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贤的妻 最才的女

    一百年过去了，岁月的风尘却难掩她的风华。多年前，钱钟书便给了她一个最高的评价：“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现在，她是这个喧嚣躁动的时代一个温润的慰藉，让人看到，“活着真有希望，可以那么好。”

    北京三里河一个属于国务院的宿舍小区，全是三层楼的老房子，几百户中唯一一家没有封闭阳台，也没有室内装修的寓所——“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便是杨绛的栖身之处。

    自1977年一家人搬进来，杨绛就再没离开过。一晃30多年了，曾经的“我们仨”，如今只剩下这位百岁老人了，她有时也会喃喃自语：“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但从那时起，杨绛就把这间寓所称为“人生的客栈”，欢乐与伤悲来来往往，都成了过客，已没有什么可以扰乱她平静的心灵。

    生活低调，淡泊名利

    “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这是杨绛非常喜欢的名言。在许多朋友眼里，杨绛生活俭朴、为人低调。她的寓所，没有进行过任何装修，旧式的柜子、桌子。室内也没有昂贵的摆设，只有浓浓的书卷气。杨绛说：“我家没有书房，只有一间起居室兼工作室，也充客厅，但每间屋子里有书柜，有书桌，所以随处都是书房。”她非常满足于这样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多年前，国家要出资为她的房子装修，却遭到了她委婉的拒绝。

    杨绛先生的低调，隐含了她独特的人生智慧，透露着她近乎执拗的文化品性，更是包含了她对钱钟书先生的深情。她拒绝出席中国社科院主办的纪念钱钟书诞辰10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为的便是恪守她与钱钟书的诺言，“钱钟书生前跟我说，自己去了以后，不要搞任何形式的纪念会。”杨绛先生的人生已经到了一种“纯净”的境界，正如她的文字，看似平凡、不动声色的表达，却充满了思想的韵味。

    有人说杨绛先生长寿的秘诀来自内心的安宁与淡泊。杨绛有篇散文名为《隐身衣》，文中直抒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生活中的她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

    “最才的女”，创作翻译双高峰

    杨家世居无锡，是当地一个有名的知识分子家庭。在父亲的引导下，杨绛从小就迷恋上了书里的世界，中英文的都拿来啃，读书成了她最大的爱好。

    求学时老师给杨绛的批语是“仙童好静”，在英才济济的东吴大学，她很快就奠定了自己才女的地位：中英文俱佳的杨绛是班上的“笔杆子”，东吴大学1928年英文级史、1929年中文级史，都由她“操刀”。她还喜欢音乐，能弹月琴，善吹箫，工昆曲。大学期间，自修法文，拜一位比利时的夫人为师，学了一口后来清华教授梁宗岱称赞不已的法语。

    求学清华大学时，一贯爱好文学的杨绛开始自己创作，备受任课教师朱自清的欣赏。杨绛在清华没能拿到硕士学位，后陪钱钟书西方游学，也未攻读任何学位，但她一路旁听，一路自修，坐拥书城，遍读乔叟以降的英国文学，还不时和丈夫展开读书竞赛。

    从早先求学于振华女校，到就读于东吴大学、清华大学，并随钱钟书先生留学英伦，在杨绛十几年的求学时光中，与之打交道的尽是吴宓、梁宗岱、朱自清、叶公超、钱穆、李四光、费孝通、赵萝蕤这样的人物，一代民国学人的风华尽数展现在了她的生活记忆中。这一时期的杨绛先生最是享受。从女校到大学，无一不为之提供了宽松自由的氛围，其活泼的天性得遇此境，自会生出快乐的情致，为人生留下诸多美好回忆。

    在把钱钟书先生数量惊人的手稿整理出来交付出版后，杨绛写了散文集《我们仨》，记录和回忆与钱先生及女儿钱瑗一起生活时的情形，写得沉蕴含蓄，精彩都在细细品读之间。4年后，她推出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对于生死以及人的本性、灵魂等哲学命题做了一次终极思考。老人家惜字如金，却把文字的内涵推向了极致。

    杨绛在翻译界可谓大家。通晓英语、法语的她自学西班牙语，翻译了巨著《堂吉诃德》。1978年《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时，正好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邓小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西班牙国王。

    不过，现如今人们提起杨绛先生，总要提起她是钱钟书夫人，但很少有人会想到几十年前，人们是以“杨绛的丈夫”来称呼钱钟书的。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杨绛涉足剧本，始因《称心如意》一炮走红，继因《弄真成假》《风絮》而声名大噪；一度搞得钱钟书很紧张，直到钱钟书写出《围城》，这一局面才得到根本改观。

    钱钟书的小说《围城》被搬上荧屏前，导演黄蜀芹曾专门来征询夫妇俩。杨绛边读剧本，边逐段写出修改意见。电视剧果然声名大噪，一时在全国掀起热潮，而出现在每集片头的那段著名的旁白——“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被无数人时常引用，实际上就出自杨绛之手，她可谓是最懂《围城》的人。

    “最贤的妻”，与钱钟书“缘起一面”

    1928年，杨绛17岁，她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虽起了个大早，但赶了个晚集——清华招收女生，但南方没有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费孝通与杨绛在中学和大学都同班，有男生追求杨绛，费孝通便对他们说：“我跟杨季康（杨绛原名）是老同学了，早就跟她认识，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

    杨绛念念不忘清华大学。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21岁的她与朋友四人一起北上京华，当时大家都考上北平的燕京大学，准备一起入学，杨绛临时变卦，毅然去了清华大学当借读生。母亲后来打趣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当年3月初，杨绛去看望老朋友孙令衔，孙令衔也要去清华大学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两人初见，杨绛眼中的钱钟书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当时两人只是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但当下都彼此难忘。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在工字厅相会。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直至杨绛觉出：“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坠入爱河）了。”

    费孝通来清华大学找杨绛“吵架”。他认为自己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杨绛回应：“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很失望，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接受现实。

    1935年7月13日，钱钟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

    多年后，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把它念给钱钟书听，钱钟书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杨绛答，“我也一样。”

    综合自《文史参考》《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