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侵学校服务器:谈谈笛卡尔的《谈谈方法》 (评论: 谈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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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笛卡尔的《谈谈方法》

2010-03-01 15:28:31   来自:随风飘啊飘
谈谈方法的评论   
虽是管中窥豹,却也可见一斑。也许观点和论证都稍显稚嫩,但我想由自己思考得出的不严谨的结论也应该胜于那不假思索抄袭而来的权威。
——题记
选择这本书的原因
时间,是人间分配的最均匀的东西,每人的一天都是24小时。所以,在我选择哲学原著的时候,几经踌躇,终于选定了笛卡尔的《谈谈方法》,首先要说一说自己的选择。
《谈谈方法》全称《谈谈正确运用自己的理性在各门学问里寻求真理的方法》,被誉为现代哲学的宣言书,同时也是最好看、最易懂的哲学原著之一。我选择这本书,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比较好读懂同时篇幅比较短。之所以会选择容易读懂的,是因为我不认为连理解都困难的著述能使我产生许多真正独立的思考,恐怕读书笔记也只能是沿用别人的观点似懂非懂地写就,便于理解的著述才能让我自由自在地思考。另外之所以选择篇幅短小的,是因为我的水平有限,阅读速度不能够很快,在有限的时间里,较短篇幅的作品能让我读得更加细致、理解得更全面。
在这两个前提下,《谈谈方法》一书也有一些特别之处吸引着我,它讲述的一种认识论,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在大学里,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同时也产生了许许多多的迷惑,一部教你认识世界的方法的书自然能满足一部分自己的需要。同时,这部书的写作时间是1637年,资本主义思潮在欧洲方兴未艾,这个时间段的哲学,既不像现代哲学那样晦涩难懂,也不像再古老的哲学因为对它们的时代背景缺乏认识而理解起来不到位,所以这个刚刚摆脱经院哲学的时间段的现代哲学恰好处在一个最好的时代,让我更有信心能把握好它。基于以上四点理由,我选择了这本笛卡尔的《谈谈方法》。
笛卡尔简介
既然是读书笔记,就不能不谈谈作者以及他的生平、经历、贡献、思想等等……但是正如笛卡尔所说的,这些东西不是我自己理性思考的出来的,只不过是一些摘抄罢了,所以真实性我无法确定,即使是真的把它煞有介事地大段大段摘抄下来也意义不大。在这里只做一个简短的说明,以保持文章内容结构的完整性,其中会稍微多谈一点他的哲学思想。
笛卡儿(Rence Descartes,1596~1650),法国哲学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1596年3月31日生于法国小镇拉埃的一个贵族家庭。因家境富裕从小多病,学校允许他在床上早读,养成终生沉思的习惯和孤僻的性格。1606年他在欧洲最有名的贵族学校──耶稣会的拉弗莱什学校上学,1616年在普依托大学学习法律与医学,对各种知识特别是数学深感兴趣。在军队服役和周游欧洲中他继续注意“收集各种知识”,“随处对遇见的种种事物注意思考”,1629~1649年在荷兰写成《谈谈方法》(1637)及其附录《几何学》、《屈光学》,1641年发表《第一哲学沉思录》1644年发表《哲学原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650年2月11日卒于斯德哥尔摩,死后还出版有《论光》(1664)等。
他所关注的是认识论问题,即关于真理的可知性、如何知的问题。作为现代哲学理性主义学派的奠基人,他和经验主义学派奠基人培根一同被认为是现代哲学的奠基人。在笛卡尔之后,理性主义还有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等;经验主义则有洛克、霍布斯、贝克莱、休谟等人。我们注意到,理性主义学派的哲学家也都是著名的数学家,恐怕正是因为数学有着“先天而弗违”的特点,是纯理性的,即不用它去迎合外在世界,只要是正确推导出来的数学结果,外在世界都要符合它。理性主义也有自己的缺陷,帕斯卡有言:“理智的最后一步,就是要承认有无限的事物是超乎理智之外的”,比如人的关怀和情感等。
笛卡尔还是著名的二元论者,认为人的灵魂和形体是两个相对的实体,彼此独立,而他在关于物质界的全部理论上,是严格的决定论。确实,两三句话不能完整反映一个人,尤其是像他这样卓有成就的人,但由于这部分内容不是重点,故就写到这吧,惜字如金是为接下来的可能产生的冗长腾出空间,而这些冗长也是为了更加充分的说明,下面开始具体谈谈这本书。
Q1:笛卡尔所说的“良知”是什么?
全书第一部分开篇就说了一句很重要但也很使我疑惑的一句话:“良知,是人间分配得最均匀的东西”。因为这句话是全文接下来观点的一个大前提,能导出人人都可以自己思考判断获得真知,并且效果比读书要好得多的道理,所以我需要在这句话上斟酌一番。这同时也引出了我的第一个问题:笛卡尔所说的“良知”是什么?
从他接下来的描述中,我试图找出其意义。书中写道:“因为人人都认为自己具有非常充分的良知,就连那些在其他一切方面全都极难满足的人,也从来不会觉得自己的良知不够,要想再多一点。”这句话很明显就是说人人都认为自己即使在各个方面都有不如他人之处,在“良知”这一项指标上,他们也不会输给别人,也就是人人平等,因为若有一个人良知高于其它人的话,就会出现“良知不够”的现象了。那么我不禁思考,人人“最均匀”的特性有什么呢?
智商显然存在人人不平等的现象,现代心理学的测验已经证实了这一点;感觉官能由于有人存在先天上的缺陷,比如色盲、失聪等现象,也是不均匀的了;而根据作者在下一段的自我谦虚,我们也很容易看出作者“良知”指的并不是想象力、记忆力和思维能力,因为作者承认自己在这些方面比许多人要差;孟子曾经有过人人皆有恻隐之心,人性本善的观点,那么良知是不是指得就是“善”呢?但是我们姑且抛开人的善性随着心情好坏和意识清晰程度不同而变化不谈,随着人成长,身上的善性也会产生变化,这就是教化和环境的作用。当然,这里面我还需要提一下清华大学历史系彭刚副教授在他的课堂上说过的一种观点,即把良知认为是“智力”,而“智力的差距是让人最容易产生嫉妒感的东西,所以大家经常不提他”,所以这里“最均匀”只是一种人的心理作祟的结果,而不是客观真实。对于此,我觉得和笛卡尔的本意应该不吻合,其在全文中表现出的那种谦虚的风格,以及自谦的习惯,让我无法认同良知等于智力这种观点,因为若是如此,作者在一开篇就是运用了一个大大的讽刺了,讽刺人们不敢直面智力上的差距,而这种做法显然不符合全文的风格。
那么,我们最后来考察一下把“良知”理解为“理性”的说法。这种说法应该最为可靠,因为笛卡尔便在文中把良知和理性这两个词放在一起,中间用“或”字连接,说明其至少是相似的,大致可互换的。根据本书译者的说法,“良知”是一种绝对正确的分辨能力,是一种不虑而知的良知,即理性,其中更多指的是分辨真假的能力而不是分辨善恶的能力,即理性的知识论意义而非伦理学意义。在文中,作者写道我们意见的分歧完全来自于我们运用思想的途径不同,所考察的对象不同,而不是理性的不同;而且行动十分缓慢的人只要始终循着正道前进,就可以比离开正道飞奔的人走在前面很多。所以这里似乎可以把这种良知或理性定义为“我们运用才智的能力”,把这种能力用在正确的对象(思想观念)上,用在正确的途径(探索世界、寻求真理)上,即使你的才智稍微差一点,也无妨,依然可以取得很大的进步,并且这些进步很可能就是伟大的创新和发现。
接着,作者引用了当时经院哲学的话:同属的各个个体只是所具有的偶性可以或多或少,他们的形式或本性并不能多点少点。我想,这句话大概就说明作者把良知理解为了人之所以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本性了,当然,这与我们从马克思哲学中学到的人区别于动物是因为能“使用和制造工具”而有所不同了。而这一个本性在现在看来,或许正是猿人之所以能进化产生高等智慧的原因,因为也许基因突变导致古猿人不光有基本的才智,还产生了利用才智的能力,从而导致不断的创新与进步;而其他动物或许也拥有一些基本的才智,但是没有运用自己才智的能力,所以不能使之产生最大的效益,而“使用和制造工具”本身就是运用了自己才智后产生出的一项效益。
最后我在这里对第一个问题做一个我认为的简短的总结性的回答,即“良知”指的是“理性”,具体指的是“我们运用才智的能力”,这个能力人人皆有且相同(至少相似),是人的本性也是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所在,是创新的源泉。
《谈谈方法》第一部分
在《谈谈方法》的第一部分中,作者称自己找寻到了一种方法,能使自己的知识水平逐步增长。我注意到,他得出方法的方法,本身就是采用了他的方法。作者先是摸索出了门路,然后考察,得到一些准则,最后形成方法;而现代物理学的研究方法正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做出假设,实验验证,直到验证正确,得出结论。由此可见,笛卡尔的方法带来的不仅是哲学上的方法论的进步,而且已经深深影响了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对于这种方法,看得出作者是十分赞赏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但是他仍然保持了一份很谦虚的态度,称自己是当局者迷,也许这种方法并没有自己所想的那么好。单少杰副教授在《哲学导论》这门课上第一节就说到,学习研究哲学最容易产生两种态度,一种是谦虚谨慎、处下的态度,越研究越感觉到自己对世界的无知和自身所能达到的局限;另一种是夸夸其谈、自大的态度,认为哲学是一切科学之母,学哲学很“牛”;显然前一种是我们应该遵循的态度。笛卡尔在这里不仅展示出了哲人应有的谦虚风骨,也同时对当时经院哲学浮夸、虚伪的特点提出了批评。
笛卡尔当时接受的是欧洲最好的教育,而且好学的他,把能够学的都学了,结果却发现自己无知。这里作者使用了“无知”,我们不妨拿它和苏格拉底著名的“无知”论断做一个小小的比较。我认为,苏格拉底的无知,是源于一种真正的对世界思考后却无能为力的迷惑,一种更完全意义上的无知,因为在他之前没有人对世界做出过系统的解释;相比较,笛卡尔所说的无知,更多的是指他所知的大多都是谬误,所以虽然学了很多,但是由于经院哲学环境下的虚浮让他没有获得“真知”,反而是更强烈的疑惑感让他感到了一种无知。
于是,笛卡尔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认为世界上根本没有一种学说真正可靠,像从前人们让我希望的那样”。在这里,他把自己接受的语言、智力、历史、文学、数学、哲学、神学等等学科进行了分析,发现他们虽然各有优点,但是不足之处却更加多:雄辩和诗词都是才华的产物,而不是研究的成果;数学的推理确切明了,可它一向只是用于机械技术,它的基础这么牢固,这么结实,人们竟没有在它的上面造起崇楼杰阁;神学值得尊敬,但天启真理不是我们的智力所能理解的,所以只好放弃窥测那些真理;关于哲学笛卡尔看到它经过千百年来最杰出的人的钻研,却没有一点不在争论中,因而没有一点不是可疑的;至于其他的学问(我认为应该是指一些当时的人文科学和少量自然科学),既然它们的本原是从哲学里借来的,可以肯定,在这样不牢固的基础上决不可能建筑起什么结实的东西来;那些骗人的学说则更加不必说了,纯属装腔作势。所以作者决定抛弃书本的研究,通过游历去自我探寻真理。
写到这里时作者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结论:普通人的推理所包含的真理要比读书人的推理所包含的多得多。我想这句话如果按照字面去理解我想应该是不会成立的,因为如果这样我们还读书学习干什么,岂不是一种自我的倒退?但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去解释作者的这句话:第一,这是对象牙塔学者远离生活的批评,提出了行万里路胜读千卷书的看法,而且社会这一本大书是每一个学者应该学习的;第二,它说明没有经验学科的支撑(无论这门学科本身理论是否完全正确),仅靠哲学的推导是很难发现真理的;第三,这是对经院哲学玄而又玄的批判,批判它们的思辨远离生活,只是看上去高深,但是却谬误连连,还不如普通人对身边的事情的推理来得更加真实。
Q2:一个猜想:科学的终结——新神学?
在第一部分写完之际,我不禁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一个猜想:科学的终结——新神学?”这是一个十分大胆的假设,是我在读《谈谈方法》时突然想到的一个问题,即科学的最后是否会走向新的神学?我们姑且只考虑欧洲的那种情况,因为能力和知识所限,我无法对世界上各种文化做一个全面的考察,在这里只好选择欧洲——欧洲率先产生了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美洲是欧洲的殖民地,亚洲也是被迫接受其思潮和技术的,非洲则还处在一个落后的阶段,中东地区则情况较为复杂,因为是另一套宗教体系和发展模式。
在古代,人们信仰的是自然神,把一切不可解释的现象归功于自然神的操纵,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开始崇拜人格神(在这一点上中国并不是这样,而是设置了天的思想,强调敬天)。在哲学上,从早期的朴素唯物论,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由水、火、气、土、原子、数等等,逐渐发展到由宗教占据统治地位,经院哲学开始垄断思想界。在这些阶段,人对自然的利用是处于采集和加工阶段,只有量变,而没有质变(农业也只是复制自然,而没有创造新的),所以此时神学是站得住脚的,老百姓因为愚昧而选择了宗教。而随着文艺复兴之后,自然哲学的发展,让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物理学、生物学、医学)得以产生并获得快速发展,我们发现很多情况下旧的神学的错误。这时候,改革发生了,而笛卡尔正是处于思想改革第一线的人物。于是,认识论问题成为了当时哲学的主要问题,人能否正确认识世界?虽然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大学派存在着分歧,但是许多方法的产生(包括本书笛卡尔提出的四个步骤)都推进了科学的发展。在近百年来,具体的自然科学发展壮大之势惊人,特别是在今天看来,能带来实在福利的自然科学把我们的生活提高到了一个前人无法想象的高度,科技就是第一生产力。那么随着今天科学的越分越细(所以今天不再可能出现当时一个人既是数学家又是哲学家又是科学家还是艺术家的情况了),今天有的更多是在某个学科某个分支的某个具体问题上的专家。
随着学科逐渐细化,我们发现许多交叉学科的诞生,比如物理化学、化学物理学、生物环境学等等,那我们是否可以做这样一个猜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科学更加进步,越来越多的学科分支最后又会慢慢地交叉产生融合,最后乃至出现一个统一的学科?现在科学上依然存在许多无法给予解释的问题,比喻宇宙第一推动力是怎么来的?牛顿把它归结为“上帝”之手推的。爱因斯坦研究的最后就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统一场理论”,把所有的物理学原理统一起来。这些种种科学上不完美的理论和现象,导致了许许多多大科学家最后都选择了笃信宗教,比如牛顿、爱因斯坦、普朗克、霍金等等,这种笃信的原因恐怕是一种智慧积累后发现的更大的无知感(与苏格拉底自称的无知类似)。
我们是否可以猜想科学最后会走向神学,由神学来解答刚才的问题?正如一位哲学家所言:“当科学家们翻越了一座又一座科学的山峰,来到了最后一座山峰面前,他们发现,在这座山峰的后面端坐的是一群神学家,而这些神学家已经端坐在那里等着他们好几个世纪了。”这种思想在中国的易经文化也是能找到根源的,这是一个循环,一个“神学——科学——神学”的循环,仿佛一个蛇头咬着蛇尾。但我们就是在这看似荒诞的循环上面,也是能找到一点科学的根据的,利用现在摄影技术,拍摄出来的最大的宇宙的照片,逐渐缩小,最后是原子的照片,我们发现,宇宙与原子两个极端的影像是那么相似,仿佛就是一样的。“一沙一世界”,也许原子就是一个新的宇宙,那我们所处的宇宙就是别的世界中的一粒微尘。而且,一个循环仿佛一个圆,而圆才是最完美的。
另外,对于“神”一词,我们不必批判他是唯心的,是迷信的。其实,随着我们改造自然的能力从最初的采集狩猎、复制自然到现在加工改造、信息化分子化处理,我们现在的能力在古人看来已经是“神”的级别了,所以最后科学走向神学,不是重新回到迷信和无知,而恰恰是最透彻地理解世界后的一种醒悟,一种发现——世界是由“神”支配的,这个“神”可能是最高规律、可能是“道”、可能是别的什么原力。而那时,我们利用自然也不再是信息化和分子化处理,可能是一种利用这个“神”去处理了。这个“神”是我们现在因为无知而把它称为“神”,等到科学的足够进步,这个“神”已经能够获得解释了,就出现了用科学证明神学的现象,而此时的经过去伪存真后的新神学,就是最后的科学,也许就是真理。这就仿佛马克思哲学中认为人类社会的最后形态是共产主义,而这种没有剥削的社会形态是否又和“原始社会”的形态有几分相似呢?这也是一个“循环”。
现在唯一我无法猜测的问题是,如果趋势显示出来,我们是可以和平地接受这种转变,还是也需要一场新的革命,会出现镇压和反抗?就像自然神崇拜转变为人格神崇拜的社会阶级改革,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改革,之后的工业革命一般。
《谈谈方法》第二部分
接下来我们进入全书的第二部分,在这一部分里,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方法的几条主要的规则。
作者首先利用了一个很精妙的比喻(这个比喻在后面还要用到),即人的心灵就是一个房屋。在这里,作者称由一位建筑师建成的房屋要比多位建筑师在不同时代你一砖我一瓦建成的要好得多,即“拼凑而成、出于众手的作品,往往没有一手制成的那么完美”。利用这个比喻,作者称书本上的学问都是似是而非拼凑而成的,其中有很多内容是因为人云亦云而流传的,不如“良知”的推断那样接近真理。但是,很明显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一出生就会运用自己的理性思考问题,不可避免地要去接受父母和学校的教育,所以,这种完全运用理性思考问题的可能性,只能建立在把自己以前已经掌握的东西全部拿来怀疑之上了。
在这里,笛卡尔的说法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他称正如我们不可能把全城的房屋统统拆光,然后重建一样,我们也同样不可能依靠个人的力量去改变国家的体制、教学的成规、学问的主体,我们能做的只是改变自己罢了。他称习惯使那些大的体制的毛病减轻了,而且沿用旧体制要比改换成新体制好受一些,就像走老的盘山公路比翻大山过深沟抄直走要好受一样。当然,他的这番话我们还是能够在现实中找到依据的,比如说我们的党内腐败问题,确实我们一定程度上在掩盖它,公众也在学着去习惯它,因为我们很难想象如果因为此把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地位推倒,我们还能够更好更快更舒服地建设社会主义。
本来笛卡尔的说理是不错的,但是接下来的一番话却让人不那么舒服了,他竭力在说明自己没有哪怕一点想改革的意思,也不希望别人受这本书的影响去琢磨改革一事,其语言甚至到了“谄媚”的地步了,看得出来这是作者在极力讨好当权的人们,声明自己的清白。
接下来,他自己提到他的方法对于世界上的两类人无论是自以为高明还是谦虚讲理的来说都不适合。他称自己虽然谦虚,却不认为自己分辨真假的能力不如别人(良知生来平等),且发现别人意见多有不同,虽然他们可能才智很高;也就是说古往今来的这些人并没有很好把分辨真假的能力用在正确的“对象和途径”上,所以产生了分歧。于是作者决定自己去找寻真理,即使走得很慢,但至少每一步都很稳,是没有错误的。
第二部分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他的方法,即四条规则了。这四条简单说来分别是:凡是我没有明确认识到的东西,我绝不把它当成真的来接受;把审查后的难题按照可能和必要的程度分成若干部分;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点逐步上升,直到认识最复杂的对象;尽量全面的考察和复查这些知识。
先说一个对于我来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一看到这四条我立刻想到了数学考试的四个要点:不要蒙,要通过演算得出结论;做题前先通览试卷,做到心中有数;做题时要各个击破,不要因为一道题停留太久;做完后要检查。我发现两者实在太像,不禁感到笛卡尔的这种方法在数学界影响之深,已经直接影响到当今的高考了。当然,我觉得他的方法既影响了今后的数学,同时也出自于前人的数学之中,尤其是几何学。他研究真理的方法和几何推演的方法是那么相似:把公理(不用证明的道理)、定理(已经证明过的道理)和推论(一些由定理做细微转换而来的道理)做为基础,运用逻辑推理,达到成功证明的目的,在把证明的结论作为一条新的定理或推论,继续找寻其他的结论。
我们看到笛卡尔把这种方法最先使用在了数学上,他把抽象连续的代数和形象但不连续的几何做了一个完美的结合,创造出了解析几何这个伟大的里程碑式的发明。他称这种方法不仅能带来真理,还能带来运用自己理性的快乐。但在这里我注意到了一个问题,即他也提到的,就是“一样东西的真理只有一个”。这说明他是一个严格的决定论和可知论者,因为如果真理有可能无法被发现,或者真理本身就是可能变化的,那么他的方法就无法成立了(要知道,数学里的公理如果出现了错误或者改动,那么后续的一大片结论都会崩塌)。但这里,作者显然把“一样东西的真理只有一个”当作必然的“真理”。
Q3:笛卡尔是懦弱还是谨慎?
从前面我们提到笛卡尔的那番“避祸”的话中就引出了我的第三个问题:笛卡尔是懦弱还是谨慎?要知道,给一个历史人物的人格下结论是一个十分困难的事情,不像赞成或反对其观点那么简单明确,总会或多或少有些顾虑和主观,但却不希望因为自己的主观和武断而误判一个人。首先,我必须要怀着一种历史的同情心,假定笛卡尔及描述他的人是拥有健全理智并且是诚实的,那么我便可以从他的文字里和别人对他的描述里找到线索,否则这一切都无法进行。
即使在这种前提下,我们依然看到了不同的评价。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描述道,“笛卡尔是一个懦弱胆小的人,他不希望惹麻烦”、“他一直阿谀教士,尤其奉承耶稣会员”,而且这些还只是比较温和的说法罢了。但是《谈谈方法》中译本的译者王太庆则在序中写道,“一般认为他胆怯的证据,其实只足以说明宗教顽固势力的淫威还大”、“笛卡尔心里明白,他要爆破的是一个关键性枢纽,怎么会不影响他人、不影响社会呢?”。这似乎就像笛卡尔说的,即使才智极为优秀的人也会出现分歧,那么不如我自己用理性通过怀疑一切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吧。
那么,这件事中什么是不可以怀疑的呢?那就是他写了书并且发表了这件事是无可怀疑的,当然这是因为我接受的是唯物论的教育。既然写了书,就是要给别人看的,不管是以哲学的形式还是以传记的形式,因为若不给别人看何必写出来?他写作的重点在于传播他的方法,而那些其他的话只是一些自我的保护罢了。虽然他一再强调不让别人学,是自己专用的思想改造的方法罢了,但是他却写作了好几部书去讲述他的思考和观点,试问他的目的可能是只让别人做观众旁观吗?显然不是。所以,这里得出的结论是,他的目的一定是想向公众宣布他的方法,但是为了不引起当时教会的镇压,他被迫采取了一些保护性措施(不发表日心说理论;在书中向教会献媚;在自己的行为规则中确立保守的原则),虽然这些保护性措施让人感到了他的一些胆小怕事,不如伽利略、布鲁诺那么英勇,但是留得青山在的策略我们也无可厚非。所以,因此我的结论是,笛卡尔不是一个懦弱的人,虽然不够英勇和果敢,但略带褒义称其为谨慎是完全可以的。
《谈谈方法》第三部分
文章的第三部分讲述的是他的三条行为规范。其中,他一开始又用到了那个经典且绝妙的比喻:既然是盖房子,那么一定要有施工临时住房,才能舒舒服服地盖房子。那么这三条行为规范就是这临时住房。作者奇巧的修辞此时已经让我折服,这一点我们稍后会提到,现在暂且按下不提。
作者的三条行为规范,总结起来就是:遵守规定、走中庸之道;做事坚定果断、不后悔;改变自己而不是其他。在讲到第一条时,作者说之所以会选择效仿他人的实际行动,是“因为相信一件事并不等于知道自己相信这件事”,这句话在今天是可以用现代的精神分析学区解释的,因为人有潜意识的存在,我们很多行动依赖的正是这我们“不知道”的潜意识;但是在当时,作者便看出了这一点,显然是难能可贵的。而第二条准则讲述的是行动上的原则,似乎与思想的谨慎完全背道而驰,体现出的是一种有些鲁莽的冲动。第三条则完全摆出了一副魏晋玄士们的风骨,独善其身而不求闻达天下。
Q4:为何用这三条作为行为准则?
那么关于这三条,也引出了我的第四个问题:为何用这三条作为行为准则?我们看到,这三条行为准则或多或少都有点让人感到奇怪,特别是第二条似乎与作者一贯的作风完全不同,那么这背后有它的必然性或者合理性吗?我们从当时的情况来找寻一下答案。
作者当时是渴望宁静和安全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去运用自己的方法探索真理。那么这种宁静与安全的环境怎么来?外在的压力又有哪些?我想至少有这样三点:政治上的压力、生活上的烦恼以及思想上的冲动。
对于第一个问题,当时的环境是不允许言论自由的,政治上思想上的统治是严厉的,所以在这样的政治压力下,选择明哲保身的态度是最安全的,于是第一条应运而生了,随大流总是不会错的。
关于第二点,哲学家也是常人,那么在生活中,总是会遇到许多的烦恼和抉择的,小到一餐一行,大到一次搬迁、一个习惯的改变,如果在这上面优柔寡断,势必会浪费许多的经历与时间,而在这里,作者大胆的采用了跟着感觉走的方法,并且不后悔、不反悔,表面上确实有些武断,但是这种果断的做法在不至于酿成大错的前提下,确实能提高很大的效率,这与思想上的谨慎形成了鲜明的不同。
最后一点,最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哲人,在他的游历期间,必然会产生许许多多愤世嫉俗的看法,产生许多改革的冲动,而他首先把自己定位为观众,就是坚定了不参与其中的信念。他告诫自己不要去改变外在环境,要变的只是自己的思想,所以我认为第三条的准则是运用了小不忍而乱大谋的智慧,人住内心的冲动,先把真理探索清楚了,再来改变也不迟,所以他选择了一种自我信念上的克制。
综上所述,我感觉到了这三条准则背后作者的用心良苦和精妙之处。当然,也许这是我为了找到理由而自我暗示的结果,但不管怎么说,至少还是能找到充分的、能自圆其说的理由去证实作者的这三条准则确实有着其背后的道理的。
《谈谈方法》第四部分
文章接下里进入第四部分,谈到笛卡尔的形而上学,我们也终于接触到了“笛卡尔式的怀疑”,笛卡尔使用了怀疑一切的方法,把一切都拿来怀疑,都认为不是真的,最后发现,只有自己在怀疑这一点是不可怀疑的。所以,“我思,所以我是”或者说“我思故我在”的结论产生了,这也是他哲学的第一条原理。罗素谈到“这段文字是笛卡尔的认识论的核心,包含着他的哲学中最重要之点。笛卡尔以后的哲学家都注重认识论,其所以如此主要由于笛卡尔。”
这里要说明的是,笛卡尔彻底的怀疑并不同于怀疑论者为了怀疑而怀疑的做法。拿最典型的怀疑论来说,它们像“无物存在”、“即使有物存在我们也不能认识”、“即使能认识事物也不能传达给别人”这样的典型结论在笛卡尔这里是没有被采纳的,最明显不过就是笛卡尔显然认为我们是可以通过理性认识事物的。
接着,笛卡尔提出了自己的两条条标准:“凡是我认为十分清楚、及其分明地理解的,都是真的”,“认识外界事物不能靠感官,必须靠精神”。这两条也充分体现出了他的理性主义。接着他认为自己在怀疑这一点是不完美的,那么既然知道自己是不完美的,必然就有完美的存在,而且被创造物的性质不可能比创造者更完美,于是,他的第二条结论“神的存在”就被证明了。
其实这里是可以质疑的,我们创造出来的象棋机器人就可以比我们的象棋下的好,这不就是被创造物比创造者更完美了吗(至少在某一方面),笛卡尔的完美又是指什么呢?抛开这个问题不提,我们注意到他的论证的基础都是建立在精神具有健全理性的基础上的,那么我们不禁又要问思想是如何产生的?每个人都可以从不同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而根据现代医学的结果,认为是依赖于一个叫做丘脑的器官。丘脑神经元中的遗传信息具有觉知的特性,称为丘觉(类似于视觉、听觉等)。丘脑的唯一任务就是合成并发放丘觉,使大脑产生觉知,也就产生了意识。丘觉是想法、是念头,是意识的核心。类比起来,就像眼睛看到东西,然后传到大脑让你知道自己看到了东西;丘脑产生意识,传到大脑联络区,然后让你知道自己产生的意识。当然这种解释是否具有权威性和绝对真实性还有待考据,但是可以断定的一点是,笛卡尔当时的医学远不及现在发达,所以受到了很多关于意识的局限性影响。所以,他的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虽然当时在他看来是天衣无缝的,但是现在我们再去审视会发现其中还是有不少值得考究的。
接下来,他未经任何解释地就抛出了理智本性与形体本性是分立的,并且还振振有词称道这两种本性的合成是一种不完满,而理智应该是完美的,所以神绝非如此。当然,作为受唯物论教育长大的我,看到这番话自然有几分诧异的。就算完美是一种神的“旨意”,为什么合成就是依赖?在中国传统观念里,一才是完美的,归一永远是得道的标志。所以这种文化的差异带来了理解上的不同,而根据笛卡尔的说法,只要存在差异就说明必然有不完美的存在,所以他用了自己的结论去证实了自己得出结论的不完美。这似乎引出了一个小小的悖论,说明了他的结论不可能完美,因为他的结论一旦是完美的,那我和他有分歧这一点就又同时说明了他结论是不完美的。不过我觉得听信自己理性提供的而不是想像或感官提供的明证也有其优点。比如,无论感官还是想像都对于物质有着严重的依赖性,牛的眼里上帝是牛形的,而理性可以超乎于这种现实的依赖性,即使有形象上不能够用我们经验去想象的理论,在理智上我们依然还是可以认识到的。
《谈谈方法》第五、六部分
在第五部分里,笛卡尔展示了一下他探求的在自然科学上的“真理“,包括天体学、血液循环的一些知识。之后他谈到了人和机器的区别,在他看来,其中最大的区别是理性,不过现在看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让这一点区别也消失。在第五章里,我无法发现太多有实际价值的东西,更多的是受当时科学的局限性所得出的不完全的解释。
第六章中,是作者认为一定要做哪些事情才能在自然研究方面比过去前进一步,以及哪些理由促使了他写这本书。这一章里作者更多的是抒情和散文般的记叙,所以我只打算就其中作者的一些观点简单说说。首先,作者提到如果每一个人都给他足够的权利,他们都会成为热忱的社会改革家,并且每个人都会对他们的意见十分满意。这就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当前社会中也明显存在这样的现象,每当有什么政策(大到国家分针、小到单位规章)出台,总是批评之声一片仿佛换了他会制定得更好似的。但是如果真的让他来制定结果又会如何呢?不出意外的是会招引来更多的批评之声。而笛卡尔因此认为技术的进步相比较更能带来切实的福利,所以他把更多精力投身于其中,而不是去研究评论政策的好坏。
Q5: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社会中哪个更重要?
谈到这里,让我想起当我高三参加人民大学自主招生面试时一个老师给我提出的问题:你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社会中哪个更重要?
限于当时的水平,回答得我感觉并不十分理想。在这里,既然笛卡尔作出了类似的一些议论,我不妨再对这个问题做一个现在的考虑,也许会比以前成熟一点,当然,肯定也是不周全的。我记得当时我沉吟一会给出的答案是社会科学更加重要,我已经不记得是不是因为人民大学是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大学所以我才受到“激励”然后这样说的了,但我记得我给出的理由是《全球通史》中斯塔夫里阿诺斯描写到:“技术变革能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所以很受欢迎,且很快便被采用;而社会变革则由于要求人类进行自我评估和自我调整,通常会让人感受威逼和不舒服,因而也就易遭到抵制”,所以自然科学相对来说社会环境要友好,而社会科学的进步则显得困难。“虽然人类正获得越来越多的知识,变得越来越能依照自己的意愿去改造环境,但却不能使自己所处的环境变得更适合于居住”,而这个现象却还需要社会科学的进步去解决。所以,当时我给出了社会科学也许更重要的判断。
现在我再次回顾这个问题时,我发现之前的我是没有标准的,所以凭借一条论据就妄下结论。所以我今天不得不先确立一个标准,然后才能去做判断,没有标准只能是盲人摸象,摸到哪算哪。而我的标准是:看它们对社会进步的推动效果哪个更大?我们知道除了哲学外的一切学科被分为两类,经验学科和形式学科。其中数学和逻辑是形式学科,而其他学科均为经验学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均属经验学科,在这一点上,它们是一致的。那么从具体作用上来说,自然科学带来的是物质生活质量的提高,是技术的革新,科技的进步;社会科学带来的是精神生活质量的提高,是制度的改良,软实力的提高。所以,用类似二元论的思路来看的话,它们分别在各自的领域上推动着社会不同方面的进步,我无法说出他们哪个更重要,就像我无法说出左右脑那一部分对我更重要一样,他们在职能上分工明确,在地位上平等一致,在结构上又是互相依赖不可分割的,这就是我现在所能给出的最好的答案。
Q6:优美的文笔对哲学写作的帮助有多大?
接下来,我要说说在前文中提到过的关于笛卡尔优美的文笔的问题了,就是优美的文笔对哲学写作的帮助有多大?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全书中一些非常经典让人赞不绝口的几处描写。文中最妙的描写当属把自己心灵比作房屋的那个比喻了,“有一位建筑师一手建成的房屋,总是要比七手八脚利用原来作为别用的旧墙设法修补而成的房屋来得整齐漂亮”,“还应该另外准备一所房子,还好在施工期间舒舒服服地住着”,笛卡尔用把房屋推倒重建来形容心灵的一次彻底的怀疑,用临时住房来比喻临时行为准则,并且用“拼凑而成、出于众手的作品往往没有一手支撑的那么完美”来说明这次彻底怀疑的意义。当然,文中还有许多精妙的描写,比如在他的准则的第二条中,他解释自己在行动上尽可能的果断,一旦选择某种看法,哪怕啊十分可疑,也毫不动摇地坚决遵循的做法的原因就像在森林里迷路的人应该选择一条方向一直走下去,而不是东走走西撞撞。在第六部分中他提到“寻求真理就好象领兵打仗,实力通常总是随着胜利而雄厚的,除了败仗要煞费苦心才能保住不垮,打了胜仗之后却不用费多大力气就能占领许多城池和大片地盘”。这样优美而生动贴切的比喻在文中有许多,他们就像一颗颗闪耀的星星体现着作者智慧的光辉,让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意图,并且多了一分继续阅读的兴趣。
《大问题 简明哲学导论》中提到“相对于哲学的内容——即某个哲学家的特殊观点——来说,哲学家们有时会更加关注哲学的形式”。所以一篇优秀的哲学文章,应该做到语言有组织性、简洁性,表意要清晰、人性化,要使用例子去论证你的观点,考虑反对意见和其他可能情况并且别忘了定义你的专门术语。语言作为一种工具,它根据怀疑论者的说法,“即使能认识事物也不能传达给别人”,既可以看出,语言既是一种沟通交流的工具,又是阻碍我们互相理解的障碍。佛教中强调悟道而不是传道,就是因为道只能自己去理解,是无法用语言告诉你的,即使告诉你,你也无法真正领会我领会的那层意思。
所以,我们写作哲学时,应该做到尽可能清晰明了地把我们的意思传达给别人,尽量减少语言中障碍性的成分。那么,优美的修辞手法、形象的语言在这里便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它给我们一种直观和类比的感受,让我们更好地去理解那些看起来晦涩的东西。
Q7:这本书对今天的启示是什么?
谈古是为了论今,我们阅读前人的著述如果仅仅是为了知道和了解,那么这样的阅读便少了一份反思和提炼。所以,在这一段里我想和大家谈谈这本书对今天的启示是什么?我想就两点来说说。
第一,是方法上的启示。《谈谈方法》谈的是正确运用自己的理性在各门学问里寻求真理的方法,应该说,这四条规则是确实能够带给我们正确指引的。无论是大胆怀疑、小心求证的精神,还是由易到难、各个击破的方法,或者是分门别类、严谨考察的态度,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今天的自然科学得以迅猛发展,其背后所依靠的就是这正确方法论的指引。
第二,是主体意识的觉醒。中世纪的哲学里人的地位是很低的,我们作为地球上主人翁的意识更是薄弱,我们把一切都依赖于神,期望依靠自己的诚忱,换取上帝的赞许,带来死后的荣耀。而笛卡尔率先带给我们这种依赖自己的思路,凭借自己的理性去发掘真理,而不是依赖教会。笛卡尔很让人敬佩的一点在于,即使他知道自己可能无法一个人去改变这个世界,去让所有人的主体性意识在短时间内提高,但是他可以跳出这个世界,以一种观众的姿态去观察这个世界。这当然也符合他的二元论,形体虽然活在这里,但是灵魂可以独善。
Q8:哲学的魅力在哪里?
我想说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暂且抛开本书,谈一谈作为一个初学者,哲学的魅力在哪里?
我想,哲学最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地方就在于它没有标准答案。任何问题在不同的人那里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只要它们能自圆其说,能言之有理,哲学都可以给予包容和接受。我们学习很多别的知识,都是一种复制,把已有的结论复制到自己脑中就算学明白了。而哲学不是,哲学固然有哲学史需要我们去记忆,但更重要的是把我们的积累用在更好地探寻上,我们不是在记忆哲学,我们是在创造哲学。
还有我想就是哲学能带给人一种强烈的思考的乐趣,这种思考有时候可以天马行空,有时候又要收拢于一点一线上。这种思考的乐趣和数学的学习还是有区别的,一个在于求解,另一个在于求知,解的是前人已经给出答案的问题(发明创造数学的新结论的情况第四点会谈到),而知的则是没有人给出定论的你自己的见解。这是一种很大的诱惑,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吧,如果我们以为自己有这样的特权就自以为自己学得是一切科学之母,可以开创一套自己的体系了,那么势必会走向骄傲与虚浮;而如果我们因此感觉到我们肩上的担子很重,因为千年来的哲人都在不断探索,而我们也只是其中的一粒微尘罢了,就可能会养成谦虚谨慎、踏实认真的习惯,而这种风骨是所有科学的学习者都应该具有的品质。
第三点是哲学能更好地指导人们认识世界、改善生活,教导人们在不能确定怎样生活下去时,又不致为犹疑所困扰。这是对大众而言的,对哲学的学习者来说,也同样适用。这不是一种学以致用的功利主义思想,而是一种熏陶下的自然结果,就好象学习文学的人能够从文字中体会到一般人体会不到的审美乐趣一样。哲学不仅仅是讨论形而上学这样艰涩的内容,它可以在实际生活中就给我们以指导,在这一点上我想已经不需要再拿“泰勒斯与榨油机”那老掉牙的故事来证明了。
最后一点,我想到的是哲学的超越性,一切科学的最前沿的都是哲学,一切科学的第一流科学家都同时也是哲学家,比如爱因斯坦、霍金等等,因为探讨的是科学的一些前提性问题,而就像一条坐标轴一般,前提性问题需要对前提的前提(科学的超越)有所把握,这前提的前提就是哲学。所以,我们学习哲学一方面需要经验学科的支撑,同时又能让我们更全面地去学习这些经验学科。
当然,哲学的魅力绝不仅仅是这四点,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环境下,不同的人眼中有着不同的理解。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就有着自己的一些独特的理由。我从小到大都是一个理科生,上了大学依然读了理工科。但是,在大学的第一年里我感到自己疑惑重重,学起自己擅长的数学等专业课来也提不起精神,感觉到一种迷惑,学来何用?就为了找一份糊口的工作?接着,我接触了一点哲学,当时便感觉到十分清新,感觉人就像一辆汽车,良好的身体是坚固的构造,跑动起来需要实践知识的汽油,而哲学知识素养就像是润滑油一般,没有它车子也是车子,但只有拥有它才能使车子运转更流畅,跑得更快,更加稳定和高效。哲学对于人生就是这样,虽然不能提供具体的技术和动力,但是却能使我们的人生更有意义,在人生的路途上前进得更远。所以,我选择转到了哲学院,与学一门具体知识工具相比,我更希望自己能在系统思维和眼界上提高一层楼,这也是属于我的哲学的魅力。
结尾——我思故我在
我思故我在,笛卡尔用自己的行动开创了一个时代。《谈谈方法》是他的排头兵,虽然写得很谨慎,但我们已经能够从中嗅出他心中的那团热情,那种希望摆脱经院哲学的强烈愿望。是笛卡尔带我们走出了中世纪,来到了科技就是第一生产力的现代社会,让我们得以氤氲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
风月无千古,情怀自浅深,亘古不变的是已经尘封的历史,悬而未决的是今人的评判与论述。我想笛卡尔是不会忌讳别人评价他的,因为真理只有一个,而最清楚他的人就是他自己,别人的评论对于他都是别人理性思考的结果。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于笛卡尔,不管是赞美他,或是批评他,请都保持着一份对历史,对古人的尊重和敬畏,静下心来,微笑着阅读这位哲人,这位才华横溢的哲人。清风起处,他衣袂飘飘,卷过岁月的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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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方法

作者: (法)笛卡尔
isbn: 7100030900
书名: 谈谈方法
页数: 95 页
译者:王太庆
定价: 9.0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00-11-1
又名: A Discourse on the Method
笛卡尔与道德几何学
——读王太庆译《谈谈方法》
黄 芸
摘要:本文在仔细研读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先生译本)的基础上,试图从伦理学角度来探讨笛卡尔的方法论,分析其思想方法和写作方法的特点,并把它与罗尔斯的“反思的平衡”方法进行比较。
关键词:笛卡尔  道德  方法论  罗尔斯
大凡一门学科的成熟,往往从对自身方法论的自觉开始,因为这意味着思维的精密化和系统化。[1]培根和笛卡尔在近代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也正是由于,从他们开始,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不再是经院哲学中纠缠不休的本体论,而让位于关于如何达到真理的认识论。这二人各有一本讨论方法的专著,即《新工具》和《谈谈方法》[2]。与培根相比,笛卡尔不仅仅是开创性的哲学家,而且是卓有建树的数学家和科学家,不仅仅推翻了盛行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而且建立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观”[3],他的主要哲学著作《第一哲学沉思集》也奠基于早些时出版的《谈谈方法》之上,因此,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特别值得注意。
《谈谈方法》在1637年发表时,除了正文的六个部分介绍其方法论思想外,还包括三个附录:《几何学》、《折光学》和《气象学》,作为使用这种方法的例子[4]。王太庆先生的译本没有收入这三篇附录[5],而以《哲学原理》1647年法文本序、《第一哲学沉思集》序和综述,及 “按照几何学的方式安排的证明神存在、灵魂与形体有区别的理由” (《第一哲学沉思集》附录“笔者对第二组反驳的答复”的附件)等四篇附录代之。这固然使读者能够对笛卡尔的其他重要著作也有所了解,但主要的考虑可能是因为笛卡尔的自然科学早已过时。有些研究者甚至认为:“只有抛弃了笛卡儿的科学,他的哲学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6]但看来很少有人想到,把笛卡尔的哲学思想与他的科学研究截然分开的一个负面效果,是使得笛卡尔的方法论变得片面和(因而)不那么容易理解。因为,正如多位研究者(如Leon Roth和Jonathan Re’e)指出的,笛卡尔“首先是一位科学家”,他“主要关心的是科学而不是哲学”,“关于我的存在、上帝存在的理论只是附带的议论”[7]。梯利也认为,笛卡尔“没有创制一种系统的认识论;他感兴趣的是发现真理的方法,而不是详细地探讨认识论问题”[8]。
无论是否赞同上述观点,不可否认的是,笛卡尔哲学所指向的问题域不是哲学本身,而是他期望把他的方法加以运用的那些领域。否则,如果仅仅从传统形而上学的角度,就很难理解《谈谈方法》这本小册子中最长的一部分(第五部分)为何竟连篇累牍地介绍作者的科学思想,涉及天文、地质、化学、生物学、解剖学等多个领域,而且在《哲学原理》这部系统表达笛卡尔思想的著作中,除了第一章“论人类知识原理”讨论形而上学[9]之外,其余各章都是在研究科学问题,如“论物质事物的原理”(第二章)、“论可见的世界”(第三章)和“地球”(第四章)。Jonathan Re’e认为,笛卡尔的哲学不但和他的自然科学研究有着充分的内在联系,而且与当时的某些社会和经济方面的进展相关,如他关于自我的观点和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兴起之间的联系。[10] 看来,对于这位相当广博的作者,仅仅从传统的角度去研究可能是不够的。本文则试图从伦理学的角度来探讨笛卡尔的方法论,并把它与罗尔斯的“反思的平衡”方法进行比较。
一、笛卡尔的问题域:“科学”还是“学问”?
《谈谈方法》(DISCOUS DE LA M蒚HODE)全名 《谈谈正确运用自己的理性在各门学问里寻求真理的方法》(DISCOUS DE LA M蒚HODE POUR BIEN CONDUIRE SA RAISON ET CHERCHER LA V蒖IT DANS LES SCIENCES),英译名为DISCOURSE ON THE METHOD FOR RIGHTLY CONDUCTING ONE’S REASON AND FOR SEEKING TRUTH IN THE SCIENCES,中译本和英译本都是根据法文本译出。中译本对“学问”(les sciences)一词加了注解,认为它“指的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科学’,而是当时意义的各种知识,既包括数学、几何,也包括历史、传记以及诗词、小说等等。”[11]也就是说,它大致相当于英语中的knowledge,而非英译本所用的science,除了science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12]外,还包括今天称之为“人文学科”(humanities)的那些领域。而英语世界的研究者通常是从sciences的含义——尤其是其原始含义natural sciences (或physical sciences),即自然科学——上来理解笛卡尔。那么,中译本的这种译法和解释有充足的根据吗?或者说,笛卡尔的问题域究竟是“(自然)科学”还是“学问”?
在标题以下的第二行,作者对全书内容的简要介绍中,“Les sciences”(“学问”或“sciences”)这个词再次出现:“第一部分,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些对于各门学问的看法。”[13]在这一部分,笛卡尔谈到自己在学校中受到的各种学术训练(the academic exercises)并一一指出它们的优缺点:语言文字(指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寓言;历史;古代经典(当指古希腊经典);雄辩和诗词;数学;道德宣教;神学;经院哲学;法学;医学。甚至对炼金术、占星术、巫术这些“骗人的学说”,笛卡尔也曾经涉猎并进行了评论。[14]笛卡尔对所有这些知识都不满意,下决心完全抛开它们,并花了几年工夫“研究世界这本大书”,考察各国风俗[15],因此,非书本的知识也是笛卡尔所关心的一部分。在所有这些知识门类中,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只有数学[16]、医学等寥寥数种,即使把当时的“科学”概念从自然科学扩展到社会科学,所增加的也只有法学、民俗学,其他大多不在“科学”范围之内。对笛卡尔来说,他所期望的是“得到明白可靠的知识,懂得一切有益人生的道理”[17](acquire a clear and steady knowledge of everything that is useful for life);这句话再明白不过地印证了王太庆先生的理解,即笛卡尔的“Les sciences”不是仅指各门“(自然)科学”,而是指范围广泛的各种“学问”。
关于这一点,在笛卡尔的其他著作中也可得到佐证。笛卡尔在《哲学原理》序中写道:“哲学这个名词的意思是研究智慧,所谓智慧指的并不只是处事审慎,而是精通人能知道的一切事情,以处理生活、保持健康和发明各种技艺”;[18]“我应该做的工作是给人们提供整整一套哲学”,这一整套哲学不仅包括《哲学原理》中已经涉及的“知识的原理”(即第一哲学或形而上学)和“物理学[19]中最一般的东西”(包括自然界的根本规律,整个宇宙的构成,地球及一般有形物如气、水、火、磁石的本性,及它们的性质如光、热、重等),还包括期望“地球上另一些更特殊的形体的本性”如各种矿物、植物、动物(主要是人),以及最后“正确地论述医学、道德学和机械学的本性”,后两部分是笛卡尔希望“在这以后以同样方式逐个说明”的。[20]
显然,这里所说的“哲学”既不是笛卡尔时代的经院哲学,也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以思辨为主要特征的哲学,而是一个无所不包的知识体系。笛卡尔作过一个比喻:
“哲学好像一棵树,树根是形而上学,树干是物理学,从树干上生出的树枝是其他一切学问,归结起来主要有三种,即医学、机械学和道德学。”[21]
笛卡尔哲学的研究者往往根据这句话强调形而上学作为其他知识的基础的极端重要性,然而逻辑上的重要性不等于实践中的重要性,香甜的果实总是长在树梢上,而不是在树干或树根,哲学的最重要的目标也在于它的最后部分[22]。笛卡尔说:“道德学我认为是最高的、最完全的学问,它以其他学问的全部知识为前提,是最高等的智慧。”[23]要得到香甜的果实,必须从根部的培育开始,因此在讨论物理学及其他各门学问之前,要先讨论形而上学,然而无论是形而上学还是物理学,都不是笛卡尔的最终目标,他的最终目标在于医学、机械学和道德学,尤其是道德学。
这看来有些奇怪。自从所谓“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争”的说法兴起以来,由笛卡尔开创的近代哲学就被认为是与价值理性相割裂的工具理性,一般的笛卡尔研究者也只注意到笛卡尔哲学对自然科学的影响。但这种流行的成见之所以能够形成,只是因为笛卡尔的庞大工作计划没能够最终完成。[24]对笛卡尔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他曾经期望,在掌握了运用理性的正确方法,并认识了自然界的力量和作用(物理学)之后,人们“就可以因势利导,充分利用这些力量,成为支配自然界的主人翁了”[25],而笛卡尔自己,则“已经打定主意要把毕生精力用来寻求一门非常必要的学问”[26],这门学问看来不能是别的,而只能是那“最高的、最完全的学问”——道德学。对笛卡尔来说,“我们必须研究哲学来砥砺德行、指导人生,胜过使用眼睛来引导我们走路。”[27]
在1644年出版《哲学原理》法文本时,笛卡尔还充满信心:“我并不感到自己太老,并不认为自己的力量不够,并没有发现自己无法认识其余的东西,以至于不敢去完成这个计划”,唯一的限制只是费用问题。[28]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促使笛卡尔接受瑞典女王的邀请,皇室的赞助显然会比任何私人的捐赠更为丰厚。不幸的是他竟然不久就染病身亡,使这位本来可能成为亚里士多德之后最博学之人的“最高等的智慧”未能得到展开(因而也很少得到笛卡尔研究者们的关注)。我们现在所能知道的只是,他受到斯多亚派的深刻影响,并且无论在个人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抱有和经验主义的休谟一样的小心谨慎,对习惯给予高度尊重,而不象他的建构主义追随者们那样大胆。《谈谈方法》的第三部分介绍了笛卡尔的个人行为准则:1.服从法律和习俗,笃守宗教,信持中道;2.遵从或然性最大的看法,并一贯坚决地遵循;3.“永远只求克服自己,不求克服命运,只求改变自己的愿望,不求改变世间的秩序”。[29]他声明自己虽然力求用正确的方法改造自己的思想,可是并不劝说别人模仿自己,更不用说企图改造社会。他对此有过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议论,他说,涉及公众的事情,“哪怕鸡毛蒜皮,改革起来都困难无比。那些大体制推倒了就极难扶起,甚至动摇了就极难摆稳,而且垮下来是十分可怕的。至于它们的毛病,那是有的,单凭它们的分歧就足以肯定它们有毛病,可是习惯确实已经使毛病大大减轻,甚至在不知不觉中使大量毛病得以免除,或者得到改正,我们凭思虑是做不到那么好的。而且,沿用旧体制几乎总是比改换成新体制还要好受一些;旧体制好比盘旋山间的老路,走来走去就渐渐平坦好走了,还是照着它走好,不必翻大山过深沟抄直走。”[30]听起来完全不象是个唯理论者。
二、笛卡尔的方法
如果用现代的语言来描述笛卡尔的知识之树,那么它的树根是形而上学(认识论和本体论),树干是基础科学,树枝是各门应用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其中伦理学是 “最高的、最完全的学问”。笛卡尔认为,人们如要在这些领域中清除谬误、达到真理,就必需遵循正确的方法,而这正是《谈谈方法》的重点所在。在它的第二部分,笛卡尔列出四条原则:
1.“凡是我没有明确认识到的东西,我决不把它当成真的接受”;
2.“把我所审查的每一个难题按照可能和必要的程度分成若干部分,以便一一妥为解决”;
3.“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逐步上升,直到认识最复杂的对象”;
4.“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尽量全面地考察,尽量普遍地复查,做到确信毫无遗漏”。[31]
这些原则体现了笛卡尔方法论的两大重要特征:确定论和基础主义。二者互相关联,互相支持。基础主义要求首先设定一个(且是唯一的一个)确定性的“本原”(在不同的领域这个“本原”也有所不同)存在,并通过逐步分解(或分析)找到这个“阿基米德点”。这个“本原”是简单的,因而它的性质也是“清楚明白”(笛卡尔语)的,至少是能够(或较容易)弄得清楚明白的,不会有一丁点的不确定性在内。从这个确定的和明晰的“本原”出发,遵循相反的步骤,就可以同样确定地解释越来越复杂的事物,而且这种解释也是唯一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真理的链条,它们一环扣一环,从简单到复杂。按笛卡尔的说法,象这样“寻找那些根本原因和真正的本原,从其中推演出人能知道的一切的所以然”,正是自古以来的哲学家所做的事[32],不过在笛卡尔之前,还没有人对此有足够的自觉并把它表述得如此明确。也因为这个原因,在二十世纪对基础主义的批评中,笛卡尔往往是首当其冲者。
这种思想方法显然受到几何学推演的启发。笛卡尔说:
“我看到,几何学家通常总是运用一长串十分简易的推理完成最艰难的证明。这些推理使我想像到,人所能认识到的东西也都是像这样一个连着一个的,只要我们不把假的当成真的接受,并且一贯遵守由此推彼的必然次序,就决不会有什么东西遥远到根本无法达到,隐蔽到根本发现不了。”[33]
当时人们只知道欧氏几何,并且认为几何学的公理是自明的[34],看来正是这个原因,使得敢于怀疑一切常识的笛卡尔把“清楚分明地呈现在我心里”[35]的东西看成无法怀疑的,并把它作为自己的一条原则,尽管哲学的天职就是去怀疑那些被认为无法(或不能)怀疑的事物。而且,值得一提的是,《第一哲学沉思集》的附录中有一篇名为“按几何学方式证明上帝的存在和人的精神与肉体之间的区别的理由”[36],这是笛卡尔对第二组反驳的答辩的附件,它是应一些神学家们的要求,以类似几何学证明的“定义——公理——命题”形式,对正文所处理的同一问题给出的扼要证明。
尽管这些原则在笛卡尔那里只是在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领域(树根、树干和一部分树枝)里得到充分展开,但并不是说它们的运用仅限于此。相反,笛卡尔认为,这些原则是普适的,它能够贯穿于整个知识之树的各个部分和环节。他说:
“我认为照着这条路走下去,凡是我能够得到的知识都一定可以到手,凡是我能够得到的真正的好东西也就一定可以到手。……就是说,可以取得一切美德以及其他一切我们能够取得的好东西。”[37]
在之后的哲学和科学的发展中,我们不断地看到这种思想方法的烙印。最鲜明的例子当然是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以几何学方式建立的道德哲学[38]。而受影响的不仅是唯理论的哲学家,还同样包括洛克、休谟等经验主义者[39]。与之相异的方法论,如整体主义和系统论,只是在很晚的时候才出现,在更晚才对它形成挑战,而且迄今尚未取代它的支配地位。
那么,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既然笛卡尔如此推崇几何学的方法[40],并且实际上使用了几何学的证明方式,为何在他企图给出一个详细和正式的“关于上帝的存在和心灵与肉体的区别的证明”时,这种方式却没有成为首选呢?
笛卡尔在“对第二组反驳的答辩”中对此进行了解释。他首先区分了几何学方法的两个方面:“次序”和“证明方式”。所谓“次序”,是指最先提出的东西应当是自明的,不必由后面的东西来证明,而随后的东西能够且只能被前面的东西所证明。这个方面在六个沉思中得到了很好的遵从。“证明方式”则被分为两种,一种是分析法,一种是综合法,综合法即人们在几何学著作中所见到的形式,分析法即如笛卡尔在六个沉思中所展示的,不仅仅指出某事物之所以为真的理由,而且揭示真理得以发现的途径。笛卡尔认为,在几何学著作中之所以只有综合法而没有分析法,不是因为古代几何学家们不知道分析法,相反,由于这种方法使得愿意学习的人能够和他们同样地发现真理,而不是仅仅被动地接受真理,因而得到这些几何学家们的特别看重,以至于秘而不宣。笛卡尔认为,综合法虽然在几何学中具有仅次于分析法的地位,但对形而上学却并不怎么合适,因为形而上学的主要困难在于,人们从儿童时期开始,就通过感官接受了许多成见,这些成见妨碍了人们清楚明白地领会它的第一概念,而只有分析法能够帮助人们排除感官的作用和成见的干扰,所以他宁愿写沉思,让读者随着作者一起思考,并因而也能够在他们自己的心灵中发现那些真理。[41]
在这里有必要区分思想的方法和写作的方法。笛卡尔在使用“综合法”的几何学著作中所发现的由简单到复杂的线性推理,隐含着确定论和基础主义的思维方式,而他的随笔式写作(即他所说的“分析法”)却并不必然地与这种思维方式相一致,如若不是预先设定了一个可以还原的“阿基米德点”的存在并致力于寻找它,“普遍怀疑”就很难与怀疑主义划清界限。而一旦这个确定点已经找到,其后的推理逻辑在两种写作方式中并无实质区别,所不同的只是“综合法”的证明在整体上更为集中,当然这要求读者必须一次次地回头去重温那些“定义”和“公理”,而不能象在沉思中那样只是在需要用到时才提出来,因而它不太可能保证思路的连贯和每一局部的脉络清晰,而这一点恰恰是“分析法”的优点。
罗素评论说:
“从柏拉图到笛卡尔之间,所有的哲学家都是教师,沾着这行职业素有的职业优越感。笛卡尔不以教师的身分(份)写哲学,而以发现者和探究者的姿态执笔,渴望把自己的所得传达给人。”[42]
在笛卡尔那里,文本的进程与思想推进的过程是一致的。罗素说,直到康德以前,还有几个哲学家保持着笛卡尔的这种笔风[43],言下之意是,从康德起,这种笔风就很少见了。当然,笛卡尔的思想方法——确定性和基础主义——是被继承下来了,在伦理学领域内,一直到罗尔斯以前,这种思想方法可以说根深蒂固,没有遇到严重的挑战。
三、与罗尔斯“反思的平衡”方法的比较
如果说笛卡尔的方法论打着几何学的烙印,体现着一种线性的思维方式,那么,罗尔斯的“反思的平衡”则具有代数思维的特征,体现着一种非线性的思维方式。
一元方程f(x)=0的求解方法有解析法和牛顿迭代法两种。解析法是通过因式分解等途径,把函数化为a(x-x1)(x-x2)(x-x3)……=0的形式,以求得方程的精确解,但这种方法通常只适用于低次方程,对高次方程就很困难。牛顿发明的迭代法则不然,它只要能够设法得到方程解所在的一个大致的范围(即初始区间[a0,b0]),这通常是不难做到的,就可依据一定的规则,逐步缩小这个区间,从而求得方程的近似解。牛顿迭代法的求解思路如下:
若方程f(x)=0的解在区间[a,b]内,则必有f(a)*f(b)<0。若已知初始区间[a0,b0],取x为该区间中值,即令x=1/2(a0+b0),若f(a0)*f(x)<0,则修正区间范围为a1=a0,b1=1/2(a0+b0),否则必有f(x)*f(b0)<0,则修正区间范围为a1=1/2(a0+b0),b1=b0。再取x为该区间中值,即令x=1/2(a1+b1),重复上述过程,依次得到修正区间[a2,b2],[a3,b3],……当第n次迭代所得的区间[an,bn]满足精度要求(即bn-an与之相似,罗尔斯的“公平的正义”假设那些将在原初状态中被选择的原则是和在有利的条件下形成的常识性的正义感相一致的,然而在一开始,对于什么是原初状态的合理条件并不确定,而人们的正义感也很可能受到某些偶然因素的影响和曲解,因此需要一个从两端进行的反复修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要从那些普遍享有和很少偏颇的条件开始,把由其导出的原则与所考虑的判断相对照,然后或者修改对原初状态的解释,或者修改常识的判断,这样反复来回,直至原则和判断最后达到了和谐,这样得到的对原初状态的解释就是一种“反思的平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44]在这里,“反思的平衡”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原则与判断之间的反复对照和修正(以及在这过程中的对分析哲学和思辨哲学、常识理性和先验理性的调和和综合[45]),其二是这个过程所达到的结果。
反思的平衡是苏格拉底式的,它不追求一个单独的“阿基米德点”,而是尽可能地把必要的方面和合理的考虑都包含进去,进行对比、权衡和修正,因而它不是基础主义的。而且,正如牛顿迭代法不能求得方程的精确解,而只能逐步地逼近它,反思的平衡的结果也不是完全稳定的[46],因而不可能用以达到确定性的真理,而只能不断地试错和纠错。另外,线性思维的结果是唯一的,这意味着真理是唯一的,而非线性思维的结果是一个还是多个则取决于问题的性质,如:方程有解吗?如有解,是一个解还是多个解?初始区间和修正标准应如何设定,以保证迭代的过程趋于收敛而不是发散?或者如罗尔斯所说: “一种反思的平衡(在哲学理想的意义上)真的存在吗?若存在,它是唯一的吗?即使它是唯一的,它能够达到吗?也许我们最初的判断,或反思的过程(或两者一起)影响了我们最后达到的立场(如果有的话)。”[47] 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确定性的基础。
如果说在自然科学领域,确定论和基础主义曾经是“深刻的片面”的话[48],那么,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种思想方法(由于与政治权力相结合)却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然而,一个复杂社会的运行终究必须依赖于某种社会政治理论,尤其是道德和正义的理论,完全依靠暴力维持的社会是可悲的,也是不能持久的,因此,我们不仅需要解构旧的思想方法,更要建构新的思想方法,而“反思的平衡”则为理性多元论提供了一个方法论平台。在这个意义上,罗尔斯可能代表了笛卡尔之后的又一个转折。
不过,正如笛卡尔的思想还保留着相当多的经院哲学的残余[49],罗尔斯也不能完全摆脱旧的思想方法的影响。事实上,他并没有意识到两种思维方式具有根本的不同,而仍把建构一种道德几何学作为自己的理想。罗尔斯说:“我们应当向一种有几何学全部严密性的道德几何学努力。”[50]为此,他没有按照他所说的“反思的平衡”的程序安排他的写作,而是从这个思想过程的结果——构成原初状态的一组合理条件——开始(类似于笛卡尔所说的“综合法”),由原初状态导出两个正义原则,再将两个正义原则与其他原则(如功利原则)相比较,并在制度和个人层面上与常识性正义感相对照,对原初状态本身的合理性的证明则被归之于整个理论的内部的自洽和外部的支持。这种文本处理方式赋予原初状态某种类似于笛卡尔“第一概念”或几何学公理的地位,尽管它(作为 “反思的平衡”的结果)与后两者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
然而正如笛卡尔所说,几何学公理可以被感官接受为自明的,形而上学的“第一概念”在提出之前则需要经过仔细分辨,否则极易遭到成见的反对,罗尔斯把需要耐心说服读者接受的概念未加说明地提出来,并且放在文本的开头,这使它从一开始就陷入容易遭受误解的境地。尽管随后的篇章表明它“是一种许多想法的互相印证和支持,是所有观念都融为一种前后一致地体系”,可是人们仍然攻击它:“不仅处在某种类似于无知帷幕之后的有理性的人的确选择罗尔斯所说的某种正义原则,而且也只有处于这样一种情况下的理性个人才会选择这种原则。”[51]当然我认为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假设是可以以别的方式进行解释的[52],那样原初状态就不会象现在这样难以想象,但罗尔斯的文本进程与思想进程的脱节也确实要在相当程度上为这些攻击负责。如果考虑到一种道德哲学的力量在于能够被它说服的公众,那么,在这方面我们确实还需要向笛卡尔(及其同时代者)学习。
注释:
[1] 对于研究者个人来说也是如此。
[2] 旧译《方法谈》,最近所出的王太庆先生的译本名为《谈谈方法》(商务印书馆,2000年11月第1版)。本文所据的中译本即王太庆先生的译本。
[3] 《世界哲学宝库》,F.N.麦吉尔编,《世界哲学宝库》编委会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8月,第437页。
[4]《谈谈方法》序,第v页。
[5] 英译本DISCOURSE ON METHOD AND 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 (Trans. by Donald A. Cress,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3rd ed., 1993)也没有。以下凡谈到英译本,即指这个版本。
[6] 《世界哲学宝库》,第432页。
[7] 同上,第432、437页。
[8] 梯利《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葛力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7月第1版,第320页。
[9] 这一章实际上是对《谈谈方法》和《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相关论述的简要概括。
[10] 《世界哲学宝库》,第437页。
[11] 《谈谈方法》第1页注②。
[12] 首先是指自然科学。
[13] 同上,第1页。英译本这句话为:“In the first, one will find various discussions concerning the sciences.”
[14] 同上,第6-9页。
[15] 同上,第9-10页。
[16] 如果把“科学”理解为“实践科学”或“经验科学”,那么它也不能包括数学。
[17] 同上,第5页。
[18] 同上,附录一,第61-62页。
[19] 笛卡尔意义上的“物理学”包括多种自然科学,大致相当于现在所理解的基础科学。参见《谈谈方法》第2页注④。下同。
[20] 同上,附录一,第71-72页。
[21] 同上,附录一,第70页。
[22] 同上,附录一,第70页:“我们并不是从树根上,也不是从树干上,只是从树枝的末梢上摘取果实的,所以我们认识哲学的主要用途要靠认识它的部分的用途。”
[23] 同上,附录一,第70页。
[24] 梯利曾注意到:“笛卡尔同古典时期的希腊思想家和他以后的许多伟大的哲学家一样,强调哲学的实践、伦理的意义。”而罗素则断言:“笛卡尔是一个多方面的人,满怀求知的好奇心,但是没有很大的道德热忱。”参见梯利第307页注,及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第94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
[25] 笛卡尔:“不仅是数不清的技术,使我们毫不费力地享受地球上的各种矿产、各种便利,最主要的是保护健康。”同上,“第六部分”,第49页。
[26] 同上,第50页。
[27] 同上,附录一,第63页。
[28] 同上,附录一,第72页。
[29] 参见《谈谈方法》“第三部分”,第19-22页。
[30] 《谈谈方法》,第13页。
[31] 同上,第16页。
[32] 同上,附录一,第64-66页。
[33] 《谈谈方法》第16页。
[34] 这种信念只是在黎曼几何确立以后才被打破。
[35] 同上。
[36] 《谈谈方法》,附录四,第84-95页。另参见《第一哲学沉思集  反驳和答辩》第160-171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
[37] 同上,“第三部分”,第23页。
[38] 它的写作很可能受到笛卡尔的那个附件的启发。
[39] 所不同的只是,在运用这种思想方法的过程中,作为判断标准的根本依据是理性还是经验。造成这种相似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同属于一元论者,而一元论与确定论和础主义有天然的亲和性。
[40] 事实上这是当时的流行观念。
[41] 参见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  反驳与答辩》第156-159页。
[42]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第80页。
[43] 同上。
[44] 参见罗尔斯《正义论》第一章,第17-18页、第44-47页(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45] 参见何怀宏《公平的正义》第165-177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
[46] 《正义论》第18页:“这种平衡并不是一定稳固的,而是容易被打破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对加于契约状态之条件的进一步考察;另一方面是由于那些可能导致我们修改我们自己判断的特殊情形。”
[47] 《正义论》第46页。
[48] 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基础主义受到系统论的挑战,而混沌学动摇了科学对确定性的信念,参见普利高津《确定性的终结——时间、混沌与新自然法则》(湛敏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
[49] 《世界哲学宝库》第438页。
[50] 《正义论》第116页。
[51] 麦金太尔《德性之后》,龚群、戴扬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12页。
[52] 这个问题需要另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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