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江原创网app:大同主义经济学论纲

[2003年10月复旦大学“走向新的政治经济学高级研讨会”参会论文]

论“新马克思主义”即大同主义经济学体系的构建

(On Constructing a System of Neo-Marxian Economics)

（大同主义经济学理论思想的初步表述）

余元洲

一、从“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概念谈起

我之所谓“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樊纲当年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新综合”有一定相似之处，但是鉴于萨缪尔逊已经完成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与马歇尔—瓦尔拉斯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的综合，故尔将重点放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萨缪尔逊为代表的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虽然他的Economics一书主要系为非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而写）的统一和整合上。由于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或主导下进行统合，且实实在在地吸收了一百多年来西方经济学许多成就的滋养，故尔称之为“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因此，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就是指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即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将传统和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当代西方宏微观经济学统合为一而产生的理论经济学。

樊纲（1990）在其所著的《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中已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新综合”的概念（第159—166页），但他不是站在由萨缪尔逊等人业已完成的西方经济学两大体系之“主流综合派”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而是重新对马克思主义、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这三大理论体系进行批判性的分析、比较并加以综合的尝试。这有一定的好处，就是便于更深入地对上述三大经济学体系及其相互关系加以审视和再审视，从而为三者的统一开辟道路。但也有一个缺点，就是不能有效地聚焦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当代西方宏微观经济学在体系上的统一，从而影响到此种预设目标本身的及早完成。樊纲此书出版已有十多年了，东、西方的两大经济学体系至今尚未统一起来，樊纲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新综合”之在此统一中的体现（或实现）至今未落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由于此种综合和统一的不成功或未完成，致使樊纲本人在其与人合著的《公有制宏观经济大纲》出版之后，再也不见有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著问世。不仅如此，从其最近几年发表的文章来看，似乎还有从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后退的迹象。这是多少有点令人遗憾的。

另一方面，从“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用语中，可以析出“新马克思主义”一词来。这就有必要对其与西方“新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乃至政治学理论的异同加以说明。应当承认，保罗.斯威齐等西方“新左派”，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甚至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都是有不可磨灭的理论贡献的。但是，西方“新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之“新”与我所谓“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新”，在侧重点上，是不同的。前者，除了有意无意地与前苏联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区别之外，主要是在其所受的西方经济学教育和熏陶之背景下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种种理论和实践问题，因而意在革命，意在破旧，并尽可能地为革命性的马克思经济理论进行“辩护”；而后者，即我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则除了同样不满足于前苏联为代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力图对其加以反省之外，最主要的是在几十年所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育和熏陶的背景之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当代中国以及其他几个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因而意在建设，意在创新，并为建设性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辩护”。

概括地说，西方“新左派”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新在对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之批判上，而我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主要新在对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之有批判的吸收上，特别是将其内容纳入新的统一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中来这一点上。

现在，如果我们对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抱宗派主义态度的话，那么，就应当承认，西方“新左派”，以及后面还要谈到的托洛茨基派“第四国际”理论家和实际领导人之一——比利时人恩纳斯特.曼德尔，所有这些人与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总目标是一致的，即都是要论证社会主义经济机制相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机制之潜在的优越性和最佳性，论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论证工人阶级与全人类利益的一致性，并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而努力地工作着、奋斗着。

不同的是，我们中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当前的目的和任务，既不是仅限于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进行批评，也不是要全盘否定前苏联和中国过去几十年所走过的道路以及目前正在做的事情（当然，毫无疑问地，不能也不应当将其神圣化、凝固化），而是要创造一种新的统一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这种理论将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将当代西方宏微观经济学理论整合进自己的体系中来，从而形成或构建出一种全新和更大的理论经济学体系来。笔者自1988年以来的15年间，一直在注意和研究这一课题。

这种统一的理论经济学，由以下五部分内容组成：

第一部分：商品经济一般；

第二部分：商品经济特殊；

第三部分：国际商品经济；

第四部分：全球经济问题；

第五部分：大同政治经济。

    这就是我所谓“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之最简单的体系结构，下面还要进一步讲到。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整合统一的动因和必要性

此种统合的动因和必要性有三：

其一，社会主义已经由理论变为活生生的现实，且已有了80多年的发展历程，其所遇到的许多问题和矛盾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不能解决的，必须在改革中从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寻找使其能得以良性运行所需要的答案或帮助（至少在其目前的初级阶段如此）。

其二，当代西方经济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遇到了无法克服的矛盾和问题（如缺乏科学的价值理论的问题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浪费经济学”特性与人类可持续发展战略直接相冲突的问题等等），且这些矛盾和问题大都是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所固有的，因而不大可能通过其“体制内”的“自我完善”加以克服和解决，因而必须要向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和制度寻找出路。

其三，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及由此产生的政治法律制度上实行某种形式和一定程度的全球治理的客观必要性从根本抽去了以往一切经济学狭隘思路的基础，如国际竞争，国家竞争力，全球范围内争夺资源、争夺市场、争夺生存空间及最大限度地提高各自综合国力以取得对于他国的战略优势等等，都将由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失去意义。因为，从全球化的角度看，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里的资源都与自己“后花园”的资源没有区别（顺便说，那时，只有那时，靠毫无必要的挥霍浪费来刺激增长以苟延残喘的资本主义的历史荒谬性，才能为更多的人们所认识）。再者，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的“生态”就是人类的“生存之态”。如果地球的生态破坏了的话，全人类将难以幸存，国家生存又从何谈起？这就像一则伊索寓言所讲的一样：如果路边的骆驼跑了，争夺它站在那儿所提供的荫凉地盘以供歇息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与中国古言所说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是同一个道理。胡寄窗先生《1870年以来的西方经济学说》一书中反复强调要建立全球视野的政治经济学，其意亦在于此。

三、统合的条件和可行性

目前，实现二者统合的条件已基本具备。具体说来——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与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市场供求均衡价格论及分配论可以结合起来，此点樊纲（1990）已做了一些开创性的研究，笔者本人亦进行了多年研究，并有部分成果公开发表，如《西方分配理论与中国经济改革》（1996）、《论社会主义按资分配》（1999）等。

二是萨缪尔逊的“混合经济论”为此种统合提供了可行的思路。问题的关键在于何者在其中居主导和支配地位。Capitalism is a bad master but a good servant, while on the contrary, Socialism is a bad servant but a good master.既然如此，在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定发展阶段实行“混合经济”体制，如前苏联列宁时期的“新经济政策”及我国目前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其实质是公有制为主体并居主导地位的“混合经济”，即“利用资本主义以成社会主义之功，利用社会主义以收资本主义之利”，不是很好吗？余愿以此与曼徳尔商榷。

三是民法革命作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机制，可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亏损和效率低的问题，这方面笔者已有几篇论文发表，如《论信托经营制》（1996）、《论民法革命》（1997）、《论司产与行政分离》（1998）和《论物权分与制》（1998）。就此论题，笔者还有一本经济学与法学综合研究的专著出版（《公有制市场经济与民法革命》，2001）。这次会议上，笔者已冒昧将其与本文一并提交给了各位代表，请不吝赐教。

四是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仍有可深挖掘的东西，从而可进一步揭示出资本主义商业周期或危机的根源及应对之策，此恰为西方经济学所不及，适成为二者互补的又一契合点。

五是由于全球化把世界各国的所有家底全都摆到了一张桌面上来明算帐，故尔可以料定，资本主义在高歌猛进的胜利之后，其内在缺陷将会更加暴露无遗，并彻底丧失其表面优势。这样，全球化初期其对社会主义所形成的挑战态势就会走向反面，社会主义对其的相对优越性就会越来越明显地展示出来。这一点，正是两大经济学体系相统合的最主要的动力。

这里，顺便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经济机制相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机制的优越性，将不是（或主要不是）表现在有能力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物质和精神产品以满足社会和个人的各种需求，而是表现在供给和需求的适应和平衡上，亦即表现在既有能力满足需要又不致造成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和资源浪费上。这就是未来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将要实行的完全计划经济之长处。

此外，自１９９４年以来，笔者在国际贸易和（国际）货币金融理论上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有一系列成果问世（包括两本专著和五篇论文）。所有这些说起来微不足道的成就，为统一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构建作了进一步的铺垫，使笔者有望在学界同仁的支持和帮助下尽早完成《统一经济学原理（导论）》的写作。

总之，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当代西方宏微观经济学在体系上的统一是完全可能和实际可行的。所需要的只是具体去做这件事情，并且坚持不懈地一直做下去，直到取得应有的成果。

四、统合的途径和办法：

    这是决定统合是否能成功的关键，任务是解决两大经济体系之概念、范畴、术语和范式的统一。其中，框架体系和逻辑结构的统一是总体统一的标志，范式统一是最终结果，而概念、范畴和术语统一是其间的内容，或者更确切些说，与内容的统一溶合在一起。术语统一是技术性问题，概念统一是更为基本的问题，也是术语统一的基础。这些都需要在全书的写作过程中加以解决，也是一定可以得到解决的。这里，重要的是，必须明确以下三点：

    第一，整个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的基本范畴是商品、价值、价格，及以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后者是其特定的高级形式和最为成熟的现代形式，但不一定是理想的最佳形式。与商品经济相对应的是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而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合时宜的计划经济不及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的问题更多、更大，更具有破坏性和浪费性，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相去更远，因而即使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也不宜在此阶段过于久留，相反地，应当及时经由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进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计划经济，并最终经由小康走向大同——共产主义。

第二，经济学的要义是节省，这一点是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浪费经济学根本不同之所在。由此决定，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是“最大最小”原则或原理(the principles of Maximum and minimum)，即以最低限度的各种消耗取得最大限度的需要满足。

第三，从最初起点的商品及其价值和价格，到最后关于全球化时代商品货币关系走向消亡的理论阐释，都必须始终按照基本范畴本身演进的内在逻辑次递展开，以实现两大体系真正有机地“合二为一”，成为一个统一的新的更大的理论体系。

全书的框架结构是：

第一篇：商品经济一般(Commodity Economy in General)

从马克思的商品价值理论与市场供求均衡价格理论的结合开始，进行抽象一般的微观、中观和宏观经济分析；

第二篇：商品经济特殊(Commodity Economy in Particular)

具体研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特殊矛盾和特殊问题，以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特殊困难和特殊问题；

第三篇：国际商品经济（Commodity Economy International）或商品经济的国际运行(Commodity Economy Operating at International Level)

这一部分内容的研究，使抽象到具体的演进上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在国际经济学的层面上讨论商品经济的各种问题，主要是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特别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及改革办法；

第四篇：全球经济问题（Global Economic Problems）或商品经济的全球化问题(Commodity Economy Facing the Problems of Globalization)

这是抽象到具体演进的最高层次，讨论的内容是商品经济在全球化时代所面对的种种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人口、资源、环境、生态和就业问题，等等。也只有在这一层面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何者为优的问题，才能看得清醒和清楚，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第五篇：大同政治经济(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Society of Great Harmony)。

按照初拟的计划，上述五部分将有36章。其中，第一部分为第1—7章，它们是：导论、商品价值与价格、微观经济分析（个人和企业）、中观经济分析（市场和国家）、宏观经济分析（国民经济总流量的水平及其决定）、经济增长及其极限、经济发展及可持续原则；第二部分为第8—15章，它们是：产权基础与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及运行障碍、“凯恩斯革命”与浪费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的产生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及特有的问题、社会主义的市场化改革、产权神话及其破产（据“五常定理”可以推出，实践中也可以看出）；第三部分为第16—22章，它们是：商品交易的国际化历程、国际价值规律与国际市场价格、国际贸易基础理论、国际贸易自由化与全球化的动因、国际资源流动及其意义、国际金融风险及其危害、国际货币体制改革理论；第四部分为第23—29章，它们是：全球化时代的人口与资源问题、环境与生态问题、就业问题、全球化与非物质消费（环境消费和文化消费）、全球化后两种社会经济制度优劣的显现、计划与市场机制优劣的显现、全球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综合分析）；第五部分为第30—36章，它们是：大同经济可行性及其现实意义、公有制市场经济与民法革命、企业内部的混合经济、一国之内的混合经济、全球范围的混合经济、“一球两制” （全球范围的五个二重化，即语言二重化、货币二重化、法律二重化、军队二重化和主权实体的二重化）与社会主义和平革命（混合经济内部“对立面之相对地位的转化”是其必要的经济基础）、从小康到大同及大同社会的自我完善（共产主义将经历自己的n个发展阶段）。其可行性包括“曼德尔定理”之一（社会对成员如同母亲对子女）、之二（自动化排除劳动和价值）和“曼德尔方略”之一、二。

共产主义或大同社会之政治经济制度的可行性问题，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来说，可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因为，如果共产主义或大同社会永不可行的话，那么，那么，理性化的最佳选择就是像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那样致力于改革和完善资本主义，而不是试图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取而代之。反之，如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大同社会是可行的、优越的和最佳的，那么，我们今天的努力就是正确和值得一做的。

共产主义或大同社会是要建立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其可行性在于：除了上面提到的“曼德尔第一定理”、“曼德尔第二定理”、“曼德尔方略”之一(Keep it if necessary; kill it if possible)、之二（先充裕的先“按需分配”）以及众所周知的工作时间缩短、劳动强度降低和思想觉悟提高等项条件或因素外，“按需计划、按需生产、按需分配、按需消费”在“全球无线互联”技术不断完善的时代和“全球定位系统”应用范围持续扩大的情况下可以很容易做到，并能很好地适应人类需要的多样性和易变性。至于共产主义条件下有人偷懒及脏、累、险工作由谁来做等问题，考虑到古希腊和罗马时代曾有过“为官不领薪，且须负重税”的情况，可以通过由“为官者”（即“后国家”的职业管理者）来承担的办法加以解决，这比列宁设想的“人人参加国家管理”模式可能会更好也更可行一些。或者，假如列宁的设想能够实现的话，那么，则可依管理工作的普遍化或普及程度来决定脏、累、险工作之分担的平均化程度。这样，“脏、累、险活由为官者干”的原则仍可实现。这符合“权利义务相平衡”的法律原则，虽然那时由于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消亡只存在失去了阶级属性的“后法律”，而没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法”或“法律”——此种“后法律”无疑是维护大同社会之计划的有效性和“后国家”管理措施之权威性所必不可少的保障机制。

五、统合的方法论问题

笔者认为，要完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当代西方宏、微观经济学的整合或统一，必须要有方法论的创新，主要指靠有三：其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其二是系统科学方法论；其三是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历史研究与逻辑推理相统一及从抽象到具体的体系构建方法和叙述方法。其中，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系统论或系统科学方法论的统一，——此种统一的主要成果就是“唯物辩证系统论”（或称“系统唯物辩证法”）的诞生——是决定一切的。整个理论体系创新的成功，皆有赖于此。从系统论的角度看，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一个个大小不同的系统。而系统，也就是体系。某物一旦把他物纳入或整合进自己的体内，使其成为本身的一个“子系统”，一个新的更大的系统或有机体也就诞生了。所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统一，实质上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去消化吸收当代西方宏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成果，从而将二者统合为一个新的经济学体系。

[作者简介：余元洲，男，1955年生，河南信阳人，文学学士，经济学硕士，法学博士、博士后，原为河南省信阳师范学院外语系副教授，现已调往江汉大学政法学院任教。

通讯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新）江汉大学政法学院；邮政编码：43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