或斗争，即包括政治、经济、外交以至国与国之间的各种纷争。”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是出于《孙子兵法》，但《三国演义》运用于描绘三国之间的争战是有所发展的。毛宗岗对于邓艾与姜维（一百一十回）斗争的胜败评点说：“知己，而不知彼亦足以知己，是不得谓之知已；知彼，而不知彼亦料我之知彼，则不得谓之知彼。”这段评点说明，《三国演义》不只是照搬孙子兵法，而是有所创建的。孙子的“知彼知己”仅是从一方面说，只有你“知己知彼”，而对方不知已不知彼，当然你是“百战不殆”的，如果对方也”知己知彼”，那你就不一定”百战不殆”了。如果知已，亦能料彼是否知已，知彼亦能知彼是否能料我知彼，这样才能采取万无一失的对策，始能“百战不殆”。《三国演义》还将“固本始能战”、“攻心为上”“避实击虚”、“声东击西”、“先发制人”、“随机应变”等智谋运用于三国争战，加以生动的描述，使这些古代兵法形象化、具体化，使人易于了解和借鉴。如果不懂得吸取这些智谋，是不可以言竞争或斗争的。
有些中外学者预言：“在21世纪，中国古典小说能引起世界注目的非《三国演义》莫属，尤其是它的应用研究。”这是否科学预言，抑或是夸大之词，这只能到21世纪才能分晓。但可以肯定的是，《三国演义》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华氏族的智慧将在国际竞争中日益发扬光大。
第一章 鉴古观今
“温古知新”，现今需要鉴古，因历史不能割断，历史往往会重演，虽然内容不同：我们如能正确借鉴前人的成功经验，可少走弯路。三国智谋体现于社会科学所有领域，在各方面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遗产，对今天的政治、军事、经济、外文、法律、人事仍很有借鉴作用。
一、政治：三国兴起的原因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割据，逐鹿中原，当时强的有：淮南袁术，兵粮足备，称霸一方，冀州袁绍，地广民众，人才济济，荆州刘表，据用武之国，威震九州，西蜀刘璋，有天府之国，国富地险。这时，曹操军力最弱，刘备寄人篱下，孙权还未登上政治舞台。可是，曹、刘、孙后未却成气候，分别创造了魏、蜀、吴，而袁术、袁绍、刘表、刘璋等人都先后被消灭了，这是什么原因？
策略正确
要图天下，制订正确的策略是关键的一着。在政治舞台上较量，必须有政治眼光，对政治形势有透切的了解，才能做正确的分析，制定符合客观实际的策略。否则，好像瞎人骑瞎马，乱碰乱撞，未有不翻跟头，或摔死的。
曹操和袁术、袁绍都想当皇帝，由于他们的政治眼光不同，策略各异，结果不一样。在群雄中，袁术是第一个称皇帝的。本来在那个乱哄哄的时代，谁当皇帝都行，只要有本事。所谓“本事”是指统一天下的本事，而统一天下要有正确的策略。袁术没有这种本事，也没有提出什么策略，只是一心想当皇帝，以享荣华富贵。他主观上认为他家“四世三公”，是“百姓所归”，” 应天顺民”，该当皇帝。当他征求部属意见时，大家沉默不言，实是反对，他还是自封为皇帝。所说“百姓所归”、“应天顺人”。是自欺欺人。他占据南阳时，“奢淫肆欲，征敛无度，百姓苦之。”他当皇帝后，“荒侈滋甚，后宫数百皆服绮縠，余梁肉，而士卒冻馁，江淮间空尽，人民相食。”由于人心军心厌弃，先为吕布所破，后为曹操打败，奔青州投其侄子袁谭途中病死。袁术只徒有皇帝之名，无皇帝之实。曹操则相反，虽无皇帝之名，却有皇帝之实。曹操对当时政治形势的认识，头脑是清醒的：当时汉虽弱，但拥汉派的大有人在，故采纳荀彧的“奉天子以从众望”的策略，将皇帝的实权一下抓到手里，“挟天子以令诸侯”，名正言顺地号令四方，要统一天下，要有众多人才，乃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使才智之士从四面八方投其麾下，为之出谋献策，才能称雄北方，袁绍是个好谋无断的典型。他虽有吞天下之志，但才力不足，喜谈谋略而不能决，有正确战略也不能采用，往往错过良机。他在官渡与曹操相持时，许攸截住曹操的催粮书，知其粮尽，建议“两路击之”，如行此策，打败曹操是大有可能的，袁绍反认为“此书乃诱敌之计也”，说“攸是操的奸细”，将之逐出。攸乃投操，教其到乌巢烧粮，操从其计行之，绍军无粮，军心惶惶，曹军乘胜追击，袁军全溃，官渡之战被打败，决定了袁绍集团的灭亡。
刘备以统一天下为已任，刘表和刘璋则胸无大志，只图割据偏安。曹操统兵征乌桓，刘备劝刘表趁许昌空虚，以荆襄之众袭取之，刘表说：“吾坐踞荆州足矣，岂可别图？”当时，群雄逐鹿，你不灭人，必被人所灭，决不容其”坐踞荆州”，刘表因错过袭取许昌良机，使曹平定北方后，挥戈南下，夺取荆州。刘璋心地虽仁慈，但为人闇弱，这种人是守不住地盘的。刘备按照孔明的”隆中决策”，与孙权联合打败曹操，占据荆州后，就着手图川，恰好刘璋邀他入川拒张鲁，张鲁不足为患，让刘备入川是“请狼入室”，结果是自取灭亡，刘璋没有政治头脑如此。
孙权善于举贤任能，故贤能竭力相辅，五湖四海之士纷来归附，竭力相助。鲁肃献的“榻上策”，他奉为国策。此策的要点是，“竟长江所极而据守之”，鼎足江东，伺机以图天下，此策起正确的。要图天下，首先要“深根国本”，因荆州在扬州上游，对东吴威胁大，不占据荆州则难确保东吴的安全；且荆州是用武之国，进可直趋宛洛，直捣曹操的老巢，退可据长江大堑而守。此策对于孙权鼎足江东起了极大的作用。由于孙权的战略正确，又有众才相助，曹操、刘备曾先后犯，都以失败告终。
人心向往
争天下，胜败决定于人心向背，故说“得人心的得天下”。人心包括民心、军心、将相之心，这“三心”是互相关联、互相影响的，这“三心”缺一不可，得这“三心”必兴。曹、刘、孙为图天下都注意收拾人心，尤以刘备为最。刘备虽说是”中山靖王胜之后”，实无可考，自己也无靠山，他起自民间，是一个“织履之徒”，一个很普通的平民百姓，后能建立蜀国，全靠自己的本事。他最大的本事是善于”攻心”，故很得人心，他“携民渡江”、“要投江”，荆襄军民感其德都誓死相随；”摔阿斗”、“遣众将”以结将心，使众将死心塌地为之效力：“三顾草庐”，表示其求贤若渴，以“鱼水关系”相待，说明对孔明信任无间，使孔明感其诚，下山相辅，“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即使是夺人之国，首先考虑的还是“人心”，他入川是为谋蜀。
但他不纳庞统之策，反对“杀其主夺其国”，趁驻守葭萌关拒张鲁之机，广施恩惠，收拾民心；及起兵夺蜀，不扰民，优待俘虏，故甚得人心，入成都时，百姓香花灯烛，迎门而接。因人心归附，蜀汉政权极其巩固。
曹操得将士之心，是因其赏罚分明，史称他“攻城拔邑，得美丽之物，则悉以赐有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四方献御，与群下共之。”他出征，如遇稻麦熟，可延缓时，就暂罢征，因恐伤农，如不能延缓，就严禁军士践踏。有一次他骑的马失足误入麦田，践坏了一大片，他“割发以代首”，承认其伤农是犯法，应受惩罚。取冀州后，减免赋税，以收拾人心。曹操虽奸，但他比袁术等害民贼强得多了，他能成大事不是偶然的。
孙权也得人心。孙权一见鲁肃，交谈甚悦，来宾告退时，独留鲁肃，邀他入内室，共坐在榻上对饮，虚心请教，肃因之倾心，与之谈图天下的策略，权大为赞赏，“拔鲁肃于凡品”。鲁肃得遇明主也竭力相辅。操大军南下，吴国危急，众文士主张投降，独鲁肃坚持联刘抗操。曹操被打败，鲁肃从前线回，孙权远接，“持鞍下马”迎候，对其敬重如此。孙权用人，疑之不用，用之不疑，因其信任人，人也效忠他。周瑜率军抗操，操派其同窗好友蒋干说瑜归降，瑜大义凛然申明：他“遇知己之主，”“情同骨肉”，“祸福共之”，其效忠于权之志坚定不移。孙权还在生活上对部下关怀备至，有患病的，常送医送药上门，甚至亲自监护。由于君臣休戚与共，终孙权之世，东吴安如磐石。
策略正确，人心向往，三国之兴，实由于此。在古代能建国、治国的，都靠这两条。揆之当令，也是如此。
二、军事：一部活的兵书
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频繁，在世界上是仅见的；因而兵书之多，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据说共有1300多种，留存到今天的还有四五百种之多。传说我国兵书起源于黄帝，在西周时已有《军志》、《军政》两书，这说明我国兵法源远流长。现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古代兵法有《武经七书》，即《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六韬》、《黄石公三略》、《尉缭子》、《司马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以及影响较大的《孙膑兵法》、《武经总要》、《纪效新韦》、《练兵纪实》等等。《三国演义》的谋略正是凝聚着我国古代兵书的精华，如庙算、攻心、伐交、料敌、应变、用奇、造势、示形、用诈、用术、用间，等等。它是我们祖先遗国下最珍贵的遗产之一。
三国谋略与《孙子兵法》
要理解三国的谋略，首先要弄清楚它和《孙子兵法》的渊源关系。不懂《孙子兵法》，则不能把三国谋略概括到理论的高度；不读《三国演义》， 则不能更好地、具体地领会《孙子兵法》的战略、战术。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是神和形的关系。《三国演义》虽然是集古代智慧的大成，而《孙子兵法》却是它的灵魂，它的一切谋略基本上是以《孙子兵法》作为指导思想的。
《孙子兵法·谋攻篇》提出了“全胜”思想，它认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个思想后来孙膑归纳为“攻心为上”。《三国演义》所写的许多迷人的战役都依据于此，如刘备巧夺西蜀、吕蒙智袭荆州、孔明三气周瑜、诸葛七纵孟获，等等，诸葛亮在与周瑜争夺荆州的斗争中，也是“攻心”战略的具体运用：先是采取“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之计，让周瑜与曹仁拼得你死我活之际，不费一卒而袭取南郡：
接着破周瑜的美人计，使其囚禁刘备以索取荆州的诡计成了泡影，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最后是破周瑜“假途灭虢”之计，这“三气”之战，是一场似战非战、伐谋而重在攻心的特殊战争。诸葛亮的智算华容、摆空城计、增灶遏魏军，也都是“攻心”战略的具体运用。而在《三国演义》不少有名的战役中，都是孙武关于“知彼知己”论断的巧妙运用，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胜者都因其知彼知已，败者都因其不知彼、不知己。
《孙子兵法·计篇》十分强调智谋的重要作用。如它认为将领要具有“智、信、仁、勇、严”等五个条件：而“智”则置在首位。而有无智谋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它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三国演义》刻画许许多多的将领，对于有智谋的则备极赞扬，对勇冠三军而缺智谋的虽赞其勇，也指出只不过是一勇之夫而已。如吕布、马超等都是世之虎将，吕布曾无敌于一时，马超也曾迫使曹操“割髯弃袍”，因他们都是有勇无谋，到头来，吕布还是被曹操擒杀，马超也被曹操所打败。
《三国演义》还描写了不少“多算则胜，无算则败”的战役，以及如何具体运用“诡道十二法”，故很引人入胜。所谓“诡道十二法”，是指孙武在《计篇》里所举的十二种智计，或称十二种作战方法。他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孙武在我国军事史上第一次提出“兵者，诡道也”的战术原则；而这些战术的目的只有一个，即“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例如，当关羽胜利进军樊城时，曹操就采取“亲而离之”的计谋，拆散孙、刘联盟，以利诱孙权使之袭取荆州，吕蒙则抓住关羽骄傲自大、喜人奉承的弱点，用“卑而骄之”的计谋，使其失去警惕、麻痹大意，撤大半兵赴樊城前线，乃“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用白衣渡江，兵不血刃轻取了荆州。
灵活运用和发展古代兵法、战役
《三国演义》所吸取的不仅是《孙子兵法》，而是将从春秋至元末的兵法和战例之精华溶化于其中，加以灵活运用和发展。
《三国演义》虚构的一些妙计，就出于《三十六计》，如王允为离问董卓，吕布“父子”而采取的“美人计”，曹操为使刘备和吕布互斗而用的“二虎竞食”、“驱虎吞狼、两计，周瑜想夺荆州而使的“假途代虢”计，诸葛亮袭取荆襄而施的“调虎离山计”等等。
我国古代著名战例，都可在《三国演义》找到它的影子。程星在仓亭使的“十面埋伏，背水列阵”战法，实是韩信破项羽和打败陈余两计的再现；关羽回军荆州途中被吕蒙策反致全军溃败，颇有点像项羽所处“四面楚歌”的困境，孔明”增灶退兵”也是套用虞翻退兵之计。
刘备与曹操、诸葛亮与司马懿、姜维与邓艾的斗智，也源于孙子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著名论断，但将之发展了：不是写一方“知彼知己”，而是写彼此都“知彼知已”，因而显得千变万化，引人入胜。
任何兵法，都不能一成不变地照搬，要结合当时实际灵活应用，不然就要碰壁，甚至遭到惨败。《三国演义》描述的有关这方面的不少胜败战例，都是为了说明这个道理，这是一种运用兵法最佳之法，也是一条重要的兵法。
对此，毛宗岗评点说，“兵家胜败之故，有异而同者，有同而异者。徐晃拒王平之谏，而背水以为阵，马谡拒王平之谏，而依山以为营。水与山异，而必败之势则同也。黄忠屯兵于山，而能斩夏侯渊，马谡屯兵于山，而不能退司马懿。山与山同，而一胜一败之势则异也。马谡之所以败者，因熟记兵法之成语于胸中，不过曰 '置之死地而后生’耳，不过曰'凭高视下，势如破 竹’耳。熟知坐谈则是，起行则非，读书虽多，致用则误，岂不重可叹哉！
故善用人者不以言，善用兵者不在书。”（第九十五回回评）毛宗岗所谓“善用兵者不在书”，并非反对继承前人的经验，而是反对泥古不化，主张用兵要从实际出发，随机应变而已。毛宗岗上述评点概括了《三国演义》关于活用兵书的思想。
在我国军事史上，三国时代同春秋战国时代一样占有重要的地位，这近百年战争，造就了许多杰出的兵权谋家，出现了不少著名的战役，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曹操、周瑜和陆逊都是以少胜多；曹操声东击西解白马之围，以退为进巧夺阳平关；郭嘉的“急之则合，缓之则离”之计，破翼州定辽东；司马懿克日擒孟达，“攻其所必救”破公孙渊，等等，这些著名的战役给古代兵法添了新的篇章。
形象化、具体化的兵书
三国时代，虽有不少的兵谋家，但留下兵书的有如凤毛麟角，除了孔明的《将苑》外，未见有其他兵书。传说曹操著有《孟德新书》，但查无可考。
陈寿著的《三国志》所载有关战争的则未免过于分散或零碎，幸有罗贯中将之写成《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时代的战争才完整地、形象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其他兵书因其理论化，非有实战经验的一时难窥见其中奥妙，而《三国演义》是一部形象的兵书，它所描绘的战役，因其具体而形象，使人如亲临其役，如见其人，故摸得着看得见，易于学习、借鉴。
与中外所有的兵书比较，《三国演义》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兵书，其他兵书大多只就军事论军事，《三国演义》却不然，它不孤立地写军事斗争，而是将之置于社会的总体中，跟政治、经济、文化紧密联系，尤其是描述人们如何在其中活动，如决策、用人、斗争，等等，这就能更好地反映战争的全貌，以及更深入、明晰地揭开战争的本质和规律，故有活的兵书之誉。从这方面说，它优于任何兵书。
因此，不少农民起义领袖如李自成、张献忠和洪秀全等都效之以指导战争。清统治者就是靠这都活的兵书打天下的，并定为将领必读的书。现代伟大的战略家、军事家毛泽东为阐明其军事思想，在其著作中多次引之为例子。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就说《三国演义》等书对年青时的他“影响大概很大”，在他领导中国革命后，这种影响还是在起作用，如他在著名的 《论 持久战》中，就以官渡、赤壁、彝陵三大战役的以少胜多为例子，说明弱小之军如果主观指导正确可以打败强大之敌，用以论证中国抗日必胜。不少外国也用为军事教材，可见，《三国演义》在军事领域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三、经济：企业经营管理之宝
传出的文化也有回流的，即某种文化的潜在功能，在其诞生国未被人们所发现或重视，传出国外后，被外国将之应用于相应的事业而取得成效，这时才被其诞生国所关注。《三国演义》就有这种现象，它传到日本已300年，对日本影响很大，过去用于军事，二战后将其智谋应用于商战，对于日本的经济腾飞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日本人认为《三国演义》是企业经营管理之宝。对此，不能不引起我国从事《三国演义》研究的学者的重视。 1987年，海南波批准为经济大特区的时候，由中国《三国演义》学会、海南大学、海南师院联合主办，在海南省海口市召开了《三国演义》第五次全国学术研讨会，全国学者济济一堂，探讨了如何运用三国智谋促进我国的开放、改革，搞好我国的经济建设。会议收到的60多篇论文中，有半数以上是探讨这个问题的，这些论文已刊登在海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四期（《三国演义》应用研究专辑）上，受到国内各界的赞扬。这次会议标志着我国将三国智谋应用于经济工作的研究的开始。
日本人给我们的启迪
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不论是哪一类国家，具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都必须在这个世界里共同生活，互通有无，才能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更密切，世界市场已经形成。而各国市场之间，各国市场与世界市场，都互相制约，互相影响，已不能截然分开，如果哪一个国家想自成体系，必将受到孤立，本国经济的发展必将受到阻碍。哪一个国家要想本国经济较快发展，必须在世界市场占有重要的席位，占有的份额越多，经济发展越快。由于日本的特殊国情，以外贸为其生命线，所以日本人始终瞄准世界市场，而今天日本人能在世界市场上“称王称霸”，除了勤奋外，智慧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其智慧来源之一，就是《三国演义》。
在这个世界市场里，各国的竞争是十分激烈的，也可以说是一场不流血的特种战争，“优胜劣败”的规律明显地在起作用。这种激烈的竞争，不只在世界市场上是如此，在各国内部也是如此。而要竞争就要有智谋。日本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能力并不高于美国，但其竞争能力或说其智谋却超过美国，故在竞争中美国老是败下阵来。可见，智谋对于竞争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明乎此，便可理解日本企业界为什么如痴似醉地研究《三国演义》。日本企业界人士指出：“人们之所以对《三国演义》推崇备至，视为珍品，就是认为书中有宝。在当今激烈的商业角逐中，读读《三国演义》，大有裨益。”
日本一位大学教授说：“诸葛亮的机智多谋，给日本企业家提供了有益的启迪，松下电器公司的显赫成功，正是松下幸之助善于运用诸葛亮的战略眼光的结果。”日本社会工业研究所所长牛尾治郎说：“无论在国际或国内，日本企业要增强竞争能力，就得学习《三国演义》中应付错综复杂局势的能力。”
日本企业界如此重视《三国演义》，而我们对这部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
三国的谋略，难道有理由加以忽视吗？
现代商战，不只是外贸人员或厂商之事，而是几乎关系到全民之事；它除了不动刀枪外，几乎牵涉到所有的领域，如科技、教育、生产、管理、经营、分配，等等，基本上也可以说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其胜败的后果也就非比一般，对于一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都产生巨大的影响，也就必然关系到一国之强弱盛衰。所以，人们常说外贸是带动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如果这“火车头”发不动的话，一国经济也就停滞不前，国家就不可能繁荣昌盛。因此，现在世界各国都很重视商战，尤其是日本人，可以说是举国以赴。中国要加速本国经济的发展，同样必须重视对外贸易，尤其是商战。我国在解放后，因种种主客观的原因，在很长时间里可以说是“闭关锁国”，实行开放、改革以来，对外贸是比较重视了，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经验还不丰富，成就还不大，要想快步前进，除了自己加倍努力外，借鉴外国人的经验是极有必要的，尤其是学习日本人利用三国智谋进行企业经营管理，以及商战的经验，对我们是有裨益的。而我们运用三国的智谋，应该说是比日本人驾轻就熟的。
从刘备、孔明身上学些什么
东汉末年，群雄逐鹿中原的时候，刘备还是寄人篱下，颠沛流离，无立锥之地，可是后来为何一跃而成为蜀汉之王？主要原因是：一、知人善任。
他求贤若渴，一知孔明是大才，便三顾草庐，虚心请教，孔明感其诚，遂许驱驰。刘备称得孔明如鱼得水，止因君臣关系如鱼水，孔明的才智才得到充分的发挥。二、能团结人。这表现在：以义结将相之心，关、张、赵云和孔明等才死心塌地为之卖命；以仁结民心，得到荆、益两州人民的爱戴和拥护。
孔明则是有图天下的壮志而没有谋取个人私利的大贤人，为了统一天下，复兴汉室，救民于水火，他贡献了其宝贵的一生，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蜀汉能与魏、吴鼎足三分，孔明的智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预知天下三分，提出“隆中决策”，便刘备从弱变强，他料事如神，在赤壁之战中，玩弄曹操、周瑜于掌握之中，是实际的指挥官，他用兵有如神出鬼没，司马懿自叹不如。“畏蜀如虎”，甘受“巾帼素衣”之辱。
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首先是要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但要付诸贯彻执行，主要靠每一个企业，而企业办得好与否，则决定于董事长和经理。如果董事长有刘备的知人善任和能团结人的本领，经理有孔明的大公无私的精神为企业工作，有孔明的智谋以对外竞争，董事长和经理的关系有刘备和孔明那样的鱼水关系，这个企业的不断发展是无疑的。
日本商人十分敬佩孔明和刘备，以他俩为学习榜样。当今世界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与群雄割据的三国时代十分相似，日本人普遍认为，公司要想生存，取得胜利，就要学习刘备和孔明的优点，特别是团结对外和争取人才。
这是企业经营管理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正确运用三国智谋将如虎添翼
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主要有二：一是对外竞争，一是内部管理，而这两者都需要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对此， 《三国演义》给我们提供了有 益的启示：一、“攻心”战略的运用。刘备和诸葛亮都是杰出的“攻心”战略家。刘备之所以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开创一个蜀国，关键在于善于用人，且得人心；诸葛许多神机妙算，其最值得称道的是其“攻心”战略的妙用，不仅用于治国、治军，且用于战争，故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企业的内部管理，其核心是对人的管理，而要把人管理好，关键在于得其心，始能使人尽其力、人尽其才，共同把企业管理好。对外竞争，“攻心”也同样具有关键的作用。西方企业家为了树立其企业形象、商业形象，不惜化亿万的钱财大做其广告，实是“攻心”战略的妙用，争得人心向往；以压倒对手。
二、知彼知己。《三国演义》描绘了许多有关“知彼知己”的战例，如刘备与曹操、诸葛亮与司马懿的斗智，彼此可说是两才相遇，两雄相争。有时一方知彼知己而胜，有时是彼此都知彼知已，因而使战争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而胜败只是棋差一着而已。知彼知己在对外竞争中同样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特别是我们不仅要做到知彼知已，也要估计到对方是否也知彼知己，才能确定自己对外竞争的正确决策，才能取得成功：如果不知彼、不知己，而是盲目对外经营，这就往往会栽跟头。所以，对外竞争，强调要有市场观念、信息观念，摸清市场的变化和需要，充分掌握信息的动态，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知彼知己，以确定对策从事竞争。三、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如姜维九伐中原，邓艾与之对垒，凡能正确分析局势，且根据已变化的形势，及时采取对策的则胜；反之，则败。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在对外竞争中也很重要。我们必须善于掌握国际市场的动态，以确定自己的对策。由于能预料到国际市场的需要，及时推出适销的商品而获厚利的，不乏其例，四、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充分利用有利因素以战胜对方。在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中，曹操、周瑜、陆逊都能采取这一谋略而取胜。同样，只有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才能在对外竞争中取得成功。五、兵贵神速。司马懿发动的新城之战，是兵贵神速的范例。由于司马懿根据孟达叛变及其与孔阴谋取两京的严峻形势，故不采取先奏后起兵的常规做法，而是立即领军倍道而行急下新城，因此出乎孟达的意料之外，措手不及而被司马懿擒杀。用兵如此，在当今对外竞争中亦如此。对外竞争中，时间观念是非常重要的，人常道：时间是金钱，因为国际市场瞬息万变，如稍一迟缓就会失去机会，抢手货如不及时组织出口，市场被别人捷足先占，也许会变成冷手货。总之，在国际贸易竞争中，企业的领导人与统兵作战的将领有相似之处。诸葛亮和曹操、周瑜等能多胜，是因其多谋善断，及时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企业的领导人也必须有这种本领，才能在竞争中取得成功。
三国智谋诞生于中国，中国人利用三国智谋将比日本人更得心应手。如能结合实际，正确、灵活地运用三国智谋，参加国际竞争的中国人将如虎添翼，无往不胜。 四、外交：三极外交的启示 三国鼎立时期，虽只有魏、蜀、吴三国，但彼此之间，外交的斗争是极其尖锐、复杂而巧妙的。探讨这三极外交，对于今天还是有所启示的。
利害决定外交的趋向
国与国的关系，利害关系是主要的，其他关系都是次要的。彼此有利则合，有害则分，而外交关系的趋向也决定于利害关系。三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也如此。
当曹操大军南下，降刘琮，灭荆州，矛头直指向孙、刘时，孙、刘只有如下选择，一是投降，一是联合抗操，别无他途，在当时，曹操最强，孙权和刘备任何一方，凭已之力，都难抗拒，只有并力拒操，才能图存并有希望取胜。因此，当曹操南征时，孔明和鲁肃不约而同提出“刘、孙联合抗操”的决策，它完全符合双方的利益，故刘备和孙权都乐于接受。但在赤壁之战以后，由于刘、孙之间存在荆州问题未解决，彼此必然是同床异梦，各怀鬼胎。荆州在东吴上游，威胁到东吴安全，孙权为踞江自保，水索还荆州不可，荆州是“用武之国”，是进攻曹魏的战略要地，刘备为北图中原，决不会将之奉还孙权。刘备和孙权的共同弱点是：着眼于各自的眼前利益，只计较荆州的得失，忽视了他们的天然的、共同的敌人——曹魏。因此，孙权和刘备都先后只能诉诸武力解决。曹操则利用孙、刘之间的矛盾，进行分化拉拢。
曹、刘之间不存在和解的可能，曹操只能向孙权方面着手，他以许割江南封权为诱饵，暗使孙权袭击正在胜利进军樊城的关羽，自己则坐山观虎斗，曹操的阴谋终于得逞，曾一度促进孙、刘联盟瓦解。荆州被袭，刘备伐吴惨败后，刘、孙出于抗曹图存的共同利益，又重申旧盟。蜀、吴从联盟变成敌国，又从敌国恢复旧盟，以及东吴从反操到投操、后又抗操的事实充分说明：没有永远的盟国，也没有永远的敌国，一切都以各国的利害为转移。
诚实型和狡诈型谁优
有两种外交使者：一是诚实型，一是狡诈型，这两种外交型的使者，都要有智慧，没有智慧的人就当不了使者。因为外交是错综复杂的，一不小心或无知，就会上当，使国家遭受损失。说诚实型和狡诈型谁优？这很难一概而论，对于敌国，彼此斗争是你死我活，无诚实可言，只能以狡诈对狡诈，对于盟国，或与合作的国家，就要讲诚实，不然，彼此就不信任，难于合作。
蜀吴后来的分裂，这是原因之一。
鲁肃谨厚、诚实的性格，在他处理对外关系上有着充分的表现。促使刘、孙联盟抗曹后，在任何情况下，鲁肃都坚持这一对外政策，至死不渝。鲁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在处理对外关系上具有战略的眼光，他认为只有巩固蜀、吴联盟，东吴才能鼎足江东以图天下，而吴、蜀之间的关系有如唇齿，唇亡则齿寒。正是从这个战略观点出发，在对待孔明和解决荆州问题的态度上，他和周瑜截然相反。周瑜要害孔明，他力加保护；周瑜要用武力解决荆州问题，他坚持主张协商解决。鲁肃在世时，尽管孙、刘为争荆州矛盾重重，但因有鲁肃从中调停，烈方联盟仍能保持，这对于蜀、吴都是有利的。有人认为鲁肃和孔明打交道时，孔明才智过人，处处取胜；鲁肃老实人，实是笨仔，次次吃亏，孔明胜鲁肃多矣。表面看来，似是如此， 《三国演义》也是 这样写了。为索回荆州，鲁肃三次前往与谈判：南阳被孔明用计夺取后，周瑜在大怒之下，准备起兵与刘备、孔明一决雌雄，鲁肃坚决反对说，如若自家互相吞并，倘曹兵乘虚而来。其势危矣。”自动要求前往以理喻之，若说不通，动兵不迟。在谈判中，孔明提出：荆州原是刘表基业，应由其子刘琦占据，若刘琦不在，别有商议。鲁肃见刘琦病入膏肓，不过半年必死，便同意达成协议：若刘琦不在，荆州归还东吴。刘琦病逝，鲁肃以吊丧为名前往索取荆州，孔明又赖账，说暂借荆州为本，待取得西川后，才交还荆州。鲁肃为顾全大局，只得听从。他回见周瑜，周瑜一针见血地指出：“名为借地，实是混赖。”鲁肃却认为：“恐刘备不负我。”以己之心忖人之心，活画一老实人！周瑜比他看得清楚，说：“刘备枭雄之辈，诸葛亮奸猾之徒，恐不似先生心也。”果然，取得西川以后，刘备、孔明又混赖了这时鲁肃己去世，不能对孙权施加影响，孙权终于用武力夺取荆州，蜀、吴联盟终告决裂。夺取荆州，全据长江，伺机以图天下，是鲁肃为孙权制定的国策，但为巩固蜀、吴联盟，他主张争取用和平手段解决荆州问题，故一再让步。而孔明却使乖弄巧，一再混赖。乍看，鲁肃似有点愚鲁，其实是大智若愚，而孔明虽乖巧，却是狡诈。孔明这样做是不能取信于盟国的，不仅使双方矛盾得不到解决，且日益加深，结果是“关羽毁败，秭归蹉跌”，实非明智之举。在处理盟国之间的关系上，是狡诈还是诚实可取？显然是后者，故鲁肃这个具有战略眼光的使者形象显得更高大！从总的说，孔明跟鲁肃一样，是蜀吴同盟的倡导者和坚持者，其外交成就是辉煌的。正当刘备处于危急之秋，他请命赴吴，以一介之使，舌战群儒，智激周瑜、孙权，以其超人的智慧和纵横捭阖的手腕折服吴人，共同联盟，打败曹操，正因此，导致刘备取荆益两州，称帝西蜀。吴、蜀同盟被破坏后，孔明派邓芝赴吴。陈说利害，蜀、吴又重申旧盟。
这是蜀吴能与曹魏鼎立达近半个世纪的主要原因。
两种态度 两种效果
《三国演义》还塑造了一些不卑不亢和妄自尊大两种不同的便者形象。
做为一个使者，切忌自卑和骄傲，自卑则被人看不起，骄傲则引起人反感。
只有不卑不亢才是使者应具有的正确的态度。这不卑不亢和妄自尊大的两种不同的使者形象，《三国演义》都有生动的对比描述。趁刘备逝世之机，魏主曹丕兴兵五路伐蜀，其中有一路是东吴之兵。东吴观望，迟不发兵。孔明设计退四路兵后，派邓芝往结东吴，反敌为友，共同伐魏。孙权知邓芝来，与群臣商议，张昭认为是孔明退兵之计，遣邓芝为说客，建议休等此人下说词，设油鼎以待，责以郦食其说齐故事，看其人如何对答。权从其言，遂立油鼎，令武士侍立左右，各持钢刀、大斧、长戟、短剑，直列到殿，乃召邓芝入见。邓芝整衣昂然而入，目睹鼎镬内热油正沸，两行武士杀气腾腾，全无惊色。近臣引到帘前，邓芝长揖不拜。权强令下拜，甚至要他入油鼎以相吓，邓芝终不屈膝，当面严斥孙权：“吾乃蜀中一儒生，特为吴国利害而来。
乃设兵陈鼎，以拒一使，何其局量之不能容物耶！权闻言惶愧，即叱退武士，请邓芝上殿，赐坐交谈。邓芝乃为乞陈说绝魏联蜀的好处，孙权才决心与蜀联和，并派张温随邓芝入蜀通好。张温到蜀，孔明设宴相待，张温自以为得志，言谈之间，态度傲慢。次日，后主设宴相送。席间，秦澎乘醉入座，张温怪之，看不起秦宓，为显示已才，陆续以“天有头乎？”“天有目乎？”
“天有足乎？”“天有耳乎？”“无有姓乎？“等怪题相难，秦宓不加思索， 答问如流，且有根有据，满座皆惊。当秦宓以天理反问时，张温无言可对，羞愧难当，但也得到教益，乃避席谢说：“不意蜀中多出俊杰，恰闻讲论，使仆顿开茅塞。”又如赵咨和邢贞，也是这样两个不同类型的使者。刘备伐吴，孙权求和不许，赵咨自请前往说魏主曹丕，使袭汉中，夹击蜀兵。孙权大喜，即写表称臣，命赵咨为使。君主称臣，咨又奉命求救于人，处理不当，易失国体。但赵咨却能折服魏主，倍受敬重。他会见曹丕时，丕问他：“吴侯何主？”咨自夸其君说是“聪明、仁智、雄略之主。”在释其意时对“略”
字解得很妙：“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略者权谋之说也，就把孙权称臣之耻轻轻地掩盖过去了。丕接着问：“肤欲伐吴，可乎？”咨不示弱地答说：
“大国有征伐之兵，小国有御兵之策。”丕又问：“吴畏魏乎？”咨毅然答 说：“带甲百万，江汉为池，何畏之有？”丕叹说：“'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卿可以当之矣。”丕虽接纳孙权臣属，却没有发兵，坐山观虎斗；只封权为吴王，加九锡，派邢贞同赵咨捧执册锡。邢贞到吴，孙权率百官出城迎接。邢贞自持上国天使，妄自尊大，入门不下车，被张昭厉声严斥：“礼无不敬，法无不肃；而君尊大，岂江南无方寸之刃耶？”邢贞慌忙下车，与孙权相见。以上的故事，把邓芝、赵咨的不卑不亢和张温、邢贞的妄自尊大，刻画得很形象。而邓芝、赵咨不卑不亢，不辱君命，令人敬佩；张温、邢贞傲慢碰壁，狼狈不堪！
五、法律：法治最佳之法
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贵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受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一个执法如山的人，畏之是必然，爱之则少见；执法峻急的人，恨之者多，无怨者罕见，而严于执法的诸葛亮，却能使人畏而爱之，受刑而无怨，陈寿说是因“其用心平而劝戒明”。笔者认为，诸葛亮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他不因情废法，执法不忘情之故。
不因情废法
诸葛亮不因情废法，斩马谡是个典型例子，马谡是他义弟或系戚马良之弟，一开始两人关系便异于常人。诸葛亮南征途中，马谡奉天子命来劳军，因诸葛亮服其才，马谡虽是后辈，他还是虚心请教：“吾奉天子诏，削平蛮方，久闻幼常高见，望乞赐教。”谡说：“愚有片言，望丞相察之：南蛮恃其地远山险，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叛。丞相大军到彼，必然平服：但班师之日，必用此伐曹丕，蛮兵若知内虚，其反必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丞相但眼其心足矣。”亮 纳其策，七擒七纵孟获以服其心，故终亮之世，南人不复叛，使蜀汉从此无后顾之忧，对安定后方支援北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马谡确是有智计，诸葛亮对他“深加器异”不是毫无根据的。可是，刘备对马谡的看法恰恰相反。
他在临死前特别对诸葛亮谈及马谡，他问诸葛亮：“丞相观马谡之才何如？”
诸葛亮说：“此亦当世之英才也，”刘备说：“不然。朕观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丞相宜深察之。”刘备在临危前特别向托孤大臣诸葛亮叮嘱这些话，说明刘备把这事看得非同小可，他知道诸葛亮非常重视马谡，必将大用之，大用必将误大事。刘备看出“马谡言过其实”，认为“不可大用”，而诸葛亮日与马谡共事而未发现他这个严重的缺点，却非常重视他，这是什么原因？这和诸葛亮与刘备的经历以及其两人对马谡的情感深浅有关。刘备一生血战沙场，其才智都是在实战中得到的，他听到马谡死啃兵书的空谈，与实战不符，就发现其“言过其实”。刘备在世时，诸葛亮主要是参与决策和主管内政，实战经验还不太丰富，放一时难看出马谡夸夸其谈。在情感方面，刘备与马谡关系浅，对其考察不被情所制约；诸葛亮与马谡则“情如父子”。
且服其才，对其期望和倚重也就大，在当时可以说他是把马谡当作其继承人来培养的。情感好像白内障遮眼，使人看不清对方的真实面貌，他委马谡守街亭的重任也就不足为奇了。马谡与司马懿战于街亭，因其缺乏实战经验，不从实际出发，而是照搬兵书，舍水上山，王平苦谏不听，终被司马懿所破，大败而逃；亮进无所据，被迫布置撤军，讵料司马懿大军突然拥至，如不用“空城计”几乎被擒。这时，诸葛亮才后悔自己不明于知人，但已迟了。这 次出祁山，蜀军先声夺人，旗开得胜，连取三郡，很有战胜希望，而因街亭之失除了撤回汉中外，别无出路。街亭之失，诸葛亮错在用了纸上谈兵的马谡，而马谡违背诸葛亮的军事部署，他应负直接的责任。因此，不处理马谡则无以服人，难于治军，这对于诸葛亮是个很伤感情的事。对诸葛亮斩马谡，蒋琬反对说：“昔楚杀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谋之士，岂不可惜乎？”诸葛亮流涕而答说：“昔孙武所以能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分争，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以讨贼耶？合当斩之。”马谡被斩后，诸葛亮大哭不已，亲自临祭；将谡家小加意抚恤，按月给与禄米。诸葛亮也不宽恕自己，他上表请自贬三等说：“臣本庸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铖，以励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
臣明不知人，虑事多暗，春秋责备，罪何所逃？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
执法不忘情
诸葛亮对于犯罪的人，能治之以法，动之以情，即执法不忘情，使被判罪的人心服而无怨。
李严 （后改名李平）是刘璋旧部，刘备入蜀时归降，后因平叛乱有功， 被授尚书令之职，刘备临危遗诏托诸葛亮与李严辅后 主。为团结对敌，诸 葛亮很尊重他，但李严为人图谋私利，喜要两面手法，建兴九年春，诸葛亮出军祁山，李严负责督运粮事，因运粮不济，怕诸葛亮见罪，便慌报军情告急，说东吴将兴兵寇川，要诸葛亮回师。为了遮饰已过，又妄奏后主说：“臣已办备军粮，行将运赴丞相军前，不知丞相何故忽然班师。”诸葛亮回成都后查知此事，大怒说：“匹夫为一己之故，废国家大事！”令人召至，欲斩之，因念他也是托孤大厦，乃上表废为庶人。历史上，凡托孤大臣之间发生内讧，势败者往往被夷三族，而诸葛亮却仍让李严过着富裕的生活，留其子丰在丞相府任中郎参军，并谆谆教诲。他在处分李严后致丰教说：“吾与君父子戮力以奖汉室，此神明所闻，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获典汉中，委君于东关者，不与人议也。谓至心感动，终始可保，何图中乖乎！昔楚卿屡绌，亦乃克复，思道则福，应自然之数也。愿宽慰都获，勤追前阙。令员解任，形业失故，奴婢宾客百数十人，君以中郎参军居府，方之气类，犹为上家。若都获思负一意，君与公琰推心从事者，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也。详思斯戒，明吾用心，临书长叹，涕泣而已。”对一个犯严重错误的人，犹如此多情，要其子加以宽慰，使其改过自新；对其子则力加勉励，使其奋发向上，其意诚，其情切，李严父子能不感恩戴德。又如廖立，为人高傲，自谓才智宜为诸葛亮之贰，而竟位在李严等人之下，故很不满，于是常发牢骚，口出怨谤，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诸葛亮认为“羊之乱群，犹能为害，况立托在大位，中人以下识真伪邪？”便废廖立为民。但廖立甚敬佩诸葛亮其人，对已受到处分并无怨言。他闻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垂泣说：“吾终为左衽矣！”李严闻此噩耗，纵声大哭，因激动过度，病发而死。盖李严、廖立都相信诸葛亮能复收己，使能以补前过，度诸葛亮死后，后人不能用之故也。严于执法的人，使受处分者毫无怨恨是很难的，诸葛亮之死，使廖立垂泣，李严伤心致死，这不仅是没有怨恨，而是对诸葛亮非常爱戴了。
治国不能不讲法，诸葛亮治乱国用重刑，纠正了刘璋治蜀时的混乱状态，使“军民安靖”。但其可贵之处在于：法严而民无怨，民畏而爱之。我们知道法治的主旨是为了教育人，使人人遵守法纪，保证国泰民安，在这方面，诸葛亮的法治收到了最伟的效果，之所以能如此，正如上面所述，是因诸葛亮能正确处理情与法的关系，做到寓情于法，使情法交融，这是运用法律治国的最高超的艺术，是实行法治最佳之法。
六、人事：人才学的珍贵遗产
三国人才之众，在中国古代史上是罕见的。三国之主曹操、刘备、孙权，纵横捭阖，权谋干略，出类拔萃，堪称当世英雄。孔明、荀或、鲁肃以其超人的智慧，描绘三国宏图，促使三分鼎足，不愧称三国时代杰出的三大战略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则有周瑜、陆逊、郭嘉、程昱、司马懿、庞统、徐庶等辈；勇而有谋，武功显赫，则有关羽、张飞、黄忠、赵云、张辽、徐晃、徐盛、朱桓之流；两才相当，棋逢放手，则有姜维、邓艾和羊祜、陆抗之徒。勇冠三军，骁锐莫当，蜀有马超、魏延，魏有许褚、典韦，吴有甘宁、太史慈。不辱君命，邓芝、赵咨可谓善于外交。文采风流，蔡邕、王粲、祢衡，曹植、杨修亦一时之绝。三国人才济济，不胜枚举。读 《三国演义》宛 如入中国古代人才展览总馆，历代各种人才，在此莫不具备。不禁令人惊叹：三国何其多才！
人才济济主要是君主善用人
三国人才如此众多，而一些朝代却廖廖无几，是否“造物者”偏爱于三国？其实，“天涯何处无芳草”。西晋文学家左思《咏史》诗中则指出：“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意即哪个朝代没有奇才，只不过是被埋没罢了。
为何被埋没？或因无机遇，或因君主不会用才。人才之涌现，多在乱世或盛世，在腐败的朝代人才是难于发挥作用的。盛世之所以多才，是因盛世不是上帝安排，而是靠人去改天换地，没有众多治世之才是难于出现盛世的。乱世，是大动荡、大分化、大转变的时期，旧的统治者已不能再统治下去了，它统治的基础——皇亲国戚、各级官吏等已腐朽不堪，这些人大多是碌碌庸人，无所作为，他们既无力挽狂澜于既倒，也无本事独树一帜，等待他们的只能是灭亡的命运。这时草泽英雄纷纷崛起，逐鹿中原。要图天下，必须有人才，故独霸一方革主大多能礼贤下士，千方百计搜罗人才，所以说这正是用才之秋，也是人才得以脱颖而出的良机。三国历史正好证明乱世出英雄这个真理。如非乱世，织草履出身的刘备何能称帝西蜀？如非乱世，宦官之孙曹操何以能“挟天子以令诸侯”？若非乱世，一县吏之孙孙权何以威镇江东？
虽说乱世出英雄，但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7次分裂时代，为何人才以三国最多，最引人注目？这是因三国之主曹操、刘备、孙权都善于用人。他们在其割据的地区竭力发掘人才，可说是搜罗将尽，被埋没的不多。因此，涌现众多人才的时代，一是机遇，二是君主要善于用人，二者缺一不可。而三国人才最引人注目.与《三国演义》作者生花妙笔的描述也有关系。
正确评价人始能正确用人
三国用人艺术，是我国古代人才学的珍贵遗产。认真进行研究，对于用人是大有裨益的。研究三国用人艺术，要从正确评价人才入手，因为能正确评价人始能正确用人。而要正确评价人才，首先必须实事求是，决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刘备用孔明，可说是善于知人、用人，孔明确是当世奇才个了不起的英雄。可是，因孔明未能实现其北伐宏图，人们颇多异议。有的说他六出祁山，所得只不过三郡，劳而无功，说明他非大才：有的说蜀国人才短缺，致使“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可见他不善于用人。孔明是蜀国的关键人物，他辅佐刘备开始是谋主后当丞相，刘备逝世后他是实际的执政者，蜀国强弱跟孔明当然大有关系。但不能以成败来衡量孔明，把他的优点说成缺点，从而否定这个杰出的战略家。在用人方面，孔明不拘一格，能因才任用，故陈寿说，“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三国志·蜀书·费祎传》）许靖是大名士，但没有多大实际能力，刘备入川后原不想用他，孔明因许靖海内知名，用他可扩大影响，吸引更多人才，故力劝刘备任用，刘备乃拜年已70的许靖为司徒。魏延、杨仪两人很有才能，因魏延“性矜高”，杨仪“性狷狭”，两人都不能团结人，他虽依靠这一武一文为军中左右手，却没有任为继承人。他每次出征，治理蜀中事务都委托德才兼备的蒋琬、费祎、董允等人。孔明逝世后，蒋琬、费祎先后管理蜀政，使敌人不敢窥视西蜀，边境无虞达29年。至于孔明未能取胜，这主要是由于客观形势的原因。当时魏国兵力、人力都比局国多3倍以上，经济力量也比蜀国雄厚得多，其统帅又都足智多谋。战争是人力，物力、智力的较量，而魏、蜀两国人力、物力如此悬殊，智力又不相上下，蜀国是不存在取胜的客观形势的。但是孔明以5万兵力能采取攻势，使魏国驻守秦川前线的20多万大军只能坚守，其主将司马懿不得不忍耻接受巾帼妇人之衣，如果孔明没有超人的军事才略，何以臻此！因此，以成败论英雄，是不能正确认识孔明这个奇才的。其次，要正确评价人才，要有一分为二的观点，决不能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对于人才的评价，不能仅从其人道德品质方面去考察，而更重要是要看他对社会做出的贡献。曹操是一个十分残忍又具有雄才大略的奸雄，既有过也有功，对社会发展还是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的。他在用人方面也有其过人之处。他不念旧恶，唯才是举，因而过去的仇人与敌营的人，都奔集于他麾下，为他献智效劳，终于统一北方。如果曹操老是计较个人恩怨，用人吹毛求疵，则不能圆结更多的人为己用，也许他将变成孤家寡人，一事无成。有人因曹操秉性奸诈，连他的雄才大略也一概斥之为邪恶，那是片面的。再次，要正确评价人才，要对具体人做具体分析，决不能用一个框框来衡量天下之才。世上没有万才具备的人，有人精干此而粗于彼，孙权未见出奇谋，但能任贤举能，集“众智”、“众力”于一身，故成一代明主。周瑜虽不冲锋陷阵，但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被誉为英明的统帅。马谡任主将不行，却是个有智计的谋士。马超不善谋略，却是骁锐莫当的勇将。故用人要量才录用，不要强用其所不能。
用人攸关国家兴亡
能否用人，对国家之兴亡至为重要。三国之兴，与曹操、刘备、孙权善于用人大有关系。刘备”三顾草庐”，孔朗感其知遇之恩，做出隆中决策，为之效忠竭智，才能由弱变强，称帝西蜀；孙权善于用“众智”、“众力”，听从鲁肃的“榻上策”，故能鼎足江东；曹操虚心求教于荀或，遵其“深根固本以济天下”、“坚守官渡待变”之策，方能称雄北方。东汉末年，逐鹿中原的不乏其人，为何只存下三国，而其他人都被消灭了，不善于用人是个重要的原因。袁绍雄踞四洲，兵多粮足，谋士如云。官渡之战，他的兵力比曹操强得多，胜利本应属于他，因他既不听田丰、沮授之谏，又不从许攸之策，疑其所不当疑，决其所不当决，于是贻误军机，被动挨打，以失败告终。
刘表居用武之国，拥九洲之众，因其“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又无宏图大志，满足于现状，只能是他人俎上之肉，任人宰割，荆州被分解是必然之理。吕布被称为无故将军，效忠于他的陈宫，为他尽智献谋，他当耳边风，对面谀而通敌图他的陈珪父子，却言计听从。在被曹操围困的危急关头，他不依靠张辽等猛将以摆脱险境，而是想凭他的方天画戟和赤兔马以保妻子安全，结果还不是被曹操所擒，脑袋搬了家。后来三国之亡，也是因用不得其人之故。刘禅宠信黄皓、曹魏重用曹爽、孙皓任用岑昏等一小撮佞臣，都加速了蜀、魏、吴的灭亡。
善用人者都采取”五湖四海”政策
纵观三国历史，凡善于用人者都采取“五湖四海”的政策。曹操的“唯才是举”实是这种政策的体现。如荀彧、郭嘉、贾诩原是曹操敌人的谋士，张辽、徐晃是亡虏，于禁、乐进是行伍出身，都被曹操所搜罗，加以提拔重用，才得显姓扬名。孙权用人也如此。他不仅重用吴郡人顾雍等，对于避乱江东的广陵人张纮、琅邪阳都人诸葛瑾等，也都重任。刘备取蜀后，除以随之入蜀的荆州人士为骨干外，对于原有益州、东州人士，即便是刘璋的亲疏，都量才录用。孔明在团结这三州人士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把三州人士团结在刘备的周围，拧成一股力量，对巩固蜀国政权起了巨大的作用。
用人不计恩仇，是曹操、刘备、孙权的共同点。东汉末年，群雄对立，或友或敌，很难固定，人与人的关系是十分错综复杂的。如果以恩仇做为用人的界线，决不能团结更多的人，也对事业不利。因此，曹、刘、孙用人，对事业有利的，虽仇也用。张绣曾杀曹操长子、侄儿、爱将，后他再降，操也纳之。刘巴为刘备宿怨，他取蜀时为团结益州人士，也不计较其既往而用之。甘宁曾结怨于孙权，后他来降，权不咎其过去，甘宁因此拼力很效，屡立奇勋，成为东吴猛将。
用人唯亲的恶果
用人唯亲的恶果，在《三国演义》中也有深刻的揭露。所谓“亲”无非有二，一是认为是“心腹”，二是亲属。用人而限于此，人才必然是有限的。所谓“心腹”，大多是佞巨，这些人只看其主子限色办事，为达到个人私利，往往瞒上欺下，他们是成事不足，败享有余，东汉末朝桓、灵二帝，宠信宦官，造成天下大乱，就是典型的例子。因裙带关系而成为权贵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是常见的事。这些人大多不学无术，是碌碌无能的庸才，一旦掌握朝政，必然把它弄得一塌糊涂。何进原是屠尸，因妹妹贵为皇后面被封为大将军，正是在这个双料草包的手里，使汉朝名存实亡。用人唯亲即使是曹操、刘备也在所不免，如曹操用夏候渊丢了汉中，刘备用关羽失了荆州，这对于曹操、刘备虽是个别的事件，但也足见完全摆脱用人唯亲也殊不易。
树立朋党之害
树立朋党之害给人的教训也是很深刻的。凡立一朋党，必有另一朋党与之对立。朋党之争，或一败，或两败俱伤，对国家、对事业都有害无益。当然用人必须依靠骨干，不过这与树立朋党是两码事。因依靠骨干是为更好团结大多数，而树立朋党是为捧一派打击一派，袁绍因宠爱幼子袁尚，对其党徒也大加重用，于是自成一朋党。拥长子袁谭派也就成立一朋党与之对抗。
因朋党对立，内部力量大为削弱，终被曹操所灭。刘表因爱妻而让妻党掌握军权，妻党必然拥护其妻所生的幼子刘琮，一朋党于是产生。长子刘琦不甘心失去其法定继承权，求助于刘备，这又立了一朋党。曹操南征，继位的刘琼不与其兄刘畸协力抗曹，而是为保位投降了曹操，结果不仅丢了荆州，连命也保不了。
知人、荐贤是用人先决条件
知人、荐贤是用人的先决条件。知人才能用人得当，荐贤才能广招人才。
《三国演义》有不少知人美谈和用人轶事，如曹操、刘备、孔明、孙权等都 能知人，故能用人；魏、蜀、吴贤士都能辗转相荐，这是三国人才济济的原因之一。他们的知人、荐人的经验，值得用人者借鉴。
第二章 用人艺术
在古今一切人际竞争中，其成败与有否人才大有关系。取胜要有智谋，而智谋出自人才，所以说人才是至关键的。这一章从“人策”、”风格”、”御人”、“鉴诫”四个方面评介了三国的用人艺术，如能吸取三国用人的经验教训）用其所长，弃其所短，时事业是大有裨益的。
一、人策
用得其人，三国鼎立，用不得其人，国破家亡！三国的兴亡，虽由于经济政治上的原因，但与用得其人与否也大有关系。东汉末年，群雄逐鹿， 18镇诸侯先后灭亡，而曹操、孙权、刘备之所以能崛起，三分鼎足，其关键在善于用人。而三国后期的继承者却恰恰相反，都不善于任贤举能，结果被晋所灭。
“人策”之重要可见一斑。
1.由弱变强：刘备得孔明而兴
在第三十五回“玄德南漳逢隐贤”里，有一段关于用人的对话，水镜先生初遇刘备，见他气色不佳便料到其坎坷遭遇，因问说：”吾久闻明公大名，何故至今犹落魄不偶耶？”刘备说。“命途多蹇，所以至此。”水镜说：“不然。益将军左右不得其人耳。”刘备说：“备虽无才，文有孙乾、糜竺、简雍之辈，武有关、张、赵云之流，竭忠相辅，颇赖其力，”水镜说：“关张、赵云，皆万人敌，惜无善用之人。若孙乾、糜竺等乃白面书生耳，非经纶济世之才也。”水镜先生的话阐明了一个有关用人的重要思想：有了人才，并不等于会用人；不善于使用人才，就不能发挥人才的作用，他说刘备“左右不得其人”，是指没有使用人才的大才，即缺乏统筹全局的人才，也是他所说的“经纶济世之才”。刘备的“命途多蹇”，证实水镜先生的话是对的。
从逆境走向顺境
“桃园结义”之日，刘备兄弟三人就立下替言：“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尽管他们怀有雄心壮志，却不能如愿以偿。虽然虎将关、张、赵云拼死效忠，孙乾、糜竺、简雍等竭能尽力，也无济干事，仍颠沛流离，寄人篱下。他转战沙场，经千辛万昔，才得徐州作为安身之地，却又被吕布夺了；只好附属曹操，因恶其为人，乃设计脱身，借截击袁术之机回师徐州；后被曹操打败，仅以身兔投靠袁绍，因失公助曹轩了颜良、文丑，险些被袁绍杀了：后依刘表，又被蔡瑁和蔡夫人暗算，几乎送了性命。
刘备此时的景况是凄凉的，故他见已身髀肉复生，感到”日月蹉跎，老将至矣，而功业不遂”，不觉悲从中来，长叹不已。而当他得孔明相助，高兴地比之为”如鱼得水”。鱼没有水，寸步难移：鱼有了水，便可游泳自如了。
从此，刘备从逆境走向顺境：联合东吴，打败曹操；取荆益二州，称帝西蜀。
孔明何以有如此扭转乾坤的力量？
待机而动的决策
当对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无所了解的时候，人们是无所作大的，如果与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背道而驰，任何人都会碰壁，遭到失败，掌握了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人们就主动了，就可改天换地。杰出的人物能在历史上起伟大的作用，并非他们有三头六臂，或先知先觉，而是因其能从实际出发，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实事求是地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孔明的”隆中对”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要了解孔明所起的杰出作用，有必要从研究“隆中对”
入手。“隆中对”是什么？这是刘备”三顾草庐”时，孔明跟刘备的一段重要对话，即孔明为刘备制定圄天下的战略决策。孔明指出：“今操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予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以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只有荆益二州可取，”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因主客观上的种种原因，孔明的“汉室可兴”的愿望虽没有实现，但他的联吴抗曹、取荆益二州、待机而动的决策，在实践的过程中证明是正确的，它使弱小的蜀国能鼎立近半个世纪之久，故有“千古奇策”之誉，孔明未出草庐已预见天下三分。不愧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而他能制定”隆中对”，是由于他对当时天下大势有全面的深刻的了解，对各个政治集团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故能明确打击的对象和团结的力量，确定短期和长期的奋斗目标。
依形势，定谋略
“隆中对”是孔明在建安十二年，即公元207年提出来的。这一年天下大势是：在北方，曹操凭着其挟大予以令诸侯的优越地位，先后消灭吕布、袁术、陶谦、张绣、袁绍等军阀势力，基本上统一了北方，他带甲百万，是当时中国最强者。在这一年春2月，曹操发布的丁酉令说：“天下虽未悉定，吾当与贤士大夫共定之。”这表明他决意南征。在东南地区，孙权继承父兄之业已7年，在残酷地镇压越族的反抗后，政权基本巩固，加以有长征之险，并得到顾雍、陆逊为首的吴郡士族的支持；且能举贤任能，有周瑜、鲁肃等文武全才为之辅佐，国力日益强大，在当时其势力仅次于曹操。在西南地区，荆州的刘表、益州的刘璋都是软弱无能之辈，难于与曹操抗衡，迟早必被人所并。只有刘备，他虽寄托于刘表，但很得人心，故荆州豪杰多归之，事实上他已成为荆州地区的新兴势力的代表，具有一定的实力，很明显，当时力足以争天下的只有曹操、孙权、刘备三人而已。而三人中，曹操势力最大，刘备要与曹操对抗，只能联合孙权。故刘孙联盟抗曹，是形势使然。这时，孔明已“躬耕南阳”有12年之久，且由于荆州是当时东西、南北的交通要道和军事咽喉，这给他提供了观察政治风云的有利条件；他经常与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等谈仕迸，议时政，在刘备“三顾草庐”前，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对天下大势已成竹在胸。故在刘备屈身求教下，能提出正确的战略决策——“隆中对”。
下对了关键棋子
譬如下棋，关键性的一着下对了，就全盘皆活；关键性的一着下错了，就着着被动。“隆中对”对于蜀国的形成和发展来说，是关键性的一着棋，自从制定了这一正确的战略决策，便把刘备集团内部潜在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各种人才的智慧、力量都充分发挥出来，因而取得了节节的胜利。
而“隆中对”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孔明智慧的结晶，足见刘备得孔明对于他事业的发展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刘备未得孔明前和得孔明后的不同处境，给用人艺术添加了一些什么新内容呢？它说明：大凡干事业，必须有各种各样的人才，但更重要的要有掌握全局的、具有战略眼光的人才。刘备也是个会用人的人，他的用人特长是善于识贤、集贤、信贤，但对于如何使用人才，则非其所长，这是因他缺乏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才智，故虽有关、张、赵云之勇，也不免屡战屡败。
以智谋折服众将
孔明则既能从大处着眼，也能从小处着手，即既有正确的战略决策，也有出入预料的“神机炒算”，他的才智使关、张、马、赵、黄五虎大将如虎添翼，大显神咸，张飞，原是个有名莽汉，丛不懂使计，只一味恃勇。他快人做快事，敢于鞭打督邮，屡揪“三姓家奴”吕布：他嗜酒如命，醉后鞭打部属，致失掉了徐外。后来在孔明的领导下，他变了，不再是老粗，而是粗中有细，他义释严颜，使严颜所管的45处关隘，皆望风归顺；他假醉赚张郃，智取瓦口隘。韦中虽不说是孔明所教，但既在其指挥之下，显然与孔明的军事部署有关。不服老的黄忠，也是在孔明的激将法的推动之下，勇挑重担，计夺天荡山，勇斩夏侯渊。孔明的智慧折服了众将，连目空一切的关羽，在他面前也服服贴贴，俯首听令，因而能调动三军，沿着他的羽毛扇指的方向，奋勇直前，去夺取胜利！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千才易得，全才难求，如何在众才之中，选拔具有全局之才的人才，这是取得事业成功的至为关键的一环，也是用人艺术的一大学问。
2.统一北方：曹操听荀彧之策
一统北方成为一代之雄的曹操，虽因时势造成，但他的雄才大略是其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而他的雄才大略的具体表现之一是：善于用人。故济济人才，奔集于曹氏，宛如众星伴月。他们出谋献策，为曹魏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其中，以荀彧的贡献最大，曹操能统一北方，雄视中国，实有赖于苟或的英明决策。
备受赞誉的荀彧
曹操一见荀彧来投，便给他高度的评价，“吾之子房也。”魏晋南北朝时期，评点人物的风气很盛，许多人因此而以知人见称，其事迹多记于《世说新语》之中。他们评点人物的根据是什么，为什么其言多中，这很值得研究，因用人要从识人始，不识人就难于用得其人。三国时代，逐鹿中原的群雄都懂得：要打天下，要有人才，故大部谦恭下士以搜罗人才为己用。而用人才要先了解其人之才，始能量才录用。曹操说荀彧是“吾之子房也，”并非出于印象之言：或因“或为人伟美”，或因其能说会道，而是根据其过去的表现下的结论。《三国演义》没有提供这方面的材料，陈寿著的《三国志·魏书·荀彧传》却有记载，说得很明白：在他未投奔曹操前，其才智已为时人所重，南阳何颙就赞他。“王佐才也”。他料事辄中：董卓乱起，为亢父令的荀彧便弃官归乡，谓父老说：“颖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宜亟去之，无久留。”乡人多因留恋故土犹豫不去，荀彧便率领其宗族迁居冀州。后颖川果为“四战之地”，乡人多遭难，独荀彧宗族得以保存。袁绍占据冀州后，很重视荀彧，待以上宾之礼，但“或度绍不能成大事”，乃弃绍投曹。后来袁绍的下场果如荀彧所预料。上述两件事，已足可显示荀彧有超人的才智。曹操赞为“子房”并非过誉。他投奔曹操后，始为曹的司马，后升为汉尚书令，曹操有重要事决策不下，都向他请教，即使“太祖（按：指曹操）虽征伐在外，军国事皆与彧筹焉。”荀彧多奇计，不下于汉之子房。
据《三国志》裴松之注《彧别传》记载：“彧自为尚书令，常以书陈事，临薨，皆焚毁之，故奇策密谋不得尽闻也。”虽“不得尽闻”，但他给曹操提出的三大决策，史书是有记载的，《三国演义》也如实描述了。
深根固本才可制天下
曹操起事之初，兵力不多，占地也仅有兖州。曹操拟兴兵攻打徐州，这时陶谦已死，刘备领徐州牧，其实力也不弱，曹操想攻入徐州并非易事：而曾经被曹操打败的吕布也不甘心罢休，他驻军山阳，仍对兖州虎视眈眈，如曹攻徐州，吕布必乘虚偷袭，故荀彧坚决反对。他入谏说：”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终济大业。明公本首事兖州，且河、济乃天下之要地，是亦昔之关中、河内也。今若取徐州，多留兵则不足用，少留兵则吕布乘虚寇之，是无兖州也。
著徐州不得，明公安所归乎？今陶谦虽死，已有刘备守之。徐州之民，既已服备，必助备死战。明公弃兖州而取徐州，是弃大而就小，去本而求末，以安而易危也。愿熟思之，”荀彧之言，确是“药石之言，洞见利害。”故曹操深服其言，罢攻徐州之举，先巩固兖州，徐图发展。”深根固本以济天下”，不仅高祖、光武因此而“终济大业”，曹操行此策，也日益强大。荀彧总结两汉”深根固本以制天下”的图天下的经验。不仅是对曹操提供正确的战略决策，也是”济大业”必须遵循的一条规律。
奉天子以服众望
由于曹操遵从荀彧”深根固本以制天下”之策，驻军山东，养精蓄锐，兵强将盛。这时，李傕、郭汜混战，百姓遭殃，献帝受苦，经颠沛流离，又移驾返洛阳。曹操知此消息，立即召集谋士商议。荀彧进言说：“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服从，汉高祖为义帝发丧，而天下归心。今天子蒙尘，将军诚因此时首倡义兵，奉天子以从众望，不世之略也。若不早图，人将先我而为之也。”曹操听了大喜，决定克日兴师。荀彧是忠汉派，他之所以投曹操，是因曹操有过为国除奸的壮举，他劝曹操“奉天子以从众望”，实出于对汉朝的忠心.而曹操采纳此策，是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此之前，田丰也对袁绍有类此建议，袁绍却不接受，而曹操却能采纳这一决策，足见曹操比袁绍高明得多。当时，东汉王朝虽已名存实亡，可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汉臣仍多不忘汉，即便是割据者大多也表面“尊汉”，由于群雄混战，饿殍遍野，因而人心思定。故曹操一扯起“尊汉”的旗帜，以进行统一战争，不仅能令诸侯，且得人心。桓、灵二帝先后两次掀起的党锢之祸，士族受害最惨，所以士人最恨宦官。曹操是宦官家庭出身，素为士族所轻，他要搜罗士人则很因难：从他“奉天子以从众望”，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士人逐渐归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重用什么样的人会带来什么样的人，在荀彧的推荐下，郭嘉、司马懿等才智之士纷纷来投，仅几年之间，曹操得士之多远远超过孙权和刘备。曹操采纳荀彧的这一决策，不仅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且取得了士族的广泛支持，这就为他统一北方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坚守官渡以待变
官渡决战，是袁、曹谁胜谁败的生死关头。曹操守官渡，自8月起至9月终，军力渐乏，粮草不继，意欲弃官渡退回许昌，迟疑不决，乃作书遣人赴许昌问荀彧。彧以书报之，略说：“愚以袁绍悉众聚于官渡，欲与明公决胜负，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能制，必为所乘：是天下之大机。绍军虽众，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何向而不济！今军实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公今画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进，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断不可失。”曹操得书大喜，令将士效力死守。果然，“情见势竭，必将有变，”由于袁绍内部分裂，许攸来投，授以烧敌粮之策，曹操乃亲率精兵往乌巢劫粮，使袁绍军心大乱，于是乘机出击，大败袁军。如果曹操不听荀或的决策，弃官渡退回许昌，袁绍乘虚追击，曹操必败。对此，后来曹操也承认。他上的表说：“向使臣退于官渡，绍必鼓行而前，有倾覆之形，无克捷之势。”（见《三国志》裴松之注《彧别传》）
为三大战略家之一
荀彧并不象孔明、鲁肃那样给刘备、孙权描绘国天下的蓝图，但他的“深根固本以制天下”、“奉天子以从众望”和”坚守官渡以待变”的三大决策，是属于战略的范畴，是有关曹魏生死存亡、兴亡盛衰的大事，其贡献不亚于孔明的“隆中对”之于西蜀，鲁肃的：“榻上策”之于东吴。故笔者把他和孔明、鲁肃并列，誉之为三国时代三大战略家之一，也正是据此：“而荀彧的三大决策，若非雄才大略的曹操也不能采用。庸主不能用奇才，明主始能用奇才，古今如此！
3.鼎足江东：孙权行鲁肃战略
孙权继承父兄之业坐镇江东之后，善于举贤任能，故人才济济。鲁肃便是其中佼佼者之一。鲁肃是周瑜所荐，周瑜说他“平生好击剑骑射”、“胸怀韬略，腹隐机谋”，是文武全才。他投依孙权后，甚得敬重。一日，众官皆散，权留鲁肃共饮，至晚同榻足而卧，夜半，权问肃说：“方今汉室倾危，四方纷扰；孤承父兄余业，思为桓、文之事，君将何以教我？”肃说：
“昔汉高祖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可比项羽，将军 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今乘北方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而据守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祖之业也。”权闻言大喜，披衣起谢。因此策只在榻上谈的，故史称之为“榻上策”，因鲁肃献“榻上策”
引起孙权的重视，老臣张昭力加反对，认为鲁肃“谦下不足”、“年少粗疏”
不可用。孙权并不因张昭的訾毁而疏远鲁肃，而是相反，更加敬重之。
认清首要敌人
“榻上策”提出于建安五年，即公元200年，那时，“北方多务”，曹袁两大军事集团正准备决战，袁绍比曹操兵力强，曹操并未具有必胜的条件，而鲁肃却能断定东吴的主要敌人是曹操，这是很有见地的。他主张乘曹操无力南顾之机，占领荆州地区，“竟长江所极而据守之”。因为荆州处于扬州上游，如果将来让曹操占领荆州，东吴前线将遭到严重威胁。如果全据长江，凭着这条不易逾越的天堑，则可保卫东吴的安全，然后伺机以图天下。鲁肃的分析是实事求是的，完全符合当时的客观形势，是东吴所能采取的最佳决策。此策后来成了东吴的国策，孙权能雄踞江东，三分鼎足，实有赖于此。
坚持联盟以抗曹
鲁肃为实现其政治蓝图，始终奋战不息。他给孙权制订的其他战略决策，也以”榻上策”为据。曹操统一北方后，决意南征，南北矛盾开始激化，孔明、鲁肃己先后预见天下三分，因此如何处理曹、孙、刘三方的关系，已成为当时急需思考的重要议题。由于曹操势大，孙、刘要想与之抗衡，除了联盟之外别无他策。”智者见诸未萌”，杰出的战略家孔明、鲁肃不约而同提出孙、刘联盟抗曹的主张。刘琮以荆州降曹后，江东上下震惊，张昭等谋士都主降，只有鲁肃坚决主战，并向孙权陈述”诸人可降曹，独将军不可降曹”
的理由，使孙权深为感叹说：“诸人议论，大失孤望。子敬开说大计，与吾见相同。此天以子敬赐我也！”在鲁肃的策划和奔走下，促成孙、刘联盟抗曹，最后打败了曹操，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辉煌胜利。当鲁肃从前线还，孙权与诸将出迎，孙权说：“孤持鞍下马相迎，足以显卿未？”肃说：愿至尊咸德加乎四海，总括九州，克成帝业，更以安车软轮征肃，始当显耳。”可见其志不凡。
鲁肃始终坚持孙、刘联盟抗曹，至死不渝鲁肃懂得：孙刘双方有如唇齿关系，唇亡则齿寒，故他不象庸瑜那样，只从国家眼前利益出发，千方百计拆盟，也不象孔明那样，使尽诈谋以拖延交还荆州，促使双方矛盾激化，而是既坚持国家利益，又保持孙、刘联盟。因此，他不仅比周瑜看得远，比孔明也高明。
借荆州、存人才为了全据长江，保卫东吴的安全，他三次前往索还荆州，并以理力争，虽然对方屡次使计推辞，他也耐心等待，避免动干戈。甚至孔明为拖延时间，使刘备立下”暂借荆州”的文书，他也被哄作保人押了字。在与关羽相会时，他好言相劝，指出借荆州是为使刘备有所托足，今“已得西川，又占荆州”，是“贪而背义”。《三国演义》把这次会见，说是“关云长单刀赴会”。把关羽写得威风凛凛，鲁肃则被描绘得呆相十足。史实却不然，是鲁肃前往会关羽，他理正辞严斥关羽，关羽无言以对。至于说“暂借荆州”是鲁肃上了孔明的当，史实也并非如此。据《三国志·吴书·鲁肃传》记载：赤壁之战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裴松之注《汉晋春秋》记载：”吕范劝留备，肃曰： '不可。将军虽神武命世，然曹公威 力实重，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权即从之。”可见借荆州是出于鲁肃本意，是为“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以共同抗曹，不仅如此，鲁肃还向刘备推荐人才。鲁肃向孙权力荐庞统不被录用后，他担心庞统投曹操，便劝庞统投刘备，作书推荐，并嘱之说：”公辅玄德，必令孙、刘两家，无相攻击，同力破曹。”可见，鲁肃所为，都是服从于“孙、刘联盟抗曹”这个战略决策。因此，鲁肃在世时，吴、蜀两国基本和洽。这对两国有利，只对曹操不利，使曹操不能行其”分而取之”之策，在两国同盟面前，无所作为。吴、蜀两国能与曹魏三分鼎足，鲁肃所做的贡献是不亚于孔明的。
人才须有识者赏识
历史上，杰出人物之所以得行其志，或因得遇机缘，或因得遇明主。韩信在楚，不被知名：后归刘邦，始得施其才。同样，鲁肃如不遇孙权，“榻上策”将不诞生，鲁肃也将默默无闻。故有伯乐才识千里马，善用才者才识大才。所以说有大才的固然了不起，善用才的也了不起，孙权有识见，听了鲁肃的”榻上策”才大为赞赏：听了鲁肃的主战理由，才认为“正与吾见相同。”正因君臣相得是建立在共同认识的基础上，故张昭的流言蜚语，毫不影响孙权对鲁肃的信任。有充分的信任，才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反之，纵有大才也会湮灭。鲁肃能成为一代名将，并能充分发挥这个杰出的战略家的作用，不正是因得到孙权的充分信任和支持吗？
4.政权转移：曹爽昏归司马氏
魏主曹睿临危，托孤曹爽、司马懿，辅佐年才8岁的幼子曹芳。为争权，曹爽和司马懿激烈搏斗，昏庸的曹爽当然不是奸滑的司马懿的对手，结果落得灭族之祸。而曹魏政权也就掌握在司马氏的手里，为司马炎篡魏打下基础。
所用非人。
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都不惜采用一切手段清除异己。曹操虽以善用人著称，但有不从已的大都被其所杀。在他决定立曹丕为太子后，不惜清除曹植的党羽，为曹丕继位扫清道路。曹丕篡汉后，其文武大臣大都是曹氏的心腹，故曹魏政权是巩固的。及曹魏第三代，即曹睿继位时，功勋之臣多数亡故，而其后代都是花花公子，庸碌无能，只知吃喝玩乐。曹爽就是这样的人。他凭着其父曹真的余荫，得到了曹睿的重任。曹睿病重时，曾在曹氏宗族中物色辅政人才，结果还是落到曹爽身上，可见曹氏第三代都是些什么样的庸人了。曹爽在其心腹何晏的启发下，懂得兵权的重要，于是以“司马懿德高望重”为名，请魏主“加为太傅”，太傅地位虽比太尉为高，却不掌兵权，曹爽请封司马懿为太傅实是为削去其兵权。曹爽乃以其心腹统率各军，自是兵权皆归于已。爽掌握兵权后，认为可高枕无忧，便与其心腹纵情淫乐，其衣食住行，奢侈豪华，不下于朝廷。
以“阴”制“庸”得政权
司马懿是个既很有才智又非常阴险的人，他辅佐曹氏四代，辅政二次，曹魏统治者都被他假装的表象所惑，都以为他是心腹，连善于识人的奸雄曹操也被他瞒过了。司马懿被罢兵权之后，便推病不出，二子亦退职闲居，以伺机反扑。当曹爽派新任荆州刺史李胜去向他辞行，以探听其虚实时，司马懿早料到其来意，乃去冠散发，上床拥被而坐，又令二婢扶策，方请李胜入府。在对话时，他语无伦次，牛头不对马嘴，尽装耳聋说是听不清对方的话。
侍婢迸汤，他将口就之，汤流满襟，乃作哽噎之声说：“吾今衰老病笃，死在旦夕矣。二子不肖，望君教之。君若见大将军，千万看觑二子！”言讫躺在床上，声嘶气喘。李胜回言曹爽，爽大喜说：“此老若死，吾无忧矣！”
这确是庸人庸话。司马懿见李胜去了，遂起身谓二子说：”李胜此去，回报消息，曹爽必不忌我矣。只待他出城畋猎之时，方可图之。”果然，不一日，爽引三弟，并心腹人何晏等，将其总管的禁兵，保护魏主前往狩猎。司马懿一俟曹爽出城，即发动政变，控制军营，然后引兵出城屯于洛河，守住浮桥。
曹爽的智囊桓范设法逃出城外告变。司马懿知道了大惊说：“'智囊’泄矣！
如之亲何？”太尉蒋济说：“弩马恋栈豆，必不能用也。”这是说劣马只惦着马棚里的饲料，譬喻无能的人贪图安逸，缺乏远大的志向和谋略，桓范见曹爽后，建议他调外兵以讨伐司马懿。接着司马懿派人来告知曹爽：只是削去他的兵权，别无他意。是夜，曹爽左右思考，意不能决，自黄昏直流泪到天晓，还是狐疑不定。桓范入帐催之说：“主公思虑一昼夜，何尚不能决？”
爽叹说：“我不起兵，情愿弃官，但为富家翁足矣！”范大哭，出帐说：”
曹子丹以智谋自矜！——今兄弟三人，真豚犊耳！”就这样，曹爽被司马懿诱骗回城里，以“莫须有”的谋逆罪，将曹爽三兄弟及其党 徒，皆斩于市曹，并灭其三族。在你死我活的搏斗中，曹爽仍幻想让出兵权后做”富家翁”，其愚如此，其死也活该！曹氏后代庸碌如此，司马氏取而代之是必然之事。
5.断送西蜀：刘禅宠宦官黄皓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这是孔明《前出师表》总结前后汉兴亡的原因，用以告诫刘禅，确是语重心长，言真情切。而刘禅并没有如孔明所希望的，亲贤臣，远小人，以兴汉室；而是亲小人，远贤臣，重踏桓、灵覆辙，断送了蜀国江山。
昏庸无能的阿斗
刘禅是少有的昏君，是个不朽的”阿斗”。平心而论，刘禅也不尽坏：
他老实得可怜，昏庸得出奇，陈寿给他形象的评价是：“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传曰 '素丝无常，唯所染之’，信矣哉！” 孔明执政时，他遵其父刘备所嘱：“事丞相如父”，且实权在孔明，他不听也得听。孔明操劳国家大事，整天忙得汗流浃背，食不甘味，睡不安席；刘禅却可不费脑筋，饱食终日，乐其所乐。当然，他不是整天在昏睡，遇到国家有事，他有时也有所用心。如刘备逝世后，曹魏乘机兴师五路侵蜀，因这时孔明闭门不出，他不知如何是好，急得团团转，后来他到相府探望孔明，孔明告诉他退兵之策，他才如梦初醒。他对孔明也不尽放心，当孔明与司马懿斗兵斗阵连续大胜，正欲乘胜直取长安的时候，他中了司马懿的反间计，听信流言——孔明自倚大功，早晚必将篡国，宦官为之画策，他便遣使资诏星夜宣孔明回。孔明奉旨回成都问他何故诏还？他无言可对，良久，乃说：
“朕久不见丞相之面，心甚思慕，故特诏回，一无他事。”真是憨人憨话， 憨气十足。不过，总的说，孔明在世时，还是贤臣当道、小人远避，刘禅基本上是听孔明的话的，宦官也不敢出面干政。孔明病逝五丈原后，情况逐渐发生变化，特别是蒋琬、费祎等贤相相继去世后，他被宦官黄皓等小人所左右，溺干酒色，不理朝政，政事、军事弄得一塌糊涂。
小人弄权，将士难为
深得孔明兵法的姜维是蜀国后期的“擎天柱”，是个赤胆忠心的人，他秉承孔明遗志，九伐中原，虽天大胜，但也挫伤敌胆，使之不敢正窥西蜀。
当姜维正在前线浴血奋战，困魏国名将邓艾于祁山时，忽连接后主的三道诏书，促其班师。原来是后主听黄皓谗言：“姜维屡战无功，可命阎宇代之。”
阎宇何人？他身无寸功，只因阿附黄皓，遂得重爵，官至右将军。黄皓本想用阎宇代姜维，后知邓艾善用兵，恐阎宇非其敌手，又寝其事。任用大将，如此儿戏，是撤是用，全凭一宦官作主，确是超级庸主。姜维回，得悉此事，入奏后主说：”黄皓奸巧专权，乃灵帝时十常侍也。陛下近则鉴于张让，远则鉴于赵高。早杀此人，朝廷自然清平，中原方可恢复。”后主笑说：“黄皓乃趋走小臣，纵使专权，亦无能为。”姜维因不能杀黄皓担心被其所害，乃听从郤正之言，领军前往沓中屯田，以充军实，徐图进攻。自古以来，庸主当政，小人弄权，大将在外难于立功。昔”乐毅伐齐遭间阻，岳飞破敌被谗回。”姜维岂能例外！
西蜀之亡必然也
刘禅昏庸透顶，黄皓专权胡为，西蜀之亡是必然之事。钟会、邓艾大举兴兵入侵西蜀，姜维即起沓中之兵前往拒敌，并上表请派精兵分守战略重地阳安关和阴平桥，并指出“若失二处，汉中不保矣。”在这危急关头，刘禅竟听黄皓之言，召师婆入内殿问吉凶，她以“西川土神”附身，胡说什么“陛下欣乐太平，何为求问他事？数年之后，魏国疆士亦归陛下矣。陛下切勿忧虑。”自此，刘禅深信师婆之说，遂不听姜维之育，每日只在宫中饮宴欢乐。姜维累申告急表文，皆被黄皓隐匿。因此，使钟会轻取阳安，邓艾偷渡阴平，姜维虽仍和诸将死守剑阁，使钟会受挫，不能前进，可是邓艾已直趋成都，刘禅已面缚舆梓出阵，姜维纵有“回天力”也无济于事了。
5.断送西蜀：刘禅宠宦官黄皓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这是孔明《前出师表》总结前后汉兴亡的原因，用以告诫刘禅，确是语重心长，言真情切。而刘禅并没有如孔明所希望的，亲贤臣，远小人，以兴汉室；而是亲小人，远贤臣，重踏桓、灵覆辙，断送了蜀国江山。
昏庸无能的阿斗
刘禅是少有的昏君，是个不朽的”阿斗”。平心而论，刘禅也不尽坏：
他老实得可怜，昏庸得出奇，陈寿给他形象的评价是：“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传曰 '素丝无常，唯所染之’，信矣哉！” 孔明执政时，他遵其父刘备所嘱：“事丞相如父”，且实权在孔明，他不听也得听。孔明操劳国家大事，整天忙得汗流浃背，食不甘味，睡不安席；刘禅却可不费脑筋，饱食终日，乐其所乐。当然，他不是整天在昏睡，遇到国家有事，他有时也有所用心。如刘备逝世后，曹魏乘机兴师五路侵蜀，因这时孔明闭门不出，他不知如何是好，急得团团转，后来他到相府探望孔明，孔明告诉他退兵之策，他才如梦初醒。他对孔明也不尽放心，当孔明与司马懿斗兵斗阵连续大胜，正欲乘胜直取长安的时候，他中了司马懿的反间计，听信流言——孔明自倚大功，早晚必将篡国，宦官为之画策，他便遣使资诏星夜宣孔明回。孔明奉旨回成都问他何故诏还？他无言可对，良久，乃说：
“朕久不见丞相之面，心甚思慕，故特诏回，一无他事。”真是憨人憨话， 憨气十足。不过，总的说，孔明在世时，还是贤臣当道、小人远避，刘禅基本上是听孔明的话的，宦官也不敢出面干政。孔明病逝五丈原后，情况逐渐发生变化，特别是蒋琬、费祎等贤相相继去世后，他被宦官黄皓等小人所左右，溺干酒色，不理朝政，政事、军事弄得一塌糊涂。
小人弄权，将士难为
深得孔明兵法的姜维是蜀国后期的“擎天柱”，是个赤胆忠心的人，他秉承孔明遗志，九伐中原，虽天大胜，但也挫伤敌胆，使之不敢正窥西蜀。
当姜维正在前线浴血奋战，困魏国名将邓艾于祁山时，忽连接后主的三道诏书，促其班师。原来是后主听黄皓谗言：“姜维屡战无功，可命阎宇代之。”
阎宇何人？他身无寸功，只因阿附黄皓，遂得重爵，官至右将军。黄皓本想用阎宇代姜维，后知邓艾善用兵，恐阎宇非其敌手，又寝其事。任用大将，如此儿戏，是撤是用，全凭一宦官作主，确是超级庸主。姜维回，得悉此事，入奏后主说：”黄皓奸巧专权，乃灵帝时十常侍也。陛下近则鉴于张让，远则鉴于赵高。早杀此人，朝廷自然清平，中原方可恢复。”后主笑说：“黄皓乃趋走小臣，纵使专权，亦无能为。”姜维因不能杀黄皓担心被其所害，乃听从郤正之言，领军前往沓中屯田，以充军实，徐图进攻。自古以来，庸主当政，小人弄权，大将在外难于立功。昔”乐毅伐齐遭间阻，岳飞破敌被谗回。”姜维岂能例外！
西蜀之亡必然也
刘禅昏庸透顶，黄皓专权胡为，西蜀之亡是必然之事。钟会、邓艾大举兴兵入侵西蜀，姜维即起沓中之兵前往拒敌，并上表请派精兵分守战略重地阳安关和阴平桥，并指出“若失二处，汉中不保矣。”在这危急关头，刘禅竟听黄皓之言，召师婆入内殿问吉凶，她以“西川土神”附身，胡说什么“陛下欣乐太平，何为求问他事？数年之后，魏国疆士亦归陛下矣。陛下切勿忧虑。”自此，刘禅深信师婆之说，遂不听姜维之育，每日只在宫中饮宴欢乐。姜维累申告急表文，皆被黄皓隐匿。因此，使钟会轻取阳安，邓艾偷渡阴平，姜维虽仍和诸将死守剑阁，使钟会受挫，不能前进，可是邓艾已直趋成都，刘禅已面缚舆梓出阵，姜维纵有“回天力”也无济于事了。 二、风格
形成一国执政者的用人特点，这与其人个性、爱好、道德观念及其处境和所处的时代都有关系。孔明是荆州名士，以才名和德行见称于时，其用人也就具有个人的个性：他选拔人才始终坚持一个准则，即德才兼备。曹操出身于宦官家庭，难得士族的支持。因士人秉承儒学以忠孝相标榜，故多不愿投靠曹操。曹操为了搜罗人才帮他打天下，不管有否德行，只要有才就要，形成了他“唯才是举”的用人特点。孙权是个慎重、果断的人，他选拔人才是经过认真考核、反复考虑的，当他确定了，便充分信任，做到疑之不用、用之不疑。孔明、曹操、孙权的用人准则，虽为他们带来了许多英才，但却不是尽善尽美，在长处中亦见其短，否则蜀中怎会无大将，曹魏奸逆萌生，而东吴无能臣呢？究竟用人的上上策为何，从三国用人风格的比较中，我们或可悟出一些道理来。
1 .德才兼备：孔明的用人特点
刘备死后，孔明执政时，他十分注意物色后起之秀，加以培养和大力提拔。他选拔人才不仅重视才干，也极重视德行，如他在《前出师表》里推荐费祎、董允时，特别强调他们为人“良实，志虑忠纯”，并告诫后主要”亲贤臣，远小人。”古人所谓“贤臣”一般是指德行高尚，有济世之才的人。
孔明认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又说：“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为人择官则乱，为官择人则抬，是以聘求贤士。”（见《诸葛亮·便宜十六策·举措第七》）故孔明把择贤做为其重要职责，把德才兼备做为其选拔人才的准则.他培养和提拔的后继者姜维、费讳、董允和姜维都是德才兼备之士，为时人所淮重，当时蜀人把他们四人并列，称为'四相”，赞为“四英”（《三国志，蜀书·董允传》裴松之注引《华阳国志》），除了姜维外.
《三国演义》对蒋琬、费祎、董允仅简略提及，《三国志·蜀书》有关他们 的传记则写得较详。他们都是蜀国后期的实际执。政者，了解他们的为人及其对蜀国的贡献，始能理解孔明用人的特点。
有才无德不能结人心
孔明用姜维做为继承人，而不用时人认为“必代亮”的魏延，便是个很典型的例子。《三国演义》说魏延脑后有反骨，而史实并非如此。魏延是蜀汉一员猛将，其武艺和才能都不在“五虎将”之下，刘备在世时对他是很重视的，如他从曹操手里夺取汉中后，需大将镇守，众论以为必用张飞，张飞也认为非已莫“属。岂料刘备却破格选用魏延，把他从牙门将军提升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使“一军尽惊”。刘备死后，诸葛亮执政时倚他为军中支柱，由于他屡立战功，提升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时人都认为他是孔明的当然后继者。可是事情却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孔明早就选定蒋瑰为他的后继者了。他在给后主的密信中说：“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瑰。”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孔明选拔后继者，是根据其德才而定的。魏延虽有才干又勇猛过人，但“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因此，不能团结人。如他与杨仪是孔明军中的左右手，却闹得水火不相容，甚至与杨仪争论时，“举刃拟仪”，使“仪泣涕横集”。显然不能团结人的人，是不可能把一国治理好的。孔明只用魏延的才能而没有托之以重任，这说明他是善于用人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孔明不把后享托付与魏延是正确的。孔明一死，魏延就不顾大局，为个人私怨和权力，与杨仪火并，结果被其部属马岱所杀 （《三 国志·蜀书魏延传》）。
蒋琬以德服人
孔明把后事付给蒋琬是对的。蒋琬，字公琰，零陵湘乡人。他随刘备入蜀，任广都长。刘备因事到广都，误以为他不理事，当时又恰逢他酪酊大醉，心里很火，准备加罪把他杀掉。孔明对刘备说：“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刘备听信孔明，便不加死罪，仅把他撤职。后来，由于孔明的推荐和提拔，由尚书郎至参军，后又升为长吏兼抚军将军。孔明率军出征，他都能做到足兵足食以相供给，对支持孔明北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孔明很赞赏他，认为“公琰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孔明病逝，后主遵其所嘱，任蒋 琬为尚书令，主持国政。当时，蜀国新丧元帅，远近危悚，可是蒋琬既无戚容，又无喜色，日理万机，镇静如常，因此，深得众望。蒋琬为人度量宽宏，肯纳忠言，秉公办事，不计恩怨。蒋琬跟东曹掾杨戏谈话，杨戏常不回答。
有人对蒋琬说杨戏对上太傲慢了，蒋琬反表扬杨戏说：“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从后言，古人之所戕也。戏欲赞吾是耶，则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则显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戏之快也。”又如督农杨敏曾对人毁谤蒋琬说“作事愦愦，诚非及前人。”有人将此告诉蒋琬，主者主张“推治”杨敏，蒋琬不同意说，”吾实不如前人，无可推也。”主者问其“愦愦之状”，蒋琬说，“苟其不如，则事不当理，事不当理，则愦愦矣，复何问邪？”后杨敏因事 下狱，人们都担心他被处死，可是蒋琬秉公处理，杨敏得免重罪。由于蒋瑰为人忠心耿耿，大公无私，度量宽宏，故深得众望。在他执政期间，做到人和国安，没有辜负孔明的重任 （《三国志·蜀书·蒋琬传》） 保卫蜀国达29年之久。
费祎、董允和姜维也对蜀国做出杰出的贡献。费伟是个很存才干的人，他奉使东吴，吴人“论难锋至”，而费伟“据理以答，终不能屈”.孙权赞他是“天下淑德”。他后代蒋瑰为尚书令，日理万机，应付自如；处理军务，指挥若定，使边境无虞。 （《三国志·蜀书·费祎传》）董允任侍中守尚书令，他为人“秉心公亮”，守正下士。后主溺于酒色，要采择民女以充后宫，他据理直争，坚决反对，后主无可奈何。得到后主宠爱的宦人黄皓也很怕他，终允之世，黄皓不敢为非作恶。他不图名利，蒋瑰认为他辅佐后主有功，上疏建议“宜赐爵士”，他固辞不受（《三国志·蜀书·董允传》）.孔明对姜维甚为赏识，认为“姜伯约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才兼于人”。蒋琬、费伟相继逝世后，由姜维负起保卫蜀国的重任，他继承孔明的遗志，坚持北伐，互有胜负。由于后主昏庸。对姜维派重兵守卫阴平等地的建议置之不理，使邓艾得以偷渡阴平，直捣成都，蜀汉终于灭亡。
蜀之亡，不能归咎于姜维，除了形势所趋外，后主昏庸是主要原因之一。司马昭说：“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而况姜维邪？”
孔明逝肚后，蜀国军国大政先后由蒋琬、费祎、姜维主管，时间长达29年，比之刘备、孔明两人治蜀时间还多9年。在蜀魏对峙中，蜀弱魏强，对手又都是杰出的人才，客观上不存在蜀胜的形势。孔明曾竭尽全力，也劳而无功，单靠姜维等的主观努力是不可能扭转这种局面的。而蒋瑰、费祎、姜维等竟能保卫蜀国达29年之久，如他们没有非凡的才能和无限的忠心，何能如此！这不仅说明孔明善于”任贤举能”，也证明了孔明以德。才兼备做为选拔人才的准则是完全正确的。
重操守，以身作则
孔明重用之人，皆德才兼备，这与他个人风格有关。孔明本人就是个德隆才高的大贤人，他未出草庐已预见天下三分，为刘备制订正确的战略决策——“隆中对”；为北图中原，统一中国，他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他具有如此崇高风格，是由于他公而忘私，不谋私利，他病危时自表后主说：”臣家有桑八百株，田五十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随身所需，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产。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余财，以负陛下也。”孔明病逝后，经人了解，确如其所言。在孔明以身作则的影响下，其僚属大都清廉自持。如费祎“雅性谦素，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姜维也是“宅舍弊薄，资财无饰，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
2.唯才是举：曹操的用人特点
曹操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春发布《求贤令》，第一次提出“唯才是举”的方针：“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建安十九年和二十二年又先后发表《取士无废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进一步指出，“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主张对于有缺点的人，不能废弃不用，不管是卑贱的，甚至是”不仁不孝”的人，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都要推荐，《三国演义》没有提及这些《求贤令》，它通过对曹操用人事迹的描述，把曹操的”唯才是举”的用人特点反映得很具体。
各路人马前来效命
由于曹操采取不讲门第、不拘品行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有本事的人大都投靠他，故魏国人才甚众，谋臣有荀彧，荀攸、郭嘉、程昱、崔琰、毛阶、贾翊：武将有张辽、乐进、于禁、张郃、徐晃五名将及许褚、典韦等猛将。这些谋臣、武将有不少是三国时代的第一流人才。其中谋臣的佼佼者，除了前面谈的杰出战略家苟或外，郭嘉也是个很了不起的谋士。他为曹操多出奇计，而每计必中。在第三十三回”郭嘉遗计定辽东”里，特别谈及他的超人智计。袁熙：袁尚被曹操打败后，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夏侯谆等将主。
张乘胜追击，曹操笑说：“不烦诸公虎威。数日之后，公孙康自送二袁之首至矣。”诸将皆不肯信。数日后，忽报公孙康遣人送袁熙、袁尚首级至。众皆大惊。使者呈上书信。操大笑脱，”不出奉孝所料！”众官问其故，操遂出郭嘉遗书以示之。书略说：”今闻袁熙、袁尚往投辽东，明公切不可加兵。
公孙康久畏袁氏吞并，二袁在投必疑。若以兵击之，心并力迎敌，急不可下；若缓之，公孙康、袁氏必自相图，其势然也。”这便是郭嘉的”急之贝“合，缓之则离”的定辽东策略。“典韦寨门死拒敌”（第十七回），“许褚裸衣战马超”（第五十九回），”张辽威震逍遥津”（第六十七回），“徐公明大战沔水” （第七十六回），生动地描述了典韦、许褚、张辽、徐晃等猛将 的英勇事迹。这些猛将，有的原是俘虏，有的是亡命之徒，有的是出身于行伍，都因得曹操的赏识而被捉拔为大将。上述的谋士、广将来自“五湖四海”
聚集于曹保身边，为他出谋献策、效命沙场，故曹操能统一北方，雄视中国。
虽不得关羽其人，但得其心
曹操十分重视人才。他千方百计争取关羽便是典型例子之一。关羽温酒斩华雄时已为曹操所赏识，故能接受关羽三事之约，以促其归降。尔后，封官爵，赠美女，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极尽其笼络之能事。曹操如此敬重，关羽便以斩颜良、文丑以报之。关羽之去，曹操遵约“开绿灯”，并亲往赠袍送别。如非曹操放行，关羽纵有天大本事，能过五关斩六将，最后也走不了。正因曹操如此爱才，他不得关羽其人已得其心，故关羽在华容道甘犯军令状，义释了曹操。关羽不感其知遇之恩，曹操是逃不脱华容道的，他早已成为刀下鬼了。
不念旧恶，唯才是用
只要是人才，且能为己用的，即便是仇人，或骂过自己的人，他也能“矫情任算，不念旧恶”。陈琳曾为袁绍写讨曹操檄。这篇檄文把曹操及其祖宗三代骂个透，曹操见了，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操破翼州获陈琳，他不加责备，仅问道：“汝前为本初作檄，但罪状孤，可也；何乃辱及祖、父耶？”
琳答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意思说为袁绍所使，不得不然。左右劝操杀之，操怜其才，乃赦之，命为从事。降将张绣叛变，夜袭操寨，如无典韦以死拒敌，操将无法逃脱。这次战役，操折长子曹昂、侄儿曹安民和爱将典韦，史称”清水之难”。曹操对此痛恨不已，终生难忘。后张绣又降，操因用人之际而宽恕之。曹操能不记私仇，这是因他能以事业为重。因要图天下，就要搜罗人才以扩大自己的力量，这就不能老是计较个人的恩怨，只要对事业有利，尽力化敌为友。不仅曹操能“矫情任算，不念旧恶”，古之明主也都如此。唐太宗并不因魏征曾是敌人之臣而对他有所疑虑，因其敢于直谏，切中己弊，对他十分敬畏。诤臣遇明主，传为千秋佳语。雍齿曾助项羽，几置刘邦于绝地，而刘邦统一天下后，为显示其宽宏大量，先封雍齿为侯以安众心。武则天读骆宾王的 《为徐敬业讨武瞾檄》，并不因其极力贬己 而恼怒，反而怜其才说：”此人不用，宰相之过也，”但唐太宗对魏征，刘邦对于雍齿，不如曹操对于张绣的怨深；武则天愤骆宾王之才，而不能使之为己用，而曹操则能用陈琳。故说曹操善用人才不下于古代其他明主。
不论出身，全凭本事
曹操因重视人才，实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这对于曹魏事业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曹操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对封建社会人事制度也是一个重要改革。东汉未年，封建统治者取士大都以门第、品行作为首要条件，士人分品作官，已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特别是由于外戚、宦官两大帮派争权夺利，取士只讲派别而不问贤愚，那个帮派掌权，就都用那个帮派的人，一律排斥另一个帮派的人。
当然对自己帮派的人仍分品做官。曹操实行不讲门第，不拘品行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这就突破了分品做官的人事制度，不管出身于什么门第，或有否品行，只要有本事建功勋就有官做。这就为下层士人及广大平民广开仕进之路，但是，曹操用人不讲门第，并不是不重视“衣冠望族”（指世代做官的），不拘品行，并不是不重仁孝。曹操终归是个封建统治者，他的思想意识必然受到时代的制约，虽然任用一些出身”微贱”的人，也竭力争取“衣冠望族”的支持。如司马懿出身于“衣冠望族”，他起初看不起曹操，诈装患风瘫病，拒绝征召，后在曹操威逼利诱之下，他怕被杀头，只好出来任职。又如张邈叛变时，劫毕湛（是时为操别驾）母弟妻子。操对毕湛说：“卿老母在彼，可去。”湛表示无二心，攥为之感动得流泪。可是，毕湛一转身，便溜了。后毕湛被生擒，人们都认为他必死，谁知操不仅不杀他，反任他为鲁相，说：“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因此，对曹操的不讲门第、不拘品行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应作如此理解：不管贵贱，不论品行好坏，只要有才能的，都要推荐。这就是曹操的用人特点。不过，这种用人方针仅在曹魏初期施行，随着曹魏政权的巩固，北方士族己都归附，形成了一个很有影响的士族势力，迄曹丕继位，明令规定九品官人法，规定士人等第，微贱的人被排挤不能入品，也就是说微贱的人是没有资格被推荐做官的。这已不是”唯才是举”，而是又走”唯品是举”的老路了。
孙权不信任的人，决不重用；信任的人，始托以重任。曹操举兵南征，张昭极力主张投降，反复陈述曹军势大难敌，降曹始安，孙权听了，口虽不说，心甚反感。他是不肯轻易把继承的父兄之业奉送他人的，故听了鲁肃的主战理由后，很为赞赏。对比了张昭主降和鲁肃主战的动机，他认为张昭是”
顾妻子，挟持私虑。”是为个人安全打算，而鲁肃是为公，主战是保卫江东的良策，”正与吾见相同”。赤壁之战取胜后，他对鲁肃十分敬重，周瑜病逝，提拔鲁肃为东吴主将。对于张昭，从此不加重任。
充分信任所用之人
孙权对于其所重用之人，都能做到深信不疑，让其独当一面，不加以掣肘，放手让他们大干，故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和力量，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如在赤壁之战前夕，当他做出抗战的决定后，立即让周瑜挂帅，自己则甘当后援之职。故周瑜得行其志，使其计，”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彝陵之战，东吴取得重大胜利，也是因孙权对陆逊的充分信任。当他提拔陆逊前往迎战沙场老将刘备时，东吴大臣都为其年少而轻之，诸将也多不服，孙权乃设坛拜陆逊为大将，赐以所佩之剑，说：”如有不听号令者，先斩后奏。”
陆逊始能指挥如意，执行其坚守待机反攻的战略部署，终于以一把火几乎将刘备全军烧个精光。
孙权用人能做到疑之不用、用之不疑，这主要是建立在对将领的深刻了解和经过考验的基础上。用人，是疑是信，要有据，决不能主观用事，轻信轻疑。因为轻疑，将会埋没人才，将会误事，轻信，会错用人，也足以误事。
孙权用人很慎重，既了解其过去，也了解其现在，既倾听其言论，也观察其所行所为。周瑜曾与孙策生死与共，孙策对他很了解，认为他能胜任外事，临危时留下“外事不决问周瑜“的遗言。孙权也了解周瑜其人，故当他对抗操能否取胜仍有所疑虑时，乃请周瑜裁决。周瑜对敌情分析及抗操必胜之理，孙权深为折服.便委之全权，让他将兵出战。孙权之能信陆逊，是因陆逊策划袭取荆州之策已显其雄才大略，故当诸大臣反对陆逊为将时，孙权说：“孤素知陆伯言乃奇才也？孤意已决，卿等勿言。”
关怀将士如骨肉
孙权用人能做到”用之不疑”，给予充分的信任，还由于他把将士视如“骨肉”。他曾对众将说：“今日诸君与孤从事，虽君臣义存，犹谓骨肉不 复是过。荣福喜戚，相与存之。”这方面材料，《三国演义》谈的很少，《三国志·吴书》关于吕蒙、朱然等人的传记谈得较多。孙权对将士确是关怀备至。吕蒙病重，孙权迎置内殿，出千金募医治蒙病，并亲自监护，“时有鍼加，权为之惨戚，欲数见其颜色，又恐劳动，常穿壁瞻之，见小能下食则喜，顾左右言笑，不然则咄唶，夜不能寐。”吕蒙既死，“权哀痛甚，为之降损。”
朱然”寝疾二年，后渐增笃，权昼为减膳，夜为不寐，中使医药口食之物，相望于道。”
由于孙权用人能充分信任，视诸将如”骨肉”，诸将也对他推心置腹，甘为效命沙场。如孙权为山越所困，周泰拼命相救，“身被十二创”，如“是日无泰，权几危殆。”赤壁决战前夕，曹操派蒋干来做说客，周瑜对这位老同窗说：“大丈夫处世，遇知已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必行，计必从，祸福共之，假使苏秦、张仪、陆贾、郦生复出，口似悬河。舌如利刃，安能动我心哉！”
发挥“众智”“众力”
孙权用人能做到“用之不疑”，给予充分的信任，还由于他认识到“众智”、“众力”的重要作用。因为他懂得：疑人不给予信任，则不能发挥”
众智”、“众力”的力量。在三国时代，能在理论上阐述“众智”，”众力”的重要作用的，唯有孙权一人而已。这种认识在今天还是难能可贵的。他说：”
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众之所积也。夫能以驳致纯，不惟积乎？
故能用众力，则无故于天下；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三国志·吴书·孙权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
也正因东吴上下一心，出智拼力，故孙权能鼎足江东，魏、蜀都曾屡次倾力来犯，吴国仍岿然不动。
4.破格用人，赏罚分明：三国用人共同点
前面已对孔明、曹操、孙权的用人特点分别作了叙述，在此特归纳其用人共同之处，将可使我们悟出一些用人之理。
不论资排辈
孔明、曹操、孙权用人不是看其资历长短、辈份高低，是否亲人好友、同乡同学，也不因其会阿谀奉迎，能说会道，而是根据其人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胆识、才能，以及功勋大小，给予官职。
孙权提拔的东吴四督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都是因他们才智超人、战功卓著而被重用，其中，除了周瑜早被孙策所倚重外，其他三督都是孙权提拔于“凡品”，破格录用。孙权继承父兄之业时，年才15岁。也许是青年人重视青年人吧，孙权重用的大多是青年人，东吴文武老臣对此多不服气。
周瑜33岁就挂帅，孙氏三世老臣，在诸将中资辈最高的程普则只被任以副将之职。程普见周瑜爵居其上，心中不服，故当周瑜点兵时，他托病不出，令长子程咨自代。程咨回来告诉程普说周瑜调兵如何动止有法，程普大惊，乃亲诣行营谢罪。在事实面前，程普不得不服孙权用得其人。鲁肃出身于地主家庭，是一般平民，他投奔孙权时才20来岁。孙权并不因张昭进谗言而影响对他的重用，故鲁肃才能充分发挥其才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吕蒙出身于行伍，因作战勇敢， 20来岁便被孙权提拔为横野中郎将。但其人粗野，缺乏文化，连鲁肃也看不起他。后孙权鼓励吕蒙读书，蒙折节好学，谋略大进，鲁肃与谈，觉其学识英博，大惊说：“非复吴下阿蒙。”后代鲁肃，袭取荆州，建立大功。陆逊原是一个书生，年少未被人所知，但孙权却知其有奇才。
故不因众人反对而影响他拜陆逊为大将。
孔明先后破格提拔庞统和蒋琬也是破格用人的典型例子。庞统和蒋琬两人原都是小县官，开始都不被刘备所重用。而孔明认为他俩都“非百里之才”，而是王佐之才，在孔明的推荐或提拔下，庞统被封治中从事，亲待仅次于孔明，与孔明并列为军师中郎将；蒋琬从被任为相府东曹掾一直官至尚书令。
姜继原是魏将，孔明攻天水郡，其玄机屡被姜维识破，姜维还将计就计，屡败蜀军。孔明对具有文武全才的姜维十分赞赏，乃用反间计，使姜维欲归不得，只好投降，孔明高兴地执维手说：“吾自出茅庐以来，遍求贤者，欲传授平生之学，恨未得其人。今遇伯约，吾愿足矣。”孔明培养“接班人”的迫切之情，溢于言表。是时，姜维才27岁。孔明写给蒋琬的信说：”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 （李永南）、季常（马良）诸人不如 也。其人，凉州上士也。”孔明确慧眼识人，姜维后成为西蜀后期的”擎天柱”。
曹操所用谋士、武将也大多是少年英俊之辈，荀彧来投曹操时年才 29岁，因其屡立功勋，从司马升至尚书令。操认为“天下之定，荀之功也。”
乃表荀彧为万岁亭侯。郭嘉27岁就被曹操表为空军祭酒。曹操与郭嘉论天下事，深为其才智所折服，说：“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郭嘉追随曹操十有一年，多立奇勋。后随征乌桓途中病逝，亡年38岁。《三国演义》引“后人”诗，对他评价很高：“腹内藏经史，胸中隐甲兵，远谋如范蠡，决策似陈平。”曹操对郭嘉之死很为惋惜，他对众将说，“诸君年齿，皆孤等辈，惟奉孝最少，吾欲托以后事，不期中年夭折，使吾心肠崩裂矣！”以后每提起郭嘉，仍伤心不已。被曹操赏识而成为名将的，有的是提拔于行阵之间，如于禁、乐进；有的则取于亡虏之内，如张辽、徐晃。
不论亲疏，以功过定赏罚
孔明、曹操、孙权用人，是根据其功过来酌情赏罚，而不管其是否亲疏。
故将士用命，官吏不敢怠于职守。孔明赏罚不计恩仇，有功者赏，有罪者罚。
马谡违背孔明军事部署致失战略要地街亭，虽然孔明和他情如父子，也挥泪斩之。蒋琬曾加以劝阻说，“昔楚杀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谋之士，岂不可惜乎？”孔明流涕而答说：”昔孙武所以能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纷争，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以讨贼耶？合当斩之。”孔明也因其用人不当而自责，上表奏后主，请自贬丞相之职。并要求费祎等“勤攻吾之缺，责吾之短。”魏降将王平是守街亭的副将，他反对马谡的错误指挥，且坚守阵地有功。被加拜参军，从稗将军进位为讨寇将军，封亭侯。刘巴与孔明有宿怨，孔明认为刘巴是个人才，数称荐于刘备，乃得重用，位至尚书，董恢出使东吴，能正确回答孙权提出的难题，显示其见识卓越，回蜀未及三天，孔明便调他到相府，不久提升为巴郡太守。孔明处分下属，用心甚平，且谁有罪处分谁。决不株连家族，故受罚者多无怨言。建兴九年春二月，孔明出帅伐魏，李严负责供应军粮，他因军粮不济，为遮饰罪责，便使奸计：一面发出告急，说东吴将兴兵寇川，促使孔明回师：一而向后主奏称军粮已办，丞相却无故回师。孔明回师后知道此事，大怒说：“匹夫为一己之故，废国家大事！”欲斩之，后因其同已都是托孤大臣，便上疏后主废为庶人，仍让他过富裕生活。但孔明并不因李严有罪而连及其子，反而任其子李丰为丞相府长吏。孔明病逝五丈原，李严闻之，大哭病死。因严尝望孔明复收己，得自补前过；度孔明死后，人不能用之故也。
孙权，时人赞他“赏不择恩仇，罚必加有罪。”虽然他曾冤杀和错误处理了一些人，但一般来说确是如此。甘宁英勇善战，曾有功于黄祖，而黄祖以他曾是“劫江贼”不予重用，他拟投东吴，又恐江东恨其救黄祖杀凌操之事，不被东吴所容。后得吕蒙推荐，乃投东吴，孙权见他大喜：”兴霸此来，大获我心，岂有记恨之理？请无怀疑。愿教我破黄祖之策。”甘宁乃陈述先破黄祖后取巴蜀的策略，权认为是”金玉良言”。后果破祖。之后，他又多立功勋，拜折冲将军。周瑜在赤壁之战中建大功，孙权立即拜为偏将军，领南郡太守。从此，对他的功勋念念不忘。瑜病死，孙权流涕说：“公瑾王佐之资，今忽短命，孤何赖哉！”后孙权称帝，对公卿说：”孤非周公谨，不帝矣！”对周瑜遗下两男一女，都予照顾；但对于他们的不法行为则绝不纵容，据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记载：都乡侯周胤是周瑜次子，他自恃是 功臣子弟，“酗酒自恣”，横行不法，孙权曾“前后告喻”，却毫不改悔，孙权不因周胤是功臣子弟而宽恕他，便将他徙庐陵郡。诸葛瑾、步骘因胤是功臣之子不忍他因罪见徒，便上疏为他求情，要求复他原职。孙权不同意说：
“孤于公瑾，义犹二君，乐胤成就，岂有已哉？迫胤罪恶，未宜便退，且欲 苦之，使自知耳。”这就是说，周胤有罪，不能不处罚，要让他吃点苦头，使能改过自新，才能挽救他。由于孙权能赏功罚罪，故将士肯为之卖命。
曹操，《魏书》称他：”攻城拔邑，得美丽之物，则悉以赐有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四方献御，与群下共之。”曹操统一北方后并没有把功劳全归自己，而是充分肯定部下的功劳，说：”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攻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便于建安十二年，下令大论功行赏，封功臣20余人为列侯，其余各以次受封。如果拿袁绍和曹操的赏罚相比，更显得曹操英明。袁绍决定出兵与曹操一决雌雄，田丰力加劝阻，认为现时出战非宜，应积蓄力量以伺其机。袁绍不听，后兵败大悔说：“吾不听田丰之言，兵败将亡，今回去有何面目见之耶！”
因羞见田丰乃杀之。曹操拟西击乌桓，曹洪等将谏之不从，后历尽险阻始胜。
曹操定乌桓后回师，重赏先曾谏者，谓诸将说：“孤前者乘危远征，侥幸成功。虽得胜，天所佑也，不可以为法。诸君之谏，乃万全之计，是以相赏。
后勿难言。”对此，毛宗岗引用苏老泉的话说：”此孟德、本初之所以兴亡乎！”“为明主谋而忠，其言虽不验而见褒，为庸主谋而忠，其言虽已验而见罪，何其不同如此哉！”言验见罪，故人不敢言，言不验反见褒，故人不难言。人不敢言，将使己闭塞无知；人不难言，则可用“众智”。赏罚明与否，效果大相径庭，也是曹、袁之所以兴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5.各有短长：三国用人不同比较
孔明与曹操、孙权虽都是一时之“伯乐”，但其用人并非尽善尽美，而是各有短长，优劣互见。且事物是辩证的，其用人之优点也往往含着其用人之短处：其长处从某方面看比别人优，从另方面看则劣于他人。
偏重于德、周延性不够
孔明以德才兼备做为用人的准则，如抽去具具体内容，仅从抽象方面去借鉴，对于任何社会的统治阶级都是适用的。因为任何社会都有它的道德规范，而这些道德规范都是为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服务的。孔明所说的“德”，当然是指封建社会的”德”，从他的言行中，主要是指：一、“志虑忠诚”，“心存汉室”；二、“忠勤时事”，三、“进尽忠言”；四、正直、良实、 清廉。概言之，孔明所要求的德是公而忘私，即“心存汉室”、统一天下，不计较个人私利。他所要求的才主要是治国、争天下的才智。由于孔明以德才兼备取士，其继位者如蒋琬、费祎、姜准等都能忠于蜀汉，清廉自持，团结列敌，故没有出现魏、吴两国内部那种互相倾轧、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现象。因此，仅占天下不及1/10的蜀国能抗拒占有天下7/10的魏国近半个世纪之久。也因此，阿斗才能安坐宝座41年。当然，孔明的德才兼备用人政策也有其不足之处，他虽不是有才缺德的不用，但有点偏重于德。如对魏延，他虽“凭其骁勇”，因嫌其“性矜高”、不能团结人，对他不大放心，延有奇策，也不认真考虑，故延“叹恨己才用之不尽”。孔明这种有点偏重于德的用人方针，未尝不是蜀国缺少奇才的原因之一。而曹操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与之相比，在这方面就有其优点。
唯才则用有奸逆之虞
曹操不论是什么样的人，即使是不仁不孝的人，只要是有才干的，都尽量录用，故曹魏人才济济，人才辈出。如荀彧等之后有司马懿等，司马懿等之后有钟会、邓艾等。不过，从巩固政权这方面来看，曹操这种只讲才不讲德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与孔明的德才兼备的用人方针相比，却大为逊色。对曹操的延揽人才，清代顾炎武说，“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驰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
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顾炎武看不到曹操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的可贵之处，却一味抹煞，这是不对的，但他说这种政策引致“权诈迭进”是有根据的。司马懿虽是一时之杰，但他控制曹魏政权的手段之诡诈，不下于曹操挟持汉政权，后来司马氏也学曹家逼使汉家皇帝禅让的故伎，夺取了曹魏政权，并把曹氏集团的人大体杀绝了。钟会、邓艾灭蜀后，也各怀异心，想除掉对方，以独霸西蜀。钟会首先叛变，结果两败俱亡。在这里，我们并不是想议论司马氏代魏和钟会叛变的是非问题，而是想阐明这样的一个道理：任何一个政权要巩固，首要的是：其执政的核心人物必须忠于这个政权。
互相猜疑如何能成大事
在用人方面，孙权是用而放心，曹操是用而疑心。曹操是个权欲极重的人，他懂得权特别是军权的重要性：有了军权就可为所欲为，有可能达到其所要达到的目的。如果丢了军权那是很危险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欲孤委捐兵众，归就所封武平侯之国，实不可耳，诚恐一解兵柄，为人所害。”所以，尽管他是“唯才是举”，各种人才都任用，但任用到什么程度，他心中是有数的，他最信任的还是曹氏亲属，如曹洪、曹真、夏侯淳、夏候渊等，曹魏的军权主要是掌握在他及其亲属手里。曹操不随便让其他将领独自带兵出征，征伐大都亲自出马。为了巩固曹魏政权，他不惜采取了各种残酷手段来对待异己分子。他外宽内忌，表面上不念旧恐，甚至对部属私通敌人也装作不过问，可是暗地里却予以严密的监视。他设“校事”组织，刺探将士及吏民的私情，”校事”刘慈数年之间“就检举案件以万数”。“校事”组织即特务组织，因此，可以说特务组织的设立在曹魏时已开始，曹操是特务组织的创始者。这样，不可能做到上下同心同德，以诚相见，必然是互相猜疑，各怀鬼胎。其部属也整天患心忡忡，提着脑袋过日子，如他的椽属何夔就常怀毒药，以备不测；不少人则因其猜疑而被杀、崔琰、许攸、姜圭等都因一言见疑而遭杀戮。
善用众人的力量
在对待部属方面，孙权恰恰和曹操相反。孙权对将领既信任又放手，大凡征战，他与部属议定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后，就委托得力将领统帅迎敌，他自己安坐建业，听候捷服。赤壁和彝陵两次大战，关系到东吴盛衰存亡大事，而孙权却先后让周瑜和陆逊挂帅出战，结果取得了辉煌战果。这说明孙权善于用“众智”、“众力”，这方面他比曹操高一筹。孙权之所以能如此，一是因他认识到发挥“众智”、“众力”始能“无畏于圣人”、“无故于天下”，而要能使“众智”、“众力”为已用，必须充分信任人，二是他从父兄的失误中得到了教训。孙坚、孙策都恃一己之勇，轻而无备：孙坚以 30骑轻出送死，孙策以单骑轻出被刺。这说明光凭个人勇敢是不能图天下的。
孙权也曾轻敌出战张辽，如无程普相救，几乎被张辽所杀。长吏张紘谏说：“主公恃盛壮之气，轻视大敌，三军之众，莫不寒心。即使斩将搴旗，威振疆场，亦偏将之任，非主公所宜也。愿仰贲、育之勇，怀王霸之计。”权服其言，表示“从令当改之。”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使他认识到：作为一个统帅，主要是确定决策和使用人，光靠自己拼命沙场是不行的。
蜀中无大将
在用士人和对待士人态度方面，孔明和孙权各有所不同。孔明成为刘备的谋主后，在求贤以辅助蜀汉方面不遗余力。益州初定，他在任用“荆楚宿士”的同时，竭力争取东州、益州两个集团的士人，因而使西蜀三股势力团结一起，为刘备效力。杜微，原是刘璋从事，以疾去官；刘璋投降后，他诈称耳聋，闭门不出。孔明亲往拜访，因他装聋一问三不答，便跟他笔谈，恳请他“以德辅时”，社微为之感动，同意任谏议大夫。许靖是名士。原任巴郡、广汉太守，刘备克蜀，以靖为左将军长吏，后任太傅，孔明十分敬重他，常向他下拜，虚心请教。孔明虽以法治国，但对士人的小过也不计较。法正协助刘备取蜀立大功，刘备重用他，以为谋主，并任蜀郡太守，他大权在握，“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有人认为法正太 横行了，应当报告刘备，”抑其威福”，孔明却因法正的功劳而原谅他。由于孔明竭力争取和团结士人，士人多为之用，而蜀国之治，与士人效力有关。
也许孔明是名士之故，对文士有所偏爱，对武将则不很重视，在《三国志·蜀书》中关于对待武将如敬重文士的事迹很少，这也许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的原因之一吧。
重武轻文，而无能臣
孙权在这方面又恰恰和孔明相反，他是敬爱将士而轻视文人。对于将士他是关怀备至，甚至对于他们的错误也不追究。如甘宁为人粗暴，“时违权令”，他也能宽恕。但对士人就不一样了。沈友是个才高博学之士，时人公认：“其笔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过绝于人。”权以礼聘，既至，论文霸之略，当时之务，权敛容敬重。沈友为人硬直，敢议朝政，而庸臣妒忌其才，便诬他造反，孙权却不辨是非把他杀了。死时，沈友才29岁（《三国志·吴书·孙权传》裴松之注引《吴录》）。张温德才过人，权拜议郎、选曹尚书，徙太子太傅，甚见信任。后奉令使蜀，蜀人甚敬其才。孙权因他回来称美蜀政，又嫌其声名大振，恐终不为己用，思有以中伤之。会因暨艳案件，权以温曾荐艳且有往还，便加罪张温，将他撤职，逐归吴郡。将军骆统为之辩诬，赞张温”卓跞冠群，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权也不听 （《三国 志·吴书·张温传》）。初，孔明知张温被黜，未明其故，思之数日，才恍然大悟，说：“吾已得之矣，其人于清浊太明，善恶太分。”虞翻是孙策旧臣，为策所敬重。孙权继位后，以为骑都尉，翻屡犯颜直谏，权很不高兴，便徙扬州泾县。权为吴王，宴群臣，自起行酒，翻佯醉不饮，权大怒，拔手剑欲杀之。后被人劝阻，翻才得免死。翻不因此有所畏惧，仍然是“不平则鸣”，终被孙权放逐（《三国志·吴书·虞翻传》）。从上所述，可见孙权杀害、放逐的都是德才兼备、为时人所推重之士，而其原因是由于这些人敢言敢谏。这说明孙权是个忠言逆耳的人。孙权如此对待德高望重、才气过人之士，也是东吴缺少安邦治国之能臣的重要原因。孙权在世时，靠其权威及将士用命，政权尚称巩固；他去世后，因没有具有德才兼备的能臣治理国家，东吴政权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日益走向下坡路了。
三、御 术
三国之主，或执政者，御人之法，各有巧妙，有的靠正道，以服民心：
有的耍手腕，笼络人心，有的弄诡计，使人效命。然所言所行，既实亦虚，皆能感动人、团结人，使得英才为其所用，誓死效忠，观其权谋干略，实令人拍案叫绝！刘备、孔明、曹操、孙权，真可说是一流的心理学家！
1.长厚而近伪：刘备的御人术
刘备的性格，作者本是写他有长者之风，是孚众望的仁君，但有时却写得有些虚伪，鲁迅先生早就指出：“状刘备的长厚而近伪。”其实，历史上的刘备，是三国时代有名的枭雄，他的权谋干略并不亚于曹操。要想图天下，决不能像宋襄公那样蠢猪式的老实，不然，只有挨打，或遭到失败。在特殊情况之下，出现表里不一的事是常有的，且是不得不如此。作者写刘备长厚中有虚伪，是符合历史上刘备这个枭雄的为人的。他的某些言行，说是虚伪也行，说是出于权谋干略也无不可。他的长厚和虚伪是互为表里的，这是说他的长厚中有虚伪，虚伪中又有长厚，而从总的看，是以前者为主的。为结民心，驾驭将领，其所言所行，就 是这样。刘备性格很复杂，其御人术也 就很不简单，要做具体分 析，才懂得其中奥妙。 摔阿斗以示爱将之心当阳长坂之战是一次遭遇战。曹军势大，刘备兵少，曹兵掩 至，势不 可当，把刘备队伍冲得七零八落。赵云保护刘备家小也失散了。赵云自思：
“我上天入地，好歹寻主母与小主人来。如果不见，死在沙场上也。”他乃 拼死奋勇杀入曹操的百万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找到了阿斗。他怀抱阿斗，杀透层层重围，砍倒大旗两面，夺槊三条；前后枪刺剑砍，杀死曹营名将50余员。他追上刘备，备言救小主突围情况，说：“托主公洪福，幸而得脱。”
可是他一摸怀中的阿斗便担心他说：“适未公子尚在怀中啼哭，此一会不见动静，多是不能保也。”遂解开视之，原来阿斗正睡着未醒。赵云喜说：“幸得公子无恙！”双手递与刘备。刘备接过，掷之于他说：“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赵云忙向地下抱起阿斗，泣拜说：“云虽肝脑涂地，不能报也！”这便是刘备摔阿斗的故事始末。
刘备摔阿斗，有人认为这种动作是虚伪的，是为结赵云之心。说虚伪也对，刘备仅此一子，不爱是假，说为结赵云之心也是真，这一摔，使赵云十分感动，誓“肝脑涂地”以为报。这样，刘备达到了摔子的目的。不过，刘备听了赵云单骑救幼主的英勇事迹，既服其勇，又爱其忠，因而摔阿斗于地下，也是出于爱将之情的激动。而这种举动也只有刘备做得出，这种话也只有刘备才能说得出，如果换了袁绍、他一定为得子而无限喜悦，把救子之人冷搁在一边，因为他的心思全在爱子身上。袁绍怜幼子而拒田丰之谏便是很好的说明。第二十四回写田丰入见袁绍，只见他形容憔悴，衣冠不整，忙问其故，绍说：“吾将死矣！”再问才知他是因幼子患疥疮之故。田丰建议趁曹操东征刘备乘虚袭许昌，绍说：“五子中唯此子最异，倘有疏虞，吾命休矣。”绍有五子，仅为一子患疥疮小疾，而失去大好战机；而刘备唯此一子，竟掷于地下，以表示对猛将赵云之爱。一智一愚，相去天壤。古之创业主，为天下不顾家。刘邦被敌追，为使马车减重跑得快，竟几次把儿子推下车，确是心狠手毒！刘备为表示对猛将的爱惜，也不惜把爱子掷于地下。前者是为已之安全，不足称道，后者为结将士之心，其御人术令人惊叹！
以投江来结民心
刘备要“投江”是出于第四十一回“刘玄德携民渡江”的故事。曹操将攻樊城，刘备自忖不敌乃弃樊城奔襄阳。并派人晓喻百姓：愿随者同去，不愿者留下。两县之民，齐声大呼说：“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即日号位而行。扶老携幼，将男带女，滚滚渡河，两岸哭声不绝。刘备于船望见，大励说：“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闻者莫不痛哭。对此，毛宗岗夹批说：“或曰，玄德欲投江与曹操之买民心一样，都是假处。然曹操之假，百姓知之；玄德之假，百姓偏不以为假。
虽同一假也，而玄德胜曹操多矣。”说刘备投江是假，且假得很巧妙，使人不知其假，是远胜过曹操，可说是知刘备者，但只看到刘备假的一面，而不看到真的一面，也不能说是尽知刘备者。
笔者认为：刘备投江，有假有真。刘备是个枭雄，他的感情不可能如此丰富，意志也决不会如此脆弱，看见老百姓“遭此大难”而要投江自杀。他的这种假动作显然是为结民心，他一装投江，便使“闻者莫不痛哭”，取得荆州士绅、百姓的拥护。说他对百姓“遭此大难”也无动于衷，也不对，在三国群雄中，刘备是比较爱民的。他任安喜县尉，“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第二回）治理新野时，”军民皆喜，政治一新；百姓称颂他：'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 （第三十回）他携民渡江后，曹军也 跟着追来，众将劝他暂弃百姓使能轻装早奔江陵，刘备泣说：“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他拥着民众数万，缓缓而行，甘冒被俘的危险，由于刘备懂得“举大事必以人为本”，故能爱民。尽管刘备爱民有其假的一面，但其爱民真的一面，虽说是有限度的，可是在那杀人盈野、杀人盈城的时代，是值得肯定的。刘备之得人心在此。
遣人正所以留人
刘备据汝南，闻悉曹操出征河北，乃引兵乘虚袭许昌。曹操闻讯，立即回师杀回，刘备大败，众将拚死相救才得逃脱。刘备败军不满1000，狼狈而奔，至汉江暂令安营。土人知是刘备，奉献羊酒，乃聚饮于沙滩之上。刘备长叹说：“诸君皆有王佐之才，不幸跟随刘备。备之命窘，累及诸君。今日身无立锥，诚恐有误诸君。君等何不弃备而投明主，以取功名乎？”众皆掩面而哭。云长劝说：“兄言差矣。昔日高祖与项羽争天下，数败于羽，后九里山一战成功，而开创百年基业。胜负兵家之常，何可自隳其志！”这便是刘备遣众将的故事梗概。刘备在兵败势危之际，正需人支持，以渡过难关，他本应向众人做些思想工作，说些“道路曲折，前途光明”之类的话，以鼓励大家不怕挫折，重新振作，去争取胜利：但他不是这样，反而唉声叹气，叫大家弃己去投明主，以求功名，这确是难于令人理解。这是否刘备已英雄气短，壮志消磨，从此解甲归田，不图大举，或者是刘备真的认为自己不行，为爱惜众将的前程而将之遣散，使他们另投明主得遂其志呢？这两种想法，都没有看透刘备葫芦里的药。刘备是既不灰心丧气，也不想遣散众人。而他之所以遣众人，是知道：在这兵败将亡之际，去哀求众人跟己，不会激起众人留恋之情，他从责己惜众人出发，去遣众人，这使众人知刘备爱己，众人必感激而不愿离去。兵书有说：“将欲取之，必先舍之。”刘备是个沙场老将，深懂得这一策略之妙用，故能翻新出奇，用来御人，这又是刘备御人术的创新。云长跟随刘备多年，却摸不透乃兄心事，竟苦口婆心相劝，确有点牛头不对马嘴。倒是1000多年后的毛宗岗对刘备的心事了如指掌，他在三十一回回评里一针见血地指出：“刘备与众将聚饮沙滩之时，惜众人，遣众人，正所以留众人也。亦如舅犯从重耳归晋国之时，辞公子，别公子，正所以要公子也。遣之而其心愈坚，辞之而其心愈固。一是患难方深，一是安乐将至，一是以君慰臣，一是以臣结主。虽是两样局面，却是一种方法。”
辞徐州，以“义”服人
曹操为报父仇攻徐州、徐州牧陶谦势弱难敌，便通过孔融请得刘备率兵来救，曹操因张邈、吕布袭兖州，乃同意刘备的和解回帅救兖州。陶谦和徐州百姓深感刘备相救之恩。陶谦以年迈无力保徐州，乃让位给刘备，刘备坚辞说：“孔文举令备来救徐州，为义也。今无端据而有之，天下将以备为无义之人矣。”陶谦推让再三，刘备总是不受。陶谦病危，又坚让徐州，刘备又坚辞。陶谦死后，众军举哀毕，即捧牌印交送刘备。刘备固辞。次日，徐州百姓，拥到府前哭拜说：“刘使君若不领此郡，吾等皆不能安生矣！”经关、张再三相劝，刘备乃许权领州事，刘备如此再三坚辞，最后还是“权领”，是真还是假？说刘备辞徐州是真也真。刘备救徐州是为义举，如果陶谦一让便接受，岂非为图徐州而来，徐州士绅、百姓如不明真相，将议会他是乘人之危而夺之。这样，人将不服，人心不服，徐州将难守得住，得了徐州也将失之。说刘备辞徐州是假也假。刘备是不甘心于人下的人，他投曹操，算计图之；奔袁绍，是权宜之计；依刘表，暗结民心以聚众，入川支援刘璋，取而代之。刘备为人如此，难道送到口的肥肉（徐州）不吃：且刘备当时只有平原弹丸之地，难以容身，现在有了偌大的徐州，岂有不要之理？而他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坚辞徐州，并以“义”标榜，实是为结徐州人心，当徐州百姓拥挤到府前哭拜、哀求，表示对他衷心拥护时，刘备终于“权领”了。
所谓“权领”只不过是掩饰前之坚辞，是“实领”之谓也。“辞之愈力受之愈稳”，刘备是深心人有此算计，人自不知罢了。
别有用心的托孤话
刘备病危时，孔明等泣拜于地下说：“愿陛下息龙体！臣等尽施犬马之劳，以报陛下知遇之恩也。”刘备令内侍扶起孔明，一手掩泪，一手扶其手，说：“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孔明说：“有何圣谕？”刘备泣说：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 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孔明听毕，汗流遍体，手足无措，泣拜于他说：“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言毕，叩头流血。刘备托孤的话和孔明信誓旦旦之言，并非作者的虚构，而是史有其事。后人对刘备托孤的话颇有异议，并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历史学家孙盛指出：“苟所寄忠贤，则不须若斯之海；如非其人，不宜启篡逆之涂。是以古之顾命，必贻话言；诡伪之辞，非托孤之谓。”意思是说，如果认为所托的是忠贤之人，则不必说这种话，如认为所托非人，说这种话就会给他作为篡位的借口。这种诡伪的语言，托孤是不该说的。孙盛所谓“诡伪之辞”是指什么，他没有点明。毛宗岗评点则说：“或问先主令孔明自取之，为真话乎？为假话乎？
曰： '以为真则真，以为假则假也。’欲使孔明为曹丕之所为，则其义之所 必不敢出，必不忍出者也。知其必不敢，必不忍，而故令之闻此言，则其辅太子之心不得不切矣”。以上两种分析，乍看似有一定道理。但细加研究，实属道学家之言，都没有猜到刘备的灵魂深处。
刘备“君自取之”的活，是否出于其肺腑之言？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
所谓“禅让”之事，在我国原始社会里也许有之，如尧禅位于舜的传说。但进入阶级社会后，历史上是没有那一个君 主是会心甘情愿让位于他人的。 三国时代，出现的献帝禅位于曹丕，曹奂禅位于司马炎，只不过是曹丕、司马炎借禅位之名以欺天下，其实是血腥腥的、赤裸裸的篡位，《三国演义》对这两次“禅位”已作了入木三分的揭露。而刘备是否有例外？不！刘备为了使其子刘禅能顺利继位，早就费尽心机做了安排。刘封是他的养子，此人英勇善战，其才干胜刘禅百倍，且观刘封一生，是忠于蜀汉的。“知子莫若父”，刘备是深知阿斗这个庸才远非刘封的对手，他担心刘禅继位后刘封不服而为乱，便借故杀之，免使有后顾之忧。在他临死前，对辅政大臣的任命也是熬费苦心的。他的托孤大臣不只是孔明，还有李严。李严是原刘璋部队的头头，是时任尚书令，地位仅次于丞相孔明，在蜀汉中自成一系，具有一定势力，任用他为辅政大臣，可以牵制孔明。可见刘备既不愿把刘家天下让给别人，对孔明也不尽信任，但他为什么说君自取之的话呢？刘备认为孔明才智十倍于曹丕，辅佐刘禅是胜任的，他最担心的是“君自取之”。他知道阿斗是个庸才，今后大权必落在孔明手里，孔明要取而代之易如反掌，如果孔明真的这样做，他不说“君自取之”，孔明也能取之。所以，他先声夺人，以“君自取之”对孔明提出的警告。这使孔明听了吓得“汗流遍体，手足无措。”
迫得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发誓效忠刘禅。刘备的御人术愈出愈奇，确不愧称世之枭雄。
2.儒法并用：孔明的御人术
孔明是荆州名士，是主张儒法兼用的人，故其御人术既有儒家的学究气，也有法家的严厉作风。其御人术既不象刘备那样深奇莫测，也没有曹操那样诡计多端，而是明来明去，虽有时也略施小计，却不矣丞相风度。
力行严明法制
益州既定，刘备使军师孔明拟治国条例，刑法颇重。法正对此有不同意见，他对孔明说：”昔高祖约法三章，黎民皆感其虑。愿军师宽刑省法，以慰民望。”孔明说：“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用法暴虐，万民皆怨，故高祖以宽仁得之。今刘璋暗弱，德政不举，威刑不肃；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残；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道，于斯著矣。”法正拜服。法正之所以拜服，是因孔明说得有理。用法是宽是严，可因时因事而异，决不能拘于一道。继暴政之后，要施以宽仁，使民休养生息；继“德政不举”的乱国，必须严明法制，使人畏法而不敢胡为，始能由乱入治。孔明治蜀虽主张严明法制，但在具体问题处理上则有猛有宽，或 以猛济宽，或以宽济猛，而不是一律都用重典。凡违法的，不管 是谁，孔明一般都严加处理，如对亲如手足的马谡、官高如李严，根据其犯罪的情节，分别予以处斩或罢官。陈寿对孔明治蜀的评价是很高的。他说：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 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肖之亚匹矣。”（《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孔明以法治蜀，并不是说人治已不存在。在整个封建社会里，一般来说法治是表，人治是里，决定性的是人治。因为封建帝王，就是国家，就是法律，一切决定于帝王的意志，即便是他制定的法律，如不合己意，一道圣旨便可推翻。如果谁要是触犯龙颜，按法罪不该死，君要他死也不得不死。君主的权力超过了一切，确是可以为所欲为。便是仁君如刘备也不例外，他冤杀彭羕就是足以说明。彭羕原事刘璋，因被人毁谤，被髡钳为徒隶。刘备入益州，他建议取益州之策，甚得庞统赞赏，刘备也奇其才，提拔为治中从事，后因故稍疏，调为江阳太守。彭羕因此不满，适马超归蜀后不得志，二人有时聚在一起，发点牢骚。彭羕因调外任，心里烦闷，去找马超聊天。
超问他，“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谓卿当与孔明、孝直诸人齐足并驱，宁当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羕说：“老革荒悖，可复道邪！”马超害怕累已，乃如实报告刘备。于是彭羕被捕下狱。彭羕在狱中上书孔明辩解，承认说刘备“老革荒悖”是错误，并说是酒后失言；至于“内外”之言，只不过是说如重用他和马超，则可协力助刘备打败曹操，别无他志（《三国志·蜀书·彭羕传》）。彭羕的“内外”之言，不能说是要谋反，所谓“老革荒悖”，也只是批评刘备这个老兵昏乱，不会用人罢了。彭羕给孔明的书，哀哀陈情，表白心迹，未知孔明读后有何感想，不过，即使他同情彭羕也无济于事，因彭羕触犯了龙颜，刘备一怒之下，竟以叛逆罪把他处死了！彭羕之死，缘因人治，如按法治，何至于死。仁君贤相治国，仍出冤案，如暴君奸相理政，冤案之多，可以想见。在人治即“朕”治的封建时代，不知有多少人蒙不白之冤，有多少人被冤枉致死！人治，可畏哉！
攻心为上
孔明因蛮王屡侵边界，为安定后方以利北伐，乃决计南征。在与马谡谈论征蛮之策时，马谡说：“南蛮恃其地远山险，不服久矣，虽今日定之，明日复叛，丞相大军到彼，必就平服，但班师之日，必用北伐曹丕；蛮兵若知内虚，其反必速。夫用兵之道： '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 下。’愿丞相但眼其心足矣。”孔明叹说：“幼常足知吾肺腑也！”这是说二人不谋而合。孔明乃决定南征的战略是：心战为上。本来南人叛乱，派一大将讨之便可平定，但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非攻心不可，而攻城易，攻心难，这就需要孔明亲征。故他不怕艰苦，“五月渡沪，深入不毛。”对孟获七擒七纵，最后这个倔强、顽固的蛮王终于心服口服，垂泪对孔明说：“丞相天威，南人不复反矣！”孔明乃归还所夺之地，令孟获永为洞主。从此，孟获和其宗党以及南人无限感激，终孔明之世，南人果不复反。
孔明攻心以抚蛮，这确是安蛮上策。在我国历史上，或因高压政策，或因掠夺过甚，或因有人挑拨，我国各族之间经常发生磨擦，当矛盾激化时往往诉诸战争。而封建统治者，只靠武力进行镇压，为使叛乱的少数民族屈服，在战争取胜后只能分兵驻守，设官统治。驻兵则要征收粮饷，收粮饷必加重人民负担；设 官则要用法，用法而刑狱滋扰，人民必怨，这就潜伏着新的 矛盾，终会有激化之日。故民族之间战争永无息期。孔明南征得胜后，不驻兵，不设一官，不占寸地，仍由南人自治。不仅孟获心服，南人亦感恩戴德，正因心服，故南人不复反。不再动一兵一卒而边境安宁，民族和睦无间。前后两种民族政策相比，始见孔明攻心之效，方知孔明御人术之妙。
以信为本
人无信不立。己能守信，人始信之；如其无信，人必不信之。不仅人与人之间要如此，一国之主，一军之主，更要如此。
君主不守信，国人将无法听从，统帅不守信，三军难于指挥。孔明能以信为本，令出必行，故可指挥如意，人人效力。卤城之战，正因此使孔明转危为安，并获大胜。建兴九年春二月，孔明复出师伐魏。魏将司马懿屡败后坚守不战，孔明驻军卤城无可奈何。一日，杨仪入帐告说：“向者丞相令大兵一百日一换，今已限足，汉中兵已出川口，前路公文已到，只待会兵交换，现存八万军，内四万该与换班。”孔明说：“既有令，便教速行。”众军闻知，各各收拾起程。忽报孙礼引雍、凉人马二十万来助战，去袭剑阁，司马懿自行带兵来攻卤城了。蜀兵无不惊骇。杨仪入告孔明说：“魏兵来得甚急，丞相可将换班军留下迎敌，待新来兵到。然后换之。”孔明说：“不可。吾用兵命将，以信为本，既有令在先，岂可失信？且蜀兵应去者，皆准备归计，其父母妻子倚扉而望，吾今便有大难，决不留他。”即传令教应去之兵，当日便行。众军闻之，皆大呼说：“丞相如此施恩于众，我等愿且不回，各舍一命，大杀魏兵，以报丞相！”孔明说：“尔等该还家，岂可复留于此？”
众军皆要出战，不愿回家。孔明说：“汝等既要与我出战，可出城安营，待魏兵到，莫待他喘息，便急攻之，此以逸待劳之势也。”众军欢喜出城，列阵以待。西凉兵远道而来，人困马乏，方欲下营歇息，被蜀兵一拥而进，人人奋勇，将锐兵骁，杀得雍、凉兵尸横遍野，血流成渠。蜀兵大胜。
既有令，必须换军，这是用兵之常规。但敌军20万急拥而至，蜀兵8万除去换兵一半只剩下4万，何以抵敌，而这时孔明仍坚持“以信为本”，坚持换军，这是何故？杨仪要求暂不换军，是老实算计，孔明坚持换军，是另有玄机。因他懂得，既到期换军，且已传令放行，而军士思家，归心似箭，如强行留住，必无心应战，战则必败，不如催其回家，使其知我守信，感我施恩于彼，必不肯即回，愿意死战。孔明研究军士的心理学可谓到家！孔明的御人术，确是高人一等。
请将不如激将
孔明用黄忠就靠一“激”字，他认为这位老将如不激他，如奉命出战也难成功。黄忠有勇有谋，年虽老却不服老，处处逞强好胜。孔明就抓着他这个特点激之，越激越奋勇向前，争取打胜仗，以证明其宝刀不老。孔明两用黄忠，两次激之，才使“老黄忠计夺天荡山”（第七十回），“逸待劳勇斩夏侯渊”（第七十一回），取得了辉煌的战果。魏国名将张郃攻葭萌关甚急，孔明想用黄忠去迎敌，偏说除非去阆中取张飞，别人非放手，黄忠坚决请缨出马，孔明问他，要去用谁为副将，说老的不行，他偏要老将严颜。不管别人笑他俩年老，两老暗下决心建奇功，以服众心。两老经过密谋策划，先后采用“两路夹攻”和“骄兵之计”，打败了张郃，夺取了天荡山。这时，刘备要派黄忠去取定军山，孔明又激之说，要取关公来，方可敌之。黄忠坚持非去不可，孔明乃派法正为助，终于斩了夏侯渊。
水不激不起波，人不激不成材。历史上多少英雄豪杰，不正是靠一“激”
字才做出惊天动地的奇迹吗！不过，对于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毫无激情的人，激之也难引起反应。因为外因总是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的。黄忠如服老，孔明则无从激之，因其不服老，孔明激之才奏奇效。故孔朋不是每将皆激，而是因人而激。孔明的激将法，也是其御人妙术之一。
3.诡诈高深：曹操的御人术
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里评价曹操时指出：“历稽载籍，奸雄接踵，而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这句话，确实点明了曹操的本质。
这里所说的“智”也含着诡诈之意，而曹操为人诡诈，确是天下无双。他之所以能“揽人才而欺天下”。正是靠“诡诈”二字，本来哭笑怒骂是人的感情的泄露，但曹操的哭笑怒骂却另有妙用，他的一哭一笑一怒一骂都是御人的绝招。有时他也讲义气，表现得宽宏大量，但也与众不同，另具御人妙法。
曹操御人术确是独有一格。
宜哭而笑，宜笑而哭
第五十七回写曹操赤壁之战被打败后，在逃亡途中的“三笑一哭”，把他的诡诈的个性描绘得淋漓尽致：当他逃到鸟林之西时，看见树木丛杂，山川险峻，乃于马上仰面大笑不止。众问其故，他说是“笑周瑜无谋，诸葛亮少智。若是吾用兵之时，预先在这里埋伏一军，如之奈何？”说犹未了，两边鼓声震响，火光冲天而起，赵云领军斜刺里杀出，众将死战，操才逃脱。
逃至南彝陵大路，人饥马困，行走不上，操令暂歇，他坐于疏林之下，仰面大笑。众问其故。操说：“吾笑诸葛亮、周瑜毕竟智谋不足。若是我用兵时，就这个去处，也埋伏一彪军马，以逸待劳；我等纵然脱得性命，也不免重伤矣。彼见不到此，我是以笑之”。正说间，猛张飞一军杀至，操一见早拨马溜了，众将死战得脱，但多已受伤，狼狈不堪，且天寒地冻，道路泥泞，走到华容道时，已所剩无几。而曹操却在马上扬鞭大笑，众问其故，操说：“人皆言周瑜、诸葛亮多谋，以吾观之，到底是无能之辈。若此处埋伏一旅之师，吾等皆束手受缚矣。”言未毕，一声炮响，两边五百校刀手摆开，为首大将关云长，提青龙刀跨赤兔马，截住去路。若非关云长感其昔日相待之恩，曹操这次必脑袋搬家了。这次逃走，曹操的处境是很凄惨的，这是他该放声痛哭之时，为什么每次在厄境时候他偏偏纵声大笑呢？其实，这“三笑”都是强颜欢笑，用意在于灭敌人的威风，壮自己的志气。他笑敌手无能以显己之高明，是为将士壮胆，鼓起他们的勇气以逃脱难关。可是，曹操逃脱虎口，被曹仁接入南郡置酒与之洗尘时，他反而仰天大恸。对这种反常的举动，众谋士莫明其妙，便问其故。操伤心他说：“吾哭郭奉孝耳！若奉孝在，决不使吾有此大失也！”遂捶胸大哭说：“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众谋士皆默然自惭。对曹操之哭，毛宗岗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妙用：“曹操前哭典韦，而后哭郭嘉，哭虽同而所哭则异，哭典韦之哭，所以感众将士也：哭郭嘉之哭，所以愧众谋士也。前之哭胜似赏，后之哭胜似打。不谓奸雄眼泪既可作纸帛用，又可作挺杖用，奸雄之奸，真是奸得可爱！”宜哭而笑，宜笑而哭，只有奸雄才能这样笑得出、哭得出，奸雄之奸奸在此。而他的哭笑并非常人之哭笑，都是他御人的妙术。
先施以威后结以恩
第十九回有一段关于曹操收降张辽的故事：“却说武士拥张辽至。操指辽曰：'这人好生面善。’辽说：'濮阳城中曾相遇，如何忘却？’操笑曰：
“你原来也记得！’辽曰'只是可惜’，操曰：“可惜甚的？’辽曰：'可 惜当日火不大，不曾烧死你这国贼！’操大怒曰： '败将安敢辱我！’拔剑 在手，亲自来杀张辽。辽全无惧色，引颈待杀。这时，玄德攀住操臂膊，云长跪于面前。玄德曰： '此等赤心人，正当重用。’云长曰：'某素知文远 忠义，愿以性命保之。’操掷剑笑曰： '我亦知文远忠义，故戏之耳。’乃 亲释其缚，解衣衣之，延之上坐。辽感其意遂降。”从这一则故事里，我们看到曹操在一霎那之间变换了两副面孔：满脸杀气和满脸笑容。这确是“要杀则亲自拔剑，不杀则解衣延坐；怒便加一倍怒，爱亦加一倍爱。奸雄权势，奸不可及。” （毛宗岗的夹批）。
其实，曹操的“怒和爱”，只不过是古代御人术“恩威并济”的翻版，即先施以威后结以恩。这种御人术后来也被张飞学到了。张飞生擒严颜，要严颜投降，严叱说：“但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飞大怒，喝左右斩来。
严颜喝说：“贼匹夫！要砍便砍，何怒也！”张飞为其英雄气概所感动，乃亲释其缚，低头下拜请谅，严感其恩义，乃降。张飞释严颜和曹操释张辽，确是一个模样，是否张飞也向曹操学来，不得而知。而曹操释张辽，张飞释严颜，是因张辽、严颜都忠勇，这种人值得用。曹操能释张辽，因曹操是奸雄；张飞能释严颜，因张飞是英雄。奸雄和英雄虽有差别，但其性格有共同之处：喜不怕死的硬汉子，厌贪生畏死之人。如吕布被曹操所擒时，既向曹操求饶，又求刘备代说情，尽管吕布百般哀求，曹操还是把他宰了。而曹操释张辽，正是被其英雄气概所折服之故。曹操能用张辽，说明其慧眼识人，张辽也因曹操的提拔才能成为魏国名将。
“焚书信”的气度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是取得战争胜利的一条规律，而要做到“知彼知己”，就要先了解对方的情况，故魏、蜀、吴三国都千方百计在敌国安置奸细。魏、蜀两国都曾互使反间计，这些反间计之所以取得成功，都是通过奸细来进行的。因此，彼此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是公开的秘密。
“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故发现和清除奸细，各国统帅都十分重视。 不过，对于处理奸细问题，却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如果掉以轻心，易造成失误，冤枉好人，纵了坏人，这就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增强了敌人的势力。
对于处理奸细，曹操是有独特的处理方法的。他破袁绍后，缴获了自己部属与袁绍私通的大批书信，有人劝他对这些人严加处理，他不同意说：“当时袁绍势大，孤也不能自保，何况他人哉。”便命令把这一大批书信焚了。曹操为何不把这些人严加镇压，而采取如此宽宏大量的措施呢？这是因为曹操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以免造成失误。曹操既已掌握了与敌人私通书信的名单，他对这些人已心中有数，懂得如何对待他们。这样，曹操对他们就掌握了主动权。他现在不处理，以后可慢慢处理。且这些人与敌人私通，其罪有轻有重，不能一概而论，如都加以镇压，将扩大株连，造成内部混乱。二、不削弱自己力量。当时，天下未定。正在用人之际，曹操示以宽容，将使这些与敌人私通的人感恩戴德，有可能愧悔前非。如果把曹操和袁绍两人处理奸细问题加以比较，更觉曹操这种御人术很高明。许攸因截获曹操催粮书信，知其粮已尽，建议分兵袭许昌，两路击之。这是上策，若绍从之，可获全胜。
适审配来书，密告许攸在冀州时纵子侄贪污，袁绍大怒，并主观猜测，说许攸“与曹操有旧，想亦受他财贿，为他作奸细。啜赚吾军耳！”便把他驱逐。
把主观猜疑当作事实。给许攸扣上“奸细”的帽子，许攸确是冤哉枉也。古往今来，出现的冤案，不正是由主观乱猜造成的么！而袁绍既把许攸当“奸细”又不处理，反把他驱逐，这实是迫他往投曹操。由于许攸为曹操策划烧粮事，促成袁军大败。袁绍如此轻率处理“奸细”，不仅冤枉了好人，自己也倒了大霉。曹操的“焚书信”与之相比，确是明智得多！
严守军纪：“割发代首”
“割发代首”的故事是这样的：建安三年夏四月，曹操出征张绣途中，见一路麦已熟，而民因兵至，逃避在外，不敢割麦。操使人远近遍谕村人父老，及各处守境官吏说：“吾奉天子明诏，出兵讨逆，与民除害。方今麦熟之时，不得已而起兵，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军法甚严，尔民勿得惊疑。”操乘马正行，忽田中惊起一鸠，那马眼生，窜入麦中，践坏了一大块麦田。操即掣所佩剑欲自刎。众急救住。据郭嘉所说《春秋》有“法不加至尊”之议，曹操乃以剑割自己之发，掷于他说：“割发权代割首。”使人以发传示三军说：“丞相践麦，本当斩首号令，今割发以代。”
于是三军悚然，无不懔遵军令。对曹操的“割发代首”，后人多认为这是曹操的诈术，用以收买军心民心。这没有错。不过，曹操采取这样权变的办法也情有可原。试问：曹操真的因犯自制之法而自刎了，有这必要吗？在东汉末年，割据的群雄，大多胡作非为，无法无天，掠民以自肥，有谁因此而自责过，而曹操能“割发代首”，这是难能可贵的。它说明曹操的军纪严明，自己犯了法也不饶恕。曹操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以统一天下，不仅到处搜罗人才为己用，也极力争取民心的归附。因为他懂得“民为邦本”之理，故他每次出征，大都严明军纪，防止扰民。而那四世三公出身的袁术却不懂得这个道理，他军纪不明，到处掠夺人民。他派张勋率领征徐州的七路之兵，却于路劫掠将来，故陈登把袁术的七路大军视如“七堆腐草”是有根据的，这“七堆腐草”不堪吕布、刘备联军一击便土崩瓦解了。曹操与袁术两相比较， 谁善用兵不是一目了然吗？袁术既不能治将治兵，又掠民，他被打败是必然之事；曹操能治将治兵又爱民，他出征多胜也是必然之事。曹操驾驭兵将之术，确有其过人之处。
封爵赠金
曹操能搜罗人才并使之为己效命，是因他有两个“法宝”，一是封爵，二是赠金。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愿为其主效命的无非为了名和利。而曹操的封爵赠金恰好满足他们的欲望，故曹操一祭起这两个“法宝”，无人不乐意归其麾下。当然，“封爵赠金”御人之术，并非曹操独创，那位亭长出身的汉高祖刘邦，早在他与项羽争天下时便懂得个中奥妙了。陈平爱金，他尽量满足他；韩信想当齐王，就给他刻齐王印。故这一文一武都乐意为他效命。
他的敌手项羽就不懂得这一套，这位西楚霸王为人有点吝惜，舍不得给人封爵，下属不愿为他出力，这也许是原因之一。曹操是个饱学之士，对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是熟悉的，他不仅善于吸取，且能做到“青出于蓝胜于蓝”，他对“封爵赠金”运用之妙，远远胜过前人。如他对关羽的笼络收买，便充分表现了他这方面的才能。
曹操接受关羽“三事”之约使之来投后，待之甚厚：赠美女十人；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斩颜良立功后，封为汉寿亭侯，可说是极尽其拉拢之能事。可是，关羽知其兄刘备所在后，立即封金挂印，留书辞别说：“新恩虽厚，旧义难忘。”“其有余恩未报，愿以俟之异日。”于是过五关斩六将而去。
为何曹操的“封爵赠金”的两个“法宝”不灵了。这是因为“桃园结义”
之“义”令关羽“难忘”，曹操原以为他的两个“法宝”所向无敌，万万想不到被“义”气破了。不过，他的两个法宝并没有完全失灵：先是关羽感其厚待，愿为之报效，斩了颜良、文丑，后来又实践了他的“其有余恩未报，愿以俟之异日”诺言，在华容道上甘犯军令状，拼死放走了曹操。
4.关怀备至：孙权的御人术
孙权的御人术也有其过人之处，即能关心人，团结人。这虽不新奇，却是御人的根本法。孙权有时也耍诡计，用以御人，但不高明，故易被人识破，弄巧反拙，如“赔了妹妹又折了兵”是也。
视将士如己出
《史记·吴起列传》记载：“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乘骑，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吴起善用兵，是因得将士之心，士卒生毒疮，他用口为之吸脓血，故被“将军自吮其疽”的父子俩，都甘心为之战死。这则故事，被后人传诵，列为用兵要术。孙权深懂得这一用兵之法，故对将士很为关心，视如”骨肉”，将士也因之以死报效。周泰舍身卫护他，他对周泰的亲切抚慰，便是个典型的例子。
濡须之战，孙权被曹军围困，势甚危急。周泰得知，挺身杀入，寻见孙权。周泰在前，孙权在后，奋力冲突。突围后，不见权，泰复翻身杀入围中，又寻见孙权。周泰冒着敌人弓弩，左右遮护孙权，身被枪数十，箭透重铠，救得孙权。如无周泰拼死相救，孙权必死无疑。孙权感周泰救护之功，设宴相慰。席上，权亲把盏，抚其背，泪流满面，说：“卿两番相救，不惜性命，被枪数十，肤如刻画，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马之重乎！卿乃孤之重臣，孤当与卿共荣辱、同休戚也。”言罢，令周泰解衣与众将视之、皮肉肌肤，如同刀剜，盘根遍体。孙权如此抚慰周泰，实是树立榜样，使诸将效法，为其效忠。孙权对将士确是关怀备至，如对吕蒙的病亲自监护，对朱然的病送医送药，这都使将士深为感动。故终孙权之世，吴国上下，休戚与共，使东吴安如磐石。
善待将士，是御兵的要术，这并非每人都晓得。张飞便是个不善待将士的猛将，他醉后常鞭将士，致造成严重后果：因醉疼打曹豹，丢了徐州；为急兄仇，醉后鞭打末将范疆、张达，被割了脑袋。
张飞不善待将士，不得善终；孙权善侍将士，乃成大业。故御兵要御之得法，切不可等闲视之。
不计前嫌，化敌为友
为天下不念旧恶，曹操有此宏量，孙权也有此胸怀。曹操“矫情任算”，他虽信任张绣，张绣却没有死心追随；孙权不咎甘宁既往，且能化敌为友，使甘宁与凌统从死敌结成死党，同心协力事权，至今仍传为佳话。何以曹操不能使张绣死心相随，而孙权能使甘宁等效忠于己？因曹操待人多从权略出发。因而未尽得人心；而孙权待人以诚，故人心向往之故。孙权与曹操御人相比，仅此而论，孙权胜于曹操。
孙权与黄祖战于大江之中，祖军败绩。权部将凌操乘胜追击，被黄祖部将甘宁一箭射中，黄祖乃得脱。后甘宁归降，孙权不念旧恶，厚待之，孙权听甘宁之策，取江夏，擒黄祖，便设宴庆功。席间，凌操之子凌统拔剑而起，直取甘宁，权连忙制止，谓统说：“兴霸射死卿父，彼时各为其主，不容不尽力。今既为一家人，岂可复理旧仇？万事皆看我面。”凌统叩头大哭说：
“不共戴天之仇，岂容不报！”权再三劝之，凌统只是怒目而视甘宁。为暂 分开二人，以免寻仇报复，孙权乃派甘宁去守夏口，又加凌统为承烈将军，统只得含恨而止。由于甘宁感孙权之恩并得其教诲，也想设法解怨。在濡须之战中，凌统坐下马被暗箭射中，那马直立起来，把凌统掀翻在地。敌将持枪来刺。这时，只听得弓弦响处，一箭射倒了敌将，凌统才免难。凌统得救回寨，孙权对他说：“放箭救你的，甘宁也。”凌统乃顿首拜，对宁说：“不想公能如此垂恩！”自此与甘宁结为生死之交，再不为恶。甘宁、凌统协力效忠孙权，屡建奇功。
历史证明：一个集团，或一个国家，内部团结，力量就强大，内部分裂，力量就削弱。袁绍虽据有四州之广，兵多粮足，将勇士智，因内部派系林立，四分五裂，终于自取灭亡。孙权不仅能团结人，且能为部属释仇解怨，化敌为友，因而人心齐，力量大。他能鼎足江东，这是一个最关键的原因。
借婚姻以制人
孙权与人较量，输的最惨的是：他以妹为香饵，引诱刘备入吴以索还荆州，讵料竟弄假成真；又想以妹控制刘备，那知妹心外向，与刘备出奔，结果是“赔了妹妹又折兵”。这使孙权气得发昏，这真是哑子吃黄莲，有苦说不出。这段故事，在《三国演义》的五十四、五十五两回里，被描写得很有趣。
但历史事实却不全如此，孙权嫁妹妹给刘备是出于自愿。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权稍畏之，进妹固好。”显然，进妹是为“固好”，即企图通过妹妹来巩固盟好，共同抵抗曹操，同时又可使妹妹从中控制刘备。刘备也发觉了，故对孙尚香也提高警惕。在三国斗争中，一切服从于政治，婚姻也是为政治服务的。孙权与刘备联婚，是为达到其政治目的；刘备也绝不会因与孙权联婚而放弃其政治要求。当彼此发生严重的政治矛盾时，婚姻也就告吹。想用婚姻来控制人，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三国时代，为政治目的而联婚之风盛行，但有哪个达到其政治目的？如孙策平定江东后，曹操认为“狮儿难与争锋也。”为结好孙策，便使弟女许配孙策的小弟孙匡。而孙策并不因之与曹操永归于好，当曹、袁在官渡相拒时，他就暗中策划袭许都，迎汉帝，会因被刺客所杀才罢了。在古代，婚姻也未见“固好”，而是每为敌国。春秋时，辰瀛嫁于晋，而秦却代晋；穆姬嫁于秦，而晋却绝秦。
《三国演义》描述孙权想用婚姻以控制刘备而达不到目的之事，虽与历史事实有所出入，但却揭示了婚姻服从政治的真相。
四、鉴诫
三国时代，人才济济，得力于贤士的辗转相荐：能荐人必知人，知人始能用人。用人得当，犹如下棋时摆对了棋子，那么，这盘棋下起来也就轻松愉快，且笃定地坐收胜利的果实。而用人不当呢？它的恶果足令人性命不保，江山尽失！三国用人，有成功，也有失败，这些历史经验，明白地告诉我们用人成功之法及洞悉用人之错，足以作为今日用人鉴诫。
1.得失一念之间：经验教训
礼贤下士始得士
《说苑·尊贤篇》有一段关于求贤的生动的对话：“赵简子游河而叹曰：
'安得贤士而处焉？’舟人古乘对曰：'珠玉无足而能来者，人好之也；今 士有足而不来，此是吾君不好之耳。’”这位赵简子不去求贤，却躲在游船上悠哉悠哉地表示思贤心切。船工古乘一句话便揭穿了他“不好贤”的底。
言下之意是说，只有好贤，贤士才来。但是，不能说好贤便得贤，这位古乘也把求贤看得太容易了。
要求得贤士，必须去屈膝求之，真正做到礼贤下士，使对方感到你把他当知己看，才心甘情愿为你效命，“大为知己者死”，这是封建社会士人的共同点。孔明能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因刘备“三顾草庐”。
刘备求贤，不是下令去召之，像张飞所说的“何必哥哥自去，可使人唤来便了。”而是亲往拜访。一访不遇，二次往访。二访时，正值隆冬，那天朔风凛凛，瑞雪霏霏，山如玉簇，林似银妆，这么天寒地冻，刘备没有裹足不前，而是冒严寒往访，“正欲使孔明知我殷勤之意”。二访不遇，又三次往访。
三访前，刘备令卜者揲蓍，选择吉期，斋戒二日，薰沐更衣，才往卧龙岗谒孔明。选择吉日，可见这位皇叔太迷信，但也可见其求贤心切，担心这天不是吉日，又见不到孔明；斋戒、薰沐则说明他对孔明的无限尊敬。也许这一天巧碰着好日子，加上刘备求贤的诚心感动了孔明，这次孔明是在家了。可是，这位卧龙却昼寝未醒，是否有意怠慢刘备，以试刘备是否诚意，不得而知。刘备徐步入内，看见孔明仰卧，睡得正香，便拱立阶下，关、张等了好久不耐烦了，而刘备仍耐心等候。望堂上时，见孔明翻身将起，——忽又朝里壁睡着，童子欲报，刘备说：“且勿惊动。”又立了一个时辰，这位卧龙才不再卧.口吟其“大梦谁先觉”之诗，多么悠哉悠哉。刘备这么礼贤下士，怎不使孔明感动为之效命呢？！刘备对孔明的旷世礼遇，孔明是永志不忘的。
二十一年后，孔明上表要求北伐时还谈及此事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驰驱。”
他病逝五丈原前三年，在《后出师 表》里立下誓言：“臣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
刘备“三顾草庐”时，他是寄托于刘表，无立锥之地，处境是很艰难，前途是未卜的。当时，中国强者北有曹操，南有孙权，孔明有些好友已北投曹操。孔明却不与行，孔明的大哥诸葛瑾仕吴甚得孙权宠信，他若依吴大可通过其兄引进。而孔明为什么不东依孙权或北投曹操呢？因为在天下大乱之际，不唯君择 臣，臣也择君，因用错了人，将会给事业招来损失，甚至失 败；而臣择错了君，将无所作为，甚至葬送了自己的前程。所以，孔明虽有建功立业思想，却不愿贸然出山，而是隐居隆中，“聊寄傲于琴瑟兮，以待其时。”他之所以归刘备，一是因刘备是个被荆州人士敬佩的英雄，一是感孔明的诚心求贤。如果以两者相比，最能感动孔明的还是后者，正如孔明自己说的，他之所以“许先帝以驰驱”，是因感刘备的”殊遇之恩”。王安石《诸葛武侯》一诗也指出：“区区庸蜀支吴魏，不是虚心岂得贤！”这就是 说，以弱小的蜀国能与魏、吴两国抗衡，鼎足三分，是因刘 备虚心得孔明 的辅佐之故。
能团结人才能成大事
团结就是力量。一国或一军，当上下一心，攥成一个拳头时，其力量就大，敌人无懈可击；反之，则软弱无力，被人分解，以至被打败。而能否使上下一心，关键在于用人者是否善于团结人。刘备是个善于团结人的明主，故荆州豪杰团结在他的周围，以此为骨干力量，西取巴蜀，据有成都后又能团结益州、东州人士，把荆州和益州、东州三股势力结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使曹操得陇不敢望蜀，孙权也把蜀国视为盟友以抗拒曹操。刘备未入蜀前，刘璋统治下的西川，人心涣散，矛盾重重。先是刘焉治蜀时，南阳、三辅人陆续西移，流入益州的有数万家，其中青壮年多参加川军，称为东州兵。东州兵恃势欺凌益州人，益州人深恨之。益州人赵韪素得人心，他暗中与益州豪绅密谋，举兵叛乱。东州兵因害怕益州派获胜被报复，乃同心协力助刘璋，与叛军作殊死战，终于镇压叛乱。但益州人并未心服，与东州人有如水火。
东州诸将则恃功骄恣，不听调遣，刘璋性宽柔无威略，对此也无可奈何。刘璋与张鲁有仇，张鲁欲兴兵报仇，以西蜀兵力本可敌之，但由于人心不齐，刘璋只得听从张松之言，请刘备入蜀支援以拒张鲁。刘备入川后，先是结民心，机会一到，立即夺取西蜀。他领益州牧后，对荆州和益州。东州人士，都不分彼此，即使与已为敌的，或有宿怨的，也量才录用。 黄权是益州人， 曾忠于刘璋，是坚决反对请刘备入蜀的，刘璋要 往涪城会刘备，他口衔衣 而谏，璋大怒，扯衣而起，权不放，顿 落了两个门牙。刘备不因此而怪他， 反嘉其忠，任为右将军。刘巴是荆襄人士，他在荆州时不愿为刘备所用，北投曹操，后归刘璋，刘备也不咎既往，任为左将军。费祎是刘璋的亲戚，吴懿、费观是刘璋的姻亲，都得到擢用。由于刘备能团结三州人士，尽其器用，故他们都效忠刘备，有不少人后来成为蜀国的股肱大臣，除了来自荆襄的孔明、蒋琬，以及关、张、赵、黄、马等五虎将 外，还有李严、费祎等。刘备临危时，任命李严为顾命大臣，费祎则是继蒋琬之后成为蜀国丞相。他们对开拓蜀国和保卫蜀国起了重大的作用。
用人要在才不在老少
刘备是个善于知人、用人的明主，但由于他后期事业发展较顺利，特别是他登上皇位之后，骄傲自满情绪增长，越来越看不起别人，不是嫌老便是轻少，如言老黄忠无用，蔑视陆逊为“黄口孺子”，因而造成严重后果。正因其把年幼多才的陆逊不放在眼里，麻痹轻敌，招致彝陵之战全军覆没。毛宗岗对刘备嫌老轻少提出了批评；他说，“爱老而不爱少者，不可以用才；爱少而不爱老者，亦不可以用才。孔明之用黄忠，非以其老而用之也，直以为是请缨之终军，破浪之宗悫，三表五饵之贾谊而用之也。阚泽之荐陆逊，非以其少而荐之也，直以为是皓首之子牙，白发之充国，耆英之文彦博而荐之也。总之，人而才，则老亦可，少亦可；人而无才，则老亦不可，少亦不可。但当论其才不才，不当论其少与不少云。”（第八十三回回评）毛宗岗的用人在才不在老少的论点，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用人准则。三国时无数事实都证明毛宗岗的论点是正确的。《三国演义》描绘的杰出将相，大多在青年时已显露超人的才智，或已建立惊天动地的勋业。孔明初出草庐时只不过二十九岁，便提出“隆中策”，预知 天下三分，促成刘备称帝西蜀。周瑜三 十三岁挂帅，在赤壁之战 中，“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 烟灭。”青年将领陆逊两次用计，使关羽授首、刘备丧胆。姜维二十七岁已表现超人的将才，为孔明所赏识。但论资排辈的人总是轻视少年英才，如关羽、张飞自恃和刘备一起打江山、资格老，也曾看不起年青的军师孔明，经孔明小试锋芒，博望用兵，火烧新野，关、张两人不得不口服心服。徐盛、丁奉也因自恃是东吴老将，开始不服陆逊挂帅，后终于在事实面前认输。有些人则与此相反，总是看不起老将，曹操的“妙才”夏侯渊就因此被老黄忠所斩。
用老嫌少，或用少轻老的一刀切用人法，不仅三国时有，且古已有之。
东汉颜驷就是因这一刀切的用人法经历三世而郁郁不得志。汉武帝动员诸郎上阵抗击匈奴，自发老翁颜驷以年老不能上阵为辞。武帝见他偌大年纪还当个小郎官，惊问其故？颜驷无限感慨他说：他已经历了三朝，但“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年少，陛下好年青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当然，造成颜驷的三世不遇的悲剧也有其客观原因。文帝时天下太平，需修内政，故重用文人，好武的颜驷也就没有机会去驰骋沙场，以建立功勋；景帝时爆发七王之乱，需要有威望的老臣去镇压，以安邦定国，年少的颜驷也就沾不上边：武帝时老臣大都亡故，需大力提拔年青力量，年已老的颜驷也就得不到重视。但是，造成景帝重老轻少、武帝重少轻老的主观原因，是因景、武两帝存在用人一刀切的片面观点。其实，老年之才经过千锤百炼，经验丰富，但观点较固定，易陷于保守；少年之才，敢作敢为，喜于创新，但不够稳重，易陷于轻浮。这仅是一般而言，也有的老年之才思想仍敏锐活跃，也有的少年之才年少老成的。对于老、少之才，如能多取其所长以互补其所短，则能充分利用和发挥人才的作用。
可是，历代统治者不尽懂此理，不是重老轻少，便是重少轻老，这已成为古今的通病。它不知造成多少失误，不知埋没和浪费了多少人才！因此，重温毛宗岗的“用人在才不在老少”的论点是很有教益的。
勿以貌取人
以貌取人，古今都曾重复这种错误。因为人总是喜美嫌丑的，容貌美很易给人好感，容貌丑就易使人反感。但如用貌的美丑来取人，就会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潭。因为外美和内美没有必然等同的关系，外美未必内美，外丑未必内丑。话虽这么说，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貌取人。就是那位孔圣人也是如此。韩非在《显学》一文里就谈及此事。他说：“澹台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儿而取之，与处久而行不称其貌。……故孔子曰： '以容取人， 失之子羽。’”子羽是孔子的门徒，外表长得不错，但孔子与他相处时间长了，发现子羽的行为和他的外表很不相称，因而后悔说：以容貌来取人，在子羽身上犯了错误。尽管这位孔圣人给后人留下“以容取人，失之子羽”的教训，但这种错误却还是不断出现。即便是以善于知人、用人见称的刘备、孙权和曹操也都犯过这种错误。
水镜先生曾对刘备说：“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凤雏就是庞统，可见其人不凡。不过，这位凤雏先生外貌长得不太雅，浓眉掀鼻，墨面短髯。水镜先生知其才，故不论其貌而赞之，但不了解他的人，一看见他这副尊容就不大喜欢。庞统先被鲁肃推荐于孙权，孙权见他形容古怪，又轻视他所最敬佩的周瑜，故拒不任用。后来，孔明和鲁肃向刘备力荐，虽有两封荐书；庞统却不靠荐书取宠，而是想靠本事见重，故没有拿出来，仅对刘备说因“闻皇叔招贤纳士”而来投。刘备见庞统貌陋，心中亦不悦。不过，他不像孙权那样拒不接纳，而是给他个小县官做。刘备悉庞统纵酒不理事乃派张飞去查询，幸好张飞粗中有细，他见庞统半日尽断毕百余日所积公务，大惊下谢，并回向刘备称赞庞统大才，刘备大惊说：“屈待大贤，吾之过也。”
孙权见庞但终能认识到“屈待大贤”而重用之，乃得一大贤。一知改悔，一不改悔，其得失如此。
张松是益州别驾，为人能言善辩，博闻强记，也是个才智之士。但他的相貌十分丑陋：额镢头尖，鼻偃齿露，身短不满五尺。真是又丑又矮。他到许都去见曹操，名为请操攻张鲁以助刘璋，实是暗中干出卖西川的勾当。操见他长得猥琐，加以语言冲撞，一言不合便拂袖而起。后来，杨修与之辩论，他口若悬河，又见一读《孟德新书》便能背诵，且一字不错，乃言其才干曹操。曹操次日接见，他又当面讥讽，操便令乱棒打出。曹操同样是犯了以貌取人的错误，因他怠慢张松，张松亦不向他卖西川。张松对刘璋是卖主求荣，对曹操却是有用之才，曹操失去张松也就是失去取西川的大好机会。
刘备、孙权和曹操所犯的错误，也足以为以貌取人者戒。
拒谏的危害
历代封建王朝，有不少忠直之臣以敢谏见称，而有好下场的不多。因封建帝王是专制统治者，金口一开，圣旨一下，不容更改，且在那“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的年代，谁敢提出不同意见冒犯龙颜，必遭严惩：轻则罢官，重则杀头。当然，也有善于听谏纳谏的，如唐太宗因接受魏征的“偏听则暗，兼听则明”的高见，能兼听纳谏，纠正了自己不少的错误主张和行为，这对于促进盛唐的政治贤明，经济繁荣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可是，历代统治者大多以英明自居，听不得别人的意见，便是听也并非兼听，而是偏听偏信，结果是误事误国，甚至国破身亡。袁绍、刘璋和刘备正是因听不进忠言而遭到惨败的。
袁绍为人外宽内忌，偏听偏信。他因爱幼子袁尚，想使之继位，对袁尚之死党审配，逢纪等言计听从，对于忠贞、智慧之士田丰、沮授等的忠言则逆耳。他要兴兵助刘备伐曹操，田丰谏说：“兵起连年，百姓疲弊，仑廪无。
积，不可复兴大军。”若备战三年，“大事可定矣”。沮授也反对袁绍出兵。
袁绍却听从审配之言进军黎阳，结果损兵折将，——大将颜良、文丑被杀。
当袁绍进军官渡与曹操决战时，因反战而被关在狱中的田丰，仍上书谏说：
“今且宜静守以待天时，不可妄兴大兵，恐有不利。”逢纪谮说：“主公兴 仁义之师，田丰何得出此不祥之语！”绍大怒，欲斩田丰。众官告免。在曹操往乌巢劫粮前夕，因主张缓战被拘禁于军中的沮授，向袁绍建议：乌巢屯根之所，不可不提备。宜速遣精兵猛将，于间道山路巡哨，免为操军所算。”
而绍竟以沮授是“罪人”，“妄言惑众”，拒之不理。如果袁绍纳田丰之策，或听沮授之议，将不会有官渡之惨败。袁绍雄踞河北，拥四州之众，兵力远胜于操，而他之所以大败，是由于袁绍有忠臣不用，有忠言不听之故。田丰因袁绍老羞成怒而被杀，智慧之士如此下场，可叹！
袁绍拒谏是因他偏听偏信，刘璋拒谏是因他为人暗弱，是非不分。张松请求出使争取外援拒张鲁，其本意非为西蜀，而是卖主求荣。他原想劝曹操趁机取川，因操骄傲瞧不起他，乃转向刘备。回川后力劝刘璋请刘备入川支援。黄权、王累力谏。王累明确指出：“张鲁犯蜀，乃癣疥之疾，刘备入川，乃心腹大患。”黄权则主张：“可先斩张松，后绝刘备，则西川万幸也。”
刘璋却听从张松的花言巧语，不听黄权、王累之谏。当刘璋要亲往涪城会晤刘备时，王累自用绳索倒吊于城门之上，一手执谏章，一手仗剑，口称“如谏不从，自割断其绳索，撞死于此地。”刘璋读谏章后，大怒说：“吾与仁人相会，如亲芝兰，汝何数侮于吾耶！”王累自断其索，撞死于地。王累以尸谏，刘璋也毫不悔悟，终于“引狠入室”，奉送了西川。
刘备拒谏，则是因其为私义而忽公仇和骄傲自满之故，在未登王位前，刘备还是比较谦虚谨慎，易于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可是他在胜利面前冲昏了头脑，帝王的专制本色便充分暴露出来了。他为报二弟关羽之仇决意兴兵代吴。赵云谏说：“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
刘备不同意说：“朕不为二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可见刘备虽有江湖义气，却缺乏“以天下为重”的战略观念？因蜀吴交兵必将互相削弱.只对曹魏有利。刘备整兵要行时，秦宓直谏并指出：“陛下不从臣言，诚恐有失。”刘备认为他出言不利要斩之，秦宓面不改色，回顾刘备而笑说：
“臣死无恨，仅可惜新创之业，又将颠覆耳！”因众官告免乃囚宓于狱中。 孔明闻悉，也上表救宓，认为宓所谏是“金玉之言”。刘备看毕，掷表于他说：“朕意已决，无得再谏！”曾经是善于纳谏的明主，礼贤下士的典范，他得孔明时说是“如鱼得水”，现在连他认为“水”的孔明的话也不听了，刘备这条“鱼”也就失去了“水”，其遭遇可知。由于刘备骄傲思想大膨胀，自以为是听不进忠言，必然做出错误的决策，其“新创之业，又将颠覆”是不可避免的了。刘备猇亭惨败后，他“悔不听丞相之言”时，为时已迟了。
袁绍、刘璋和刘备的失败说明：嫌忠言逆耳，确是误己误国。
树立朋党的下场
东汉末年，群雄之中，袁绍是最强者。在官渡决战中，他有兵七十余万，操只有精兵七万，袁军十倍于操军，而操能以弱胜强，其原因虽有种种，但袁绍集团内部朋党林立，互相争夺，致削弱力量，是操得以逐个击破袁军的重要原因之一。凡立朋党的，必有朋党与之作对，袁绍集团内部朋党林立，实咎由袁绍先立朋党。袁绍因宠爱幼子袁尚，欲立为后嗣，因之袁尚的死党审配、逢纪也就得到袁绍的充分信任，掌握军政大权。谋士辛评、郭图则是袁绍长子袁谭的死党，坚决反对废长立幼，拥护袁谭继位，故审配、逢纪和辛评、郭图各为其主，勾心斗角，以夺取嗣位。但他们四人都主张与曹操速决死战，与谋士 田丰、沮授意见相左。田丰、沮授都主张“静守以待时”，因谋 略与审配等不同，这两人又成一朋党。袁绍进军官渡后，沮授提出了正确的战略思想：“我军虽众，而勇猛不及彼军，彼军虽精，而粮草不如我军。彼军无粮，利在急战；我军有粮，宜且缓守。若能旷以日月，则彼不战自败矣。”
这是知彼知己的分析。若袁绍听田丰不战之策，不会有败，听沮授援战之计，亦不至于败。而袁绍不只不听，反囚田丰于狱中，锁禁沮授于军中，这就自丢智囊，任由曹操计算了。荀彧就认为“袁绍是无用之人”。他说：“绍兵多而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智，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无用：
此数人者，势不相容，必生内变”。故主张与绍决战。
由于袁绍废长立幼，又让两子自立朋党，袁绍一死.两兄弟力争夺嗣位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曹操攻之甚急，两兄弟还能拼力死守冀州，操军也难于攻下。郭嘉则向曹操进计说：“袁氏废长立幼，而兄弟之间，权力相并，各自树党，急之则相救，缓之则相争，不如举兵南向荆州，征讨刘表，以候袁氏兄弟之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而定也。”操从其计。果不出郭嘉所料，操一回师，两兄弟又内讧了。始是郭图献计说请袁尚、审配来饮酒，伏刀斧手杀之。谭从其计，乃使人往请。审配对袁尚说：“此必郭图之计也。
主公若往，必道奸计，不若乘势攻之。”于是，兄弟两人交锋，袁尚屡败袁谭。袁谭退守平原，因被围危急，郭图乃建议袁谭降操求援。袁氏两兄弟相争，曹操乃得乘隙攻入冀州。
凡立朋党，都以私利为重，一切封建伦理关系都被打乱了。袁谭、袁尚本是同胞兄弟，为嗣位而各立一朋党，拚个你死我 活。辛评党袁谭，而辛 评之弟辛毗趁为袁谭求援之机劝操回师取冀州。审配党袁尚，审配之侄因好友辛毗家属被杀，忿而献门放 操兵入城。 袁绍之败，袁氏兄弟之亡，足见朋党为害之大。如果袁绍不偏于一朋党，袁氏兄弟和诸谋士不各立朋党，因私利而忘公利，能做到上下一心，协力抗操，以操之力也难于取胜；纵有郭嘉的智谋，也无所施用。当然，其中的朋党也有所不同，审配、逢纪的朋党是忠于袁尚，郭图、辛评的朋党忠于袁谭，是各为其朋党出谋献策，田丰、沮授也虽一朋党，但是其出计尽智，是为袁氏集团的利益着想。如果仅是田丰、沮授一朋党，也无所谓朋党，袁氏也不至于亡。
用诈道得人不得人心
在历史上，凡君主以诚信待下，臣下以忠心报效，则君臣相得，至死不渝。若以诈道待人，臣下则忐忑不安，必将上下猜疑，同床异梦。
贞观初，有人上书唐太宗李世民请求罢巧言谄媚之官，李世民要他列举其人，那人却说：“请陛下佯怒以试群臣，著不畏雷霆，直言进谏，则是正人，顺情阿旨，则是佞人。”李世民说：“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诈道训俗，卿言虽善，朕所不取也” （《贞观政要》卷五《诚信第十七》）。 李世民对下不行诈道，而是以诚信待人，且他善于纳谏，即便是毒骂他，只要谏言可取，也不以为意，因此，臣下对他也就信得过，敢于直言相谏。由于君臣之间开诚布公，相得无间，同心协力治天下，故能出现贞观之治。曹操待人则恰恰与李世民相反，不是靠诚信，而是用诈道。曹操为图天下也积极搜罗人才，河北之士多归之，但因其行诈道，虽得士而不得其心。曹操只要认为与己不一心，对己不利的，不管有多大功勋，也千方百计除之而后快。
因操起事之初打起拥汉的旗帜，忠汉派的荀或被这种假象所迷惑，乃弃绍归操， 为操出尽智谋，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也得到操的重用。及见操加九锡， 力加反对，并叹说：“吾不想今日有此事！”操见他和已不一心，深恨之。
操兴兵南征，荀或托病止于寿春。操使人送饮食一盒给他，盒上有操亲笔封记。开盒视之，空无一物，意即使荀或绝食，荀会其意，遂服毒身亡。操为摆脱自己的厄境，不惜用别人当“替罪羊”。他和袁术在寿春对峙时，因兵多粮少，便教仓官王垕将小斛散之，以救一时之急。王垕照办，兵士大怨。言丞相欺人。操就密召王垕入内，对他说：“欲借汝头示众。”王垕大惊说：“某实无罪！”操说：吾亦知汝无罪，但不杀汝，军必变矣。“于是推出斩之，出榜晓示说：“王垕放行小斛，盗窃官粮，谨按军法。”于是众怨始解。操为保已之安全，还采取“杀鸡警猴”的手法杀害无辜之人。他恐人暗中害已，常吩付左右：“吾梦中杀人，凡吾睡着，你等切勿近前。”一日，昼寐帐中，落被于地，一近侍慌取覆盖。操跃起拔剑杀之，复上床睡，半晌而起，佯惊问：“何人杀吾近侍？”众以实对。操痛哭，命葬之。确是猫哭老鼠，这种事只有曹操做得出。操以为他这些瞒天过海法，能掩盖天下人耳目，其实他左右之人心里是明白的，只不过是敢怒不敢言罢了。无辜被杀的近侍下葬时，谋士杨修指而叹说：“丞相非在梦中，君在梦中耳！”因此，尽管曹操有时能“矫情任算”，饶了过去的仇人，或焚部下与敌人私通的书信，其所属也不尽信任他，还是整天提心吊胆过日子。所以操虽得人于一时，却不得人心于长久。刘备曾投入操的麾下，也得到操的重视，但因见其行诈道而弃之。
操慕祢衡之名，想召之为己用，祢衡也因其诡诈，坚决拒绝，打鼓大骂以辱之，表现了正直之士不愿同流合污的大无畏的骨气。
李世民以诚信待下，故得人又得人心：曹操以诈道用人，虽得人却不得人心。待人之道，是用诚信抑用诡诈，一经对比，优劣不是分明了么。
包办代替之弊
关于孔明包办代替的作风，《三国演义》有较形象的描述：司马懿坚守不战，孔明遣使送巾帼妇人之衣以羞激之。懿心虽怒却佯笑受之，令重待来使。懿问：”孔明寐食及事之烦简若何？”使者说：“丞相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啖之食，日不过数升。”懿顾谓诸将说：“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使者回以懿话实告，孔明叹说：”彼深知我也！”主簿杨颙说：“某见丞相校簿书，窃以为不然。夫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是故古人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大夫。昔丙吉忧牛喘，而不问横道死人；陈平不知钱谷之数，曰： '自有主者。’今丞相亲理细事， 汗流终日，岂不劳乎？——司马懿之言，真至有也。”孔明泣说：“吾非不知，但受先帝托孤之重，惟恐他人不似我心也！”众皆垂泪。
孔明理政治军，西瓜、芝麻事一起抓，忙得晚睡早起，累得汗流浃背，食不甘味，睡不安席。他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精神是可嘉的，确使人为之垂泪；但他这种包办代替的作风是不足取的。主簿杨颙对他这种“亲理细事”的作法提出异议，并以西汉丞相丙吉见牛喘而担忧会影响年成，和陈平认为丞相主要管群臣，钱粮之事应问主管者的故事，说明丞相应抓大事，其他具体事情应由各主管部门去做，这是完全正确的。对此，孔明口说“吾非不知”，其实他还不知这种作风的弊害。他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对别人不够放心，老是担心别人不能把事情办好，也正如他所说“惟恐他人不似我心也。”作为一国的执政者，他的主要职责应是：决定政策，选拔人才。孔明的后继者之一费祎就较明智，他懂得抓大事，故即使政务、军务繁忙，他也能抽出时间与人谈笑、下棋，也能把工作做得不错。孙权对大事，当做出决策，确定人选后，便放手让他去干，也能把事情搞得很好。可是，孔明对即便是”罚二十以上”的细事也要“亲览”，忙得不可开交，并没有把事情全做好。这种包办代替作风其弊有三：
一、不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正因孔明“惟恐他人不似我心”，不肯放手让人去做事，即便是有奇才也很难充分发挥其作用。孔明第一次兴师北伐，魏主曹睿遣驸马夏侯楙调关中诸路军马，前来迎敌。魏延上帐献策说：
“夏侯桥乃膏梁子弟，懦弱无谋。延愿得精兵五千，取路出褒中，循秦岭以 东，当子午谷而投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夏侯楙若闻某骤至，必然弃城望横门邸阁而去。某却从东方而来，丞相可大驱士马，自斜谷而进，如此行之，则咸阳以西，一举可定也，”此亦是韩信暗渡陈仓之计的新用，如敌方主将是司马懿则未必得手，而主将是夏侯楙，此人怯而无谋，此计可瞒过他，行之是可能成功的。而一生未曾冒险又不尽信人的孔明却以“非万全之策”
而否定了。魏延也因此以“己才用之不尽”而叹恨。
二、不利于人才的成长。由于孔明总是担心别人把事情搞坏了，事事都要亲管，其下属只能跟着他的羽毛扇摆动团团转。既然大小事孔明都要抓，其下属也就用不着去动脑筋，也没有机会去独当一面以锻炼自己，这就不利于人才的成长。蜀中人才短缺，这未曾不是原因之一。
三、没有把事情做好。要使北伐取胜，必须群策群力，如光靠一人操劳，他纵有天大的本领也难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孔明由于不能充分发挥”众智”、“众力”的作用，其六出祁山劳而无功是必然的事。对于他本人来说，正如司马懿所料：“食少事倾，其能久乎？”只能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在五丈原留下千古遗恨而已！
2.走向灭亡之路：唯亲恶果
用人之错，往往错在一“亲”字。何以出现用人唯亲？因用人者把事业视为一已之私，认为亲者既了解又信得过，他对已忠，而疏者即便是有才干，因信不过故不任用。其实，亲者未必忠，有些善于奉迎阿谀之徒，用花言巧语取得其主信任，如有变故，马上翻脸，另投新主。且这些人善于看风转舵，唯主人的脸色办事，明知有错也不说，如所办之事有利可图，就把错误扩大化，弄得一塌糊涂。东汉王朝之所以衰亡，三国出现的一些失误，都与用人唯亲有关。
汉灵帝用十常侍乱了天下
《三国演义》一开头便指出东汉末年致乱之由：”桓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及桓帝崩，灵帝即位，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共相辅佐。时有宦官曹节等弄权，窦武、陈蕃谋杀之，机事不密，反为所害。中涓自此益横。””
张让、赵忠、封谞、段珪、曹节、侯览、蹇硕、程旷、夏恽、郭胜十人朋比为奸，号为 '十常侍’。帝尊信张让，呼为“阿父’。朝政日非，以致天下 人心思乱，盗贼蜂起。”话虽不多，却概括了东汉末年的政治斗争状况。显然，天下之所以大乱，是由于汉灵帝宠信十常侍之故。
在桓、灵二帝统治时期，士族官僚集团与宦官集团展开激烈的斗争，而每次都以士族官僚集团失败告终。经过二次党锢之祸，士族官僚集团势力大为削弱，宦官集团权力达到了最高峰。汉灵帝竟尊称张让为“阿父”，其对宦官之宠敬可想而见。为什么汉灵帝如此信任宦官？由于政治腐败，人民遭殃，被迫纷纷起义，鲠直之臣议论朝政，想有所改革，以挽狂澜之于既倒，汉灵帝不仅不听，却认为这是造反，对士族更加不信任。他以为只有宦官才是“心腹”，所以事事听从”阿父”张让等的话；而他的这些“心腹”都是以媚上利己为业，只要能取悦上意，坏事也说成好事，闹出乱子又瞒着他。
对于进谏者，不是驱逐，就是杀头。首先向汉灵帝提出忠言的是议郎蔡邕。
他借灾异为辞，上疏指出“灾异”乃“妇寺干政所致”。所谓“妇”是指外戚，“寺”是指宦官。看了这一奏章，汉灵帝毫无悔悟，反听宦官以他事陷邕于罪，放归田里。谏议大夫刘陶向他揭露宦官的罪恶说，“四方盗贼并起，侵掠州郡，其祸皆由十常侍卖官害民、欺君罔上。朝廷正人皆去，祸在目前矣！”他听了大动肝火，对陶说：”汝家亦有近侍之人，何独不容朕耶？”
呼武士推出斩之。司徒陈耽为救陶，以头撞阶而谏，指陈十常侍的罪恶。他命牵出，与刘陶皆下狱，并纵容十常侍于狱中谋杀之。
汉灵帝为什么对别人揭发十常侍的罪恶恼怒异常？这是因为十常待所干的祸国殃民罪行，都是在他授意或纵容下酿成的。汉灵帝为满足自己的穷奢极侈，便授意宦官去设法捞钱，宦官们也就趁机上下其手，从中大捞一把。
他们的私囊是无底的，所以其捞钱花样也就日益翻新出奇。宦宫认为卖官捞钱最易、最快、最多，便索性开了一个叫做西园的官员交易所。标出各种官价公开卖官。地方官油水多，其官价也就比朝官高得多，而地方官所在州郡肥瘦不等，乃采取投标的办法，谁肯出高价谁就走马上任。还允许欠帐，但限期加倍交还。为增加卖官名额，卖出一官不久，又卖出一官去接任，有的州郡官一月内替换几次。买官的怕任职不长，为回本赚利，一到任就拼命掠夺。仅是卖官所得还赚捞得不多，又用各种名义，向州郡摊派，勒索财物，而负担最后还是落在人民头上。为保存全家性命，穷苦人家只好把存下的一点谷子也卖掉上缴，因而出现了“寒不敢衣，饥不敢食”的惨状。人民在活不下去的情况下，铤而走险，终于爆发了黄巾大起义，敲响了东汉王朝的丧钟。
汉廷用国舅何进送了江山
《三国演义》引诗一首对何进的评价是：“汉室倾危天数尽，无谋何进作三公。几番不听忠臣谏，难免宫中受剑锋。”这位无谋何进何人？他原是个屠户人家，本是不学无术，因妹妹被选入宫为贵人，生皇子刘辩，遂立为皇后。进由是得任大将军之职。为谋杀宦官十常侍，他召外兵入京，因其谋外泄，反被宦官所杀。何进被宦官十常待所杀，并非其力不敌，而是因其愚不可及。人们做错事，会接受教训，而何进却恰恰相反。他干了蠢事，仍自以为明智，于是，一错再错，终于铸成大错。灵帝逝世后，灵帝生母董太后与中常侍蹇硕密谋杀何进立皇子协为帝。何进闻讯，当然不肯罢休，因太子刘辩是其妹妹何太后所生，便率御林军五千人入内殿，扶立刘辩即皇帝位，派袁绍入宫收拾蹇硕。硕慌忙走入御花园，花阴下为中常侍郭胜所杀。硕所领禁军，尽皆归顺。这说明宦官并非铁板一块，正确处理之法，应区分首恶、附从和立功者，惩恶扬善，而何进计不出此，竟听袁绍之言，欲“乘势尽杀之”，把所有的宦官推到自己的对立面。这是一错。由于何进欲杀尽宦官，中常侍张让等便劝何太后垂帘听政，重用自己派系的人，以策划宫廷政变。
这时，宦官已与何进势不两立，但何进在消灭董太后的势力之后，却因何太后的庇护而宽容十常侍。这是再错。后又听从袁绍的错误主张：“可召四方英雄之士，勒兵来京，尽诛阉竖。”并认为“此计大妙！”主簿陈琳反对说：
“若欲诛宦官，如鼓洪炉燎毛发耳。但当速发雷霆，行权立断，则天人顺之。 却反外檄大臣，临犯京阙，英雄聚会，各怀一心：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反生乱矣。”陈琳的意见是正确的，何进却轻蔑他说：“此懦夫之见也！”乃派使赍诏召外兵进京以除宦官，终于铸成大错，导致天下大乱，加速了东汉王朝的灭亡。要诛杀敌手，不是密谋策划，迅速行动，而是大肆宣扬，迟迟不动手，使敌人能充分准备，从容反扑，何进的失败是势所必然的。及知董卓等率兵到，张让等先伏刀斧手五十人于长乐宫嘉德门内，并假手何太后召何进入官，以便杀之。何进得召便行。曹操说，“先召十常侍待出，然后可入。”进笑说：”此小儿之见也。吾掌天下兵权，十常侍敢待如何？”便昂然独自进宫。他一入嘉德门，便彼砍为两段。双方密锣紧鼓，杀戒已开，何进还独自进宫，世间之愚莫过于此。
这时奉诏进京的董卓早已屯兵于洛阳近处，他为何不立即进京？因他懂得：凡除君侧之奸，贵密贵速，但他偏不密不速。他一到洛阳近处便按兵不动，同时故意上表泄露入洛阳是为除宦官 之事，好使宦官张让等与何进拼命，造成内乱。及何进被杀，他便乘乱入朝，垄断朝政。此人虽早有“不臣之心”，因恐群臣不服，故不敢马上篡位。他先扶立汉献帝作为傀儡，以任其所为；接着收买士族，封官加爵以收人望，如重用蔡邕，一月之间三迁其官，拜为侍中。由此，董卓把朝政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实际上成为当时的最高统治者。
在封建社会里，血缘关系盛行，一些人因家中有人被选入宫，或得当贵人，或得当皇后，于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全家人都成新贵，因是国戚而得到信任，掌握大权，不管他是胸无点墨，十足草包。因此，不知误了多少国家大事。何进以一屠户而成为一国的大将军，便是一例。由于何进无谋引外兵入京，不只他自己被宦官所杀，汉廷大权也就落入董卓的手里，从此东汉王朝名存实亡。
董卓用吕布搬了脑袋
请先看吕布的外表：“头戴三叉束发紫金冠，体挂西川红锦百花袍，身披兽面吞头连环铠，腰系勒甲玲珑狮蛮带，弓箭随 身，手持画戟，坐下嘶风赤兔马，果然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吕布这位无敌将军确是威风凛凛，一表堂堂！他的外表多美，谁又想到他灵魂深处的肮脏；董卓因其勇冠三军认为义子，他又哪里料到这位义子搬了自己的脑袋。
董卓入京夺取军政大权后，在温明园召集百官，议废帝刘辩，另立新帝陈留王。诸官吓得不敢出声。只有带兵前来勤王的 荆州刺史丁原坚决反对 说：“天子乃先帝嫡子，初无过失，何得 妄议废立！汝欲为篡逆耶？”卓怒叱说：“顺我者生逆我者 死！”遂掣佩剑欲斩丁原。谋士李儒见丁原背 后吕布怒目而视，他知此人武艺非凡，急忙劝止。众官也劝解丁原，丁原愤然上马 而去，次日，双方对阵，吕布挺朝飞马直杀过来，丁原率军掩 杀。
卓兵大败，退三十里下寨，聚众商议。卓说：”吾视吕布非 常人也。吾若 得此人，何虑天下哉！”帐下虎贲中郎将李肃说：“主公勿忧。某与吕布同乡，知其勇而无谋，见利忘义。某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吕布拱手来降，可乎？”
卓大喜，乃派李肃赍礼 去说吕布。吕布因见董卓势大，又被名马、金珠玉 带所收买，便杀义父丁原来投靠董卓。他一见董卓便下拜说：“公若不弃，布请拜为义父。”刚杀了旧义父，又迫不及待地认新义父，吕布为人确如李肃所说”见利忘义”。只要有利可图，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董卓以为有了吕布这个”非常人”，“何虑天下”，且今又认为义子，必死心塌地事义父，从此，视吕布为“心腹”，使其警卫左右，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大凡以利相交的，也必因利而相绝。吕布认丁原做义父，只是为图利——我靠山以便向上爬，所以吕布对了原毫无父子感情可言。及见掌握朝政大权的董卓，投靠之大可飞黄腾达，比依赖丁原其利更大，因此，杀旧义父认新义父，对于“见利忘义”的吕布来说，并非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事。而在历史上，弃旧主 的人，往往因利之故，这非吕布一人如此。董卓之愚在于不懂得这个道理。
既然，吕布因利能杀旧义父，也可以因更大的利而宰新义父，而董卓竟以为义儿吕布捍卫左右便可“高枕无忧”，这便是他的悲剧之所在。司徒王允也和李肃一样，看透了吕布的灵魂深处——“见利忘义”，于是巧施“连环计”，昌布为了和董卓争夺美人貂蝉，便把董卓宰了。董卓是个刮民脂膏、杀人放火的封建统治者。他被吕布所杀后，王允将其尸首号令通衢，“百姓过者，莫不手掷其头，足践其尸”，可见人民恨之入骨，故其死也宜。不过，董卓用吕布也给人们提供一个教训：对于”见利忘义”之徒，要千万当心！
这事也从反面说明一个道理：上下之间，要有共同的理想，有共同的目标，才能共同奋斗，至死不渝。刘、关、张“桃园结义”，誓“上报国家，下安黎民”，任何利诱都不能改变其初志，故能同心同德，同生同死。孔明因和刘备都有复兴汉室、统一天下的壮志，不图私人之利，故能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与因利而交、因利而绝的吕布之流相比，真是伟大与渺小，美善与丑恶，泾渭分明。
曹操用夏侯渊掉了汉中
夏侯渊是曹操的同族兄弟。一姓曹一姓夏侯何以说是同族兄 弟？因曹 操父亲曹嵩原是夏侯氏之子，过房与中常侍曹腾为养子，故曹操与夏侯渊同族。所以，夏侯渊得到曹操的信任，他取得汉中后，便委任夏侯渊驻兵镇守，曹操占汉中时，西川百姓一日数惊，担心操兵入川，司马懿劝曹操乘胜取蜀，曹操叹说：“'人若不知足，既得陇，复望蜀’耶？”因他被蜀道山川险峻震慑，不敢贸然入川，汉中是西蜀的咽喉，如能守住汉中，对西川刘备是个巨大的威胁，一时不能取蜀，以后可取之。而曹操委任镇守汉中的夏侯渊是一勇之夫，使之冲锋陷阵则可，使之驻守汉中则非其力所能胜任。因他远非刘备的敌手。
可是，智如曹操，却缺乏知渊之明，竟因兄弟之情而信任之。刘备兴 兵取汉中，屡战屡胜，夏侯渊坚守定军山不出战，并派人向操告急，操乃起兵进驻南郑。操认为：“若不出战，是示懦也。”并作手书与之说，”吾今屯大军于南郑，欲观卿之 '妙才’，勿辱二字可也。”在操的鼓励下，当黄 忠兵临山下时，夏侯渊决定出战。张郃劝他说：“黄忠谋勇兼备，况有法正相助，不可轻敌。此间山路险峻，只宜坚守。”他也不听，便分军来围黄忠所占领的山头，结果被黄忠所杀。黄忠乘胜夺取定军山。由于曹操的“妙才”
被杀，战略要地定军山失陷，曹操虽率大军来战，也无能为力，终于失掉了汉中。曹操身边多名将，如非因亲用夏侯渊而用其他名将，汉中也许不至于失落。
不过，用人唯亲并非曹操一人如此，封建统治者大都如此。出于用人的策略，有的在一定时期也能用贤，而最终还是用人唯亲。因为封建统治者总是把天下视为一家之私，故都想用亲属或亲信来控制国权，以巩固其封建统治。昔楚汉相争，项羽就非亲莫信，他所重用的人不是项氏族人即妻室亲人，连一外姓的范增也不能用。用人唯亲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刘邦在与项羽争天下时，也能采取“五湖四海”的用人政策，故得到韩信、英布、彭越等拼力相助，开创了西汉基业。但他得天下后，狡兔死，走狗烹。”外姓王还不是一个个破除掉，另封刘氏的人为王。他还立下约：今后“非刘氏莫王”。
可是，他所封的刘姓王却不能帮他安邦治国，后来还不是酿成“七王之乱”。
这一方面说明，用人唯亲是封建统治者的本质体现；另一方面也说明，用人唯亲是不足取的。
曹操之失汉中，不正也是失在用人唯亲上么。
刘备用关羽失了荆州
孔明入川前向关羽交割印绶。孔明问：“倘曹操引兵来到，当之如何？”
关羽说：“以力拒之。”孔明又问：”倘曹操、孙权齐起兵来，如之奈何？”
关羽答：“分兵拒之。”孔明说：“若如此，荆州危矣。吾有八个字，将军牢记，可保荆州。”关羽问：“哪八个字？“孔明说：“北拒曹操，东和孙权。”关羽说：“军师之言，当铭肺腑。”“外结孙权”以拒曹操，是孔明未出草庐前为刘备制定的战略决策——“隆中对”的重要内容之一，因关羽接任镇守的荆州是处于曹、孙夹缝之间，故特重申之。关羽并不理解这一决策关系到荆州的存亡，也没有把“军师之言，铭之肺腑”，而是恃己之勇，想用两个拳头一齐出击，既北代曹操，又东得罪于孙权。因此在曹、孙夹击下，他只能走麦城，兵败身亡，失了荆州。
关羽英勇绝伦，被称“万人敌”。他温酒斩华雄，万众中刺颜良，三通鼓斩蔡阳，英名闻遐迩。但他刚愎自用，缺乏战略眼光。“北拒曹操”既是蜀国的既定决策，“东和孙权”是必然之理，而关羽却计不出此。孙权原想求关羽女配其子，两相结好，并力破曹，乃派诸葛瑾去荆州求婚。关羽大怒说：“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遂唤左右逐出。关羽奉令取樊城，请权出兵相助，权许之但迟迟不出兵。关羽对来使破口大骂说：“貉子敢尔，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关羽屡次蔑视孙权，权深恨之。他“水淹七军”，斩庞德，擒于禁，威震华夏，操议迁都以避之。这时，如果能争取孙权的支援，局势将对蜀、吴大利，可是因他和孙权的矛盾甚深，操才能乘二人有隙，遣使以割地相封请孙权夹击关羽。孙权乃潜师密发袭荆州。事前，权用陆逊代吕蒙，以麻痹关羽。陆逊抓住关羽骄做自大、喜戴“高帽”的特点，遣使赍书卑辞奉承他。关羽轻蔑地对来使说：“仲谋见识短浅，用此孺子为将。”
便撤荆州的大半兵赴樊城听调，无复有忧江东之意，使吕蒙得以“白衣渡江”，袭取了荆州。荆州既失，已无后援，关羽孤军深入，经不起曹、孙两军前后夹击，便陷入既不能战又不能守的绝境。显然，荆州之失，是因关羽刚愎自用，违背了孔明的”八字”方针。
命孔明入蜀支援，令关羽守荆州，是刘备所决定。因此，荆州之失，当与刘备有关。当时刘备尚未得西蜀，荆州不仅是他图天下的战略要地，且是其唯一的根据地，荆州的安危对刘备集团关系甚大。入蜀支援，派关羽也行，何以派孔明？镇守荆州的重任，为何不委之智多谋深的孔明，而托于刚愎自甩的关羽？这里有个信任问题。对此，王夫之早有议论。他说：“先主之入蜀也，率武侯、张、赵以行，而留羽守江陵，以羽之可信而有勇。”刘备之信关羽，是因“以同起之恩私，矜其勇而见可任。”刘备虽也信孔明而不让他镇守荆州。是因“疑武侯之交固于吴，而不足快己之志也。”王夫之指出：
“先主之信武侯也，不如其信羽，明矣。”故“失岂在羽哉？先主自贻之矣”。 （《读通鉴论》）王夫之的意见是正确的，荆州之失在于刘备错用了关羽。
3.知人始能用人：知人美谈
知人是用人的前提，用人必须在知人的基础上，知人始能用人，不知人则用人不当；或大才小用，小才大用；或视奇才为庸人，视庸人为奇才；或把忠贞当作奸佞，把奸佞当作忠贞。知人，不仅能用人，且能料敌制胜。因在与敌斗争中，首先要“知彼”，”知彼”才能拟定制彼之策，胜利则有把握，不知彼，则不知何以对彼，将使己陷于盲目被动，甚至失败。
曹操煮酒论英雄
一日，青梅正熟，曹操乃邀刘备至小亭，二人对坐，煮酒畅饮。酒至半酣，忽阴云漠漠，骤雨将至。从人遥指天外龙挂，操与刘备凭栏观之。操问：”
使君知龙之变化否？”刘备答：”未知其详，”操说：“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龙之为物，又比世之英雄。玄德久历四方，必知当世英雄。请试指言之。”刘备陆续例举袁术、袁绍、刘表、刘璋以及张绣、张鲁、韩遂等辈，操皆一一否定，认为袁术是“冢中枯骨”，袁绍是“好谋无断”，刘表是“虚名无实”，刘璋是“守户之犬”，都非英雄；而张绣、张鲁、韩遂等只是”碌碌小人，何足挂齿！”操认为：“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刘备问：”谁能当之？”操以手指刘备，后自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便是著名的“曹操煮酒论英雄”的故事。曹操关于英雄的概念，概括起来就是：要有大志，有良谋，并要象“龙”
一样能大能小、能升能隐，这是说干事情要能适应客观形势，随机应变，不拘守于一格。曹操正以此作为标准，用以衡量是否英雄。因为具备这些条件才有可能成大事，称英雄。如徒有大志，而无良谋，也不能成气候，有志有智是英雄应具有的素质，如不能从实际出发和有应变之才，也将会遭到挫折或失败。袁术据淮南，兵粮足备，称霸一方，他虽有大志，僭称帝号，但无智无谋，不自量力，不识时务，终以兵败粮尽饿死，操称为“人家冢骨”，确是适评。袁绍虎踞冀州，因其出身于四世三公之家，智谋之士多归之，兵多粮足，是当时中国最强者；他他有吞天之志，但好谋无断，致屡次失去图天下的良机，是时操虽比他势弱，却因此看不起他，不把他视为英雄。后来，袁绍军被曹操打败。名称八俊、威镇九州的刘表，既无大志，又缺良谋，所以曹操说他是“徒有虚名”。曹操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对刘备既非过誉，对曹操也非自夸。因他俩都有大志，有良谋，有应变之才：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是扶汉室以达己志。曹、刘之志都是”取而代之”，只是巧妙有所不同！操为离间刘备和吕布的关系，用”两虎竞食”之计，使他两人火拚；刘备心知其谋，表面许之，暗中却告知吕布。彼此计谋，堪称棋逢敌手！刘备听曹操说他是“英雄”，吓得不觉筷落于地下，后借雷声巧妙地掩饰过去，操征张绣，道上缺水，将士皆渴，操以鞭虚指说：“前面有梅林。”军士闻之，口皆生唾，由是不渴。两人应变之才，确是半斤八两！
曹操的英雄之论，不仅是识英雄的标准，也是英雄应具备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许劭评曹操
汝南许劭，有知人之名。操未达时往求见之，问：”我何如人？”劭不答。又问，劭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 操闻言大喜。如果 许劭只赞操是“能臣”，大喜还可理解；而说他是“奸雄”，却也大喜，确令人费解。其实，曹操并不以“奸 雄”为可耻，因奸雄亦雄也。 在群雄逐鹿的三国时代，英雄无不奸，不奸亦难成为英雄。刘表人不奸，一派名士气，故不能称“雄”。刘璋人较老实，心地仁慈，也不成“雄”。
而董卓夺汉廷大权，无恶不作，能否称为奸雄？董卓只能称为强盗，配不上奸雄之称。因奸雄也能行仁义，董卓却一味杀人放火。倒是曹操和刘备才能称“雄”。虽操被称为奸雄，刘备被赞为英雄，但既都是“雄”，心有灵犀一点通。为图天下，必须讲究权谋于略，而权谋干略和“奸”字往往混淆不清，难于严格区别，如刘备的摔阿斗、遣众将、要“投江”、托孤话，曹操的“三笑一哭”、焚书信、割发代首，都是弄诈，而这些诈又何其相似乃尔！
英雄与奸雄有相通之处，金圣叹早就指出：”夫豪杰必有奸雄之才，奸雄必有豪杰之气。”一个人往往能”以豪杰兼奸雄，以奸雄兼豪杰。”（《水浒》第五十五回回评）叶昼评点曹、刘时，也运用这个观点。他既大骂曹操是“大奸雄”，又多次说“老曹是个豪杰。”（第十二回回评）他在肯定刘备“仁厚”、“英雄”的同时，也常说他“奸雄”、“大奸大诈”。毛宗岗的评点，对奸雄曹操屡次说他“奸得可爱”，赞他雄才大略，也是说他有英雄本色，对仁君刘备也多次揭其诈处，说他假得不为人所知，其假处也是其好处。刘备和曹操虽有共同之点，但两人并非一个样，就是说英雄和奸雄还是有区别的。叶昼在第十三回回评中则指出：“刘备似奸雄，非真奸雄也。”
在第一回回评中则明确指出曹操的”本性”是“奸滑”。毛宗岗也指出，曹操”暴处多是真，其仁处多是假”（第三十三回回评）奸诈是其主要的一面。
但刘备有时虚伪却怀有长者的心肠，仁义是其主要的一面。评价是英雄或奸雄，当然以其主要的一面来论定。
许劭说曹操“乱世之奸雄”并非尽是贬语，弄清楚英雄和奸雄异同之处，有助于正确评价曹操。评价人物，决不能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而是既要有两点论又要有重点论，评价曹操如此，评价其他人物也如此。
刘备谈马谡
刘备临危，孔明等入宫探病。刘备以目遗视，只见马良之弟马谡在旁，刘备令且退。谡退出，刘备问孔明说：”丞相观马谡之才如何？”孔明说：”
此人亦当世之英才也。”刘备说：“不然。朕观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
丞相宜深察之。”刘备在垂危之际，特别向孔明叮咛此事，可见是非等闲视之。因马谡亦荆州学派，与孔明等一起随刘备入蜀。谡才器过人，好谈兵，孔明深加器异，视之如子，他亦视孔明如父。刘备担心孔明将重用马谡，故郑重告诫之。
刘备认为马谡“不可大用”，是因其”言过其实”。马谡熟读兵书，但缺乏实战经验，故他谈兵时未免夸夸其谈，不大切合实际。刘备是个身经百战的沙场老将，知道战争是千变万化的，要善于从实际出发，做到随机应变：
如拘守兵书的片言只语，轻于言兵，未有不栽筋斗的。赵奢之子赵括因纸上谈兵招致失败的教训，刘备是不会忘记的，放刘备对马谡的看法不是没有根据的。
孔明重视马谡也不是盲目的，马谡曾给他出过一些好计谋。孔明南征时，马谡向他献了“攻心为上”之计，孔明“七擒七纵孟获”，使南人不复反，正是采取这一战略方针。但是，马谡作为参谋则可，因其未有战争实践，让他独当一面则难于胜任。孔明委之以守街亭重任，这是扎明用人不当。
马谡之失，正是失在“言过其实”上。对于如何防守街亭，马谡与其副将王平看法大异：马谡以兵书为由，王平以实践为据。王平主张”就此五路总口下寨，却令军士伐木为棚，以图久计”。谡说：“当道岂是下寨之地？
此处侧边一山，四面皆不相连，且树木极广，此乃天赐之险也，可就山上屯军。”平说：“参军差矣。若屯兵当道，筑起城垣，贼兵纵有十万，不能偷过；今若弃此要路；屯兵于山上，倘魏兵骤至，四面围定，将何一军以保？”
谡大笑说：”汝真女子之见！兵法云：凭高视下，势若破竹。若魏兵到来，吾教他片甲不回！”平说：“今处此山，是绝地也：若魏兵断我汲水道，军士不战自乱矣。”谡说：“汝莫乱道！孙子云：置之死地而后生。若魏兵绝我汲水之道，蜀兵岂不死战？以一当百可也。吾素读兵书，丞相诸事尚问于我，汝奈何相阻耶！”什么”凭高视下，势如破竹”，什么”置之死地而后生”，对于街亭地形、来犯敌人是谁都不考虑，这是典型的教条式理解兵法。王平恰恰与之相反，他因富于实战经验，能根据地形布置防守：他坚决反对弃守当道而屯兵于孤山下，是因他预料到如“魏兵骤至，四面围定”，再断”我汲水之道，军士不战自乱。”通过描述马、王两人的争论，突出了马谡这个纸上谈兵的形象，也指出他致败之由。
马谡的错误是严重的，因失街亭，蜀军处境极危，如果孔明不用“空城计”，必被司马懿所擒。街亭之败，孔明深悔错用马谡，更服刘备有知人之明。
徐庶议刘表
“久闻刘景升善善恶恶，特往谒之。及至相见，徒有虚名，盖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者也。故遗书别之。”这是第三十四回写徐庶深夜拜访水镜时对他说的话。刘表是个大官僚大名士，很有名气，为人也明事理，喜善厌恶，但柔懦寡断，处理问题总是怕前怕后，疑此疑彼，犹豫不决。其用人也如此，有才能的人，他虽喜欢却不能用，做坏事的人，他虽厌恶却不能撤换。因此，只能安于现状，无所作为。
刘备和刘表是汉室宗亲，刘表敬佩刘备是个英雄，表面上对刘备也很亲热，称兄道弟，心里对刘备却存有疑虑，不敢重用。所以，刘备的才干始终得不到发挥，刘表欲用刘备的三将——关羽、张飞、赵云保卫边疆，蔡瑁恐刘备得势对已不利，便入告其姊蔡夫人，说若此久必为患。蔡夫人乃于夜间在枕边进谗言，要他遣刘备他去。经蔡夫人的挑拨，刘备嘴里虽说“玄德仁人也”， 心里却有所疑，次日便让刘备带本部人马到新野县屯扎。曹操统兵远征乌桓时，刘备劝他趁许都空虚，以荆襄之众袭取之。刘表却说：“吾坐据荆州足矣，岂可别图？”他缺乏宏图，安于现状，是其不同意袭取许都的原因之一，但另一个原因是他对刘备不尽信任，不敢放手让他统兵出征。
正因此，致失去了这一大好战机。操统一北方后，刘表知其将南征，又后悔不已，对刘备说：“近闻曹操提兵回许都，势日强盛，必有夺荆州之心。昔日悔不听贤弟之言，失此好机会。”当时，天下分裂，干戈日起，逐鹿中原者不乏其人，你不图人，必将被人所图，这是乱世一条规律。刘表岂能长据荆州。荆州这块肥肉，迟早被人所吞，这是势所必然的。
对于妻党察瑁等人，刘表虽知其作恶，他也无可奈何。蔡瑁等嫉贤妒才，屡次设计陷害刘备。刘表请刘备来相会，蔡瑁与蔡夫人密谋，准备于馆杀之，刘备知情逃回新野，蔡瑁又假刘备名写一反诗于壁上，刘表一见大怒，拔剑说：“誓杀此不义之徒！”但又想起“吾与刘备相处许多时，不曾见他写诗”。
猛省觉此必外人离间之计，便制止蔡瑁点兵去擒拿刘备，蔡瑁见此计不成。
又与蔡夫人密议，借请刘备到襄阳赴会之机杀之，幸得伊籍告密，刘备乃得逃席而去。刘备后来致书将此事告知刘表，刘表大怒，急唤蔡瑁责骂说：”
你焉敢害吾弟！”命推出斩之。可是当蔡夫人出面哭求免蔡瑁死罪时，刘表心便软了，责而赦之。刘表也明知妻党羽毛已丰满，荆州军权都掌握在蔡氏族人手里，“后必为乱”，但他因爱蔡夫人而怕蔡夫人，事事受其牵制，不敢撤换蔡瑁等坏人。正因刘表“恶恶不能去”，使蔡瑁等人后来献出荆州，助曹为虐！
刘备信赵云不叛己
刘备在当阳长板大败，只剩下百余骑，奔到天明，未见来追敌人，才得歇马。正凄惶时，忽见糜芳面带数箭，踉跄而来，口言：“赵子龙反投曹操去了也！”刘备叱道：“子龙是我故交，安肯反乎？”张飞说：”他今见我等势穷力尽，或者反投曹操以图富贵耳！”刘备说：“子龙从我于患难，心如扶石，非富贵所能动摇也。”糜芳说：“我亲见他投西北去了。”张飞说：
“待我亲自寻他去，若撞见时，一枪刺死！”刘备说：“休错疑了，岂不见 你二兄诛颜良、文丑之事乎？子龙此去，必有事故。我料子龙必不弃我也。”
关于子龙投操事，糜芳说是亲眼看见，张飞说是因“我等势穷力尽”，都有据有理，而刘备却坚信子龙决不叛己。事实证明，刘备确是知人。子龙不是去投曹操，而是去找主母、幼主去了。
子龙的过去，并没有忠于其主的历史。在投刘备前，子龙已二易其主。
他本是袁绍辖下之人，不久弃绍依托于公孙瓒，后又弃瓒投奔刘备。子龙既在前二易其主，他弃刘备而投操并非不可能，为什么刘备能如此信子龙不叛己呢？正如刘备所说：“子龙从我于患难”，故认为他决不会去投操。患难见人心，在患难中是最能考验人的。刘备是在北平太守公孙瓒处认识赵云的，当时刘备兵少势弱，官不过平原相，属于公孙瓒所管，而赵子龙却弃较有权势的公孙瓒去投一个平原相小官刘备，是因他和刘备志趣相投。子龙是个忠汉派，他择主是以是否忠于汉而定。他”因见绍无忠君救国之心”，乃弃之投公孙瓒。他原来以为公孙瓒是个英雄，后来见其所为，亦不过是袁绍一流人物，故甚感后悔。他一见刘备，与话甚投机，因刘备是汉室后裔，是忠于汉室的。刘备对他也很敬爱，一见便有不舍之心。正因子龙和刘备有共同的目标，故能从刘备于患难之际。也因此子龙“心如铁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始终忠于刘备。
诸葛瑾知子
诸葛瑾之子诸葛俗，人极聪明，善于应对。年六岁时，值东吴筵会，恪随父在座。权见诸葛瑾面长，乃令人牵一驴来，用粉笔书其面说：“诸葛子瑜”。众皆大笑。恪趋至前，取粉笔添二字于其下说：“诸葛子瑜之驴”。
满座之人，无不惊讶。权大喜，遂将驴赐之。从此，得到权宠爱，及长命辅太子。陆逊、诸葛瑾病亡，一应大小事务，皆归于恪，官至太傅。孙权死，恪掌握东吴大权，诸葛瑾在日，见诸葛格聪明尽露于外，恪虽得权器重，瑾甚为担忧，叹说：”此非保家之子也。”确是知子莫若父。
诸葛格掌握军政大权后，权高压主，吴主孙亮见之，心甚恐怖，常欲除之，未得其使。诸葛惜兴师迎战来犯魏军，在东兴取得胜利后，冲昏了头脑，竟不自量力乘胜进军取中原，结果失败受伤。恪恐人议论，先搜求众官过失，轻则发遣边方，重则斩首示众，于是内外官僚无不惊俱。又令心腹将领张约、朱恩管御林军。原来掌管御林的孙峻大怒，乃奏孙亮说恪”将有不臣之心”，要早图之，孙亮乃设宴召恪，于席间杀之。全家老幼也皆被斩首。
郭嘉料敌制胜
了解敌人，是取胜的重要环节，郭嘉是一个了不起的谋士，他能料事如神，提出不少奇策，正因其能从研究敌人、认识敌人入手，并从自己一方的实际出发，进行对比研究，去确定战略战术，故能做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在宫渡决战前，袁绍强大于曹操。曹操要统一北方，必须与袁绍决战，而操恨力不如.乃向郭嘉求良策。郭嘉说：“刘、项之不敌，公所知也。高租唯智胜，项羽虽强，终为所擒。今绍有十败，公有十胜。绍兵虽盛，不足俱也：绍繁礼多议，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也；绍以逆动，公以顺率，此义胜也，桓、灵以来，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公以猛纠，此治胜也；绍外宽内忌，所任多亲戚，公外简内明，用人唯才，此度胜也；绍多谋少决，公得策辄行，此谋胜也，绍专收名誉，公以至诚待人，此德胜也，绍恤近忽远，公虑无不周，此仁胜也；绍听谗惑乱，公浸润不行。此明胜也，绍是非混淆，公德度严明，此文胜也；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此武胜也。公有此十胜，于以败绍无难矣。”郭嘉“十胜十败”之说，坚定了曹操取胜的信心，后果在官渡大败袁绍。
曹操征乌桓前，曹洪等以恐”刘备、刘表虚袭许都”为理由反对远征。
可是，郭嘉认为刘表决不会袭许昌。他说：”刘表座谈之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刘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刘备不为用。”故主张曹操征乌桓说：“虽虚国远征，公无忧也。”后果如郭嘉所言，刘表按兵不动，曹操西击乌桓。大败蹋顿，取得了统一北方的最后胜利。
孙策转战千里，尽有江东，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策准备渡江以袭许都，曹操部下皆惊。郭嘉料之说：”策新并江东，所诛皆英豪雄杰，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无异于独行于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以吾观之。必死于匹夫之手。” （见《三国志·魏书·郭 嘉传》）策临江来济，果为吴郡太守许贡家客杀害。
孔明论知人
孔明有一篇《知人》论文，谈知人之道。他认为人是复余的，好坏悬殊，情况不一：或外温厚而内狡诈，或外谦恭而内险恶，或外勇而内怯，或外积极而内不忠诚，故知人不易。因此，选拔人才，要先精心考察，了解其人。
他根据其用人经验，提出知人要从志、变、识、勇、性、廉、信七方面去进行考察，即：一、“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孔明正是根据其知人七条去考察和选拔人才的。孔明用人很强调其”志”
和”变”，如他说蒋琬”托志忠雅”，说费祎”志虑忠纯”，说姜维“敏于军事”，“心存汉室”，都是从志、变方面去考察后得出的结论，因而托以军政重任。孔明知其人，才用得其人，他任用蒋琬、费祎、姜维等都成为蜀国后朝的支柱。因孔明以廉考察人才，其下属大多是清廉之士。又如孔明任用邓芝出使东吴，是经“咨以计谋而观其识”后才决定的。第八十五回写孔明正在考虑派人出使东吴以重申蜀、吴联盟，拟派邓芝但未知其见识如何，乃请他来，问道：“今蜀、魏、吴鼎分三国，欲讨二国，一统中兴，当先伐何国？”芝说：“以愚意论之：魏虽汉贼，其势甚大，急难摇动，当徐徐缓图，今主上初登宝位，民心未安，当与东吴连合，结为唇齿，一洗先帝旧怨，此乃长久计也，未审丞相钧意如何？”孔明大笑说，“吾思久矣。奈未得其人。——今日方得也！”因邓芝理解与东吴联盟的重要意义，故孔明认为今得其人，邓芝出使东吴，果不辱使命，使蜀吴又重申联盟抗操。
孔明的知人七条，对于今天预测人才还是有启迪意义的。
4.能荐贤是贤人：荐贤轶事
能荐贤，首先要有“怕乐”之才，如不知贤，则不能荐贤，其次要出于公心，不怕所荐之贤超过自己。有些人正是害怕别人居己之上，因而嫉贤妒能，这种人不仅不能荐贤，且往往害贤。故能荐贤者也是贤者。三国有不少荐贤轶事：
水镜巧荐孔明
荐贤也是一种艺术，如方法不对头，就会力不从心，达不到荐贤的目的，水镜荐孔朗很耐人寻味，其荐贤之方甚妙：说是荐贤，又没有点名荐贤：说是随便推荐，却是在力荐。第三十五回写刘备应请去襄阳赴宴，席间伊籍告知蔡瑁要害他，便离席上马向西急逃：他跃马过溪后，巧遇隐者水镜先生。
水镜一望其气色，已料到他是在逃难，并指出刘备至今犹落魄不偶，是因“左右不得其人”。又说：“今天下奇才尽在于此，公当往求之。”显然，水镜是有意向刘备荐贤，他笼统说”天下奇才尽在于此”，暗示此间有“奇才”，却不具体说明何人，是为了引起刘备求贤的愿望。果然，刘备急问道：“奇才安在？果系何人？”水镜说：”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水镜虽不点出伏龙、凤雏是何人，可是已明白告诉刘备：伏龙、凤雏，不是一般贤者，而是大贤，得了一个便“可安天下”。这么了不起的人，刘备怎不想求之呢，忙问：“伏龙、凤雏何人也？”水镜抚掌大笑说：”好！好！”
这时，还是不明指其名，又是一番跌顿。刘备再问，水镜便顾左右而言他，要他“于此暂宿一宵”再说。这位“奇才”，必然引起刘备的悬念。深思念其人，便会出现“月移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的现象，刘备在晚间听隔壁有人和水镜的谈话，便疑此人不是伏龙便是凤雏，寝不成寐，一俟天晓，便迫不及待地求见水镜，问昨晚谈话者的姓名。水镜没有告诉他是徐庶，却笑说：
“好！好！”刘备再问，“伏龙、凤雏果系何人？”水镜亦笑说：”好！好！” 水镜是很懂得心理学的奥妙的，他若现若隐地屡次介绍这位”奇才”的本事，道号，却老是不点其名，总是笑说：”好！好！”，给刘备一个悬念又一个悬念；而越是想知其名，而不知其名，就越想见其人，这样，这个“奇才”
——尽管还不知其名，已经深深地扎根在刘备的脑海里了。等到徐庶走马荐诸葛后，水镜先生才上门来拜访刘备。刘备问：“元直临行，荐南阳诸葛亮，其人若何？”这时，水镜才具体介绍孔明的情况，说：“孔明与博陵崔州平、颖川石广元、汝南孟公威与徐元直四人皆密友。此四人务于精纯，惟孔明独观其大略。尝抱膝长吟，而指四人曰： '公等仕进可到刺史、郡守。’众： 问孔明之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每常自比管仲、乐毅，其才不可量也。”
时关羽在侧，不同意说：“孔明自比此二人，毋乃太过？”水镜笑说：“以吾观之，不当比此二人；我欲以二人比之。”关羽问那二人，水镜说：“可比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汉四百年之张子房。”众皆愕然。水镜先生推荐孔明，上次是虚荐，这次是实荐，上次是抽象描绘其人，这次是具体介绍其本事。如此荐人，确是煞费苦心，足见其荐人之郑重。这就不得不引起刘备郑重求之，刘备后来“三顾草庐”，实起因于水镜的郑重推荐。
徐庶走马荐诸葛
非有心人不荐人：或为人尽其才，或为助人成事，或为报人之德。徐庶三者有二：他荐孔明，是因他感激刘备的留恋之情，想荐贤以助他成大事。
徐母被曹操囚禁，操假其母手书召徐庶，刘备甚佩徐庶奇才，不愿离别，但以“子母乃天性之亲”，乃割爱让他归去。来日设宴送行，刘备送了一程，又送一程，二人依依不舍，涕泣而别。刘备凝目而望，却被一树林隔断。刘备以鞭指说：“吾欲尽伐此处树木。”众问其故，刘备说：”因阻吾望徐元直之目也。”留恋之情，溢于言表。正望间，忽见徐庶拍马而回，勒马对刘备说：“某因心绪如麻，却忘一语：此间有一奇士，只在襄阳城二十里隆中。
使君何不求之？”刘备问：“此人比先生才德何如？”庶说：“以某比之，譬犹驽马并麒麟、寒鸦配鸾凤耳。”刘备问其名，庶说，此人乃琅琊郡人，覆姓诸葛，名亮，字孔明。此人乃绝代奇才，使君急宜枉驾见之。若此人肯相辅佐，何愁天下不定乎？”至此，刘备才知水镜所说的伏龙即孔明。
由此可见，厚待贤，贤者才为之荐贤：不然，贤者避之唯恐不及，不会为之荐贤。徐庶曾投刘表，见刘表是无用之人，急遗书告别，那会想到推荐孔明。徐庶告别刘备，尽管归心似箭，因深感刘备留恋之情，才引出孔明来。
因此，要人荐贤，要从厚待贤士始，重用一贤士，将会引出其他贤士。
孔明力荐庞统
凡与己齐名的，荐之不易。战国时，庞涓与孙膑俱学兵法于鬼谷子。孙膑学优于庞涓。涓为魏将，嫉膑之能，伪介于魏而削其足。齐国淳于髡出使魏国，乃得载膑归，威王以为师。魏伐齐，膑设计困涓，涓智穷自刎。膑由是名显天下，庞涓嫉贤妒能，客人终反害己。孔明与庞涓恰恰相反。庞统与他同彼知名，水镜先生对他俩的评价是：“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可见庞统的才智与孔明不相上下。而孔明毫无嫉妒之心，力荐于刘备，对他关怀备至。
凤雏先生确是名不虚传。第四十七回写他一出场，便与众不同：“欲破曹公，须用火攻，”这是孔明和周瑜不约而同的决策，但大江之上，一船着火，余船四散，要尽烧敌船，也是难事。庞统却巧妙地借助于蒋干的引进，连夜去见曹操，献上连环计，使曹军战船被烧个精光。庞统的“连环计”，可与孔明的“借东风”媲美。庞统虽立了大功，却不被东吴所用。一直至五十七回，孔明来柴桑口吊丧后，向鲁肃辞回，方欲下船时，只见江边一人道袍竹冠，皂绦素履，一手揪住孔明大笑说“汝气死周郎，却又来吊孝，明欺东吴无人耶！”孔明急视其人，乃凤雏先生庞统。孔明亦大笑。两人携手登船，各诉心事。原来他俩是老朋友。孔明乃留书一封与统，嘱说：”吾料孙仲谋必不能重用足下。稍有不如意，可来荆州共扶玄德。此人宽仁厚德，必不负公平生所学。”后果如孔明所言，孙权没有用庞统，统乃投奔刘备。开始，刘备也以貌取人不重用庞统，后张飞去了解知统大才，乃回报刘备，恰逢按察四郡回来的孔明又力赞庞统之才，指出：“士元非百里之才，胸中所学，胜亮十倍。”刘备遂拜庞统为副军师中郎将，与孔明共赞方略。
庞统随孔明取川。孔明致书刘备借星异告诫切宜谨慎。刘备据孔明之嘱，要庞统还守涪关。统大笑说：“主公被孔明所惑矣！彼不欲令统独成大功，故作此言以疑主公之心。”庞统因急于立功，他未摸清敌情，便与刘备分路进兵，终于在落凤坡死于敌人乱箭之下。孔明知庞统身故，为”吾主丧一臂”
而放声大哭。孔明爱庞统，庞统却错怪孔明，一是丞相之腹，一是谋士之疑，其差别如此。而孔明疼哭庞统，足见其爱贤借贤之心。
阚泽以家保陆逊
荐贤不易。贤既需人荐，说明此贤还未被众人所认识，因而荐贤必然遇到各种阻力。阚泽推荐陆逊开始便出现这种情况。为报二弟之仇，刘备倾全国之师伐吴，所向披靡，江南之人尽皆胆裂。孙权以还荆州、送回夫人求和，又不允许，孙权大惊，举止失措。阚泽出班奏说：“现有擎天之柱，如何不用耶？”权急问何人。泽说：“昔日东吴大事，全任周郎；后鲁子敬代之：
子敬亡后，决于吕子明；今子明虽丧，现有陆伯言在荆州。此人名虽儒生，实有雄才大略。以臣论之，不在周郎之下，主上若能用之，破蜀必矣。如或有失，臣愿与同罪。”权说：”非德润之言，孤几误大事，”张昭说：“陆逊乃一书生耳，非刘备对手；恐不可用。”顾雍亦说：“陆逊年幼望轻，恐诸将不服；若不服则生祸乱，必误大事。”步骘亦说：“逊才堪治郡耳，若托以大事，非其宜也。”阚泽大呼说：”若不用陆伯言，则东吴休矣！臣愿以全家保之！”权说：“孤亦素知陆伯言乃奇才也！孤意已决，卿等勿言。”
为使文武服其指挥，乃设坛授剑拜陆逊为大都督。
陆逊资望未深，因而遭到论资排辈的张昭、顾雍、步骘诸大臣的极力反对。要挽狂澜于既倒，阚泽认为非陆逊不可，乃以“全家保之”，可见其推荐之着力，更增强孙权用陆逊的信心。在大敌压境之际，任用谁来挂帅，对东吴存亡至为关键。阚泽可说有眼力。而陆逊也不负其所荐。这个“内藏韬略”、“不露于外”的“书生”，他不理诸老将急于出战的情绪，不管敌军辱骂百般，而是避敌锐气，坚守待机，终于在夜间用火烧敌四十余营，刘备仅以身免逃入自帝城。
荀彧为魏荐贤士
曹操因出身宦官家庭，士人多轻之，故操开始搜罗人才难。自从荀或投奔曹操后，因荀或的推荐，各种人才陆续来投。据《三国志·魏书》裴松之注引《或别传》记载：经荀或的推荐而终为卿相的，就有十数人。其中有司马懿、荀攸、钟怒、陈群、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等人。郭嘉、戏志才。杜畿等人也因荀或的推荐，终各显名。
以上这些人，对于曹、魏事业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荀攸随操出征，多出奇谋，平冀州他的功劳仅次于荀或；魏国新建，他被任为尚书令。
司马懿则是魏国后期的支柱。他与孔明在秦川对峙时，屯田以守，消耗敌军力量，使孔明不能越雷池一步，以病逝五丈原告终。
荀或推荐人才不拘一格，根据其才而荐其所任。郭嘉“有负俗之讥”，因他有智策，乃推荐为谋士，故能发挥其所长。杜畿“简傲少文”，因他有“萧何定关中”之才，故推荐他镇守河东。他在河东十六年，政绩最佳，百 姓勤农，家家丰实，民无异心。
荀或能荐贤，是因其知人。曹操认为荀或论人，“久而益信，吾没世不忘”。唯伯乐能知千里马，荀或不仅是操的”子房”，也是操的”伯乐”。
曹魏人才济济，虽因曹操善于用人，但也与荀彧荐贤进才大有关系。
东吴贤士辗转相荐
孙权继父兄之业坐镇江东后，能举贤任能，是因东吴贤士辗转相荐，始能集众才干其周围，与曹、刘鼎足三分。
孙权曾向周瑜请教守江东之策，瑜说：”自古 '得人者昌，失人者亡。 为今之计，须求高明远见之人为辅，然后江东可定也。”权说：“先兄遗言：
内事托子布，外事全赖公瑾。”周瑜自谦说：”瑜不才，恐负倚托之重”，乃荐鲁肃以辅孙权。鲁肃献“榻上策”，孙权纳为国策，它对保卫江东和鼎足三分起了指导作用。后周瑜病危，遗书荐鲁肃以自代。鲁肃向孙权推荐诸葛瑾，认为瑾博学多才，权拜之为上宾。瑾劝权勿通袁绍，且顺曹操，然后乘便图之。此策与孙策意图相反。孙策被刺前，欲通绍攻操。这是“远交进攻”的策略，因当时曹操与袁绍相拒于官渡，策欲袭许昌，迎献帝。而瑾主张“勿通袁绍，且顺曹操”，是因时易事异，这时孙权新政权未稳，无力攻操，故宜“巨顺”之。会稽太守张紘又荐顾雍，其人严厉正大，为人少言，言必有中。后为丞相，是东吴的股肱。由于众贤互相推荐，孙权得贤为辅，威镇江东，深得民心。
毛宗岗对东吴贤士辗转相荐评价很高。他说：“人谓管仲不如鲍叔，以鲍叔能荐贤，而管仲不能荐贤也。今周瑜荐鲁肃，鲁肃又荐诸葛瑾，张故亦荐顾雍，其转相汲引如此。管仲于临终时，力短宾须无、宁越等诸人，而未曾荐一贤士以自代，然则如瑜、如肃、如紘者贤于管仲远矣。”（第二十九回回评）
羊祜临危荐杜预
羊祜是晋名将，他闻悉善于用兵的吴将陆抗被罢兵权，吴主孙皓暴虐日甚，大失民心，认为是伐吴大好机会，乃作表遣人往洛阳请伐吴，晋主不允所请。尽晋主同意伐吴，这时，羊祜年老多病，力不胜任。羊祜病危，晋主到其家问安，并深悔说，“朕深悔不能用卿伐吴之策。今日谁可继卿之志？”
祜含泪说：”臣死矣，不敢不尽愚诚：右将军杜预可任，若伐吴，须当用之。”
晋主以羊祜之言，拜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事，在襄阳抚民养兵，准备伐吴。杜预是个儒将，为人老成练达，好学不倦，最喜读《春秋传》，坐卧常自携，每出入必使人持《左传》于马前，时人谓之”左传僻”。著有《春秋经传集解》。由于他深入研究春秋各国的斗争历史，总结前人的经验 教训，并能结合实际予以应用，故善于用兵。他负起伐吴重任后，势如破竹，吴人不战而纷纷投降，终于灭吴，使晋一统天下。羊祜推荐杜预，可说是得人，因而能完成其伐吴之志。
羊祜喜举善荐贤，但他的荐人奏稿却自焚之，不令人知。晋主问其故，祜说：“拜官公朝，谢恩私门，臣所不愿也，”荐人而不使其知，说明羊祜荐贤是为公而不是为私，足见其风格之高。
第三章 谋略宝典
《三国演义》集古代兵法之大成，是我国谋略的宝典。它描绘的各种战争的结果表明：一勇之夫必败，有智谋的必胜，可见智谋何等重要。在这里我们将三国智谋分门别类，将之归纳为十二种，如能洞悉其奥妙，运用得宜，将使你在人际竞争中”百战不殆”。
一、攻心
“攻心”战略，历来被著名的战略家所推崇，都置于战略的首位。能掌握”攻心”战略，不仅事半功倍，甚至不费吹灰之力，能取得“全胜”。“攻心”战略不仅是“伐国之道”的最善者，用于治军、治国也如此：用于治军，则将帅齐心，士卒效死，将不可战胜；用于治国，则使人心服，上下一心，国家未有不兴旺者，推而广之，“攻心”战略，凡有人际关系，需人做的事，无不可用之；运用得当，可收到意外的奇效。
“攻心”战略，提出于何时何人？有人说是春秋末期的大军事家孙武，这不完全准确。孙武著的 《孙子兵法·谋攻篇》仅在原则上提出用兵最善之 法。他说：”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不战而屈人之兵”，孙武认为是“善之善者也。”
在这里，孙武提出了他的“全胜”思想。他认为，要“全胜”，在于“伐谋”、“伐交”。孙武这个“全胜”思想，后来被战国中期军事家孙膜所发展，他 明确提出了“攻心”战略。《通典》载：“战国齐孙膑谓齐王曰：'凡伐国之道，攻心为上，务先服其心。今奏之所恃为心者，燕赵之权。今说燕赵之君，勿虚言空辞，必将以实利，以回其心，所谓攻其心也。孙膑把孙武的实现“全胜”在于“伐谋”、“伐交”的战略计谋具体化了。他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伐国之道，攻心为上”的战略。他认为要战胜秦国，首先要从外交上孤立秦国，这就要展开外交攻势，分化燕赵两国与秦国的关系，先向燕赵“攻心”，而“攻心”不是靠“虚言空辞”，要给以“实利”，始能“回其 心”。后来，历代不少战略家，为了孤立敌人以打败之，无不用“攻心”战略，先从削其党翼着手，因而取得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巨大胜利。
“攻心”之术，有种种，如威胁、利诱、欺诈等都属于“攻心”之术的范畴。但这些“攻心”之术也许能一时得逞，但非“善之善者”。曹操南征，刘琮纳降后，致檄文于孙权，威胁说：“今统雄兵百万，上将千员，欲与将军会猎于江夏。”这虽吓得张昭等辈主张“投降”，孙权也一时为敌威势所慑，但经诸葛亮、周公瑾进行战略分析，拆穿曹军外强中干的底子，坚定了孙权抗战的决心，乃与刘备结盟抗操，终于在赤壁大败曹操，董卓通过利诱，收买吕布杀了敌人丁原，但最后还不是被吕布宰了。“攻心”之术最善者，莫过于使“人心服”、“敌心死”。所谓“人心服”，是使人口服心服，乐为己用，所谓“敌心死”，是使敌心完全瓦解，不敢再进行反抗。《三国演义》有不少精采的“攻心”战例，就属于这类。下面将略举几例，以说明“攻心”之妙用。
1.结民心：刘备巧夺西蜀
刘备这个织草履草席出身的，虽说是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因年代已久，查无可考，即使是真的，也没有给他留下什么。他少孤，与母亲一贫如洗，只好以贩履织席为业。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下层平民百姓，为什么能崛起于群雄之上，成为鼎足三分的一代枭雄呢？虽说有英雄造时势等原因，但从其本人来说，是因他最懂得“攻心”之妙用，是一个非常杰出的“攻心”
战略家。他团结部下，重在“攻心”：他以义结关、张，食则同桌，寝则同席，三人桃园结义，誓同生死，故使云长不为曹操的封高官赠厚金所收买，翼德始终拼命为之血战沙场，曾二易其主的赵子龙，刘备一见便对他推心置腹，子龙感其诚，从此赤胆忠心追随他；诸葛亮因感其三顾之隆情厚意，才离开隆中为之驱驰，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对待百姓，也重在“攻心”：他初任定州中山府安喜县尉，署县事一月，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
他救徐州而三让徐州，故深得徐州百姓的爱戴。他驻军新野，政治一新，百姓称颂他：“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因而取得了百姓的衷心拥护。曹操追击，他弃樊城奔襄阳，两县百姓誓死跟随，他拥民众数万，一日仅行十余里，有被俘的危险。有人劝他“弃百姓，先行为上”。刘备泣说：
“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后来刘备取蜀，也采取“攻心”战略，即以结民心为先。正因刘备处处以百姓为重。又以恩义结将相之心，故人心归之，愿为之效死。“得人心者昌”，这便是刘备之能成大事的关键原因。在以上事例中，巧夺西蜀最能说明刘备的“攻心”战略。
堡垒往往从内部攻破
占据荆、益两州，做为图天下的根据地，是诸葛亮为刘备制定的“隆中策”的主要内容。在占据荆州后，刘备就着手图川，其策分两步进行：
首先收买蜀地士大夫之心，使之为已用。趁张鲁欲兴兵取川之机，益州别驾张松劝刘璋请曹操兴兵取汉中，说是这可使“张，鲁拒敌不暇，不敢复窥西川”，实是欲“引狼入室”，卖主以求荣。张松行前，暗画西川地理图本藏之。是时，曹操刚破马超，志满意得，又见张松长得丑陋，更加盛气凌人，张松一气之下，硬言冲撞，两人便闹僵了，曹操便令乱棒将他打出。孔明探知张松此行意图，便向刘备出妙计，引他入套，刘备纳其计，百般礼遇张松：他一入荆州界，就有赵云迎接；到了荆州界首的馆驿，关公早奉命在此洒扫驿庭奉候，次日，上马行不到三里远，刘备已引着卧龙、凤雏前来远迎，遥见张松，早先下马等候。刘备如此敬重，怎不令他心动，刘备一连留张松痛饮三日，对他虽极其殷勤，却闭口不谈西川事，凭他一再挑拨，只装做不知，甚至用别的话漾开了去。张松辞去，刘备于十里长亭设宴送行，依依不舍，还流下惜别之泪。张松自思：“玄德如此宽仁爱士，安可舍之？”
乃主动说服刘备取川，把自己的意图连盘托出，并交出西川图，上面尽写着地理行程，远近阔狭，山川险要，府库钱粮，一一俱载明白。刘备用的是姜太公钓鱼之法，愿者上钩，即一直以情动之，使其自动说出，这可使张松更死心为之卖命。这样，刘备不仅在西川安置了一个忠于己的“间谍”，且对西川地理了如指掌，为以后在西蜀行军提供了有利条件。张松回蜀后，又密与其好友法正、孟达交底，于是结成一伙，为刘备做内间。次日，张松鼓其如簧之舌，千方百计说服刘璋派法正请刘备入蜀支援，以拒张鲁。“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有张松、法正、孟达为刘备效力，加上刘璋之暗，何况召虎容易遣虎难，西蜀的命运可想而知了。
人心不服虽得也难治
刘备入川后，就极力收拾西川民心：他严明号令，如有取百姓一物者斩，于是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因此，所经之地，百姓扶老携幼，满路瞻观，焚香礼拜。刘备对欢迎的百姓皆用好言相慰。也因他以结民心为本，故在如何取川问题上，他和庞统、法正发生了分歧。刘备和刘璋在涪城相会时，庞统主张“来日设宴，请季玉赴席，于壁衣中埋伏刀斧手一百人，主公掷杯为号，就筵上杀之，一拥而入成都，刀不出鞘，弓不上弦，可坐而定”。法正极力支持庞统的意见说：“若执狐疑之心，迁延日久，大为失计。且恐机谋一泄，反为他人所算。”庞统、法正之谋虽巧，取蜀亦易，但缺乏政治考虑，这是谋士之策，非战略家之谋。因初入其境而杀其主，必引起蜀民怨恨，人心不服，虽得之也难治，故刘备坚决不同意说：“吾初入蜀中，恩信未立，此事决不可行。”二人再三说之，刘备只是不从。刘备进驻葭萌关后，严禁军士，广施恩德，以收拾民心。
由于刘备采取“攻心”战略，深得西川人心，终于在蜀地站稳了脚跟。
当他向成都进军时，继续执行其“攻心”战略，大军到处，立起免死旗，凡川兵倒戈卸甲者，不许杀害，如伤者偿命；愿降者参军，不愿者放回。因此，被俘川兵，欢声雷动，大都愿意留下为之效命。由于刘备得人心，蜀地士人多来投效，或通风报信，或出谋献策。刘备进攻雒城，冷苞献计拟决涪江之水，以淹死刘备之兵。对此，刘军尚蒙在鼓中，幸得蜀中豪杰彭漾及时告知，才免于难。因人心归刘备，刘璋虽有几个忠臣、勇将为之献智效死，也无济于事，荆州军到处，所向披靡，纷纷不战而降，刘璋只得献城归命。
2.离军心：吕蒙轻取荆洲
我国古代有不少精采的“攻心”史例。春秋时，晋平公欲伐齐，派范昭去齐国探政情。齐景公设宴待之，范昭请君之樽酌，太师晏子撤樽，更为酌，范昭佯醉起舞，请奏天子（周公）之乐，晏子不理。范昭归告晋平公说：“齐未可伐，臣欲辱其君，晏子知之；臣欲犯其礼，太师识之。”于是，晋不敢伐齐。这就是姜太公所说的：“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
又如韩信率军与项羽战于该下，楚军兵少食尽，汉军与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间，汉营响起楚歌声，项羽听了大惊说：“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
项羽认为楚兵皆降汉，乃与从骑八百人突围逃走，终在乌江自刎。前者用“攻心”消战争于无形，后者使敌惊慌而打败之；而前者只是阻止了战争的发生，后者仍需要血成。历史上，采用“攻心”战略，真正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吕蒙袭荆州的战例是最典型的，可称为“攻心”之战的绝唱。
戴高帽解除心理武装
关羽北伐，擒于禁，斩庞德，围樊城，威震华夏，曹操一面派徐晃支援，一面派人以利诱孙权袭荆州；孙权亦早有此意，得操书乃着陆口守将吕蒙速图之。吕蒙因荆州沿江有烽火，留守军马整肃，知预有准备，一时难图，寻思无计，乃托病不出。陆逊奉孙权之命前往探病，他指出吕蒙的心病，并提出取荆州之计说：“云长倚恃英雄，自料无敌，所虑者惟将军耳。将军乘此机会，托疾辞职，以陆口之任让之他人，使他人卑辞赞美关公，以骄其心，彼必尽撤荆州之兵，以向樊城。若荆州无备，用一旅之师，别出奇计以袭之，则荆州在掌握中矣。”蒙大喜悦：“真良策也。”乃托病荐未有远名的陆逊以自代。逊到陆口，派使赍书致关羽说：“前承观衅而动，以律行师，小举大克，一何巍巍！敌国败绩，利在同盟，闻庆拊节，想遂席卷，共奖王纲。
近以不敏，受任来西，延慕光尘，思禀良规。”又说：“于禁等见获，遐迩欣叹，以为将军之勋足以长世，虽背晋文城濮之师，淮阴拔赵之略，蔑以尚兹，闻徐晃等少骑驻旌，窥望麾葆。操猾虏也，忿不思难，恐潜增众，以逞其心。虽云师老，犹有骁悍。且战捷之后，常苦轻敌，古人杖术，军胜弥警，愿将军广为方计，以全独克。仆书生疏迟，黍所不堪，喜邻威德，乐自倾尽，虽未合策，犹可怀也。”这是一篇“攻心”妙文。陆逊首先回顾双方联盟克敌之利，用以表明无异意，使关公失去警惕，接着对关公低声下气，歌功颂德，赞关公擒于禁等之功“足以长世”，说什么连“晋文城濮之师，淮阴拔赵之略”也不及之，同时诚恳地要关公不要轻敌，因“操猾虏也，虽云师老，犹有骁悍”要“广为方计”，以获全胜。其词卑，其意似诚，好像尽为之谋，宛如一家。关公览书毕，仰面大笑，无复有忧江东之意，乃撤大半兵赴樊城听调。吕蒙才得以发白衣渡江，轻取了荆州。
吕蒙不费一兵一卒袭取荆州后，传令军中：“如有妄杀一人，妄取民间一物者，定按军法。”蒙之乡人取民间箬笠以盖铠甲，立即斩之。自是三军整肃，人民拥护。吕蒙还传下号令：凡荆州诸郡，有随关公出征将士之家，不许吴兵搅扰，按月给与粮米；有患病者，遣医治疗。将士之家，感其恩德，安堵不动。关羽知荆州被袭，乃回师取荆州，途中派人赍书责吕蒙违盟。蒙软盲谓来使说：“蒙昔日与关将军结好，乃一己之私见；今日之事，乃上命差遣，不得自主。烦使者回报将军，善言致意。”遂设宴款待，送归馆驿安歇。于是随征将士之家，皆来问信，有附家书的，有口传音信的，皆言家中无恙，衣食不缺。
盖世英雄成了孤家寡人
使者辞别吕蒙，蒙亲送出城。使者回见关公，具道吕蒙之语，并说：“荆州城中，君侯家眷并诸将家属，俱各无恙，供给不缺。”关公大怒说：“此奸贼之计也！”喝退使者，使者出寨，诸将皆来探问家中之事，使者具言各家安好，吕蒙极其恩恤，并将书信传送各将。各将欣喜，皆无战心。因此，关公回师取荆州途中，将士纷纷逃亡，关公制止不住，只好与剩下的三百分人走麦城，成了瓮中之鳖，罾口之鱼，陷于战不能战，逃又逃不了的绝地。
以上所述，便是吕豪轻取荆州和关公被打败的始末。为何素称“万人敌”，威镇华夏的关公被打败了，而吕蒙取荆州又如此之易？这应归功于吕蒙“攻心”之妙。关公是个刚愎自用的人，自命“老子天下第一”，喜欢人家给他戴高帽子。吕蒙就抓住他的这个弱点，让陆逊卑辞厚礼，以傲其志，这就从思想上解除了关公的武装。由于关公失去了警惕，吕蒙乃能乘隙派白衣人摇橹取荆州。这就是《孙子兵法》所说的“卑而骄之”的具体运用。过去关公之成为“万人敌”，是因其“善待士卒”，将士愿为之效命，故英勇无敌。而吕蒙对随关公出征的将士家属，百般恩恤，这便是将士纷纷逃亡的重要原因。吕蒙这一手确是厉害，使甚得将士之心的关公，一下子变成了孤家寡人。没有将士的支持，任何盖世英雄都将落得可悲的下场，在四面楚歌声中，曾经“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还不是在乌江自刎：当将士离心时，曾经是万人敌、威震华夏的关公被东吴一无名小将潘璋所擒，也就不足为奇了。
3.伤敌心：诸葛三气周瑜
诸葛亮三气周瑜，是一场似战非战、既实且虚、伐谋而重在攻心的特殊战争。说它似战非战，是指双方已摆好阵势，好象非大打不可，却没有真正打起来：说它既实且虚，是指双方明枪明箭，兵马已接触，却往往是虚幌一枪便过去，说它伐谋而重在攻心，是指诸葛亮破周瑜之谋重点在于“攻心”，使其气而怒，怒而伤心，伤心而死心，终于心服，彻底认输。这场特殊战争是在这样背景之下发生的：孙、刘同盟大败曹操后，荆州三分，孙、刘各得一部分，曹操虽败仍占有南郡和荆州、襄阳地区。对操占区，刘备要夺之，周瑜也要占据，连刘备已占有那块地盘亦想据为已有，这样双方就非较量一番不可。但诸葛亮的战略与周瑜有异：周瑜是只要能全据荆州，纵使孙、刘联盟破裂也在所不惜；诸葛亮则既要争夺曹操尚占有的原荆州部分地区，又不致使刘、孙联盟破裂，因是时曹操正在厉兵秣马以雪赤壁战败之耻，刘、孙相争，只能对操有利。诸葛亮便极力避开与周瑜正面对抗，运用其神机妙算，采取“攻心”策略，连破周瑜的阴谋诡计，从心理上给予周瑜致命打击，使其不敢再窥视荆州。兹将诸葛亮三气周瑜的故事评述如下：
一气周瑜，为谁辛苦为谁忙
赤壁之战大胜后，周瑜大犒三军，拟进军攻取南郡。闻知刘备、诸葛亮驻军油口，知其必有取南郡之意，大惊，乃以相谢为名，引三千轻骑到油口，想乘便结果了刘备。因见刘备军势雄壮，不敢下手。刘备纳孔明之计，赞同周瑜之言：若瑜取不得南郡，再由刘备去取。周瑜与南郡守将曹仁鏖战，周瑜中箭诈死诱曹仁倾师来战，打得曹仁大败而逃，当周瑜乘胜直趋南郡城下时，见旌旗布满，敌楼上一将叫说：“都督少罪！吾奉军师将令，已取城了。
——吾乃常山赵子龙也！”原来诸葛亮早派子龙潜师于附近，待曹仁一倾师出战周瑜，便进据南郡。这是诸葛亮采取“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之计。周瑜无奈，拟分军先取荆州、襄阳后再回师取南郡，讵料诸葛亮得了南郡，遂用兵符，星夜诈调荆州守城军马来救，却教张飞袭了荆州。又差人赍兵符，诱襄阳守将夏侯惇出兵救曹仁，却教云长袭取了襄阳。周瑜探知了，大叫一声，金疮迸裂，半响方苏。正是：“几郡城池无我分，一场辛苦为谁忙。”
周瑜拼着命，却毫无所得，而诸葛亮完全不费力，便全夺了曹军占领的三处城池，怎不令周瑜气煞！
二气周瑜：赔了夫人又折兵
荆州被刘备所占，周瑜无可奈何，便心生一计，要孙权以妹妹为饵，诱刘备来吴，囚禁之，以交换荆州。诸葛亮早知其计，便授予跟刘备前往招亲的赵云三个锦囊妙计：第一个锦囊妙计借孙权之母、周瑜之丈人以助刘备，终于弄假成真，使刘备得续佳偶。周瑜虚以美人赚之不得，便实以美人赚之。
他致书孙权说：莫如软困刘备于吴中，“盛为筑宫室，以丧其志；多送美色玩好，以娱其耳目，使分开关、张之情，隔远诸葛亮之契——各置一方，然后以兵击之，大事可定矣”。周瑜的真美人计，又被诸葛亮的第二个锦囊计破了，它以荆州危急，借得孙夫人出头，向国太谎说要往江边祭祖，乃得以逃出东吴。尽管周瑜早为防备，孙权派人追捕，第三个锦襄妙计又借得孙夫人之助，喝退拦路之兵。这时，诸葛亮早派船在刘郎浦接应，布置关公、黄忠、魏延三支军马杀退周瑜的追兵。正是：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前番在南郡，送了城池折了兵，只是恼怒，暂时气昏，这番赔了夫人又折兵，是嗔羞交加，更见伤心！眼白白望着刘备夫妇平安归去，怎不令周瑜又气得金疮迸裂，昏迷不省。
三气周瑜：既生瑜，何生亮！
刘备曾答应取益州后归还荆州，后又以取宗弟刘璋之地恐人唾骂为辞，周瑜便派鲁肃往说愿代取益州以换荆州，并作为孙夫人嫁资，但途经荆州时要供应些钱粮，诸葛亮虚应之。周瑜是虚名收川，实是取荆州，这是“假途火虢”之计。周瑜引三千精兵抵荆州城下，城上军早竖起枪刀。敌楼上赵云说：“孔明军师已知都督'假途灭虢’之计，故留赵云在此。”这时，探马报说：“探得四路军马，一齐杀到，关某从江陵杀来，张飞从秭归杀来，黄忠从公安杀来，魏延从彝陵小路杀来，四路正不知多少军马，喊声远近震动百余里，皆言要捉周瑜。”瑜听了马上大叫一声，箭疮复裂，坠于马下，左右急救上船。这最后一气，给周瑜致命的打击。途经巴丘时，他接到诸葛亮来书，大意是劝他不要劳师远征西蜀，以防曹操来袭，不然，“倘操乘虚而到，江南齑粉矣。“诸葛亮是又打又劝，周瑜是又气又羞，自知不如，不得不认输，这更觉无限伤心，临死时，他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
诸葛亮三气周瑜，是在伐谋中进行“攻心”，从“攻心”中彻底粉碎对方的计谋，兵不血刃而取得最大的胜利。这“三气”堪称是诸葛亮这位“攻心”大师的不朽之作。
4.服人心：孔明七纵孟获
成都武侯祠，有清人赵藩写的一副对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 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 后来治蜀要深思。
这一对联很能说明孔明治国治军的特点。“攻心”，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做思想工作，“反侧”是反面、消极面、对立面，做好了思想工作，就能消除反面、消极面、对立面的东西，使其为我所用。审势，是说对客观存在的错综复杂的总的态势要有正确的了解，才能决定治国的宽严，不然宽严皆误。诸葛亮处理任何军国大事，都能从客观实际形势出发，决定其策略。譬如治蜀，他不同意法正所谓蜀汉政权“初有其国”要“缓刑驰禁”以慰民望，而认为刘璋暗弱，“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致“蜀土人士，专权自恣”，故“威之以法”，是“为治之要”，主张用法要严。但对于少数民族则主张要宽严结合，而旨在服其心，故他南征时采取“攻心”战略，七擒七纵孟获，是为了消“反侧”。上面对联的上联即指这事。
深谋远虑，一劳永逸
在曹魏策动下，孟获起兵犯境侵掠。为安定后方，孔明统兵南征。军行之次，马谡奉令来犒军。孔明留马谡在帐叙话，问道：“吾奉天子诏，削平蛮方；久闻幼常高见，望乞赐教。”谡说：“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成为上，兵战为下。’愿丞相但服其心足矣。”孔明叹说：“幼常足知吾肺腑也！”本来南征派一大将便可平之，而孔明却“五月渡沪，深入不毛”。正是“攻心”，以服其心，使一劳永逸。要达到这个战略目的，则非一般人可胜任，正如他所说：“可刚可柔，别有斟酌，非可容易托人。”
足见孔明用心良苦和深谋远虑。
战术是服从于战略的，孔明南征的一切战术措施，都围绕着其“攻心”
战略目的进行。孟获虽是个颇晓兵法的“蛮王”，但远非足智多谋的孔明的对手，孔明要平之并非难事，如第一次交锋，孔明以正兵阳退，阴布置两支奇兵前后夹攻，便轻易地把孟获擒了。单纯采取镇压政策，不久即可平服。
但过去平“蛮”历史说明：如大军离去，则鞭长莫及，其自恃地远山险，又复叛乱，再来镇压，又劳师远征，不胜其烦，且其被曹魏所利用，如孔明北伐，其知内虚，反则更速。因此，孔明这次南征旨在服其心，一劳永逸，后方稳，才可北图。所以说，“平蛮”是孔明北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孔明七擒七纵之的原因。但一擒之易。七纵之则难，在这擒纵的过程中，孔明确是绞尽了脑汁，使尽了计谋，或利用其内讧，使其宗党捉来，或诱其劫寨，围而擒之；或识其诈降，就席拿住，或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才便孟获诚意投降。不仅使尽计谋，还要历尽艰险：沪水之毒，哑泉、柔泉、黑泉、灭泉以及桃花溪之恶，几使孔明寸步难移；不仅用柔，还要不得已而用刚—
—火烧藤甲军三万，对此，孔明承认其罪说：“使乌戈国之人不留种者，是吾之大罪也。”在历史上，孔明对待少数民族虽重在攻心，采取较开明的政策，但也跟其他封建统治者一样，有时也采取残酷的镇压政策《三国演义》虚构火烧藤甲军的情节，从本质上说，也是符合历史的真实的。
刚柔并济，“蛮人治蛮”
正因孔明对孟获有柔有刚，七擒七纵，使其计穷力竭，既畏孔明，又敬之如神明，故孔明七擒孟获时，派人谓之将再纵之回，可招人马来决胜负，孟获垂泪说：“七擒七纵，自古未尝有也。吾虽化外之人。颇知礼义，直如此无羞耻乎？”遂同兄弟妻子宗党人等，皆匍匐到孔明帐下，肉袒谢罪说：“丞相天威，南人不复反矣！”孔明问：“公今服乎？”获泣谢说：“某子 子孙孙皆感覆载生成之恩，安得不服！”孔明乃请孟获上帐，设宴庆贺，并令其永为洞主。所夺之物，尽皆退还。孟获和其宗党及族兵，无不感戴，皆欣然跳跃而去。
孔明服其心后，采取“蛮人治蛮”之策，是很高明的。正如毛宗岗指出：
“武侯之欲抚南蛮，而即甩孟获者，真深得安蛮之道哉！得其土而欲守之， 不能不分兵，分兵则不能不转饷，转饷而输挽徒劳，不若自守之，而庇荫之下，皆吾士也。得其人而欲治之，不能不设官，设官则不能不用法，用法而刑狱滋扰，不若使自治之，而涵盖之下，皆吾人也。不但此也。杀其身，不能变其心，杀之不足以成武；而生其身，又复夺其地，则生之亦不足以为恩。不杀其人而南人不反；不夺其地，而南人乃愈不反耳。”（第九十回回评）
《三国演义》写的诸多战役，其胜负虽有种种因素，但智谋是最关键的。
孙武《计篇》也把智放在为将者应具备的条件的第一位。因为勇冠三军的， 虽能“气盖世”于一时，如其有勇无谋，到头来免不了垮台，只有运筹帷幄之中，才能决胜千里之外。刘、关、张三战吕布，许褚裸衣斗马超，关公力战老黄忠，虽使人惊心动魄，却不如刘备与曹操、孔明与仲达、姜维与邓艾斗智腾挪多姿，因其不只使人赏心悦目，且能启人智慧，举一反 1.使计设谋：刘备曹操相较量
《三国演义》作者有时为突出孔明之智，把刘备置于陪衬地一位，他的一举一动，都由孔明幕后操纵，好象一个活傀儡，但从总的来说，作者塑造的刘备是大智若愚的形象。不过，如不是眼明心细，是难于看出的。譬如他和曹操的斗智，则斗得很巧妙，使奸雄如曹操，都被他一次又一次瞒过了。
曹操是多败少胜。
“二虎竞食”与“驱虎吞狼”
第一次较量，是集中在如何对待吕布。刘备屯兵徐州，自领徐州事，吕布兵败投之，刘备便让他驻兵小沛。那时，操方定许都，恐二人同心协力，将成心腹之患，乃聚众谋士议妙计图之。荀彧献计说，“彧有一计，名曰'二虎竞食’之计。今刘备虽领徐州，未得诏命。明公可奏请诏命实授备为徐州牧，因密与一书，教杀吕布。事成则备无猛士为辅，亦渐可图之；事不成，则吕布必杀备矣；此乃 '二虎竞食’之计也。”操从之。刘备得封官和接操 来书，已识破其机关，但怕得罪曹操不敢公然违命，便虚对来使说：“此事尚容计议。”刘备却暗中实告吕布，使释其疑，与己同心协力。关、张问不杀吕布之故，刘备说：“此曹孟德恐我与吕布同谋伐之，故用此计，使我两人自相吞并，彼却于中取 利。奈何为所使乎？”“二虎竞食”之计被破了， 荀彧又向操献一计说：“可暗令人往袁术处通问，报说刘备上密表，要略南郡。术闻之，必怒而攻备，公乃明诏讨袁术。两边相并吕布必生异心：此 '驱 虎吞狼’之计也。”操大喜，照计办。刘备得诏书。明知是计，但不敢违王命，只得出兵讨袁术，留张飞守徐州。因张飞醉酒误事，吕布袭了徐州。这次较量，曹操是一计被破，一计得逞。初次斗智，两人半斤八两。
临危不乱，随机应变
第二次较量，是在“曹操煮酒论英雄”之时，有操与刘备青梅煮酒，纵谈天下英雄，刘备装呆卖傻，随便举些人，曹操皆不认可。刘备问：“谁能当之？”操以手指刘备，后自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时，刘备正与董承等密谋图操，忽闻此言怎不大吃一惊，手中所执匙筋，不觉落于地下。“说破英雄惊煞人”，刘备如此举止失措，必将引起曹操疑心，而刘备毕竟是个枭雄，是时，正值天雨将至，雷声大作，刘备便从容俯首拾筋说：“一震之威，乃至于此。”操笑说：“丈夫亦畏雷乎？”刘备说：“圣人迅雷风烈必变，安得不畏？”“迅雷风烈必变”这词出于《论语·乡党》，说孔子遇到疾雷暴风，必定要改变容色，表示对上天的敬畏。圣人尚且如此，何况刘备，一借“圣人”之语做挡箭牌，刘备便将闻言失筋的缘故，巧妙地掩饰过去了，可说是“随机应变信如神”。操遂不疑刘备。这是刘、曹第二次斗智，刘备是赢了。
反控制技高一筹
第三次较量表现在：控制和反控制。刘备因与操擒吕布有功，随操班师回朝。刘备面见献帝，排世谱，被认为皇叔。荀彧等一班谋士入见操说：“天子认刘备为皇叔，恐无益于明公。”对此，操早有筹谋，他说：“彼现认为皇叔，吾以天子诏令之，彼愈不敢不服矣。况吾留其在许都，虽名近君，实在吾掌握之内，吾何惧哉。”奸雄之见，确是与众不同。他让刘备见献帝并拜为左将军、宜城侯，正是为了要更好地控制刘备。刘备也知操用意，故步步为营，谨防曹操谋害。他暗地里与董承等图操，表面上则在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以为韬晦之计。关、张不知刘备的深谋，反责问道：“兄不留心天下大事，而学小人之事，何也？”刘备说：“此非二弟所知也。”及操说他是天下两英雄之一，刘备更感到在虎穴里栖身的危险，于是便谋脱身之计。
一日曹操又请刘备饮酒，满宠来向操报告：袁绍破公孙瓒并得其军，声势甚大，袁术又归帝号于绍，并将亲送玉玺到河北。并指出：“若二人协力，急难收复，乞丞相作急图之。”刘备听了暗思：“我不就此时寻个脱身之计，更待何时？”遂起身对操说：“术若投绍，必从徐州过。备请一军就半路截击，术可擒矣。”操虽同意，并不放心，却教朱灵、路昭两人同行，暗中牵制刘备。（但这两人顶得甚事，后来便被刘备设法把他两人抛开了）刘备挂了将军印，即催促急行。关、张在马上问道：“兄今番出征，何故如此慌速？”
刘备说：“吾乃笼中鸟，网中鱼。——此一行如鱼入大海，鸟上青霄，不受笼网之羁绊矣！”曹操设谋控制刘备，刘备则使计反控制，这第三次斗智，又是刘备胜了。
杰出的统帅善用人才，深得人心
上述三次较量，刘备是胜多败少，可见刘备机智超人，谁说刘备是一味憨厚？历史家陈寿将刘备与曹操比较时，说刘备“机权干略，不逮魏武”，但小说家罗贯中的看法却不同，他写曹操的计谋诡而露，写刘备的计谋巧而深：他塑造曹操是阴险诡诈的奸雄形象，塑造刘备是大智若愚的仁君形象；他极力赞扬刘备的“随机应变”，写曹操甚佩服其人，认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说明作者认为刘备的“权谋于略”并不在曹操之下。而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并非作者臆造。小说家罗贯中评价人有财也许比历史家陈寿中肯些。在历史上，曹操初起时，有强大的宦官势力为后盾，其地位已与各路诸侯平起平坐，而这时，贫贱出身的刘备只不过是公孙瓒手下的一个小将，后来他能成为鼎足三分者之一，完全是靠自己的超人才干闯出来的。要成为一个杰出的统帅，要具有善于用人、决策的条件，刘备是具备这些条件的，他用诸葛亮并纳其隆中决策便是典型的例子。特别是他能得人心。故人心归之，始能称帝于西蜀。刘备若非是大智者何能逮此，所以藐视天下英雄的曹操在刘备仍依托于其篱下时，已能看出刘备是非凡之辈，将之和己并列。这是出于同时代人，又是最了解刘备的人的评价，无疑是真实的、中肯的。何以在人们的看法中，在计谋方面，往往是扬操而抑备，这是因为，曹操之智谋露，易为人所知，刘备之智谋深，人们一时难于窥其中的奥妙。而且两人的性格和战略各异：
正如刘备对庞统所说的：“今指与吾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三国志·蜀书·庞统传》裴注《九州春秋》）操急、暴、谲，而备宽、仁、忠，故在人们眼中，操是阴险诡诈的奸雄，备是忠厚仁慈的长者，他的“机权干略”，即其枭雄本色往往被人们所忽略了。
2.知彼知己：诸葛司马比高低
《孙子兵法·谋攻篇》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是决定战争胜败的一条重要规律。不过，孙子所说的“知彼知己”，如果一方能“知彼知己”，一方不知彼知己。当然前者胜。如果双方都“知彼知己”，谁胜谁败则很难说了，战争也就变得极其错综复杂。《三国演义》第九十四回写的“司马懿克日擒孟达”，和第九十五回写的“武侯弹琴退仲达”，就是描绘诸葛亮和司马懿在都“知彼知己”的情况下，展开斗智的精采镜头，彼此策略确是各有巧妙，胜败之间只差一筹而已。在《三国演义》的诸战役中，这才算是斗智之战：战争千变万化，战争不是由一方来摆布，而是由双方共同设计，任何一方都不能全操胜券，而是胜中有败，败中有胜。它不仅体现了战争的复杂性，也说明了战争的严肃性：它是生和死的搏斗，谁要是错走了一步，就有被消灭的危险。这两回书所写的斗智之战，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孙子“知彼知己”的思想，且对我们从事一切竞争都很有借鉴意义。
愚者不懂因人因事做具体分析
在“司马懿克日擒孟达”这一回书里，诸葛亮虽未公开亮相，实是写他和司马懿两人背靠背的进行智力竞赛，从而揭开了两人斗智之战的序幕。
司马懿驻守西凉等处，诸葛亮认为是其伐魏的最大障碍，乃用马谡的反间计，使魏主曹睿将司马懿削职回乡。诸葛亮计得逞大喜，即兴师北伐。蜀师旗开得胜，连取三城，魏国上下震栗，曹睿不得已乃起用司马懿。这时，原蜀将后降魏镇守上庸的孟达正与诸葛亮暗通，谋取两京：孟达取洛阳，诸葛亮取长安。诸葛亮知司马懿复职大惊，急致书孟达说：“近闻曹睿复沼司马懿起宛、洛之兵，若闻公举事，必先至矣。须万全提备，勿视为等闲也。”孟达览书，不以为然，却笑孔明心多。复书说。
“窃谓司马懿之事，不必惧也：宛城离洛阳约八百里，至新城一千二百里。若司马懿闻达举事，须表奏魏主：往复一月间事，达城池已固，诸将与三军皆在深险之地。司马懿即来，达何惧哉？
丞相宽怀，惟听捷报！”
对同一事件的看法，智者和愚者的判断其差别如此之大：孟达不懂得因人因事而做具体分析，只是按照常规的看法，认为司马懿要起兵下新城，必须奏魏主许之而后行，故得出“往复一月间事”的判断。而孔明的看法却恰恰与之相反。诸葛亮看了来书，掷书于地而顿足说：“孟达必死于司马懿之手矣！”马谡问其故，诸葛亮说：“兵法云：'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岂容料在一月之期？曹睿既委任司马懿，逢寇即除，何待奏闻？若知孟达反，不须十日，兵必到矣。安能措手耶？”诸葛亮即回书告诫孟达说：“若未举事，切莫教同事者知之，知之必败。”
司马懿声东击西，孟达束手就擒
司马懿接复职诏后，忽得密报孟达谋反之事，司马懿说：“此贼必通诸葛亮，吾先擒之，诸葛亮定然心寒，自退兵也。”司马师说：“父亲可写表奏天子。”懿说：“若等圣旨，往复一月之间一事无及矣。”即传令教人马起程，一日要行二日之路，如迟立斩；又令参军梁畿赍檄星夜去新城，教孟达等准备进征，使其不疑。梁畿到新城传达司马懿的将令说：“司马都督今奉天子诏，起诸路军以退蜀兵。太守可集本部军马听候调遣。”达问道：“都督何日起程？”畿说：“此时约离宛城，望长安去了。”达暗喜说：“吾大事成矣！”大凡采取突然袭击战术的，必须伪装得好，以麻痹敌人，使其无备，即我要袭击彼而彼完全不意料到我要袭击，袭击才能得逞。司马懿正是这样做，他声东击西，使孟达上其套。孟达闻悉司马懿已离宛城赴长安，以为司马懿不知其举事，故认为“吾大事成矣”而沾沾自喜。讵料司马懿这时正向新城进军。懿在途中，缴获诸葛亮给孟达回书，看后大惊说：“世间能者所见皆同，吾机先被孔明识破。”遂星夜催军急行。未及十日，即抵新城，孟达措手不及，终被擒杀。
司马路擒杀孟达，诸葛亮谋取两京终成泡影，但从智力比赛看，输家只是孟达，司马懿和诸葛亮都是赢家，两人的智力半斤八两：两人都料事如神。
诸葛亮认为豁闻孟达举事。必先起宛、洛之兵先至，司马懿料孟达叛变必与诸葛亮通谋。两人都不谋而合。诸葛亮说：“曹睿既委任司马懿，逢寇即除何待奏闻？”司马懿说：“若等圣旨，往复一月之间，事无及矣。”两人都互相惊畏。诸葛亮知司马懿复职“大惊”，告诫孟达不要轻举枉动；司马懿途中截获诸葛亮给孟达回书为之“大惊”，想不到“吾机先被孔明识破”。
而孟达和司马懿、诸葛亮相比，其愚智则有天渊之别：诸葛亮知司马懿复职告诫孟达“须万全提备”，孟达却笑“孔明心多”，要他“唯听捷报”，司马懿派使要孟达听候调遣并伪说懿已去长安，孟达却暗喜说：“吾大事成矣！”
棋差一着，全盘皆输
在这一回书，诸葛、司马两人是背靠背斗智，在第九十五回里，则是两人公开出面较量，双方智力更充分发挥，异采纷呈！
一方知彼知己，一方不知彼知己时，战争则显得简单化：当双方都知彼知己，战争则曲折离奇、变化莫测。譬如下棋，当高手对劣手时，很快便进入杀局，无甚看头。如果双方都是高手，彼此下棋，不是见一步走一步，而是走一着想到下几着；此方下一着，彼方已料到其下几着，乃用新着以破之。
如此往复，棋局变化万千，不仅下棋者全神贯注，观棋者也感到好看煞人！
最后输者只不过是棋差一着而已。第九十五回写诸葛亮与司马懿的斗智之战正是类此。
司马懿擒杀孟达后，即与张郃率领十五万大军来战诸葛亮。司马懿认为诸葛亮平生谨慎，不肯弄险，不会从子午径取长安，今必出军斜谷，来取郿城。而秦岭之西，有一条路，地名街亭；傍有一城，名列柳城：此二处皆是汉中咽喉。诸葛亮欺曹真无备，定从此进。故决定与张郃迳取街亭，以断其归路。诸葛亮行军，果如司马懿所料。诸葛亮闻悉司马懿大军前来，大惊说：
“今司马懿出关，必取街亭，断吾咽喉之路。”司马懿行军在诸葛亮的意料 之中。因此，街亭决战是势所难免。司马懿能否夺取街亭，诸葛亮能否保卫街亭，是双方胜败的关键。
错用马谡，纸上谈兵
诸葛立即着手部署街亭保卫战。参军马谡请缨守街亭，诸葛亮说：“街亭虽小，干系甚重。倘街亭有失，吾大军皆休矣。汝虽深通谋略，此地奈无城郭，又无险阻，守之极难。”马谡以熟读兵书自夸，说：“若有差失，乞斩全家”，并立下军令状。因马谡曾献“攻心计”服南人，又献反间计使司马懿被削职，诸葛以其有智，乃任他为守街亭主将，又派富有战争实践经验的王平为副将，再三叮嘱要小心谨守此地：下寨必当要道之处，使贼兵急切不能偷过。诸葛亮恐二人有失，又派高翔驻守列柳城为援。同时，唤大将魏延引本部兵去街亭之后屯扎，总守汉中咽喉。诸葛亮的部署，可说是十分到家，无可非议，唯一错误是用了纸上谈兵的马谡。他违背诸葛亮“下寨必当要道”之嘱，只知死啃兵书的片言只语：什么“凭高视下，势如破竹”，什么“置之死地而后生”，对于当时的形势，来犯的敌将、街亭的地形都不考虑。王平苦谏，再三重申诸葛亮“下寨必当要道”之嘱，认为：
“屯兵当道，筑起城垣，贼兵纵有十万，不能偷过。”马谡不听，坚持上山屯军，王平指出，若“魏兵骤至，四面围定”，再断“我汲水之道，军士不战自乱”。马谡仍置之不理，自行其是，结果如王平所料，司马懿大军一至，即断其汲水之道，蜀军不战自乱，不听马谡指挥。魏军轻易地夺取了街亭。
空城弄险，智退大军
街亭失守，蜀军处境极危。司马懿曾预料夺取街亭后蜀军的去向：“亮若知吾断其街亭要路，绝其粮道，则陇西一境，不能安守，必然连夜奔回汉中去也。彼若回动，晋提兵于小路击之，可得全胜，若不归时，吾即将诸处小路，尽皆垒断，俱以兵守之。一月无粮，蜀兵皆饿死，亮必被吾擒矣。”
正如司马懿所料，蜀军唯一生路只有撤回汉中，诸葛亮一知街亭、列柳城尽失，跌足长叹说：“大事去矣！——此吾之过也！”立即遣兵派将部署撤军。
当各路兵马刚分拨完毕，忽报：司马懿引大军十五万，望西城蜂拥而来。这时，诸葛亮身边别无大将，只有一班文官和二千五百军在城中。因此，众官尽皆失色。只有诸葛亮不慌不忙，大摆空城计，渡过了难关。在一座空城面前，率领十五万大军的司马懿为何不敢进，反而急退呢？这是因司马懿认为“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诸葛亮也知司马懿知己“平生谨慎，必不弄险”，所以一反“生平谨慎”，来个“弄险”，故引起司马懿大疑，不敢贸然进城。诸葛亮摆空城计，也出于形势所迫，正如他所说：“吾非行险，盖因不得已而用之。”以兵二千五百不可能与敌大军十五万战，如弃城而逃，必不能远遁，定为司马懿所擒。处此既不能战又不能逃脱的绝境，诸葛亮除摆空城计外，别无他法，当诸葛亮败局已定几乎被擒的时候，谁又料到用一空城计而能退敌军十五万？后来司马懿知是诸葛亮摆空城计后，仰天长叹说：“吾不如孔明也！”
知已知彼，百战不殆
诸葛亮与司马懿的斗智之战，给军事学和军事艺术都添加了新的内容。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是孙子兵法的一个著名论断，是战争胜败的一条 重要规律。如在官渡之战中，袁绍对敌情毫不了解，曹操粮将断他却无所知，当许攸截获操催粮书知操将断粮，建议“两路击之”，绍反疑是操的诡计，拒之不用；后许攸被迫投操，向操报告绍军内部情况，授以“劫乌巢粮”之计，操一弄清敌情，即亲往烧乌巢之粮，敌军无粮大乱，操趁机出击，大胜袁军。在赤壁之战中，曹操对敌情摸不清，反而屡得假情报，因而屡中周瑜智计；周瑜则因了解敌情，故能指挥如意，使敌军陷入火海之中。在彝陵之战中，刘备既不知己也不知彼，自夸“朕用兵老矣，反不如一黄口孺子”。
陆逊则“知彼”如指掌，因而能使刘备按着自己的指挥棒行事，最后用一把火几乎把蜀军烧光。这三大战役都是在一方“知彼知己”，一方不知彼知己的情况下进行的。“知彼知已”的，当然“百战不殆”，但是，当彼此都“知彼知己”的时候，战争则变化万千，谁胜谁败则很难预料，胜负往往决定于一时决策的正确与否。街亭之战，司马懿是“知彼知己”的，他料诸葛亮必从街亭出兵以取郿城，故决定取街亭以扼其咽喉，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诸葛亮也是“知彼知己”的，他原料曹真无备，故由街亭取郿城，后知司马懿来战，料其必取街亭，于是立即部署街亭保卫战。不论从战略或战术方面看，诸葛亮的决策也是正确的。所以说街亭之战，司马懿和诸葛亮都“知彼知己”，彼此决策都无误，而街亭失守，是由于诸葛亮用人失当，在街亭失守后，诸葛亮摆“空城计”能退司马懿十五万大军，并非因司马懿不知彼，他对诸葛亮是了解的：“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诸葛亮能用“空城计”，不只因知司马懿也是一个秉性谨慎而多疑的人，也料司马懿能知己“生平谨慎，必不弄险”因而偏“弄险”，这种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特殊的计策，就非司马懿所能料，故取得成功。毛宗岗说：“知己，而不知彼之亦足以知已，则不得谓之知己；知彼而不知彼亦料我之知彼，则不得谓之知彼。” （第一 百十一回回评）这是说，知己而能料彼亦知己，知彼而能知彼亦料我知彼，这才是真正的“知彼知己”。这是对孙子“知彼知己”的新注，也是对诸葛亮和司马懿斗智之战的概括。而只有真正的“知彼知己”才能“百战不殆”。
如司马懿因能料孟达与诸葛亮必暗通，也知诸葛亮能料其所行，故能急下新城；诸葛亮也知司马懿能料己，而他也能料彼，始能摆空城计“弹琴退仲达”。
所以说诸葛亮、司马懿斗智之战丰富和发展了孙子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军事思想。
3.比才斗智：邓艾姜维较输赢
姜维和邓艾较量时，两人都得孙子兵法之妙：或“近而示之远”，或“远而示之近”，或“强而避之”，或“亲而离之”，以达到“攻其无备，出其无意”的目的（《孙子兵法·计篇》）。《三国演义》写二人斗才比智，确是各有巧妙——
虚张声势，你来我往
姜维三伐中原，大败王经，进军狄道城，邓艾来援，虚设旗鼓吓退姜维。
姜维退兵屯于钟提，邓艾与陈泰屯兵于雍、凉等处。陈泰设席与邓艾作贺说：
“姜维夜遁，其力已竭，不敢再出。”艾笑说“吾料蜀兵必出有五：蜀兵虽 退，终有乘胜之势：吾兵终有弱败之实：其必出一也。蜀兵皆是孔明教演，精锐之兵，容易调遣；吾将不时更换，军又训练不熟：其必出二也，蜀人又以船行，吾军皆在旱地，劳逸不同：其必出三也。狄道、陇西、南安、祁山四处皆是守战之地；蜀人或声东击西，指南攻北，吾兵必须分头把守；蜀兵合为一处而未，以一分当我四分：其必出四也。若蜀兵自南安、陇西，则可取羌人之谷为食；若出祁山，则有麦可就食：其必出五也。”于是在各处隘口，皆设营寨，以防不测。果不出邓艾所料。姜维也同样认为魏军有“五不利”、蜀军有“五利”，故攻魏有“五可胜”，彼此所见皆同，因都是从彼此实际情况进行分析之故。姜维引兵杀奔祁山，见魏兵已立下九个寨棚，势如长蛇，首尾相顾，知魏人早有准备，料邓艾必在此。于是派将在此虚张声势，暗自提大军去取南安。邓艾见蜀兵连日不来搦战，一日五番哨兵出寨，或十里或十五里去而回。艾凭高视毕，慌入帐与陈泰说：“姜维不在此间，必取董亭袭南安去了。出寨哨马只是这几匹，更换衣甲，往来哨探，其马皆困乏，主将必无能者。”乃派陈泰攻破敌寨后，再拦击蜀军，自己侧引军先赴南安埋伏。结果，在邓艾、陈泰前后夹击下，姜维大败，逃回汉中。这次战役，邓艾料姜维“五必出”之由，姜维亦料攻魏有“五可胜”之理，彼此不谋而合，而邓艾料姜维出则出，姜维料攻魏胜却不胜，这是因姜维之料为邓艾所先料，艾早有防御，使姜维不能充分利用其“五可胜”的条件。姜维见敌已有准备，乃避强击弱，采取“远而示之近”之法，在祁山虚张声势而实取南安。深谙兵法的邓艾，已看出其虚实之计，乃就其计而破之。
姜维六伐中原，与邓艾在祁山斗阵，邓艾另生一计：自己暗引军袭祁山之后，却令人下战书搦姜维来日斗阵法。邓艾不全知“八阵”之法，刚斗阵大败，何以又约斗阵？姜维已知其有诈，批回书去讫，对诸将说：“吾受武侯所传密书，此阵变法共三百六十五样，按周天之数，今搦吾斗阵法，乃“班门弄斧”耳！—但中间必有诈谋，公等知之乎？”廖化说：“此必赚吾斗阵法，却引一军袭我后也。”维笑说：“正合我意”，即令张翼、廖化引一万兵去后埋伏。邓艾声东击西，结果反中埋伏，被张翼、廖化两军夹击，魏兵大败。艾舍命突出，身被四箭。司马望斗阵也大败逃回。二人商议退兵之策。
望说：“近日蜀主刘禅，宠幸中贵黄皓，日夜以酒色为乐，可用反间计召回姜维，此危可解。”邓艾便派“间谍”资金珠宝，迳到成都结连黄皓，布散流言，说姜维怨望天子，不久投魏，于是成都人人所说皆同。黄皓奏知后主，即遣人星夜宣姜维回朝。邓艾战不胜姜维，却用“亲而离之”之法退了蜀师。攻其无备，出其不意邓艾和姜维都善于“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且运用之巧，各有其妙。
姜维八伐中原，不从祁山而从洮阳出兵。哨探来报，司马望对邓艾说：“姜维多计，莫非虚取洮阳而实来取祁山乎？”邓艾说：今姜维真出沈阳也。“向者姜维累出吾有粮之地，今沈阳无粮，维必料吾只守祁山，不守洮阳，故径取洮阳；如得此城，屯粮积草，结连羌人，以图久计耳”。乃尽撤祁山之兵，与司马望分兵两路，分别埋伏于洮阳城内外。蜀兵一到，司马望和邓艾内外夹攻，重创蜀军。姜维知魏兵尽在此处，乃暗派张翼引一军取祁山，他则引兵搦邓艾交战。次日又引兵搦战，邓艾按兵不动。姜维令军士辱骂，邓艾寻思：“蜀人被吾大杀一阵，全然不退，必分兵去袭祁山也。”乃着邓忠守城，已则领兵去救祁山。是夜二更，姜维听得寨外喊声震地，鼓角喧天，人报邓艾引精兵夜战。诸将欲出，姜维止之。因邓艾日间按兵不动，夜间却求战，姜维料其虚作夜战，实是乘势去救祁山，便引三千军来助张翼。正当张翼被邓艾打败，被隔在山后，无路可逃，惊慌之间，忽听得喊声大震，鼓角喧天，只见魏兵纷纷倒退。左右报说：“大将军姜伯约杀到！”翼乘势驱兵相应。
两下夹攻，杀败魏军。邓艾折了一阵，急退上祁山不出，姜维令兵四面围攻。
后因后主情谗，拟派人代姜维，令姜维班师。姜维为避祸，便屯兵沓中，以图后计。蜀之伐魏自此告终，魏之伐蜀从此开始。
邓艾和姜维斗智之战，给我们一些什么启示呢？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有应变之才。因为客观事物是在不断变化的，人们不能老是抱着花岗岩脑袋去思索，而是要有应变的才智，才能适应已经变化的形势，不然就会到处碰壁，甚至遭受失败。特别是在战争中，应变之才尤为重要。如果双方都有应变之才，这就看谁料得准和抢先一步，捷者胜，迟者败。邓艾和姜维斗智之战便是如此。如前面所述姜维三伐中原之战，他根据当时形势预料蜀军有“五可胜”，因而决定出兵祁山。可是，战争不是由一方所摆布，而是由双方共同策划，你有新策我有对策，邓艾早料到蜀军有“五必出”，故预为防御。姜维出兵一知敌人有准备，立即改变作战方案：在祁山虚张声势，暗提兵取南安。但邓艾并不因料中姜维出兵而盲目乐观，他是步步为营，处处细察，当他见蜀军不来搦战，只派一些哨探往来侦察，而其马皆困乏，因而知“主将必无能者”，故料姜维必不在此而是往袭南安，便派兵虚攻蜀军，自己则急引军赴南安埋伏，终大败姜维。彼此所料都准确，都善于随机应变，而邓艾之所以胜，是因姜维的行动早为其所料。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变化，不可能尽知，所以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邓艾又何能料事皆中，何况姜维也是智者，两人是才均力敌，如果谁在某个环节上有所忽略或疏漏，就易被发觉而遭到挫折。姜维六伐中原，邓艾之所以败，是因姜维从邓艾刚斗阵败又约他再斗阵中，引起他思考：他熟悉阵法，邓艾何以敢“班门弄斧”？故料邓艾明是斗阵，暗是袭祁山之后，乃伏兵大败之。姜维八伐中原，彼此应变之才更出奇翻新：邓艾料姜维必出洮阳，早就分兵两路埋伏，姜维行军果如其所料，便中伏受重创。但蜀军全然不退，姜维次日又来搦战，邓艾便料其“必分兵去袭祁山”，乃按兵不动，在夜虚张声势引兵出战，以乘势救祁山；姜维从其日间不战夜间出战中，已知其在此是虚攻实是去救祁山，乃制止诸将出战，引兵来救祁山的蜀军，前后夹攻大败邓艾。由此可见，邓艾与姜维斗智之战，胜者的共同之点是：既准确地估计形势，又有应变之才，且智在敌先。这不仅战争如此，凡一切竞争也如此！
4.棋逢对手：羊祜陆抗两交欢
读到《三国演义》的最后一回（第一百二十回），即关于羊祜和陆抗边境交欢的故事，确是“令人气定神闲，耳目顿易，直觉险道化为康庄，兵气销为日月。” （毛宗岗话）以往各回，写两军对峙，尽智竭力，以决生死， 而这回却写羊、陆两军互以德相报，彼此馈酒赠药，宛如良朋相处，真梦想不到之奇文。
镇东将军陆抗奉吴主孙皓之命屯兵江口，以图襄阳。陆抗是陆逊的次子，足智多谋，颇有乃父之风。是时，晋已火蜀，其势已非昔比，伐晋亦非其时，故他主张保境安民为上计，乃在江口按兵不动，晋国名将羊枯奉其主之命镇守襄阳，俟吴国内部有变，趁势灭之；他因江口守将是陆抗，也不敢轻举妄动。他在边境，先以德服吴人：吴人有降而去者，皆听之。减戍逻之卒，用以垦田八百余顷。其初到时，军无百日之粮，及至未年，军有十年之积，使军民丰衣足食，甚得民心。祜在军，常着轻裘，系宽带，不披铠甲，帐前侍卫者不过十余人。
羊祜以德服人，深得人心
一日，部将入帐禀祜说：“哨马来报，吴兵皆懈怠，可乘其无备而袭之，必获大胜。”祜笑说：“汝众人小觑陆抗耶？此人足智多谋，日前吴主命之攻拔西陵，斩了步阐及其将士数十人，吾救之不及。此人为将，我等只可自守，候其内有变，方可图取。若不审时势而轻进，此取败之道也。”一日，羊祜引诸将打猎，正值陆抗亦出猎。羊祜下令：“我军不许过界。”诸将得令，止于晋地打围，不犯吴境。陆抗望见，叹说：“羊将军有纪律，不可犯也。”日晚各退。祜归至军中，察问所得禽兽，被吴人先射伤者皆送还。吴人皆悦，来报陆抗，抗召来人入，问道：“汝主帅能饮否？”来人答说：“必得佳酿，则饮之。”抗笑说：“吾有斗酒，藏之久矣。今付汝持去，拜上都督：此酒陆某亲酿自饮者，特奉一勺，以表昨日出猎之情。”来人回见羊祜，以抗所问并奉酒事，一一陈告。祜笑说，“彼亦知吾能饮乎？”遂命开壶取饮。部将陈元说：“其中恐有奸诈，都督且宜慢饮。”祜笑说：“抗非毒人者也，不必疑虑。”竟倾壶饮之。自是使人通问，常相往来。一日，抗遣人候祜。祜问：“陆将军安否？”来人说：“主帅卧病数日未出。”祜说：“料彼之病，与我相同，吾已合成熟药在此，可送与服之。”来人持药回见抗。
众将说：“羊祜乃是吾敌也，此药必非良药。”抗说：“岂有酖人羊叔子者哉！汝众人勿疑。”遂服之。次日病愈，众将皆拜贺。抗说：“彼专以德，我专以暴，是彼将不战而服我也。今宜各保疆界而已，无求细利。”
善用兵者不轻言战
上述故事，基本上符合史实，详见《三国志·吴书·陆抗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羊祜、陆抗都是儒将，他俩都足智多谋，彼此都互相敬畏，故在边境对峙时都不敢轻举妄动。羊祜曾领教过陆抗的厉害，因此部将来报“吴兵懈怠”，建议“乘其无备而击之”时，羊祜不同意。陆抗是名将，岂 有保卫边疆而让士卒“懈怠”，显然是诱敌之计。羊祜也是名将，当然不会中陆抗之计。所以他告诫说：“此人为将，我等只可自守，候其内有变，方可图取。若不审时势而轻进，此取败之道也。”凡是善于用兵的，不轻易言战，不打无把握之仗，总是伺机有可胜始战，羊祜如此，陆抗也如此。当时蜀国已亡，只剩下吴国，且已国穷民困，不可能向北进军，故陆抗按兵不动，以保境安民。而羊祜施德于吴民，与陆抗在边境交欢，是有其深谋远见的，是服从于其战略目的，并非是为使彼此相安无事而已。三国鼎立近半个世纪，为什么谁也不能征服谁？其中一个最重的原因是：民心归附，将士效命。所以，曹操、曹丕不能东下江东西取西川，刘庸，人民困苦，将士想效命也无从用其力。
得民者昌，失民者亡
羊祜是晋国著名的军事家，他是懂得总结这些历史经验教训的，深知“得人心者昌，夫人心者亡”这个真理的。故他镇守襄阳后，一方面加强屯田，使军民丰衣足食，取得军民的支持；一方面施德于吴民，送药于吴将以结其心，这其实是为瓦解吴国民心将心，也就是“攻心”之战，是其征服吴国最高明的战略思想。陆抗也深知羊祜用心，故说：“彼专以德，我专以暴，是彼将不战而服我也。”这是陆抗忧国之言。羊祜施德于吴民，而吴主孙皓对吴民暴虐日甚，其后来被晋所灭是意料中事。羊祜虽因病逝不及伐吴，但其施德于吴人的战略思想，为其推荐的杜豫所继承，因而使吴人纷纷不战而降。
由此可见，要取得战争的胜利，首先要争人心的支持，其次不求侥幸取胜，不打无把握之仗。这不仅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也是取得其他事业成功的决定因素。
三、伺 机
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孙子兵法·计篇》）又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战之可胜。” （《孙子兵法·形篇》）《三国演义》的重大战役都体现了这些战略思想。 由于战争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善于用兵的将帅都表现得十分慎重，不轻言战，能胜始战。凡胜者都是先立于不败之地，然后伺机以歼敌人。
《三国演义》描绘的最大战役有五，即官渡、赤壁、彝陵三次战役和魏灭蜀、晋平吴两次战役，这五大战役决定了三国的兴亡和晋的一统天下。官渡之战，是曹操、袁绍争霸之战，最后操胜袁败，统一了北方。赤壁之战，刘备、孙权联盟打败曹操，三分鼎足之势形成，彝陵之战，吴胜蜀败，蜀国从其强盛的巅峰开始跌落下来，最后被魏所灭。这时，晋已代魏，剩下的吴国已势孤力穷，逃避不了其灭亡的命运。由于五大战役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认真探讨其胜败之由，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这五大战役总的共同之点，其胜者都是善于伺机出击。曹、袁在官渡初战，各有胜负，双方都在慎重考虑如何击败对方，都不敢轻举妄动。曹操坚守两月，粮尽拟撤退，因听荀彧之策便坚守待变，及悉袁军虚实，乃夜烧乌巢粮，袁军无粮大乱，曹军乘机总攻，大破袁军。赤壁之战，周瑜在孔明参谋之下，为准备火攻采取了种种计谋和措施，当万事皆备又得东风，便火烧赤壁，大破曹操。彝陵之战，陆逊先是战略退却，后坚守伺机歼敌，刘备一屯军千林阴密之处，立即发动火攻，烧得蜀军几乎全军履灭。邓艾偷渡阴平，表面看来虽说是“造最险之谋，经最险之地”，其实是“造最安全之谋，经最安全之地。”这是一大好战机，故邓艾抓住不放，纵使翻山越岭，历尽艰险，也毫不退却，终于渡过阴平直捣成都。晋征吴之战，曾几经反复：羊祜曾要求伐吴，晋帝司马炎以时机未成熟而不采纳；后杜预代羊祜任都督，上表陈述吴可伐之利，指出战机不可失，司马炎听杜预之策，终于一举平吴。
从负者失败的原因看，曹操赤壁之败，刘备彝陵之失，都主要由于骄傲自满：曹操统一了北方又破马超，志满意得，对刘备、孙权的力量估计不足，刘备则看不起敌方年青统帅陆逊，致掉以轻心。骄兵必败，信然。袁绍官渡被破，是因其好谋无断，疑其所不当疑，决其所不当决。蜀亡，主要是刘禅昏庸无能。吴灭，则由于孙皓暴虐之故。
五大战役其策略战术有同也有异。盲操烧乌巢和邓艾偷渡阴平，都是偷袭，但操在夜间，伪装敌军，以急行军当夜到达乌巢，使敌人不及防备；邓艾却是斩荆披棘行军七百里，夜以继日达二十余日，却是行于无人之地，一暗渡阴平，兵则如重霄而降，使敌人措手不及。官渡、赤壁、彝陵三大战役，同是用火攻，官渡是在陆地烧粮，赤壁是在江上烧船，彝陵是在林间烧营，晋平吴之战，则军事、政治并用，使敌国军心人心瓦解，纷纷不战而降。五大战役，胜者当其发起反攻宛如狮子搏兔都用全力，既猛且速，使敌军全线崩溃，兵败如山倒，狼狈不堪：袁绍七十余万大军只剩下八百余骑逃回河北，曹操出尽“三笑洋相”、九死一生才脱身北归，刘备只以身免逃归白帝城，刘禅、孙皓先后舆榇出降。
下面对五大战役做具体的评述。
1.坚守待变：曾操破袁绍
在官渡决战前夕，双方谋士都对彼此有利、不利因素进行分析，以确定自己的战略方针。谋士沮授对袁绍献计说：“我军虽众，而勇猛不及彼军，彼军虽精，而粮草不及我军。彼军无粮，利在急战；我军有粮，宜且坚守。
若能旷以日月，则彼军不战自败矣！”智者所见皆同，谋士荀攸向曹操出谋说，“绍军虽多，不足惧也。我军俱精锐之士，无不以一当十。但利在急战。
若迁延日月，粮草不敷，事可优矣。”对待这正确的决策，袁绍和曹操的态度却截然相反。袁绍听沮授的计谋后，却认为是慢其军心，将沮授锁禁军中；曹操听苟攸的计策后说，“此言正合我意。”
抓住战机，使劣势变优势
袁绍和曹操都想速战速决，但战争是千变万化的，不能都如人愿，两军经过较量，各有小胜负，彼此都不能急战取胜；从急战变成战略坚持。但这一形势对袁绍有利而对曹操不利。经过一月相持，曹操兵少粮缺，士率疲乏，且豫州各郡受袁绍的招降，官员多有叛变，后方很不安定；而袁绍的兵多粮足，后方稳固，如果袁绍能抓住战机，是可以打败曹操的。可是，好谋无断的袁绍计不及此。而曹操却能抓住战机，使劣势变成优势，终于大破袁军。
曹操原来的决策也是错误的。他因兵疲粮缺，意欲弃官渡退回许昌，迟疑不决，乃作书遣人赴许昌问荀彧。彧回书指出他退回许昌的错误，提出了“伺机待敌变”的正确决策说：“承尊命，使决进退之疑。愚以袁绍悉众聚 于官渡，欲与明公决胜负，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能制，必为所乘，是天下之大机。绍军虽众，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何向而不济！今军实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公今画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进，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断不可失。惟明公裁察焉。”
曹操得书大喜，令将士效力死守，如果曹操不用荀彧之策而退回许昌，袁绍乘势追击必打败曹操。后来曹操也承认没有荀彧之谋必败无疑。荀彧虽纠正了曹操退兵固许昌的错误，但如何“用奇”仍要靠曹操独出心裁，且“情见势竭，必将有变”，不只是对袁军方面如此，曹军方面又何尝不如此，问题是谁能看出对方之“变”，及时抓住战机，出奇制胜。曹操因军粮告竭，急发使赉书往许昌催粮，不料被袁绍谋士许攸截获，许攸便来见袁绍献计说：“曹操屯军官渡，与我相持已久，许昌必空虚；若分一军星夜掩袭许昌，则许昌可拔，而操可擒也。今操粮草已尽，正可乘此机会，两路击之。”曹操方面出现的“变”已明显，许攸之计不失为“奇”，但袁绍既看不到其“变”，也不用许攸之“奇”，反认为”曹操诡计极多，此书乃诱敌之计也。”因而失去了大好战机。后许攸因被袁绍所迫而投曹操，并献计说：“袁绍军粮辎重，尽积乌巢，今拨淳于琼守把，琼嗜酒无备。公可选精兵诈称袁将蒋奇领兵到彼护粮，乘间烧其粮草辎重，则绍军不三日将自乱矣。”许攸提供的袁军虚实，曹操按照荀彧所说的：“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断不可失。”及时抓住袁军之“变”，用许攸之“奇”，当机立断，亲往烧乌巢粮。这一消息传开，袁军 军心动摇，曹军乘势出击，大败袁军，歼敌八万余人。袁绍幅巾单衣，引八百余骑逃回河北。这次官渡之战为曹操统一北方奠定基础。
曹操统一北方后，就着手准备南征。他的战略计划是，首先占据荆州，向东顺流而下，从侧面打击东吴，再西向夺取富饶的益州，以统一天下。建安十三年（公元二○八年）七月，曹操亲自率领大军南下，袭击荆州。据《三国志·魏书·贾翊传》记载：刘琮以荆州降操后，谋士贾翊向曹操建议，利用荆州的丰富资源，休养军民，巩固新占地区，则可不兴师劳众迫使东吴投降。曹操固轻易取得荆州，得降军八万余人，兵力增至二十多万，产生了骄傲轻敌思想，没有采纳贾诩的建议。曹操决定乘胜进兵江东，送一檄文给孙权说，“今统雄兵百万，上将千员，欲与将军会猎于江夏”进行恐吓，以迫使孙权不战而降。
骄兵轻敌必败
在敌人的强大声势下，东吴内部是战是和意见不一，有的主张抗战，有的主张投降。主张投降的是因只从表面上看见曹军的强大，周瑜却从本质上看到曹军外强中干的弱点。他向孙权指出曹操此来多犯兵家之忌说：“北土未平，马腾、韩遂为其后患。而操久于南征，一忌也；北军不熟水战，操舍鞍马仗舟楫，与东吴争衡，二忌也，又时值隆冬盛寒，马无藁草，三忌也，驱中国士卒，远涉江湖，不服水土，多生疾病，四忌也。”周瑜在孔明的启迪下，还针对孙权因操军号称百万而心疑惊，指出；“彼将中国之兵，不过十五、六万，且己久疲；所得袁氏之众，亦七八万耳，尚多怀疑未服。夫以久病之卒。狐疑之众，其数虽多，不足畏也。瑜得五万兵，自足破之。”周瑜的正确的敌情分析和战略决策，终于坚定了孙权抗击曹操的决心。
有了正确的战略决策，还要有正确战术措施，才可战胜敌人，在孔明的协助下，周瑜使尽了种种计谋，做了周密的部署：而在战胜敌人的条件未具备以前，决不轻易出战。周瑜先是通过“蒋干偷书”，使曹操斩了其水军都督蔡瑁、张允；接着用黄盖的苦肉计和阚泽献假降书骗了曹操；同时利用蔡中、蔡和的假投降，将计就计使他两人为之传递假情报，使曹操不断上当。
为了能把敌船一起烧光，又使庞统献了连环计。
火烧赤壁，大破曹军
这时，“万事皆备，只欠东风”。东风一起，周瑜大军立即出动，首先是黄盖二十只船驶向曹军水寨，是时东风大作，船快如飞。操知是黄盖船只，笑说：“公覆来降，此天助我也！”讵料前船忽然发火，火趁风威，风助火势，烟焰障天，二十只火船急如箭发，撞入水寨，曹操寨中船只一时尽着：
又被铁环锁住，无处逃避。隔江炮响，四下火船齐到，但见三江面上，火逐风飞，一派通红，漫天彻地。操军烧死淹死的无数，余下的冒烟突火，四散奔逃。曹操被众将救下般，仓惶率残部由陆路经华容向江陵撤退，孙、刘联军水陆并进，一直追击到南郡。从此，三国鼎立之势开始形成。
初，曹操以泰山压顶之势直下江南，但周瑜等不为曹军一时强大所吓倒，做出了正确的形势分析和战略决策，且善于抓住有利战机，当万事皆备，东风一起时，火烧赤壁，乘势勇猛出击，大破曹军，赢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
3.伺机出击：陆逊败刘备
在历史上，彝陵之战，陆逊确是打得很漂亮。开始，刘备屡战屡胜，锐气甚盛，陆逊便避其锐气，大胆进行战略退却，撤出高山地带，把难以展开兵力的五、六百里的崇山峻岭让给了蜀军。当陆逊占据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夷道和猇亭一线后，转入战略防御，阻止蜀军前进。刘备求战不得，因天气炎热，乃把诸寨皆移于林阴密之处。于是陆逊立即进行战略反击，用一把火儿几乎把蜀军烧光。《三国演义》对这次战役有很生动的、形象的描写。
骄兵轻敌者必败
章武元年秋八月，刘备兴师伐吴，连胜十余阵，东吴上下震惊。孙权乃拜陆逊为大都督，令其出师迎敌。虢亭守将韩当、周泰知道大惊说：“主上如何以一书生总兵耶？”比及逊至，众皆不眼。周泰说：“目今安东将军孙桓，乃主上之侄，现困于彝陵城中，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请都督早施良策，救出孙桓，以安主上之心。”陆逊拒绝了这种分散兵力的做法，说：“我素知安东将军深得军心，必能坚守，不必救之。待我破蜀后，彼自出矣。”众皆暗笑而退。陆逊传下号令，教众将各处关防，守把隘口，不许轻动。
这时，刘备自虢亭布列军马，直至川口，接连七百里，前后四十营寨，这种处处结营的部署，不可能集中兵力以求速决。特别是刘备因胜利冲昏了头脑，对青年儒将陆逊毫不放在眼里马良提醒他说：“陆逊之才，不亚周郎，未可轻敌。”刘备轻蔑他说：“朕用兵老矣，岂反不如一黄口孺子耶！”遂率领前军，攻打诸关津隘口。
一把火烧平蜀营
韩当想出战，陆逊制止说：“刘备率兵东下，连胜十余阵，锐气正盛；今只乘高守险，不可轻出，出则不利。但宜奖励将士，广布守御之策，以观其变。今彼驰骋于平原旷野之间，正自得志，我坚守不出，彼求战不得，必移屯山林树木间，吾当以奇计胜之。”两军从正月到六月相持不决。陆逊坚持不出，破坏了刘备急于求胜的计划，且迫使刘备随着自己的指挥棒行军，这时，江南六月，天气炎热，蜀军屯于赤火之中取水不便，刘务遂令各营，皆移于山林茂盛之地，近溪傍涧，待过夏到秋，并力进兵。
知蜀军移营就凉后，陆逊大喜，立即部署战略反攻。他先派一部分兵力进行试探性进攻，弄清了蜀军的虚实，便命令士兵在夜间各执一把茅草，顺风放火烧蜀寨，蜀军大乱，四十座蜀军营寨迅波攻破，蜀军大部死伤和溃散。
吴军遮天盖地追击，刘备令各军士尽脱袍铠，塞道而焚，以阻追兵，才能逃人白帝城。
4.趁敌不备：邓艾捣成都
这是“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的一条妙计，也是个大好战机。钟会听了邓艾的计之后虚应之说：”将军此计甚妙！可即引兵去，吾在此等候捷音！”话虽如此说，心里却笑其不智。他背后对人说：
“阴平小路，皆高山峻岭，若蜀以百余人守其险要，断其归路，则邓艾之兵皆饿死矣。”邓艾回到本寨，即聚众将于帐下问道：
“我今欲乘虚往取成都，与汝等立功名于不朽，汝等肯从乎？”诸将应说：“愿遵军令，万死不辞！”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邓艾乃先令子忠引五千精兵，不穿衣甲，各执斧凿器具，凡遇峻危之处，凿山开路，搭造桥阁，以便军行。艾选兵三万，各带干粮绳索进发。是年十月自阴平进兵，至于巅岭峻谷之中，凡二十余日，行七百余里，皆是无人之地。魏兵沿途下了数寨，只剩下二千人马。前至一岭，名摩天岭，马不堪行，艾步行上岭，正见邓忠与开路壮士尽皆哭泣。艾问其故。忠告说：“此岭西皆是峻壁巅崖，不能开凿，虚费前劳，因此哭泣。”艾说：“吾军至此，行了七百余里，过此便是江油，岂可复退？”乃唤诸军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吾与汝等来到此地，若得成功，富贵共之。”众皆应说：“愿从将军之命。”艾令先将军器撵将下去。艾取毡自裹其身，先滚下去。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登。至江油，蜀守将马邈降。艾自驱兵至涪城。城内官吏军民疑从天降，尽皆投降。蜀卫将军诸葛瞻在绵竹列阵待艾。艾遣子邓忠与师纂出战不利，并退还，说：“贼未可胜。”艾怒说：“存亡之分，在此一举，何不可之有？”乃挥师奋战，大破之，诸葛瞻与子尚皆战死。艾进军成都。刘禅遣使请降，遂灭蜀。
乘虚而入，势如破竹
邓艾得行其计，并非姜维无谋，而是后主愚庸所致。当魏军人侵时，姜维曾向后主建议派兵扼守阴平，而后主竟信黄皓之言置之不理。如果派兵守其险要，即如钟会所料：“邓艾之兵皆饿死矣。”邓艾这次渡阴平，确是”
造最险之谋，经最险之地，犯最险之患，成最险之功。”虽经最险之地，因无人把守，实是行最安全之地，正所谓“乘虚而入，势如破竹”。然邓艾敢于行险也因时、因人不同：若孔明在，邓艾决不敢冒此险；他敢于冒险，是因欺后主愚庸，不会于此设防之故。
5.不失战机：杜预平东吴
晋主司马炎密有灭吴之计，因朝议多不同意，故犹豫不决。都督羊祜镇守襄阳时，因陆杭反战彼撤职，又见孙皓夫德，认为有可乘之机，乃上表请伐吴，大臣贾充、荀勖、冯紞三人力言不可，炎因此不批准。羊祜病危，荐杜预以代，晋主拜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事。
把握战机，及时出击
这时吴国大将丁奉、陆逊已死，吴主孙皓暴虐，国政日坏， 人心厌弃， 杜预便上表请伐吴。表略说：
凡事当以利害相较。度此举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止于无功耳。自秋以来，讨贼之形颇露；今若中止，孙皓恐怖，徒都武昌，完修江南诸城，迁其居民，城不可攻，野无所掠，则明年之计亦不及矣。
时晋主与张华围棋，晋主览表毕，征求张华意见，华突然而起，推却棋枰，敛手奏说：“陛下圣武，国富民强：吴主淫虐，民优国敝。今若讨之，可不劳而定。愿勿以为疑。”晋主乃许。
杜预因势破东吴
杜预乃陈兵江陵，令牙将周旨等率奇兵泛船夜渡，以袭乐乡，多张旗帜，起火巴山，出于要害之地，以夺敌心，遂获吴都督孙歆。既得江陵，于是沅、湘一带，直抵广州诸郡，守令皆望风而降。预令人持节安抚，秋毫无犯。进军武昌，武昌亦降。杜预军威大振，遂大会诸将，共议取建业之策。胡奋说：
“百年之寇，未可尽服。方今春水泛涨，难以久住。可俟来春，更为大举。” 预说，“昔乐毅济西一战而并强齐；今兵威大振，如破竹之势，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无复有着手处也。”遂驰檄约会诸将，一齐出兵，水陆并进，所过城邑，吴人望旗而降，遂平孙皓。晋终于一统天下。
羊祜与杜预曾前后上表要求伐吴，其根据都是认为东吴有可破之势，而所谓势者，乘势也。因这时吴主孙皓淫虐，众叛亲离，国弱民穷，故主张乘势取之。而反对的，大部鉴于过去曹魏南征屡战屡败的教训，故认为“百年之寇，未可尽服。”其实，吴国是时已非昔比，孙皓与孙权也愚贤不同。孙权能举贤任能，故人心归附，上下一心，使长江成为不可逾越的天堑，而孙皓残杀贤能，宠信小人，人心已离，无人为之扼守长江，天堑已变通途。对东吴，主张伐和不伐，主要是因审时度势不同，杜预深懂“因势而破之”的兵法之理，故能为平吴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四、伐 交
所谓“伐交”，就是说在外交上战胜敌人。孙子很强调“伐交”，认为它的作用仅次于“伐谋”。“伐交”早在战国时各国已十分重视。因秦国日益强大，有并吞六国之谋，苏秦乃说燕赵，合六国之纵，同盟拒秦，曾一度孤立秦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为破六国合纵之谋，秦相张仪以连衡之策说六国，使背纵约而事秦，从而分化六国，为秦国的军事进攻铺平了道路。后来秦采取“远交近攻”的战略，统一了六国。“伐交”在三国的斗争中，也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往往在军事上得不到的却从“伐交”上取得，它对于今天的对外斗争仍很有启迪意义。
赤壁之战后，三分之势己形成，由于三国之主曹、孙、刘图天下的策略不同，所处的地位又各异，其对外斗争的策略也就不一样。曹操控制的地区虽已占天下的百分之七十，由于人心仍思汉，不敢贸然篡位。他不象袁术得帝位之名而不得其实，而是把帝位的虚名留给汉献帝，自己却享有皇帝权力之实，故他始终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凭着这一优越的政治地位，名正言顺地发号施令。
吴蜀联盟，是他统一天下的最大障碍，因而想设计分化孤立之，以便逐个击破。刘备因是汉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后，便扯起正统旗号，指责曹操篡逆，而他名为拥汉实是其图天下的一种手段。这就决定了蜀汉对曹魏的政策：誓与之势不两立。但曹操是当时中国最强者，刘备要与之抗衡，除了联合孙权外，别无他途。所以，当曹操南征时，刘、孙联盟抗曹是势所必然。孔明早在赤壁之战前一年，已预见这种趋势，故在“隆中对”中制订了“外结好孙权”以北图中原的对外总方针。对执行这一总方针，孔明至死不渝；刘备在原则上赞同，但在具体执行上又另有不同看法。东吴袭荆州、杀关羽后，蜀、吴联盟彻底破裂，双方关系空前恶化，且荆州之失不只使蜀国失去图天下最重要的战略基地，也使它失去了对曹魏发动钳形攻势的优越条件；其次，孙权不同蜀国协力以破操，当关羽北伐节节胜利，曹操议迁都以避其锋时，孙权却与曹操联合，夹击关羽，这说明吴国这个同盟国是不可靠的。因此，从报弟仇、雪国耻和为国家前途计，刘备决定伐吴。当刘备出征旗开得胜，孙权派人来求和，说“欲交还荆州，送回夫人，永结盟好，共图灭魏。”刘备怒气冲冲拒绝说：
“朕切齿仇人，乃孙权也。今若与连和，是负二弟当日之盟矣。今先灭吴，次伐魏。”可见，刘备这次伐吴，并非只是夺回荆州，是想兼并东吴，增强力量，形成与曹魏南北对峙局面，然后伐魏以统一天下。对此，张飞是极力赞同的。但却遭到孔明、赵云、秦宓等的反对。他们都主张先积蓄力量伺机伐魏，认为“国贼乃曹操，非孙权也。”“魏贼若除，则吴自宾服。”
而事态的发展，说明刘备是“遗恨失吞吴”，孔明等是有远见的。孙权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是：一切从国家的利益出发，他既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盟国；只要对国家有利，他既可联刘抗曹，也可联魏抗蜀。如曹操致书要他“会猎于江夏”时，他不愿将父兄之业奉送他人，乃与刘备合力，终于火烧赤壁，打败曹操；之后，刘备强赖不还荆州，而荆州处于扬州上游，威胁吴国安全，乃使吕蒙白农袭荆州；刘备来伐，他乞和不成，乃先后向曹操、曹丕上表称臣，纵然得不到魏国帮助，但争取其中立而得以集中力量对付来犯之敌，然后取得了胜利。孙权的对外政策，得到了周瑜、吕蒙、陆逊的支持和贯彻执行。但在对待蜀国问题上，鲁肃跟他稍有分歧，鲁肃和孔明一样始终坚持吴蜀联盟，故他在世时虽曾三索荆州被对方骗赖，他也以大局为重，委曲求全，双方联盟才得保持。孙权虽赞赏鲁肃，唯对其借荆州及其容忍态度颇有异议。
以上是对三国对外政策的概述。而在三国“伐交”的具体策略上，则极尽尔虞我诈之能事。
1.表封敌手：孙曹耍诡计
三国之间的政治、军事斗争是错综复杂的，但在整个斗争中，军事斗争是短暂的，政治斗争则贯穿其始终，其中，突出的是“伐交”斗争。赤壁之战刚结束，“伐交”斗争跟着开始。
请封刘备，促刘曹相攻
孔明的三个锦囊妙计，使“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孙权为此气得发昏，立即要起兵取荆州。张昭谏说：“不可。曹操日夜思报赤壁之仇，因恐刘、孙同心，故未敢兴兵。今主公若以一时之忿，自相吞并，操必乘虚来攻，国势危矣。”顾雍说：“许都岂无细作在此？若知孙、刘不睦，操必使人勾结刘备。备惧东吴，必投曹操，若此，则江南何日得安？为今之计，莫若派使赴许都，表刘备为荆州牧。曹操知之，则惧而不敢加乓于东南。
且使刘备不恨于主公。然后使心腹用反间之计，令曹、刘相攻，吾乘而图之，斯为得耳。”顾雍此计，一可使曹操不敢南侵，得保江东安全；二可解对刘备之恨，促使刘、曹相攻，以便从中取利，确是妙极！因此深得孙权赞赏，立即派华歆赉表赴许都，要求封刘备为荆州牧。
表封周瑜，一箭双雕
曹操自赤壁战败后，并不甘心罢休，他厉兵秣马，准备再下江南，但最担心的是刘、孙合力，难于取胜。因为赤壁大败，他领教刘，孙两人厉害，尤其是刘备，故当华歆来告知他汉上九郡大半已属刘备时，他手脚慌乱，投笔于地。程昱问其故，操说：“刘备，人中之龙也，平生未尝得水。今得荆州，是困龙入大海矣。孤安得不动心哉！”程昱问：“丞相知华歆来意否？”
澡说，“未知。”昱说，“孙权本忌刘备，欲以兵加之，但恐丞相乘虚而击，故令华歆为使，表荐刘备，乃安备心，以塞丞相之望耳。”操恍然大悟说：
“是也。”昱乃献计说：“东吴所倚者，周瑜也。丞相今表周瑜为南郡太守、 程普为江夏太守，留华歌在朝重用之，瑜必自与刘备为仇敌矣。我乘其相并图之，不亦善乎？”操当即赞同，按程昱计行事。
东吴本想用表封刘备来促使曹、刘相攻，从中取利，但曹魏以其人之计还诸其人，表封周瑜，以促使周、刘相攻，达到其一箭双雕的目的。
强中更有强中手
果然，程昱之计不虚发，周瑜得封后立即密锣紧鼓地准备袭取荆州。先是派鲁肃去索荆州。对孙、曹之计和鲁肃来的用意，孔明了如指掌，他对刘备说：“昨者孙权表主公为荆州牧，此是惧曹操之计。操封周瑜为南郡太守，此欲令我两家自相吞并，他好从中取事也。令鲁肃此来，又是周瑜既受太守之职，要求索荆州之意。”既知其计，刘备、孔明当然不会中其计：鲁肃索荆州不得，周瑜乃使“假途灭虢”之计，因荆州防守严密，无从下手，周瑜被气死了。鲁肃代周瑜掌军事，孔明料鲁肃不会违背吴蜀联盟，乃毅然往吊周瑜丧，以巩固双方联盟。曹操想使吴、蜀相攻的诡计落了空。
强中更有强中手：曹操之计高于孙权，而孔明之计更高于曹操，三国“伐交”计谋确是愈出愈奇！
2.三赖荆州：孔明骗鲁肃
荆州是用武之地，是重要的战略基地。孔明的“隆中对”就*提出跨有荆益，做为奇正用以夹攻曹魏，故蜀国必须占据荆州；鲁肃的“榻上策”就主张全据长江，始能保东吴安全，伺机以图天下，所以东吴非夺荆州不可。
蜀国要占，吴国要夺，政治不能解决，诉诸武力是不可避免的。
鲁肃以大局为重，坚持协商
为了争取用外交手段解决问题，鲁肃曾三次前往索取荆州。在他与孔明的谈判中，充分反映了两人不同的外交风格和对策——
南阳被孔明用计夺取后，周瑜在大怒之下，准备起兵与刘备、孔明共决雌雄，鲁肃坚决反对说：“如若自家互相兼并，倘曹兵乘虚而来，其势危矣。”
自动要求前往以理说之，若说不通，动兵不迟。在谈判中，孔明提出：荆州原是刘表基业，应由其子刘琦占据，若刘琦不在，别有商议。鲁肃见刘琦病入膏育，不过半年必死，便同意达成协议：若刘琦不在，荆州归还东吴。
孔明使乖卖巧，一再混赖
刘琦病逝，鲁肃以吊丧为名再前往索取荆州，孔明又赖账，说暂借荆州为本，待取得西川后，才交还荆州。鲁肃为顾全大局，只好听从。孔明为表示他的“诚意”，还叫刘备立纸文书，写明“哲借荆州为本”，押了字。保人孔明也押了字。孔明说：“亮是皇叔这里人，难道自家做保？烦子敬先生也押个字，回见吴侯也好看。”鲁肃以为“皇叔是仁义之人，必不相负”。
遂押了字。好久未见刘备取西川，孙权便令鲁肃再去索取，这时，刘备、孔明又以取汉室同宗之地“怕人唾骂”为辞。刘备取川后，也不交还，这时鲁肃已去世，不能对孙权施加影响，孙权终于用武力袭取荆州。
以狡诈外交对诚实外交
孔明和鲁肃两人都是蜀吴同盟的倡导者，彼此都始终坚持，至死不渝，但两人在处理荆州问题上各有巧妙：鲁肃从大局出发，主张用和平手段解决荆州问题，故一再让步，委曲求全；而孔明却使乖弄巧，一再混赖。一是诚实外交，一是狡诈外交。鲁肃以诚相处，在其生时，双方虽有矛盾却不至于激化，仍能保持吴蜀同盟，孔明狡诈，虽然能抵赖于一时，但解决不了荆州问题，结果是促成“关羽毁败，种归嗟失”，使蜀吴同盟一度彻底破裂，这是与孔明坚持两国同盟的本意违背的。
3.割地求援：诸葛退魏师
国与国之间，用政治手段不能解决问题，往往诉诸战争，但用战争不能战胜敌人，政治手段用得好倒能解决问题。曹操夺得东川后，有乘胜下西川之势。当时，刘备刚取蜀，人心未定，能否战胜来犯敌人，还很难说。但孔明不动一兵一卒，而是割地向孙权求援，请孙权趁曹澡远征乘虚攻合淝，终于促使曹操退军。
得陇不敢望蜀
听知曹操取东川后，人们都料其必来取西川，因此，百姓一日之间，数遍惊恐，形势十分危急！司马懿也看到取川的有利条件，便向曹操建议说：
“刘备以诈力取刘璋，蜀人尚未归心。今主公已得汉中，益州摇动。可速进 兵攻之，势必瓦解。智者贵于乘时，时不可失也。”曹操叹说：“'人若不知足，既得陇，复望蜀’耶？”刘晔说，“司马仲达之言是也。若少迟缓，诸葛亮明于治国而为相，关、张等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守关隘，不可犯矣。”操说：“士卒远涉劳苦，且宜存恤。”遂按兵不动。对此，毛宗岗认为操之不敢取川是因其“怀惧者三：前以初破袁绍之众，远行疲惫，跋江河，致有赤壁之败；今以初平张鲁之众，历险阻，越山川，不恤其劳而用之，安能料其必胜乎？一可惧也；使荆州会合东吴，而乘虚北伐，将奈之何？二可惧也；且心畏孔明之才，向以博望、新野蕞尔之城，犹能焚我师而挫我锐，况今有西川之地而欲与之抗衡，三可惧也。” （第六十七回回评） 毛宗岗指出曹操按兵不动之由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司马懿和刘晔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和取川之策也是足取的，但曹操作为一个统帅，对用兵不能不持十分慎重的态度，当没有充分胜利的把握时不能轻言用兵。因这次战争关系列曹操的成败，如取蜀不利，而这时关羽有重兵驻荆州，如与孙权协力北伐，分别向樊城、合肥进军，而曹澡远征在外，当时交通很不便利，很难及时回师救授，这样前后遭到夹攻，是很危险的。所以曹操“得陇不敢望蜀”也不可厚非。而他按兵不动却不撤兵，说明他还在观察形势和慎重考虑是否取蜀。
以利诱退敌军
刘备、孔明并没有麻痹大意，他们早就确定对策。一知曹军有东下之势，刘备就急请军师孔明商议。孔明说：“亮有一计，曹操自退。”刘备问何计，孔明说：“曹操分军屯合淝，惧孙权也。今我若分江夏、长沙、桂阳三郡还吴，遣舌辩之士，陈说利害，令吴起兵袭合淝，牵动其势，操必勒兵向南矣。”
过去，孔明是寸土不让的，鲁肃曾三索荆川，他千方百计抵赖，他哥哥诸葛瑾来索取，碍于兄弟情面，他也许割三郡，但没有派人告知关羽，关羽当然心照不宣，东吴派人去要求交割三郡被赶走了。这次为使孙权出兵合淝以促操退军，解救西川之危，只好忍痛割三郡。因为要使孙权出兵，不能只用虚言空辞，要给他一定的实际利益，才为之所用。果然，伊藉一去说割三郡及要求出兵事，孙权便召谋臣商议，一致认为“因操在汉中，乘势取合淝亦是上策”。孙权乃先取皖城后攻合淝，曹操闻讯，只好立即班师回救合肥，乖乖地听从孔明的“指挥”了。
4.互相移祸：吴魏弄阴谋
三国鼎立后，出现了既互相矛盾又互相依存的特殊关系。当一国与另一国发生战争时，总是争取第三国的支持：而任何一国都不让其他任何一国独得其利，任何一国都想方设法扩大其他两国的矛盾，使彼此搏斗，以便从中取事。他们对任何矛盾、任何事件，可以利用的都充分地加以利用，其目的都是为了削弱对方，深增加自己的力量。连关羽的首级，吴魏两国也大做文章，用以加对方与蜀国的矛盾，设计互相移祸以从中取利，可说是极尽其利用矛盾之能事。
耍诡计嫁祸于人
袭荆州，本是曹操为解樊城围而以利诱孙权干的，当然，孙权对夺回荆州蓄谋已久，过去呕尽心血，设尽计谋，连妹妹也暗出去都捞不到，今有此良机又何乐而不为。因此，袭荆州虽与曹操有关，但袭取者是东吴，杀关羽孙权是不能推其责的。胜利伊始，孙权正乐在兴头，还不考虑后果，倒是张昭提醒了他，说：“今主公损了关公父子，江东祸不远矣！此人与刘备桃园结义之时，誓同生死。今刘备已有两川之兵，更兼诸葛亮之谋，张、黄、马、赵之勇；备若知云长父子遇害，必起倾国之兵，奋力报仇，恐东吴难与敌也。”
权听了大惊，跌足说：“孤失计较也！似此如之奈何？”张昭终究是老谋深算，当即想出一计说：“操拥百万之众，虎视华夏；刘备急欲报仇必与曹操约和，若二处连兵而来，东吴危矣。不如先遣人将关公首级，传送与曹操，明教刘备知是操之所使，必痛恨干燥，西蜀之兵，不向吴而向魏矣。吾乃观其胜负，于中取事，此为上策。”权乃按其计行事，张昭 之计，确是费尽心机，但他也太小视魏、蜀了。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曹操闻东吴送关羽首级至，高兴他说：”云长已死，吾夜眠贴席矣。”
司马懿当即揭穿东吴的阴谋说：“此乃东吴移祸之计也。”并提出解此计之法说：“大王可将关公首级，刻一香木之躯以配之，葬以大王之礼；刘备知之，必深恨孙权，尽力南征。我却观其胜负：蜀胜则击吴，吴胜则击蜀。——二者若得一处，那一处亦不久矣。”操大喜，按其计办。确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可是，不管吴魏怎样“机关算尽”，是瞒不过孔明的。他闻知东吴将关羽首级献与曹操，操以王侯礼祭葬之的消息后，当即向刘备揭穿魏吴的计谋，说：“方今吴欲令我伐魏，魏亦欲令我伐吴，各怀谲计，伺隙而乘。主上只宜按兵不动，且与关公发丧，待吴、魏不和，乘时而伐之可也。”孔明之计本是上策，从三国力量对比看，曹魏最强，吴蜀任何一国都难单独与之对抗，只有联合才能故之，而两国对抗，只能是互相削弱，而对魏有利，故孔明力主不伐吴。惜刘备不听，决定兴兵伐吴，致有彝陵之败，结果实际得利的却是曹魏。这样，刘备不中吴令伐魏之计，却中了魏令伐吴之计。
5.投魏抗蜀：孙权表称臣
曹操说：“生子当如孙仲谋。”足见其对孙权评价之高，而曹操也可称知人，孙权确是个英雄，他的权谋干略足与曹刘并称。他袭取荆州及尔后与刘备决战中的表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知刘备对荆州彼袭、关羽被杀决不罢休，一场恶战即将开始，为了应付这一严峻的局势，他从军事、外交上采取了种种措施，其中，他的“伐交”最为出色！
“是儿欲使我居炉火上耶！”
曹魏是当时三国中的最强者，吴国如能促使魏国出兵攻蜀，蜀国则无力攻吴；如能争取魏国的支持，吴国则不惧蜀国。为此，孙权忍辱负重向魏国称臣，使最强者与已站在一起以反击较强者。在蜀军事未发动前，他上表向曹操称臣说：“臣孙权久知天命已归主上，伏望早正大位，遣将剿灭刘备，扫平两川，臣即率群下纳土归降矣。”孙权的意图很明白：他称臣劝曹操“正大位”，使池征伐不肯臣服的刘备，则吴之危可解。但奸雄曹操不会上孙权的当，他看书后大笑，出示群臣说：“是儿欲使我居炉火上耶！”意思是说如他当皇帝，而当时拥汉派尚多，必然遭到他们的反对：对孙权的用心操是了解的，故说要他称帝无异将之置在炉火上“烧烤”。
坐山观虎斗
劝操伐蜀之计不得逞，孙权又派诸葛瑾往成都向刘备求和，又遭到拒绝。
这时，曹操已死，曹丕篡汉，孙权又派使向曹丕称臣。丕乃封孙权为吴王，加九锡。大夫刘晔谏说：“今孙权惧蜀兵之势，故来请降。以臣愚见，蜀、吴交兵，乃天亡之也，今若谴上将提数万之兵，渡江袭之，蜀攻其外，魏攻其内，吴国之亡，不出旬日。吴亡则蜀孤矣。陛下何不早图之？”丕说：”
孙权既以礼服朕，朕若攻之，是阻天下欲降者之心，不若纳之为是。”又说：”
朕不助吴，亦不助蜀。待看吴、蜀交兵，若灭一国，止存一国，那时除之，有何难哉？”曹丕实是坐山观虎斗，从中取利。
避免两面受敌，以一击一
从曹操、曹丕对待孙权上表称臣采取不同的态度，可以看出其父子的优劣，曹操和孙权是不相上下，而曹丕却非孙权的对手，曹操对孙权称臣置之不理，而曹丕却封侯加九锡，以壮其声威。刘晔的蜀魏内外夹攻吴国之策，则优于曹丕“朕不助吴，亦 不助蜀”的中立之策。当时蜀、吴矛盾已不可调和，蜀、吴之战已不可避免，如果曹丕能陈兵吴境以壮蜀国声势，吴国势孤必难于相敌，趁吴国败退之时，率兵攻吴，在蜀、魏夹攻之下，吴国之亡指日可待。吴国如亡，剩下蜀国当非曹魏对手。而曹丕不纳刘晔之计，只能坐观蜀、吴之胜负，无所作为，失去了良机。孙权虽不能争取强魏助吴，但能使魏国采取中立态度，他则可集中力量以对抗蜀国，避免了两面受敌之险，这对保证彝陵之战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6.唇齿相依：蜀吴重结盟
国与国之间，往往因利而相交，也因利而相恶，古今如此。曹操南征，刘备、孙权为图存，乃联盟抗操，迄赤壁得胜，吴为谋已利乃袭荆州，蜀吴交恶，蜀乃伐吴：刘备败归白帝，不久病逝，为共同长远利益，两国又重申旧盟，从此，蜀吴一直相依为命，共同抗魏。
严峻现实使人清醒
蜀吴的最后联盟是有共同的基础的：这时吴、蜀之间的矛盾算是解决。
过去吴、蜀的矛盾是因荆州问题，蜀要据之，吴要夺之，而吴袭得荆州后己志满意得，对蜀己无所要求，刘备因荆州被袭，一怒之下想先灭吴后代魏，讵料彝陵一战，全军几乎覆灭，仅得身免逃归白帝，始知吴亦强大，凭目前己之实力是不能灭吴的，夺回荆州亦已无望。因此，他的头脑较清醒了，不得不在严峻的现实面前认输。以前蜀、吴之间有同有异，异是对待荆州的不同态度，同是对抗曹魏的共同利益，是时己无异只有同，共同的利益使蜀吴又联盟。也只能是这样，因蜀、魏势不两立，而吴降魏是出于一时的权变，他和魏国的根本矛盾也是不可调和的，魏国的最终目的还是要消灭吴、蜀两国。但蜀、吴任何一国都非曹魏敌手，只有联合起来，才能不彼曹魏逐个击破。这种唇齿相依的关系，是客观形势造成的。
蜀吴再盟，三国鼎立
不过，蜀、吴后期同盟的重申和巩固，还有赖于孔明的多方努力。开始，吴国的态度很暧昧，既不与蜀国公开对抗，也不敢公开得罪魏国。如曹丕起四路兵取川，许以若得蜀土，各分一半，促使东吴也起兵来接应，孙权与陆逊商量，决定虚应之而迟不出兵，观望魏、蜀胜败才决定去向：若四路兵胜，川中危急，诸葛亮首尾不能救，则发兵以应之，先取成都，如四路兵败，则作别议。孔明也料到孙权不会立即出兵，故当他退了四路兵后，即物色适当人选——邓芝，使之入吴，向孙权陈说利害，终于使孙权绝魏和蜀；吴也派张温使蜀，双方重申旧盟。当然，吴、蜀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互相利用的关系，彼此都为自己的利益打算。如孙权称帝后，遣使入川，以表盟好，并约平分天下。众议皆谓孙权僭逆，宜绝其盟好。后主遣使到汉中间孔明，孔明说：“可令人赍礼物入吴作贺，乞遣陆逊兴师伐魏。魏必命司马懿拒之。懿若南拒东吴，我再出祁山，长安可图也。”乃派使赴东吴向孙权作贺，并呈上国书，约吴兴兵伐魏。权与陆逊商议，逊说：“此乃孔明惧司马懿之谋也。
既与同盟，不得不从。今却虚作起兵之势，遥与西蜀为应。待孔明攻魏急，吾可乘虚取中原也。”
尽管蜀、吴同盟是有限度的，但彼此遥相呼应，互相牵制曹魏，使曹魏不敢轻率兴兵入侵，三国能鼎立达近半个世纪之久，吴、蜀同盟抗魏是个重要的因素。
五、游 说
逞其口辩以动人听，谓之游说。游说盛行于战国时，那时策士都以游说为业。苏秦三兄弟皆游说诸侯以著名。游说是一门学问，不善于揣摩其中道理，游说则难以成功。苏秦曾游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于是回家发愤读书，他从自己所藏的数十箱书中，找到周初吕尚著的《阴符》，日夜探讨其中道理，有时夜读怕打瞌睡，便用锥刺股。由于他勤读苦研，终于学成，后游说各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与奉阳君李兑、孟尝君田文合纵赵、齐、燕、魏、韩五国攻秦，迫使秦昭王放弃了帝号。游说至今仍有其重要作用，如在美国国会里，则有专以游说作为职业的，为各种集团的利益服务。至于外交，善于口辩则很重要，它是外交必需之才。因有辩才而取得外交成功的不乏其例。
善于游说的，大部根据对方的性格，爱好和具体情况而下说词，特别是以利动之，使对方上套。《三国演义》有不少游说佳篇，其说人之辞都因人而异——
1.馈赠金玉：李肃贿吕布
丁原与董卓对阵，丁原义子吕布大败董卓。李肃奉董卓之命带上名马“赤兔”和金玉去说吕布归降。李肃与吕布是同乡，深知其为人，勇而无谋，见利忘义。他说吕布就是抓住吕布这个弱点。他一见吕布，先奉献名马“赤兔”，这马浑身上下、火炭般赤，无半根杂毛：从头至尾，长一丈：从蹄至顶，高八尺：嘶鸣咆哮，有腾空入海之状。名将见名马，怎不疼爱。于是，吕布置酒欢待李肃，两人开怀畅饮。
旁敲侧引，套出心话
在与吕布对话中，李肃只是旁敲侧引，他本是要说吕布归降董卓杀丁原，但他偏不说出，却教吕布自说，这便是李肃说吕布的特点，也显示其游说之巧，他和吕布是同乡，吕布的父亲他是熟悉的，他却问：“肃与贤弟少得相见，令尊却常会来。”布惊讶说：“兄醉矣！先父弃世多年，安得与兄相会？”
肃大笑说。
“非也！某说今日丁刺史耳。”李肃这么说明明是羞他。吕布听了不好意思说：“某在丁建阳处，亦出于无亲。”好了，吕市彼套出其心事来了，李肃马上激之说：“贤弟有擎天驾海之才，四海孰不钦敬？功名富贵，如探囊取物，何言无奈而在人之下乎？”这么一激，终于激出了吕布的心里话：
“恨不逢其主耳。”
步步逼入，吕布自愿上套
李肃还不忙于要他投董卓，只是旁敲侧引地笑着说：“'良禽择木而栖。
贤臣择主而事’。见机不早，悔之晚矣。”布说：
“兄在朝廷，观何人为世之英雄？”吕布请教了，李肃才说：“某遍观群臣，皆不如董卓。董卓为人敬贤礼士，赏罚分明，终成大业。”布说：“某欲从之，恨无门路。”这段问答，妙在李肃步步逼入，使吕布自愿上套，至此，季肃说吕布己基本成功。这时，李肃才取出金珠、王带列于布前，告布说：“此董公慕大名，特令某将此奉献。——赤兔马亦董公所赠也。”布说，“董公如此见爱，某将何以报之？”李肃没有正面回答，只说：“如某之不 才，尚为虎责中郎将：公若到彼，贵不可言。”用富贵动之，以坚其报效之心。迄布说“恨无涓埃之功，以为进见之礼。”李肃还是只给他启发式的回答，“功在翻手之间，公不肯为耳。”意在要他杀丁原，偏不明说出口，逼他自说。果然，吕布沉吟良久后说，“吾欲杀丁原，引军归董卓，如何？”
肃说：“贤弟若能如此，真莫大之功也！但事不宜迟，在于速决。”吕布说出了他才催其“速决”，确是恶极！这样，李肃既说吕布归卓，又使吕布杀了董卓的敌手丁原。口舌能杀人，于此可见！
2.晓之以义：张辽劝关公
李肃以名马、金玉而能说吕布归降，曹操也以名马、金玉而不能使关公从已，但张辽却能说服关公暂时归曹操，其原因何在？因吕布是见利忘义之徒，故李肃能以利动之：关公则以义为重，非名马、金玉所能动其心。而张辽却晓之以义，责之有“三罪”告之有“三便”，故有关公的“三约”，权变而归曹。故说的对象不同，说法也应异。
责战死不义，有“三罪”
关公被曹操围困于上山，张辽因与关公有交情，乃往说之。张辽知关公是忠义之人，直说曹操要他归降决不行，却反责他如战死其罪有三，说：“当初刘使君与兄结义之时，誓同生死；今使君方败，而先即战死，倘使君复出，欲求兄相助，而不可得，岂不负当年之盟誓乎？其罪一也。刘使君以家眷付托于兄，兄今战死，二夫人无所依赖，负使君依托之重。其罪二也。兄武艺超群，兼通经史，不思共使君匡扶汉室，徒欲赴汤踏火，以成匹夫之勇，安得为义？其罪三也。”关公以义自诩，张辽偏责他战死不义，这就使关公不能不考虑，故沉吟问：“汝说我有三罪，欲我如何？”
为之设想，关公订“三约”
张辽乃为关公设想说：“今四面皆曹公之兵，兄若不降，则必死；徒死无益，不若且降曹公；却打听使君音信，如知何处，即往投之。一者可以保夫人，二者不背桃园之约，三者可留有用之身。有此三便，兄宜详之。”张辽不仅善于说人，且善于为人设想。张辽也是个英雄，正因是英雄才能了解英雄，其所说的所想的才能打动关公之心。关公才提出“三约”说：“一者，吾与皇叔设誓，共扶汉室，吾今只降汉帝，不降曹操：二者，二嫂处情给皇叔俸禄养赡，一应上下人等，皆不许到门；三者，但知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三者缺一，断不肯降。望文远急急回报。”张辽回报，曹操不同意“但知皇叔去向，虽远必往”这一条，张辽说：“岂不闻豫让'众人国士’之论乎？刘玄德待云长不过恩厚耳。丞相更施厚恩以结其心，何忧云长之不服也？”操乃同意，关公始降。张辽可谓巧于说辞，也会做好人，两面都不亏。
3.以理服人：诸葛屈群儒
曹操南征，孔明奉命出使东吴，联合孙权抗击曹操。当时，东吴分成主战和主降两派，主降派人多势众，孔明一到东吴便被迫跟他们展开一场激烈的舌战。
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说法
孔明对这班“峨冠博带”的投降派早就了解，便针对他们懦弱无能、畏敌如虎予以揭露，以理服之，并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说法。
张昭为贬低孔明，讥笑他自比管仲是不自量，孔明则用事实驳说：吾主兵不满千，将止夫、张、赵云，且军不经战，粮不继日，“然而博望烧屯，白沙用水，使夏侯惇、曹仁等辈心惊胆裂：窃谓管仲、乐毅之用兵，未必过此。”并以庸医杀人为喻，隐然笑张昭等是庸臣误国。最后反唇相讥，说张昭等是：“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虞翻夸大曹军声势，孔明指出：“曹操收袁绍蚁聚之兵，劫刘表乌合之众，虽数百万不足惧也。“虞翻笑他“军败当阳，计穷夏口”，犹言“不惧”是“大言欺人”。孔明讥讽说：“刘豫州以数千仁义之师，安能敌百万残暴之众？退守复口，所以待时也。今江东兵精粮足，且有长江之险，犹欲使其主屈膝降贼，不顾天下耻笑。——由此观之，刘豫州真不惧操贼者矣！”
步骘说他“欲效仪、秦之舌，游说东吴”。孔明并不讳言，理直气壮他说：
“苏秦佩六国相印，张仪两次相秦，皆有匡扶人国之谋，此非畏强凌弱，慎 刀避剑之人也。君等闻曹澡虚发诈伪之词，便畏惧谈降，敢笑苏秦张仪乎？”
对薛综说人心归曹，刘备不识天时必败，孔明则愤怒谴责其为汉贼张目，“不足与言！”陆绩鄙视刘备是“织席贩履之夫”，孔明轻蔑地笑说：“公非袁术座间怀桔之陆郎乎，请安坐，听吾一言：“高祖起身亭长，而终有天下，织席贩履，又何足为辱乎？公小儿之见，不足与高士共语。”
口若悬河，群懦失色
孔明在这场辩论中，充分显示了他的辩论天才，跟他辩难的，都是东吴负有盛名的才智之士，如果辩不胜他们，就无法说服孙权与刘备联盟抗操。
而这些人都主张投降，故孔明把辩论的焦点放在这方面，並在以理服人的前提下，根据其人其论，分别进行反驳，对嘲笑的，反唇相讥；对为敌张目的，严词斥责；对胡说八道的，热嘲冷讽；对无知的，加以启发。由于孔明理足词严，口若悬河，群儒尽皆失色，这就给投降派狠狠当头一棒。
4.先激后说：孔明折孙权
孔明说孙权，何以反而先激之？这是孔明因人而异，对张昭等辈则驳之，使其理屈词穷；对孙权则先激之，因孙权是英雄，求之会无动于衷，激之才引起其注意，然后始能使其求己，说之则易。
先激之以摸清其对战降态度
孔明舌战群儒后，鲁肃引其见孙权，孔明偷眼看孙权，碧眼紫髯，堂堂仪表。孔明暗思：“此人相貌非凡，只可激，不可说。”于是先说曹操势大：
马步水军，约有一百余万；能征惯战之将，何止一二千人。当孙权要他为之决战和不战，孔明说：“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其不能，何不从众谋士之论，按兵束甲而事之？”孙权不高兴地问：“诚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降操？”孔明激之说，“昔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以帝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仰慕。——事之不成，此乃天也，又安能屈处人下乎！”说刘备不可降，而孙权可降，实是有意藐视孙权。孙权听了勃然变色，拂衣而起，退入后堂。这么一激，孔明便摸清了孙权的思想状况。说其可降如无动于衷，说明其有降意；今其勃然变色、拂衣而起，说明其不甘居于人之下，这样孔明使知道下一步怎样对他下说词，并料到联合孙权抗击曹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了。
激将法奏效，孔明展辩才
鲁肃不知孔明用意，反责其“欺吾主太甚”，孔明仰面笑说：“何如此不能容物耶！我自有破曹之计，彼不问我，我故不言。”鲁肃转告孙权，孙权回嗔作喜说：“原来孔明有良谋，故以言词激我。我一时浅见几误大事。”
乃请孔朋入后堂，置酒相待。孔明始为之分析形势说，“曹操之众，远来疲惫；近追豫州，轻骑一日夜行三百里，此所谓 '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 也。’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荆州士民附操者，迫于势耳，非本心也。今将军诚能与豫州协力同心，破曹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则荆、吴之势强，而鼎足之形成矣。成功之机，在于今日。惟将军裁之。”孙权大悦说：“先生之言，顿开茅塞。吾意已决，更无他疑。即日商议起兵，共灭曹操。”孔明采取先激后说之法，终于折服了孙权，胜利完成其出使东吴联孙权抗击曹操的战略任务。
六、缓 急
做任何事情，是缓是急，应看具体情况而定：应急则急，应缓则缓。应急办而缓办，将会误事，应缓办而急办，也可能把事情弄糟。这可以说是做任何事情都必须遵循的一条规律。对于战争，是缓是急，也应如是处理。
《孙子兵法》提出了兵贵神速的观点：“……故兵闻拙速，未睹工久也。
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兵贵胜，不贵久。”（《作战篇》）“其疾如风”，“动如雷震”（《军争篇》），孙武强调战争要快速机动，是从实行战略进攻而提出的。春秋末期，由于经济、交通条件限制，不可能把战争时间延长，战争的持续时间很短，几个小时，最多一天便结束战斗。公元前575年晋楚鄢陵之战，”旦而战，见星未已”（《左传·成公十六年》），已属罕见的战例。因此，孙武没有涉及缓战的思想。战国以后，由于经济的发展，战争则变得很复杂，时间持续长了，如吴楚柏举之战就打了十一天，越灭吴围困姑苏竟达三年之久。一般来说，战略进攻必须神速，战略防御则要持久。这已为尔后兵家所遵守的法则。但在特殊的情况下，战略进攻的某一阶段也需要缓战。郭嘉策翼州、定辽东时，则提出“急之则合，缓之则离”
的计谋，取得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重大胜利。《三国演义》有不少“缓急”的例子，对人们是很有启发的。
1.待乱入朝：董卓屯兵城外
何进与宦官斗，因缓而败，董卓应诏入朝，因缓而其篡政阴谋得逞。同是缓，其不同如此。
“倒特干戈，授人以柄”。
东汉后期，外戚与宦官矛盾极其尖锐，或为立嗣，或为争权，彼此搏斗不已。何进与十常侍内讧便是其中的典型例子。灵帝病笃，欲立皇子协继位，听中常侍蹇硕之计，拟先召大将军何进入宫杀之。何进知其谋，拒不入宫，即先扶立其妹何后之子——太子辨即皇蒂位，派袁绍入宫收蹇硕。蹇硕被杀，何进听从袁绍之言，欲乘势尽杀宦官。宦官张让等闻讯，贿赂何进之弟何苗说情，何后便出面表示不同意何进所为。何进犹豫不决。袁绍建议：“可召四方英雄之士，勒兵来京，尽诛阉竖。此时事急，不容太后不从。”进说：
“此计大妙！”主簿陈琳反对“外檄大臣入京”，认为这是“倒持干戈，授 人以柄，必致祸乱”。何进轻蔑他说：“此迂夫之见也。”便发檄至各镇，召赴京师。西凉刺史董卓得诏，即提兵望洛阳进发。谋士李儒说：“今虽奉诏，中间多有暗昧。何不差人上表，名正言顺，大事可图。”卓大喜，即上表。表略说：“窃闻天下所以乱逆不止者，皆由黄门常侍张让等侮慢天常之故。臣闻扬汤止沸，不如去薪，溃痈虽痛，胜于养毒。臣敢鸣钟鼓入洛阳，清除让等。社稷幸甚！天下幸甚！”何进得表，便派人迎董卓于渑池。董卓却按兵不动。张让等知外兵到，乃密谋：请何太后召何进入宫，伏甲士杀之。
袁绍等得悉何进被杀，乃带兵入宫杀尽宦官。朝内大乱。这时，董卓始整兵入朝，趁势掌握了朝政，成为汉廷的实际统治者。
不速不容，致乱之由
为何董卓以缓而阴谋得逞？何进以缓而遭杀身之祸？“奸在君侧，除之贵速贵密。”何进不懂此理，却不速不密。本来，尽杀宦官并非明智之策，但既决意杀之，即要迅速行事，使其措手不及；而何进因何后一再阻挠而犹豫不决，及召外兵入朝，其谋更加暴露无遗。因其缓，使宦官有时间得以反扑；因其谋泄，宦官与之势不两立，不杀何进必将被何进所杀。何进应密而不密，应急而不急，这便是其致死之由。董卓奉诏入朝除奸却不密不速，同是缓，却与何进的缓有所不同。何进是暗发密诏召卓，为何董卓偏上表把除张让之事公布于天下？既然声言要“鸣钟鼓入洛阳，清除让等。”为何又在渑池按兵不动？其中大有阴谋，他上表使除张让等之事公开，意在告知让等，使其有所准备，对何迸进行反扑，促使宦官与外戚内江，他在渑池按兵不动，实是“坐山观虎斗”，然后乘乱入朝，操纵朝政，为所欲为。这便是董卓以缓而其阴谋得逞之故。
2.缓以待变：郭嘉料敌制胜
郭嘉字奉孝，颍水阳翟人，是三国时代的奇才。他是曹操的谋士，从征十一年，设谋辄中，多立奇勋。操败袁绍，破冀州，定辽东，多赖其谋。在征乌桓途中，病逝，亡年三十八。操哀甚，谓荀攸等人说：“诸君年皆孤辈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后事属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后在赤壁大败，逃命归来，想起郭嘉仍痛哭失声，说：“若奉孝在，决不使我有此大失也。”可见操因敬佩其才而思慕之深。
郭嘉设谋画策，能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不拘于一偶。曹操西击乌桓，见黄沙漠漠，狂风四起，道路崎岖，人马难行，便有回军之意，乃征求郭嘉的意见。郭嘉说：”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辎重多而难以趋利，不如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备。”操乃密出卢龙口越白檀之险，在白狼山正遇袁熙、袁尚会合蹋顿等数万骑前来。敌仓惶应战，操军大破之，斩蹋顿，余将皆降，袁熙袁尚败投辽东。这一战役，郭嘉强调“兵贵神速”，但破冀州、定辽东却提出了“以缓待变”的计谋：
破冀州、定辽东
袁绍临危，立幼子袁尚为冀州之主，袁谭不服，因大敌当前，暂隐而不发。袁谭在黎阳与曹军战，大败，求救于尚。尚不发兵，想借操之力以除之。
谭大怒，议欲降曹。尚怕操、谭并力，冀州将危，乃率领大军来黎阳救谭。
谭闻尚自来，大喜，遂罢降曹之议。曹屯兵城中，尚屯兵城外，为犄角之势。
这时，袁熙、高干也领兵到来，屯兵城外，共同抗曹。操分路攻打，袁谭、袁尚、袁熙、高干皆大败，弃黎阳而走。操引兵追到冀州。谭与尚入城坚守，熙与干离城三十里下寨，虚张声势。由于袁氏兄弟同心协力，操兵连日攻打不下。郭嘉进计说：“袁氏废长立幼，而兄弟之间，权力相并，各自树党，急之则相救，缓之则柏争，不如举兵南向荆州，征讨刘表，以候袁氏兄弟之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而定也。”操善其言，乃引大军向荆州进兵。果不出郭嘉所料，操军一退，袁谭、袁尚两兄弟为争位，互相火并。袁谭不敌投降于操，想借操之力灭尚，然后并尚军以抗操。操虽知其诈，但利用其兄弟矛盾，便回师破冀州.袁尚败走。袁谭得统其众，欲复图冀州。袁氏兄弟同心协力仍难敌，何况这时袁谭已是孤军奋战，终在平原被曹军所杀。于是，曹操平定冀州。
“急之则合，缓之则离”
“急之则合，缓之则离”。这便是郭嘉平冀州的妙计，其定辽东之计亦如是。袁熙、袁尚兵败引数千骑奔辽东。时操在冀州，按兵不动，夏侯惇、张辽入禀说：“如不下辽东，可回许都。——恐刘表生心。”操说：“待二袁首级至，即使回兵。”众皆暗笑。忽报辽东公孙康遣人送袁熙、袁尚首级至。众皆大惊。使者送上书信，操大笑说：“不出奉孝之料！”众官问其故，操遂出郭嘉遗书以示之。书略说：“今闻袁熙、袁尚往投辽东，明公切不可加兵。公孙康久怕袁氏吞并，二袁往投必疑。若以兵击之，必并力迎敌，急不可下，若缓之，公孙康、袁氏势必相图，其势然也。”原来二袁来投，公孙康疑是有鸠夺鹊巢之意，本想赚入城杀之；但又怕操引兵下辽东，想留之为已助。故二袁来到，只推病不见。后探知“曹操兵屯易州，并无下辽东之意。”公孙康大喜，乃请二袁入见，使预埋的刀斧手砍下二袁之头，用木匣盛贮，使人赍书送给曹操。郭嘉计之妙、见事之神如此！
3.兵贵神速：吕蒙急取皖城
在《攻心》一节《离军心，吕蒙轻取荆州》一文里，我们可以看到吕蒙是一个很有智谋的将领，不仅如此，他还是个勇冠三军的猛将。
吕蒙作战风格：勇猛、快速
他的作战风格是快速机动，一决战就勇往直前，猛冲猛打。如孙权伐黄祖之役，吕蒙为前部先锋，黄祖令都督陈就领兵拒之。陈就引一队艨艟截住沔口，艨艟上各设强弓硬弩千余张，将大索系定艨艟于水面上。吕蒙领兵到，艨艟上鼓响，弓弩齐发，兵不敢进。吕蒙乃选小船百余只，每船用精兵五十人：二十人撑船，三十人各披衣甲，手执钢刀，不避矢石，直到艨艟傍边，砍断大索，艨艟遂横。吕蒙跳下小船，自举橹棹，直入敌船队，放火烧船。
敌都督陈就急待上岸，吕蒙舍命赶到跟前，当胸一刀砍翻。敌军于岸上接应，东吴诸将一齐上岸，势不可当。祖军大败。将士乘胜，进攻其城，黄祖闻陈就阵亡，乃弃城走，吴兵追擒杀之。孙权在表功时说：“事之克，由陈就先获也。”仅与敌军一交仗，就砍其都督之头，吕蒙作战勇猛、快速如此！其取皖城也如此，这次战役更显得他胆识超人。
兵贵神速：敌人措手不及
刘备因曹操已取西川，恐其犯川，乃割荆州三郡与东吴，请孙权取合淝，以促使曹操勒兵南向；孙权因操在汉中，也想乘势取合淝，乃聚众将商议。
吕蒙献策说：”现今曹操令庐江太守朱光，屯兵于皖城，大开稻田，纳谷于合淝，以充军实。今可先取 皖城，然后攻合淝。”吕蒙先攻皖城的策略是 正确的。因曹操在皖城屯田，其目的在于增加粮食，以增驻兵讨伐东吴，如断其粮道，合淝缺粮，攻之则赐，而更主要的是可以破曹操备粮攻吴的计谋。
权善其策，乃以吕蒙为先锋，自引诸将为中军。东吴兵临城下，皖城太守朱光一面派人往合淝求救，一面固守城池不出。权到城下看到，城上箭如雨发，射中孙权麾盖。权回寨，问众将说，“如何取得皖城？”董袭说，“可差军士筑起土山攻之。”徐盛说：“可竖云梯，造虹桥，下观城中而攻之。”吕蒙说：“此法皆费日月而成，合淝救军一到，不可图矣。今我军初至，士气方锐，正可乘此锐气，奋力攻击。来日平明进兵，午未时便当破城。”权从之。次日五更饭毕，三军大进。城上矢石齐下。吕蒙亲自擂鼓，众将拼命向前，士卒皆一齐而上，乱刀砍死朱光。余众多降，得了皖城，方才辰时。张辽引军至半路，哨马回报皖城已失，辽即回兵归合淝。“兵贵神速”，如不速破皖城，张辽救兵赶上，就如吕蒙所说，“不可图矣。”
用兵之道，变化无穷，或急或缓，因势而定。吕蒙以急破皖城，若缓则不可图；郭嘉以缓平冀州定辽东，若急则难平定，因事之不同，策之效果也各异。细探缓急之因，便得其中奥妙。
4.外缓内急：诸葛袭陈仓
孔明二出祁山时直取陈仓，因有郝昭把守，屡攻不下，因魏救兵至，乃撤回汉中；后知孙权同意出兵代魏，乃再出陈仓，他先令人去哨探。回报说：
“陈仓城中郝昭病重。”孔明说：“大事成矣。”遂唤魏延、姜维领兵五千， 限三日领兵攻陈仓；又唤关兴、张苞，附耳低言，如此如此。
“丞相真神计也！”
魏延、姜维领兵到陈仓城下看到，并不见一面旗号，又无打更之人。二人惊疑，不敢攻城。忽听得城上一声炮响，四面旗帜齐竖。只见一人纶中羽扇，鹤氅道袍，大叫说：“汝二人来的迟了！”二人视之，乃孔明也。二人慌忙下马，拜伏于他说，“丞相真神计也！”孔明令放入城，谓二人说：“吾打听得郝昭病 重，便令汝三日内领兵取城，此乃稳众人之心也。吾却令关兴、 张苞，只推点军，暗出城中。吾即藏于军中，星夜倍道径到城下，使彼不能调兵。吾军有细作在城内放火，发喊相助，令魏兵惊疑不定。兵无主将，必自乱矣。吾因而取之，易如反掌，兵法云'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正谓此也。”
原来，孔明和关兴、张苞领兵抵城下，时值郝昭病危，正呻吟之间，忽报蜀军到城下，昭急令人上城把守。孔明布置的细作却在各门放火，城中大乱。昭听知惊死。蜀军一拥入城。
以虚攻掩盖实攻
孔明这次袭陈仓，一是密，二是速。这时，郭淮已知郝昭病重拟派张郃去替他；为了瞒过敌人耳日，孔明用外缓内急的战术：唤魏延、姜维攻城，是明令，有意让人知道，但不急——有三日期限，实是虚攻，以迷惑敌人,他却与关兴、张苞暗中星夜出兵倍道攻城，密而急，是实攻。因其密而急，突然袭击，使带三千兵前来替郝昭的张郃未至，孔明已破了城池。
七、虚 实
《孙子兵法·虚实篇》说：“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这是说善于作战的将帅，能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这一军事思想，历来受到兵家的高度评价，《李卫公问对》指出，兵法千章万句，其要者莫过于“致人而不致于人。”能“致人而不致于人”，才能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使敌人随着自己的指挥棒行事，就能分解强敌，以少胜众，以弱胜强。而要“致人而不致于人”，孙子认为要“出其所必趋”，“攻其所不守”，“攻其所必救”，“避实而击虚”，这都是说攻虚击弱之法。而能否攻虚击弱，决定于能否善 于“示形”，所谓“示形”即伪装和欺骗。孙子强调“示形”要做到“无声”、”
无形”，“故能为敌之司命。”意思是说善于“示形”的，自己一方的动作，敌人毫无所知，这是因它伪装得很好，使敌人象是目盲耳聋一样，看不见形，听不到声；而我方却是目明、耳聪，对敌人动静一清二楚，所以能指挥敌人。
《三国演义》对孙子的《虚实篇》所提出的观点有了充分的发挥，且将之具体化、形象化。凡战胜者，大都与“示形”得好有关。孔明对虚实的运用，是因人因事而异，他知曹操懂得兵书所说“虚者实之，实者虚之”之法，就来个“实者实之”之法，即举火于此，伏兵于此，使曹操在华容中计。但在一次退兵中，却用添灶之法，使司马懿错误认为添灶是增兵，故不敢追击。
其实添灶是真，增兵是假，智如司马懿竟被他瞒过了。曹操袭白马却虚作“攻其所必救”，即进军延津假装袭袁绍之后，绍被迫分兵以应之，操当即从延津直趋白马，攻其无备，斩杀颜良，解白马之围。司马懿破公孙渊则是采取“攻其所必趋”的战术，因辽东守将坚守不出战，司马懿乃虚作袭其老巢， 迫使辽东守将回救，结果中伏惨败。 1.算华容：诸葛弄虚实
“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这是兵家常用之法，而孔明用此法却有新发展，使杰出的兵谋家曹操料不到而中了计。
“实则实之”
孔明算华容，既不用“虚则实之”之法，也不用“实则虚之”之法，而是用“实则实之”之法以瞒曹操。
刘、孙联军在赤壁大败曹操，孔明立即派将遣兵于路截击，唯独不理关公，关公要求出战，诸葛亮说：“今曹兵败，必走华容道，若令足下去时，必须放他过去，因此不敢教去。”关公乃立下军令状，说：“若曹操不从那条路上来，如何？”孔明说：“我亦与你军令状。”关公大喜。孔明说：“云长可于华容小路高山之处，堆积柴草，放起一把火烟，引曹操来。”关公说：
“曹操望见烟，知有埋伏，如何肯来？”孔明笑说：“岂不闻兵法'虚虚实 实’之论？操虽能用兵，只此可以瞒过他也。他见烟起，将说虚张声势，必然投这条路来。将军休得容情。”关公领了将令，引关平、周仓并五百校刀手，投华容道埋伏去了。
华容道瓮中捉鳖
曹操在逃命途中，先后被孔明所派遣的赵子龙、张翼德挡击，伤亡惨重，狼狈不堪，刚摆脱追兵，忽见前面有条路，不知所从，操乃问军士说：“哪条路近？”军士说，“大路稍平，却远五十余里。小路投华容道，却近五十余里；只是地窄路险，坑坎难行。”操令人上山观望，回报：“小路山边有数处烟起，大路并无动静。”操教前军便走华容小路。诸将说：“烽烟起处，必有军马，何故反走这条路？”操说：“岂不闻兵书有：'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诸葛亮多谋，故使人于山僻烧烟，使我军不敢从这条山路走，他却伏兵在大路等着。吾料已定，偏不教中他计！”诸将皆赞说，“丞相妙算，人不可及。”遂勒兵走华容道。途中，人饥马困，路小险峻，且适逢下雨，泥泞不堪，步履极难，倒下沟壑的，不计其数，行了数里，三停人马丢了二停，只有三百余人跟上。过了险峻，路稍平坦，曹操以为摆脱了敌兵追击，正在自夸其高明，突然一声炮响，西边五百校刀手摆开，为首大将关云长，提青龙刀，跨赤兔马，截住去路。操军见了，亡魂丧胆，面面相觑。如不是云长念及其昔日之情纵之归去，曹操这次必被擒无疑。
诸葛亮智算华容，可称神机妙算，其运用虚实之法既绝且奇，正如毛宗岗所说：“凡计之中人，必度彼为何如人，而后中之，则未有不中者也。又度彼之料我为何如人，而后中之，则又未有不中者也，彼方自以为智，而我即中之以其智，则正迎乎彼之意中。彼方料我之智，而我反中之，以我之愚，则又出乎彼之意外。如孔明之料曹操于华容也。夫举火于此，而伏兵于彼，则智人之所为，而为彼之所知。举火于此，而伏兵即在此，此愚人之所为，而为彼之不及料。操固熟知有兵家虚实之法，而不熟知孔明之知有兵家虚实之法，此其所以为孔明之所中与？” （第五十四回评） 2.分敌势：曹操袭白马
《三国演义》第二十五回写“救白马曹操解重围”的故事，由于作者为突出关公斩颜良的神勇，却没有写曹操如何分敌势袭 白马之计。其实，在 历史上，曹操这一仗打得很漂亮。
声东击西
汉末，建安五年，曹操与袁绍相拒于官渡，袁绍遣郭图，淳 于琼、颜 良进攻白马。袁绍则引兵到黎阳，将渡河。东郡太守刘延告急，是年夏四月，曹操北救刘延。荀攸向曹操献计说：“今兵少不敌，分其势乃可。公到延津，若将渡兵回其后者，绍必西 应之，然后轻骑兵袭白马，掩其无备，颜良可 擒也。”曹操从其计，袁绍闻曹操引军渡河以袭其后，果分兵以应之。讵料曹军一 到延津即引军直趋白马，未到十余里，颜良大惊，仑卒应战。张辽、 关羽出战，击破之，斩颜良。遂解白马围。（《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百战奇略》谈及《形战》，即以曹操袭白马为其例，并总结其经验说：
“凡与敌战，若彼众多，即设虚形以分其势，彼不敢不分兵以备我。敌势既 分，其兵必寡。我专为一，其卒自众。以众击寡，无有不胜。法曰：形人而我无形。”
“形人而我无形”
“形人而我无形”这话出于《孙子兵法·虚实篇》。原全文是：“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击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以战者，约矣。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曹操袭白马前，兵少于敌，虚袭敌后，使敌军分，“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必分兵把守，故袭白马时变成我众敌寡，以众击寡乃胜。曹操平生最爱读《孙子兵法》，他也是第一个整理和注解《孙子兵法》的人。他在《孙子序》中赞《孙子兵法》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曹操是三国时代杰出的军事家，而他之所以能成为杰出的军事家，与其熟读兵书战策，特别是与深入研究 《孙子兵法》有关。我们从他的作战谋略中大多可从《孙子兵法》中找 到根据。
3.用疑兵；孔明胜曹操
曹操善疑，孔明就以疑兵胜之。定军山被夺，夏侯渊被斩曹操统大军来报仇。两军隔汉水相拒。
曹操知兵法，不知诡计
玄德与孔明来看形挚，孔明见汉水上流头，有一带土山，可伏千余人，乃回营吩咐赵云：“汝可引五百人，皆带鼓角，伏于土山下，或半夜，或黄昏，只听我营中炮响，炮响一番，擂鼓一番。——只不要出战。”子龙受计去了。孔明却在高山上暗窥。次日，曹兵到来搦战，蜀营中一人不出，弓弩亦都不发。曹兵自回。当夜更深，孔明见曹营灯火方息，军士歇定，遂放号炮。子龙听得，令鼓角齐鸣。曹兵惊慌，只疑劫寨。及至出营，不见一军。
方才回营欲歇，号炮又响，鼓角又鸣，呐喊震地，山谷应声。曹兵彻夜不安。
一连三夜，如此惊疑，操心惊，拔寨退三十里，就空阔处扎营。孔明笑说：
“曹操虽知兵法，不知诡计。”遂请玄德亲渡汉水，背水结营。玄德问计， 孔明说：“可如此如此。”曹操见玄德背水下寨，心中疑惑，使人来下战书。
孔明批来日决战。
曹操多疑，以疑兵胜之
次日，两军会于中路五界山前，列成阵战。曹大军呐喊杀过来。蜀兵望汉水而逃，尽弃营寨，马匹军器，丢满道上。操见蜀兵背汉水安营已疑，今又见弃马匹军器更疑，遂下令：“妄取一物者立斩。火速退兵。”曹兵方回头，孔明号旗举起：玄德中军领兵便出，黄忠左边杀来，赵云右边杀来。曹兵大溃而逃。孔明连夜追赶。操传令军回南郑。只见五路火起——原来魏延、张飞得严颜代守阆中，分兵杀来，先得了南郑。操心惊，望阳平关而走。玄德大兵追至南郑褒州。安民己毕，玄德问孔明说：“曹操此来，何败之速也？”
孔明说：“操平生为人多疑，虽能用兵，疑则多败，吾以疑兵胜之。”
凡用疑兵，要先料其人可以疑而疑之，又要料我可以疑彼而后用之。曹军于博望被烧，新野受挫，乌林挨打，华容中计，都因遭孔明诡计所算之故，因而他与孔明对阵，一见风吹草动，便疑这疑那。孔明知曹操多疑而深懂兵法，乃以兵法疑之。先是以虚兵使其一连三夜心神不安，以夺其势，接着以背水结营、丢马匹军器以疑之，促其退，乃乘势掩杀，使之大溃，终获全胜。
孔明确是诡计多端。
4.诱敌动：仲达破公孙
孙武《虚实篇》说：“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可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司马懿破公孙渊，正是采取“攻其所必救”的战术。
料错了对手
辽东太守公孙渊起辽兵十五万杀奔中原。曹睿派司马懿领马步官军四万征讨之。懿令胡遵为先锋，引前部兵先到辽东下寨。
哨马飞报公孙渊。渊令卑衍、杨祚分兵八万屯于辽东。卑衍与杨祚商议说，“若魏兵来攻，休与交战。彼千里而来，粮草不继，难以持久，粮尽必退；待他退时，然后出奇兵击之，司马懿可擒也。昔司马懿与蜀兵相拒，坚守渭南，孔明竟卒于军中：今日正与此理同？”于是围堑二十余里，环绕鹿角，甚是严密。
攻其所必救
胡遵令人报知司马懿，懿笑说：“贼不与我战，欲老我兵耳。我料贼众大半在此，其巢空虚，不若弃却此处，径奔襄平；贼必往救，却于中途击之，必获全功。”乃勒兵从小路向襄平进发，卑衍得报：“魏兵往南来了。”大惊说：“彼知我平襄军少，去袭老营也，若襄平有失，我等守此无益矣。”
遂拔寨随后而起，早有探马飞报司马懿。懿笑说：“中吾计矣！”乃令夏侯霸、夏侯威，各引一军伏于辽水之滨；如辽兵到，两下齐出。结果，卑衍、杨祚中伏，卑、杨大败，奔至首山，正逢公孙渊兵到，合兵与魏兵再战，又大败，乃奔入襄平城里，闭门坚守不出。司马懿三面围困，网开一面，公孙渊粮尽，欲降不得，突围逃走，终被擒杀 5.添炉灶：孔明遏魏师
孔明四出祁山，斗阵大胜司马懿，意欲乘胜进军，那料后主中了司马懿的反间计，疑孔明将篡国，乃下诏令孔明班师回朝。孔明不退又怕欺主，只好遵诏退兵。
退兵却增灶以疑敌军
姜维问：“若大军退，司马懿乘胜掩杀，当复如何？”孔明说：“吾今退军，可分兵五路而退。今日先退此营，假如营内一千兵，却掘二千灶，今日掘三千灶，明日掘四千灶；每日退军，添灶而行。”杨仪说：“孙膑擒庞涓，用添兵减灶之法；今丞相退兵，何故增灶？”孔明说：“司马懿善能用兵，知吾兵退，必然追赶，心中疑吾有疑兵，定于旧营内数灶：见每日增灶，兵又不知退与不退，则疑而不敢追，吾徐徐而退，自无损兵之患。”遂令退军。
司马懿只知数灶中了计
司马懿得报蜀军人马皆退，因恐孔明多谋，不敢轻追，自引百余骑前来蜀营内踏看，教军士数灶，仍回本寨，次日，又教军士赶到那个营内，查三大灶数，回报说：“营内之灶，比前又增一分。”司马懿谓诸将说：“吾料孔明多谋，今果添兵增灶，吾若追之，必中其计；不如且退，再作良图。”
于是回军不追。孔明不折一人，望成都而去。次日，川口土人来报司马懿，说孔明退兵之时，未见添兵，只见增灶。懿仰天长叹说：“孔明效虞翊之法，瞒过吾也！”
虞翊，是东汉武都太守。羌兵曾在陈仓、崤谷拦截虞翊，虞翊用每天“增灶”的计策，迷惑对方，使之不敢追击，最后打败了羌兵。历史上，未见记载孔明增灶退魏军之事，《三国演义》作者借用虞翊增灶故事，即采用移花接木之法，渲染孔明退军之妙，以显孔明之智。《三国演义》有不少故事是虚构的，但其谋略大多都有所据，并非都是作者凭空设想。
八、战 守
战和守，即进攻和防御，这是战争最重要的内容，古代兵家所要探讨的，就是如何进行进攻和防御。《孙子兵法·形篇》就是谈论战守问题，孙子说：
“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守也；可胜，攻也。 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在春秋末期，即孙子生活的时代，已能建筑坚固的、较高大的城墙，但攻城的器械却很落后，破城甚难，故有“一女乘城，可敌十夫”之说，所以孙子说“不可胜，守也。”但可贵的是，孙子从其总的战略思想来说，是着重于进攻的，即使他谈防御也把它和进攻结合起来，他所说“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意思是说善于防守的，隐蔽兵力如藏于九地之下，使敌摸不着，无隙可乘；当一发现可以歼敌之机，立即率领部队，象从重霄而降迅猛进攻敌人，这样不仅能保存自己又能取得全胜。
《三国演义》有不少战例，就是正确地把防御和进攻结合运用，因而取得胜利。有的是先守后战，有的是先战后守而再战，这些战法，防守是手段，进攻是目的。贾翊向李傕、郭汜献深沟高垒坚守长安之策，其目的在于待远来之敌粮尽撤退而追歼之。张辽守合淝，孙权率大军来攻，因敌军来势汹汹，而守城将士信心不足，人心惶惶，张辽就趁孙权轻敌、立脚未稳，率猛士冲入敌阵袭击，以挫敌胆，提高士气，然后坚守城池，故敌人无法攻破。而当敌军一撤退，立即出城猛烈追击，几俘敌军统帅孙权。
是战是守，这是一门很复杂的军事艺术，难以刻板做出规定，这要根据客观形势和具体情况而定。因势不同，战守也异。如张绣、刘表与曹操战不利而坚守于众安，操因事撤军，张绣、刘表合力去追击，大败而回；后张绣听贾翊之策独率军再往追击，却大胜而回，这因操前有备而后无备之故。曹洪守潼关，操令其坚守，并以十日为限，供不自量力，出关迎战锐气正盛的西凉军，结果失关而逃。司马懿扼守秦川，使诸葛亮不能越雷池半步，终病逝于五丈原。故《孙子兵法·谋攻篇》说：“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
1.守后战：僱汜听贾翊
贾翊甚有智计，有良、平之称。李傕、郭汜能暴乱一时，都靠贾翊之谋；是战是守，他能因事、因时、因势而为之制订对策。
深沟高垒，待敌粮尽击之
王允用连环计除掉董卓，大赦天下，独不赦卓死党傕、汜 等，他们惊惶 不安想各自逃生，时翊在卓军中，他独持异议说：
“诸军若弃军单行，则一亭长能缚君。不着诱集诸人，并本部军 马， 杀入长安，与董卓报仇。事济，奉朝廷以正天下；若其不胜，走亦未迟。”
傕、汜听其谋，煽动聚众十余万，攻入长安，杀死王允，战败吕布，乃得占据长安，独掌朝政大权。西凉太守马腾、并州刺史韩遂为勤王室乃举起义旗，引军十余万抵长安城下。李傕、郭汜与贾翊商议御敌之策，翊说：“二军远来，只宜深沟高垒，坚守以拒之，不过百日，彼兵粮尽，必将自退，然后引兵追之，二将可擒矣。”可是，李蒙、王方等将坚决要求出战，傕、汜听之，结果二将大败身亡。这时，傕、汜才信贾翊有先见之明，重用其计，只理会紧守关防，由他搦战，并不出迎。果然西凉军未及两月，粮草俱乏，只得拔寨退军，傕、汜派军追击，西凉军大败而逃。
实是“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之运用
傕、汜听贾翊计犯长安，史有其事，史书也记有马腾、韩遂谋袭长安事，但未见载有贾翊献先守后战之计。但这并非作者凭空创造，它只不过是古代计谋的再版。所谓贾翊“深沟高垒”之谋，即李左车劝陈余之策。据《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韩信、张耳以兵数万，欲东下井径击赵。赵王、成安君陈余闻汉且击之也，聚兵井陉口，号称二十万。”广武君李左车说成安君说，“闻汉将韩信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新蝶血阏与，今乃辅以张耳，议欲 下赵，此乘胜而去国远计，其锋不可当。臣闻 '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 后衅，师不宿饱。’今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其后。愿足下假臣奇兵三万人，从间道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坚营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吾奇兵绝其后，使野无所掠，不至十日，而两将之头可致于戏下。愿君留意臣之计！否，必为二子所擒矣！”陈余认为“义兵不用诈谋奇计”，不听其策，果被杀。李左车的策是妙策：韩信军初来，其锐气正盛，先避其锐气，深沟高垒勿与战，断其粮道，使韩信军欲攻不能，欲退不得，且双方兵力又如此悬殊，“两将之头可致于戏下”
是可能的。故韩信闻李左车献此策，十分担忧，后知不用大喜，乃能用计破赵。作者虚构贾翊的深沟高垒之策正是仿此。这其实是《孙子兵法·军争篇》所说的“避其锐气，击其隋归”之法。
2.再追击：张绣败曹操
傕、汜败后，贾翊依附张绣，也多献奇计。
同样追击，前后败胜不同
《三国演义》第十八回写张绣、刘表与曹操战不利，乃驻守于安众，以图后计，适操因探知袁绍欲袭许都乃即日回兵，细作来报，绣欲追之。贾翊说：“不可追也，追之必败。”刘表说：“今日不追，坐失机会矣。”力劝绣引军万余同去追之，约行十余里，赶上曹军后队，曹军奋力接战，绣、表两军大败而退。绣对翊说：“不用公言，果有此败。”翊说：“今可整兵再往追之。”绣与表都说：“今已败，奈何复追？”翊说“今番追去，必获大胜；如其不然，请斩吾首，”绣信之，刘表疑虑，不肯同去。诱乃自引一军往追，果大胜而回。
为什么张绣、刘表两军合力去追击大败而还，而张绣只独自引一军再去追击却大胜而回？胜败如此离奇是什么原因？刘表百思不解，乃向贾翊请教说。“前以精兵追退兵，而公曰必败；后以败卒击胜兵，而公曰必克：究竟悉如公言。何其事不同而皆验也？”翊说：“此易知耳。将军虽善用兵，非曹操敌手。操军虽退，必有劲将为后殿，以防追兵，我兵虽锐，不能敌之也，故知必败。夫操之急于退兵者，必因许都有事：既破我追军之后，必轻骑速回，不复为备，我乘其不备而更追之，故能胜也。”
前追击敌有预防，后追击出敌意外
贾翊能料胜败之机，这是因他能审时度势、知彼知己。退兵，有真退假退，不管哪一种退，善于用兵者必防御追兵而采取万全措施，故有的能干战场上战胜敌人，却往往在追击时因轻敌致被打败，故孙子有“归师勿遏”之说。贾翊深知曹操能用兵且他这次退兵非败而退，而是胜而退，所以不能等闲视之，如假退追之必上当；如真退也必然有所防备，故贾翊料其“必有劲将为后殿”；而曹操兵力较张绣、刘表强，翊深知绣、表用兵皆非操之敌手，所以反对追击。事实上，绣、表对操退兵部署毫无所知，也不采取对策而盲目追击，说明两人都是庸才，被打败是必然之事。按照一般常理，第一次追击被打败了，败者惊魂未定，是不会想到再去追击的。绣、表是这样想，操也是这样想。可是，贾翊却能用辩证法观点来审时度势，他料到操在打败追兵后决不会想到敌人再来追击，必然毫不防备，再去追击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纵使张绣一军前去，也能以弱胜强。
上述故事和贾翊论胜败之机，基本上符合史实，详见《三国志·魏书·贾翊传》。
3.挫敌胆：张辽镇合淝
合淝之战，对于魏军来说，应是一场保卫战，但魏军却以先攻后守而取胜，始终守住合淝，并重创敌人。当时，敌对双方力量很悬殊，吴军众而魏军寡，众利于攻，寡利于守。
挫敌威以稳定军心
可是，由于合淝守军因敌众已寡，军心惶惶，能否守住合淝，缺乏信心，合淝守将张辽乃决定先挫敌威，然后始可谈守。他率领敢死之士英勇出击，打得吴军丧魂落魄，不敢窥视合淝。
《三国演义》所写的合淝之战，与史实基本相符，但《三国志·魏书·张辽传》所记载的更详，更能显示这位魏国名将的超人智勇。曹操征孙权回，使张辽与乐进、李典等将兵七千余人守合淝。及征张鲁，乃留一书给护军薛悌，傍书云：“贼至乃发。”孙权统领十万大军围合淝，张辽等乃开展封书，书说：“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众将因敌众已寡有疑忌。张辽说：“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指教。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威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
众志成城，坚不可摧
原来张辽耽心李典不同意出战，但李典听了张辽的话，慨然而起说：“此国家大事，顾君计何如耳，吾岂可以私憾而忘公义乎！”于是，决定出战。
张辽与李典、乐进素不和睦，这时大敌当前，却能不记前嫌，团结对敌。张辽当夜召募得敢死之士八百人，乃杀牛飨将士，准备明晨出战。天刚破晓，张辽披甲持戟，率先冲陷敌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声喊着自己名字，冲入敌军营垒，直至孙权麾下。孙权大惊，其将士仓惶不知所为，慌忙走上高冢，以长戟自守。张辽喝孙权下战，孙权吓得不敢动，因见张辽兵少，乃派兵将之围困数重。张辽左右突围，直前急击，围解，辽将麾下数十人得出。
其余众号呼说：“将军弃我乎？”张辽乃翻身杀入，援出余众。自天晓战至中午，东吴人马被打得七零八落，无敢当者。吴人锐气大挫，魏军士气大振。
张辽回军加强守备，将士安心悦服，上下一心守城。孙权攻城十余日不下，乃引军自退。张辽率诸军追击，孙权几乎被擒。建安十二年，曹操到合淝，巡视张辽战斗之处，赞叹不已。
合淝之胜，不仅因张辽智勇超群，而在大敌临城之际，张辽、李典、乐进不因私嫌而误公事，能团结抗敌；加以张辽处危 难之地，不舍众而自全， 与部属共生死，故能上下一心，以一当十，因而众志成城，坚不可摧。
4.轻出战：曹洪失潼关
因父亲马腾被曹操所杀，马超为报仇雪恨与其义叔、西凉太守韩遂，共起二十万大兵，杀奔长安。西凉兵万众一心，锐气甚盛，勇不可当，迅速攻入长安，直指潼关，守将钟繇告急。曹操 闻讯，立即唤曹洪、徐晃吩咐： “先带一万人马前往，替钟繇守潼关。如十日内失关隘，皆斩：十日外，不 于你二人之事。我统大军随后便至。”
不自量力，潼关失守
曹洪是曹操的从弟，曹操起事就追随左右，他作战勇敢，屡立战功，且对曹操忠心耿耿，曹操几次临危都因得他拼死相救而脱险，故甚得曹操的信任。但他为人性躁，操恐其误事，乃派徐晃助之。曹洪、徐晃到潼关，坚守关隘并不出战。马超领军来关下，把曹操三代辱骂。曹洪大怒，要提兵下关厮杀，徐晃谏说：“此乃马超要激将军厮杀，切不可与战。待丞相大军来，必有主画。”马超军日夜轮流来骂。曹洪不自量力，只要厮杀，徐晃苦苦挡住。至第九日，在关上看时，西凉军都弃马于关前草地上坐，多半困乏，就于地上睡卧。曹洪教备马，点起三千兵杀下关来，西凉兵弃马抛戈而走。洪迤逦追赶。时徐晃正在关上点视粮车，闻曹洪下关厮杀，大惊，急引兵随后赶来，大叫曹洪回马。忽然背后喊声大震，马岱引军杀至。曹洪、徐晃急回走时，一棒鼓响，山背后两军截住：左是马超，右是庞德，混杀一阵。曹洪 抵 挡不住，折军大半，撞出重围，奔至关上。西凉兵随后赶来，攻入潼关，曹洪等迫得弃关而走。
用人唯亲，其败必然
同是众寡悬殊，为何张辽出战而保住合淝，曹洪出战而失了潼关？孙权兵虽众，师出只不过是为争城夺地，且认为破合淝势在必得，有轻敌思想；张辽则趁其初至营垒未坚突然袭击，使敌措手不及，故战而胜之。西凉兵同仇敌忾，且马超世之虎将，而曹洪想凭勇而以寡胜众，其丢失潼关是势所必然。而潼关之失，也与曹操用人唯亲有关：他虽知曹洪性躁，因其是亲可信而用 之；徐晃虽是名将却非其所亲而不托以重任，仅任为副职。如守城主 将非曹洪而是徐晃，十日之内潼关可保。故潼关之失，实由曹操用人不当，说曹操失之亦可。势、人、谋不同，其守战之法、胜败之因也异。
5.老蜀兵：仲达守秦川
孔明自引一军屯于五丈原，屡令人搦战，魏兵只不出。孔明乃取巾帼并妇人缟素之服，盛于大盒之内，遣人送给司马懿。懿对众启盒视之，内有巾帼妇人之衣，并书一封。
甘受巾帼素衣之辱
司马懿拆视其书，略说：
“仲达既为大将，统领中原之众，不思披坚执锐，以决雌雄，乃甘窟守土巢，谨避刀箭，与妇人又何异哉？今遣送巾帼素衣至，如不出战，可再拜而受之。倘耻心未泯，犹有男子胸襟，早与批回，依期赴敌。”
司马懿看毕，心中大怒，——乃佯笑说：“孔明视我为妇人耶！”即受之，令重待来使。懿问：“孔明寝食及事之烦简若何？”使者答：“丞相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啖之食，日不过数升。”懿顾谓在座将领说：“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
众将知司马懿受巾帼素衣之辱，皆愤愤不平，入帐告说：“我等皆大国名将，安忍受蜀人如此之辱！即请出战，以决雌 雄。”懿说：“吾非不敢 出战，而甘受辱也。奈天子明诏，令坚守勿动。今若轻出，有违君命矣。”
众将俱忿怒不平。懿说：“汝等既要出战，待我奏准天子，同力赴敌，何如？”
众皆允诺。懿乃写表遣使，直至合淝军前，奏闻魏主曹睿。睿知其意，乃令辛毗持节至渭北传谕说：“如再有敢言出战者，即以违旨论。”众将只得奉诏。蜀将闻知此事，报与孔明，孔明笑说：“此乃司马懿安三军之法也。”
姜维问：“丞相何以知之？”孔明说：“彼本无战心，所以请战者，以示武于众耳，岂不闻：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安有千里而请战者乎？此乃 因司马懿因将士忿怒，故借曹睿之意，以制众。今又播传此言，欲懈我军心也。”正论间，忽报费祎到，乃请入问之，知吴兵为配合孔明北伐而进攻合淝无功而还，孔明长叹一声，不觉昏倒于地。众将急救，半晌方苏。孔明叹说：“吾心昏乱，旧病复发，恐不能生矣！”从此，呕血不止，一病不起。
“既生亮，何生懿？”
司马懿和孔明都是三国时代杰出的军事家。上述的故事都是引自《三国演义》第一百零三回，这一回书很能反映出历史上司马懿的战略思想。孔明六出祁山，屯兵于五丈原，战略决策是以攻为守，企图在敌有变时北图中原；司马懿明知其谋，且当时灭蜀时机尚未成熟，故以防御为主，扼守秦川前线，以老蜀兵，使孔明无所作为。因此，孔明六次出祁山，最大战果只不过取得三郡，但随之复失，尔后都劳而无功。建兴十三年（公元235年）春，孔明与司马懿相拒于渭南，以前每因粮不继，不能继续北伐，于是乃分兵屯田，为久驻之计。但这时孔明已病入膏盲，司马懿知其“所啖之食，日不过数升”，料其将死，故甘受巾帼素衣之辱，怒而不发。其年八月，孔明病卒于军中，时年五十四。及蜀军退，司马懿巡视其营垒处所，叹说：“天下奇才也”。
孔明虽是奇才，因与奇才司马懿相遇而不得行其志，终于“出师未捷身先死”。
因此，毛宗岗为之感叹：“既生亮，何生懿？”（第五十七回回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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