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浦注册公司: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图)

《北大批判———中国高等教育有病》 薛涌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11月

　　本书从西方大学的起源讲起,结合作者自己在北大、耶鲁受教育的实际情况,详细分析西方大学教育的种种先进的理念与实践,从而对比分析出中国高等教育的种种缺失,力图给现在的大学生和执掌高教改革的官员描绘出一幅清晰的高等教育改革路线图,使有心者能够按图索骥,共同改正中国高等教育的弊端,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的竞争力。

　　谁来拯救我们的大学?

　　北大社会学教授郑也夫,多年来采取一套非主流的教学法。他给上他的课的本科生布置作业:下去搞社会调查。调查的题目可以很细小,但必须是第一手的调查,然后根据调查结果写成报告,不准东抄西抄,人云亦云。

　　他这个教学法,从在人大教书时开始,一直保持到他调到北大以后。人大学生的作业,已经精选成书出版,题为《都市的角落》,是他教的“城市社会学”的作业。后来他开了“消费社会学”的课,学生的作业又被编成《消费的秘密》。.

　　书出来了。评价相当不错。国外一些社会学家也颇为赞许:深浅先不说,至少这一篇篇的小报告抓住了问题,为以后的研究开拓了思路。

　　回想一下前几年,我们斥资多少亿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钱烧了,房子盖了,博士课程上马了,但是大学教育还是没有改进。在这场喧嚣中,郑也夫的工作反而没有人注意。这恰恰说明了我们的教育改革是如何本末倒置。教育首先发生在课堂上。我们在创一流的过程中,有多少人提到了课堂?

　　不久前《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随着中国大学的扩展,中国每年毕业的工程类本科生比美国多四倍,但绝大多数质量低劣。这些人中,只有十分之一能胜任跨国公司“外包”到中国的工作。要知道,跨国公司一般把最尖端的技术留在国内。外包出来的工作,多属于低端的创造性不高的重复性工作。连这样的工作也才有十分之一的毕业生能适应,我们的高等教育在干什么?有着这样的高等教育,创新社会还从何谈起?

　　现在是反省过去几年高等教育改革的时候了。反省的开端,是问一个基本问题:我们投入了那么多钱,大学的课堂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也必须带着这个问题,设想下一步的改革。

　　在我看来,我们首先要改革的,是以考试为中心的满堂灌的教育方式。我自己在国外教书时,就反复对学生强调一点:你们在高中时,一天到晚考试,考试的目的是发现“你不知道什么”,所以你们总要死记硬背。如今进了大学,我们更关心的是“你知道什么”,你要通过讨论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和所能贡献于世界的东西表达出来。你毕业后找工作,别人雇用你不是因为你记住了哪个皇帝哪年死的,而是你能提出你自己的看法,对你的雇主有用。大学就是要培养你这种能力。这也是讨论班的意义所在。

　　第二项改革,则是要求每个学生都要做研究。最近,一些美国的教授提出,要维持美国的创新力,必须要求每个大学生做研究。实际上,在美国一些好大学,你就会发现许多学生参与由教授亲自主持的研究项目。到香港读书的一些大陆学生也反映:在那里,学生常常要参加教授领头的研究团队,和大陆的大学教育形成鲜明的对比。道理很简单,只有通过实际的研究,学生才能知道自己真正懂什么,不懂什么,能为社会提供什么,还有什么欠缺,体会到创造知识的艰辛。这样的过程,不仅增加他们的创意,也刺激他们更有目标地学习新的东西,能够更好地适应现实世界。用我们的老话,就是在干中学,学中干。也只有这样,让我们头痛了几十年的所谓“高分低能”的现象才能被克服。

　　所有这些,并不需要大笔的经费,需要的是许多像郑也夫这样的教授。大学的管理者们,应该把眼睛放在这些能够真正改变教学的人身上。

　　中美大学怎么比贡献?

　　先谈本科教育。衡量本科教育,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看本科生的毕业起薪。当然,不是一切都能用钱来衡量的。比如,一个理想主义的高才生,毕业后到偏远地区教小学,他或她的贡献也许比一个亿万富翁要大。不过,这样的人,毕竟凤毛麟角。难以在统计学上具有重大的意义。绝大部分本科生,毕业后进入社会,成为一般的工薪阶层。他们的大学教育是否成功,必须经过市场竞争的考验。他们挣钱的能力,就是市场对他们所受的教育的验收报告。

　　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的最新数据,2004年美国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年收入为51554美元,高中毕业生平均年收入为28645美元,也就是说,一个学士学位,一年能给你带来大约23000美元的附加收入。而最近由于全球化开始冲击白领,美国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涨势正处于一个低谷。在五年前IT革命的高峰期,大学毕业生的年收入几乎比高中毕业生高出一倍。另外,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一直远远高于没有上过大学的人口。失业率一般在2%多一点。中国没有相应的完备数据。但最近频频有报告:大学生的起薪几乎接近民工,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乃至竞争去当清洁工。而这一切,竟发生在中国经济发展强劲,已经被公认为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动力的时代。如果经济增长放缓,这些大学生的就业前景和收入就更是不堪设想了。中国的大学,在本科生教育上,怎么能和美国比?

　　至于对社会的贡献一项,就更有的可说。美国高等教育界非常自豪地把对社会的服务当作美国大学别于欧洲大学的一个特点。我曾经撰文指出,在2004-2005学年,美国有330万16～24岁的大学生做义工。这相当于所有1080万适龄学生的30.2%。打义工的行为几乎成为是否受过大学教育的标志。


　　鼓励学生投身于社会服务还仅仅是一个方面。我在《精英的阶梯:美国教育考查》一书中曾经介绍,美国的大学大部分没有围墙,为当地社会提供一系列服务。比如,老年人常常可以到大学来免费旁听。哈佛这样的名校,开办校外课程,为那些年轻时错过上大学机会的大龄学生服务,学费仅收七分之一,授予哈佛的文凭,甚至诺贝尔奖得主也会前往授课。当地的优秀高中生,也可以经过适当途径到大学里旁听,甚至有修学分者。当地中小学,经常可以利用大学的设施。再看看我们的大学,豪华校门盖得多么森严!名校要限制校外游客,更不用说让社会人员进教室旁听了。我们的大学,流行的是圈地,盖楼,编外高价招生,拿了人家的钱又不给人家正当的学位。请问杨大教授,这叫什么社会贡献?

　　(陈小庚摘编自《北大批判--中国高等教育有病》) (本文来源：南方日报。 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南方报网 http://www.nfdaily.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