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言故事作文400字:时寒冰《中国怎么办》

中国怎么办
时寒冰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本书简介：本书以令人信服的大量事实和严密的逻辑推理，深入浅出地向读者揭示了次贷危机的实质，剖析了危机的根源、影响以及世界经济的未来走势，提出了许多以长远眼光应对危机、发展中国经济的对策建议。

作者简介：时寒冰是最为著名的财经评论家，博客访问量在全国经济学人中排第一。作者擅长趋势研究，对于中国股市、房价和国际油价及次贷危机等走向都做出了惊人准确的预测，赢得了广泛的信任。
目录
前言
第1章：次贷危机改变了世界 　　次贷危机把世界拖下水
大掠夺让国家破产
大政府的形成加大世界的变数
财富大洗劫后的强权洗牌
不得不防的两场战争
全球性通货膨胀隐患
失业：社会动荡的大隐患
第2章 次贷危机改变了中国
经济转型被次贷危机终止
出口几无增长空间
中国股市暴跌之谜
海外投资损失惨痛
外汇储备之痛
外企欠账愈演愈烈
第3章：次贷危机隐藏的大陷阱
次贷危机谁是赢家
小布什与华尔街，谁利用了谁？
次级债换来的是真金白银
次贷危机是这样铸就的
被撕毁的信用体系
把穷人引入陷阱
第4章 谁是次贷危机的幕后黑手
格林斯潘神话的终结
隐藏的利益勾结
真假格林斯潘
格林斯潘剥掉自己的皮
第5章 救市：另一个大陷阱
区别救市背后隐藏着什么？
蹊跷的救市
以救市的名义编织掠夺网
富国热衷举债的秘密
第6章 美元霸权：公开的陷阱
铸币税让美国站着捡钱
美元的前世今生
废除金本位制蓄谋已久
“布雷顿”倒下 美元站起来
第7章 全球性通货膨胀要来了！
通货膨胀前的可怕寂静
美国举债消费
美国向世界输出通货膨胀
通胀之害谁也逃不了
第8章 次贷危机下的经济暗杀战
冰岛撞上冰山
冰岛破产真相
IMF还能救谁？
冰岛被抛弃内幕
第9章 借次贷危机绞杀欧元
欧盟为何不敢救冰岛
美元与欧元不共戴天
美欧救市大比拼让中国受伤
为何是匈牙利？
欧美在危机中搏杀
第10章 抱团才能求生
美元化陷阱
货币退让只有死路一条
区域货币联盟的崛起
货币同盟是抗击美元霸权的利器
第11章 人民币突出重围
美国这样打垮日元和英镑
人民币在底端挣扎
为人民币松绑
除掉绊脚石
第12章 中国应主导游戏规则
美国的坚硬盾牌与区域货币
参与制定游戏规则者生
中日印韩联手
亚洲货币同盟不是梦
第13章 资源为王时代的搏杀
全球将步入资源为王的时代
储备资源就是储备财富
全球争夺资源
资源贱卖是中国最大的痛
建立技术人才和知识产品资源
第14章 民富国强，启动内需
内需不振的巨大风险
什么抑制了内需？
日本国力腾飞之谜启示中国
中国应如何启动内需
用惩罚性损害赔偿为内需护航
前言
在全球化已成不可逆转趋势的条件下，中国的崛起不但取决于自身的努力，更不免受到外部世界的制约。在外在因素中，虽然不乏我们可资利用或者有利的一面，但是也必须承认，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有那么一些力量，尽管也许不那么明晰，它们不希望中国强大，而且它们常常能聚合起来设置或明或暗的障碍，掣肘我们前进的步伐。在最近十几年的国际政治经济博弈中，我们吃亏不少，而且尚没有对有意无意的挑衅做出更有力的回应。而正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已经并将继续改变世界的面貌，它对中国构成的挑战是全面而空前的。美国的一系列重大救市举措，一些国家和地区借着危机得以显现的亲疏冷暖，颇为耐人寻味，也许只有等危机完全结束，我们才能看清背后的真面目。但是，那样的话，恐怕为时已晚。
财经评论家时寒冰先生的这部心血之作，是到目前为止，所有国内外学者有关金融危机的著作中最为深刻的一部。诚如作者所言，他不是什么阴谋论者，但他对诸多事件之间“精妙”巧合的细微洞察和深度分析，令我们在击掌拍案的同时，不免也感到不寒而栗：我们正在经历着一场用金融和货币作为武器的战争。
我相信，这绝非危言耸听，如果我们不警醒，并以主动的姿态迎接这个挑战，我们民族所背负的美好希望，可能就继续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影。
经济学家 王福重
目录
前言
第1章：次贷危机改变了世界
次贷危机正在从金融领域打开一个劫掠财富甚至摧毁一国经济的巨大缺口。隐藏在次贷危机背后的陷阱，正在像黑洞一样，无情地吞噬和掠夺世界的财富。也许若干年后，人们会惊愕地发现：次贷危机，真的改变了世界！
导言
次贷危机把世界拖下水
大掠夺让国家破产
大政府的形成加大世界的变数
财富大洗劫后的强权洗牌
不得不防的两场战争
全球性通货膨胀隐患
失业：社会动荡的隐患
第3章：次贷危机隐藏的大陷阱
次贷危机最直接的起因，是让全世界为美国的住房问题埋单—这或许不是什么阴谋，因为一切都是在阳光下进行，但却在客观上达到了这样的效果。当以次级债构筑起来的各种产品被卖到世界各地时，美国筹到了数目惊人的房屋建设资金，而华尔街的金融投机家和相关从业人员也赚了满钵。
导言
次贷危机中谁是赢家
小布什与华尔街，谁利用了谁？
次级债换来的是真金白银
次贷危机是这样铸就的
被撕毁的信用体系
把穷人引入陷阱
第13章：资源为王时代的搏杀
有没有一种财富储备方式可以不受金融危机的掠夺，不仅可以在危机中保值，在未来还能有数倍的增值呢？有，那就是资源，尤其珍贵、稀缺资源的储备。全球正在步入资源为王的时代。
导言
全球将步入资源为王的时代
储备资源就是储备财富
全球争夺资源
资源贱卖是中国最大的痛
建立技术人才和知识产品资源
第14章：民富国强，启动内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废墟上爬起来的日本，像谜一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展起来，其国力增长速度之快，令世界震惊。解开这个谜团，不仅对我国解决目前的现实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对我国构思长期的发展规划、实现民族复兴亦具有重要价值。
导言
内需不振的巨大风险
什么抑制了内需
日本国力腾飞之谜启示中国
中国应如何启动内需
用惩罚性损害赔偿为内需护航
张维迎：30年改革激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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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29日15:13
《小康》　 张维迎

张维迎
——解读“后三届”系列
记者 陶卫华
1978年，他从穷困的农村，走进了大学的殿堂。在他坚定的市场信仰背后，有着中国漫长极左年代下的特殊记忆和拨乱反正后的深层理性反思。而今日反对他理论的人，大多未经历过那样的背景。
市场化改革30年，从未像现在这般争论频出。
张维迎是其中最令人注目的人物之一。
市场化改革走到今日，贫富差距扩大、腐败、社会不公等越来越多的问题暴露出来，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矛盾日益凸显。在此关键阶段，张维迎觉得他应该说点什么，于是他写了《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他坚持他认为是对的东西，尽管不一定带来掌声或赢得喝彩。
他有农民子弟的那种天然的倔强，在倔强的品格下，他一旦认定真理在握，就决不妥协。
坐在记者面前的张维迎，语调温和，循循善诱；和你争论时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风度。多年来，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他似乎已经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
怎样理解张维迎？
从“为钱正名”到“价格双轨制”，再到“北大改革”、“郎顾之争”，被称为“主流经济学家”代表的张维迎伴随中国30年变革一路走来，漫长经济学生涯中虽然伴随着鲜花和掌声，但也有非议和骂名。
“我自认是经济学者里自我保护能力最差的，经常把自己当作一个靶子，好多事我是不太想保护自己。” 张维迎曾说。
他的很多观点被断章取义，甚至被断句取义。譬如他说过一句：“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该句被挂在主流经济学家语录显著位置，但很多人没有机会看到后半句：一个真正好的体制，可以收费高，但花80%在奖学金上，穷人就上得起大学了。为什么不让富人多出些钱呢？贫困家庭的孩子就给他全额奖学金，这就是富人补贴穷人了。现在不让富人交钱，当然穷人就上不起学了。
他说他出现在公众视野至今所有的主张都具有相当的连续性。可以理解为，对市场化理念的一种坚定而深入的坚持。
然而，改革之路不无曲折。总有那么一个阶段，那么一些人因看不到改革预期的结果而失望，并因此产生情绪和怨恨。
张维迎深有感触，“对于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说，很难做到的不是你骂政府、骂企业家，而是你敢不敢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坚持自己的观点。”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一以贯之的市场体制信念显得有些悲壮。
然而，在情绪的背后，没有人能够否定过去三十年改革的成绩。而批评他们的人，除了指责市场不公，却并不能拿出更好的解决方案。正如张维迎深刻的反驳：“世界上没有更多的好办法。任何一种产品，如果你不想按照市场分配，那就一定按照权力分配。”
农村时代的历史记忆
考入大学前的农村生活对张维迎一生影响至深。
“十一二岁就下地干活，十三四岁去外地打工。”他幽默地说：“你也可以说那时候我们是童工。”
1959年张维迎出生在陕西省榆林地区最穷困的吴堡县，彼时的生活窘况令其记忆深刻：逢灾年一个月村里每人只有13斤湿玉米供应，晒干了也就10斤左右，这就是一个人一个月的口粮；春天耕地饭送到地头吃，不小心打破罐子饭就流走了，因为稀得像水一样。
饿肚子的年代有很多尴尬。比如那时村里发动大家忆苦思甜，说旧社会有多糟糕。可真正在地头里聊天，农民们却都怀念旧社会。“我们村的农民好多回忆起来，原来的日子都不比现在差，但是你让大家忆苦思甜。”
为什么农民起早贪黑那么辛苦还吃不饱饭？为什么到了秋收的时候政府却不让收粮要搞农田基建，要把粮食浪费了？对知识和真理有着天生悟性的张维迎为这一系列问题而困惑。
等他高中毕业当农民的时候，又发现一些有趣的变化：小时候地里干活总是越年轻的农民越偷懒，老农民多数比较老实勤快。可是后来老农民也开始耍奸狡猾不干活。再过几年后，当他在大学里读了经济学，才慢慢明白这是一个激励机制的问题。
贫寒的家境锻炼了张维迎吃苦耐劳的禀性，而优异的学习成绩激发了他日后对知识不懈的探求。张维迎的回家作业从来是在课间十分钟完成的，每每考试他常常是物质精神双丰收，以第一名的成绩把其他学生远远拉在后头。
不少同学为了考试过关经常以实物作为课前辅导的“赌赂”。在那样贫寒的年代，一个玉米饼子的效用也是可想而知的。12岁的时候，他就为了生计利用暑假到60华里外的地方打工。
高中毕业时，张维迎的学习名声远近皆知，年青气盛的他回到乡村当上了团支部书记并兼任生产队的会计，有志于在广阔天地里锻炼一番。两年后的一个早晨，当他正要出门上山秋收时，无意中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来的一个重要消息：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高考制度，任何人都有权力参加高考。
其后不久，张维迎被省里最好的综合大学西北大学的政治经济系录取，那一年是1978年。从此，他的人生踏入另一片天地。
而此前的农村岁月，为张维迎日后理解经济问题、理解人的行为提供了最直观的背景。
从“批判市场”到价格改革
时光穿越三十年，今天经济学的热门词汇“市场”、“国际贸易”、“开放”等等，放在1978年的计划时代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
那时，在耻于谈钱的整体社会思潮下，经济系多被视为“中文、哲学上不了才考”的冷门专业；而经济学学子们学得最多的也是批判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市场二字是绝对的忌讳，谁要敢公开提市场经济，那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进大学后的张维迎，属于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各科成绩在全班都数一数二，甚至曾经对书本上宣扬的“公有制=社会化大生产=高效率”的逻辑深信不疑。到了大学二、三年级，他开始有机会阅读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一时视野大开，很多问题豁然开朗。
“这时候你认识到价格原来要调节社会的资源，它要传递信号，它给人以激励。你才明白为什么中国东西这么短缺。价格一扭曲就短缺、没有激励就短缺。”
价格理论为张维迎思考一系列经济规律提供了一把钥匙。他理解到，价格本身是在分配财富，如果政府限制，对其进行人为地压低，只能导致资源的低效浪费，也当然违背公平。而从价格出发，如何认识市场，以及对计划经济的矛盾疑问，在他心中久久盘桓。
1982年张维迎考取了西北大学何炼成教授的研究生。何炼成领导下的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日后被称为“青年经济学家的摇篮”，为中国经济学贡献了数位重量级人物，包括张曙光、邹东涛、魏杰等人。
严肃尽职的何炼成教授对张维迎的评价是刻苦、有悟性、勤于思考。这一勤于思考的能力贯穿了他以后的整个学术生涯，并给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
1984年4月，张维迎写成硕士论文《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首次公开提出市场化改革的现实政策探索。文中提出：价格不合理的根源是价格形成体制不合理；价格不合理又会引起社会经济的全面扭曲；因此经济改革的关键是转变不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
转变的办法是实行双轨价格，即保持原有的产品计划和价格不动，在国家计划之外实行自由交易，通过扩大市场交易范围，逐步放开计划产品价格来建立完整的市场价格体系——这就是所谓的价格“双轨制”。
30年改革纷争
在当时市场经济仍被视为资本主义的社会背景下，张维迎以价格着眼的“双轨制改革”应该说为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提供了一种温和可行的选择，也因此受到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奠定了他经济学声誉的基础碑石。
此后二十多年，一场悄然的变革改变了所有中国人的生活。曾经铁板一块的计划模式渐渐引入市场，民营私有经济不断壮大，直至形成今日市场主导的改革格局。
“双轨制”提出以后， 1984年12月，张维迎研究生毕业，进入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在体改委的6年工作经历，让他更深体会到政策的变革首先必须考虑到其可行性。
比如最简单的计划价格体制改革，虽然政府对其弊病早有共识，但用什么办法改革是关键所在。他提出的价格双轨制之所以能被采纳，在于其既保证了原来的既得利益者，又能在增量上引入效率。然而，也因为改革中的计划、市场不能截然分开，具体操作中必然导致腐败等新的问题。
“一个政策的好坏不是看出发点而是看他的结果”，从“价格双轨制”到“次优选择”，张维迎一直在寻找着某种改革理想与现实契合的路径。所以，他“尊重既得利益”，尊重并不意味着既得利益合理，但在改革利弊衡量和现实可能的考虑下，他选择了理性的让步。
这一理性一以贯之地体现在他对国企改革、权力寻租、腐败等问题的看法中。1997年，政府提出要用三年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时，他坚定地主张民营化；因为政治体制的滞后，中国企业家的崛起或多或少存在“原罪”问题，他奉劝我们本着“向前看”的精神，把蛋糕做大，实现多赢，而不是向后看，纠缠于历史旧账。他因此被误解为“屁股决定脑袋”的富人代言人。
他说他不代表任何人，因为没有哪个人能够代表别人。
有人说张维迎背叛了自己的出身，可他还常回农村调查，他的老师茅于轼注册一个扶贫基金会，张维迎慷慨出资二十万元，还帮助其募款了一百万。
不可否认，30年市场化改革所取得的进步和积累的问题几乎一样多。尤其是近15年来，中国借助铁腕体制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实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却也导致社会公正问题越来越突出，其中垄断和特权造成的贫富差距问题受到最多人的指责。也因此，众多在改革中不断付出却分享不到结果的普通群众，就会产生对改革的怀疑。
这显然不是张维迎所愿意看到的。“政策是政治过程的产物，而不是科学研究。” 这是一个博弈过程，也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市场化的方向。即便有着类似“改革开放三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的过激说法，但跨越30年客观来看，没有一个人、一个阶层能够否认，他从改革中得益。而解决目前所有问题的唯一途径是：深化改革。
杜润生：中国改革最需要警惕权贵资本主义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赵 凌 5月17日发自北京
中国的改革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９４岁的老人不假思索，用洪亮的太谷口音说：权贵资本主义
南方周末记者递纸条给他：中国的改革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94岁的老人不假思索，用洪亮的太谷口音说：权贵资本主义。
经济学家周其仁这样评价自己的恩师杜润生——他拥有厚实的农村、农民和多方面的知识，但一辈子注重调查研究，对新情况、新问题永远抱有强烈的求知欲望。他远见卓识，又一辈子从实际出发。由于这些合金般的品格组合，使杜老拥有无与伦比的说服力、感召力和协调力。杜润生先生当然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代表性符号，不过他更是遵循实事求是路线研究农村问题的光荣传统和团队的灵魂。
党内农村问题改革派代表 农村改革重大决策亲历者
每天上午八点半，杜润生都要到位于北京砖塔胡同的办公室上班。在这个陈旧昏暗朝北的房间里，扭开一个上世纪80年代样式的台灯，他要静静坐上那么一会儿。
1980年代，作为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带着年轻的后生们，坐在颠簸的吉普车里，生龙活虎挺进农村做田野调查。如今，这位当年农村包产到户政策最重要的推手连撕开信笺的气力都没有了。
2003年，在生日聚会上杜润生幽默地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能活90岁。时隔四年，94岁的他看着自己的秘书和南方周末记者交谈，布满老年斑的脸上全是茫然，他的耳朵什么都听不到了。
“我现在脑子里有两个问题放心不下，第一个是怎样减少农村人口，使农民取得完全的国民待遇；第二个是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1986年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中顾委委员的杜润生向邓小平这样说，20年之后，在他静寂无声的晚年，他仍在说。
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分歧
“中国长期的皇权统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从来不讲保护个人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影响所及，今日实行市场经济，也难以确立交易信用。”
1950年初，中共决定召开全会讨论土地改革，为起草土地改革报告，杜润生两次被召到中南海。37岁的杜润生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
这一年，也是杜润生解放后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多年后杜润生反思土改，他说，在土改中消灭富农的政策需要重新评估，“我们应承认，当时土地改革对保护劳动者财产利益，没有严格依法执行，留下了不利影响。中国长期的皇权统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从来不讲保护个人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影响所及，今日实行市场经济，也难以确立交易信用。”
杜润生在土改中的表现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1953年，杜润生上调北京，担任刚刚成立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一职。邓子恢任部长。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成立农工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推行后来的农业合作化。
毛泽东当时约见了邓子恢和杜润生，听取他们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建议。
然而在合作化问题上，邓子恢和杜润生都保持着谨慎的态度。他们主张不要太着急。杜润生认为，土改之后，农民才从地主那里获得土地，成为自己的财产，自然要求独立自主地经营发展。即使贫农有生产上的困难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私有权拱手相让。而当时毛泽东的想法是先改变所有制再发展生产。
因为思想分歧，邓、杜二人在推行合作化的过程中一直推推就就，他们无力改变毛泽东的决定，但在执行中一直强调“稳进、稳进”。农工部更是不断强调在中南局土改以后给农民提出的“四大自由”——商品交换的自由、借贷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关系的自由。毛泽东批评这一提法，“什么四大自由，四小自由也不能有”。这一越来越表面化的分歧最终导致了邓、杜二人后来的政治遭遇。
当时杜润生非常忧虑山西长治的合作化试点。他对邓子恢说，山西试点把目标定在动摇私有制，有诱发“左”的倾向的潜在危险，如过早全面消灭个体经济等。而且合作化对两级分化也估计高了，为发展生产，土地在农户之间有些买卖调整是自然的。
毛泽东对农村的改造思路依据是资本主义前期的工厂手工业过程，即从个体手工业变成手工工场。但杜润生私下认为工业和农业不一样，土地是分散的，不可能把大家聚到一块土地上。
杜润生将自己的想法透露给时任农工部副部长的陈伯达，陈伯达非常不悦，他说，合作化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造。他认为杜润生是违背马克思主义，不尊重马克思。“我给他(陈伯达)留下一个很不谦逊的印象。那时我刚从下边上来，比较愣，连毛主席的话都敢怀疑。”
1953年由于粮食出现严重短缺，中央作出一个重大决策：统购统销。这一政策伴随着合作化运动，彻底瓦解了农村的商业网络。杜润生回忆说，毛泽东和中央将统购统销和合作化当作对农民社会主义改造的两翼，以此来彻底隔断资产阶级和农村的经济联系。
1955年毛泽东在合作化问题报告中不点名批评了中央农工部“像一个小脚女人”，前怕狼，后怕虎，“数不清的清规戒律”。在之后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邓子恢和杜润生被迫分别做出检讨。
杜润生在检讨中说，“我的错误是热心帮助个体经济，而不热心支持合作经济……这种思想，实际上反映着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对小私有制暂时性的满足情绪和对社会主义的抵触……”
七届六中全会结束后一年时间，中国农村就基本全面实现了“合作化”，而在此之前只有14%的农户入社。从1953年起计划15年完成的事情，3年时间就完成了。
就在中国农村进入“社会主义高潮”之际，杜润生却跌入了政治生涯的低谷。七届六中全会后，中央解除了杜润生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的职务，调离了农村工作部门。而中央农村工作部几年后也便以“十年中没做一件好事”为由，被撤销了。
晚年的杜润生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合作化问题，我们和毛泽东表面上的分歧是速度快慢的问题，实质却是生产力决定论和生产关系决定论的分歧。“实践证明集团农庄这种模式是缺乏生命力的。将它强加于全国，是很难避免脱离实际错误的。”
苦心推动包产到户
一个唯诺的人或者一个强悍的人都无法解决相持不下的局面，而杜润生以其对农村现实的了解加上有限妥协的圆通打破了现实的僵局，加速了改革。
按照毛泽东的意思，杜润生本来要被放到基层，但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惜才将其留下。1956年杜润生被调入中国科学院工作，直至“文革”开始被下放五七干校。
杜润生曾说，虽然在科学院岗位上度过了二十载光阴，但“心里对农村问题总是念念不忘，一面自我检查，一面作为旁观者，不断反思，向历史实践寻找答案，渴望水落石出，看出究竟”。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相信了亩产万斤的“卫星”， 中央开始研究粮食多了怎么消化的问题。杜润生回忆录中写道：那时在北戴河的人们，白天游泳，晚上跳舞，一派乐观气氛。而在此之前，杜润生曾将其山西太谷老家的农民请到北京来了解情况。农民说，现在上报统计都是假的。
“文革”初始，杜润生是科学院党组中第一个被打倒的人物。他再现政坛是在1979年，以66岁的年纪重新回到农口，担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20年岁月流逝，杜润生只争朝夕拼命工作。
杜润生说，初回农委工作，有同志好言相劝，要紧跟党中央，接受邓子恢的教训，不要搞包产到户。但杜润生坚信，农民要求包产到户是不可抗拒的。
实际的情况是，从1956年合作化以来，包产到户的提法就一直起起落落没有间断，而浙江、四川、广西一些地方早就在默默实行。但在高层，包产到户依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争议问题。时任最高领导华国锋、副总理李先念和农委主任王任重态度鲜明反对包产到户，而当时的党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和邓小平对此问题没有明确表态。
1980年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杜润生借机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他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这个建言得到时任副总理姚依林的支持，随后邓小平也终于发话表示赞同——在另一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赞扬了安徽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随后召开的中央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多数与会者不同意杜润生起草的“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这条原则。他们主张仅限贫困区，其他地区明确不准。而会上只有辽宁的任仲夷、内蒙的周惠、贵州的池必卿等少数几个人明确表示支持。
参加会议的很多人都是跟毛泽东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据杜润生回忆，会议休息当中，一位同志拉住他说：包产到户，关系晚节，我们有意见不能不提，留个记录也好。
意见严重的不统一使得会议无法为继。于是杜润生和胡耀邦、万里商量对策，杜润生巧妙地改写文件，最终形成后来著名的75号文件。杜润生回忆说，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在前面加了一段：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的做法必须改革。
当时参与报道的新华社记者吴象日后评价，75号文件虽没有达到万里的期望，但毕竟是农村改革突破阶段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文件，它肯定包产到户是一种群众乐于接受的责任制，承认群众自由选择的权利，不能自上而下地用一个模式强迫群众。这是农业政策上对“两个凡是”的破除，极大地鼓舞了亿万农民放开手脚进行改革。
1981年春夏之交，杜润生组织了17个联合调查组，分赴15个省调查包产到户。来自安徽的调查组报告说：包产到户是“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这一年全国有161万个生产队包产到户，占生产队总数的 32%。
一年后的冬天，杜润生所在的研究室根据中央精神起草了一锤定音的“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结束了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
这场时过境迁的改革离今天已经遥远，但它在当时中国产生的思想冲击，那种不同力量交锋时的激烈仍让杜润生回味悠长。杜老回忆，当时农口有一位老干部，为人正直，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包产到户问题上，这位老干部和万里发生了争论。
老干部：包产到户，没有统一经营，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不宜普遍推广。
万里：包干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为什么不可行？
老干部：它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
万里：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
老干部：我要社会主义！
万里：我要群众！
这段对话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杜润生。
为什么农民实践探索出来的适合生产力要求的产权形式，久久得不到合法的承认？杜润生总结，“一种关系大局的制度形成，需要有群众创新加上政治组织支持这两方面的因素一起发生作用。这就是为什么60年代有20%-30%的生产队已实行包产到户，却未获成功，而80年代的改革就能风行全国，从而振兴了农业。”
著名制度经济学者周其仁曾在杜润生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过，在他看来在包产到户这一重要变革中，杜润生的个人因素非常巨大。“他是那种可以把很多看似对立的品格集于一身的人。他从不放弃原则，但更擅长于协调和妥协，尽最大可能发现可为各方接受的共识空间。”
结合当时的情境，一个唯诺的人或者一个强悍的人都无法解决相持不下的局面，而杜润生以其对农村现实的了解加上有限妥协的圆通打破了现实的僵局，加速了改革。
“现在我把这个愿望移交给诸位”
杜润生最最牵挂的还是农民。他很多次提到自己的两大愿望，一是让农民享有国民待遇，二是建立农民协会。终其一生他都在为实现这些目标奋斗。
周其仁还在人民大学读书的时候就认识了杜润生。“杜老居然把我们这些毛孩子约到家里交谈，亲自听我们意气风发而又难免幼稚的见解。一来二去杜老支持这些下过乡的大学生系统地研究农村。”
毕业后的周其仁来到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那是年轻的他离政治最近的一段时光。“不知道杜老当时是怎样考虑的，他就是坚持把一批年轻人吸收到中央农村政策制定过程里来。以我自己为例，一个非党人士，对政治不懂也不感兴趣，但从滁县调查之后，居然参加了五个中央农村一号文件起草的全过程。”
杜润生一直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党内的改革派，甚至有人干脆称他为经济学家。但他一直在强调，自己的思想从来是在农民的自发行为、地方的选择和历史经验的教育下逐步形成和变化的，绝非先知先觉的“一贯正确”。他一生都重视调查，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颠簸的路上度过，即便是在古稀之年。
跟随他工作多年的姚监复回忆，1980年代中期在农研室的日子如同金子般闪亮。“1985年的时候，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研究员。我们基本上一年有1／3的时间是在全国各地搞调研，1／3的时间统计、汇总、讨论，另外1／3起草中央文件。所以，当时我们对下面的情况是摸得非常清楚的。”
杜润生包容的研究态度让大家印象深刻。“我们那会儿开会讨论时，既找刚从美国回来的像林毅夫这样的，也要找那些到现在为止还依然坚持'人民公社是正确的’这样的老同志。”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那是中国一段朝气蓬勃的日子。周其仁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真的很感谢那个时代，基层和地方的创新变化源源不断，而上层由实事求是路线主导，主政者思想开放，求知若渴，力求在可靠的经验基础上决定政策。我们这些年轻人生逢其时，在村庄田野和中南海之间来来回回。
周其仁这样评价自己的恩师杜润生——他拥有厚实的农村、农民和多方面的知识，但一辈子注重调查研究，对新情况、新问题永远抱有强烈的求知欲望。他远见卓识，又一辈子从实际出发。由于这些合金般的品格组合，使杜老拥有无与伦比的说服力、感召力和协调力。杜润生先生当然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代表性符号，不过他更是遵循实事求是路线研究农村问题的光荣传统和团队的灵魂。
1989年，这一年76岁的杜润生正式退了下来。中央农研室大部分人员转战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中心善意地为杜润生保留了一间办公室，这个不大的空间帮助他延续了突然中断的工作状态，延续了他仍需要思考的人生习惯。秘书说，杜老每天都来办公室，因为这是他规律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一种情结。
助手余展一直在帮助杜老整理文章，希望杜老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文集。在他看来，杜老晚年对历史的反思精神令人感佩。余展认为，杜老最核心的思想概括起来就是他自己说过的那句话：中国改革要过两关，一是市场关，一是民主关。
而在这场改革中，杜润生最最牵挂的还是农民。他很多次提到自己的两大愿望，一是让农民享有国民待遇，二是建立农民协会。终其一生他都在为实现这些目标奋斗。90岁生日时，他说，现在我把这个愿望移交给诸位。
跟随多年的秘书说，杜老这一年衰老得非常厉害，所有的交谈都需要通过纸笔来完成。然而他的思维仍不可忽视，南方周末记者递纸条给他：中国的改革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94岁的老人不假思索，用洪亮的太谷口音说：权贵资本主义。

圖：全面解讀當代中國
2008-11-21
回歸11年，香港人對中國的身份認同呈分裂性的矛盾。中國奧運揚威、征空成功、國力冒升，令香港人血脈沸騰；遇上水災、雪災、地震，香港人均感血濃於水，全力賑災；中國的貪腐、造假、官場政治，我們又會嗤之以鼻，跟內地劃清了界線。 外國評論：「經過三十年的發展，中國從一窮二白發展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成績應該給予肯定。但伴隨改革出現的問題越來越多，圍繞中國改革去向的討論也十分熾熱。但中國官方對中國改革近三十年的發展成就表示滿意，未來還將繼續沿著這條路走下去。」 讀劉佩瓊的《當代中國解讀》後記：「中國是一本複雜的大書。對於浸淫於其中的人來說，有一種使人感到永不厭倦的魅力。我自己就有這種感受。我的中學時期，課餘時間都留在彌敦道的《中國學生周報》報社裡，參加學術組的活動，那裡是我學習過程的轉捩點。 在中國的改革過程中，其間10年投身於國內幹部的培訓工作，主要是教他們市場經濟的知識。對於內地當時的幹部而言，那是哲學思想的改變。看到由教學所帶來的轉變，我的滿足感是難以形容的。 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我的足跡也踏遍了31個省市自治區，我看到的不但是『江山如此多嬌』，更感動的是很多為國家的發展走在前線的改革者。 儘管也有很多涉及腐敗的人與事，但大多數人都是無私的，以大局為重，支持改革。」 網民也在表達：「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應該有否定自己的勇氣，應該有居安思危的理智。中國現在需要主動、積極、全面規劃、具有長遠思考的、全民參與的改革。」 劉佩瓊的《當代中國解讀》，全面介紹中華人民共和國由建國到現在的整個面貌，包括建國簡史，並重點介紹開放改革後的經濟發展情況，例如國家宏觀調控、公共財政、工農業、銀行金融、國際貿易及投資等各環節的改革進程。
優質圖書館網絡主席 呂志剛
前三十年穷欺富，后三十年富欺穷，今后三十年？
刘学伟
我们的共和国至今一甲子。如果我把这六十年的社会状态，用“前三十年穷欺富，后三十年富欺穷”来概括，诸君以为然否？
要证明这个基本概括似乎并不困难。前三十年从1949到1978，中国始终处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下，私有财产（指生产资料）一直乃万恶之源，政府只化了几年的功夫，就将城乡富人摧枯拉朽般地全行剿灭。超过20年的时间里，除了官府，富裕阶级，那是完全的不存在。
后三十年从1978到2008，私有制如野草，如山火，在当局的放纵下，迅速燎原。不过十年功夫，就已经开始出现巨富阶级。时至今日，原本一贫如砥的社会经济形态，已经如大城市般窜起大片楼群。只可惜那低矮的平房，至今仍然比高楼多得太多。
现在我来稍微详细地回顾一下那段不堪回首的“穷欺富”的历史，并做一些经济社会分析。
共产党，既然叫做共产党，将来掌了权，要共产，自是题中应有之意。这一点共产党并未隐瞒，国民党也没有少为它宣传（共产共妻）。不过共产党真正得以吸引群众的两大宣传法宝，却与共产并无关系。这两个法宝第一对农民，是“耕者有其田”；第二对市民，就是反对国民党专制腐败，要“建立自由民主新中国”。为此毛泽东还很写了几篇激动人心的文章，最著名的如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和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关于共产，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以前，其实是讲得非常之少的。
在建政后的最初的几年里，除了土改过程还是过于暴力之外，共产党还是兑现诺言，把土地平均分给了农民，并制定了土地法，给每一位农民都颁发了土地证。如果不是由于共产基因发作，强行推行合作化，中国哪里需要统购统销，粮食就像现在一样，根本就不会不够吃。也就根本不会出现耗费三十年还纠正不过来的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一国之内的二元户籍制度和巨大的城乡差别。因此，农村的合作化是共产党领政以来的第一大错误经济社会政策。所有的富裕农村人口都被消灭了，土地被均平。在此基础上，本来农村是可以得到一个至少数十年的，已被无数次中国历史证明了的新朝初期农村小康时期，被这最后一个新朝错失。而且这个错误，直到今天也还未完全纠正。三十年前，土地经营权还给了农民，但所有权还是没有。（连城市里的房地产都只有70年的所有权呢！）如果农村土地都是一小块一小块地长期为农户所有，那些地方政府加地产商的巧取豪夺绝对会困难得多，农民也就不至于第二次被那么轻易地低偿剥夺至精光了。
共产党犯的第二个大错误是在城市里通过公私合营的手段，“温柔地”但同样完全彻底地消灭掉了城市里的全部资产阶级。这件事情有多么严重的经济后果，可以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放任私有制的发展在城市里创造的经济奇迹来轻易反证。稍微仔细想想，最近三十年，中国的GDP增加了十倍。前三十年，如果农村城市里都不搞社会主义改造，而“长期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能不比今天还至少多个2至4倍吗？那样我们就已经和美国平起平坐了！
至于反右、大跃进、放卫星、三年自然灾害、乃至文化革命等，在我看来，都是以上两项大错的后续派生，没有前两项经济社会基础层面的错误，后面这些政治层面的错误大概都是难于发生的。
在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四个阶级中，前三十年消灭了后两个阶级，极大地伤害了第一个阶级，只有第二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应当说是得到了一定的利益。而在后三十年中，后两个阶级，可以说得到了相当尽情的发展，农民阶级的地位，也得到了长足的改善，只是还没有恢复到应有的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当的程度。只有城市的工人阶级的整体地位，似乎被削弱，至少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领导阶级的地位，打回了受摆布的原形。不过有一点应当看到，这富欺穷的三十年，整体的国民经济则是蓬勃发展。这也从一个角度印证了，那占人口不超过5%的资产阶级，不超过20%的小资产阶级，在整个国家发展的过程中的核心和第二核心的地位。说到底，中国这三十年的繁荣，就是私有制的胜利、自耕农民的胜利、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胜利。当然共产党顺应时势，排除干扰，领导整个改革开放，也是大大有功的。
前三十年的社会政策，可以说70%以上都是错的。而后三十年的社会政策，对的部分应当在70%以上，主要的错误出现在90年代，即未能及时尽早地察觉到，偏重效益的总政策倾向，已经导致明显弊端，应当向偏重公平回摆。就是说胡温执政以来才提出的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政策，如果能早几年就开始实施，中国应当可以比现在发展得更加均衡。
应当客观地承认，前三十年的共和国历史，也绝非一无是处。比如，共产党为中国赢得了独立和完整，比如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比如两弹一星。
今后三十年，是中国走上世界一流强国，完成经济政治现代化的最后的关键的三十年。在前三十年的大偏左和后三十年的小偏右之后，当然是应当取一个更折中的道路。若论大的经济社会政策，我认为应当有以下数个要点：第一、要把土地完整地还给农民。要把数十年来亏欠农民的利益，尽可能地还给农民，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中的一大部分转换为城市身份，务工为业。第二、要限制政治权贵和经济权贵的特权。但要尽可能用赎买的方式，千万不要激起社会动乱。第三、要大力扶植城乡中产阶级的发展，要给予他们社会中枢的地位。因为唯有他们才能调和社会上层和下层之间的关系。只有等到有一天，他们成为人口中的多数时，一人一票的普选民主，才可能正常运行。在这之前，只有给中产阶级的选票加权，民主制才可能正常运行。否则我们就只有等着当局来笼统地代表我们各阶级的共同利益了。第四、要通过恰如其分、无过无不及的社会福利制度保障下层人民的基本利益。要让社会的下层尽速地向中层靠拢。只有等到下层人口的数量变少，态度变温和以后，一人一票的普选民主才真的可行。在这之前，应当容忍中产阶级的一定优先权，就像现在的农村人口必须容忍城市人口的优先权一样。（著名的四分之一条款：《选举法》规定，乡村推举人大代表的名额，比照城镇人口四分之一计算。）现在的问题是，不知要把社会上层的权利，加权到多少倍，他们才肯把余下的权利，还给社会的中层和下层。分享的权利太少，人民未免郁闷。郁闷得过了梭，会做出什么事来，就不好说了。
如果这些事都大体地作了，中国共产党尽管继续一党执政，也不一定需要直接的普选民主，只要经济能继续成功发展，腐败能得到有效的遏制，各阶级的实际利益都能得到适度的保障，基本的政治自由（比如言论出版）也能得到相当的保证，那北京模式就肯定能和西方今天的多党模式首先在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争长短了。

刘学伟：前三十年穷欺富，后三十年福欺穷，今后三十年？在反思中全方位的推进改革韩钢：权力的转移：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三十年最深刻的变化在民间中国改革：从精英崇拜到草根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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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改革路径的再思考
——陈志武教授访谈
作者 李利民

经济观察报：最近各界讨论最多的有几个话题，一个就是围绕新《劳动合同法》的一些争议，另一个话题就是中国经济正在出现新的国有化——国进民退，还有一个话题就是在宏观调控中，很多政府机构的行为又退回到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包括对一些竞争性产业的价格上涨进行直接控制。请您结合这段时间你的调查和了解，谈谈您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陈志武：改革开放30年，到今天经济成就很大，这是世人所见、所公认的，中国人的勤劳终于有了成效。但是，我们也看到许多问题，特别是因为政治改革、体制改革滞后，各种问题开始表现出来，社会矛盾也有恶化的趋势。也因为过去只顾经济发展而忽视体制改革、忽视对过去30年经济成功背后的真正原因的研究认识，在今天的具体政策制定上，极容易做一些搬石头砸自己脚的事情，比如，重新国进民退，重回强制性行政干预，以各类名义大肆征税，强化政府作为投资者和消费者的角色，推出备受争议的新《劳动合同法》。表面看起来这些现象互不相关，但却都是中国式渐进改革的必然结果，如果再继续下去，可能到哪一天经济倒退了还不一定知道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从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和问题中，我们更能理解几年前杨小凯跟林毅夫关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争论。“后发优势”指的是后发展的国家可以从先发达国家那里很快模仿到技术、不用重复先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这即为优势。而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论指的是，正因为后发展国家可以轻便地模仿，一下就能快速搞经济，所以，后发国家会缺乏动力去改革自己的制度。正由于来得太轻松、能以技术替代制度变革，就没动力在根本性制度上做有利于长久发展的变革，结果牺牲了长久繁荣的机会，后发便利反成了“劣势”。
几年前，人们更多看到的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所以，那时不少人认同林毅夫的“后发优势”论。但是，现在，我们的确正在经历杨小凯讲的“后发劣势”。我真希望更多人能认识到这一点，并在中国尽早完成那些必要的宪政民主制度改革，以纠正“后发劣势”。
重新思考中国“奇迹”
经济观察报：那么在您看来，中国过去30年经济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陈志武：过去30年的经济成功，是中国通过“改革”（市场化、私有化）和“开放”充分利用了后发的“优势”部分所致。我要强调，仅仅“改革”和“开放”是难以造成这些成就的，因为晚清、民国时期是私有市场经济（所以，那时不需要做市场化、私有化“改革”），而且也是“开放”（尽管晚清是被迫“开放”），可是那时的“改革开放”没有产生这种经济成功。另外，单凭中国人的勤劳不足以产生这种经济成就，因为不只是今天的中国人才勤劳，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人也照样勤劳，所以，勤劳是必要的、是起点，可是，单靠勤劳创造不出奇迹。如果说今天的成功是因为“人多力量大”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也站不住脚，原因是1830年时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五分之二，而今天只占五分之一。那么，过去30年的经济成就是否真的是现代经济学无法解释的“奇迹”呢？
客观讲，中国经济成就至少包括两个主因：已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这种发展条件或说机遇来自于世界，具体讲来自西方，而非源自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在于让中国加入了起源于中国之外的世界潮流，让中国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后发之所以有“优势”也在于这种“便车”已经存在。如何理解这点呢？
首先，我们看到，根据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安德森·麦迪逊的估算，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左右，世界人均GDP花了1880年时间才增加了一倍。然而，从1880年到2000年，这短短120年里，全球人均GDP就增加了近5倍。也就是说，过去120年所完成的人均收入增幅，是1880年之前近两千年人类所完成的增幅的5倍。这种发展发生在中国之外，在中国积极加入全球化之前，世界潮流也想把中国卷入，但中国要么拒绝、要么不情愿地介入。
从19世纪到20世纪，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发展？到1880年，工业革命已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全面进入新的高潮，特别是从那以后，电气技术、汽车技术、飞机技术、电话技术相继出现，1940年代后又出现电脑和互联网，生产技术方面也出现了许多根本性突破。工业制造技术越来越成熟，使其跨国界移植不成问题，而交通运输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使这种跨国移植又变得可行。这些发展从根本上使世界人均GDP自1880年后发生飞速增长。这是中国在1978年一“改革开放”即能快速发展的重要前提，没有这种工业革命背景就不会有中国的成就。
经济观察报：讲到这种前提对中国过去30年发展的贡献，您能否举几个例子？
陈志武：例子太多了，简单说，中国GDP的80%以上都来自现代工业和服务业。比如，中石油一家公司去年的利润就将近2000亿元人民币，营业额超过8000亿，对中国GDP贡献一万亿以上（包括间接贡献）。仔细想一想，中石油给中国GDP的贡献是源自哪里？这一万亿的产出，在100年以前是不可能有的。换句话说，100年前的晚清政府，不管它有多能干，也不可能出现中石油这样的大企业。据我了解，地下钻油技术最早在1859年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发明，而石油行业真正有规模地发展还是1900年后的事，在那之前谈不上有什么石油行业。
原因主要有几个。第一，汽车业是1900年之后才开始，到了1910、1920年代在美国才有比较快速的发展。如果没有汽车行业，没有这么多的私人汽车，如果没有1930年代在美国建设的高速公路网络，汽车的普及就不可能。没有汽车的普及，没有很多私家车的话，对石油的需求就不可能大。汽车的普及是石油业的前提。第二，飞机是另一个对石油业的推动力量，但虽然莱特兄弟第一次试飞成功是在1903年，航空运输的真正兴起是二战以后的事。
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晚清、民国中国再能干，也不可能出现像中石油这样的大企业。而相比之下，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石油行业在全球已经很大，汽车烧油的程度、海运、空运的规模，都已非常高。到那时为止，全球汽车业的规模、空运业和石油业规模的发展，客观上讲，跟中国没有太多关系。1978年以后，中国很快就出现了中石油、中石化以及中海油这些大能源企业，现在这三家企业加在一起对中国GDP的贡献占10%左右。电力行业等等也是19世纪后发展起来的。
经济观察报：中国经济增长得益于世界发展的大潮流，这一点不会有争议。但，对于中国人均GDP从1978到1998年短短20年间就翻了两倍，人们觉得这是“奇迹”，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所没有的。
陈志武：这当然是很大的成就，值得我们所有中国人庆祝。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其背景。从1880年到1978年，世界人均GDP翻了三倍多，而在此期间中国的人均GDP只翻了一倍，等于是中国把工业革命带来的发展机会留给了1978年以后。实际上，从1950年到现在，全球人均GDP翻了两倍，而中国人均GDP从1978年到现在也翻了两倍多。也就是说，全世界人均GDP花了50年才完成的增长，中国只花了30年，中国的速度不是更快吗？表面上，确实是这样。可是，50年前国际秩序和工业技术的发达程度，跟30年以前中国要“改革开放”时的情况，是没办法比的。
比如，个人电脑和微软这类软件企业都是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才出现，互联网在1980年代以后出现。这些新技术使生产能力、生产效率提高很多，只要后发国家愿意模仿，越是后加入发展的国家，其追赶的速度可以越快。此外，在过去30年，不仅通讯技术和运输技术使各国的市场范围在全球扩张，而且从美国的里根、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到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到中国的邓小平，那么多国家都同时进行私有化改革、自由贸易改革，使市场的全球化发生突破性变化，这些当然加快了中国的追赶速度，肯定比50年前选择发展的日本等亚洲国家能更快赶上。
不要说中国，就连美国的UPS（联邦快递）公司也一样，UPS是美国最老的从事快递的物流公司，单单从这家快递物流公司的变迁就能看得出来过去30年发展机会的变迁。1909年UPS在西雅图成立，二战之前虽然有一些发展，但规模不大，可是去年这个公司的销售额是492亿美元，到这个水平的增长主要发生在过去30年。如果没有这期间的全球化和各国私有化改革，UPS的销售额不可能达到这种规模。
从UPS的情形我们也看到，第一，从技术发展角度讲，晚清时候的中国不可能出现过去30年这种经济增长，民国时期也不可能。第二，从国际秩序变迁角度看，情况也如此。1914年之前，全球贸易体系和世界秩序是以海军实力为基础，你没有海军势力，你就不能发展世际贸易。连当年的跨国公司也要有自己的海军。换句话说，晚清政府即使想把当时的中国变成世界工厂，也不可能，因为先要有自己强大的海军。但是，二战之后，新的全球秩序是以规则为主体，今天美国的跨国公司要有许多律师，而不需要养庞大的军队。这也就是为什么1978年邓小平说让中国改革开放，在中国没有强大海军的情况下，马上就可以开展国际贸易。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维系全球贸易秩序和产权秩序靠的是规则，而不是靠炮舰武力。于是，即使没有强大海军，也不妨碍中国从事大规模对外贸易，让中国变为世界工厂。
在讨论过去30年经济增长的时候，往往只把注意力关注在中国的纵向发展上，看今天的中国跟过去比怎样，这样当然看到奇迹。但是，如果把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过去150年的发展放在全世界的大框架做横向比较，并考虑到同期间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国际秩序状况，我们会发现，过去30年的发展于其说是中国的奇迹，还不如说是世界带来的奇迹。如果靠模仿也能给中国带来奇迹，那恰恰说明西方过去500年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所建立的世界秩序的厉害。
经济观察报：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了。
陈志武：是的，越是往后才加入全球贸易、资本全球化和现代科学技术行业的国家，在增长速度方面就越有优势。到目前，中国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但对科技创新的贡献、对建立并维系世界秩序的贡献却很少，低于五分之一，但，这些并没妨碍中国利用别人建立的技术和世界秩序发展。所以，“后发优势”实在太强了，以至于变成了“劣势”！正因为模仿也能一夜暴富，使大家容易产生错觉，好像政治改革做不做、法治有没有、国有经济比重低不低、政府干预少不少、对权力有无实质性制衡，都不重要，因为反正经济能快速发展。甚至还推出所谓的“北京共识”。得出“北京共识”这一结论本身就足以说明“后发劣势”的严重性。
那些成熟的工业技术以及全球化给中国等后发国家带来的增长势头是这么强，是这么势不可挡，以至于在人们还不完全清楚为什么的情况下中国增长的奇迹就已发生了，以至于让“北京共识”者下结论说经济发展跟产权制度无关、跟体制改革无关、跟私有还是公有无关、跟民主无关。他们没有意识到，模仿对于一个处于初期的后发国家来说的确能管用，但如果要靠一国经济自身持续内生出增长的推动力，仅仅模仿是不够的。
国有经济要完全民营化
经济观察报：前些年大家还强调“国退民进”、“小政府大社会”理念，但现在似乎朝相反的方向走。这是不是“后发劣势”的表现？
陈志武：关于国家在经济中的定位、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认识是“后发劣势”的具体表现之一，前些年大家对产权私有化、对国家退出经济的认识很到位，但是，正如刚才讲的，以模仿为主线的“后发优势”实在太强，特别是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国有、私有的企业都在增长，于是，一些学者和官员开始感到资产由谁所有不重要了，国家相对于社会、相对于私人的界限在哪里也不重要了。我必须强调，如果只是靠模仿、靠出口制造来增长经济，国有企业或许也行，过去这些年的现实表现可能是如此。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能再依赖出口市场带动了，实际上今后的出口市场空间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无限地拓展了，必须靠内需、靠内生的增长动力。而国有制从本质上在抑制中国内需的增长。
以前关于国企是否应该民营化、私有化的讨论，只停留在国企和民企谁的资产回报率更高、谁的效率更高这些标准上，好像只要国企的效率跟民企一样高，就行。
但，那是一种非常狭窄的标准。比如，今天许多人抱怨中国经济增长这么快，但普通大众的收入和生活状况不见得有太多改变，他们没有足够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大家喜欢把注意力放在分配制度上，说资本家拿的太多。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最大的资本家是谁？是国家，具体讲，是国资委和财政部。在中国经济仍然以国有制为主体的情况下，增长的结果是，国家越来越富，而老百姓拿的是极少部分，这不仅抑制内需增长，而且扭曲产业结构。社会中的贫富差距的确在扩大，但国家与民间之间的贫富差距以远远更夸张的速度在扩大。
如何理解这点？以美国为例，过去十年里，美国家庭累计储蓄15000亿美元，这个数字不小。但是，如果我们看看美国土地、企业资产、房产等等，把所有资产的升值加在一起，那么，过去10年里，美国家庭累计资产升值总额为35万亿美元。把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来做比较，你发现，资产性财富增长跟劳动收入储蓄的比例差不多是22：1。由此，我们容易理解，为什么美国人把劳动收入基本都花掉，存下的钱很少，因为有了这么多的资产性财富增长以后，美国人不需要去储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消费内需这么高，可以为美国、中国、日本、韩国等的经济增长提供推动力。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点是美国所有的生产性资产是私有、土地也是私有，这些资产收入和增值都直接属于私人，通过资本化、金融化的发展使美国人可以把土地、生产性资产随时可以变现，随时能转换成消费或者再投资。私有制，使美国人的消费增长不仅跟劳动收入直接挂钩，更重要的是，也直接跟资产性收入、跟资产增值挂钩，在资产性财富和私人消费间的距离几乎是零。私有制是内需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基础。
相比之下，在土地公有、主要生产性资产也国有的制度安排下，中国的老百姓消费跟土地增值、跟资产性财富增值、跟资产性收入没有关系。如果中国的GDP按年均10%的快速增长的话，土地和资产的价值应该在以超过10%的速度在长，可是，这些增值对国内家庭的需求增长几乎没有影响，因为那些资产和土地都不是私人的，是个人所没法花或做再投资的。初步算，到去国有土地的总价值约为50万亿元。国有企业资产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7年8月《求是》杂志上谈到，到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为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也就是说，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按13亿人口算，人均国有资产财富6万元。假如这些资产价值每年照GDP的速度增长，一年会增7.8万亿元，这部分财富增值如果分到个人头上，那么每个中国人的年收入就多6千元，小孩、老年人等所有中国公民都算在内了。也就是说，假如每家有夫妻、老年父母以及独生小孩一个，每户五人，那么，这些财富增值算到家庭的层面，每家每年的收入就多了3万元！
资产性收入呢？即使不考虑土地收入、不考虑地方国有企业的收入，仅央企去年的利润就为9800亿元，分到13亿人头上，这又多了753元。每户5口人家每年又多了3765元！
但是，我们知道，这每家每年可以有的33765元的资产增值和收入是可以想象，但因为是国有而拿不到手，更是无法由私人花的。任何一个正常的中国人都不会说，“因为这些国有资产增值、国有土地增值了，所以按照全民所有的概念，我也有一份，所以今天我可以多花些钱，我今年可以多花些钱了”，没有一个正常的中国人会这么想。因为大家知道，在国有制之下，这些资产的升值、土地的升值，跟自己可以花的钱没有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只要国有制、公有制在中国经济中唱主角，经济增长所能带来的内需就远低于本来可以有的水平，未来的增长还必须依赖出口市场。私有制之下，资产增值和资产收入可以转变成新的内需增长，而在国有制之下，这链条就给卡住了。
经济观察报：国内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国有企业应该通过增加分红的方式，把国有企业掌握的资源减少，多少可以避免“第二次国有化”越来越强化的趋势。您是怎么看待这个说法的？
陈志武：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把更多的钱从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这些企业转移到财政部，至少可以限制这些企业在许多相关、不相关行业里盲目扩张，去抢占本来属于民间的收入增长机会。但，这样做从根本上不解决问题，把国有企业的收入通过分红转移到财政部，财政部怎么花？用什么机制去监督它？这种分红并没有把任何一分钱分到中国公民的手里，对内需没有影响，是换汤不换药。财政部不是没钱花，去年的财政收入就涨了31%，到5.1万亿元，他们的钱太多，而老百姓的钱太少。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将公有土地和国有资产全部私有化，把这些财产权分回给中国公民，让他们不只从劳动收入中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而且能从资产增值和资产收入中分享到好处，这样才能纠正目前“国家越来越富、民众相对越穷”、内需增长不足的局面。
经济观察报：关于私有化的问题，我们感到不只是在认识上会有障碍，而且在这种改革的迫切性上目前会有相当困难。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要想决策层进行私有化改革，是否能行得通？
陈志武：这就得看政治家的远见和魄力了。的确，正由于我们谈到的“后发优势”，决策者会难以主动进行这种改革，但为了中国的长久持续发展，这种改革是十分必要、也是有远见的。实际上，现在的压力或说进行这种私有化的必要性很高。第一，由于美国次级按揭贷款问题可能使美国和全球经济出现滞涨或者萧条，这对高度依赖出口市场的中国经济会有较大的负面影响。为了保证国内的就业和收入增长，必须想法刺激内需的增长。就像1998年的住房市场化改革和住房按揭贷款的推出从根本上刺激中国经济增长，使中国从亚洲金融危机中顺利地走出来，这次，如果能将国有资产私有化分到老百姓个人，必将刺激中国经济的内需，也将进一步带动新的产业高潮。
第二，中国的产业结构也必须转型，重型制造业太重，服务业太轻。以前苏联为例，在国有计划经济下，苏联经济也曾经增长很快，只是它增长的是制造业和军工，而不是服务业。今天的中国还基本如此，当资产增值和资产收入的绝大头都属于国家的、由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去花费时，他们当然更喜欢看得见、摸得着的制造业和重化工业。相比之下，如果通过资产私有化把国有财产、土地还回给老百姓，资产增值后老百姓家庭的消费会跟着增加，他们的消费需求必然更能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因此，国有经济支持的是一种产业结构，私有经济支持的是另一种产业结构。谁可以决定钱怎么花，最终会决定该经济的产业结构。
第三，国有经济份量越重，对法治建设的威胁就越大。换言之，为了法治发展，中国也应该私有化。如何理解这点呢？根据对几十个国家的情况做的研究，我发现，一个国家国有经济的比重越高，它的法治水平就越差。为什么会是这样？民营企业界的人对这一点可能有很强的感受，因为任何行业只要有国有企业介入，那个行业就别想有平等竞争，也别想有法治。道理很简单，国有企业后面的股东是国家，国家是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暴力、可以随意修改法律法规、可以根据其意愿解释法律和各种政策的机构。所以，有这样一个掌握绝对特权的股东在背后，国有企业只要进入任何行业，那个行业的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就没法平等竞争了，一旦有法律纠纷，法官跟国企是一边的，同属国家机构，你说法官会平等对待国企和民企吗？更何况国资委还直接跟法院打招呼，要他们注意保护国有资产呢。
比如，几年前，中石油、中石化挤掉民营加油站的事就很典型，这两家国企通过国务院出台一些法规，要求在一平方公里范围内不能有超过多少家加油站，最后逼着民营加油站必须以一个象征性价格卖给中石油、中石化。别的行业也是这样，只要国企一出现，它们就可通过法律法规把民企挤垮。
最近了解到，在造船行业中，国家发改委规定十万马力以上的轮船发动机，必须经发改委的审批才可以造。表面看，要发改委批，那申请一下不就行了吗？但实际上，发改委这些年的做法是，把这种大型发动机的制造和造船机会基本只留给大型国企，不给民企。所以，国有企业的存在会从根本上破坏各行业的游戏规则，法治就只能是一种愿望，但不能成为现实，因为法治的第一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民企跟国企不可能平等。
经济观察报：那么，在具体操作上，如何将国有资产私有化呢？
陈志武：应该把国资委体系掌握的国有资产一部分划拨给社保基金，剩下的跟国土资源部掌握的一些国有土地一起放到一个或几个大基金，然后把基金份额分给全国老百姓，每个公民得到同样多的基金股份，并允许个人自由交易这些基金股份，就像现在的股票基金可以交易一样。
我知道很多人会说，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当年不正是这样做的吗？这不是休克疗法吗？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第一，当时的休克疗法更多指的是政治制度改革和法制改革在先、经济改革在后的改革路径，而不是私有化基金的做法。第二，当时的俄罗斯还没有基金行业、也没有股票市场的运作经验，更没有配套的证券法律和法院。相比之下，中国的基金行业、股市规模、证券法律与监管架构都已有多年的发展和经验，不存在操作上的真空，基金交易和证券监管已有较强的基础，社会大众也有多年的股票和基金交易经验，因此，今天在中国做私有化基金在操作上不会有问题。
财政民主、《劳动合同法》与后发劣势
经济观察报：当年建立国有经济主要是基于让人民共同富裕、基于福利国家的理想。那么，现在如果将国有资产都私有化，今后国家如何为社会提供生活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服务呢？
陈志武：这中间有很多误区，甚至是误导。首先，我要强调，1950年代将私有财产和私有土地进行全面国有化的时候，给老百姓有个这样的许诺：你把你的土地和财产都归公、给国家，这是你的付出，但你今后的工作、生活、医疗、养老、小孩教育都由国家包了。那是一种对称的交易。可是，过去30年的改革过程中，国家把老百姓的工作、住房、医疗、教育等责任丢回给了老百姓个人，国家基本不管了，但，在另一方面，国家却没有把当年国有化过来的私人财产和土地还给老百姓。这等于是说，搞了50年的国有经济，到最后，老百姓把财产丢掉了，给了国家，但自己的生活却还是要自己负责。
那么，在当前这些国有资产没有私有化、还掌握在国家手里的情况下，中国公民是否就真的得到很多政府福利呢？我们可看看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据财政部长谢旭人先生的介绍，2007年在这三项上的总开支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年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一个普通美国人年收入的六分之一）。
不管按绝对数字算，还是按相对水平，美国政府回馈给老百姓的医疗与社会保障都远高于中国，尽管美国是十足的私有经济。按照国有化运动的初衷，国有制本应该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我们本应该看到完全相反的情况。
许多人说，中国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它市场经济国家比。——这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占GDP才18%，而中国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低于美国。如果说中国没有美国富所以财政开支会有不同的考虑，那么，中国不是更应该把财政开支放在民生上吗？不是没有钱，而是有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问题，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也当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这又回到了“后发劣势”的问题。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大，地方各级立法机构，还有媒体和其他监督机制，对财政预算的监督和问责很少，只有每年十天的全国“两会”时候大家象征性地举举手，就把5万亿人民币的财政预算通过了。这些预算的逻辑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有些地方应该多花，有些方面要少花？是不是该把更多的钱从行政开支以及其他浪费性开支中转移到老百姓的福利上，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教育投入？
由于开放的头些年增长来得太容易，所以，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对财政预算的监督没有实质性发展，使得国家财政的花法不明晰，弱势群体的利益在预算过程中无法得到体现。人们好像认为民主只是少数人的抽象诉求。实际上，民主的必要性并不抽象，是涉及到纳税人的钱、人民财产怎么花、怎么分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您上面提到的这些与《劳动合同法》有什么关系？
陈志武：国家财政税收5万亿，国家又垄断所有的土地权和拥有那么多生产线资产，可是，政府照样没有给老百姓提供起码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和教育支持。把民生责任推回给民间自己以后，普通大众的生活安全靠什么呢？这就引出来一些问题，“后发劣势”就表现出了了。本来，应该通过宪政改革强化国家对老百姓民生的责任，让国家不能只征税、只控制土地和资产而不对国民的社会保障负责，但这条路的难处较大，所以，就有了新《劳动合同法》这条更容易过的捷径。
这部法律的初衷是要保护劳动者的权益，这当然非常好。但是，其中是否有太多条款从本质上是把政府没有尽到的社会保障责任推到企业身上？比如，在跟一些参与起草《劳动合同法》的专家讨论中了解到，之所以规定任何人在一个雇用单位工作10年以上即为终身职员，是怕35岁或更年长的人如果被解雇就会再找不到工作，在没有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障的情况下，可能会有太多的人到中年后没工作，从而变成社会负担。所以，他们就规定工作10年以上就不能再被解雇。还有，企业跟员工签约了两次以后，就不能再把他解雇，等等。《劳动合同法》也规定所有劳动关系都必须有劳动合同，否则，超过一年没合同的就自然认定雇员为终身雇员。
虽然立法的愿望是好的，但实际效果会适得其反。第一，受害最大的是有技能的工人、中产阶层和大学毕业生，因为农民工流动性很大，10年对他们太久，两次签约可能已经正好，而那些真正水平高、技能特殊的人才又不会在乎有没有铁饭碗，他们到哪里都有人要。对于那些有大学教育但没有什么特殊技能的人，可能在岗位工作时间快到10年前被解雇。第二，过去30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增长这么快，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巨大的便宜劳动力供给，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也因为劳动力市场通过改革变得越来越自由。而新的《劳动合同法》使劳动力市场的交易成本大大增加，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核心竞争优势，对中国经济会产生根本性的冲击。《劳动合同法》加快了全球制造业向其它国家转移。第三，很多用人单位在雇人方面会变得非常谨慎，能少雇人就少雇。所以，今后的整体就业水平会更难上升，特别是对大学毕业生的影响会很大。
有一点值得一说，那就是，并非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劳动合同法，劳动者的权益就必然受到随便的侵犯。在美国，比如我所在的康州，一般的企业都没有劳动合同，雇用关系是随意（employment at will），也就是说，雇主在任何时候想解雇谁，都行，也不需理由。这么听起来好像劳动者在随时被侵犯了，但实际的情况正相反，因为解雇人是件很严肃的事，虽然你可以随意解雇员工，但你还得考虑到如果你随便解雇人，其他的雇员是否会有安全感呢？他们见到你的行为是否会全部另找公司呢？这样一来，在我所看到、了解到的美国企业里，没有看到随意解雇人的，反而是想尽办法把人留住，美国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就是这样一步步改进的。不用担心如果没有劳动法的保护，劳动力市场就必然对劳动者不利了。反倒是限制性过度的劳动法会阻碍整体就业机会的增长，让更多人没有工作。
我之所以举这个例子，就是因为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是“后发劣势”的一种具体表现。由于中国过去回避了实质性的宪政制度改革，到今天，虽然财政税收占GDP比重比美国的高，虽然中国有这么多国有资产和公有土地，但是，中国却照样没有到位的社会保障、失业福利、医疗保障、教育福利，到后来，就想通过《劳动合同法》把社会保障和生活安全的责任推到用人单位身上，往企业身上转嫁。没想到转嫁的结果是，把中国更多的就业机会往别的国家送。
我觉得，中国现在必须进行实质性宪政制度改革，为法治打基础，让政府承担应该的责任，而不是让“后发劣势”继续下去。同时，也应该将土地、将国有资产分回到私人手里，让中国老百姓除了工资收入外，也能享受到土地升值、资产升值的好处，带动内需的增长，使中国经济模式发生根本性转型，降低对出口的依赖度。只有这样，才能结束目前“国家太富、老百姓太穷”的局面。
经济观察报  2008-2-16   发布时间：2008-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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