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水资源管理条例:[转载]中国教师报报道：我为教育狂

我为教育狂（上）

　　
　　 

                                 □ 本报记者 康 丽
　　
　　            
 



    “我是中国教育史上继孔子之后的第二个教育思想家，是人类教育史上继孔子、柏拉图、卢梭、赫尔巴特、杜威之后的第六个思想家。”
　“我发现了教育的本质，这将是人类教育史上一个巨大的转折。”
　 　坐在记者面前的这个人实在很普通，但话语却那么惊人，简直让人无法置信。可是看着他的眼睛，又像孩子一样纯净，不夹杂任何杂质。让人相信他不是在夸耀，而是在认真地陈述一个事实。但这些话一出口，谁不把他当作疯子？坐在他对面的我，虽然怀着一肚子的疑问，却没能这么想。
　　他叫柯领，一个与你我完全一样的普通人，租住在成都市郊一个５层楼上，没有成家立业，没有买房购车，也没有工作，他所拥有的只有时刻不离身的书籍。每个走进柯领屋子的人都会惊讶，到处都是书，那些书层层累积起来，几乎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很多人都会说，你有这么多书，比大学教授还多呢。听到这些话，柯领像个坐拥书城的国王，笑得像个孩子。
　　他是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思考者，也就是我们今日所常常提到的民间思想家。没人给他提供各种便利资源，没人给他维持生存的薪水，没人给他什么荣誉奖励。柯领孤独一人走着自己的路。
　 　他思考的问题很简单也很复杂，那就是教育的本质是什么。从最初无意中选中这个难题，到现在论文《教育本质的新视角》的发表、《生命教育学》等专著的即将出版，柯领的教育理念在慢慢地形成之中。他认为，自己已经发现了教育的本质，解决了世界难题，而这个发现一定会引起巨大的轰动和世界性的革命，将彻底改变三个领域，人学、心理学、教育学。柯领是如此坚信自己的发现，正如信徒们对耶稣的深信不疑。因为，这个发现是他经过了１８年的思索，经过无数次的批判和超越才得到的。
　　从２２岁到４０岁，１８年的黄金岁月。２２岁时的柯领，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是大家崇拜的赚钱偶像，是同学心中的演讲好手。可是今天，无论是当年的同学还是后来的学生，都已经过上有车有房的“好生活”，可他还寄居在郊区的房子里，每天与这些书为伴，靠远在美国的母亲寄钱过日子，还不能“独立”，这是痛苦还是幸福？这是屈辱还是坚守，岁月不能给出答案，似乎找寻也已经没有了意义。
　　
　　                      

                             “做世界级的教育家”
　　　　
　 　１９６３年，柯领出生在四川乐山。没过多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虽然它让很多人失去了上学的机会，但在柯领看来，却歪打正着让他有机会接触大自然，读了一次圆满的“自然之书”和“艺术之书”。为此，他甚至认为，人在１２岁之前所要做的主要是两件事，一是尽情地自由玩耍，让身体得到健康的成长。另外就是充分感受艺术，让心灵得到健康的成长。其他逻辑色彩较浓的知识１２岁以后再学也不迟。
　　当然，这都是以后的柯领总结出来的，当时的柯领还只是一个整日忙着钓鱼、养鸡的小孩子，跟着母亲学吹口琴是他最大的乐趣。但在１９７８年的除夕夜，一件小事情使他意识到了知识的重要。
　 　除夕之夜，全家老小欢聚一堂，姐姐无意中说道：“别看柯领长得牛高马大，今年就要高中毕业了，却连小学的通分都不会。”叔叔姑姑们听了，很是震惊，就出了几道最简单的通分题给柯领演算，但他却只做对了一道。众目睽睽之下，柯领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挫伤。他决定从现在开始要好好学习。为此他重新从高一念起，１５岁了，他才真正地读了“书本之书”。
　　１９８２年，念了４年高中的柯领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重庆大学的电气工程专业。８０年代的中国，是中国的又一次“文艺复兴”。初到大学的柯领像一个贫穷的乡巴佬走进了知识的大观园，如饥似渴地吸收着一切。在柯领看来，这是他人生最幸福的一段时间，“跟城市里的孩子不一样，他们以前学得太多，有的都厌学了，但是我太缺乏知识了，小时候该玩的全都玩了，到了大学，我几乎就像猛虎下山，以加速度发展，我感到越来越饱满，有种幸福的感觉。”在他到处去听讲座，发疯般地汲取知识的过程中，他产生了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使命感。
　　一个偶然的机会，柯领成为了重庆大学的风云人物。在系里一次歌咏比赛中，柯领偶然发现有很多人都不识谱。于是从小喜好音乐的柯领毛遂自荐，当起了老师，没想到竟然得到了好评。这给了柯领极大的信心和勇气，也让他看到了机会。没过多久，校园的宣传栏便贴出了一张音乐鉴赏海报。同学对音乐的热情响应完全出乎柯领的意料，２００多人的教室人山人海，柯领的才能在这次讲课中得到了充分的施展。认识柯领的人都对他说，老柯，你天生有讲课的才能，上讲台比在下面更疯狂，更有精神。演讲结束后，很多学生追上讲台要柯领的联系方式，这才明白他原来是个普通的大二学生。
　　音乐讲座成功了，柯领又举办了音乐培训班。柯领因此成了学校里不多的学生“万元户”。有的同学甚至开玩笑说，“当培训班开始的时候，就证明柯领没钱了。” 还有的人说，“如果柯领向全校发出１００封求爱信，肯定会受到１２０封回信。”为什么？因为当时的他实在太有名了，太有活力和朝气了。
　　柯领把这些都当作是迈向成功道路的一种锻炼和考验，他满怀信心，因为前面是一个无比灿烂的梦想。但是人生的奇特在于，它永不会按照一种模式和轨迹平稳发展。就在１９８４年，柯领遭遇到了人生的一次重大变故。
　 　那时，在别人看来，柯领可谓是春风得意，但是柯领的心却沉浸在痛苦中。先是专业课成绩一落千丈，接着是初恋的失败，而最大的打击是理想的破灭。随着阅历的增长，柯领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根本不适合做他原来设想中的政治家，但他为此付出了整整两年多的时间，还有身体健康的代价！两年的理想，现在看来不过是浪费时间和可笑的傻气。梦一旦醒来，又该去向哪里？
　　音乐培训班的经历让柯领看到了新的希望，既然每个人都认为我讲课不错，为什么我不当老师呢？而既然要做，就一定要做最好的。因为“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能发展得就越快，对社会就越有益”，高尔基的这句名言激励着柯领。一个理想消失了，新的理想又开始了，既然要从事教育行业，就要做世界级的教育家，柯领这样想。而当时他对教育几乎是一无所知的，除了课余时旁听到的一点教育学常识。

　　
　                                  漫漫长路何时尽
　　
　　柯领下决心要写一本代表中国人，能够影响世界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教育学名著。他把这本书命名为《潜能教育学》，分为教育论、教学论、学习论三部分。为了扩大自己的视野，他风雨无阻地跑到重师去听课，把赚来的钱全投入到买书中去，一年就花了近４０００元。
　　毕业即将来临，大家都在为自己的分配奔波忙碌。但柯领却出乎大家意料地想做老师，幸运的是，刚好当时重庆大学社会科学系急需老师，经过讨论，校领导和社科系系主任都同意柯领留校做老师。
　　可是命运在给柯领机会的同时，又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半个月后，留校名额被别人占据，柯领失去了做教师的机会，被强制分到了老家乐山。
　 　老师做不成了，难道就这样回乐山？我的教育家梦想就这样完了？柯领不服气，他做出了一个更惊人、更大胆的决定——拒绝分配，自谋职业。这在当时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好好的大学生，毕业就是干部待遇，放弃了就什么都没有。老师们都劝他，可是柯领铁了心要摆脱体制的束缚，“我对这个社会绝望了，像我这么有 ‘锋芒’的人，如果到了单位，就像活泼元素突然投到了惰性气体，很快就被淹没改变了。搞研究锋芒很重要，如果没有锋芒，没有气，我就完了。”
　　 为了有搞学问的“气”，为了保持自己的锋芒，为了自己的教育理想，柯领放弃了一切，从家教做起，为自己的教育研究做准备。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没有单位，摆脱体制的潇洒不过是转瞬即逝，现实的困窘和惨淡很快就显露出来。没有钱，连最基本的生活都保证不了。无可奈何，柯领只有向自己远在美国的母亲求助。可是母亲的钱要两个月后才能到来，这两个月该怎么办？柯领想到了做家教。事实证明，即使是做家教，他做得也比别人成功。
　　柯领请人写了１４张海报，上书４个大字：“为了孩子”，后面是一个问号和惊叹号，红纸黑字给人以极强的冲击力。别出心裁的海报广告给柯领带来了生意，一个火锅店老板雇佣了他。
　 　家教的头两个月，柯领和孩子一本书都没有看，玩遍了重庆的每个角落。而柯领有意识带着孩子来到重大，让他感受大学校园的美好。接着，他们又来到了柯领那个汗牛充栋的书屋，这下子可把这个小孩震住了，无形中对知识产生了好奇和敬畏！柯领看到孩子似乎有学习的兴趣了，就单独和孩子的老师见面，要求老师这段时间多多鼓励这个曾经厌学的孩子。双管齐下，这个曾经赶走无数家教的小调皮终于在柯领的“感召”下“改邪归正”了。
　　从这次家教经历中，柯领深深感到了兴趣对学习的重要性，每一个人都有无限的潜能正待开掘。他不满足仅仅做家教了，他想做更大的事情，进一步实行自己的教育实践。１９８９年，用母亲寄来的钱，柯领创办了重庆市学习潜能研究中心，其实就是高考补习班。他向每个来询问的家长作出承诺，听课一个月，不满意可以随时走人。他的法宝就是：高考成功＝学习心态＋学习方法＋解题训练，他深信：当时的高考补习班所拥有的是解题训练，而他多了学习心态和方法，这是最重要的，但却被很多人忽略了。
　　解题由专业老师负责，柯领负责的是学生的心态训练。他充满魅力、风趣幽默的讲课给无数高考重压下的孩子们以美的享受。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服大家，只要从现在做起永远不会太晚。信念产生的力量是巨大的，那一年，柯领办的高考培训班升学率高达５０％，仅仅一年，柯领赚了近一万元。
　　正当潜能培训班已经闯出了名头，越来越多的家长希望柯领继续招生时，他却停止办学了。似乎柯领有种“怪僻”，总是在事业刚刚发展起来的时候选择离开，在别人最看好他的时候选择放弃，可是他却毫不在意，一样朝气蓬勃地把眼光瞄准了下一个方向，而这一切的转变都是为了他的教育之梦。
　　１９９１年，异国的母亲思子心切，三番五次催促柯领来美定居。无可奈何之下，事母至孝的柯领从重庆来到成都，想了解一下出国事宜。但这一来，柯领非但没有出去，反而做起了四川爱达经理学院的教务长，因为柯领本意本不在出国。在他看来，只有通过教学，才能继续自己《潜能教育学》的第二部分“教学论”的写作。
　 　实践的准备似乎已经足够了，但这时的柯领反而更痛苦了。这种痛苦来自于生命本身的追问，对自我的拷打，对教育本质的质询。越来越多的实践让柯领迷惑了，我到底在做什么？我的潜能教育学何时才能真正完成？他越看自己写的东西越厌恶，抄袭，全都是抄袭！到底哪一句是自己的创造，是自己的语言？柯领很清楚，如果不解决一个根本问题，自己的思考和研究根本无法进行下去，这个问题就是——教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教育的本质是什么？众说纷纭，柯领曾经带着这个问题去问老师，才知道这是教育界的难题，是世界级难题，还没有一个固定统一的解释。
　 　世界难题？老师的回答没有吓倒柯领，反而激起了他强烈的兴趣。他认为，中国的大学者太少了，只有从“世界难题”出发，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才能出现大学者和大思想家；解决了这个问题，自己的教育研究才能真正进行下去；做世界级的教育家，就必须要创新！为此他把自己的《潜能教育学》改名为《生命教育学》，因为在柯领看来，教育不仅是开发人的潜能，更是让生命幸福起来，充实起来。它对社会，对个人的作用是如此重大，柯领对教育本质的追问就愈发显得急迫了！
　　
　　
　
　　                         我为教育狂（下）
                                      （2003年10月23日  中国教师报）
　　
　                                    　□ 本报记者 康 丽
　　
　　                   

                         我发现了“教育的本质”——美！
　　
　 　
     寻找是一个美妙而痛苦的过程，９０年代的柯领经历了自己人生中最痛苦的思索和蜕变，但他的痛苦远远大于美妙的感受，因为他对教育本质的寻觅恰似掉进了一个无边无际的莽莽宇宙，走进了一条没有尽头，没有头绪的迷宫。没有仙女的法术，没有同伴的帮助，他只有他自己，自己一个人，一个只是旁听过教育学知识，干过几天教师的“门外汉”。
　　除了那个遥不可及的理想，他似乎一无所有了。闲暇时同学聚会，看到大家打牌的打牌，聊天的聊天，柯领觉得自己和他们几乎是两个世界的人。他想找人谈的是学术，是教育，但大家谈的却是工资、升迁、婚姻。有个老同学知道柯领的“辉煌事迹”，认为他很有经商才能，力邀他“出山”任职自己公司的经理，但柯领说： “世界上的经理有很多个，可从事教育本质研究的只有柯领一人”。
　　 豪言壮语背后是巨大的生活压力和无形的束缚！柯领已经没有后路了，只能看书，再看书，思考，再思考，艰难地向前一步步走着。
　　儿子的苦，母亲最了解，虽然中间相隔了千山万水！心疼儿子的母亲说，柯领，别再搞什么教育了，这搞不出什么名堂的！还是到美国来吧！母亲的眼泪和哀求打动了柯领，他听从母亲的安排，到成都中医药大学学习针灸推拿专业，为出国谋生打基础。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８日，柯领重新做起了学生。以前，柯领学习的音乐、工程技术、管理、心理学与教育学都更靠近西方文化，这次学的中医则完全是中式文化。刚开始，柯领对中医的把握并不是很大，但在接触中医之后，他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具有东方神韵的天人合一精神让他看到了哲学精神和美学精神的完美结合，也让他发现自己以前的思路太过单一了。
　　但让柯领奇怪的是，在中医药大学，很多学生对中医的兴趣并不是很大。９５年底的一件事给柯领以很大的触动。一天，柯领照例去川大的地摊上“淘书”，无意中买到了一本美国普度大学出版的《制图设计》。与很多中国教科书不同的是，这本《制图设计》开篇不是讲怎样画图，而是先讲制图是一门艺术，从古希腊一直讲到现代派，最后说，任何艺术都必须从图纸做起。这种做法深深地震撼了柯领。他想，我画了几年的图纸，没有一个人说画图也是一门艺术，我们都把自己当成了高级工程师，而不是艺术家。
　　１９９６年元月１日，当所有的人在庆祝新年的到来之时，柯领发明了一个公式：学科＝学科精神＋学科理论＋学科技能。他认为，任何好的教育都是精神、理论、技能三位一体的，从这个公理来看，很多学校的高等教育都是极不成功的，它们只是高等技工学校。这就是为什么学中医的大学生提不起兴趣，因为他们没有一种博大宽广的中医精神。
　　精神，在很多人看来，是很虚的东西，但在柯领看来，“无精神的理论与技能只不过是一种苍白无力而又缺少创造性的笨拙的工具”，这种学科精神是哲学精神、美学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综合。正是因为有这种精神，人们才不会觉得中医无趣，不会觉得画图枯燥，才能感觉到艺术的美。而这个新的思考正是中医的天人合一精神所给予的，他终于打开了另一扇通向梦想的窗。
　　１９９７年元月６日，７点１５分，这是让柯领刻骨铭心的一个时刻。这时的他正骑车经过成都的锦江大桥，去往铁路中心医院实习。但脑子里还在思考着教育的本质问题。他想到了前几天去师范学院跳舞的经历，流行音乐响起的时候，大家都兴趣高涨，但是轮到古典音乐和高雅音乐，却没有一个人跳舞。这种审美的冲突让柯领很恼火，因为自己“曲高和寡”吗？为什么有的人敏锐丰富，有的人却苍白贫乏？突然，直觉让他意识到，教育的本质是什么，也许就是美，不，教育的本质肯定就是美。就是因为每个人受到的审美教育不同，才会有这样那样的冲突；就是因为没有审美精神，中医才得不到学生的喜爱；就是因为没有审美精神，孩子们对枯燥的学习才产生不了兴趣。柯领的手在发抖，内心是压抑不住的狂喜，他不敢相信自己，就这样“轻易”地解决了这个世界难题。为了怕忘记，他赶忙跳下自行车，拿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记录下那一刹那的火花和灵感。医院也不去了。没过几天，柯领便向医院提出申请，不再去毕业实习，他要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新发现中去。
　 　那是一种无法言说的幸福长久以来的寻觅和探求终于有了结果，巨大的痛苦过后是无边的喜悦和充实。柯领的身体、思想、灵魂全部都变成一个字——“美”！他告诉母亲，自己不出国了，要继续做研究。母亲听到儿子这样说，急忙从美国飞回来，她又气又爱，为什么这个执拗的儿子这样认死理，撞倒南墙也不回头，已经快４０岁的成人了，还像小孩子一样固执？一怒之下，母亲照准柯领的腿，就是一脚。母亲是学川剧出身的，练过武功，这一脚很有劲，但让柯领最疼的不是腿，而是心里的亏欠。但亏欠放在心里，柯领还是坚决对母亲说：“你不能阻挡我，你阻挡了我，就是阻止世界教育的进步”。看着这个认真而执着的“傻儿子”，母亲只有流泪，还能说什么呢？
　　母亲的不理解，外人的误解和嘲笑，柯领都顾不得了，他是如此坚信自己的发现，他有满肚子的激情要挥发。他用母亲寄来的钱赢取时间，彻底沉浸到了论文《教育本质的新视角——对当代教育本质学说的批判与超越》的写作中。
　　
　　                       “拯救人类的阿基米德点”
　　
　　
    １９９８年１月１４日，柯领的论文完成了，这篇论文的时间花费了他将近１２年的思考时间和一年多的写作时间，他用了一种全新的推理论证自己的理论。
　 　在柯领看来，教育是培养人的心理与行为的社会活动。心理能够主导行为，情感更是心理活动中根本的根本。而在情感活动中最基本的社会情感就是审美情感，爱美是人们的共性，只有美才能产生普遍的共鸣和认同感。所以，教育是以培养人的审美情感为核心的社会活动，教育的本质就是美的教育——也就是培养美的、高尚的心灵。不仅如此，柯领还进一步论证了，人的本质与教育本质及人类文化的本质具有同构性，也就是说，美是教育的本质，人类文化的本质，人的本质。他把“美” 推向了极致。
　　带着自己的发现，柯领回过头来，重新阅读经典，亚里士多德、席勒、康德、蔡元培、陶行知都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教育的本质是美”。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席勒认为“要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以外，别无其他途径”，康德则认为“美是道德的象征”，现代教育家蔡元培更是提出了“美育”。但在柯领看来，大师们的理论并不能完全包含自己的思想，他在吸收的同时也试图超越，而他的“超越”就是一切以“美”为核心和本质的教育观、文化观。
　 　 “真善美”和“德智体美劳”是很多人挂在嘴边的话，但在柯领这里，顺序完全改变了，应该是“美真善”、“美德智体劳”。因为他认为，“美”是世界的最高价值，美是走向真与善的基础，是真与善的和谐统一，只有通过美才能进入真与善的结构；美是和谐，是崇高，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而真是“科学的美”，善是“道德的美”，一切都可统一于“美”的旗帜之下。
　　 “人之所以是人，而不是动物，就是因为人有审美意识”，“中国有１３亿人，搞得好是潜能，搞得不好是包袱，我们必须要盘活人口这个固定资产”。柯领坚信，只有把美作为人的本体，只有首先塑造起我们追求美的灵魂，才能正确利用放大手脚的科学知识，而不仅仅是一个缺少审美价值判断、缺少灵魂、没有精神家园依归，只能不安游荡的痛苦存在！
　　阿基米德曾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举起整个地球。”而柯领把美当作拯救人类的阿基米德点，美是走向道德的基础，是内在的道德，是内治（相对于法治而言）。这就是柯领为人类所开的治疗处方。而这个处方落到更实际的地方，就是必须要从小孩子抓起。
　 　在柯领看来，“中国目前的幼儿园与小学阶段的课程设计（甚至包括中学和大学）是以‘认知教育为本，情感教育为末’展开的，很多学生小学还没毕业，就开始厌学了，因为目前的课程设计违背了学生的内在成长节奏与成长规律，‘厌学是必然的，好学则是偶然的’，这样给家庭、社会和国家造成的损失都是不可估量的”，只有以‘情感教育为本，认知教育为末’的结构，‘野蛮其肉体，文明其精神’，孩子们才能走上审美教育之路，才能让成长越来越有后劲，充满生命激情和创造性。” 所以他说，“我扭转了整个中国教育的方向，现在的教育像牛一样蛮跑，而我就这样把它扭过来，否则的话，娃娃们要吃大苦头的。”
　　
　　                                 
               
                                理想让我走得更遥远
　　
　　
   “（有）一种欢喜是迷人的理想，它使我在荆棘之途走得更远，为理想而痛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看它终于成笑谈。”这是诗人穆旦在《智慧之歌》的话。但在柯领看来，不管别人认为这是“无聊的笑谈”还是“真理的探索”，他都乐此不疲。
　 　有一个记者曾在自己的报道中这样描述，“柯领被自己有关教育的思想疯狂地控制了起来，他自己简陋的研究居所变成了一座——研究教育思想的牢笼——而柯领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他自己教育思想的囚犯。……像他这样一个把思考作为生命产业的人，在常人眼中，就变成了一个不可理喻的人，一个不识人间烟火的孤居者”。但在柯领看来，这个牢笼何其迷人和充实，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每天都要有很多事情要去做，要去思考。虽然有很多人不理解他，认为他是个傻子，但让柯领欣慰的是，更多的人给予了他默默无闻的帮助。
　　那是一次戏剧性的经历，但却让柯领感到了温暖。１９９８年，因为一些纠纷，柯领租住的屋子要被法院强制执行。负责民警带着几个人浩浩荡荡来到柯领这里，做好“强制搬家”的准备，可是他们打开了门，惊呆了，怎么有这么多的书！负责民警看着他贴在墙上的文章，计划出版的书目，还有一些记者的报道，就问他，你的教育和孔子有何不同，柯领据实以告，传统的教育以德为本，我的教育以美为本。这个民警听了，愣了一下，忽然对柯领说：“你们这种人很难得，中国需要你，因为你不是为自己思考，是为大家思考。”二话不说，就带着人走了。
　　２００１年春，几经周折，柯领的论文终于在《教师之友》杂志发表，虽然很多人在为他是天才还是疯子在争论不休，但毕竟是发表了，这就意味着肯定，虽然未必有人理解。这时，柯领已经在成都很是“有名”了，一部分人欣赏他的新颖理论，但更多的人佩服的是他的精神，那股子不多见的“傻”和“执着”。
　　转眼间，柯领已经４０岁了，俗语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但柯领不仅没有“立”，还在不断产生着“惑”。他身无长物，只有满脑子奇怪的问题和想法，在别人看来，他的精神虽然可贵，但却太不“务实”！
　 　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是“理想主义”的“光辉岁月”，９０年代是“理想主义”的“落日斜阳”，那么２１世纪呢？或许人们都已经把“理想”当作了一种虚幻和童话，更多的人把自己放在岁月的砧板上，任其敲打，放弃了曾有的梦想幻想，为自己现实的未来而打拼。可是柯领，却还一直在朝自己１８年前的梦想一步步迈进。时至今日，这个曾经引起了巨大讨论的问题——“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已经不再是学界关注的热点，研究者们似乎更注重实证，更考虑当下的问题了。可是，柯领不管这些，还在做着最基础的“理论研究”，他为自己还保持着“理想主义的激情”而自豪，为自己的“不识时务”而自豪
　　有人认为，柯领是不幸的，至今还需要母亲的接济；也有人说，柯领是幸福的，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还有的人认为，他把自己送到了真理的祭坛，为了他梦想中“美的教育”放弃了世俗的一切；当然有更多的人对此不屑一顾，保持冷漠。可是正如柯领所言：“盲目的狂热并不可笑，可笑的是聪明的冷淡。”任何对真理的追求，即使是盲目的瞎猜，也要强过冷淡的漠视。更何况，柯领并不是盲目的狂热，他看的书，他写的读书笔记，他１８年来的思考，他所坚守的，他所放弃的，都绝非一句“盲目的狂热”所能概括。不管这一切有没有答案，柯领都不会后悔。正像鲁迅先生曾经发出的呼喊“救救孩子”，为了孩子，为了中国的教育，为了民族的未来，为了世界的美好，１８年的坚守和找寻本身就是一个最美丽的过程。
　　诗人纪伯伦曾经说过：“我们活着只为的是去发现美。其他一切都是等待的种种的形式。”而柯领的执着和坚守为这句话做出了最好的诠释。正如柯领自己所说的， “美是一种形式，也是一种价值，更是一种生命的体验；美是生命的源泉，也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所以，他不悔，还要继续走下去，为了一个未来教育家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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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中国青少年为啥没有想象力 原文地址：中国青少年为啥没有想象力作者：刘亚伟    刚看到一条消息，说2009年，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全球21个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排名世界第一，想象力却排名倒数第一，创造力排名倒数第五。在中小学生中，认为自己有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只占4.7%，而希望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只占14.9%。

    此外，美国几个专业学会共同评出的影响人类20世纪生活的20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由中国人发明；中国学子每年在美国拿博士学位的有2000人之多，为非美裔学生之冠，比排第二的印度多出1倍。但美国专家评论说，虽然中国学子成绩突出，想象力却大大缺乏。因此，教育专家刘道玉8月3日，在武汉呼吁：“传统的教育观念束缚了孩子的想象空间，中国教育的解放必须从解放孩子的好奇心开始。”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是谁偷走了中国人的创造力》，认为，中国青少年之所以缺乏想象力、创造力，原因在于我们“成材”而不是“成人”的教育观念，以及在这种教育观念影响下产生或选择的的教育体制、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在专制制度下，趋利避害的选择。

    在家长那里，教育孩子养成听话的习惯，有着比较复杂的动机，比如作为自我保护的生存术，出于趋利避害的现实计较，等等。统治者推广张扬这种文化传统，则是出于社会安定，政权稳固的考虑。  

    从一个新的生命伴随着那声初啼来到人间，孩子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成为一个好孩子，什么是好孩子呢？很简单，听话就是好孩子，听家长的话，听老师的话，对父母和老师的训导、教诲和要求只许说是，不准说不，只能顺从、遵从和信从，不能拒绝、怀疑和反对，顺就是孝，逆就是忤。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不管你有没有道理，没说之前就先已经错了。学校里选班干部、评好学生，“听老师的话”是最起码的条件，否则，老师那里绝对通不过。

    但是让人始料不及的是，这种对孩子的“听话、顺从”教育，却带来了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从根子上扼杀了人的创造力。这是因为，能够说“不”和敢于说“不”，不仅是一个人独立、尊严和自信的体现，更是一种在各种社会活动中不可缺少的能力。

    怀疑精神是科学精神的主要内涵，这种精神主张人应当面对现实不断提出问题，从问题出发，对前人进行质疑，以探求出能够经受更多怀疑、更多混乱考验的原则。通俗一点说，就是要求人们对于任何事情，对于已经决定了的，或者是常规的、习惯的、多数人遵奉的东西，都敢于问一声“为什么”，以促使我们的思想不断地趋向真理。

    无数的事例都告诉我们，在创新活动中，能否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往往是一个先决性的问题。可以说，敢于对权威、对传统理论、对已有的结论、定论和规范进行质疑，对人们习惯的事物说“不”，是一切创新、创造活动的前提。

    中国并不缺乏“自主研发”的实力与人才，缺乏的是“创新”能力，虽然国家屡屡投入巨资力促自主创新，然而，人的创造力是无法通过激励机制来促进的，它与人的思维方式息息相关，而人的思维方式是在其受教育的过程中即已形成。如果从孩子一出生就进行“听话”教育，一直到大学毕业，这时候再提出创新就为时太晚了。幼儿、小学和中学是思维方式形成的关键时期，一旦中学毕业再想改变其思维方式将会极其困难。

    西方教育与我们的根本不同在于：它从小学就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与批判思维。一位美国小学校长这样说：“在教育中，我们应该重视科学观而不是技术……经过教育，他们（指学生——笔者注）应对世界保持一种健康的怀疑态度。他们应该会提出问题，而不只是接受。”

    一个人素质的高低并不仅仅取决于知识的多寡，更主要地取决于创造能力、道德健全和人格独立的程度。变听话顺从教育为说“不”的教育，为培养怀疑精神的教育，为培养自尊、自立和自信心的教育，变成“材”的教育为做人的教育，应是我们观念更新和教育改革的方向。

查有梁给袁贵仁部长的信

(2011-11-07 09:54:01) 转载▼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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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转：查有梁给袁贵仁部长的信作者：caomli163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尊敬的袁贵仁部长：

您好！

2009年我出版了一本新书：《课程改革的辩与立》。在出版后，我立即给教育部部长和有关的司长寄送了新书，作为“一家之言”，仅供教育部参考。其中，写了这样一段：

作者认为课程改革应当是“吸取经验，逐步完善”。中国从1905年开始的100多年以来的课程改革，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的课程改革，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课程改革，包括2001年以来的课程改革，都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课程改革是文化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是“吸取经验，逐步完善”。用系统科学的术语说，教育是一个 “慢变量”，是“序参量”，任何教育改革都不可能操之过急。新一轮课程改革，深受国际课程改革的影响。“吸取经验”当然要吸取其他国家课程改革的经验。

美国是从基础教育中的“科学”课程的改革开始，发起了新一轮课程改革。美国国家科学院1996年推出美国历史上第一部《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拉开新一轮课程改革的序幕。中国于1999年出版了中译本。中国的新课程改革受到了美国课程改革的强烈“冲击”。但是，美国的课程改革并不是所有的基础教育课程都“同时”进行改革。仅仅是一门“科学”的课程改革，他们提出“也许要用10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还强调：“假若把实施这套标准这全副重担都压在科学教师们的身上，那就是极大的不公，那也是对这部标准的完全误解。”[1] 这很有启发性。

应当认真学习美国和德国在基础教育中的“技术教育”。在培养技能人才方面，美国是从幼儿园教育开始的，并且一以贯之到终身。早在上一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就开始实施“面向所有美国人的技术”计划（英文简称TFAAP）。他们成立的国际技术教育协会（ITEA）于1996年出版了《面向所有美国人的技术：技术学习的原理与结构》。1999年又正式出版了《美国国家技术教育标准：技术学习的内容》。这本书，中国于2003年翻译。[2]

在中国的基础教育中，至今尚未系统地制定“国家技术教育标准”。中国的学生，在进入职业技术学校、学院和大学之前，在技术技能方面应当说基础是相当差的。中国与美国、德国这些重视早期技术教育的国家相比，差距实在太大。这也可以找到在中国高技能人才十分缺乏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才正是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急需解决的大问题。这也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即要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应当将“综合技术教育”（包括“信息技术” ）列为正规课程、正式课程，制定出合理可行的“综合技术课程标准”和“综合技术通用教材”，真正体现出：教育与现代科学技术的有机结合是实现“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有力保证。在教师教育的培训中，广大教师对于学习现代教育技术表现了很高的热情，教师需要，学生需要，社会需要，发展需要。高校教育技术学专业的发展如果与教师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将会大大促进我国教师教育和教育技术学科的发展，从而带动我国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要抓住“主要矛盾”，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不要搞“运动式”的“全面出击”。语文、数学，这些基础学科，广大教师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我们要珍惜他们的经验，没有必要来一个“突变式”的、“运动式”的“大跃进”，欲速则不达。

——新课程改革已经10年，许多地方的高中有的还没有开设“通用技术”课。一是缺适合的教材，二是缺能够胜任这门课程的教师，三是缺少基本必要的实验、实习的设备。为此，西华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邹霞和我，合作写了一份报告：《关于新课程改革中技术类课程的问题及建议》，现寄来两份，请研究，望采纳。

                                          此致

敬礼！

                 查有梁

              20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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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家研究理事会，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M]，戢守志等译，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287.

[2] 国际技术教育协会著，美国国家技术教育标准[M]，黄军英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教育孩子不得不看的三本书

(2011-11-04 21:42:57) 转载▼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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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教育孩子不得不看的三本书作者：刘曼辉

 近半年，我集中看了一批教育书籍，细数共有42本。有理论的，有实践的，有专家的专著，也有成功父母的育儿经。我看书开始不看前言，不看介绍，直接看内容，自己做评判。结果很有意思，慢慢看下来，一大堆书如浪淘沙，有三本书看了还想看，反复看了多遍，特别有体会、特别有收获。再详细看介绍，方知三本书都是教育经典大作。现在这三本书我不光放在了床头，而且出外旅行也带着，成了我常看常新常有感悟的书。

首推法国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卢梭的《爱弥儿》，这是一本理论书籍，但并不枯燥。

德国哲学家康德指出：“卢梭是另一个牛顿，牛顿完成了外界自然的科学，卢梭则完成了人的内在宇宙的科学，正如牛顿揭示了外在世界的秩序与规律，卢梭则发现了人的内在本性”。

有人认为：只要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卢梭的《爱弥儿》存在，那么，即使所有的教育文献都消失了，教育学的理论和现实也不会受影响。“而对于现代人来说，只需要拥有一本《爱弥儿》就足矣”，这句话，是译者彭正梅的话。读了多遍《爱弥儿》后，我觉得这句话没有夸大其词，十分赞同。

因为，这本书对于教育的本质和如何教育孩子的确是真知灼见，尤其对于当下的中国对孩子教育极其重视又焦头烂额的父母来说，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第二本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弗洛姆的《爱的艺术》，这本书也是一个奇迹，1956年一经问世，便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至今还长销不衰。

这本书从心理学的角度告诉我们，什么是爱，如何去爱，母爱、父爱、性爱、博爱……的不同，尤其“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爱”这一章可以让我们明白怎样爱孩子，才不会让孩子窒息，不会反感、不会逃跑；什么样的爱，孩子可以感受、可以接受,并成为一个懂爱会爱的人。

第三本书是日本黑柳彻子的《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从拿到手，我一口气读到半夜，边看边笑边哭，爱不释手，连续看了三遍，太好看了。由于太喜欢这本书，我收集了有关作者黑柳彻子的所有资料，又连续购买并阅读了6本由黑柳彻子和她的妈妈黑柳朝的系列书。那段日子，我如同着了魔般，脑子里全都是小豆豆。

这是一本从5岁的孩子到100岁的老人都喜欢的书。1981年在日本出版后被译成33种文字，在全球引起了巨大反响，到目前已发行突破了1000万册，成为日本历史上销量最大的一本书。在日本，平均每三个家庭就拥有一本《窗边的小豆豆》，作者黑柳彻子被美国《纽约时报》称为日本最伟大的女性。

让我大受感动的是，看了这本书，大家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每个孩子都是天使，孩子不会犯错，错的一定是大人，一定是违反儿童天性的教育，一定是扭曲孩子心灵的错误“规则”。

这本书用一个7岁小女孩纯真无邪的心灵（作者儿时亲身经历48岁写书）告诉世人，没有不爱学习的孩子，没有天生愚笨的孩子，没有心地不善良的孩子、没有不懂爱的孩子、没有身体智障心灵自卑的孩子……，关键是你能否碰上像小林校长这样的老师，或能否当一个懂孩子的父母。

 

现在家长都很忙，但这三本书不可不读，的确是教育经典，要反复读反复思考，书不在读得多，在于掌握精髓。很多家长似乎在具体教育问题上有诸多困惑，其实，有了正确的教育理念，每个人都会创造出无穷无尽的教育方法。

更重要的是，读了这三本书，也许会给你的孩子带来一个全新的未来，一个快乐幸福的未来。

“孩子是雪白的吸墨纸，尽早让他们染上绚丽的色彩吧。”期盼我们的孩子都成为快乐的爱弥儿、可爱的小豆豆!

 

六成人不满国内教育

(2011-11-29 13:51:01) 转载▼标签：

杂谈

六成人不满国内教育 九成家长想送孩子留学

2011-09-20 中国教育先锋网

文｜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 欧阳海燕

　　本次调查显示，六成家长和学生对国内教育表示“不满”或“非常不满”，超八成受访者表示所在城市“择校”现象严重，“择校问题”成为本年度最受关注的教育问题；近六成受访者认为中国最好的大学在香港；超九成家长有意愿送孩子去香港或国外接受教育，其中17.5%的人表示“有意愿，也有实力”

　　“明年的这个时候，天天就要到这里上小学啦。”汪辉指着校门，对身边5岁的儿子说。

　　这是北京市最好的小学校之一，位于海淀区，特色是英语和乐队。“据说，这里的孩子，大部分都能达到英语口语三级以上水平，个别孩子能达到相当于英语专任教师的口语水平。如果能加入乐队，不仅有机会到国内外演出，见世面，‘小升初’的时候，也会有优势。”汪辉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仿佛看到了儿子的美好前程。

　　汪辉的这份从容，缘自于她在两年前就“未雨绸缪”，为孩子“幼升小”做好了准备。

　　择校要趁早！

　　“择校问题”被选为“2011年中国公众最关注的十大教育问题”之首。

　　超八成家长表示所在城市“择校”现象严重。

　　汪辉夫妇原本在昌平区回龙观买了一套经济适用房。上班虽远，住得却宽敞，120平米。夫妇俩很知足，所以即便在汪辉怀孕最辛苦的时候——每天乘坐地铁13号线上下班，中途要下车吐两次——夫妇俩都没想过要换房。

　　2006年，他们的儿子天天出生了。夫妇俩开始担心孩子以后的受教育问题。回龙观的教育资源相对匮乏，他们理想中接受教育的地点是海淀区。2009年 5月，天天满3岁，某天，他们突然意识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依照相关小学校“落户三年，父母拥有产权”的规定，如果他们不在9月之前在海淀区买学区房，那么三年以后，天天就没有机会就读海淀区的小学校，将来升入海淀初中的机会也极其渺茫。

　　于是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他们在清华南门，找到了一个面积不到60平米、房龄大概20年、要价却在2.3万一平米的二手房。在跟房东反复确认该房不是危房后，夫妇俩到处借款，凑够了60万首付，把房子买下，并将一家三口的户口迅速落到该房名下。

　　办妥了这一切，一看时间还不到7月，夫妇俩长出了一口气。“差点耽误了孩子的前程。”汪辉说，“所以，择校要趁早！”

　　免试、就近入学，是义务教育入学的基本原则。然而，最近几年，“择校”竞争愈演愈烈，且从“小升初”蔓延至“幼升小”，九年制义务教育在开始阶段就走了形。

　　《小康》调查中，超八成（81.2%）家长表示，所在城市“择校”现象严重。究其原因，过半数（50.6%）家长认为是“教育资源失衡”所致。也有近两成（19.6%）和一成多（10.9%）的家长认为，“家长望子成龙”和“学校追求特殊利益”是“择校热”的主要原因。

　　2011年8月，《小康》杂志社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中国公众眼中的中国教育”调查。调查采用基于实名制的NetTouch网络调研方法，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公众进行调查，样本的东、中、西部分布为40.1%、30.1%和29.7%。本次调查还利用后台控制系统，对参访者的身份进行了控制，学生和家长的比例分别为28.5%和71.5%。在家长中，孩子处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比例为 75.8%。采用统计学误差估计公式进行估算，本次调查在95%的置信度水平上，可将估计误差控制在3.2%。

　　调查显示，在入园难入园贵、择校问题、学生减负、民办教育的发展、南科大改革等27类与教育相关的问题中，“择校问题”被选为“2011年中国公众最关注的十大教育问题”之首，其余位列前五的是教育质量、教师素质、教育费用负担过重和大学生就业问题。

　　与去年相比，“择校问题”的受关注度明显提高，从第5位跃升至首位。入园难、入园贵，则由去年的首位滑落至第10位。从近两年的“中国公众最关注的十大教育问题”看，受关注度始终位居前十的有择校、教师素质、教育费用负担重、大学生就业、学生减负、城乡教育差距、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以及入园难入园贵等八类教育问题。

　　今年，“择校问题”备受关注，或许是人们愈发感到中国义务教育的氛围异常。为了择校，改户口、买学区房、巨额择校费、托门路找关系、上占坑班、上培优班……家长心力交瘁，乃至精神崩溃。今年6月，网上出了一位颇让人心酸的名人——“变态娘”：武汉的一位妈妈发帖称，在“小升初”的压力下，她不得不把女儿送进各种“培优班”，让孩子的童年变得苦累不堪；而自己每天做的最多的，也是留意各类教育信息，探听培优市场的动向。

　　“择校”伤害了社会公平。在“择校热”的背后，是不少名牌学校通过“寻租”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也是不少权利阶层的子女优先享受到了优质的教育资源。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说，择校制度将“以权择校”、“以钱择校”合法化，从而在“文化资本”之外，极大地加剧了社会差距。

　　谁是孩子的盗梦者？

　　义务教育连续两年被选为“中国公众最关注的教育类型”。

　　教育资源分配不公被认为是中国义务教育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其次是应试教育。

　　超六成孩子处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家长认为孩子课业负担重。

　　刘园的女儿宛宛开学上初二，很幸运，在升学问题上，刘园没有汪辉和“变态娘”惊心动魄的择校经历，她的家就在一所区重点学校的对面，所以去年宛宛直升进了该校。“我和我女儿都少吃了不少苦。”刘园感慨道，“义务教育，原本应该是让家长和孩子最省心的教育阶段，不用考试，就近入学，可是现在，变成了拼成绩、拼证书、拼特长、拼家长的潜规则游戏。”

　　近年，义务教育之弊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小康》调查显示，义务教育已连续两年被选为“中国公众最关注的教育类型”。本次调查中，受访家长选出了他们眼中“中国义务教育存在的最严重的五个问题”，分别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学校之间差距大；应试教育；教育费用高，家长经济负担重；财政经费投入不足；教师素质问题。

　　虽然没受过择校之苦，但在女儿的教育问题上，刘园丝毫没有感到轻松。“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的女儿不快乐。这是应试教育带来的。”

　　快乐，在很多教育理论中，都被视为教育的终极目的。中国“新教育实验”的发起人、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朱永新，就将教育的核心理念阐述为“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本次调查中，近七成（69.6%）家长都把“要让孩子快乐”作为教育孩子的首要理念。其余位居前五的教育理念是“尊重孩子的选择”、“和孩子共同成长”、“平等对待孩子”和“不溺爱”。

　　然而，现实使理想遭受重创。

　　宛宛才上了一年初中，但看起来已十分疲惫。从初一开始，学校就树立了“一切为了中考”的教学方针。每天翻来覆去只上三门课：语、数、外。美术、音乐、品德等副科，统统被砍掉。虽然科目少，但学生们一点也不轻松。原本下午5点钟就应该放学，可是上课上到晚上7点却是常事。而这期间，是没有饭吃的。放学之后，又要做一大堆作业。通常，宛宛要做作业做到晚上10点。

　　初一的宛宛已经把初二的课都学完了。“现在赶进度，是为了初三的时候全力以赴备战中考。”宛宛说，为了赶进度，学校不仅把学生平时的时间占满了，就连周六上午的时间，也被占上用来补课。小学的时候，宛宛上了很多兴趣班，包括美术、古筝等。可是现在，她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发展兴趣。

　　在这种教育环境下，孩子们厌烦，老师们心情也不好，整个学校的氛围，宛宛称之为“变态”。

　　《小康》调查中，超六成（63.7%）孩子处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家长认为，孩子课业负担“比较重”或“非常重”。主要体现为睡眠时间少、学习时间过长及文体活动偏少。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中国少年儿童十年发展状况研究报告（1999～2010）》显示，十年来少年儿童的睡眠时间持续减少，目前近八成中小学生睡眠不足，比五年前增长了三成。

　　谁是孩子的盗梦者？

　　今年6月，教育部开始向社会征集学生减负良策。事实上，学生减负这一话题早已不再新鲜。但是，过去十年来，中国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似乎并没有减轻的迹象，相反陷入了“越减越重”的怪圈。

　　什么是教育？教育就是让学生“今天睡好觉，明天不跳楼”。今年5月，湖北省特级教师、武昌实验小学校长张基广一语惊人。多数网民认为，张校长的话折射出了中国教育真实、严峻的现实——学生的压力太大了。

　　其实，政府、教育部门、学校、教师、家长、学生都十分清楚现在的孩子学业负担太重，方方面面都在抱怨，可就是减不下来，仿佛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推着孩子走。“考分，考分，学生的命根！过去，我上学的时候这样说，现在，宛宛也这样说。”刘园说，“唯分数论”的应试教育方式，几十年了依然没有改变。

　　知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学生负担重，原因无非有两点，一是义务教育资源不均衡，二是中、高考选拔机制“唯分数论”。“教育资源不均衡导致学生和家长为了进入好学校不得不加大投入；中、高考制度的存在则让老师、学生和家长都无法忽视分数的重要性。不把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减负永远只能是做秀。”

　　人才外流，可以理解！

　　六成家长和学生对国内教育表示“不满”或“非常不满”。

　　超九成家长有意愿送孩子去香港或国外接受教育，其中17.5%的家长表示“有意愿，也有实力”。

　　美国是中国家长和学生心中最理想的接受教育的地点，其次是香港、英国。

　　“在高考的指挥棒下，高中生、初中生甚至小学生，都只有一种身份，就是考生。在对孩子生活能力和社交能力的培养上，国内教育存在太多缺欠。”刘园说，反观国外的教育，不管是从小学还是到大学，都是以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为基点的。她已经计划好了，高中就让宛宛上“国际班”，以后出国留学。

　　《小康》调查显示，六成（60.1%）家长和学生对国内教育表示“不满”或“非常不满”。超九成（95.4%）家长有意愿送孩子去香港或国外接受教育，其中17.5%的家长表示“有意愿，也有实力”。学生当中，也有超九成人（95.4%）表示有意愿去香港或国外接受教育，但大部分（占比75.3%）学生表示自己“有意愿，但没实力”。美国、香港、英国是中国家长和学生心中最理想的接受教育的地点。

　　在现实中，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学生用脚投票，选择他们心中更为理想的教育，以逃离国内恶劣的应试教育环境。据教育部统计，2010年度，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28.5万，同比增长超过24%，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而且过去很多年来，中国到美国的留学生以读研究生为主，但是近年来，赴美就读本科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

　　出国留学是好事，但问题是中国留学生的回归率非常低。据教育部统计，中国在世界各地留学生的总回归率，大大低于新兴国家和地区留学生回归率高于50%的状况。美国《科学》杂志就曾把清华、北大形象地比作“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

　　对于中国的人才外流现象，本次调查显示，38.2%的受访者认为“可以理解！国内的经济水平、生活水准、发展机会、工作环境等跟发达国家相比有一个落差，国外的条件更适合人才施展才华”；34.4%的人认为国内“应当反省！唱爱国主义高调对阻止人才外流于事无补，国家必须在政策、行动上真正体现出对人才的重视，才能挽留住人才”；24.8%的人对此感到“痛心”；但认为滞留人才“不爱国”的仅占2.6%。

　　中国最好的大学在哪里？

　　近六成受访学生和家长认为，中国最好的大学在香港。

　　“培养负责任的公民”被认为是高等教育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对于南科大的教育改革，近五成人持观望态度，“看好”者不足三成。

　　众多事件都在提醒中国的决策者们，中国的教育改革应当加快进行，其中包括近年来，大量内地大学眼中熠熠发光的优秀生源投身香港高校。据报道，今年香港各高校收到内地本科生报读申请超过2.4万份，较去年上升约一成。其中，香港大学收到入学申请超过万份，最终录取291名内地生，包括17名省市级状元。

　　本次调查中，近六成（57.4%）受访学生和家长认为，中国最好的大学在香港。而“国际化视野，国际交流机会多，出国留学机会大”、“与内地迥然不同的教学方式与理念，以学生和学术为中心”和“优异的教学质量，多所高校在国际上都有很不错的排名”则被认为是香港高校的三大魅力。在香港众高校中，今年正值百年华诞的香港大学被选为“中国学生和家长眼中最有魅力的香港高校”，其次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以及香港理工大学。

　　对于大学，人们是寄予了厚望的。“培养人们成为负责任的公民”被认为是高等教育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其次是“培养人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培养专业人才”。然而，人们对于在实际上中国高等教育在这三个目的上的“实现程度”（以1至10分计，1分代表“几乎没有实现这一目的，10分代表“完满地实现了这一目的”）却不甚满意——平均分分别为4.88分、3.91分和5.34分，全部在中等以下水平。

　　本次调查中，受访学生和家长认为，目前内地高等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教学质量不高”、“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研究生扩招、泡沫化，质量下降”、“人文教育匮乏，学生素质成问题”和“学风浮夸和学术造假”。

　　而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则认为，中国高等教育问题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目前中国高校的体制和环境。他将其归结为行政化的问题，所以他要“去行政化”。

　　这位年逾花甲的老人，认为自己值得为中国的大学再奋斗一次。

　　然而，南科大自诞生以来，一直饱受压力，受制于体制束缚而步履维艰。教授辞职、学生退学、弃考事件、停招风险等风波不断。由于目前还未获得教育部承认的学位授予资格，所以南科大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独树一帜也被许多人看作是一场大冒险。本次调查中，对于南科大的教育改革，近五成受访者持观望态度，“看好”者不足三成。

　　很多人认为，香港一些大学在内地的招生，让内地高校感到了很大的压力，或可以推动内地教育大变革。但也有人提醒说，不要高估了香港高校的作用，对于目前正在步入深水区的教育改革来说，一个真正的障碍是业已形成的利益格局，因此只有努力推动教育体制改革，推动中央向地方授权，政府向学校授权、向校长授权，实行教育家办学，才能恢复学校的活力，才有可能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出优秀的人才。
　　　　　　　　　　　　　　　　　　　　　　　来源：《小康》杂志

中国人的劣根性是思维能力不足造成的

选自《中国人的思维危机》 作者：宋怀常

茅于轼推荐

 

    是什么造成了中国人的劣根性？有人说是中国的文化传统造成的，有人说是中国人天性如此，笔者以为，中国人国民性中的大部分缺陷及劣根性都与思辨能力的不足有莫大的关系。因为思辨能力不足，不善于推理，造成看问题的表面化、片面化、简单化，思考问题不够长远、不够深刻，鼠目寸光、浮躁浅薄，对于一种行为在未来可能产生的后果推断不清楚甚至是推测错误，看不到或看不清某些行为给自己、给别人以及给群体带来的危害。

    趋利避害是人的自然本能，一般情况下，人之所以在某些时候采取某些做法，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做法对自己是有利的。一些中国人之所以会窝里斗、死要面子不认错、奴性十足等，是因他们认为这些做法对自己有好处，认为自己能从这些做法中获得利益，而没有认识到这些做法对自己带来的不利。

    有些做法只是从近期来看或是暂时来看有利于自己，但从长远来看，自己却会受到损失，甚至这种损失要大于自己曾经的收获。比如中国人之间的互相争斗，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有些做法表面上对自己有利，但却伤害了自己所在的群体，群体的损失反过来又会造成个体的损失。

    下面我们具体地谈一谈中国人的劣根性与思辨力之间的联系。

 

五、不知反省

 

    反省即在内心省察自己的思想、言行有无过失。虽然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吾日三省吾身”的格言，但中国人仍是一个不知反省的民族，对于自己曾经的错误，中国人总是想方设法加以掩饰，或者是绝口不提、装作没有发生过的样子，或者是寻找各种借口进行辩解。中国人很少去反省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更谈不上去改正错误、弥补不足了。

    对于文革的荒唐岁月，我们总是把罪恶归结于某个领导人的错误以及少数人的阴谋，而不去对民族、制度、文化、思想等做更深层次的反省。似乎大家都是无辜的，都是清白的。当时，有那么多的人被批斗、被关押、被打死、被逼疯、被污辱、被损害、被自杀，还有更多的人告密、整人、杀人、辱人。但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很少听到有人反省自己曾在文革期间告过密、批过人、整过人、杀过人，虽然很多这样的人到现在仍活在世上，甚至是活得逍遥自在，是的，他们觉得自己是无辜的、清白的，错误都是别人的。

    当谈起中国的近代史的时候，我们总是说我们的屈辱是帝国主义造成的，他们总是欺负我们，他们太凶残、太贪婪了。每次战争失败，我们总是说人家武器太先进了，我们武器太落后了，而很少去反思自己的错误与缺憾。

    就思维方面来看，中国人的这种拒绝反省的个性是由于他们看不到自我反省给自己带来的巨大的好处。

    很多学者认为，反省思维是智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加德纳在1983年提出了多元智能理论。他认为过去对智力的定义过于狭窄，未能正确反映一个人的真实能力。他在《心智的架构》(Frames of Mind)这本书里提出，人类的智能至少可以分成7个范畴(后来增加至8个)，其中一个就是“内省”。哈佛大学另一位心理学家珀金斯则于1996年提出“真智力”(true intelligence)理论，他核查了大量关于智商测验和促进智商的研究，认为智商包括三种主要的成分或者维度，其中一个就是反省智力，它包括自我监视和自我管理。

    遗憾的是，中国人的脑子里普遍缺乏这种智力。

    西方人善于反思甚至是喜欢反思，黑暗的中世纪，是西方人自己说的，是对历史的反思，而现在的研究表明中世纪并不是曾经认为的那样黑暗。而中国人喜欢夸自己的民族是多么伟大，并不断地炫耀自己的历史，好象自己的历史全都是光明与辉煌，还时不时地贬低别人是多么愚昧。

    我有时会看到一些文章和著作，说美国即将衰落或是美国即将崩溃，甚至说美国是凶残狡猾的诈骗犯，再一看作者，竟然是美国人写的！比如不久前美国人约翰·珀金斯就写了一本《经济杀手：美国欺诈全球真相》，揭露美国政府和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大搞“经济暗战”，通过伪造财政报告、操纵选举、贿赂、敲诈甚至暗杀等手段，操纵并控制别国的政治精英和经济命脉，为美国霸权主义服务。作为中国人，我真的是太惊讶了，这样赤裸裸地揭露或者说是“抹黑”美国的作品竟然能在美国公开出版？这样的作者要是在中国岂不是要被视为特大号的汉奸？他在中国不可能活得下去，光口水就能淹死他！

    美国人经常批评自己的国家，不断地给政府挑毛病，简直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诺姆·乔姆斯基则几十年如一日，写了《美国强权与新官僚》、《与亚洲交战》、《失败的国家：国力的滥用和对民主的侵害》等多部著作，不断地批判自己的祖国——美国。

    美国正是在这种自我批评中成长为世界强国的。

    我们的近邻日本，在我们的印象中好象是一个不知反省的民族，但在历史上，日本是一个善于反思的民族，它的强大与这种敢于反思自己不足的民族精神是分不开的。

    日本民族可以说是一个自虐性的民族，舆论界不但对政府，连日本人本身的缺点、缺陷，也天天被批得体无完肤。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论坛上“日本人劣等民族说”甚为流行。自1891年以来，就有三宅雪岭的《真善美日本人》、《伪恶丑日本人》。从日本人的“奴隶根性”论，到“日本人畸形”说等等，“丑陋的日本人”百余年来不知已被说了几千万遍，甚至有人（教育部长）主张废止日本语，使用法语当国语。日本政府或日本人天天被骂，骂了百多年，并未见日本亡国灭种。为何柏杨先生仅写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社会反应却是“闻丑则怒”，群起而攻。天天惶恐，中国人一被人指摘“丑陋”，就会亡国灭种。中国人真的如此脆弱吗？[1]

    在当前中国，也有很多人对中国的前途担忧，但很多话最多只能在私下里说说，或者在网上讨论一下。这不仅仅是政治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人不善反省，更不喜欢反省，普通人也难以接受不好听的话。批评中国的言论，哪怕是自我批评，都会被认为是 “唱衰中国”，会引起部分国人的强烈不满，甚至是谩骂。

 

六、好骂

    毫无疑问，中国的网络环境是很肮脏的，简直就是无人管理的公共厕所和垃圾场。看看各大网站的评论，到处是污言秽语，臭气冲天。这充分证明了，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好骂、也最善骂的民族。很多谩骂，其用语之下流、卑鄙、恶毒，我是深感震惊的。

    中国人擅骂，骂人语言之丰富多彩、酣畅淋漓，骂人传统之历史悠久、根深蒂固，绝对是世界之最。特别是中国人骂中国人的时候，往往比骂外国人更有劲、更兴奋、更毒辣。甚至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也是中国人窝里斗光荣传统的最精彩的注角。

    中国人难以接受不同观点，对不同观点的批驳最后往往会演变成政治上、道德上的攻击，以及人身的辱骂。经常看一些新闻后的评论，如果观点稍有不同，三句之内，必然开骂。如果碰上地域攻击，那就会盖上一座高耸入云、口水四溅的帖子楼。经常怀疑，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讲理的泼妇？三天不骂街就嗓子干痒？而实际上，这些人相当一部分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国民，只能以国民性解释之。

    中国人不仅擅于骂人，也很喜欢骂人，甚至骂人成癖、成瘾。一日不骂，则胸闷气短、精神委靡；恶言一出，则心情舒畅、心花怒放、精神抖擞矣。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好骂？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善于思辨，缺乏思维的深度，不会辩论，不会讲理，只会谩骂。讲理讲不过，打又不敢打，只能动动嘴皮子。同时又缺乏理性，听不得不同观点，一听对方的观点与自己不同，就奋起反驳，而不去考虑人家的观点到底有没有道理。他们总是会忘记那句大家都会背的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而心理上来看，骂人无疑是一种精神胜利法。骂别人是傻B、白痴，似乎自己就成了先知与天才，精神上便感到了快乐。在语言上搞了别人的妈，那别人就成了他的儿子，他在精神上便胜利了。

    如同那阿Q，看见王胡捉虱子，自己也捉，却没有人家捉得多，也没有人家咬得响，不由得大失所望，愤愤不平，嘴巴便痒痒了，他将衣服摔在地上，吐一口唾沫，骂道：“这毛虫！”阿Q本想施展平生绝学——精神胜利法，将王胡骂之为“毛虫”，精神上便可获得胜利的快乐。谁想这王胡偏不买账，不但反骂阿Q为“癞皮狗”，而且扭住阿Q的辫子，将阿Q的头在墙上连碰了五下，给了阿Q这生平第一件屈辱。可想，精神胜利法抵不过拳头。你就是再能骂，抵不过一个大嘴巴。

    很多人动不动就骂人家是汉奸、卖国贼，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从深层次的心理来看，这种人是希望借助政治力量帮助自己获得论辩的胜利，足以称得上是卑鄙。文革遗风，不减当年。有这种思维方式，文革发生有中国，并不奇怪。

    中国人骂人之恶毒，让人震惊，似乎什么话都骂得出来。他们的这种恨意到底从何而来？如果被骂者真有不幸，不知会快了多少人的心？摸一摸良心，想一想人性，很多微不足道的小事，值得那么恶毒地去骂吗？

    而很多时候，中国人的骂是骂错了对象的，经常把好人当成坏人来骂，把坏人当成好人来供，因为他们的思辨力很容易对一个人的观点产生错误的理解，他们又不愿意去深思、去听解释。我不由得想起了袁崇焕，那个被凌迟处死、血肉被百姓分食的将军，这个爱国者的死，也曾经大快人心。

    事物本质不会因为谩骂而改变。骂一个人是猪是狗，他仍然是人，谩骂不能把他变成猪狗。

    但好骂仍然对中国人的心理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于一些出色的人来说，他的观点总是与众不同，总是别具一格，总是让人惊讶，在人们难以包容不同观点的中国，他就会总是被骂。没有人能够完全地不在乎别人的谩骂。在中国，你想要发表一点自己的观点，需要强大的心脏与粗壮的神经，才能忍受住那些污秽，才能不至于在人们的口水中淹死。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心脏与神经，他们怎么办呢？或者沉默不语；或者，离开。离开的总是最出色的人。对于骂人者来说，又得到了什么好处呢？

    骂人者自己不但没有得到什么实质的好处，实际上还造成了他们的思维的简单化、极端化、情绪化，他们变得越来越愚蠢，越来越像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骂街泼妇。很多人的骂是极端缺乏理性的，因为他们之所以大骂，往往只是因为一些极小的事情上别人与自己观点不同，比如某部电影好不好看、某首歌曲好不好听、某个影星漂亮不漂亮、某个球星技术高超不高超等等。因为骂可以取得精神上的快乐，他们便不再有耐心去思考；因为不用思考，用骂声就可以得到精神上的胜利，何必再去思考呢，何必再去讲道理呢。结果就是他们的思维能力越来越低，能够耐心地、用理性和知识去讨论问题的人越来越少。好骂的人其实也伤害了自己。

    柏杨先生曾谈到这样一件事：“一次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我们看到候选人的辩论，从不揭露对方阴私，因为这样做选民会觉得你水平不够，丧失选票。中国人的做法就不一样，不但专门揭露阴私，而且制造阴私，用语恶毒。”[2]竞选总统这么大的事情，人家的心胸都是如此开阔。而我们很多人，却为了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恶毒地谩骂攻击。

    如果我们找一下中国人好骂的社会原因，可以总结为两点：

    一是缺乏信仰。中国人多数是无神论者，没有精神上的寄托，也就没有了精神上的制约。我们每个人都知道骂人是缺乏教养的、粗鲁的行为，但为什么还会骂呢？特别是在网上骂呢？因为在网上骂，是匿名的，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便没有了精神上的制约，想说什么便说什么，想怎么骂就怎么骂。而对一个有信仰的人来说，上帝或者是佛或者是安拉始终与他同在，并且在看着他的行为，所以，当他想要骂的时候，他就会有所顾忌，担心神的惩罚。

    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讲“慎独”？正是因为中国人没有精神上的制约，他一个人的时候，是精神上完全自由的。而有信仰的人则不存在“慎独”的问题，因为神始终与他同在，在精神上他没有“独”的时候，他会觉得神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他，他时刻都需要言行谨慎。

    二缺乏教养。正如华人科学家朱棣文所言：中国人有教育，没有教养。笔者深以为然。对于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他的精神便容易倾向于肆无忌惮。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后天的教育，以及精神道德上的修炼。但遗憾的是，中国人的教养同样不够。中国的教育表面上重视德育，而实际上是分数至上，学生精神道德上的教养长期受到忽视，使得中国社会道德水平出现了整体的滑坡。学生们不懂得尊重别人，不懂得用理性来控制自己的言行，使之不伤害别人及社会，而表现为言行无所顾忌，其实可以称之为“有知识的野蛮人”。

 

七、神圣化与妖魔化

    中国人很容易把人神圣化或者妖魔化。中国古代有那么多的圣人，至圣孔子，亚圣孟子，还有书圣、诗圣、画圣等艺术上的圣人。到了近现代，中国人又把开国领袖当成神来膜拜。而古代的一些帝王如唐太宗、康熙帝至到今天仍被许多国人神圣化、完美化。

    一个人一旦被上升到“圣”的高度，在中国人的心里，他就成了完美的、没有缺点的、不容质疑的神，他们不能接受“圣”会有缺点，不能接受“圣”的不完美。如果有人批评这些圣人，指出他们的不足甚至是错误，就会招来滔天的反驳与咒骂。

    同样，中国历史上也有那么多的被妖魔化的人，他们似乎是坏的不能再坏，坏的没有一点好，永远被人唾骂。

    中国人的这种“圣”的观念对中国人的思想起到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思想被“圣”所钳制、禁锢，不敢批评“圣”，不敢越雷池一步，“圣”总是对的，总是最好的。谈什么突破？谈什么发展呢？就思想来说，我们几千年都一直生活在先秦诸子特别是儒家的阴影之下，不敢去探索阴影之外的光明，反而以为阴影里面就是最光辉的。直到近代，中国人才把目光投向了世界，但我们已经落后太多了。艺术上的圣人还可以接受，思想上的圣人，我们必须除去他们的光环。

    现在，又有一些人打着儒家或国学的名号，又将中国的某些古代人物和传统文化神圣化，他们乱解经典，把错的也解释成对的，把黑的也解释成白的，千方百计地涂沫经典，让经典笼罩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总之一句话，“圣人”总是对的。笔者以为，这绝对是一个不好的苗头，这是思想的退步，更是对我们伟大祖先的污辱与亵渎，如果他们地下有知，他们只会感到痛苦。

地域攻击中，中国人容易神圣化自己，妖魔化别人。某些发达城市的人常认为自己城里人聪明、勤劳、素质高、能力强，而乡下人都是愚蠢、懒惰、肮脏，素质低下的；某个省或市的人认为自己这个地方的人正直、诚实、奉献，而某省的人则虚伪、懒惰等等。对于各个地域的人，中国人很容易形成脸谱化的印象，某地人高大强壮但愚笨，某地人都是小偷骗子，某地人小气，某地人暴躁，某地人大男子主义等，其实这些都是以偏概全，是片面的、极不准确的。许多南方人认为山东人大男子主义，而我作为山东人，我发现我的同学亲友当中绝大多数都不是这样，而且有相当一部人是怕老婆，做饭洗衣什么家务活都要干，还是高手。

    中国人之所以形成这种“神圣化”、“妖魔化”的思维倾向，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中国人的思辨力不足，这造成了中国人在评价人问题上的缺憾。中国人很难客观地、全面地评价一个人，甚至当他们为一个“坏”的形象翻案时，容易陷入另一个极端，矫枉过正，把“坏”完全又变成了“圣”。或者，当他们发现某个“圣”的错误时，又会把这个“圣”打入地狱，把他当成十足的“魔鬼”。中国人评价人很容易陷入片面化、扁平化、脸谱化的怪圈，很难接受一个人往往是美与丑、善与恶、稳定与变化的统一，是矛盾的统一，看不到并难以接受人的个性的多面性、立体性、复杂性。中国人评价人的这种特点正是由于其思维的简单化、片面化、表面化。中国文艺作品中对人物的表现也存在神圣化和妖魔化的倾向，形象经常会脸谱化、扁平化，不够丰满、立体、多面。

    思辨力不足就会形成“二元”思维，在评价人的时候，往往简单地评价为“好人”、“坏人”，如同小孩子看电影，思维简单。实际上，大部分、应该说是所有人，都难以用“好”或者“坏”来评价，再坏的人也有好的一面，再好的人也有缺点。或者，他在某个方面很坏，在另一个方面却很好。或者，他今天很坏，但明天却很好；或者是以前很好，现在却变坏了。我绝不相信世上有没有缺点的人，或者是坏得没有一点好的人。人，就是这么复杂，不能简单地定性为“好人”或“坏人”，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了一件错事就对其全盘否定，也不能因为他做了一件大好事就过度的美化与拔高。

    关于人的复杂性，我们从一些演员身上就可以看到，周星驰在电影中这么搞怪，而在生活中，却是一个非常木讷的人。梁朝伟也很内向。演《武林外传》的阎妮，接受采访都会脸红，不善言谈。这就是矛盾的统一，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个性会统一到一个人的身上。

    西方多数国家在这方面比我们要好得多，他们很少会去过度地神圣化一个人。丘吉尔在二战中领导英国人英勇地与德国法西斯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他无疑是功勋卓著的国家英雄。但在战后的首相选举中，他却败给了艾德礼。在中国人看来，这绝对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丘吉尔是中国人，在中国建立了那样的功勋，他会被神化成一个高大全的、神圣化的形象，会获得至高无上的荣誉，绝对不会在选举中败北。但在英国人看来，丘吉尔在二战中做的事情，是他作为首相应该做的工作，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他是一个人，一个做着与众不同的工作的凡人。工党领袖艾德礼用“实现全民医疗保障”这个最贴近普通人的施政纲领说服了选民选择他，而不是二战英雄丘吉尔。英国人民懂得，一个现代政府，最值得夸耀的不是赫赫战功，而是向国民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

华盛顿，我们都说华盛顿是多么伟大，他有机会成为一个独裁者，但他却没有。我从来不否认他的伟大，但我要说的是另一个问题，即他想做独裁者，也很难做到。因为美国人不会去神圣化一个人，并将之置于人民之上。在这块土地上，从来就没有政治神坛的立锥之地。美国人民不会把自己命运和希望，寄托在圣人的手中。他们敬仰华盛顿，却对权力始终保持着警惕，并通过各种方式避免国家陷入集权统治，美国没有独裁的土壤。美国人也很少去妖魔化别人，南北战争中，失败的南方军队也受到了尊重，在很多文艺作品中，并没有对北方军队给予比南方军队更加正面的评价。南方的将军在战后也没有受到审判，甚至还受到了尊重，南方军队的阵亡者纪念碑同样受到保护。反观中国的内战，我们长时间以来都在妖魔化国民党及其军队，抹杀其抗日贡献，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这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公平的。国民党的军队和共产党的军队一样都是来自于老百姓。

    我非常欣赏诗人艾青的那句名言：上帝和魔鬼都是人的化身。一个人，首先是人，拥有全体人类共有的特点，然后才是自己的个性。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正确地认识和评价一个人。

 

八、盲目崇古

    崇古尚古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中国人对古的“推崇”让许多外国人惊异。伏尔泰在《风俗论》一书中谈到中国近代以来科技落后时说：“如果要问，中国既然不间断地致力于各种技艺和科学已有如此遥久的历史，为什么进步却微乎其微？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人对祖先流传下的东西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崇敬心，认为一切古老的东西都尽善尽美；……”[3]伏尔泰指出，中国人的让人难以理解的崇古心理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许多中国人眼里，好的时代是在过去，好的人物也是在过去；今不如昔，今人不如古人。按这种心理推上去，似乎原始社会才是最美好的社会。中国的古人确实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言必称“上古”，在他们心里，三皇五帝时的社会是最理想的社会。儒家和道家虽然有很多不同，但有一点相同，就是尚古。道家甚至认为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最好，有了帝王就不行了。

    中国人的崇古与思辨力有莫大的关系，特别是与中国人对人性的认识的片面性有关。因为他们可以亲眼见到今人，他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今人的不足与当今社会的弊端，便对“今”深感不满；但他们不可能亲眼见到古人的行为，便想当然地将古代社会和古人理想化、完美化甚至神圣化。总觉得古代是好的，古人是比今人高尚的，祖宗的东西是神圣的。其实，没有证据能证明古人要比今人更高尚，也没有证据证明人类的人性在几千年中有了什么退化或发展。很多中国人觉得古人比今人更高尚、聪明、强壮，其实是没有证据的想当然。

    盲目地崇拜古文化禁锢了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在文艺作品中，中国人很少畅想未来，而总是盯着历史，总是沉浸在对历史的回味中而难以自拔。

    确实，我们的祖先创造了辉煌的文明，足以让我们这些后人仰视。但世界是发展的，是进步的，而不应该原地踏步。我们应该在传统的基础上继续前行，而不能拘泥于传统，躲在或困在传统的圈子里不出来，抱着传统不放，甚至将其神圣化。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历史的眼光来看等传统。

    如果孔子地下有知，知道人们把他当成圣人来供，我估计他是不高兴的。我想，他宁愿人们将他的思想抛弃，创造出新的思想。但是，今天仍有一些人在想着复古，想着以几千年前的思想来武装现代人，以古人之政，治当世之民。这只能说中国人的创造力太差了，几千年来都没有走出祖先的思想藩篱。

    一个总是把父辈的成就或地位挂在嘴上的人是得不到别人的尊重的，一个民族同样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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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作家黄文雄语。引自柏杨《酱缸震荡：再论丑陋的中国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4页。

[2]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20－21页。

[3] 转引自韩琦《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87

：中国学生的专业选择和文科教育问题

(2011-11-29 21:51:45) 转载▼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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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千万不要读文科一：中国学生的专业选择和文科教育问题作者：张健柏解老子

题记：“千万不要读文科”的含义，绝非文科不重要，而正好相反，而是因为文科太重要了！文科学习将对每个个体和社会都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才不能去“读”文科各专业，而不是不要“学”。

 

千万不要读文科 系列一---中国学生的专业选择和文科教育问题（家长必读）

                                        作者：今日学堂校长  张清一

 

“千万不要读文科”的具体含义指：

一：不能上国内各大学的文科各专业！

二：不能用国内文科课程教授的方法来学文科！

三：当心目前中小学的文科课程教授方法，它基本上就是正在破坏你孩子的思维能力的元凶！其内容和教学方式都存在严重问题，因此个体必须找到自己的解决方法。当然，我也不反对驼鸟式的解决方法，也不支持！

四：真学文科，上策是得遇明师，可是在中国，这基本上没有太大可能。我们只有如于丹之类的“名师”，没有“明师”，所以只好走下策-----自学。最好有一个读书会团体共同学习讨论，避免走入死胡同。

五：千万不要使用国内出版的文科“通编教材”，这种编者为了自己评职称搞出来的“课程和教材”，基本上都是垃圾。最好直接读原典，连翻译都不能看。

 

 一：在中国学文科的两个重大缺陷

 在中国，做父母的，以及做学生的，如果还有选择的机会，就千万不要去学文科。因为中国根本没有真正的文科。更准确一点说：中国的大学里，当然有很多“文科专业”，但只有“名文科”，而非“真文科”。

也可以说：中国的所有文科，名称虽然不一样，学校也不一样，但骨子里都是一样的，都没有什么真正的“内涵”和“价值”。

 在中国学文科有两个缺陷：第一是不好找工作，将来谋一个饭碗不容易；中国的市场经济，只认“工具理性”，不认“人文理性”；所以各位读书的目的，如果只是为了要找一个好工作，就不要去读文科。最好学一点实用性强的技术性专业。

 当然，你会说：学问非关稻粱谋，没有必要为了找工作而学习，可以为了提高自我而学习。没错，这种观点，正好是学文科的真正意义和精神。文科存在的价值，就是提升人在社会中的生存品质和思维品质，也就是所谓的“人文精神”；

 可是，在中国，如果你真有这种文化理想，就更不能报考文科各专业！

 原因和理由就是：中国文科的第二个缺陷（最重大的缺陷），是国内的所谓文科课程，不仅不能够提升思维水平，其培养方式和学习方法，反而破坏了正常的思维能力；因此，考上了文科专业的学生，即使有幸混到了一个饭碗，生活可能更容易变得“没有品质”，起不到“改进品质”的作用。

 中国的大学，有三个专业的学生思维被破坏得最严重： 第一位的就是艺术专业，接下来就是英语专业，再接下来就是中文；其中英语专业的学生，思维固然被破坏得很厉害（我遇到不少毕业后生活家庭工作方面活得很痛苦的英专毕业学生），但是考虑到在中国，懂英语算是一门“技术”，所以“为稻粱谋”还勉强可以接受；其他专业就不知有何可取之处了。这些专业的学生可以写出词汇很漂亮的文章，但是却经常让人不知道她们到底想表达什么？她们会有很多“理想”其实是梦想，但也经常让人不知她们到底想干什么？她们可以很有“情调”，但是个人生活以及工作和思维逻辑，都经常表现出混乱不堪的迹象。

 其他文科专业比这几个专业略好一些，但是也好不那儿去，骨子里是一样的。关于语文或者中文专业，你们不服气，可以找一本书，叫做[美国语文]，看看别人的中学语文课本是怎样教的，再看看日本的语文历史教育方法，那才是真正的语文课！我们“教育体系”里的所谓[语文]，那不知道该叫什么东西，勉强称为[中文识字组词扫盲课+政治思想教育]课吧？

 国内的语文教育，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严厉批评，还有人批评国内的中小学语文课本是一批根本就不懂语文的“弱智”编出来的，此说有点过了，语文教学的问题不仅仅是课本的问题，还有教学方法和教学思想的问题。但这证明很多人已经发现我们学的课程肯定不是真资格的[语文]。因为：我们的国家语文教学大纲，明明白白写的是：语言的实质和核心就是思维。可你们去问问，有几个老师懂得教思维的语文？或者懂得什么是语文的思维？所以，他们不是弱智，只是“弱思”而已--- 没有真正的思维能力！目前只有欧美的文科教授，在真正地教有思维的文科！

 别以为我崇洋，一点都不！日本，美国那套，还比不过中国的孔子教语文的方法，孔子又比不过老子（谁让他拜老子为师呢，故有此说，崇拜儒家的人士莫怪）。因为中国的思维大师，没有人超过老子。

 

 二：中国的商学院没有经济学，哲学院不懂哲学！

 一个某知名重点大学商学院的优等生，已经保研上了商院的研究生；因为听了我的传统文化的课程，觉得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于是想要换专业去哲学院“全面系统地学习文化”，结果被我泼了冷水。

 我的逻辑是：想学真正的中国哲学，就不能去读中国大学的哲学专业，宁肯自己看古书。要学西方哲学，也不要去上哲院课程，最好出国；所以无论中西，想学哲学的真学问，都没有必要去哲院。而要谈饭碗的话，哲院的文凭实在没有什么“含金量”可言。最终结论就是：根本不需要换专业！

 该学生不相信，说自己在商学院学了五年，根本就学不到什么真正的经济学东西，觉得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所以才想换专业。我说真是痴，脑子进水了：如果你认为商学院没有经济学，该采用怎样的逻辑才能推导出来：哲院就一定有哲学？历史学院就有历史学？

 商学院即使没有经济学，但是有饭碗；哲学院没有哲学，连饭碗都不见得有着落。所以该选择那一个，是连小学生都算得出来的“基础经济学”问题，一个大学生还想不通吗？

 该学生还是不死心，跑去哲院听了一轮课程下来，终于死心了（好像还没有彻底死心）。对于已经听了的课程和老师，基本死心；但是抱怨说，还有高人不肯出来讲课让她听，没有见到，所以还是有遗憾，看来还是抱有最后的希望。这篇文章，可能会打破她最后的希望。

 其实她早已经失望多年了，大学里所有的文科，都被她“研究”了一遍，觉得都是一样的，学不到真东西；因此早就想退学，但又自言“缺乏”退学的勇气，总想找到一线希望和一个留下的理由，好不容易找到以为可以“托付终身”的哲学专业，却又被我泼了冷水。当然，我不会劝人退学，不是为了学问，是为了饭碗。

 真正的文科都是传授智慧，增长思维，开阔眼界，提高社会生存和生活能力和适应性的学科。

 真正的文科，培养的是社会的良心，是社会的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是社会的思想家，是人类生活品质提高的因素，也是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动力。

 真学文科的人，应该对人心，人性了解得非常透彻，而且他们还善于换位思维，所以，跟人打交道会是很得心应手的。如果他们需要找一个工作的话，可能会因为缺乏基本的技术能力而当不上工人，却可以去当老板，做策划和管理者；其实如果愿意的话，他们当工人和普通职员也会很出色；真正的文科人才，就是社会的精英分子。比如美国惠普公司的女总裁费奥利丽娜，就是法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出身，刚开始的第一份工作，是一个不起眼的文秘；后来却成为全世界最风光的女ceo.

 

三：中国现在为什么没有真正的文科？

中国目前最缺的人才，其实就是文科人才。

最缺的原因，是中国培养不出来！

培养不出来的原因，最开始是因为不想培养，毛开创的共和国不需要甚至极为排斥文科。现在是因为不会培养，所以没有真正的文科。十年前（98年）共和国朱总理跑到国外去呼吁：希望国外支援我们“管理人才”，想靠输血来解决中国文科人才极度缺乏的问题；可惜，文化的东西，靠输血解决不了问题。理工科的专业技术，到比较容易用钱来买到；所以直到现在，总理呼吁了十年，文科的情况却越来越严重了。

 中国为什么没有真文科呢？因为中国认为自己不需要。

 文科既然是思想，是思维方式，是价值观，是对人生和社会问题的思考，是对人性的思考和回答，是生活的态度，是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也是对人对事的处理方法。其实也是创造力，是社会的活力；这些东西，是没有标准答案的，用领袖的话说，就是百花齐放的。花园里所有的花都可以开，都有权力开，而且每一朵都是美丽的，这就是文科对于丰富人生和社会的价值。

 可毛泽东嘴上说百花齐放，但是他其实只喜欢一种花，就是红花，他要“全国山河一片红”。就像吃肉一样，据说他也只喜欢一种吃法，就是红烧肉；思想，他也只喜欢一种，当然就是他自己的思想---毛泽东思想。这也很好理解，思想如果多了，人就复杂起来，要求就多了，管起来很麻烦。就像如果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吃的菜，厨师也很麻烦一样，所谓众口难调；

 所以，如果让获得了绝对权力的厨师，来决定中国人到底需要多少种口味的菜？他会很认真负责地做出最“合理”的决策。首先会发一个文件：说明为了优化和提高国民的饮食水平，同时节省时间和整合资源，避免浪费，也为了防止各个菜系之间的无序竞争，造成“人民内部矛盾”，加强团结友好关系，今后全国只要统一标准，做一种菜就行了。根据他自己的实践经验，他品尝过全国所有的菜系以后，他发现还是湘菜最好吃，因此，就不用做了，其它菜系就全取消吧。当然，他会好心地安排其他门派的厨师都到湖南去重新培训，不管原来什么招牌的饭店，全改行学做湘菜。而且，为了保证“品质”不走样，该伟大厨师还制定出一个全国统一的湘菜品质控制和执行标准来，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日常的检查工作和厨师培训，严格保证全国人民都能吃上统一口味的湘菜。因此，我们已经吃了几十年的湘菜。

 毛泽东思想，的确是威力无穷的，而且伟大，光荣，正确，这些我们大家都能接受。毛泽东同志也成功地发明了一整套方法来“贯彻执行”这种思想，这就是大家熟悉的思政教育系统。所以，其他的思想学习和教育，也就等于代表了其他各种各样的文科课程，自然传统的文科就都不需要了，全部都要取消。

 毛泽东其实当年做得更彻底，他认为除了中小学教育需要学一些读写认记的基本技能外，所有其他多余的学问都不要学了。不仅不需要文科，连理工科都不需要了，所以他一度取消了大学，把青年学生们都赶到农村“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去了，还让教授们也全都参加“五七干校”，下乡务农，下厂当工人。他还沾沾自喜地笑话秦始皇算什么，只杀了460个儒生就弄得千古骂名，他杀了几十万“旧知识分子，反革命分子”也没事，事业伟大的多了。

 但是他这样全面否定文化和教育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后来有内部参谋提议说：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大学还是要办的。毛泽东也想通了：卫星上天，氢弹爆炸，这些事情靠农民“战天斗地”好像的确还不行，虽然当年靠老蒋培养的人才回国效劳，把这些事情做成了，但是将来这些人老了，死了咋办呢？

 于是大学总算恢复了，没有被改做农场；但是也停止运行了很多年，所谓的专业，也只剩下理工农医等实用性学科，传统文科作为毒草培养者，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 “连大粪都不如，因为大粪还能够肥田，知识分子连这种作用都没有”（毛在延安整风的语录），当然统统取消文科。而且，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当然是政治质量，学生们需要工农兵推荐的“革命小将”才有资格入学，这就是“工兵”-----工农兵学员大学生。这些人虽然思想水平高，但是文化水平却谈不上；不过其中不少人目前早已在大学和政府机关里“发挥重要作用”，文凭也早就“与时俱进”，变成了各种硕士和博士，看不出来是“工兵”了。

 学生红，专家教授们也要接受思想改造，经常政治学习，保证“又红又专”，“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科学技术”，要求“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而且这一套毛式思维的教学效果出奇的好，以至于被西方敌对势力攻击为“洗脑术”；国民党的大特务头子沈醉，经过“培训”（正式名称叫做“思想改造”）后放出来，还让他出国探亲，老朋友们以为他一定会乘机留在国外，没想到却跟老友话不投机，坚持回国了。这让西方和台湾都不得不服，蒋经国佩服之下把这套方法试图用到台湾，好像版本不正宗，效果不好，估计未得毛式真传。

 大陆却坚持得很好，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每周四，大学里老师和学生们都要“政治学习”，源泉就是这里。中国的文科总算找到了一种“体现比大粪更有价值” 的方式，就是在各自的领域里，用不用的专业词汇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于是，我国的文学，哲学，艺术，历史，音乐等等，都变成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帮佣文人。

 至于其他根本就不“创造价值”的文科，而且思想还反动（反动的含义，就是只要跟毛想法不一样，就是“反动”），当然根本就没有必要办下去，全部要打倒，因此取消了很多文科。剩下的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等都要“一切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所以，大学里的文科教授们是最凄惨的一群人：死的死(如老舍，傅雷，储安平等大批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知识分子，要比当年咸阳坑杀的460个儒生多得多），藏的藏，闭嘴的闭嘴（如沈从文等明哲保身的一大批人）；剩下来学乖了的“文科精英们”，都是绝顶聪明人，积极主动地全改行学做湘菜了；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郭沫若，他改学的湘菜得到了最高领导的高度评价。而且他不断歌功颂德的体制，把他的儿子也革了命，他也含泪说“就是好！还是好”可谓改行的榜样，哪里还能够想象此人在民国时期敢大骂蒋介石，写一篇【试看今日之蒋介石】把老蒋骂得狗血淋头，如此意气飞扬的人后来却被老毛改造的多乖呀。

 这样主动改造自己的人还有一大批，目前他们都掌握了中国大学和文科的主流发言权，成为现在大学里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从思想深处爆发革命，都非常善于把毛泽东思想融合进自己的学科中，坚定地“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并无情地打击其他不肯这样做的同事；这样经过几十年的思想“洗礼”，这些人连自己都忘了当初不情愿，被强迫改造的痛苦。现在他们已经习惯了这一套，会自动自发地执行早已过时的思想禁锢指令。

 于是中国所有的文科，都成了一个模式，一个水泼不进的僵化系统，就算其中有几个异己分子，也不会有什么实质作用。外形不同，里面是一样的。就像是山西的面食有好几十种，看起来很不一样，吃起来味道却差不多，因为骨子里全一样。

 至于大家说：改革开放以后，重新恢复的大学，不是开了这么多的文科专业学科吗？不错，但只剩下了“名”。现在的文科，外在的表达和词汇上或有所不同，但是在深处的思维和价值观层面上，不管叫哲学，文学，还是历史，政治，艺术等，本质上全都是“毛泽东思想闪金光”；在一批老教授退休后，现在的各专业教授，老师官员，统统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根红苗壮的革命群众，连见都没见过原来的“封建主义”文科思想学科教育，也不会有兴趣去深入了解，他们最擅长的研究方式就是“批判”，用他们掌握的思想原则来对其他学派（不管西方东方，古代现代）的东西指指点点；教学的时候当然只会把自己从小学的一套思想模式，再教给现在的学生；弄得就连今天的学生在学[老子]和其他涉及思想的任何课程的时候，理解问题和提问的方式，全都是毛式思维；大家去看看教科书，就知道这种 “毛氏湘菜思维”的影响力了。

 陈丹青在清华大学教书就很奇怪，现在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连文革的边都没见过，怎么说起话来居然是一整套的文革思维呢？这就是国内“文科教育”的功劳了。可这离“改革开放”和“恢复文化”已经整整三十多年了，证明毛泽东思想的确伟大，文革思想已经被完美复制。

 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中国“湘菜教育系统”中的厨师们被强行要求作了几十年的湖南菜，现在虽然知道做别的菜系更有“市场需求”，也在努力地模仿和回忆，也“引进”了很多外来的思想和教材，甚至教练；但是由于已经做湘菜太久了，骨子里面的湘菜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已经改不过来；做别的菜总是只能得其形，不得其神了。文科的“魂兮归来”，不知道是何时的事情了。

 最麻烦的是：我们到国外高薪引进“人才”，比如清华大学引进的“美国艺术大餐”教授陈丹青，想让国内学生学做美国菜，可组织上非要他按湘菜的一套做法来弄，结果弄得四不像。陈大教授报效祖国无方，只好辞职了事。由此可知：湘菜体系已经扎根。

 连最没有“思想倾向”的艺术专业都如此难弄，其他“意识形态”更浓厚的学科，自然都不会有正宗的做法。比如经济学和管理专业，在“以经济问题为中心”的当代中国很热门，很多学子们，家长们热情地涌进来，以为可以学一个“世界贸易专业”就可以“与世界接轨”；但是有识之士如郎咸平等就点出要害：中国的商学院和金融专业，不是在培养人才，而是“集天下英才而毁之”，痛心之至！结果现在这几个“热门专业”已经是各大学分不出去的“过剩”专业；领导专家们，校长教授们说这是“市场需求不足”，胡说八道！连总理都承认我们极度缺乏管理人才，怎么可能需求不足。真实的原因是因为前几年亟需“管理”的企业老板们发现大学里招来的这批“管理人才”不但不懂管理，反而只会把管理搞乱。吃了亏后退不了货，但是不肯再继续进货了，当然就造成“需求不足”；而同时，企业领导们继续在头痛：如何才能找到和培养一个（或一批）会管理会做事的人？这些企业领导，宁肯用一个文科好的理工科生来培养管理水平，也不肯用纯文科背景的学生，更不肯用“管理”专业的学生来做管理人员，这不就说明了问题吗？

 最后的结论就是：在中国的大学里，连这些最实用，最受社会需求的学科，能够也必然会用市场经济来检验的专业，如果都没有什么实在的东西，你还指望其他更“虚”的，更无法检验的文科专业，能给你什么惊喜吗？只会更糟，更糊弄人吧？您还敢去学吗？

 还有，从教学方法上来分析，各位也可以得出结论就是中国不会有真正的文科。所有的文科专业，骨子里都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离开这点，就不是文科。我们的大学，专家批评是“技术官僚管理模式”，的确如此：我们教文科的课程，居然统统是发一本教材来上课，讲知识点，学生在下面傻听，记笔记，考试，做试卷；一个学期下来，根本就学不到什么东西。这是“知识传授”的模式，不是文科教育！思维和价值观绝对不能这样教，不说西方，连香港大学都不是这样教的。香港大学的文科，还有些真东西。可我们所有的课程，全一个德性，一个模式，就是没脑子的模式，连业余水平都不如。（关于文科的教学要求和示范，请参见[千万不要学文科二]）

 举一个例子，名声在外的今日学堂的英语学习模式，是我花了两年时间业余鼓捣出来的方法，其实就是“思维教学法”，结果学生零起点学了三年半，就可以熟练阅读原版“大英百科全书”，用英语记笔记，写文章，跟老外谈天说地，拥有地道的英语思维，学堂学生的英语可以比我这个“教学发明人”的水平还好。请问我们的英语教育体系不遗余力地培养了十几年的学生行吗？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英语学习，也是“知识传授”而非“思维教学”，所以把本来很简单的英语语言学习问题，弄成整个教育体系的“头等大事”和每个学生的“第一课程”，全国人民一起“疯狂学英语”，疯狂考英语，最终耗时耗力耗钱，还是没有学好！

 大家其实可以想想：我一个工科出身，英语水平很一般的人，业余时间随便研究弄弄，就远远超过“体制教育”几十年的“研究水平”，实在是滑稽可笑。搞英语教学的突破，无论如何不该是我弄出来的；这也证明中国的体制学校英语教育水平之差，教学思想之落后，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不然，也不会成就中国火爆的英语培训产业。

 英语专业如此，其它也一样！所以，结论就是：千万不能报考文科专业。真想学还不如自学，肯定比上大学更好些。绝非虚言！韩寒如果上了中国名牌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现在恐怕就写不出什么像样的书，也挣不了稿费，只好去中学教语文课了。

 想要学习智慧不能读文科，想要饭碗就更不能读文科了。考理工科还靠得住些，就算是成绩不够好，上不了大学，读技术中专，职业学校，就业前景都比上大学文科强。我一个朋友，中学毕业，上厨师学校，工作几年后，现在打工的年薪十几万，有几个文科大学生工资比他高？

 最后，关于教育体系的问题，相信大家已经有了答案：教育科学，当然就是文科。如果我们没有文科，当然就没有教育科学。如果我们没有教育科学，当然就培养不出来老师。如果没有老师，当然就不会有真正的教育，不仅没有大学，也不会有真正的中小学，这是一个完美的，自我复制的循环。我们教育体系的病根子，就是在这里！

 为什么教育问题现在那么严重？病根在四十年前！

这里提一下：别以为历史与我们无关，我们就活在历史里。文革的历史和痛苦，依然要大家承受；中央的一个文件，清算不了历史和过去；如果大家肯多想一想，很多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单。该做什么？其实也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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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千万不要读文科一  中国学生专业选择和文科教育问题

         2 千万不要读文科二：缺乏灵魂的理工科：     缺乏灵魂的理工科  不会思考的清华大学生------ 工具理性和人文理性的协调问题   3：千万不要读文科系列三：文科教育的核心就是思维教育(

文科教育的核心就是思维教育！思维教育的明珠是多元思维

   4   千万不要读文科四：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离不开文科教育

             --------真文科的教学方式和案例示范

                 
                                理想让我走得更遥远
　　
　　
   “（有）一种欢喜是迷人的理想，它使我在荆棘之途走得更远，为理想而痛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看它终于成笑谈。”这是诗人穆旦在《智慧之歌》的话。但在柯领看来，不管别人认为这是“无聊的笑谈”还是“真理的探索”，他都乐此不疲。
　 　有一个记者曾在自己的报道中这样描述，“柯领被自己有关教育的思想疯狂地控制了起来，他自己简陋的研究居所变成了一座——研究教育思想的牢笼——而柯领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他自己教育思想的囚犯。……像他这样一个把思考作为生命产业的人，在常人眼中，就变成了一个不可理喻的人，一个不识人间烟火的孤居者”。但在柯领看来，这个牢笼何其迷人和充实，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每天都要有很多事情要去做，要去思考。虽然有很多人不理解他，认为他是个傻子，但让柯领欣慰的是，更多的人给予了他默默无闻的帮助。
　　那是一次戏剧性的经历，但却让柯领感到了温暖。１９９８年，因为一些纠纷，柯领租住的屋子要被法院强制执行。负责民警带着几个人浩浩荡荡来到柯领这里，做好“强制搬家”的准备，可是他们打开了门，惊呆了，怎么有这么多的书！负责民警看着他贴在墙上的文章，计划出版的书目，还有一些记者的报道，就问他，你的教育和孔子有何不同，柯领据实以告，传统的教育以德为本，我的教育以美为本。这个民警听了，愣了一下，忽然对柯领说：“你们这种人很难得，中国需要你，因为你不是为自己思考，是为大家思考。”二话不说，就带着人走了。
　　２００１年春，几经周折，柯领的论文终于在《教师之友》杂志发表，虽然很多人在为他是天才还是疯子在争论不休，但毕竟是发表了，这就意味着肯定，虽然未必有人理解。这时，柯领已经在成都很是“有名”了，一部分人欣赏他的新颖理论，但更多的人佩服的是他的精神，那股子不多见的“傻”和“执着”。
　　转眼间，柯领已经４０岁了，俗语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但柯领不仅没有“立”，还在不断产生着“惑”。他身无长物，只有满脑子奇怪的问题和想法，在别人看来，他的精神虽然可贵，但却太不“务实”！
　 　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是“理想主义”的“光辉岁月”，９０年代是“理想主义”的“落日斜阳”，那么２１世纪呢？或许人们都已经把“理想”当作了一种虚幻和童话，更多的人把自己放在岁月的砧板上，任其敲打，放弃了曾有的梦想幻想，为自己现实的未来而打拼。可是柯领，却还一直在朝自己１８年前的梦想一步步迈进。时至今日，这个曾经引起了巨大讨论的问题——“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已经不再是学界关注的热点，研究者们似乎更注重实证，更考虑当下的问题了。可是，柯领不管这些，还在做着最基础的“理论研究”，他为自己还保持着“理想主义的激情”而自豪，为自己的“不识时务”而自豪
　　有人认为，柯领是不幸的，至今还需要母亲的接济；也有人说，柯领是幸福的，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还有的人认为，他把自己送到了真理的祭坛，为了他梦想中“美的教育”放弃了世俗的一切；当然有更多的人对此不屑一顾，保持冷漠。可是正如柯领所言：“盲目的狂热并不可笑，可笑的是聪明的冷淡。”任何对真理的追求，即使是盲目的瞎猜，也要强过冷淡的漠视。更何况，柯领并不是盲目的狂热，他看的书，他写的读书笔记，他１８年来的思考，他所坚守的，他所放弃的，都绝非一句“盲目的狂热”所能概括。不管这一切有没有答案，柯领都不会后悔。正像鲁迅先生曾经发出的呼喊“救救孩子”，为了孩子，为了中国的教育，为了民族的未来，为了世界的美好，１８年的坚守和找寻本身就是一个最美丽的过程。
　　诗人纪伯伦曾经说过：“我们活着只为的是去发现美。其他一切都是等待的种种的形式。”而柯领的执着和坚守为这句话做出了最好的诠释。正如柯领自己所说的， “美是一种形式，也是一种价值，更是一种生命的体验；美是生命的源泉，也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所以，他不悔，还要继续走下去，为了一个未来教育家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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