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念刘和珍君 鲁迅:曾国藩与沙滩“三儒”

□胡启涌

　　曾国藩（1811—1872），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湖南乡府人，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是太平天国最强劲的对手。他从一介书生成为一个军事集团的首领，指挥湘军四处征战，最终镇压了太平天国义军，挽救了风雨飘摇中的晚清王朝，使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性和争议性。但有一点不容置疑，他是清朝的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的创立人。官至两江总督、直肃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而这位晚清“中兴第一臣”，却与贵州黔北沙滩文化的三位领军人物郑珍、莫友芝、黎庶昌或神交、或结交、或知交，建立了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

神交郑珍

　　郑珍（1806——1864），字子尹，出生于清朝嘉庆11年（1806），是黔北沙滩文化的创始者之一，一生潜心汉学，箸述颇丰。《清史稿·儒林传》载道“裒然为西南巨儒”。他是我国晚清时期著名的学者、诗人，对书画、古文辞、经学很有研究和贡献，箸有《巢经巢诗钞》、《说文逸字》、《说文新附考》等，他的诗作别具一格，就连现代著名学者胡适、郁达夫也甚是喜欢，倍加推崇。作为一介布衣的饱学之士与当时显赫大清的湘军统帅曾国藩虽然各居天涯，却彼此慕名、神交多年，留下历史佳话的同时，也留下了未能见面的千古遗憾。
　　郑珍虽然是一介文士，却非常关心桑麻农事，曾根据遵义各地饲养柞蚕的实践经验编著了《樗茧谱》一书，这是一本很有实用性的科普著作，对当时遵义的蚕茧业很有指导性。后来经过比他小5岁的西南又一巨儒莫友芝的音释、疏注、补充后，使《樗茧谱》得到进一步的推广。1837年中举后的郑珍与好友莫友芝联袂去北京应试，一路上经贵定到镇远，乘船过沅江出洞庭湖，与莫友芝吟山颂水，佳作迭出。可是郑珍刚到北京就染上感冒，一病不起，莫友芝便到附近的琉璃厂借些书来阅读。郑珍深为莫友芝嗜书如命的精神所感动，抱病写了一首《病中绝句》盛赞莫的求知精神。可叹的是这次北京会试，郑、莫双双落榜。从此后，郑珍灰心科举，决意回到家中专心致学，作诗遣怀，以求自娱。郑珍回到沙滩老家后不久，时遵义知府平翰慕名来访，特聘他与莫友芝一起编纂《遵义府志》。1841年，郑、莫二人编纂的《遵义府志》完稿付印，成书48卷，33目，附目14，全书80万字。该志刊印发行后，在当时全国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数十年后梁启超读了也不禁赞道“天下府志第一”。
　　1861年7月初，莫友芝在江南再次会见了老友曾国藩，在其幕中作客卿，并受聘于金陵书局任总校勘，总编校。期间莫友芝常在湘公曾国藩面前推荐郑珍，并出示郑珍的著作，曾氏读后深为其旷世才华叹不绝口，惜才爱贤的曾氏便嘱莫友芝写信给郑珍来他府上做事。当时黔北各地号军作乱，郑珍携家小逃都匀、奔绥阳以避战祸，未能成行。后来，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因缺乏县州官吏，特将郑珍等13名有识之士申报朝廷（其中郑珍列在首位）。次年腊月，谕旨下达，郑珍“捡”得一顶江苏知县的官职，可是当时郑珍已龄高58岁，加之恶病缠身，便竭力辞之。同年好友莫友芝再次向曾国藩推荐郑珍，求贤如渴的曾氏又嘱莫友芝写信再邀郑珍来府上，莫在信中殷切地写道“国内豪俊，趋湘公（指曾国藩）如龙门，干济之才殆以百十计，尤其待于我，湘公极思一见我兄（指郑珍）”，“极思一见”可见曾氏对郑珍的仰慕程度。当时兵荒马乱，此信到遵义已是1864年的春天，偏偏时不作美，郑珍由于口腔感染严重，已开始溃疡，卧床两月后，于农历9月17日病逝家中，归葬于沙滩故里。曾国藩也留下了未与神交多年的西南硕儒见面的千古遗憾。嗟吁郑珍，在临死之前亦为自己的著作操心，叮嘱次子郑知同“第所存稿亦不为检，汝力能校订，其未次者，当善排比，勿使紊乱遗失”。今天再阅遗嘱，不禁为郑珍的治文精神感动不已，正如后人有诗道“文章可恨无知己，书画当年太瘦生”。

结交莫友芝

　　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号郘亭，他著作甚丰、屡试不第、终身布衣，在文字学、训诂、经学、金石、目录等方面造诣颇深，与当时中国政治上、文化上的响当当人物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李鸿章、彭玉麟、翁同和等皆有往来。
　　莫友芝结识曾国藩是在道光27年（1847），时年36岁的莫友芝到北京参加会试，候榜期间到琉璃厂寻觅古籍秘册和名人书画，无意间与当时官居二品、身为翰林院侍读学士的曾国藩就汉学谈论开来。曾国藩在当时也是大清著书立说、治国安邦的显赫人物，特别精通宋学，与曾国藩书肆相谈后，便一见倾心、折节下交，深为莫之才华折服，不无感慨地说“不意黔中有此宿学耶”。后来，曾氏特意与精通汉学的朋友刘传莹一块，到莫友芝寓所虎坊桥拜访，并设宴款待、置酒订交，一时被传为佳话。深受感动的莫友芝为此写了一首古风，其中有道“曾子之度汪如千顷波”，高赞曾国藩虚怀若谷的襟怀。可叹的是这次京城会试莫友芝榜上无名，不得不辞京南归。离京之日，曾国藩特来寓所与莫长谈，并写《送莫友芝》一诗以表离情。诗中写道“豪英不自囿，十九兴偏邦。”是对地理环境决定人才因素的否定。而“黔南莫夫子，志事无匹双。万书薄其腹，廿载幽穷乡。”充分表现了曾氏为莫友芝学识渊博而偏居贵州深深惋叹。
　　咸丰10年（1860），太平天国运动使清政府风雨飘摇，加之各地劳苦大众纷纷起义，使大清江山岌岌可危。在此严峻的形势中，莫友芝三度北上京城参加会试，以期步入仕途效力国家。在京期间莫友芝通过与曾国藩的关系，结识了当时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都很有建树的高官巨儒。如崇尚西学的外交家郭嵩焘、光绪帝的老师翁同和、桐城派散文家姚鼐的弟子方宗诚等。这位来自黔北的布衣举人，便常与这些头戴花翎、身着朝服的大臣们谈文论艺、鉴赏书画。莫友芝的博学才识深得大家的推崇，特别是别具一格的莫体篆字，拙朴古典，名噪京城，成为大家争相收藏的书法精品。可是命运总是捉弄才华横溢的莫友芝，这次会试又榜上无望。这时的清政府内忧外患，就连京城都受到太平军的威胁，1861年心灰意冷的莫友芝主动放弃了“三科未中举人，准其拣选知县”的机会卷席南归，投奔友人曾国藩，开始他军中十年的生活。当时曾国藩已位居两江总督，正率兵围攻安庆城平太平天国义军，两位老友军营相见，彼此感慨万千，曾氏特设宴款待，并邀莫友芝在帐中作客卿。他不仅待莫友芝以宾师之礼，还向帐中的左宗棠、彭玉麟、李鸿章等推荐莫友芝“才高学博，著述斐然可观”。曾氏在写给长子曾纪泽的信中极力推崇莫友芝，信中写道“字谕纪泽儿：昨见尔所作《说文分韵解字凡例》，喜尔今年甚有长进，因请莫君（指莫友芝）指示错处。莫名友芝，字子偲，号郘亭，贵州辛卯科举人，学问淹雅。丁未年在琉璃厂与余相见，心敬其人。七月来营，复得畅谈。其学于考据、词章，二者皆有原，义理亦践修不苟。兹将你批定所作之凡例寄去，余亦批示数处。”信中 “心敬其人”可见莫在曾氏心中的所处位置。
　　莫友芝在曾氏帐中作客卿后，有了一份固定的俸禄，使他能安心治学。同治3年（1864），天京（今南京）被攻破后，太平天国逐渐被清军剪除，天下渐趋安宁，曾氏为了使莫友芝一家团聚，便出资从贵州沙滩将其家小接到安庆，莫友芝深受感动，决心搜求古籍，尽力校勘、以报湘公曾国藩。曾氏也深知文化教育对封建统治的重要性，太平天国灭亡后，他特遣莫友芝到江南一带搜访在战火中遗失的《四库全书》。莫友芝不负众望，于1865年春，从江宁乘船到镇江、扬州悉心搜集古籍下落。1871年秋，苦心觅籍的莫友芝听说下河里一带有《四库全书》残本及其它善本，甚是高兴，携次子莫绳孙去泰州查访，船刚到兴化县内，莫突染风寒，高烧不退，于9月14日病逝在异乡的一叶小舟上，时年61岁。西去之日，手中尚握有正在校阅的《隋书》和《黔诗纪略》，可敬可叹。时兴化知县甘绍棠得知莫友芝逝去后，特来莫愁湖畔设置灵堂，供人凭吊。曾国藩闻悉后下马息轿，亲率僚属百众捧香步行到灵堂祭奠，并饱含热泪手书一幅挽联：“京华一见倾心，当年虎市桥头，书肆订交，早钦宿学；江表十年常聚首，今日莫愁湖上，酒樽和泪，来吊诗人”以哭故人。其情其意，感人肺腑，可见曾莫二人是肝胆相照的心灵知己。同时，曾国藩还出资1000两黄金，遣莫友芝九弟莫祥芝和次子莫绳孙扶柩回黔，将其葬于黔北沙滩。之后莫绳孙又返回藉地独山县，而途经龙泉县（今凤冈县），书刻篆体“龙泉”二字于城内龙井处，其遗迹今尚存。
　　后来，曾国藩作笔记以记这位饱学之士的治学精神和不凡贡献。“世不行此久矣，友芝生平志存文献，思为黔之一书，润色边邑。道光中兴，郑珍同撰《遵义府志》，博采汉唐以图书地志，荒经野史，披榛梯陋，援记精确，体例省宁，成书四十八卷。时论以配《水经注》、《华阳国志》。又综明代黔人诗歌，因人考事，翔实典要，为《黔诗纪略》三十三卷。贵州文献谰然可述。居金陵，得唐写本说木部百八十八文，以举正严、段二家校注，撰《笺异》一卷，国藩为之校刻以行……”其文长达数百字，着重介绍了莫友芝一生的治学和著作。同时，张之洞、徐福诚等这些大清的高官大儒们都有诗文胜赞莫氏才华。

知交黎庶昌

　　黎庶昌（1837——1898），字莼斋，是郑珍的学生亦表弟，又是莫友芝的妹夫。曾在咸丰年间两试不第，同治元年（1862），新登基的同治帝“下诏求言”，以治千疮百孔的大清残局。然而当时清政府对读书人一个接一个“文字狱”的屠杀血腥未干，天下人士噤若寒蝉，谁敢提着身家性命向朝廷建言。时年25岁的黎庶昌，怀着一腔赤子之心，于是年9月初写就6000言的《上穆宗毅皇帝书》，书中他大胆陈述了若干时弊和建议，引起了清廷统治层的重视。9月末，黎又呈《上穆宗毅皇帝第二书》，在“第二书”中他从25个方面阐明自己对时局的见解，所陈事件条分缕悉、灼见赤诚。同年10月8日，同治帝降旨“黎庶昌以边省诸生摅悃陈书，于时务尚见留心，方今延揽人才，如恐不及。黎庶昌荐加恩以知县用，发交曾国藩军营差遣委用，以资造就”。“如恐不及”之句可见同治帝对黎氏的高度赏识。可是后来由于陕西道监察御史吕序程上书说黎庶昌没经过科举而得花翎，未必有真才实学，建言暂留曾营通过曾国藩“考察”后再作定夺。就这样，在1863年3月19日，黎到达安庆府曾国藩大营“报到”接受“考核”。
　　黎庶昌来到曾门之后，曾氏没有及时召见他，直到11天后（即同治2年4 月2 日）的日记中才有“阅黎庶昌所陈时务策”的记述。时隔7 个月后，曾国藩的日记中明确有了与黎见面谈话的记载“黎莼斋来，与之言云志与帅气，器以养志之道”。日记简略，没有记载曾对黎的印象如何，之后也末委以重任，只派他去任稽查保甲。同治3年，当年与曾国藩在京华“一见倾心”、“置酒订交”的莫友芝，于12月9日来到安庆府造访曾国藩。曾与老友莫友芝见面后才得知，在他帐中已工作9个月的黎庶昌是莫的妹夫，又是与曾国藩神交多年的郑珍的表弟亦学生。在当天的日记中，曾国藩欣然记道“中饭后，莫子偲（即莫友芝）黎庶昌来一谈，夜题莫子偲所作《唐写本说文笺异》之检”。之后，曾格外重视黎庶昌，常与他谈文论道，久而久之，黎之才识深得曾氏赞赏，后纳之门下，以授古文义法，治学之道。一来二往，曾与黎的关系也不再是上下级关系，而上升成了志趣相同的知交，这一点以下几则曾氏日记可以窥见。
　　“阅本日文件，围棋二局，会客二次。与黎庶昌等谈文”。（同治4年10月12日日记）
　　“与黎莼斋谈文”。（同治4年11月30日日记）
　　“批黎莼斋等文二首”。（同治4年12月9日日记）
　　“酉刻，黎莼斋来久坐”。（同治4年2月21日日记）
　　“夜阅《石经·周易略例》，二更后温韩诗，黎莼斋来久谈。三点睡，甚能成寐”。（同治5年正月25日日记）
　　“蒋莼卿、黎庶昌谈均久。倦甚，气若不能属者，因不复治事”。（同治6年9月14日日记）
　　“傍夕，与莼斋久谈，而神疲困，不复治事”。（同治7年5月6日日记）
　　以上几则日记中出现的“久坐”、“久谈”，足见黎庶昌不但是曾门的常客，而且是一个与曾谈得非常投机的挚友。特别是“神交疲困”、“不复治事”的记述，进一步证明了他俩每次交谈不但谈得晚而累，而且谈得十分愉快。
　　在长达6年的交往中，黎庶昌的学识和才能渐渐赢得曾国藩的信任，并在曾的悉心栽培下已成为一名官吏人才。面对这一个“考察”合格的门生，曾国藩先后向朝廷四次上书推荐，在第四次的奏折中曾写道“臣查黎庶昌自到营以来，先后6年，未尝在臣左右，北征以后，追随臣幕，与之朝夕晤对。察看该员笃学耐劳，内怀抗希先哲，补救时艰之志，而外甚朴讷，不事矜持……”。作为一个来自黔北的举人，能得到汉学修养很高的曾国藩“笃学耐劳”的评语，甚是难得。同治9年（1870），34岁的黎庶昌在曾的竭力推荐下得以出任吴江知县，从而步入仕途。后来又在郭嵩焘、丁宝桢的推荐下，先后出任英国、法国、日本三国参赞，成为我国早期出色的外交家。
　　黎庶昌与曾国藩分开后，黎常将生活中、学业中、工作中的一些事去函求教于曾国藩予以点拨。仅同治8年至10年，曾国藩日记中就有9处与黎书信交往的记载。其中有劝黎做学问急不得，要耐心积累，劝他“汲汲以修名不立，志事无成为惧，有屈正平、陶土行之风”。同治9年3月，当曾国藩知道黎欲随李鸿章去陕西镇压农民起义时，曾国藩立即去信劝道“从军一念近于下策，绝意不为可也”。劝他不要去陕西从军而荒废了仕途，殷殷关爱，溢于纸上。同治9年，黎庶昌在曾的密荐下，改往江苏巡抚丁日昌帐下做事，上任不久，便遇到了历年积欠漕尾钱粮的大难问题，黎庶昌只得去信求计于曾国藩，曾接信后，立即利用自己的政界关系周旋解决，并回信安抚黎庶昌“阁下天性肫挚，志趣远大，而于涉世应事似当操心过蹙。从古奇人杰士类，皆由磨砺中来”。这时曾国藩以年近六旬，虽远在江南，仍不忘开导黎庶昌，可见情谊之深。曾国藩还在同治10年8月的一封信中公然告诉黎“（我）必不坐视阁下先登债台，竟不一援手也”。足可见他对黎关爱有加，难以言表。
　　曾国藩于同治11年2 月病死江南，从此黎庶昌失去了一位始终关心他的师长，伤戚之心弥漫在他后来的不少诗文中。“呜呼，公之往矣，伯乐逝而骐骥不鸣，促期之而伯乐弦绝”。《祭曾文正公文》。恩师虽去，教诲永益，后来，黎庶昌不但成了一名出色的外交家，还继承了曾国藩“桐城派”散文义法的衣钵，与薛福成、张裕钊、吴汝纶同为桐城派晚清散文四大家，其文法度谨严，简练缜密，与薛福成有“南黎北薛”之誉，是我国清代著名的散文大家。

曾国藩

郑   珍

莫友芝

黎庶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