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p什么意思:天涯来吧 - 古代中国 - 中国古代政治中心的变迁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8 06:11:23
第一节　中国古代城市　     城市历史地理是历史地理学中人文历史地理的一个分支，它研究的城市是地理实体。所谓地理实体就是指整个城市的地理基础、地理特征和地理价值。城市的兴起、发展与变迁离不开地理环境，这是众所周知的。就是城址选择，也要考虑具体的地理特点，即傍河还是靠山，背原还是面水，环湖还是沿河，平地还是丘陵等。有些是以单一的地理特征为主，有些则是多种地理特点共同起作用。城址的选择对一个城市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古代人在选址建城市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既要考虑其地理优势、山水优势，又要考虑交通优势。      城市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反映。目前对城市出现的时代是有争议的。一种意见认为：原始社会后期的龙山文化，就是中国城市出现的最早时代，因为考古上已发现了龙山文化的古城遗址，城就是中国城市的雏形，或早期的城市（杜瑜：《中国城市的起源和发展》，中国史研究 1983 年 1 期）。最近的考古材料披露在安徽省发现了距今 5500 年的城市，这个城址位于长江、淮河之间的巢湖流域，是一座繁华热闹的城市，养殖业、畜牧业、手工业初步形成规模。这一惊人的发现意味着中国城市文明的起源远远早于人们过去所作的估计，将使中华文明是由上下五千年延伸到七八千年。在此以前，学术界公认的中国最早的城市坐落在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丹土村，距今有 4000 多年历史。在这座古城里，既有大型宫殿、神庙等标志性建筑以及布局整齐的房屋、墓地，又有护城濠沟、手工作坊、集市和大批礼器，所以当之无愧是一座城市。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国城市出现于原始社会的第三次大分工之后。城市是由市直接发展而形成的，市是城市的前身。第三种意见认为：中国具有真正规模的城市出现于春秋后期，战国时才得到了广泛地发展。我认为第三种观点是成立的。      早期的城市是先有城后有市，是为统治阶级设置的交易场所，到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一些交通要道或人口集中的地方也形成了城市。这些城市并不一定筑城，日中为市就是具体的例证。      一、 中国古代城市的选址条件      中国古代城市的选址是很讲究的，要考虑地形、交通、水源等因素。      广阔的平原是建立一个城市的最优先条件。因为平原地区自然环境优越、地形平坦、交通方便、水源丰富、物产丰富，为城市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一些必要的条件，因而中国早期城市一般均建在平原上。正如春秋时期范蠡对越王勾践讲的：“今大王欲立国树都，并敌国之境，不处平易之都、四达之地，将焉立霸王之业”（《越绝书》卷八）中国最早的三大农业地区关中平原、成都平原、黄河中下游平原，也就是中国城市兴起最早的地区。      便利的交通。这是城市建立的必备条件之一，城市是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所在，因此城市必须建在交通方便之处，它是城市兴起、发展的支柱和杠杆。中国早期城市无一例外。正如桑弘羊所云：“燕之涿（今河北涿州市）、蓟（今北京市），赵之邯郸（今河北邯郸），魏之温（今河南淄县西南）、轵（今河南济源东南），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今河南南阳），陈（今河南淮阳），郑之阳翟（今河南禹县），三川之二周（今河南洛阳东），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也，故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盐铁论·通有第三》）。充分说明了城市与交通之密切关系。      之所以选择交通便利之处，就是因为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决定的。中国早期城市大多为政治中心，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都城和秦以后各代都城都是在交通便利之处。秦都咸阳的建立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交通上的优越，它比栎阳要优越得多，是东西交通的咽喉所在。      交通便利既有陆上的，也有水运的，商业城市只有具备了这个条件，才能带来城市的繁荣和发展。“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如果交通不便利，就难于形成这种局面。      水资源也是城市建设中必须考虑的。水与人类关系太密切了，既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也是城市建设中必须讲究的自然环境。有水城市才有生气，古代城市和现代城市一样，都讲究在城中开辟水池，周秦汉唐时期的西安水源丰富，八水绕长安，城中有不少水池。      有利的地形也是古代城市讲求的，易守难攻是建立都城的必备条件，西安之所以为十三朝古都，就是因为其地形是易守难攻，南、西、北均为山，东为黄河，函谷关、武关、大散关等环绕周围。在七大古都中开封在地理形势上是最差的。      古代在长期的实践中也总结建设城市的经验。《管子·乘马篇》中云：“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也就是说，城址选择要注意地形高低得宜，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否则不是引水不便，就可能受到洪水威胁。而地形高低适宜，既可省去修筑沟防，又能引水方便，解决城市供水问题。考古发掘资料也证明，最初的人们一般住在河流边，后来逐渐向上移动，到第二台阶，第三台阶居住，这就是人们在修建城市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而得出的结论。      在古代城市中还有不少城市因各种原因而迁徙的。这其中有城址选择不当的，也有为了选择更好的城市而放弃前城的。选址不当的表现有的因水源难于解决而放弃，有些因沙漠威胁而放弃，有些则被河流圮毁或被湖泊漂没。例如，位于陕北榆林靖边县的白城子，是十六国时期夏国的都城统万城所在（后迁至甘肃平凉市），唐宋时期是夏州城的所在。夏国当初建都时这里环境优美，赫连勃勃当时认为这里是建都的绝佳之地。然而这里地下沙源丰富，一旦植被遭到破坏，势必风沙漫延，成为沙漠区。到了宋代终因夏州深处沙漠之中，随时都有被沙漠埋没的危险，才不得不下令放弃。      新疆丝绸之路上的很多城市都因河流改道，沙漠化严重而被吞噬掉，如楼兰、精绝、尼雅等。唐代的泗州城位于今江苏盱胎县北，为漕运咽喉，汴河与淮河在此相汇，商业十分兴盛。明清两代不断加高高家堰，以抬高洪泽湖的水位，使洪泽湖迅速膨胀，淮湖也合为一家了。而位于淮河岸上的泗州城于康熙十九年（1680 年）终于被汹涌的洪泽湖所吞没，沦入湖底。近年来，每当淮河流域天旱少雨时，洪泽湖水位下降，泗州城垛仍可露出水面。      而历史上都城的迁徙也有不少，特别是在早期。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最为显著。这些都城之所以屡次迁徙，一方面是为了争取更为有利的地理条件，是主动的。也有被动的迁都，那是因为被别的国家侵略而不得不迁都。      先是第一种情况，商代曾屡次迁都，直到盘庚迁殷才稳定下来，在此以前有过十三次迁都，仅商汤之前就有八次之多。西周王朝从周原迁至沣，又迁至镐，秦王朝都城从甘肃陇东迁至关中平原，又一步一步向东迁至咸阳，就是在寻找最好的地理环境及适宜于国家发展的有利条件。      周原所在不利于周王伐商，离东方前线太远，环境又不如沣镐一带，而沣京不如镐京开阔，受到沣河、灵沼河的限制，只有向沣河以东扩展才是正确之路。      西安附近的周秦汉唐都城也不在一地，从沣镐到咸阳，从咸阳又到汉长安城，隋唐长安城又向东南发展，从整个发展情况来看，地理环境和其它因素越来越利于发展。如秦最早建都在渭河北的咸阳原上，由于用水、地形及对外发展的需要，到惠文王之后开始向渭河南发展，形成了“渭水贯都，以像天汉”的秦都城，而且欲以阿房宫代替渭北的咸阳宫。      西汉王朝建立后，在原咸阳都城渭河以南部分重建，而放弃了渭北，应该说汉长安城与秦咸阳关系密切，长安一名本是秦都咸阳中的一个乡名。建都于渭河南比原咸阳水源丰富，地形高低适宜，平原开阔。      由于秦岭山脉在西安城南折向东北去，造成西安地区的地形东南高而西北低，因而发源于秦岭山地的灞河、浐河、潏河等均受到这种地形影响，纵贯西安东南地区，趋向西北入渭。这些河流切割了西安市区的平原，使其成为东南西北向的长条形。比较而言，只有灞河与浐河之间的这块平原最为广阔，东西宽约 17 公里 ，南北长约 40 公里 ，以龙首原为分界线，形成南北两个不同的地形单位。龙首原位于西安城北，呈西南东北走向，犹如一条龙卧在那里，故有此名。原头高 20 丈，尾高 5．6 丈，东西长约 60 里。西安北门外的龙首村恰位于龙首原顶上。汉唐长安城就兴起于龙首原的两侧。      龙首原以北地势低平，向渭滨倾斜，汉长安城南倚龙首原，北濒渭河，西临潏河，东近灞、浐河，选择了西安地区地势最为平坦的一块，为修建规模庞大的都城提供了优越的地理基础。它既可以在龙首原上设置宫殿，又有广阔的平地布设居民区，同时又能从西南方面引交河、潏河解决城市供水问题。整个地形由南向北微微倾斜，直达渭河之滨。因此从城西南引水，可以纵贯全城，自流而北，排入渭河。这不仅对城市自流供水十分有利，而且对防汛也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当然汉长安城受到北边渭河和南边龙首原的制约，也对汉长安城的发展带来了一些不利因素。汉长安城的北墙缺其西北角，呈西南、东北走向，就是受到渭河流向制约的结果，城市供水也只能从西南方向，就是受到龙首原的影响。      隋王朝时，都城向东南迁移，之所以如此，与长安城的用水有关系，由于长安城东南为龙首原，所以从东南方为长安城供应水不容易，而隋王朝建都于龙首原之南，这样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另外，隋王朝之所以未用汉长安城还与风水有关系，隋王朝都城的设计者宇文恺除考虑其它因素外，还考虑到在龙首原和少陵原之间大致有六条东西向的高坡有关系。因为宇文恺以《周易》的乾坤理论作为新都设计的指导思想，就一定要在现实地理环境中找到对应物，这就是“龙首山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隋书·高祖纪上》）宇文恺把龙首原以南的六坡视为乾卦之六爻，并从北向南按九一、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九六的顺序排列；布设各种建筑物，使现实地形与理论化的设计思想达到奇妙的统一。在总体布局上，宫殿位居最高，具有高屋建瓴、统摄全城之势，次为政府机构（皇城），再次为寺观和官僚住宅，最下层才是一般居民的住宅（里坊区），正如《元和郡县图志》所云：“隋氏营都，宇文恺以朱雀街南北有六条高坡，为乾卦之象，故以九二置宫殿，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 应 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及兴善寺以镇之”。从而体现《周易》的指导思想。经过他的精心选择，终于在龙首原与少陵原之间找到一个地形最为优越，引水最为方便，又能体现《周易》乾坤理论的地理位置。隋唐长安城便建在这里。      其它地区的城市迁移也有类似情况，即寻找最理想的地方。       二、 城市的城墙      中国古代的城市大多建有城墙。城墙的诞生是人们为了防御。早在史前的半坡遗址中人们为了防御野兽的侵袭和其它部落的骚扰，就在自己的居住区的周围挖掘深沟，以保障自己的安全。      中国的城墙起源于原始社会中后期，即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据文献记载：“鲧作城郭”（《世本·作篇》）“鲧筑城以 卫 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吴越春秋卷 5 》），考古发掘已证实了文献记载的正确性。山东章丘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中首先发现了完整的古城，该城南北长约 450 米 ，东西宽约 390 米 。类似的古城在考古上已发现 50 多个。      夏商周时期的城墙更为普遍，商代不仅都城有城墙而且诸侯也有城墙。在商代的偃师商城、郑州商城有，在诸侯国的有湖北盘龙城和山西夏县埝掌乡东下冯古城等。      郑州商城是目前发现的最大商城，整个城址被郑州市占压，经过部分钻探和发掘，城墙周长 6960 米 ，面积达 3．02 平方公里。      西周的丰镐城墙还未找到，但规模绝不会太小，据《周礼·考工记》记载：“西周的国都城墙长达 13000 米 ，面积达 10 平方公里左右。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筑城最多的时期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城市大发展的时期，由于这一时期战争频仍，筑城也最讲究，城墙越筑越高越大，既有城又有郭，特别是战国七雄的城墙更是庞大。但秦都雍城、咸阳至今未发现郭的遗址。其原因为：①秦人本身是一个开拓性的民族，一向以统一天下为已任，随着商鞅变法以后，国力日益强大，军事上接连取得胜利，山东六国已无力招架，战争均在山东六国的土地上进行，因此没有必要修建郭城。②秦都咸阳一直在扩张中，从渭北发展到渭南，还要继续扩展，这是由秦人好大喜功的特点所决定的。所以也无法修建郭城。      汉长安城的城墙迄今仍能看到一些遗迹。城墙周长 25700 米 ，墙基宽 12 —— 16 米 ，高度达 12 米 以上，既有城又有郭，布局整齐，城内有五大宫，城外还有一个建章宫。每边有三个城门。这种都城形制一直沿续到中国封建社会末期。      秦汉以后，中国的各级政区虽不断变迁，但州县政区逐步趋于稳定。因而城墙随着州县政区设置多少而增加或减少。随着筑城技术的提高，城墙的质量越来越高。      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筑城与建国同步进行，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城墙是统治阶级下令修建的，是为了统治者的安全。不管是什么形状的城，土城还是砖城，都有具体的位置和范围，终于形成为城市。      城墙和护城河的作用无疑是为了保护统治者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在冷兵器时代确实也起到了作用，我们经常能看到电影中从城外攻城时使用云梯等作战工具，这是古代为了攻城而专门设计的。即使后来有了火炮，高大厚重的城墙仍然能够抵御外来的侵扰。 1926 年春天，河南军阀刘镇华率所部镇嵩军十万人西进祸陕，把西安城包围得水泄不通。杨虎城、李虎臣镇守西安，刘镇华围城达八个月之久，始终未能攻破西安城。这主要是因为西安城墙十分坚固，刘镇华虽用大炮轰击城墙，但由于火炮威力有限，城墙巍然不动。      城墙在维护城市秩序，免遭盗匪之祸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城墙犹如保护神，能使城市免遭祸难，中国古代各个城市都有城隍庙，以祁求城市的安全。      城墙在早期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尤为显著，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墙才逐渐成为限制城市扩大和城市发展的障碍。因为城市的范围是固定的，而城市却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二者之间必然产生矛盾，秦都咸阳无外城就避免了这个矛盾，而汉长安城就出现了问题，因城墙内面积太小，不得不在城西又建建章宫，这必然带来许多不便。      建国后有不少地区拆除了原来的城墙，如北京、南京等地，但现在都觉得当年拆除城墙是一个错误，因为这是古代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晶，有极高的建筑艺术，有些已存在了数百年，甚至千余年，代表了各个时代的文化和建筑水平。因此我认为古代城墙是不能拆除的，要加以保护，西安的城墙、平遥的城墙是比较完整的，平遥古城还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带动了旅游，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我们不要用拆除城墙的办法而扩大城市，可以在古城之外另建新城市，不要破坏古城风貌，是我国古代的文化遗产得以保持，使千秋万代的人能够看到古人留下的文化瑰宝。       三、 城市的形状      中国城市的形状多种多样，有方形、长方形、圆形、不规则形等。古代多长方形和方形城市。《周礼·考工记》中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九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从记载来看，应是方形城市。魏国的安邑，鲁国的曲阜，楚国的丹阳城、汉长安城基本都为方形。在省府州县中，也有一些方城。由于这种城市对地形要求严格，必须有一块广阔平坦的平原作为基础，故在城市形状中不占主流。      长方形城市比较多，既可为东西向，又可为南北向，但作为都城来讲，一般为南北向长方形或方形， 杨宽先生提出秦汉时期都城是向东的，这是不正确的，无论秦的都城咸阳，还是汉长安城，均为向南而立。      在南北向的都城中，以东汉洛阳、东魏、北齐邺都南城、元代大都城作为代表。东西向的都城以隋唐长安城最为具体，唐长安城东西长 9721 米 ，南北宽 8651 米 ，周长 36700 米 。明清时期的西安城，东西长 4200 米 ，南北宽 2650 米 ，周长 13700 米 ，也为东西向长方形。      圆形城市比较少，之所以出现这种圆形城市，是受原始社会圆形房屋或天圆地方观念影响。在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圆形房子占有很大比例，城头山古城也是圆形的。江苏省常州市西南的周代淹城，就是由三道城墙、三道护城河构成的圆形城市，为西周时期的，分王城、内城、外城。王城周长 500 米 ，呈方形。内城周长 1500 米 ，为不规则圆形。外城周长 3000 米 ，也是不规则圆形。三道城墙均有护城河，只有一个旱路城门。且不在一个方向上。     圆形城市多在南方，北方甚少，这是因为南方多水，地形受限制，河流且多弯曲，是因地制宜、利用自然环境的结果。      不规则形城市指城市的形状既非方形、长方形，又非圆形，而是随意性比较强。是受河流与地理环境的影响，沿河形成，随意展开。在这类城市中，沿河发展的城市如江西的景德镇、湖北的沙市，有些则位于两河交界处，如重庆、湖北武汉等。重庆是一个典型的不规则城市，位于长江与嘉陵江交会处的一个半岛上，城市建于山上，被称为山城，是受山地和河流的影响，现在的重庆市更沿嘉陵江和长江发展，愈加不规则。      到了近代，随着城市的大发展，多变为不规则形城市。 第二节　中国古代都城      一、中国古代都城的平面布局      中国古代的都城有 100 多个，但主要都城则为西安、北京、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安阳，被称为七大古都。建都时间最长的是西安，已超过 1 千年，达 1077 年。建都的王朝也最多。有西周、秦、西汉、王莽、隋、唐六个统一王朝，还有刘玄、赤眉、东汉（后期）、西晋（后期）、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黄巢、李自成等十二个王朝政权，西安还与意大利罗马、埃及开罗、希腊雅典，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被称为世界五大古都。北京有十一个王朝，共 903 年。洛阳有十四个朝代，共 885 年。南京被称为六朝古都，共 450 年，开封 366 年，安阳 351 年，杭州 210 年。内地全国共有 15 年以上的都城 53 处，共有 172 个王朝或政权。 15 年以下的有 79 处，共有 90 个政权，周边民族共有古都 47 处。      西周的丰镐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规模宏大、布局整齐的都城。关于其中平面布局，迄今考古工作收效不大，未能作较多的工作，但从《周礼·考工记》一书得知西周的丰镐的平面布局，这就是“匠人营国、方九里房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 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是非常规整的都城。      丰镐的平面布局是否如《考工记》记载的一样很整齐，还有待于考古发掘来证实，不过从东周王城的平面布局和后来中国都城总体布局的特点看，其记载是正确的。西汉长安城、元明清的北京城都是面朝后市。尢其是元代的大都城，就是完全按照周礼的原则设计的。      汉长安城位于西安市以北的汉城乡一带。城周长 25700 米 ，总面积 36 平方公里。已找到了十二个城门的具体位置，每面三个城门，每个城门有三个门道，每个门道各宽 8 米 。由各个城门通向城内的街道，都以三条平行的街道组成，街道的宽度 45 米 ，中间一条宽约 20 米 ，两侧各宽 12 米 。中间一条为“御道”或“驰道”，是专供皇帝使用的，连皇太子也不能横绝，最长的一条大街长达 11 里。汉长安城内有 160 个闾里，“居室栉比，门巷修直”。据说长安有九市，主要在横桥大道两侧，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      长安城中有五大宫殿区，即未央宫、长乐宫、北宫、桂宫、明光宫，占整个城内的一半地方，后因城内面积太小，还在城外西边修了建章宫。      汉长安城的平面布局符合《周礼·考工记》的基本原则，即南部为宫殿区，北部为市场、居民、手工业区，十分整齐，应该说它第一次体现了《周礼》规定的城市布局原则，所以西汉都城及其以后都城能循《周礼》的规定，与西汉以后实行“独尊儒术”的政策有关系。西汉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在中国统治思想中占主导地位，不会不影响到都城建设的布局。      东汉洛阳城面积为 11 ． 16 平方公里，比西汉长安城要小得多，城墙宽 14 —— 30 米 不等，也有十二个城门。南墙 4 门，北墙 2 门，东西两边各 3 门。大夏门规模最大，有三个门洞，其它只有一个门洞。      宫殿占据全城的主要位置，东汉洛阳有南北二宫，位于全城的中部地区，两宫相距 1 里，有复道相通。经济活动中心集中在三市，即金市、马市和南市。      曹魏邺城位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 35 里处。由于漳河南移，其城址大多已被冲毁。《水经注》对邺城有详细记载，是东西向的长方形都城。从其布局来看，在中国都城史上有重要地位，也开创了中国城市平面布局的新规制。首先表现在宫殿、官署、市场、居民区各划定一定区域，井井有条，比汉长安城的布局要整齐得多；其次是宫殿北移，有丁字形干道布设于宫殿之南，有了明显的中轴线，为中国城市的对称布局树立了样板。第三是园林占有城内广大地区，把园林建设摆在城市建设的重要地位。      六朝建康城，是指建都于南京的孙吴政权，东晋政权和南朝的宋、齐、梁、陈政权。建康即南京市，孙吴时称建业，东晋、南朝称建康。今日南京市最早称金陵邑，据说楚灭越后，为镇压王气，埋金以镇之，故名金陵。      六朝的建康城位于今玄武湖以南地区，为孙吴所建，孙权自武昌（今湖北鄂州）迁都秣陵，改为建业，即建功立业之意。诸葛亮使吴至建业，称此地“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由于孙吴建业城和东晋建康城均恃大江为固，并未建成坚固的城墙和城门，直到南齐时才有所改变。      隋唐长安城。隋时称大兴城，唐改名长安城。唐长安是一个南北略窄、东西略长的长方形，非常规则和整齐，和汉长安城一样，东西长 9721 米 ，南北宽 8651 米 。      其平面布局整齐，东西对称，有中轴线，向左右沿展，以宫殿的承天门、皇城的朱雀门和外郭城的明德门为南北一线，为中轴线。宫殿是全城的核心，位于城内北部中央，周长 8600 米 ，面积 4．2 平方公里。      皇城紧在宫城之南，周长 9200 米 ，面积为 5．2 平方公里，承天门大街把皇城分为东西两半，所有建筑物也是以它为中心东西对称分布。      外郭城是一个大长方形，周长 36700 米 ，面积 84 平方公里。完全采取棋盘式对称布局。城内东西 14 条大街，南北 11 条大街，把全城分割成大小不等的 110 坊。诸坊均有高大的围墙环绕，一般都开辟东、西、南、北十字街，四面各开一个门，除过特殊情况外，不准再向大街开门。坊门启闭有时，每天夜间街鼓鸣后，行人必须回到坊内，否则就是犯夜，会受到巡行武士的严厉惩罚，甚至于杖杀。      唐长安城内经济活动中心就在东西两市。也完全按照东西对称的格局布设，东市位于皇城东南角（今西安交通大学西边），西市位于皇城的西南角（今西北工业大学的西边），两市各占两坊之地。西北大学在太平坊内。      唐长安城的宫殿有三组，即宫城中的太极宫，龙首原上的大明宫和春明门内的兴庆宫。由于方位的差异，一般称太极宫为西内，大明宫为东内，兴庆宫为南内。      唐长安城由于从东西两侧引水进城，城内环境绝佳，在宫城中有东、西、南、北海，有山、水池。在大明宫北有太液池，在兴庆宫有龙池，在西市有放生池。在城东南角有曲江池等等，使城市富有生机。      北宋都城开封分内外三重，即外城、里城和宫城。      北宋开封仍延用坊制，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坊里制度终于崩溃，封闭性的坊已被冲破，居民区与市场混一的城市制度逐渐形成。由于坊制的崩溃，宋代在城市管理上开始设置厢，即按地段、街道实行管理。合计 17 厢 134 坊。出现了坊市合一的现象。坊市合一不仅是东京开封城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一大变革。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坊”的前身“里”起源于商代，是人们按血缘关系和职业分工聚集而居的单位。先秦时期里周围有围墙，呈封闭状态。到汉代出现了与“里”职能相同的“坊”。从春秋到隋唐实行“闾里”或“坊里”制度，把城内居民区划分为许多坊里。坊里内有街巷，四周用高墙围起来，各有长官负责管理。汉长安城中有 160 个闾里。闾里之内，室居栉比，门巷修直。里的四周有墙，每墙都有门，傍晚街鼓一停，居民就不能上街走了。唐长安坊有 110 坊。和西汉差不多。      北宋初年虽仍设东、西市，但市坊崩溃后，市场完全沿街道布设，《清明上河图》反映的是北宋都城开封市场繁荣景象。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闭式管理彻底崩溃，变成开放性的商业街。标志着新兴市民自由贸易经济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纸币交子之所以能出现于宋代，实质上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      元朝的大都城位于今北京市区，今北京内城及其以北地区也就是元代的大都城。为南北向长方形。周长 28600 米 ，面积近 50 平方公里。这是刘秉忠依据《周礼·考工记》的理想制度设计的整体划一的都城。其总体布局是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由于北京地区寒风凛冽，北墙只开两门，其它三面均开三门。      大都的居民区仍称坊，据说共有 50 坊。居民区主要以胡同命名，整齐地排列在南北向大道的两侧。胡同一词起于元大都。经考证，即蒙语“水井”的意思。胡同中的居民点大体上也是四合院式的庭院。      元大都的平面布局整齐划一，是继唐长安城之后又一个规模宏大、布局非常规整的都城。而且三宫鼎立，与风景区相结合，独具匠心，充分利用了一些有利的地形条件，显得雄伟壮观，庄严大方，特别应该提到的是郭守敬开辟水源，成功地解决了城市供水和漕运问题，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明南京城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城，明初定都南京后即开始兴建，把南唐的江宁府城加以扩展，建成规模宏大的南京城。分为宫城、皇城、京城、外城几部分。      京城即今南京城，为南北长、东西窄的不规则形，南北 20 里，东西 11 里多，周长 67 里，面积 55 平方公里。有 13 个门，南 3 门，正门为阳门。西 5 门，东 1 门，北 4 门。城墙用大石条奠基，完全用青砖包砌，这在古代城墙中开了先例，在此之前均为夯土城墙，今天看到的砖城墙均是明清时期及以后的。      宫城也名紫禁城，设置 6 门，即午门、左掖门、右掖门、东华门、西华门、玄武门。宫城之外为皇城，设置四门。明初为了南京城的安全，还修建了外郭土城，“因山控江”，把南京附近的所有高地都圈入城内，“周回 180 里，别为 16 门”，实际以大约 120 里左右。      明成祖永乐元年（ 1403 年）改北平为北京， 1406 年开始筹建北京宫殿城池。 1421 年完成，历时 15 年，正式定都北京。明代的北京城也就是元大都城的改建，北墙南缩 5 里，南墙向南扩展出 2 里，成为东西向的长方形，重修了宫城和皇城， 1553 年，又修筑外城，仅筑城南侧一面。至此，北京城的基本轮廓已经构成，即宫城、皇城、内城和外城。      宫城即紫禁城，也就是现在北京的故宫，位于内城中部偏南地区。皇城在宫城之外。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都城平面布局大体上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 整齐划一，以《周礼·考工记》为指导思想，尢以邺城、长安、北京最为明显。      第二， 中轴线纵贯全城，建筑对称分布。      第三， 以宫殿为主体，皇宫占据全城的要害部位，不是居中，就是占据高地，而且有宫城相护卫，使皇宫成为全城的主体，宫城不仅与居民区分离，而且宫城的布局也以正殿为主体南北伸延或向四面展开，井井有条。      第四， 宫殿都建筑在高台上。这除了具有防潮的功能外，主要是占据制高点，维护皇宫的安全和显示皇权的至高无上。      二、历代的陪都      中国古代的王朝或政权有不少在都城之外，还建置若干陪都。设立陪都的原因有多种：有的是为了便于各方的朝贡，如西周经营雒邑就是因为其地居天下之中，四方入贡时道里都能够均衡（《史记·周本纪》）。曹魏建立政权后，建有五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魏因汉祚，复都洛阳，以谯为先人本国，许昌为汉之所居，长安为西京之遗迹，邺为王业之本基，故号五都”（《水经·浊漳水注》）。其后武周政权以并州为北都，也是因为并州为王业的始基。也有以前都城为陪都的，后梁以唐的东都为西都，后唐以京兆府为西京。也有的王朝因都城迁徙，便以旧都为陪都，明初都于南京，明成祖北迁后，仍称之为南京，南京便为陪都。      陪都制度的确立始于西周时期，之所以建洛阳为陪都，除了上文提到的为了方便各方朝贡而外，镇抚东方应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北周建都于长安，以洛阳为陪都，称东京。隋继北周后，也以长安为都城，洛阳为陪都，称东京。唐时陪都最为复杂，增设废省，因时而异。其仅以洛阳为陪都，约有二次，一次在高宋至武则天时，一次在中宗至玄宗时。五代时，梁、晋、周皆建都于开封，而以洛阳为陪都。陪都的建立有的多达四处，与都城并立，成为五都，甚至还有多至五处的，加上都城达到六处。这种五都并立的制度，前面已经说过是肇始于曹魏之时。其后到唐代，曾经两次设置五都，第一次在肃宋至德二年（ 757 年）以蜀郡为南京、风翔府为西京，西京改为中京（西京指长安），玄宗天宝元年曾以长安为西京，以洛阳为东京，以太原为北京。这就成为五京。代宗宝应元年（ 762 年）复以京兆府为上都，河南府为东都，凤翔府为西都，江陵府为南都，太原府为北都。      辽建置五京。辽的五京是陆续建成的，太宗以皇都为上京，升幽州为南京，改南京为东京，圣宗城中京，兴宗升云州为西京，遂成为五京。上京临潢府，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京析津府就是现在北京。东京辽阳府，在今辽宁辽阳市。中京大定府，在今内蒙古宁城县西，西京大同府，在今山西大同市。      金国曾建有六都，为上京会宁府，东京辽阳府，北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中都大兴府，南京开封府。      明初有三都，建都于南京，并以临濠府（即凤阳府）为中都。明成祖时（ 1403 年）迁都于北京，南京成为留都，中都并未废除，因而也成了三京。      三、 形成都城的要素      其要素即自然环境、经济基础、军事形势和社会基础。      自然环境是形成都城的首要因素。所谓自然环境，至少应包括地形、山川、土壤、气候、物产等方面，不同的都城在这些方面都有各自的特色。都城的所在地都离不开高山大川，这不仅可以便于防御外来的侵扰，而且河流还可以有利于和其它各地的交通。      经济因素在都城建立时也是必须认真考虑的。经济是基础，如果没有稳定经济基础。就不可能有任何好的上层建筑。一些王朝在建立伊始，还不至于考虑都城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却需要立刻考虑都城中居住人员的吃粮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寻找适于粮食生产的地区，就地解决，但由于都城内人口众多，仅靠附近地区是难于供应充足的，因此历史上为了保证粮食的供应，从秦汉时期就开始用陆路和水路进行粮食的运输，汉唐的漕渠把全国各地的粮食运到长安。元明清用京杭大运河把南方的粮食运到北京。封建社会后期之所以都城往东和南转移，主要是由于经济因素造成的，即粮食运输问题。唐时连皇帝吃粮也出现了紧张情况。      军事是保障都城能否长期存在的至关重要问题，为了能保证都城的安全，必须寻找易守难攻之地理形势，在地形上有利于防守，这样的防守凭借当然是越多越好。西安作为都城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社会因素也是不能忽视的。同样是地方势力，和王朝或政权的统治者相处合谐，不仅能使都城得以建置起来，对于王朝或政权的其它方面也会有一定的助力，反之则导致相反的结果。中国的王朝政权都城之所以大多在北方，与西北方少数民族的不断南下和东侵有一定的关系，这是考虑到当时的社会因素的。同样当游牧民族占据中原后，其都城大多在北方，以便于既控制农业区，又接近游牧地区。元和清之所以建都北京，就是考虑到与自己发展的根据地相近，便于联系。      应该说形成都城的因素是复杂的。作为都城建立的地理环境因素中，还需考虑探求国土的中心点，寻求天下之中，利用交通冲要的位置，考虑对外策略，接近王朝或政权建立者的根据地等等。      四、 都城建设中对自然环境的利用、改造及其影响      前面已经讲到，选择都城遗址时必须考虑地理环境的优越性。另外还必须设置诸多的关隘和其它防御设施，以保证都城的安全。秦汉时期在都城周围设置了很多关口，之所以有关中的称呼，就是因为陕西中部这一块地方处于诸关之中      关的防御设置早在战国时期即已开始，函谷关是当时有名的关隘，在今河南灵宝县北王垛村，位于弘农河的左岸，是当时秦国的东门，也是秦都城咸阳东面的屏障。当时秦国不仅东面有函谷关，在其它方面也有关，西面为散关，在陕西省宝鸡市南秦岭上，东南面为武关，在今河南省西峡县西丹江附近。北面为萧关，在今宁夏固原东南茹水河北，这些关分别拱卫在咸阳、西安的周围。这些关特别是函谷关在防止东方各国的西侵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五国的联军多次打到此而无法攻入关中地区。这几座关各自控制着一条通道。除散关位于秦岭外，其余三座关不仅控制着所在的道路，而且分别是在所通过的道路峡谷断落。函谷关位于崤函山地，经过当地的道路是一条典型的谷道。      武关是当时从西安西南进入楚国的主要通道，位于丹江旁的秦岭南坡，萧关在六盘山下、清水河的源头附近，这是当时北方游牧民族向南进攻的要道。位于宝鸡的大散关是为防止从西南来的干扰。为了保证万无一失，往往在一些关键部位设置多重关隘，如峣关就在今蓝田县南，是为了防止武关失守后而增加的一道关，此关后来又叫蓝田关。从萧关南行进入关中须越过陇坻，在此又设立了一个陇关。      唐时为了保证安全，在全国各地设关 26 座，分为上中下三等，在都城长安周围的有上关 5 座，中关 4 座。 5 座上关分别为京兆府的蓝田关，华州的潼关，同州的蒲津关，岐州的散关，陇州的大震关。 4 座下关为京兆府的子午关、骆谷关和库谷关，还有同州的龙门关。蓝田关、散关都是秦汉时的旧关。蒲津关在今天陕西大荔县废朝邑县东，这也是一座古老的关隘，西汉时已设立。潼关始置于汉魏之间，位于函谷关之西，因而代替了函谷关。大震关即就是陇关。其它四关，有三关均位于长安之南部终南山上，子午关在长安县西南，库谷关在今蓝田县西南，骆谷关在周至县西南，龙门关在今陕西韩城县东北龙门山侧黄河之滨。      洛阳也和西安一样，在东汉末年设置了 8 关。其实前面提到的潼关最初是为洛阳而设的，因为设置时间在汉魏之际，是为了防止西方对都城洛阳的侵扰，后来才被作为唐代东方的关隘。洛阳的 8 座关分别为函谷、广成、伊阙、大谷、轘辕、旋门、小平津、孟津。这里所说的函谷关已不是战国设置的函谷关，已向东移至今河南新安县东门外，是汉武帝时设置的函谷关新关。这 8 关分布于洛阳周围。      北京是金、元、明、清的都城，金、元、清的统治者本身来自漠北和东北各处，故很少考虑从北方来的攻击。明代却不能不凭借太行山和燕山山脉，并设置了若干关隘，在北京西侧太行山上设紫荆关和倒马关，又于军都山上设居庸关，就是所谓的内三关。在燕山山脉上设松亭关和山海关等。      在都城附近设置关隘，可以弥补地形防御上的缺陷，对保卫都城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任何关口并非无所攻陷，这里面有人为因素在起作用。例如：秦王朝的函谷关、武关虽然坚固，但在秦朝末年阶级矛盾尖锐情况下，刘邦首先从武关进入咸阳，后项羽从函谷关进入咸阳。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既然都城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因此，交通对于都城显得十分重要。历代王朝和政权无不希望自己的政权能够长期存在，以都城为中心建设通向全国的道路网成为历代统治者必须解决的问题。交通既包括陆道交通，也包括水路交通。      早在西周时就已实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到秦统一全国后，秦始皇修建了通向全国的高速公路一驰道《汉书·贾山传》记载：“（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这样巨大的道路系统亘古有，当然秦以前的王朝国土面积也没有这样大。这仅是通向东方和东南的道路，通往西南、西北的道路也已建成，当时已“栈道千里通于蜀汉”。秦始皇一生五次巡视全国，第一次就是到西北，其余四次是到东南东北。在修建驰道的同时，为了对付北方匈奴的侵扰，还修了一条通往今内蒙古包头的直道，即从陕西咸阳的淳化林光宫通到九原郡（在内蒙古包头附近）。之所以称为直道，就是因为这条道路毕直的缘故。      由上可见当时通往全国各地的道路，至少不下六条：一为东出函谷关而至中原各地，二为东南出武关而至吴楚等处，三为东北出临晋关，过黄河至赵国和燕国的故地；四为北由林光宫而至北陲的阴山之下；五为西登陇山，而至陇西、北地；六为越秦岭而至巴蜀。当时通往四川的道路不止一条，至少有子午路、陈仓故道，到汉武帝时又开辟了褒斜道。这些道路应为以后各个王朝所沿袭，特别是以西安作为都城的各个王朝。      秦始皇时所修的驰道，不仅仅奠定了后来长安的交通基础，而且对于其后的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和北京有一定影响，因为以上古都都是驰道所经过的地方。      除了陆路外，历代也非常重视水运，因为水运在当时是成本最小的运输线。早在春秋时期，秦国支助晋国粮食，就是通过渭河进入黄河再进入汾河，史称“泛舟之役”，浩浩荡荡。历史上的都城由于人口众多，粮食的供给只依靠本地是难于胜任的，尽管历史上各个朝代在都城附近都采取兴修水利，以增加粮食，如秦时修郑国渠，汉时修白渠、成国渠、龙首渠等。都城附近虽有一些农田水利设施，仍然解决不了都城中日益增加的粮食需要。这样就必须从外地调运粮食，有不少是通过水路来运输的。      汉唐时期修建的漕渠，隋代修建的大运河等都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西汉的漕渠在渭河南，引昆明池水和渭河水，比渭河的航运长度减少六百里。要将粮食从关东运抵长安，在黄河中要经过砥柱之险。历史上的大运河是由多段运河连接而成的，先是春秋晚期吴国修建的邗沟，沟通长江和淮河，后又修建了连接济水和淮水的荷水和鸿沟运河。隋时修建通济渠，从淮河直接通向开封、洛阳；唐宋时代称为汴河。后又修建永济渠，北通涿郡。加宽了邗沟和江南运河。到了元代又对前代运河进行整修、延长，修成了京杭大运河，全长 1782 公里 ，连接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天津、北京，贯通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大运河不但在历史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且直到现在仍然在发挥作用。      五、 古代都城的萧条和破坏      中国古代众多的都城到目前能看到的已廖廖无己，大多从繁荣走向萧条乃至受到破坏。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大体取决于这五个方面的原因： 1 ．土木建筑容易损坏； 2 ．政治变化的作用； 3 ．战争的作用； 4 ．自然条件的变化； 5 ．民族关系的影响。这五个原因并不是全适应于每一个古都，各个古都的消失都有自己的原因，往往是兼而有之，或具备了其中的几个方面。      土木建筑结构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主要特色，这种建筑容易被破坏，遇到水、火等自然灾害及人为影响便会消失，我们现在发现的许多建筑遗址都属于这一种情况。      政治变化的作用。国都的形成是与当时的王朝或政权有关系的，因而国都形成之后的发展以至于最后的萧条和破坏都会受到有关王朝或政权盛衰强弱的影响。当王朝迁都或灭亡时必然对都城产生一定的影响。中国历史上的迁都是不少的，特别是在夏、商、周时期，夏迁都 13 次，商也是 13 次，西周也曾屡次迁都。秦的先公在建都咸阳以前也曾 7 次迁都，战国时期其它国家也有不少国家屡次迁都。迁都对原来都城绝不是一件好事，必然带来衰落和萧条。而且有的迁都还对旧都进行了一定的破坏，东汉末年，汉献帝在董卓的挟持下，自洛阳迁都长安；北魏末年在高欢的压力下，自洛阳迁都于邺；唐代末年在朱全忠的强制下，自长安迁都洛阳，都曾对旧都进行过破坏。当然有的王朝或政权虽遭到崩溃和灭亡，步其后尘的新的王朝或政权却仍因袭前朝的旧规，并未改变其都城的所在地，这样的都城仍然可以继续存在和发展。      战争对都城的冲击是很严重的。例如秦朝末年项羽入关后将咸阳付之一炬，火烧三月不灭。曹魏的洛阳城在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时受到严重破坏，后来被匈奴族刘矅焚烧。这就是土木建筑的脆弱所在。      自然条件对于都城的作用在前面已经讲过是十分重要的，尽管有许多都城在选址时已考虑了此因素，但随着环境的变迁导致都城不得不迁徙。唐代以后之所以西安再未作为都城，与自然环境的变迁是有关系的。这种自然环境对都城的影响在中国古代早期表现尤为明显，由于生产力的限制，当时人们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有限。关中地区由于长期的开发，自然环境已难于满足作为都城的条件，特别是缺粮问题直接制约都城的发展，秦、汉、唐都存在这一问题，到了唐代尤为严重，尽管隋时修建的大运河解决了不少问题，但遇到干旱或欠收的年月，由于人口众多，粮食的需要依然是难于解决的问题。严重时甚至连皇帝也不得不远行到洛阳就食。唐高宗永淳年间，因关中饥馑，斗米售价三百钱。皇帝不能不出幸东都，由于事出仓猝，扈从之土有的就不免途中饿死，高宗为了防止途中万一有人草窃，因而命监察御史魏元忠检校车驾前后，后来到中宗景龙年间，关中又遭饥荒，运输山东江淮谷物至京师，挽车的牛死者十之八九。朝臣接照惯例，又请中宗到洛阳就食，中宗便发脾气，不愿当逐粮天子。      皇帝到东都洛阳就食，这不是简单的出行，而是朝中重要官吏都要随同前往，每次就食，时间长短不同。高宗永淳年间那次就食，就死在洛阳，临死之前，他还在说：“天地神祗若延吾一两月之命，得还西安，死亦无恨”，可见他到东都就食是不得已的。      民族关系对都城的影响也是应该予以考虑的，西周都城丰镐在周文王时曾被西方的犬戎攻占，迫使周王朝东迁洛阳。这是由于周幽王的昏庸造成的。“ 褒姒一笑失诸侯”的故事就发生于此时。西晋末年的洛阳和长安都遭到战争的破坏，而引起战争的则是匈奴族。      在我国历史上国都的变迁十分频繁，但它的发展趋势却是由西向东，由南向北。所渭由西向东，就是从西安往东到洛阳、开封，从南往北就是从杭州、南京到北京。从西向东是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因为南方和东方经济发展相对快一些。从南往北的原因就是因为北方是民族矛盾的交织点，金、元、明、清时期的民族矛盾集中在北方和东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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