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赌吧洗白什么意思:做官 做官

没有权力的人梦想获得权力，拥有权力的人需要享受权力，权力小的人想扩大权力，处于权力金字塔顶端的人要巩固权力。权力和人们追逐权力的欲望广泛存在于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各个时期。

为什么人们前仆后继吃衙门饭且乐此不疲呢？因为官员身份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收益。国人都知道，当官好，大多数人想当官。哪怕只能摆一天官老爷的架子，人们都趋之若鹜。

首先，古代官员的收入很高。

官员的法定收入由以下几部分组成：1.工资，包括正俸、职钱、服装等实实在在的钱物。清朝中期，一个县令的年工资为48两白银，儒学教授的年工资为50两白银，折合成现在货币大约在四五万元之间，已经足够维持正常的日常生活了。

2.免费开销，包括发的烟茶酒粮薪炭等实物、免费使用驿站和办公场所等。如果担任实职，官员还能免费使用官衙，入住富丽堂皇的府邸，幕僚随从的部分费用也能让官方买单。元朝之前，还给官员“授田”，按照级别高低授予数以顷计的良田，解决官员的“吃饭”问题。各级官府都开有官办的医馆或者配备了医生，官员可以免费获得医疗和药物。这些日常开销都不是具体的钱财可以衡量的，单单医疗一项就是无底洞，而官员可以免费享用。

3.免费劳力。官员能够任意指使下属和差役。官员许多非工作事情，比如搬家、过生日、老婆买胭脂、儿子选学校等等，不用他明说，总会有人热情、主动地提前替他做好。如果雇人来做，这些私人事务会耗费官员不菲的钱财。

4.退休工资。官员退休，一般能从朝廷得到一笔退休费，并且领取从退休前工资百分之五十到几倍不等的退休金。

5.不定期的赏赐。皇帝作为大老板，经常会给干得好的员工发奖金。老几把世民伺候高兴了，他随手把书案上的一幅书法赏给了，竟然是王羲之的《兰亭序》，那老几一下子就发达了。

6．养廉银收入。清朝雍正朝以后，朝廷考虑到官员“收入偏低”，为了防止官员因为穷困而贪污腐败，向官员颁发“养廉银”。这笔养廉银远高于正式工资，比如总督每年养廉银超过一万两，而正式工资不过一百八十两。有了以上这六项法定收入，一个人从进入官场到死，都不用担心生活质量问题了。难怪白居易会写出“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的诗句来了。

特权更能让平民百姓嫉妒得两眼发光。

古代官员有通畅的升迁机制。宋朝对文官三年一“磨勘”，武职官员四年一“磨勘”，也就是考核官员的德能勤智劳，没有大错都给考核通过，一通过就可以升官，升官后各种待遇跟着水涨船高。到明清时期，定期考核就是走走过场而已，人人皆大欢喜，有人被考评为不尽忠职守反而成了咄咄怪事。熬了三五年，古代官员就能升一级，没有实职授予他也有更高的待遇等着他；其他哪个行业能保证一个从业者短时间内一路升迁呢？

古代官员能够解决子孙就业问题。朝廷允许官宦子孙接班做官，负责给官员家人安排工作，也就是“荫补”制度。一定级别的官员的近亲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不用考核，不用竞争进入官场。各朝还有世袭的官职，用来报答官员的功绩或者交换他们手中的权力。司马光就出生在世袭官宦家庭，一到年纪就能当上了奉礼郎。

虽然进入之后只是底层小官僚，但只要没有谋反叛逆、攻击领导的行为，都会定期得到提拔。这个投资收益高、几乎没有风险，还可以惠及子孙。

最后，古代官员职位稳定，进入官场等于捧得了一个铁饭碗。任命官员容易，裁撤官员困难。正式编制的官员，县令、知府、巡抚，甚至给皇上端盘子的太监，“一个都不能少”。

道光年间四川巴县吃衙役饭的约有7000人，而朝廷给该县额定的官吏编制是70个，也就是说帮闲之人和法定官吏的比例是100：1。

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即位不久，痛心地看到自己精挑细选雇佣的官员们坐上位子后，一心享受政府的阳光，另外雇佣了大批幕僚衙役胥吏来办事，把繁杂的政务都推给他们；而这些编外的临时工坐稳位置之后，接着雇佣“二等临时工”，把脏活累活又推给他们做，坐享其成。龙颜大怒，雷厉风行，专门治理官僚队伍膨胀问题，抓编制抓透明度。在他统治时期，明朝的官员编制控制得比较严格，也发生过百姓将狐假虎威的“官场临时工”扭送朝廷的事件，但他一死，制度就废弛了，明朝成为了官场最腐败的朝代之一。

朱厚熜即位时，内阁首辅杨廷和借新皇帝登基之际，用登基诏书的形式裁撤编制外人员14。87万人，仅口粮一项每年就可为朝廷节省漕粮153。2万石。应该说这是一件对国家有利的事情，但对杨廷和个人极其不利。此后杨廷和上下班都要由老朱特旨派遣的上百名禁军团团护卫，否则就有生命危险。

人人热衷做官，官场必然膨胀。李世民用一个词形象地总结了官场膨胀的恶果：十羊九牧。十只羊竟然需要九个牧人，对羊来说是多么沉重的监管啊，整个牧场又怎么能兴旺发达？

侯方域从赋役角度分析官员膨胀的恶果：百姓要承担赋税，进学校读书就可以免除，当吏胥也可以免除。免除的结果是什么呢？十个人中逃避掉一人，就要把那个人逃避的份额加于剩下的九人。如此恶性循环，老百姓的压力越来越大。百姓进入官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难以禁止。于是，天下的生员和胥吏渐渐增多，百姓渐渐减少。开始还是学校学生和胥吏把压力加在百姓头上，后来就是百姓和百姓恶性竞争了。这就是“淘汰良民定律”。在人人热衷官场的时代，良民只有三种出路：或者挤入官吏队伍，或者死于沟壑，或者沦为盗贼。

卢作孚在1948年批评说：“我们国家之所以弄到今天全无办法，情势非常可怕，就是因为这种读书人太多了！在农村，本来可在田里做庄稼的小孩，读了书就不能做庄稼了，往哪里去？到都市，到政府机关去。此外便无事可做了。在都市，商店里的小孩，本可做生意的，读了书也不能守商店了，往哪里去？往更大的都市，还是往政府机关去。在工厂，工人的小孩，读了书，还是不得当工人了，往哪里去？如无更多的银行、公司，还是到政府机关去。目前我国每年中学毕业的学生以十万计，大学毕业的也以万计，读书人年年加多，政府机关的人也年年加多。如果一国人口，全读了书，岂不全是公务员，会没有一个老百姓了？”

政府的产生是百姓为了保护财产和安全，通过契约的形式将部分权力授予政府。在本质上，政府来源于百姓，要为百姓服务，也就是中国俗语说的：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所以当官场中人以满足自身享受和发展为目的时，当官就异化成了一个行业、一口饭碗，背离了建立官场的原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