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告别仇和时代 铁腕改革模式遭质疑（2）

2011年12月15日 11:35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尹鸿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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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防盗笼”成为昆明老百姓对仇和评价变化的分水岭。“饕餮”表示，一方面昆明老百姓突然发现仇和的举动也会涉及到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这项政策设计有许多纰漏，“开始要全部拆，后变成沿道路拆，再后又变成沿街拆。还有开始是自费拆，后来因为反对声音大了，又变成政府出钱拆，而且这项工作到今天也没有完成。”

“欲速则不达，凡事必躬亲，扰民之策多且频，与民休息几伶仃。”他说，“官如流水。仇和去也，无万民伞之恭送，有功德碑之在心。”

如此，“人行道种树”、“公职人员学习东南亚五国语言”等看似有益的工作安排，最后都被有意无意地扭曲，沦落成茶余饭后的笑谈。

“由于仇和强调‘威权’，许多人都觉得昆明似乎没有了市长。”一名商人说，“尤其对昆明著名的螺蛳湾批发市场的搬迁，仇和引进了原先在宿迁执行复制义乌商品市场的老板刘卫高，再度以中豪公司的名义进行投资开发，并强力拆除昆明市内所有批发市场让商户入驻新螺蛳湾，把原有的利益者抛到一边，引发了大量矛盾。”

其中的一家“双龙商场”，花了数千万元按照政府要求整改后却一直得不到验收，四处告状无果，自行开业后也没有被政府制止，情况非常滑稽。

“仇和的风格和能力更像一名商人，他的做法是现在比较流行的‘经营城市’。”昆明市的一名官员说，“但他的政治地位很稳固，特别是没有明显的女人、贪腐问题，关键是一些上级领导很支持他。”

目前，“昆明市已经透支未来10年的财政资金，至2011年末已负债2000多亿”的消息不断流传。他透露，仇和的解释是“只要把囤积的土地卖掉，一切都马上解决”，问题是从2010年开始国家打压房价等多重措施影响到了土地的销售，这些理论上的收入要变成现实可没有那么简单。

仇和来到昆明后很少与外界媒体打交道，更没有接受过正式的访问，但也有人举例《政道：仇和十年》一书一度摆满了云南省的各种书店、报摊，其“并非完全低调”，“只是表现的方式不一样”。

仇和留给昆明人一个也许永远无法解答的疑问：一位决心要彻底改变昆明而勤奋工作的官员，为何在现实中却留下了太多的争议？

“一种悲壮之情”

接任昆明市委书记的张田欣之前是云南省委宣传部部长，其将如何应对仇和治后的种种后续工作，以及如何消解外界对昆明市的种种争议都引人关注。

长期关注中国现实体制的四川大学教授赵建伟认为，虽然一批个性化官员曾经获得了一些喝彩，但是却可能对社会造成严重的误导，即以权力、强力、暴力的人治行径也能为民办一些事情，也能迅速解决一些社会现实难题，“但他们往往不会相信别人，只相信自己，不相信规则，甚至随意破坏制度”。

2010年12月，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在昆明上演了一场“公车上访”的大戏。除了亲自带领12名失地农民代表多处反映情况，他还撰写了“就《现代新昆明建设重点规划》向仇和书记进言”的材料，并通过多种途径送给了云南省、昆明市各种相关部门和领导。

在2011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云南省政协副主席陈勋儒以“某些城市的荣誉竟多达三四十项，虽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城市发展业绩，但过多的标榜被网民及群众嘲笑为‘作秀’和‘最能吹牛城市’；地方高调宣传‘最具幸福感城市’，群众却为‘被幸福’起哄抱怨”等话语暗讽昆明。

昆明市的一名媒体记者说：“交通建设如何延续，滇池治理如何坚持，各种工业园区如何发展……仇和留下了太多没有完成的工作，张田欣怎么接手，下一步昆明的发展‘是依旧还是履新’，都是一些很难简单评判的问题。”

“仇和一面祭出市场化大旗，声称追随新古典经济学，但推行的方式却是国家强制力量。”朱晓阳说，“他标榜法制，做法却透着法家的气息。他以羞辱和污名为治吏的办法，以福柯式的全景敞视主义，实施监督，从而使属下官员人人自危。”

有专家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仍然处于改革阶段，或说仍然必须依靠强势改革来获得发展的国度而言，身在其中的各种改革者始终无法脱离公众的视线和舆论的漩涡。由于国情所限，目前这些情况往往还只能出现在各种基层官员身上，研究他们的观点、方法和经验，可以窥视出国家未来发展的一些走向，即他们的所作所为要么被吸收，要么被否定。

“我从仇和的离职感言里听出了一种悲壮之情，一种理想没有实现的惘然。”石鹏飞表示，很遗憾上级没有让其任期再延续几年，无法对其“以不民主推动民主、以人治推动法制、只要50%的人同意就可以干”等观点进行最后的“成败验收”，尤其是还没有培养出“反对派”，不过其在昆明的工作“至少七分有功，三分是过，非常不简单了”。

他表示昆明还需要发展，希望新任书记能够保留仇和对公务员严管等“良性资产”，同时“对官员的不良行为要严惩，对不同的工作观点要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