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芜开业庆典拱门:徐刚:伟人可能是罪人 还历史争议人物一个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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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刚:伟人可能是罪人 还历史争议人物一个公道

2011年12月20日09:26 中国青年报 我要参与(574)

近日,作家徐刚修订了自己的旧作《民国大江湖·话说袁世凯》及《少年中国梦·再读梁启超》,连同新创作的《先知有悲怆·追记康有为》共同推出。徐刚欲借自己的书探讨一个问题:任何一场革命,首先要有思想的支撑。辛亥革命的精神火光,是由康梁的百日维新点燃的。后人谈及辛亥革命,几乎把这段忘却。徐刚想用文字告诉读者一些更加真实而丰富的历史。

写史往往不易,当一个时代成为历史,细节成为废墟之后,想还原其原貌,费时费力。这一点,徐刚很清楚:“历史的许多真实细节,都随时间消逝了。所谓史书所载,往往是成功者的历史,它决不会认真地记载失败者的历史。成功者的历史是夸大的,记载失败者的历史,其实也是夸大的,将它钉在耻辱柱上,极尽诬蔑攻击之能事。很多的真相被掩盖。”

“像袁世凯,一生风风雨雨,是是非非,历史上确实留下骂名。最有名的是他83天的皇帝梦。但你若细看各种史料,细读晚清的各种文档,你会发现,袁也是当时朝廷中最能干且力主改革的一员大臣。”徐刚说。

他喜欢写有争议的人物,这也给写作带来不小的困难。他得参考大量正史、野史,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刊物。因此,于他而言,创作积累不是几年的事,而要数十年。

“对我来说,写这三个历史人物最困难的是,我叙述的角度是什么。”徐刚坦言,自己只想给读者展示一个较为可信的历史。

他觉得难度最大、最不易落笔的,是《先知有悲怆·追记康有为》。当年写梁启超、袁世凯时,已涉及康有为,但徐刚始终不敢写,因为要把握这样一个“先知”,徐刚觉得自己能力不够。时隔几年,再下笔时,徐刚选择从康有为维新失败、流亡海外时写起。百日维新、公车上书,只在回忆中带过。主要写他在国外16年,如何做一个“耐苦不死之神农”,寻遍大地,亲尝百草,采药配方以治中国之病。

“在那个年代,只有康有为,把世界跟自己、跟中国拉得这么近。他走了很多国家,每到一处,必做调查、研究,集他国优良之大成,寻未来中国之富强。他仅是蛰居喜马拉雅山(那时叫须弥山)就是两年,往德国跑了9次,共流亡16年。我说他是‘先知’,一个被我们遗忘的‘先知’。没有比一个民族遗忘自己的先知更可悲的了。”徐刚说。

为乱世里的争议人物立传,难免引起非议。对此,徐刚有自己的把握——“伟人既非圣人亦非完人,更可称伟人的另一面或有可能是罪人。功过是非,历史要有一个客观的评价。就拿袁世凯来讲,我在书中有记载,他在任时,曾创造了多个‘第一’,如,训练了中国史上第一支陆军,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央银行,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警察系统。他颁布了中国第一部森林法。当年袁世凯回洹上养疾,带领农民种了好多树,至今当地百姓为之受益。”

徐刚曾把这个事告诉林业局的领导,他们很惊讶,想不到第一部森林法是由袁世凯颁布的。

徐刚说:“人总是矛盾的。袁世凯后来想做专制独裁的皇帝,这是历史的倒退,说他‘窃国大盗’没错。但因为这83天皇帝梦而否定他的一生,我认为不公平。”

此外,即使是康有为、梁启超,后世也争议不断。“所有伟大的人物都是有争议的。对康的批判,主要是保皇、守旧、顽固、不革命,且参与了张勋复辟。他向往的是英国的君主立宪、议会民主,简言之,皇帝没有权力,国家是公有的。这是他想走的路,要改良不要革命,是他一生没有实现的梦。康有为说过,你们打倒一个清政府也就罢了,怎么把五千年的儒家文化也打倒了呢?”徐刚说。

他写这些历史题材的作品,只是想“还历史争议人物一个公道,仅此而已”。

(责任编辑:宋伟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