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废品工程师怎么调中文:四史同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辽宋金元史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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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太宗朝的“皇太子”名号问题
——兼论辽代政治文化的特征
邱靖嘉 文章点击:110次 摘 要：《辽史·太宗纪》“册皇弟李胡为寿昌皇太子”的记载，历来被学者视为一个单纯的文字讹误问题，其实这个问题远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本文通过文献考索和政治文化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李胡被封为“皇太子”一事绝非史官之误记，而是反映了辽初契丹人对汉文化懵懂无知的真实状况。实际上，像这样误用汉式名号的现象在整个辽朝一代都是十分常见的，从中可以折射出辽代政治文化的一个鲜明特征，即在汉化过程中简单机械地效仿汉制而形成的所谓“沿名之风”。这种现象实则是契丹汉化不彻底的重要表征，同时也是辽金元时期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在走向汉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共性。
关键词：辽代 契丹 皇太子 皇太弟 李胡 政治文化
《辽史·太宗纪》有一条看似很蹊跷的记载，天显五年（930）三月乙亥，“册皇弟李胡为寿昌皇太子”。自元代以来直至今日，学者们都想当然地认为此处“皇太子”必系“皇太弟”之误（说详下文）。然而本文的研究表明，这个问题远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实际上，这并非一个单纯的文献正误问题，它牵涉到我们对契丹汉化进程中某些历史特性的理解和认识，需要从辽代政治文化的层面去进行新的解读。
一、辽太祖时期的所谓“自在太子”
据宋代文献记载，李胡在辽太祖时曾被称为“自在太子”。那么，太祖时期的“自在太子”李胡与太宗朝的“皇太子”李胡究竟有何异同？在讨论本文的主题之前，有必要首先澄清这个问题。
宋琪《平燕蓟十策》云：
(阿保机)妻述律氏生三男：长曰东丹；次曰德光，德光南侵还，死于杀胡林；季曰自在太子。
晋末，……其诸大首领有太子、伟王、永康、南北王、于越、麻荅、五押等。[1]
据《宋史·宋琪传》，宋琪本是幽州蓟县人，石敬瑭割让幽蓟后入辽，在辽登进士第，曾为寿安王（即辽穆宗）侍读。辽伐后晋，宋琪被辟为赵延寿僚属，随军南下。辽军灭晋后，旋即北撤，宋琪滞留中原，后仕于宋，宋太宗时官至宰相。太宗欲北伐，命群臣献策，“琪生长戎虏，习知边事”，[2] 遂进《平燕蓟十策》，其中谈及辽初的君王世系和诸大首领。宋琪长期生活于辽，对辽初的政治军事情形相当熟悉，因此他的记载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自在太子”之称不见于《辽史》，[4] 惟《契丹国志》一书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自在太子名阮，太祖第三子，母曰述律氏。少豪侠，有智略，善弹工射，太祖奇之，曰：“吾家铁儿也。”征渤海时，山坂高峻，士马惮劳苦，太子径于东谷缘崖而进，屡战有功。后渤海平，封为自在太子。[5]
如将这段引文与《辽史》相对照，便会发现两者互有牴牾：第一，“自在太子名阮”之说亦见于《长编》，[6] 但于《辽史》无征。《辽史·李胡传》谓李胡有二子，一为宋王喜隱，一为卫王宛，故《契丹国志》点校本校勘记推断说：“宛疑即阮，误以子名当父名耳。” [7] 这种解释可姑备一说。第二，李胡生于太祖六年(912)，天赞四年(925)太祖征渤海时，“皇后、皇太子、大元帅尧骨皆从”，[8] 时李胡年仅十三，虽有可能随军征讨，但未必有什么显赫的战功。《契丹国志》是元代坊肆书贾杂抄宋人史籍而成的伪书，纰漏谬误之处甚多，上文有关李胡的夸耀之辞未必可信，不过“自在太子”之称既见于宋琪章奏及《长编》，应该是确有其事的，但可能不是一个正式的封号，而是时人对李胡的俗称。[9]
我们知道，早在阿保机神册元年(916)称帝之时，就已封长子耶律倍为皇太子，既然如此，照理说就不应该再有什么其他的“太子”称号，那么“自在太子”的名号又当作何解释呢？其实，在辽太祖时期，不仅是李胡，耶律德光也有“太子”之称。《旧五代史》云：“阿保机凡三子，皆雄伟。长曰人皇王突欲，即东丹王也；次曰元帅太子，即德光也；幼曰
综上所述，可知在太祖时期，阿保机三子均有“太子”之称，其实这种现象在辽金元时代的北方民族中是不足为奇的。《三朝北盟会编》卷18引归正人张汇《金虏节要》云：
阿骨打有子十余人，今记其八：一曰阿补，二曰室曷(亶父)，三曰没梁虎(与室曷同母，正室所生)，四曰窝里孛(人呼作“二太子”，两寇京城者)，五曰窝里嗢(人呼作“三太子”)，六曰兀朮(人呼作“四太子”)，七曰窝里混(人呼作“五太子”，号“自在
从这段记载来看，阿骨打诸子依其排行被称为“某太子”，应该是时人的一种俗称，而非正式的封号。有趣的是，上文提到窝里混又号“自在
由此看来，辽太祖时期李胡被称为“自在太子”，实际上反映了辽初“皇子通称为太子”的现象。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辽代只有称“皇太子”者才是明确的皇位继承人，而所谓的“自在太子”其实并没有皇储的身份和涵义。[20] 因此，“自在太子”与后来李胡在太宗朝获封的“皇太子”并无关联，两者不可相提并论。
二、辽太宗朝的“皇太子”李胡
李胡在太宗时期被封为“皇太子”，史有明文，言之凿凿。《辽史·太宗纪》云：“(天显五年三月)乙亥，册皇弟李胡为寿昌皇太子，兼天下兵马大元帅。”[21] 但《辽史》一书中亦有多处称李胡为“(皇)太弟”。在汉人看来，李胡既为太宗之弟，则理应册为“皇太弟”，绝不可能称“皇太子”，因此古今学者对《太宗纪》的这条记载多有质疑。
元人陈桱《通鉴续编》在后唐长兴元年(即辽天显五年)三月下有“契丹主以其弟李胡为太弟”的记载。[22] 《通鉴续编》成书于至正十年（1350），直接取材于当时刚刚修成的辽、宋、金三史，这条记载显然是源自《辽史·太宗纪》，但却改称李胡为“太弟”。清人毕沅《续资治通鉴》谓李胡在太宗时“立为皇太弟兼天下兵马大元帅”，[23] 究其史源，无非也是出自《辽史·太宗纪》，然亦将“皇太子”径改为“皇太弟”。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卷8《舒噜太后称制》在“寿昌皇太子”句下有《考异》云：“《皇子表》及《鲁呼传》均作‘皇太弟’，较妥。”[24] 亦持有类似的看法。
按照上述各家观点，《辽史·太宗纪》所谓的“皇太子”李胡似乎只是一个单纯的文字讹误问题，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辽史》有关李胡皇储封号的所有记载，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其实远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皇太子”与“皇太弟”究竟孰是孰非，实有重新探讨之必要。现将《辽史》所见李胡称“(皇)太子”与“(皇)太弟”诸例分别胪列如下：
表1 《辽史》所见“(皇)太子”李胡之例
“(皇)太子”李胡之例
史料出处
1 1
(天显五年三月)乙亥，册皇弟李胡为寿昌皇太子，兼天下兵马大元帅。
卷3《太宗纪上》，第31页。
2 ⑵
(天显十一年闰十一月) 庚午，仆射萧酷古只奏赵德钧等诸援兵将遁，诏夜发兵追击。……仍命皇太子驰轻骑据险要，追及步兵万余，悉降之。
卷3《太宗纪上》，第39页。
3 ⑶
(会同二年)二月戊寅，宴诸王及节度使来贺受册礼者，仍命皇太子、惕隐迪辇饯之。
卷4《太宗纪下》，第45页。
4 ⑷
(会同四年)二月丙申，皇太子获白獐。
卷4《太宗纪下》，第49页。
5 ⑸
(会同五年)二月壬辰，上将南幸，以诸路有未平者，召太子及群臣议。
卷4《太宗纪下》，第51页。
表2 《辽史》所见“(皇)太弟”李胡之例
“(皇)太弟”李胡之例
史料出处
1 ⑴
(天显八年正月)庚子，命皇太弟李胡、左威卫上将军撒割率兵伐党项。
卷3《太宗纪上》，第34页。
2 ⑵
(天显八年)三月辛卯，皇太弟讨党项胜还，宴劳之。
卷3《太宗纪上》，第34页。
3 ⑶
(大同元年四月乙丑)皇太弟遣使问军前事。
卷4《太宗纪下》，第60页。
4 ⑷
(大同元年四月甲申)太后闻帝即位，遣太弟李胡率兵拒之。
卷5《世宗纪》，第63页。
5 ⑸
(统和二十六年)七月，增太祖、太宗、让国皇帝、世宗谥，仍谥皇太弟李胡曰钦顺皇帝。
卷14《圣宗纪五》，第163页。
6 ⑹
(大同元年)四月，皇太弟李胡遣使问军事。
卷58《仪卫志四?汉仗》，第920页。
7 ⑺
天显五年，立为皇太弟。
卷64《皇子表》，第975页。
8 ⑻
(天显八年正月)皇太弟李胡率兵伐党项。
卷70《属国表》，第1130页。
9 ⑼
天显五年，遣徇地代北，攻寰州，多俘而还，遂立为皇太弟，兼天下兵马大元帅。
卷72《章肃皇帝李胡传》，第1213页。
10 ⑽
察割曰：“太弟忌刻，若果立，岂容我辈!”
卷112《耶律察割传》，第1500页。
11 11
时太后命皇太弟李胡率兵而南，刘哥、安端遇于泰德泉。……太弟兵败。
卷113《耶律刘哥传》，第1507—1508页。
综观以上两表，称李胡为“(皇)太子”者共计5例，而称“(皇)太弟”者共计11例。以上各例，诸本皆同，[29] 且“子”、“弟”二字字形迥异，似乎不大可能是《辽史》传抄过程中出现的讹误。
从上述例证来看，尽管称“(皇)太子”者为数较少，但均见于《辽史·太宗纪》，属于第一手的材料。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史料是《太宗纪》天显五年三月乙亥册李胡为“寿昌皇太子”，首先应该讨论这一记载的真实性。这条史料有明确的年月干支，是目前所见有关李胡皇储封号最原始、最直接的记载，不宜轻易加以否定。另外，还有石刻史料可以间接印证这条记载。李胡所封“寿昌皇太子”，其中“寿昌”之号仅见于此，但重熙六年(1037)《韩橁墓志》称李胡为“寿昌恭顺昭简皇帝”，[30] “寿昌”盖即源于“寿昌皇太子”之封号。或许这可以从一个侧面佐证上述记载的真实性。
至于《辽史》称李胡为“(皇)太弟”的例证虽有11条之多，但需要具体分析。首先，这些例证多有重复的内容。众所周知，《辽史》的某些志和表并没有独立史源，多抄自纪传。[31] 如表2例6《仪卫志》条出自例3《太宗纪》，例7《皇子表》条出自例9《李胡传》，例8《属国表》条出自例1《太宗纪》，都能看出明显的因袭关系，故不能仅凭数量多寡来判断“皇太子”与“皇太弟”二者的正误。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在表1称“(皇)太子”的5例中，除例1之外，其余4例均未出现李胡之名，不易判断其所指；而在表2称“(皇)太弟”的11例中，有9例皆可明确看出其所指为李胡。其中例1、4、5、6、8、11六例系“(皇)太弟”与李胡连称；例2与例1均为同年征党项之事，李胡之名已见于例1正月条，故例2三月条之“皇太弟”一见即知是指李胡；例7见于《皇子表》中李胡条下，例9见于李胡本传，其所指也都相当明确。这就是说，称“皇太子”者多指称不明，而称“皇太弟”者多指称明确。上述情况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这就需要从《辽史》的史源上去加以分析。
元修《辽史》主要取材于辽耶律俨《皇朝实录》和金陈大任《辽史》，“皇太子”与“皇太弟”并见很可能就是由于史源的不同而造成的。上文指出，《太宗纪》天显五年三月乙亥册李胡为“寿昌皇太子”条是目前所见有关李胡皇储封号最原始、最直接的记载，那么，有关“皇太弟”的诸多记载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也许在陈大任或元朝史官看来，身为太宗胞弟的李胡被册封为“皇太子”是不可理解的，因此不能排除后人将“皇太子”臆改为“皇太弟”的可能。从已知的例证正好可以印证这种猜测。前面说过，在称“皇太弟”的例证中，大多指明为李胡，可以设想，当“皇太子”与李胡之名同时出现的时候，史官比较容易发现其中的“错误”，故多径改为“皇太弟”；而称“皇太子”的例证则大多不明所指，故往往为史官所漏改，从而保存了史料的原貌。[32] 这大概就是元修《辽史》中“皇太子”与“皇太弟”并存的原因。[33] 如果仔细分析其具体的史源，可能会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称“(皇)太子”者源于耶律俨《皇朝实录》，而称“(皇)太弟”诸例则可能为陈大任《辽史》所改；第二，在称“(皇)太子”的例证中，既有源于《皇朝实录》者，又有为陈大任《辽史》所漏改者；第三，称“(皇)太弟”的诸多例证，既有可能为陈大任《辽史》所改，也有可能是出自元朝史官的臆改。总而言之，今本《辽史》中“(皇)太子”与“(皇)太弟”并存的现象不外乎以上几种原因，但这几种情况也许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就上述史源情况来看，称李胡为“皇太子”的记载理应出自第一手的原始文献，而称“皇太弟”者则当出自金元史官之手。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金、元两朝也都存在着与辽代类似的误用“皇太子”名号的现象，照理说金元史官对这种现象应该并不陌生，怎么会臆改“皇太子”为“皇太弟”呢？金初女真人汉化程度不深，确实存在着误用“皇太子”名号的情况，但至金朝中后期女真人已近乎全盘汉化，身为汉人的陈大任对上述现象恐怕已经难以理解。蒙古人的汉化程度远不及女真人，乃至元朝中期仍有误用“皇太子”名号的现象，但有证据表明，当时汉人已有改称“皇太子”为“(皇)太弟”者。《元史》谓武宗“立母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即元仁宗)为皇太子”，[34] 而元末邵亨贞在追述武宗嗣位始末时，却谓“仁宗皇帝以太弟先入居东宫”云云。[35] 《佛祖历代通载》卷22壬申岁亦云：“武宗继统，仁宗以太弟监国。”[36] 都是将“皇太子”仁宗改称为“(皇)太弟”的例子。与此类似的是，上文提到陈桱《通鉴续编》径称李胡为“太弟”，也反映了同样的问题。元修《辽史》以欧阳玄、揭傒斯、张起岩等汉人史臣为主，他们也完全有可能按照汉人的政治文化观念去理解辽朝历史。既然如此，金元史官若将“皇太子”李胡臆改为“皇太弟”，这种可能性应该说是很大的。
以上结论并非仅仅建立在史源分析之上，在《辽史》及宋代文献中还能找到称李胡为“皇太子”的其他旁证。
《辽史·百官志》云：“天下兵马大元帅府。太子、亲王总军政。”[37]
另外，宋代文献中也有两条间接的证据。上文所引宋琪《平燕蓟十策》提到后晋末期辽国诸大首领，其中为首者即“太子”。
综上所述，无论是就版本依据而言，还是从史源分析的结果来看，都表明《辽史?太宗纪》封李胡为“寿昌皇太子”一事当属可信的原始记载，后人将“皇太子”径改为“皇太弟”恐怕是值得商榷的。
三、“皇太子”名号的政治文化解析
上文已从文献考索的角度证明，李胡在太宗朝确实被册封为“皇太子”。然而问题在于，既然李胡是太宗之弟，如欲立其为储，则理应封为“皇太弟”，又为何会封为“皇太子”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应当从政治文化的层面去寻求可能的答案。
首先应对李胡被立为皇储的政治背景略作交代。太宗即位后，述律后“常属意于少子李胡”，[44] 有意让其承袭帝位。况且天显五年太宗尚无子嗣，[45] 于是在述律后的授意下，太宗便按照契丹世选制的传统，册封李胡为“寿昌皇太子兼天下兵马大元帅”，正式将其确立为皇位继承人。在汉人的政治文化观念中，“皇太子”名号具有双重涵义，一是皇位继统的政治意义，二是父死子继的伦理内涵。但不可思议的是，辽太宗仅仅将“皇太子”名号理解为一种皇储身份，而完全忽略了其父子相承的伦理关系，这未免让后人觉得难以理解。其实，在辽太宗时期还有过其他类似的情况，可能有助于我们对上述现象的理解。
辽太宗灭晋以后，曾发生过原幽州节度使赵延寿求为“皇太子”的事件。《辽史·赵延寿传》云：
太宗克汴，延寿因李崧求为皇太子，上曰：“吾于魏王虽割肌肉亦不惜，但皇太子须天子之子得为，魏王岂得为也？”盖上尝许灭晋后以中原帝延寿，以故摧坚破敌，延寿常以身先。至是以崧达意，上命迁延寿秩。[46]
辽太宗伐晋之初，曾允诺灭晋后“以中原帝延寿”，及辽军克汴，赵延寿遂通过李崧要求太宗依约封其为“皇太子”。显而易见，赵延寿求为“皇太子”，实际上是要求取得类似于石敬瑭“儿皇帝”那样的身份，并凭借这一名分成为中原之主。有趣的是，身为汉人的赵延寿，居然会谋求成为契丹的“皇太子”，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契丹人对“皇太子”这个名号缺乏真正的理解，不仅不了解其中所包含的伦理内涵，就连有没有血亲关系似乎都可以不予考虑。不过，显然太宗当时并没有将新征服的中原地区交给汉臣直接统治的意思，于是便以“皇太子须天子之子得为”的理由拒绝了赵延寿的请求。[47] 按契丹传统世选制的观念来理解，这里所谓的“天子之子”，应是泛指天子之子嗣。赵延寿求为“皇太子”虽然遭到了太宗的拒绝，但这件事情本身可以说明，在当时契丹人的观念中，对于“皇太子”名号的理解是很不确切的。由此看来，李胡在太宗朝被封为“皇太子”也并非没有可能。
另外，在金、元两朝也都存在着类似误用“皇太子”名号的现象。天会十年(1132)，金太宗吴乞买以太祖孙完颜亶(即金熙宗)为谙班勃极烈，确立为皇位继承人。宋人晁公迈《历代纪年》云：“废主东昏王名亶，初名纳喝啰，阿骨打之孙，吴乞买立为皇太子。” [48] 此处既称完颜亶为吴乞买兄阿骨打之孙，却又明言“吴乞买立为皇太子”，这恐怕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宋人的传闻之误。该书撰成于南宋绍兴年间，所载金初帝王世系与《金史》完全吻合，说明其史源是相当可靠的，故太宗立太祖孙完颜亶为皇太子的记载应该不是空穴来风。又《宣和遗事》谓“金主归天，立太子完
蒙元一代滥用“皇太子”名号的现象是众所周知的。至元三十年(1293)，世祖忽必烈“以皇太子宝授皇孙铁穆耳（即元成宗）”，确立了其皇储地位。[51] 虽未正式册封为“皇太子”，但授以“皇太子宝”毕竟有点不伦不类。后武宗“立母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即元仁宗)为皇太子”，[52] 明宗亦立其弟图帖睦尔(即元文宗)为皇太子，[53] 都是滥用“皇太子”名号的显例。
对于元武宗和元明宗误将“皇太弟”册封为“皇太子”的现象，清人章邦元提出批评：“‘皇太子’宜称‘皇太弟’，若以兄弟为父子，则昭穆乱矣。元人之无学也。”[54] 章氏将这种现象归结为元人的不学无术，并没有点明问题的实质所在。而赵翼的评论则一语中的：
按武、明二帝皆以其弟为储副，则皇太弟之号实属相宜，乃反立为皇太子，是直以弟为子矣。盖元人不知有皇太弟故事，但知皇太子为继体之号，而不知其为对君父之称也。[55]
武宗立弟仁宗为皇太子，明宗立弟文宗为皇太子，盖以皇太子为继体
赵翼认为，蒙元皇帝之所以如此滥用“皇太子”名号，无非是因为其对汉文化的懵懂无知，误将“皇太子”理解为皇储的专用名号，而不知其中还含有一层父子伦理关系。[57] 上文所述辽、金两朝误用“皇太子”名号的事例，与元朝的情况非常类似，反映了同样一种政治文化现象。
综上所述，辽金元三朝误用“皇太子”名号的种种例证，显然是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汉化不彻底的表现。上文谈到的辽金元时期“皇子通称为太子”的现象，其实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从这样的文化背景来分析，李胡在辽太宗时期被封为“皇太子”就不难理解了。以上就是笔者对太宗朝“皇太子”名号问题的政治文化解析。
四、“沿名之风”：辽代政治文化的一个侧面
上文围绕太宗朝的“皇太子”名号问题，从文献考索和政治文化分析两个方面得出了一个基本结论，即李胡在天显五年被封为“皇太子”一事绝非史官之误记，而是反映了辽初契丹人对汉文化懵懂无知的真实状况。实际上，像这样误用汉式名号的现象在整个辽朝一代都是十分常见的，从中可以折射出辽代政治文化的一个鲜明特征。
《辽史·百官志序》对辽朝制度有一番总体的评介，其中说道：“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国制简朴，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58] 这段话精辟地概括了辽朝的北南面官制度，对此前人已有诸多论述，毋庸赘言，但最后一句所提到的“沿名之风”却似乎从未引起史家的关注。事实上，这在辽朝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元朝史官将其称之为“沿名之风”，可谓是对辽朝政治制度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总结。
所谓“沿名之风”主要是针对辽朝在汉化过程中简单机械地效仿汉制的做法而言的，指的是沿袭汉“名”而又“名”不副实的一类现象。如果仔细分析辽代“沿名之风”的具体表现，可以大致归纳出以下三类情形：
第一，由于对中原王朝典章制度的一知半解，导致汉文化中的某些政治术语在辽朝的滥用。
辽代契丹人的汉化程度十分有限，对中原王朝典章制度的了解相当肤浅，以致某些很常见的官称和习称也屡屡被滥用。譬如，在辽朝使用频度极高的“宰相”之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历代王朝的宰相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官名，而是对某一类职官的通称。宰相的正式官名历代各不相同，但从来没有哪个王朝直接以“宰相”名官。而契丹人因对“宰相”的概念一知半解，常误将其当作一个职官名称来使用，不仅在朝廷设置北府宰相、南府宰相作为北南面官系统中的高级官员，而且国舅帐设有国舅宰相，诸京城设有诸京宰相，甚至在北面部族官中也广设宰相，如女直宰相、渤海宰相等等，可见“宰相”一名使用之滥。[59] 又如中原王朝的三师、三公名号，辽朝除了用以授予大臣外，甚至还将“太师、太保、司徒、司空施于部族”，[60] 与滥用“宰相”官称的情况十分相似。另外，辽朝人口中的“京师”一名也反映了同样的问题。“京师”在中原王朝是特指国都而言的，但由于辽朝实行四时捺钵制度，国家的政治中心并不在任何一个京城，所以当时人缺乏中原王朝那样的国都概念，对“京师”一词的使用也就相当宽泛，以致辽五京多有“京师”之称。[61] 这些例证说明，辽人在袭用中原王朝的某些官称和习称时，往往滥用其名而不究其实。
第二，由于契丹社会伦理行辈观念十分淡薄，使得某些皇室称谓在使用上不够严谨。
我们知道，在契丹社会中广泛存在着甥舅婚、姑侄婚以及“妻后母，报寡嫂”等异辈婚的习俗，[62] 婚嫁不论行辈，说明契丹人的伦理行辈观念非常淡薄。这种现象反映在皇室称谓上，常常表现出用词的不严谨和随意性。譬如在辽代文献中，“王子”和“皇子”两词的使用就很不讲究。如《辽史·穆宗纪》有“王子敌烈”，《圣宗纪》有“王子药师奴”，[63] 志、传中又提到穆宗应历中有王子必摄、王子只没。[64] 据《皇子表》，敌烈为太宗第四子，药师奴为景宗第四子，必摄为太宗第五子，只没为世宗第三子。这四人与当朝皇帝均非父子关系，但《辽史》却笼统地将他们都称为“王子”。[65] 又《耶律庆嗣墓志》、《贾师训墓志》均提及“皇子燕国王”，[66] 皆指道宗孙燕国王延禧，两方墓志都作于道宗朝，其作者不可能不知道宗与延禧乃是祖孙关系，但却称之为“皇子”。这些例证说明，契丹社会的伦理行辈观念远不像中原王朝那么严密，因此某些皇室称谓的使用显得非常随意。[67] 由此看来，太宗封李胡为“皇太子”一事，恐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了这种社会习俗的影响。
第三，由于契丹人汉文化知识的粗疏浅薄，从而造成某些汉式名号的误用。
有关辽朝社会中存在的此类现象，上文谈到的辽初“皇子通称为太子”以及太宗朝“皇太子”名号便是典型的例子。与此相似的情况还有“皇太妃”名号问题。在汉文化中，“皇太妃”是授予先皇妃嫔的一种封号。《辽史》屡见之“皇太妃”，即承天太后之姊胡辇。据宋代文献记载，胡辇为齐王罨撒葛妃，[68] 陈汉章《辽史索隐》因谓“皇太妃”当作“王太妃”，[69] 《辽史》点校本亦取其说。[70] 然而胡辇之称“皇太妃”，亦见于辽代石刻及宋代文献，[71] 可见陈氏之说实属臆测。值得注意的是，胡辇称“皇太妃”的例证均出现在圣宗即位以后，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由于胡辇为承天太后之姊，地位尊贵，大概契丹人误以为“皇太后”之姊当称“皇太妃”，这可能就是胡辇此封号的由来。[72] 归根结底，“皇太妃”名号的误用仍然应归咎于契丹人汉学知识的粗陋。
综上所述，辽朝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沿名之风”现象实际上是契丹汉化不彻底的重要表征。具体而言，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这种汉化的不彻底性。其一，契丹在接受华夏文明的过程中存在着显著的“夹生”现象。虽然自辽朝建国伊始就有意摹仿中原王朝的名物制度，但总的来看，契丹人对汉文化实际上是比较隔膜的，对于汉制的了解往往是仅知其皮毛而已，譬如辽朝的五京体制就与中原王朝的都城制度似是而非，所谓“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的现象就是这种状况的真实反映。其二，辽代政治文化中存在着鲜明的胡汉杂糅特征。众所周知，“因俗而治”是辽朝一代的基本国策，辽朝始终坚持实行“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二元政治，在吸收汉文化的同时有意识地保存契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如北南面官制共存，部族制与州县制并行不悖，皆为典型的例证。故道宗时出使辽朝的宋人陆佃，有“辽人虽外窥中国礼文，然实安于夷狄之俗”的评价，[73] 可谓是对辽朝社会的敏锐观察。
早在上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曾提出辽代存在着“第三文化”的见解。所谓“第三文化”，是指契丹文化与汉文化相互交融而又彼此游离的一种夹心层文化，是两种文化在碰撞与融合、同化与涵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这种特殊的文化类型中，汉文化与契丹文化处于伴生的状态，既保留了各自原有的若干成分，又在互相交融与调适中发生了新的变化。[74] 本文所讨论的“沿名之风”现象，或许就可归入这种“第三文化”的范畴。
〔作者邱靖嘉，北京大学
原刊《历史研究》2010年第6期
附识：本文发表时略有删节，今将全文上传。
[1] 《宋史》卷264《宋琪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125—9126页。此文亦见于《宋会要辑稿》蕃夷1之14、《历代名臣奏议》卷322《御边门》。
[2] 钱若水：《太宗皇帝实录》卷79，至道二年九月戊寅，《四部丛刊三编》本，上海：上海书店，1985年，叶3a。
[3] 邓广铭（署名邝又铭）：《〈辽史·兵卫志〉中〈御帐亲军〉〈大首领部族军〉两事目考源辨误》，《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2期。
[4] 有学者对上文《宋史?宋琪传》所称“自在太子”的断句提出异议，王树民先生在《廿二史札记》卷27《辽史二》所引上文后有一条附注：“《宋史·宋琪传》云：‘述律氏生三男，长曰东丹，次曰德光，……季曰自在。太子东丹生永康。’‘太子’二字应属下读，本文节取不当，遂成衍文。”按《契丹国志·恭顺皇帝传》称其“封为自在太子”，《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70亦谓“自在太子阮为恭顺皇帝”，知“自在太子”确系一专有名号，《宋琪传》断句不误。
[5] 叶隆礼：《契丹国志》卷14《恭顺皇帝传》，贾敬颜、林荣贵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52页。
[6] 《长编》卷70大中祥符元年：“契丹主追尊阿保机庙曰太祖，……自在太子阮为恭顺皇帝。”(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583页)
[7] 《契丹国志》卷14《恭顺皇帝传》，校勘记四，第155页。
[8] 《辽史》卷2《太祖纪下》，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1页。
[9] 李胡在太祖朝的正式称谓可能是“王子”，近年在辽代祖陵遗址发现的石碑残片即称“李胡王子”，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等：《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代祖陵陵园遗址》，《考古》2009年第7期，第52页。
[10] 《旧五代史》卷137《契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832页。参见《五代会要》卷29《契丹》及《册府元龟》卷962《外臣部·官号》、卷967《外臣部·继袭二》。
[11] 《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一》亦同此误，冯家昇《辽史与金史新旧五代史互证举例》云：“盖安端以功王东丹，与人皇王事迹相似，二史遂误以为太祖子云。”(《辽史证误三种》，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367—368页)
[12] 《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卷275《后唐纪四》，天成元年九月癸酉，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993页。
[13] 《通鉴》卷275《后唐纪四》，天成元年七月壬申：“契丹主攻渤海，拔其夫余城，更命曰东丹国。命其长子突欲(倍之小字)镇东丹，号人皇王，以次子徳光守西楼，号元帅太子。”(第8988—8989页)
[14]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光绪三十四年许涵度刻本，1987年，第128页，据活字本校补。关于阿骨打诸子的称谓次序，元释觉岸《释氏稽古略》卷4指出：“旻第二、第三二子早世，所以误呼其四为二，五为三，六为四也。”(《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9史传部一，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第887页)
[15] 《金史》卷111《完颜思烈传》云：“自五六岁入宫充奉御，甚见宠幸，世号曰‘自在奉御’。”这条记载亦可印证笔者的推测。
[16] 《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714页。
[17] 《元史》卷122《按扎儿传》，第3007页；卷123《艾貌传》，第3039页。
[18] 《元史》卷124《速哥传》，第3053页。
[19] 《廿二史札记》卷29《元帝子称太子者不一》，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675页。因元朝汉化迟滞，直至元代中后期仍然存在“皇子通称太子”的现象，但前后有所不同，赵翼云：“大概国初时，正宫皇后所生，虽非冢嫡，亦称太子，其余则称王。中叶以后，则非正宫所生亦称太子，而命为继体者，则称皇太子。”
[20] 与辽初的情况类似，元朝也有册封皇太子与“皇子通称为太子”并存的现象。如据《元史·宗室世系表》，泰定帝四子，长为皇太子阿剌吉八，第三小薛太子，第四允丹藏卜太子；文宗三子，长为皇太子阿剌忒纳答剌，次曰燕帖古思太子，三曰太平讷太子。赵翼认为凡称“皇太子”者即为皇位继承人，而称“太子”者则反映了“皇子通称为太子”的现象，参前引《廿二史札记》卷29《元帝子称太子者不一》。
[21] 《辽史》卷3《太宗纪上》，第31页，中华书局点校本已将此处“皇太子”改为“皇太弟”。此外，《太宗纪》中另有四处亦称李胡为“(皇)太子”，详见下文。
[22] 陈桱：《通鉴续编》卷2，后唐长兴元年三月，元刻明修本，叶12b。
[23] 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宋纪一》，建隆元年十月丙子，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1页。
[24] 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卷8《舒噜太后称制》，崔文印、孟默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06页。又卷13《鲁呼争立》在“寿昌皇太子”句下亦有《考异》云：“‘太子’应作‘太弟’，详卷八。”(第292页)
[25] 罗继祖：《辽史校勘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9—10页。
[26] 《辽史》卷3《太宗纪上》，校勘记一：“册皇弟李胡为寿昌皇太弟：‘弟’，原误‘子’。据下文八年正月、卷七二本传及《皇子表》改。”(第42页)
[27] 《辽史纪事本末》卷8《舒噜太后称制》，第206页；卷13《鲁呼争立》，第292页。
[28] 刘凤翥：《辽代太宗朝并无皇太子》，《北方文物》1998年第2期，第61—62页。
[29] 笔者所校《辽史》诸本包括：《永乐大典》残本，百衲本，内阁大库藏明初内廷朱丝栏抄本(见杨家骆主编《辽史汇编》第1册，台北：鼎文书局，1973年)，明嘉靖八年南京国子监刻本，明万历三十四年北京国子监刻本以及乾隆四年武英殿校刊本。
[30] 陈述辑校：《全辽文》卷6，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20页。
[31] 参见冯家昇：《辽史源流考》，《辽史证误三种》，第51—57页。
[32] 不过，《太宗纪》天显五年三月乙亥“册皇弟李胡为寿昌皇太子”条却是一个例外，或许是因为称李胡为“皇太子”的记载初见于此的缘故，史臣出于谨慎而未敢妄下雌黄。
[33] 与笔者的思路不同，刘凤翥先生认为，《辽史·太宗纪》所称“皇太子”诸例均为“皇太弟”之误，但由于未确指为李胡，后世校史者遂因循未改，参见前揭刘凤翥《辽代太宗朝并无皇太子》。
[34] 《元史》卷22《武宗纪一》，第480页。
[35] 邵亨贞：《野处集》卷3《元故嘉议大夫邵武路总管兼管内劝农事汪公行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215册，第206页。
[36] 《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9史传部一，第734页。
[37] 《辽史》卷46《百官志二》“北面军官”，第735页。
[38] 冯家昇：《辽史源流考》，第54页。
[39] 上文指出，天下兵马大元帅德光在太祖朝被俗称为“元帅太子”，这里所谓的“太子”是“皇子通称为太子”的“太子”，而《百官志》此处的“太子”则是指具有皇储身份的“皇太子”，故所谓“太子总军政”者并不包括德光。
[40] 有迹象表明，《辽史·百官志》虽多直接摘抄自本书纪传，但也有部分条目当源自耶律俨《皇朝实录》或陈大任《辽史》。如《百官志》中“东京都详稳司”、“管押平州甲马司”、“西南路巡察司”等条均不见于今本《辽史》，即为明证。
[41] 《通鉴》卷281《后晋纪二》，天福三年七月戊寅，第9188页。
[42] 这里需要解释的是，为何说上文所引宋代文献中提到的“太子”，并非李胡“自在太子”之省称？按辽朝“皇子通称为太子”的现象仅见于太祖朝，而以上两条史料谈到的都是太宗朝的事情。况且从宋琪《平燕蓟十策》及《通鉴》上下文来看，其所胪列的辽朝权贵，均以其正式封号或官名相称，由此看来，《平燕蓟十策》所称“太子”应是指辽太宗朝的“皇太子”，而《通鉴》此处的“元帅太子”则是“皇太子兼天下兵马大元帅”之省称。
[43] 宋代文献中另有一例辽太宗时代的“皇太子”。《新五代史》卷8《晋本纪八》天福二年(937)二月丁酉“契丹使皇太子解里来”。此条记载亦见于《册府元龟》卷980《外臣部·通好》：“契丹太子解里、舍利梅老等到阙见。”然《辽史·太宗纪》天显十一年(936)十二月辛卯条载：“闻晋帝入洛，遣郎君解里德抚问。”所谓“皇太子解里”当即“郎君解里德”，此应为中原文献之误记。参见谭其骧：《〈辽史〉订补三种》，《长水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65页。
[44] 《辽史》卷71《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传》，第1200页。
[45] 据《辽史》卷3《太宗纪上》，太宗长子述律生于天显六年八月，已在封李胡为“皇太子”之后。
[46] 《辽史》卷76《赵延寿传》，第1248页。
[47] 此事亦见于《旧五代史》卷98《赵延寿传》，谓“我闻皇太子，天子之子合作”云云，《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一》、《通鉴》卷286《后汉纪一》天福十二年二月丁巳条略同。从中原文献的表述来看，“皇太子须天子之子得为”的说法显然并非契丹人的固有观念，辽太宗无非是以此作为回绝赵延寿的借口而已。
[48] 晁公迈：《历代纪年》卷10，《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宋绍熙三年盱江郡斋刻本，2002年，第826册，史部政书类，第209页。此书有绍兴七年（1137）自序，但卷10所记金朝纪年迄于熙宗皇统末，其成书当在绍兴二十年以后。
[49] 《宣和遗事》后集，《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4页。
[50] 《朱子语类》卷133《本朝七》“夷狄”云：“暗版孛讫烈，虏中谓‘大官人’也，‘大官人’者即所谓太子也。”(王星贤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195页)
[51] 《元史》卷17《世祖纪十四》，第373页。又卷119《玉昔帖木儿传》谓世祖“授皇孙以储闱旧玺”，即指此事。
[52] 《元史》卷22《武宗纪一》，第480页。
[53] 《元史》卷31《明宗纪》，第698页。
[54] 章邦元：《读通鉴纲目札记》卷20《元纪》，“命皇太子领中书令”条，《四库未收书辑刊》第3辑，北京：北京出版社影印清光绪十六年铜陵章氏刻本，2000年，第12册，第581页。
[55] 《廿二史札记》卷14《皇太弟》，第291页。
[56] 《廿二史札记》卷30《弟为皇太子叔母为太皇太后》，第708页。
[57] 张帆教授认为，元朝滥用“皇太子”名号，乃是因为蒙古统治者昧于汉制，误将“皇太子”视为不可拆卸的皇储固定专用词，参见氏著《元朝的特性——蒙元史若干问题的思考》，《学术思想评论》第1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71—472页。
[58] 《辽史》卷45《百官志序》，第685页。
[59] 契丹人滥用“宰相”一名由来已久，早在契丹建国前已有“北宰相”、“南宰相”之类的官号。参见岛田正郎：《辽朝宰相考》，《大陆杂志》40卷3期，第71－84页；李锡厚：《辽代宰相制度的演变》，《民族研究》1987年第4期，第89－96页。
[60] 《辽史》卷47《百官志三》，第771页。
[61] 参见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02－205页。
[62] 参见朱子方：《从出土墓志看辽代社会》，《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2期，第100—103页；向南、杨若薇：《论契丹族的婚姻制度》，《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第150—151页；程妮娜：《契丹婚制婚俗探析》，《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1期，第233—234页。
[63] 《辽史》卷6《穆宗纪上》，第76页；《辽史》卷10《圣宗纪一》，第110页。
[64] 《辽史》卷61《刑法志上》，第938页；卷108《王白传》，第1476页。
[65] 又《宋会要辑稿》蕃夷1之25谓咸平四年(1003)有契丹归明人来附，称为“契丹王子耶律隆庆”属部。按隆庆为圣宗之弟，时人亦称之为“王子”。
[66] 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57、478页。
[67] 金、元两朝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如金太宗时称太祖之子宗峻、宗辅为“皇子”，元世祖朝皇孙也先帖木儿亦被称为“皇子”，元成宗时皇侄海山也有“皇子”之称，可见“皇子”一词的使用也是很不严谨的。
[68] 参见《长编》卷55，咸平六年七月己酉，第1207页。
[69] 陈汉章：《辽史索隐》卷2，《缀学堂丛稿初集》本，民国25年（1936）排印本，叶9a。
[70] 参见《辽史》卷一三《圣宗纪四》，校勘记七，第151页。
[71] 如统和十八年(1000)《高嵩墓志》，向南等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8页。又《宋会要辑稿》兵8之12有景德元年(1004)契丹奚王及“皇太妃”等率军南侵的记载，即指胡辇。
[72] 有学者怀疑齐王罨撒葛死后，胡辇被景宗收为妃嫔，故圣宗立其为皇太妃，参见孙进己：《威镇辽代西北疆的皇太妃胡辇》，《契丹民族史》附录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7页。按此说并无任何文献依据，不足取信。
[73] 陆游：《家世旧闻》卷上，孔凡礼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96页。
[74] 参见Karl A. Wittfogel and Feng Chia-Shêng,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907-1125),
承蒙作者惠赐佳作，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