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的英雄事迹250:秋瑾、章太炎、黄兴、宋教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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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瑾
1.人物简介
秋瑾(1875~1907),女,原名秋闺瑾,字璿卿(璇卿),又字竞雄;号旦吾,又号鉴湖女侠。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市),出生于福建厦门。蔑视封建礼法,提倡男女平等,常以花木兰,秦良玉自喻。性豪侠,习文练武,喜男装。清光绪二十年(1894),其父秋信候任湘乡县督销总办时,将秋瑾许配给今双峰县荷叶乡神冲王廷钧为妻。光绪二十二年,秋与王结婚。王廷钧在湘潭开设“义源当铺”,秋瑾大部分时间住在湘潭,也常回到婆家。这年秋天,秋瑾第一次回到神冲,当着许多道喜的亲友朗诵自作的《杞人忧》:“幽燕烽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膝室空怀忧国恨,谁将巾帼易兜鍪”,以表忧民忧国之心,受到当地人们的敬重。
光绪二十六年(1900),王廷钧纳资为户部主事,秋瑾随王赴京。不久,因为八国联军入京之战乱,又回到家乡荷叶。次年在这里生下第二个孩子王灿芝(女)。光绪二十九年,王廷钧再次去京复职,秋瑾携女儿一同前往。翌年,毅然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自费东渡日本留学,先入日语讲习所,继入青山实践女校。
秋瑾在日期间,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与陈撷芬发起共爱会,和刘道一等组织十人会,创办《白话报》,参加洪门天地会,受封为“白纸扇”(军师)。光绪三十一年归国。春夏间,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七月,再赴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翌年归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不久,任教于浔溪女校。同年秋冬间,为筹措创办《中国女报》经费,回到荷叶婆家,在夫家取得一笔经费,并和家人诀别,声明脱离家庭关系。其实是秋瑾“自立志革命后,恐诛连家庭,故有脱离家庭之举,乃借以掩人耳目。”是年十二月(1907年1月),《中国女报》创刊。秋瑾撰文宣传女解放主张提倡女权,宣传革命。旋至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计划响应萍浏醴起义,未果。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1907年2月),秋瑾接任大通学堂督办。不久与徐锡麟分头准备在浙江、安徽两省同时举事。联络浙江、上海军队和会党,组织光复军,推徐锡麟为首领,自任协领,拟于
孙中山和宋庆龄对秋瑾都有很高的评价。
2.生平经历
1875年
父寿南曾任湖南郴州知州。
1896年
在湖南依父命嫁今双峰县荷叶乡神冲富绅子王廷钧。
1903年
王纳资捐得户部主事,随王去北京居往。时值八国联军入侵后不久,她目睹民族危机的深重和清政府的腐败,决心献身救国事业。
1904年
7月冲破封建家庭束缚,自费留学日本。在东京入中国留学生会馆所设日语讲习所补习日文,常参加留学生大会和浙江、湖南同乡会集会,登台演说革命救国和男女平权道理。在此期间,曾与陈撷芬发起共爱会,作为开展妇女运动的团体;和刘道一、王时泽等十人结为秘密会,以秋瑾最终打破了桎梏在身上的封建枷锁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为宗旨。并创办《白话报》,“鉴湖女侠秋瑾”署名,发表《致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警告我同胞》等文章,宣传反清革命,提倡男女平权。
秋,参加冯自由在横滨组织的三合会,受封为“白纸扇”(即军师)。
1905年
在日语讲习所毕业后,报名转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附设的清国女子速成师范专修科,随即回国筹措继续留学费用。归国后,分别在上海、绍兴会晤蔡元培、徐锡麟,并由徐介绍参加光复会。
7月,回到日本,不久入青山实践女校学习。由冯自由介绍,在黄兴寓所加入中国同盟会,会评议员和同盟会浙江省主盟人。在留日学习期间,她写下了许多充满强烈爱国思想和饱满革命热情的诗篇。慷慨激昂,表示:“危局如斯敢惜身?愿将生命作牺牲。”“拚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1906年
初,因抗议日本政府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愤而回国。先在绍兴女学堂代课。
3月,往浙江湖州南浔镇浔溪女校任教,发展该校主持教务的徐自华及学生徐双韵等加入同盟会。暑假离职赴沪,与尹锐志、陈伯平等以“锐进学社”为名,联系敖嘉熊、吕熊祥等运动长江一带会党,准备起义。萍浏醴起义发生后,她与同盟会会员杨卓林、胡瑛、宁调元等谋在长江流域各省响应,并担任浙江方面的发动工作。到杭州后,与将去安徽的徐锡麟约定,在皖、浙二省同时发动。此时她在杭州新军中又发展了吕公望、朱瑞等多人参加同盟会与光复会。不久,萍浏醴起义失败,接应起义事遂告停顿。
1907年
附:菩萨蛮(寄女伴)
秋瑾
寒风料峭侵窗户,垂帘懒向回廊步。
月色入高楼,相思两处愁。
无边家国事,并入双蛾翠。
若遇早梅开,一枝应寄来!
章太炎
章太炎简介
(1869—1936)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汉族,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中国近代著名朴学大师。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
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1900年剪辫发,立志革命。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1904年与蔡元培等合作,发起光复会。1906年出狱后,孙中山迎其至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1911年上海光复后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并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曾参加张謇统一党,散布“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言论。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参加讨袁,为袁禁锢,袁死后被释放。1917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1935年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主编《制言》杂志。晚年愤日本侵略中国,曾赞助抗日救亡运动。
早年接受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生物进化论,在他的著作中阐述了西方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内容,主要表现在《訄书》中,认为“精气为物”“其智虑非气”;宣称“若夫天与上帝,则未尝有矣”,否定天命论说教。其思想又受佛教唯识宗和西方近代主观唯心主义影响。随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思想上渐趋颓唐。
鲁迅笔下的
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均有成就。宣扬革命的诗文,影响很大,但文字古奥难解。所著《新方言》《文始》《小学答问》,上探语源,下明流变,颇多创获。关于儒学的著作有:《儒术新论》《订孔》等。
一生著作颇多,约有400余万字。著述除刊入《章氏丛书》《续编》外,遗稿又刊入《章氏丛书三编》。
章太炎是同盟会和辛亥革命的重要领袖之一。他与孙文既有过并肩奋战的岁月,也有过激烈争辩乃至分道扬镳的日子。孙文逝世,章太炎肯定“天生我公,为世铃铎……余岂好邮,好是谔谔。”既承认孙文首倡革命之功,又坦言彼此的分歧,是有话直说的诤友。孙文生前,他笔下已一再出现如下的字眼:“中山计划短浅,往往自败”,“中山天性褊狭”, “中山为人卤莽轻听”,“中山名为首领,专忌人才,此仆辈所以事事与之相左也。”
内容简介:《
书后附有著名中医古籍文献专家、乾嘉学派传人
生平年表
一八六八年 一岁
一八七三年 六岁
入私塾就读。
一八七六年 九岁
外祖父朱有虔自海盐来,对章太炎进行系统的文字音韵学教育。
一八八〇年 十三岁
朱有虔归。在父章浚、表兄章篯指导下研读许慎《说文解字》、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顾炎武《音学五书》、郝懿行《尔雅义疏》、王引之《经义述闻》等,打下初步汉学基础。
一八八三年 十六岁
参加县试,癫痫病突然发作,没有考成。从此放弃科举,广泛涉猎经史子集。
一八八八年 二十一岁
十二月(农历11月),康有为上书请求变法,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京师一时为之哗然。
一八九〇年 二十三岁
父章浚去世,遵父遗训,进诂经精舍学习。时诂经精舍由经学大师俞樾主持,授学者有高学治、谭献等。
一八九一年 二十四岁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刊行。《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以下简称《自定年谱》)称本年“始分别古今文师说”。
一八九二年 二十五岁
纳妾王氏。
一八九三年 二十六岁
女生。
这一时期完成作品有:《膏兰室札记》四册及《孝经本夏法说》《子思孟轲五行说》等。
一八九四年 二十七岁
与夏曾佑相识。夏氏主《公羊》《齐诗》之说,与章多有辩论。又好佛学,劝章氏购览佛典。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撰《独居记》。
一八九五年 二十八岁
十一月,寄会费银十六圆,加入康有为在沪设立的上海强学会。
一八九六年 二十九岁
撰成《春秋左传读》(初名《春秋左传杂记》)五卷及《驳箴膏肓评》《砭后证》,驳难清代常州今文学家刘逢禄《左传》不传《春秋》之说。
一八九七年 三十岁
一月,离诂径精舍赴沪,任职时务报馆。读谭嗣同《仁学》,“怪其杂糅”,不相许。
四月,因不满康有为倡言建立孔教,自称“教主”,遭康氏门徒围攻殴打,愤而离泸返杭。返杭后,与宋恕、陈虬等创办“兴浙会”,为《实学报》和《译书公会报》撰稿。
本年发表:《论亚洲宜自为唇齿》《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刊于《时务报》);《变法箴言》《平等难》《读管子书后》《东方盛衰论》(刊于《经世报》);《后圣》《儒道》《儒兵》《儒法》《儒墨》《儒侠》《异术》《重设海军议》(刊于《实学报》);《译书公会叙》《论民数聚增》(刊于《译书公会报》)。 一八九八年 三十一岁
一月,上书李鸿章,末有结果。三月,受张之洞邀请,赴武昌筹办《正学报》,不到一月即离去。七月,在沪任《昌言报》主笔。发表《商鞅》《弭兵难》《书汉以来革政之狱》等。戊戌政变后,为躲避清政府迫害,携家避难台湾,于十二月抵达台湾。 一八九九年三十二岁
春,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书信往来,在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上发表诗文多篇。六月,应梁启超及留日学生之邀,东渡日东,与孙中山相识。不久离日回国。夏秋间,辑订并出版《訄书》初刻本,收入文章五十篇,由梁启超题名,木刻刊行。冬,在沪任《亚东时报》主笔。
本年发表作品有:《答学究》《客帝论》《分镇》《儒术真论》(刊于《清议报》)和《今古文辨义》(刊于《亚东时报》)等。 一九〇〇年 三十三岁
义和团运动兴起。六月,八国联军进军津、京,清廷决定宣战。
七月,参加唐才常发起的中国议会。断发以表示与清政府决裂。唐才常自立军失败后,思想发生较大转变,撰《客帝匡谬》、《分镇匡谬》,并开始修定《訄书》。
一九〇一年 三十四岁
往苏州东吴大学任教,宣扬民族民主革命,引起江苏巡抚恩铭的注意。
发表《正仇满论》批判梁启超《积弱溯源论》;撰《征信论》批判康有为借今文经学以治史。
一九〇二年 三十五岁
二月,为避恩铭等人追捕,东渡日本,暂寓横滨《新民丛报》社,与梁启超、孙中山相会。四月,与秦力山等发起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 。七月,由日本返回故乡杭州,删定《訄书》重刻本。
本年翻译出版日本岸本能武太著《社会学》,发表《文学说例》,与梁启超通信谈修改《中国通史》。
一九〇三年 三十六岁
三月,在上海爱国学社任教,结识邹容、章士钊等。五月,邹容写成《革命军》,章太炎为其撰序,并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与改良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本年发表:《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刊于《国民日报》)《与刘师培书一、二、》《释真》(刊于《国粹学报》)。
一九〇四年 三十七岁
章太炎被判刑三年,邹容被判刑两年。章氏在狱中开始研读佛经。
五月,《訄书》重印本在日本出版。冬,光复会成立,推举蔡元培为会长。
一九〇五年 三十八岁
在狱中继续研读佛经,读《瑜伽师地论》等。
二月,《国粹学报》在上海创刊。邓实主编,撰稿人有章太炎、刘师培等。
一九〇六年 三十九岁
十月,成立国学讲习会,作《论诸子学》等讲演。
清政府下令预备立宪。梁启超在《新民丛报》鼓吹立宪,反对暴力革命。章太炎在《民报》撰文予以批驳。
本年发表:《俱分进化论》《建立宗教论》《人无我论》《无神论》《革命之道德》《箴新党论》《衡三老》《悲先戴》《哀后戴》《伤吴学》(刊于《民报》);《与人论朴学报书》《古今音损益说》(刊于《国粹学报》)。出版《国学讲习会略说》,收入《论语言文字之学》《论文学》《论诸子学》三篇。
一九〇七年 四十岁
继续主《民报》笔政,因《民报》经费问题与孙中山发生矛盾。
二月,康有为将保皇党改为国民宪政会。九月,梁启超、蒋智由在东京筹组推动立宪的政闻社。章太炎撰文予以批驳揭露。
四月,章太炎与张继、刘师培等在日本东京成立亚洲和亲会,主张“反对帝国主义而自保其邦族”。
本年在《民报》发表:《社会通诠商兑》《讨满洲檄》《中华民国解》《五无论》《定复仇之是非》《国家论》《官制索隐》。《春秋左传读叙录》在《国粹学报》刊完。撰《新方言》,并开始在《国粹学报》连载。另撰《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古双声说》《国粹学报祝辞》《与刘师培书六》《某君与人论国粹学书一、二》等,均刊于次年出版的《国粹学报》。
一九〇八年 四十一岁
光绪、慈禧死去,溥仪即位。
从四月开始,为留学生开设讲坐,讲授《说文》《庄子》《楚辞》《尔雅》等。七月,又为周树人、周作人、朱希祖、钱玄同等单独开设一班,另行讲授。
刘师培、何震夫妇受清政府指使,于
本年发表:《大乘佛教缘起说》《辨大乘起信论之真伪》《龙树菩萨生灭年月考》《排满平议》《驳神我宪政说》《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四惑论》《五朝法律索隐》《马良请速开国会》(刊于《民报》);《小疋大疋说》上下、《八卦释名》《六诗说》《原经》《毛公说字述》《刘子政左氏说》(刊于《国粹学报》)。《新方言》在《国粹学报》续完。
一九〇九年 四十二岁
因《民报》复刊和筹款等事与孙中山发生尖锐冲突。撰《伪民报检举状》,指斥汪精卫等复刊之《民报》为非法,并对孙中山进行攻击。
编订《太炎集》,舍弃了一些曾起了重大政治影响的政论文章,追求“俗或末之好”的“传世”之文。
本年发表:《与刘光汉(师培)书七》《原儒》《原名》《致国粹学报社书二、三、四》《庄子解诂》(刊于《国粹学报》)。出版《小学答问》。
一九一〇年 四十三岁
一月,黄兴在《日华新报》发表《章炳麟背叛革命党人之铁证》,指斥章太炎为清政府特务、革命党之叛徒。
二月,章太炎、陶成章等于东京重组光复会,章太炎任正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创办《教育今语杂志》作为机关报,与同盟会正式分裂。
夏,黄侃创办《学林》杂志,刊登章太炎《文始》《封建考》《五朝学》《信史》《思乡愿》《秦政记》《秦献记》《医术平议》等许多重要著作。
本年撰定《文始》《齐物论释》。编定《国故论衡》上卷小学十篇,中卷文学七篇,下卷诸子学九篇。在《国粹学报》发表《驳皮锡瑞三书》,批驳皮锡瑞所撰《王制笺》《经学历史》《春秋讲义》三书。对《訄书》再次修订,原件现存北京图书馆。
一九一一年 四十四岁
继续在东京讲学。
槟榔屿《光华日报》连续刊载章氏政论《诛政党》。
一九一二年 四十五岁
孙中山函聘章太炎为枢密顾问。
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篡夺总统职位。冬,任章太炎为东三省筹边使。
一九一三年 四十六岁
章太炎在长春设筹边使署。
七月,二次革命爆发,不久失败。八月,章太炎昌着危险返回北京,为袁世凯幽禁。
一九一四年 四十七岁
被幽禁于北京龙泉寺。手定《章氏丛书》,并将《訄书》定名为《检论》,从分卷到内容,都有很大变动。
一九一五年 四十八岁
仍被幽禁。
四月,《太炎最近文录》出版,钱须弥编,收录章氏辛亥以来电文演说。章太炎对此书深为不满。
五月,《国故论衡》增订完毕。《检论》定稿,共分九卷,正文六十篇,附录七篇,大半为新写或据《訄书》旧稿重新写定。 七月,上海右文社出版《章氏丛书》,铅字排印,两函二十四册,包括《春秋左传读叙录》一卷、《刘子政左氏说》一卷、《文始》九卷、《新方言》十一卷附《岭外三州语》一卷,《小学答问一卷》、《说文部首韵语》一卷、《庄子解诂》一卷、《管子余义》一卷、《齐物论释》一卷、《国故论衡》三卷、《太炎文录初编》文录二卷别录三卷。
冬,章太炎口述,吴承任笔述整理成《菿汉微言》。自述“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
十二月,袁世凯复辟称帝,申令明年为“洪宪元年”。
孙中山发表《讨袁檄文》。
一九一六年 四十九岁
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愤怒讨伐中死去。
六月,章太炎恢复自由。七月,抵上海,受到热烈欢迎。九月,出国赴南洋考察,十二月,回国。
一九一七年 五十岁
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掌中央大权。拒绝恢复临时约法与国会。
一九一八年 五十一岁
赴四川,到邹容祠行礼。在重庆等地讲学。又赴湖北、湖南,十月归抵上海。
十一月,北洋政府教育部把一九一三年拟定的注音字母公布,注音字母采自章太炎。
四川观鉴庐出版《太炎教育谈》。汪太冲编《太炎外纪》出版。
一九一九年 五十二岁
五四运动爆发,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
《章氏丛书》浙江图书馆刊本问世,较上海右文社版新增《齐物论释》重定本、《太炎文录初编》《补编》《菿汉微言》三种,校勘颇精,改正了右文社版不少错误。
一九二〇年 五十三岁
一月至三月,身患黄疸,病卧。六月,热病大作,几死。
章太炎由反对军阀割据逐渐演变为赞成军阀割据,提出“联省自治,虚置政府议”。
一九二一年 五十四岁
夏,主张“武力统一”的吴佩孚率军南下,打败主张“联省自治”的湘鄂川军,“联省自治”运动遭到打击。
《太炎学说》上下卷由四川观鉴庐出版。上卷为章氏一九一八年在四川讲演记录,下卷为一批书札。《章太炎的白话文》出版,吴齐仁编,泰东图书馆铅字排印本。
一九二二年 五十五岁
黎元洪就职总统,章太炎受勋一枚。宣讲“联省自治”,还主张“南迁武汉”。
四月至六月,应江苏教育会之邀,主讲国学,每周一次,共十次,讲题为《国学大概》《治国学方法》《经学之派别》《哲学之派别》《文学之派别》《国学之进步》。讲演记录有两个版本,一为曹聚仁所编《国学概论》,一为张冥飞所编《
柳诒徵对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诋孔”的观点提出批评,章太炎公开答复,表示接受,还懊悔“前声已放,驷不追舌”。 《章太炎尺牍》出版,上海文明书局铅字排印本。
一九二三年 五十六岁
九月,《华国月刊》在上海创刊,章太炎任社长,欲发扬“国故”,挽救“人心”。
一九二四年 五十七岁
一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发表宣言,实现国共和作。
在国民党右派冯自由、居正的怂恿下,章太炎发表公函,反对国共和作。
《章氏丛书》上海古书流通处印本出版。
一九二五年 五十八岁
五卅运动爆发,章太炎发出通电,欲“使水深火热之民,早登衽席”。
一九二六年 五十九岁
一九二七年 六十岁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
五月至六月,被上海市党部临时执委会指名为第一号学阀,呈请国民党中央加以通缉。
七月至十一月,居同孚路赁寓,终日宴坐,兼治宋明儒学,借以惩忿。
一九二八年 六十一岁
写《自定年谱》,至民国十一年(1922年)五十五岁止。
一九二九年 六十二岁
终年闭门杜客,对国事、学术俱保持缄默。
一九三〇年 六十三岁
撰《春秋左氏疑义答问》。自称“为三十余年精力所聚之书,向之繁言碎辞,一切芟夷,独存此四万言而已 ”。
一九三一年 六十四岁
“九·一八”事变后,通信中多次议论时事,对蒋介石、张学良拱手将奉、吉让予日本不满,也不满粤方乘机倒蒋。
一九三二年 六十五岁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章太炎愤怒之下,北上见张学良。在燕京大学演说,号召青年拯救国家的危亡。
秋,赴苏州讲学,组织国学会。章太炎亲撰《宣言》,主张“范以四经”。四经指《孝经》《大学》《儒行》《丧服》。
一九三三年 六十六岁
民族危机严重。二月,章太炎与马相伯联合宣言(“二老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领土。
《章氏丛书续编》于北京发行,章太炎弟子吴承仕、钱玄同校刊,收录著作七种:《广论语骈枝》一卷、《体撰录》一卷、《太史公古文尚书说》一卷、《古文尚书拾遗》二卷、《春秋左氏疑义答问》五卷、《新出三体石经考》一卷、《菿汉昌言》六卷。
一九三四年 六十七岁
秋,章太炎由上海迁居苏州。因与“国学会”旨趣不同,另创章氏国学讲习会。
一九三五年 六十八岁
三月,蒋介石派丁维汾(鼎臣)慰问,并致万金为疗疾费,章即将此款移作章氏国学讲习会经费。
四月,开办章氏星期讲演会,共九期,讲题为《说文解字序》《白话与文言之关系》《论读经有利而无弊》《论经史实录而不应无故怀疑》《再释读经之异议》《论经史儒之分合》等,一一都有记录单行出版。
九月,《制言》半月刊创刊,由章太炎主编。其宗旨是研究中国固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
一九三六年 六十八岁
冬、春间,于章氏国学讲习会授《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史学略说》《诸子学略说》,俱有讲演记录刊行。夏,给国学讲习会学生讲完《尚书》。
注释:
[1] 我国标年方法,辛亥革命以前,用帝王年号计年与干支计年;辛亥革命后,用公元计年。今均采用公元纪年,而于重要事件同时标明农历计年。
趣闻
1、章太炎寓所——钱粮胡同19号
作者 王之鸿
钱粮胡同属东城区景山地区,是东四北大街路西从南往北数的第三条胡同。胡同自西向东沟通大佛寺东街和东四北大街,长500多米;南侧自西向东依次与钱粮西巷、钱粮南巷、人民市场西巷、轿子胡同相通,北侧与钱粮北巷相通。明代,称“钱堂胡同”,因胡同内有铸钱机构——钱局而得名;清代,胡同内有宝泉局的铸钱机构之一的南作厂,因宝泉局隶属于户部,所铸之钱用于充军饷,故俗称宝泉局为“钱粮局”,胡同亦从俗改称为“钱粮胡同”,沿用至今。
钱粮胡同19号,旧时的门牌是12号,在胡同中段北侧,坐北朝南,是一座颇具规模、颇为气派的宅院。今为北京工业大学宿舍,1913年至1916年,袁世凯曾软禁章太炎于此。
宅院的街门为“广亮大门”①,大门迎面是一座“座山影壁”②,又称“靠山影壁”;大门外是“反八字影壁”③,又称“撇山影壁”。大门外原有的一对“上马石”经历了历史的风尘,大门前新增的一道“安全门”折射着时代的韵味。
注:
①广亮大门,是北京四合院中等级最高的宅门,是具有相当品级的官宦人家采用的宅门形式。
②座山影壁,位于大门内侧,在厢房的山墙上直接砌出小墙帽并做出影壁形状,使影壁与山墙连为一体。
③反八字影壁,在大门外两侧,两侧墙面的八字影壁与大门呈135度左右的夹角,影壁墙上可雕对称图案。
2、太炎先生的风骨与品格
(作者张昭军载《光明日报》)
章太炎出身于书香门第,幼年跟随外祖父读经,接受启蒙教育;后又在其长兄指导下“一意治经,文必法古”。1890年,赴杭州入“诂经精舍”,师从经学大师俞樾,兼向黄以周、高学治、谭献等著名学者问学,深造七年。甲午战争后,“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历览前史”,同时,开始涉足西学,觅取“学理”。戊戌政变后,因参加维新运动遭通缉,逃到台湾,担任《台湾日日新报》记者。1895年,东游日本,初次会晤孙中山。1903年,在上海因“苏报案”被捕入狱三年。1906年出狱后,加入中国同盟会,任《民报》主编。1911年,回国后被聘为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1913年,宋教仁遇刺后只身赴京声讨袁世凯,被禁锢三年。1917年,参加护法军政府,任秘书长。1924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既离民众,渐入颓唐”。“九一八”事变后,年过花甲的章太炎再度拍案而起,奔走于京沪等地,呼吁抗日。1935年,为“阐扬国故,复兴国学”,在苏州再办“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
章太炎兼革命大家与国学大师于一身,一生特立独行、卓尔不群,鲁迅为之倾倒,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章太炎“三入牢狱”的大致情况是:第一次入狱是因为1903年的“苏报案”。章太炎应蔡元培之邀到上海推进教育会活动,并变《苏报》为江南喉舌。为驳斥康有为的保皇论,章太炎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的《革命军》一书作序。日本学者岛田虔次在《章太炎的事业及其与鲁迅的关系》中评论:“在这个改革主义和革命主义的最初论战中,作为革命的争辩家的太炎面目,已毫无遗憾地发挥出来了,而最为轰动的是他在论战中,直呼当代皇帝的名字,骂以‘载湉小丑,不辨菽麦’。”显而易见,这种言论虽然发表在上海的租界内,也不能不引起清廷的震动和愤怒。清政府遂向租界提出控告,租界工部局(警察局)于
第二次入狱是因为1908年的“民报案”。章太炎出狱后即被孙中山迎至日本,由孙中山主盟,加入了同盟会,接任《民报》主编。在章太炎的主持下,《民报》成为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抨击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阵地,“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引起清廷的恐慌和仇视。清政府派唐绍仪与日本政府交涉,日本政府出面封禁了《民报》,将章太炎传入警署。太炎先生二入牢狱,时在
第三次入狱是指章太炎被袁世凯在北京禁锢三年。1913年3月,宋教仁被袁世凯指使赵秉钧派人刺死于上海。章太炎怒不可遏,先在上海发表反袁文章,后又只身赴京当面讨袁。“虽经友人力阻,而先生则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遂于八月冒险入京。”章太炎到京后,曾摇着用勋章做扇坠的折扇,径闯总统府,以示对袁世凯的反对和蔑视,大有弥衡击鼓骂曹的气概。
袁世凯先将太炎先生拘于共和党本部,继又囚于龙泉寺,最后则禁于钱粮胡同。1916年3月,袁世凯忧惧而死,太炎先生才获自由,又是三年牢狱之苦。
在中国近代史上,章太炎是革命先驱,也是国学泰斗。历史学家侯外庐说:“章太炎对于中国学术文化遗产的论述十分丰富。他是古经文学派最后一位大师,同时又是儒家传统的拆散者。他的思想的发展变化及其矛盾的性格,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太炎先生对待治学就像对待革命一样,充满激情,百折不挠。因为,二者的目的是一致的。化用弘一法师的一句名言——“念佛不忘爱国,爱国必须念佛”,太炎先生则是“革命不忘治学,治学必须革命”。黄季刚在《太炎先生行述记》中说:“其授人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
1908年《民报》被禁,章太炎在东京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专务历学”,“弟子至数百人”。1913年至1916年,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在北京,先生又在今钱粮胡同19号续办“章氏国学讲习会”,听讲学子,约100多人,大部分是北京各大学的教员。与此同时,袁世凯雇用一些人组织“孔教会”,以“孔礼”为“国教”,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太炎先生“甚非之”,在钱粮胡同“章氏国学讲习会”门外贴出告示,言明“凡参加‘孔教会’者,不得入内听讲”。1935年9月,太炎先生以年老体弱之身在苏州再办“章氏国学讲习会”,先生授课之时,“听者近五百人,济济一堂,连窗外走廊等地,也挤满了人。”
尤其令人称道的是太炎先生的胸怀,为革命能抛弃私谊,为国学能不计前嫌。刘师培的汉学修养和才华很为章太炎欣赏,他变节投靠两江总督端方曾令章太炎惋惜,他捏造伪证、落井下石更令章太炎愤怒。但是,当1911年刘师培随端方逃往四川被革命军拘留之时,太炎先生则多方营救,发表宣言:“今者文化陵迟,宿学凋丧,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之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
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太炎先生当之无愧。
另外,窃国大盗袁世凯称帝,章太炎曾拟模仿明朝方孝孺的故事,身穿麻衣,手指方丈,痛哭于国门,以此悼念共和的灭亡。后来经一帮朋友的竭力劝阻,章太炎才打消这念头。叶兆言说:“这是一场很好看的戏,此事如果当真的话,他的戏剧性绝不亚于摇着折扇,扇柄上坠着金光灿灿的大勋章,堂而皇之跑去见袁大总统。”
3、章太炎遗产价值难估量
关于章太炎的经济状况,留存的史料很少。我找到他在68岁时,即民国廿四年(1935年)七月立下的遗嘱:
“凡人总以立身为贵,学问尚是其次。不得因富贵而骄矜,因贫困而屈节。其或出洋游学,但有资本者皆可为之,何足矜异,若因此养成傲诞,非吾子也。入官尤须清慎。若异族入主,务须洁身。余所有书籍,虽未精美,亦略足备用。其中明版书十余部,且弗轻视。两男能读则读之,不能读,亦不可任其蠹坏。当知此在今日,不过值数千金,待子孙欲得是书,虽挥斥万金而不足矣……”
由此可见,章太炎首重人品情操,次重学问文章,而遗产之中,以书籍文物为贵。那些都是无法以金钱衡量的。根据章太炎遗嘱所列,他死前的财产如下———到1935年7月,章太炎在上海储蓄银行有存款12000银圆;在浙江兴业银行有1万银圆;在余杭泰昌有股本800银圆(30年代前期,1银圆约合1997年人民币30元)。以上存款共计约合今人民币68万元。此外,章太炎的房产,在苏州有两处:王废基一宅,侍其巷一宅;田产,在余杭有30多亩。
至于章太炎珍藏的书籍,其中明版书十余部,价值约“数千金”。文物古董,有秦代铜器、铁权等,汉代、唐代玉器、古钱等,宋代、明代瓷器等。其价值难以估量。
按照以上所述,章太炎属于中产阶级文化人。
4、章太炎一笔墨宝发了财
在上海同福里居住不久,章太炎竟发了一笔大财。说是“一笔”,确实由“笔”而发。一天,一位革命元老来访,请他写两件东西:一件是
不料这件事,报纸上竟大登特登。许多人慕名而来,纷纷求章太炎再写这两件原文,共有五六十份,有的送墨银40圆,有的送墨银200圆。章太炎抱定宗旨“口不言钱”,经
5、杜月笙家祠求横披
杜月笙家祠落成时,要遍求当代名人的墨宝。由章士钊开出名单,第一名就是章太炎,要他写一篇“高桥杜氏祠堂记”。章士钊虽开出名单,但声明不负联络之责,杜月笙便想到一位游侠儿徐福生,外号“闹天宫福生”,此人曾与章太炎同狱甚久(因苏报案被捕入狱)。章太炎见了“闹天宫福生”,敬烟敬茶,十分客气,可是要他做一篇“杜氏祠堂记”,断然拒绝。福生带去一千两银子的庄票,反而弄僵了,原样送回,颓然而归,向杜月笙说明实情,说无法办到。
后来章太炎一位学生到他家里去,乘机进言,说太史公在《史记》上做过一篇《游侠列传》,老师应该对
章太炎纪念馆
章太炎纪念馆位于西湖南屏山下,占地
章太炎,名炳麟,浙江余杭人,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国学大师。周恩来总理评价他“学问与革命业绩赫然”。
馆内收藏1000余件文物,其中《流血革命》《狱中联句》《十九路军死难将士公墓表》等,系国家一级文物。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章太炎墓及夫人汤国梨墓,坐落在纪念馆后面的苍松翠柏之中。
在纪念馆右侧,还有章太炎生前仰慕的民族英雄张苍水的祠墓。张苍水,名煌言,浙江鄞县人,南明大臣,因抗清不屈被俘而牺牲。
黄兴
革命人生
黄兴(
1902年赴日留学,入东京弘文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并参与创办《湖南游学译编》杂志,组织“湖南编译社”,介绍西方科学文化。1903年4月,为反对沙俄拒不从东北撤兵,同留日学生二百多人组织拒俄义勇队(后改称学生军、军国民教育会)。随后以军国民教育会运动员的名义归国。回长沙后,任教于明德、修业等学堂,暗中进行反清革命活动。
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被选为庶务(相当于协理),成为同盟会中仅次于孙中山的重要领袖。此后,他以主要精力从事武装起义,亲自掌握留日陆军学生的入会工作,并从中选拔一些坚定分子组成一个严密的团体“丈夫团”,为进行武装斗争准备力量。1907~1908年间,参与或指挥钦州、防城起义,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钦州、廉州、上思起义与云南河口之役。
1909年秋,受孙中山委派,到香港成立同盟会南方支部,策划广州新军起义。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召集“庇能会议”,议决倾全党人力物力,在广州再举。1911年初在香港成立领导起义的总机关统筹部,黄兴任部长。于
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暗杀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孙中山主张立即兴师讨袁,黄兴以南方各省内部不统一,军队力薄,对讨袁缺乏信心,主张法律解决。7月初,孙中山在上海再次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兴师讨袁,黄兴表示赞同。二次革命爆发,黄兴在南京强迫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独立。黄被推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二次革命”迅速失败,孙中山、黄兴与国民党许多骨干分子再次流亡日本。孙中山总结失败教训,对黄兴有所责难。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入党时按指印,宣誓服从孙中山的命令。黄兴同孙组党意见不合,拒绝加入。同年夏,离日旅居美国。袁世凯恢复帝制时,他在旅美华侨中宣传反袁,并为护国军筹措军饷。袁世凯死后,他于1916年7月回到上海,同孙中山恢复了往日的亲密关系。
创建华兴会
华兴会部分领导人,1905年摄于东京。前左一为黄兴,左四为宋教仁
1903年,沙俄侵华加剧,引发留日学生掀起拒俄运动。黄兴义愤之下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5月,于弘文学院毕业后,黄兴回到上海,途经武昌时,黄兴返回母校两湖书院发表演说,武昌知府兼院长梁鼎芬奉上令将黄兴驱逐出湖北省境。黄兴于是将随身所携带的四千余册《革命军》和《猛回头》分发给军学各界,然后登轮返湘。旋即在长沙明德学堂创办了“东文讲习所”的日语学校,并翻印了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大量革命人士的书籍。
同盟会实干家
中国同盟会、黄花岗起义和辛亥革命 1905年7月,他在日本结识刚到日本的孙中山,并力主孙中山筹组中国同盟会。
民国时期
上海福开森路393号黄宅灵堂
黄兴与孙中山
孙中山与黄兴为建立中华民国的两位最高元勋,常常以“孙黄”并称。清末的重要革命团体和革命活动,多为两人所谋划组织。1905年,孙中山所建立的兴中会与黄兴所建立的华兴会等团体,在日本东京合并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在同盟会成立会上,黄兴提议:“公推
1906年,在讨论中华民国国旗时,孙中山主张青天白日旗。黄兴主张用井字旗,认为青天白日旗旗的形式不美,并认为与日本太阳旗相近,有日本并华之嫌。双方争执不下,孙中山坚持己见,黄兴力争不得,甚至大怒,誓言要脱离同盟会籍。章太炎、刘揆一则从中调解,暂时搁置议案。这是辛亥革命以前孙、黄最大的一次分歧。1927年,率领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的蒋中正,在南京组织国民政府时,依孙中山生前遗愿,把国旗更改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这是后话。
1907年,光复会的章太炎、陶成章等人以潮州起义失败为由,要求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另举黄兴担任,黄兴推辞。最终光复会退出中国同盟会。
1909年秋天,陶成章等起草《孙文罪状》,再次对孙中山发难,要求改选同盟会总理。黄兴极力进行抵制。黄兴在给孙中山的信中,表达了“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之”的态度。
在辛亥革命以前的几次“倒孙”风波中,黄兴素以“成事不必在我”的信念,坚定地拒绝名利的诱惑,其大公无私和忍让顾全的态度,赢得了多数民国元老乃至于后世人的敬重。
往后,孙黄在1914年时,针对讨袁的方式时再次有分歧,孙中山认为应该武装反抗,而黄兴认为应该寻求司法,走和平路线。孙中山把这次失败原因归结于党员不听话,特别是黄兴不听话,要另组秘密的中华革命党,以服从他为第一要旨。最后黄兴并未加入孙中山当年7月所成立的中华革命党,而离开日本前往美国。在旧金山时他接到一些拥护者的来信,希望他另行组党。黄兴回曰:“领袖惟有孙中山,其他不知也!” 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时,黄兴回到中国,并且在江苏响应孙中山,发动起义。
后世评价
一般认为,孙中山是思想家、先行者,黄兴是实干家。许多重要的革命活动由黄兴所发动并亲自参与。他出生入死多回,最终积劳成疾而中年逝世,是推翻清朝统治、开创民国的元勋。革命时虽然与孙中山有所分歧,但并未夺权而是甘心居次席,鼎力相助之。由于他的派系人马在北伐后备受忽略,其生前的重大贡献、理念和计划也长期被搁置。直到1990年代,海峡两岸才开始重新重视黄兴的功业。
建立民国后,他初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但并未接受,而是推举即将回国的孙中山。
袁世凯在亲信面前曾自信地评比孙中山、黄兴:“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徙居发起人之列而已。黄氏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
黄兴逝世时,在日本疗病的蔡锷万分悲伤,写下挽联:“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不久蔡锷也因病逝世。两人同葬岳麓山。
据说章太炎的外号“章疯子”乃出自于盛怒中的黄兴之口。章太炎很敬重黄兴,曾愿拥戴黄兴为同盟会领袖。在黄兴的追悼会上,章太炎送的挽联写道:“无公乃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纪念
竖立在长沙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的黄兴雕像
1918年10月,在日本横滨市鹤见区的日本著名寺院“总持寺”内的”手枕坂”边上的山岗上,立有一相当高大的 “
1934年,长沙把最繁华的街道南正街改名黄兴路。在武汉、上海、等城市也有黄兴路。在台湾台北市士林区和高雄市三民区也有克强路之路名。
1981年,黄兴故居被列为湖南省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加以修葺并对外开放。
2004年,黄兴诞辰130周年,湖南省各界人士以及黄兴等革命爱国人士的亲属代表出席了矗立在长沙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北街口的黄兴铜像揭幕仪式。铜像高
其他纪念有:黄兴的故居所在地高塘乡被更名为黄兴镇。上海建有黄兴公园。武汉武昌蛇山、长沙县星沙镇等地立有黄兴铜像。
在两湖书院求学时,黄兴就有一诗《咏鹰》:“独立雄无敌,长空万里风,可怜此豪杰,岂肯困樊笼?一去渡沧海,高扬摩碧穹。秋深霜气肃,木落万山空。”这鹰的雄姿和壮怀,无疑就是诗人自己的写照。
黄兴的诗
1902年初夏,黄兴提前一年毕业于两湖书院,被张之洞选派日本留学。此时的黄兴,抱负者大,忧虑者远,与母校同学告别,无暇伤感,惟有豪情:“沉沉迷梦二千载,迭迭疑峰一百重。旧衲何因藏虮虱,中原无地走蛇龙。东山寥落人间世,南海慈悲夜半钟。小别何须赋惆怅,行看铁轨踏长空。”
1907年,同挽刘道一,黄兴《挽道一弟作》诗云:“英雄无命哭刘郎,惨澹中原侠骨香。我未吞胡恢汉业,君先悬首看吴荒。啾啾赤子天何意,猎猎黄旗日有光。眼底人才思国士,万方多难立苍茫。”据文献记载,刘道一天资聪慧,风流倜傥,精通日语、英语。作为湖南同乡,黄兴对他格外器重,期以“将来外交绝好人物”。待噩耗传至日本,黄兴与其胞兄刘揆一相抱痛哭,乃挥毫泼墨,诗以志哀。此篇直与孙中山的同题挽诗争辉,堪为近代革命诗史上的双璧。
“破碎神州几劫灰,群雄角逐不胜哀。何当一假云中守,拟绝天骄牧马来。”太息家国不幸,呼唤救国雄才。这首绝句作于1909年初夏,三年后书于绢幅,赠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方声洞的遗孀王颖。“云中守”指西汉云中郡(今内蒙托克托东北)守、抗击匈奴的名将魏尚。末句犹言“驱除鞑虏”。
1910年2月(农历正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5月,黄兴在香港与前来了解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儿玉右二晤谈。临别,有诗《为宫崎寅藏书条幅》:“妖云弥漫岭南天,凄绝燕塘碧血鲜。穷图又见荆卿古,脱剑今逢季札贤。七日泣秦终有救,十年兴越岂徒然。会须劫到金蛇日,百万雄师直抵燕。”诗以广州新败的悲情起,以他日革命胜利的愿景终。“凄绝燕塘碧血鲜”一句,作者原注:“庚戌正月广州之役,倪浑(映典)死于此。”颔联两句迭用典故,以荆轲刺秦王图穷匕首见,赞叹汪精卫、黄复生等行刺清朝摄政王的壮举。作者原注:“北京炸弹案,精卫、复生被陷。”复以吴国公子季札挂剑于知友
黄花岗起义失败,黄兴负伤断指,避居香港时,还填有一阕《蝶恋花·赠侠少年》:“画舸天风吹客去,一段新秋,不诵新词句。闻道高楼人独住,感怀定有登临赋。昨夜晚凉添几许?梦枕惊回,犹自思君语。不道珠江行役苦,只忧博浪锥难铸。”上片化用辛弃疾“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的词意,赞美少年侠气。下片一转,径以少年志士此番出征前的慷慨陈词,写出自己的敬重和担忧。“博浪锥”,张良使力士于博浪沙狙击秦始皇用的铁锥,这里借指武器弹药或谋刺行动。此篇所赠之“侠少年”,即十六岁的同盟会员李沛基,他潜入广州后不辱使命,于当年10月25日炸死新任清军守将凤山。
所幸这一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终见曙光。其时,黄兴在香港闻讯,即绕道上海赶往武汉,被推为革命军战时总司令。行前,他写成一诗《致谭人凤》:“怀锥不遇粤途穷,露布飞传蜀道通。吴楚英雄戈指日,江湖侠气剑如虹。能争汉上为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愧我年年频败北,马前趋拜敢称雄。”谭人凤,湖南新化人,广州起义失败后受黄兴委派,与宋教仁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是武昌起义的播火者和组织者之一。此诗表达了黄兴在广州起义挫败之后,得武昌起义捷报飞传之情,和对谭人凤等人的敬佩之心。露布,也称露报,指公开发布的文书,汉代开始多用于发表军事捷报。相传黄兴当年常配一印,印文为:“上马杀贼,下马草露布。”
武汉三镇光复后,清军反扑,黄兴亲率革命党人殊死抵抗。时为清军将领的冯国璋立功心切,竟下令纵火,使得汉口最繁华的市街遂成火海。革命党且战且退。在坚守汉口、汉阳的日子里,全国有十多个省举起反清义旗,宣布独立。至
自汉赴沪途中,黄兴在镇江与溯江而上的宫崎寅藏相遇,于是同往上海。约在此时,有七律一首《赠宫崎寅藏》:“独立苍茫自咏诗,江湖侠气有谁知?千金结客浑闲事,一笑相逢在此时。浪把文章震流俗,果然意气是男儿。关山满目斜阳暮,匹马秋风何所之。”此诗盛赞这位日本朋友的洒脱豪侠,独标高格。其赞语,也正是诗人的自我写照。其中首句“独立苍茫自咏诗”出自杜甫《乐游园歌》。
《回湘感怀》:“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风歌好不如归。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入夜鱼龙都寂寂,故山猿鹤正依依。苍茫独立无端感,时有清风振我衣。”1912年4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北迁,黄兴任南京留守,6月辞职,
1913年元旦《祝湖北〈民国日报〉》:“万家箫鼓又喧春,妇孺欢腾楚水滨。伏腊敢忘周正朔,舆尸犹念汉军人。飘零江海千波谲,检点湖山一磊新。试取群言阅兴废,相期牖觉副天民。”民国诞生一年,《民国日报》问世,诗从新春气象入笔,颔联以历史典故,颈联以山川意象,表达对当时诡谲多变的政治形势的忧思,然后点明题旨,道出对创办报纸的期待。牖觉,犹言诱觉,启发民智。《诗经·大雅·板》:“天之牖民,如埙如篪。”
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孙中山力主武力征讨袁世凯。7月中旬,黄兴到南京就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旋即失利,离宁赴沪。“贸然一走,三军无主”,讨袁战争迅速溃败,黄兴当时颇受责难。26日黄兴发表声明:“我如奋斗到底,将使大好河山遭受破坏,即获胜利,全国亦将糜烂,且有被列强瓜分之虞。”8月作《吴淞退赴金陵口号》二首:“东南半壁锁吴中,顿失咽喉罪在躬。不道兵粮资敌国,直将斧钺假奸雄。党人此后无完卵,民贼从兹益恣凶。正义未伸输一死,江流石转恨无穷。”“诛奸未竟耻为俘,卷土重来共守孤。岂意天心非战罪,奈何兵败见城屠。妖氛煽焰怜焦土,小丑跳梁拥独夫。自古金陵多浩劫,雨花台上好头颅。”抒发其回天无力的愧疚和悲愤,仰天长叹之余,直欲一死以谢天下。
二次革命失败,孙、黄再度流亡日本。1914年,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而黄兴因意见不合,离开日本转往美国,途中作《太平洋舟中诗》:“口吞三峡水,足蹈万方云。茫茫天地阔,何处着吾身?”人生的苍凉感和对国运的忧患感跃然纸上。其前两句系袭用《清稗类钞》所录前清一位落魄者的题壁诗,大抵是借他人卮酒,浇自家块垒。原诗为:“不信乾坤大,超然世莫群。口吞三峡水,脚踏万方云。”
1916年5月,黄兴由美洲乘船返国,途中口占一绝:“太平洋上一孤舟,饱载民权和自由。愧我旅中无长物,好风吹送返神州。”其时正值袁世凯八十三天皇帝梦破灭,民国得以恢复,黄兴从大洋彼岸归来,满载民权思想和自由主义,有几分自信,也有几分茫然。可惜就在这一年,黄兴英年早逝,其孤舟载回的民权和自由思想,也宿命般地与这个古老的国度乍即还离,渐行渐远。
黄兴少时饱读诗书,满腹才情,虽投笔从戎,献身暴力革命,无暇吟业,所作散佚者亦不在少数,但其存世者仍足见儒雅本色,天纵风华。其最后十年的诗词作品,简直就是其革命生涯的一部编年史,且艺术品位甚高,即与古今大诗人同列,亦不遑多让。
另外,在黄兴诗词的某些辑本里,有几首题为黄兴书赠友人的诗,其实并非黄兴所作。如《为蒋作宾书扇面》:“谁教失脚下渔矶,心迹年年处处违。雅集图中衣帽改,党人碑里姓名非。苟全始信谭何易,饿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无惭尺布裹头归。”此乃明朝遗民、反清志士吕留良所作。《书赠
赞诗:
《王臣八章》之八
黄兴(作者:桓大司马)
凄飙欲至墨云低,赖有风师健把犁。
怜子精神全胜马,有君肝胆或如鸡。
元戎业致胡天竭,魁首功从粤海迷。
荒冢至今栖岳麓,游人偶至听莺啼。
宋教仁
宋教仁(1882-
1910年至1911年在上海任《民主报》主笔,7月与谭人凤等组织中部同盟会,策动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武装起义。辛亥革命后,参与筹建临时政府。1912年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院长,参与南北议和,5月在北京出任农林总长。8月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任代理理事长。主张“责任内阁”和政党政治,反对袁世凯专权。1913年2月4日,参、众两院复选结果,国民党获392席,占绝对多数。宋教仁希望以多数党的地位,成立责任内阁,约束袁世凯专权。在正式国会开会之前,他亲到长江流域各省宣传演说,为建立责任内阁,实现民主政治大造舆论。
1913年3月20日,国会召开前夕,袁世凯使赵秉钧派人跟踪到上海火车站,伺机暗杀了宋教仁,两天后身亡,时年仅32岁。“宋教仁案”揭露后,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主张立即“武力讨袁”,进行二次革命。
著作
《我之历史》,六册,1920年湖南石印本《二十世纪之支那》,一册,1905年5月东京铅印本《醒狮》,四册,1905年9月东京创刊 《民报》,二十六册,1905年11月东京创刊 《间岛问题》,六册,1908年上海初刊本,1914-1916年地学杂志重印本《民立报》,六册,
生平纪年
1899年入读桃源漳江书院,1901年中秀才 1902年赴武昌投考美国圣公会文华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被录为第一 1903年8月结识黄兴,成为挚友 11月4日偕黄兴、刘揆一、陈天华、章士钊共同成立华兴会 1904年2月25日华兴会在长沙西园正式成立,选黄兴任会长,宋教仁为副会长 7月在武昌发起创建“科学补习所” 11月计划在长沙进行起义反抗清朝政府,但事泄未遂,潜赴日本 12月13日抵达日本 1905年 6月创办革命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入读日本法政大学 8月支持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并当任其司法部检事长;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 1906年曾一度回中国,企图在东三省建立反清政治力量,但不久就再次去日本 1907年黄兴赴安南谋举事,荐宋教仁代理同盟会庶务,主持同盟会日常工作,参与一切机密 1910年返回中国。 1911年宋教仁到上海组织反清运动,赴香港参加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武昌起义爆发后,赴武昌组织外交工作。 1912年南京中华民国成立,被任命为法制院院长,起草了一部宪法草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 4月27日出任唐绍仪内阁的农林总长。 7月因不满袁世凯破坏《临时约法》,辞去农林总长之职。 7月21日当选为同盟会总务部主任干事,主持同盟会工作。 8月25日国民党成立,当选为理事,并受孙中山委为代理理事长。
1913年领导国民党获国会压倒性多数席次。3月20日,宋在上海火车站(老北站,现上海铁路博物馆)遇刺,两天后身亡。袁世凯被认为是背后指使刺杀的主谋。
生平概述
出生在一个破落封建地主家庭。童年时入私塾。曾接触过《杨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反满作品和其祖父所著《腹笥草集》,自幼就受到传统民族意识的熏陶。1899年入漳江书院读书。书院长黄彝寿的爱国思想影响促进了他反满革命思想的滋长,经常与同学们纵谈中外政治军事,发出了“中国苦满政久矣”的呼声。1903年春,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此间国内外学界抗议沙俄阴谋吞并东三省的拒俄运动正在兴起。关心时事、国事,经常与同学田桐等议论时政,并与当时回国进行革命活动的留日学生陈天华、黄兴等联系密切。宋、黄二人在共同事业中结下了莫逆之交。不久,回湘积极参与筹建华兴会。1904年春,与黄兴、陈天华、刘揆一等在长沙创立革命团体华兴会,并任副会长。是年夏,又参加了在武昌成立的革命小团体科学补习所,担任文书职。全力以赴地工作,成为“所中办事极忙者”之一。同年11月,“华兴会”因欲借西太后70岁生日之机在长沙发动起义,常德、衡州等五路同时响应。他负责常德一路,但不幸消息走漏,起义尚未发动即遭失败。只好潜离长沙,于12月亡命到日本。先后在东京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学习。并和田桐等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第一期上提出用黄帝纪元代替帝王纪元,以示与清廷决裂,同时杂志上登载反满文章,宣传排满的革命主张。后因第二期登载了《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被日本政府以“妨害公安”罪名加以干涉,杂志全部被没收。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加入了同盟会并任司法部检事长、同盟会湖南分会副会长,以及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庶务干事兼撰述员。是年底,组织中国留日学生联合会,领导反对日本政府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的斗争。同时,开始着手发动武装起义,欲用武力推翻清政府的封建统治。1907年,被派回到东北联络“义军”,准备筹建同盟会辽东支部,以便“南北交攻,共图大举”。后因招兵失败,再度亡命日本。到日本后,仍参加同盟会本部的工作,从事政治、经济与法律等学科的研究。针对日本企图侵占延吉地区,著有《间岛问题》一书,以大量证据证明了延吉是中国领土,揭露了日本的阴谋。事后清廷赏他为四品京堂,他表示“我是革命党人,岂能当满清政府的官?”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随着革命党人在东南沿海一带起义屡次受挫之后,和谭人凤、赵声等主张要将起义的重心转到长江流域,在中部地区发动革命起义。为此提出了革命的三策:中央革命,一举占领北京为上策;中策为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建政府,然后北伐;边地起义为下策。他认为中策较为可行。随后便为中策的施行而奔走活动。1910年冬天,回到上海,任于右任所创办的进步报刊《民立报》主编,撰文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抨击清朝的反动统治。1911年,广州黄花冈起义再次失败后,使他原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的信念更加坚定。一方面积极活动,一方面在上海湖州公学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预定1913年在长江各省举行大起义,注意点尤在武汉。中部总会设五总务干事,由他与谭人凤、陈其美等分别担任。之后,他又秘密往来于沪汉之间联络党人,进行起义准备工作。武昌起义爆发后,与黄兴由沪抵汉,协助湖北都督府办理外交事宜,与居正等拟定了《鄂州临时约法》。随后又到南京,参与临时政府的筹组工作。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被任命为法制局总裁,协助孙中山制定了一系列法令。南北议和成功后,在唐绍仪组阁中任农林总长,后因不满袁世凯独裁专横的统治,随同唐绍仪辞职一同退出了内阁。退出内阁后,继续为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而不懈地斗争。醉心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以为只要有一个健全的内阁就可以限制袁世凯个人权力,因此主张用政党来组成责任内阁。为了在国会中争取选票,达到建立政党内阁的目的,在1912年8月下旬,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其他几个小党派改组成立国民党。国民党成立后,他就投入到自己主张的实践之中,到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到处游说宣讲,批评时弊,传播其政治主张。他不顾疲倦地到处演讲,确实得到了当时一部分人的支持。在1912年底至1913年初的国会议员选举中,新组建的国民党获得了胜利,在众议院的596个议席中,国民党独得269个;在参议院的274个议席中,国民党独得123个。然而,他的政党政治的主张,已经触犯了当时貌似革命的独裁者袁世凯。袁对他软硬兼拖,用金钱拉拢他,派人送去一套价值3000元的西服和一张50万元支票,并表示如不够还可增加。但宋教仁坚决拒收,在给袁世凯的回信中写道:“惠赐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壁。”表明了他鲜明而坚定的政治信念。袁见拉拢无效,便派人对他进行暗中迫害,收买流氓特务一直去跟踪着他。他却热心于政治活动之中,对自身安全毫无警惕之念。
宋教仁早年
宋教仁(1882-1913),字遁初,号渔父,桃源县上坊村湘冲(今漳江镇渔父村)人。6岁入私塾,17岁入桃源漳江书院,受县教谕黄寿彝和书院山长瞿方梅等人影响,淡薄科举功名,关心天下大事,萌生反清思想。清朝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以优异成绩考取武昌普通中学堂。翌年入学,“九省通衢”的武汉给他展现了一片新天地,由吴禄贞等人组织的革命团体武昌花园山聚会吸引了他,常与同学田桐、吴昆等人议论时政,畅谈革命,决心走反清革命的道路。是年8月,黄兴到武昌,两人相识并从此成为至死不渝的挚友。不久,黄兴因激烈的反清言论,被驱逐出武昌,回到长沙。随后,宋教仁也回到湖南,为成立革命团体到长沙、常德一带做联络工作。
11月4日,宋教仁以赴黄兴30岁寿宴为名,与黄兴、刘揆一、陈天华、章士钊等在长沙黄宅筹创华兴会。光绪三十年二月,华兴会在长沙正式成立,选黄兴为会长,宋为副会长。该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华兴会成立后,立即着手扩大组织,准备武装起义。宋教仁在华兴会的活动初步显露出卓越的组织才能。是年7月,宋教仁在武昌发起创建“科学补习所”,以此为掩护,在新军和学校中开展革命活动。是年,华兴会策划在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时在长沙、岳州、衡阳、宝庆、常德分五路同时起义。宋教仁负责常德一路的组织发动工作。9月,宋教仁回常德,在城内五省客栈设“湘西联络总站”。10月初,在常德笔架城举行的会党集会上被推为龙头,大家议定:起义时,会众扮作朝五雷山的香客,到笔架城边的文庙集合,听候指挥。11月5日,为筹备经费,宋教仁到长沙,发现起义事泄,湖南巡抚陆元鼎下令搜捕。是年底,宋教仁经武汉、上海登轮潜赴日本。
同盟会元老
光绪三十年12月13日,宋教仁到达日本。刚安顿下来,他就重新开始革命活动。首先,他筹创革命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三十一年6月出版。8月,在孙中山倡导下,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并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宋以同盟会司法部检事长身份兼该报撰述。是年6月,宋教仁进入日本政法大学学习,次年2月进入早稻田大学预科学习,本打算升人本科,因生病而辍学。
光绪三十三年春,宋教仁潜返辽宁安东,筹建同盟会辽东支部,联络东北“马侠”李逢春等人,策划在沈阳发动武装起义,事泄,潜回东京。在东北活动期间,获悉日本企图吞并“间岛”的阴谋,他暂时放下革命联络工作,在日本友人片山潜的帮助下,打人日本从事阴谋组织活动的组织长白山会,冒着生命危险,侦获该会大量假证据。回东京后,他又查阅大量典籍,很快写出《间岛问题》一书,论证间岛及延吉地区自周秦即属中国领土。日本政府侦知此事,以五千巨金索购书稿,未遂。转递清政府,如获拱璧,清政府对日谈判,凭此书的有力论据而获胜。
宣统二年(1910)春,长江中下游流域革命力量骤增,宋教仁提出相应转移革命重心。年底,从日本返抵上海,于右任聘任他为《民主报》主笔,他以“渔父”笔名撰写大量宣传革命的文章。次年7月,宋教仁与谭人凤、陈其美在上海组建同盟会中部总会,亲任总务干事。他亲自或派人来往于上海、两湖各地,积极发展中部总会分会,筹款,购买武器弹药,推动长江中下游流域的革命进程。两湖革命形势空前高涨,终于导致武昌起义的爆发。
武昌起义成功,宋教仁非常高兴,他在上海大造革命舆论。通过发表文章和拍电报,积极敦促各国政府对中国革命严守中立,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对内则大力宣传革命的宗旨,说明“革命党之主义即声言在推翻恶政,出人民于水火之中”,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同时,他积极策应长江中下游举义响应。他在《民主报》上发表《湖北形势地理说》,论述武昌的重要性,反复申言:“今天下之形势,重在武昌也。”激动之余,宋教仁对军政首脑大权旁落深为忧虑。10月24日,黄兴由香港抵上海,宋教仁与他“久别重逢,倾谈竞夕”,劝黄兴率第九镇新军夺取南京,并攻取江浙,以免受制于黎元洪,黄兴不听。28日,宋教仁与黄兴到达武汉。此时,都督政府的组织大体建立,宋教仁仅被胡瑛所拉协助办理外交。此时列强已表示中立,外交无大事可做。宋教仁试图策动黄兴为湖南湖北大都督,未成功,他又转而从地方政权建设人手,起草《鄂州约法》,经审定,随即由军政府颁布。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共和制宪法性质文件,体现了近代西方民主精神。但当时并未付诸实施,黎元洪都督地位和权力并无减损。黄兴主持的军事,也景况不佳。宋教仁于11月13日离开武昌,决定赴南京开辟新的局面。
为和平奔走
宋教仁往来于镇江、上海,督促速攻南京。12月2日,古城南京终于宣告光复。7日,组成新的江苏都督府,宋教仁担任政务厅长。此时,已有十余省宣布独立,站到革命阵营,组织临时中央政府已属急务。宋教仁也急欲以此抵制黎元洪,但其正确主张不被理解,屡受挫折。在实行总统制和责任内阁制问题上与孙中山也发生分歧,孙中山主张总统制,宋教仁主张内阁制。民国元年(1912)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宋教仁仅被任命为法制院院长。许多人为宋教仁未担任内务总长而抱屈,他却说:“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共和肇造,非我党负起责任,大刀阔斧,鼎故革新,不足以言政治。旧官僚模棱两可,畏首畏尾,哪里可与言革命、讲共和?”宋教仁很重视立法工作,很快就起草了一部宪法草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仍然主张内阁制,并被孙中山所接受。以后出台的《临时约法》,就是以宋教仁的《鄂州约法》和该宪法草案为蓝本的。
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后,宋教仁于4月27日就任唐绍仪内阁的农林总长。他的兴趣在政治,立即开始实施他的政党政治理想。他让仇鳌等人创办《亚东新报》,“监督政府,指导国民,巩固共和政体,注重民国主义”并以“桃源渔父”的笔名,在报上发表长篇论文。7月上旬,宋教仁因不满袁世凯破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行为,辞去农林总长职务。7月21日,同盟会本部召开夏季大会,宋教仁当选为总务部主任干事,成为同盟会实际上的主持人。他加快了组织大党的步伐。8月25日,以同盟会为核心、联合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派等党派,组成中国国民党,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选为理事长,宋教仁以仅次于孙中山和黄兴的票数当选为理事,被孙中山委任为代理理事长。此时,孙、黄的兴趣和主要精力放在实务建设上,主持北京国民党本部的是宋教仁。是年底,国会议员选举拉开序幕。至次年3月,国民党获压倒多数席位。
宋教仁遇刺
袁世凯深深感到了宋教仁和国民党对他的威胁,先是试图拉拢宋教仁,还在陆徵祥辞去内阁总理时,就曾请宋担任内阁总理,条件是放弃政党内阁的主张,被坚决拒绝;继而用金钱贿赂,也未成功。民国元年10月18日,宋教仁南下省亲。沿途,他广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表明与专制独裁势不两立的态度。此时,各地选举越来越有利于国民党,最终获胜似成定局,对宋教仁当选内阁总理的呼声也很高。袁世凯一伙更加紧张,不仅在报刊上恶意攻击,而且阴谋以暗杀手段除去政敌。民国2年3月上旬,宋刚抵上海,便接到袁世凯发出的“即日赴京,商决要政”的急电。3月20日晚10时,宋拟由沪乘火车去北京。宋与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人一一握别,正要上火车,被袁世凯所派刺客开枪射中,22日凌晨,宋与世长辞,年仅31岁。在死前,他还对袁世凯抱有幻想,对身边的人说要提醒袁世凯“以共和为重”。他托黄兴给袁世凯发去一封电报:“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富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宋教仁。”孙中山挽联称宋教仁:“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宋教仁与《间岛问题》
宋教仁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他在鼓吹资产阶级革命思想、领导推翻帝制的武装斗争、草拟资本主义宪政纲领、以议会方式反对袁世凯专制等方面的业绩,是常为世人道及的,而他在25岁之龄,即为中国领土的完整做出过杰出贡献。 1907年春天,宋教仁到东北,联络当地反清武装力量,在此期间,也得知日本正在密谋侵吞中国东北领土。在长白山东南,有一块约10万平方里的土地,历来属于中国。朝鲜谐称之为“垦土”,译音“间岛”。日本早就觊觎这块土地,作为向中国扩张的跳板。日本的报刊大造舆论,硬说“间岛”是“韩国的属地”。日本在朝鲜的殖民当局向该地派出警察,设立了派出所,受日本参谋部操纵的长白山会,也在为日本侵吞“间岛”制造假证据。宋教仁闻此义愤填膺,通过日本友人片山潜介绍,装扮成日本人,假名贞村,打入长白山会。他在这一带进行了实地考察,搜集了第一手资料,还将长白山会制造的全部伪证拍照携归。路经朝鲜时,宋教仁到汉城图书馆,查阅了各种有关资料。随后又返日本,在帝国大学图书馆翻阅了大量文献图籍。经数月努力,宋教仁在缜密考证基础上,写成了《间岛问题》一书。书中宋教仁援引了大量中国、朝鲜、日本的历史、地理文献典籍和公私记载,并运用自己丰富的国际法知识,论证“间岛”地区从周秦以来一直是中国设官管辖之地,揭露了日本的侵略野心。《间岛问题》书成后,日本当局深恐清政府以此为据,戳穿其编造的伪证,先是离间,劝说宋教仁不要帮助害他的政府;后又以巨款购买该书版权。但宋教仁富贵不淫,拒卖书稿,以民族大义为重,向清政府提供了有关资料。 7月,中、日就“间岛”问题进行交涉。清政府因有宋教仁的书稿,使日方制造的谎言和伪证难以成立,被迫放弃侵吞阴谋。当然不能说“间岛”地区主权的捍卫全在于宋教仁的一本书,但这本书在“间岛”谈判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正因为此,人们在论及此事时,谓之为“一本书捍卫一块国土”。
袁世凯曾致电驻日公使馆赠送宋教仁二千日元,为宋婉拒。他说:“吾著此书为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之赚几文钱也。”袁世凯约宋回之涉,他也未予接受。据说慈禧太后曾拟赏他四品京官,他也加以拒绝。他说:“吾本革命党人,乌能为清政府官,但能为祖国尽力者,生死以之,不愿为官也。”(《
重读宋教仁 傅国涌
宋教仁只活了三十二岁,但他的名字在中国史上怎么也甩不掉。无论是支持民主,还是反对民主的人,都绕不开宋教仁这个名字。他在20世纪初那个昙花一现的瞬间所掀起的民主旋风,至今仍是中国民主宪政史上一道最壮丽的风景线。宋教仁的话题是有关中国民主化的一个聚焦,袁世凯暗杀宋教仁是中国民主化步履艰难、充满痛苦、血腥的开端,它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个标志。在某种意义上,袁世凯和宋教仁也成了中国的象征,袁代表了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专制势力,宋教仁代表的是中国近代以来对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人类主流文明的追求。
1940年,“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在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和痛苦之后,终于痛定思痛回到了民主的轨道,他尤其沉痛地指出“试问斯大林的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藉着苏联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陈独秀《给西流的信》),因此“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
1973年,顾准先生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唯一行得通的办法,是使行政权不得成为独占的,是有人在旁边‘觊觎’的,而且这种‘觊觎’是合法的,决定‘觊觎’者能否达到取而代之的,不是谁掌握的武装力量比谁大。”(《顾准文集》)。
20世纪本民族两个最优秀的思想者,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一个是1935年2月入党的忠诚的共产党人,他们在几乎完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然而早在他们之前三十年和六十年,宋教仁就已将这一原则付诸实践,他提出“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宋教仁集》,以下未标明出处的引文均见该书)挟着辛亥革命的风雷,在中华民国初年的历史舞台上,年轻的宋教仁发出了响亮的民主宣言,从1911年秋天到1912年初,从组织国民党到大选获胜,他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的春天。
袁世凯为什么要杀宋教仁?
现在不少人指责宋教仁是个“议会迷”,陶醉于西方那一套议会民主、多党选举制度,不了解中国国情等,但是宋教仁为探索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的理想、他的精神、他的人格追求永远不能被亵渎,他对中国宪政民主的贡献永远不能被抹杀。在1913年春天的中国,几乎所有有良心的中国人都曾为宋教仁之死感到痛苦和不安,尽管他们的政治观点千差万别、形形色色,却都认为宋教仁是一个矢志于民主事业、有能力调和南北的政治家。他在民初的政坛上是个独一无二的人物,是不可替代的。这一点,也许是人们和袁世凯唯一的共识。
1912年秋天宋教仁联合五党组成国民党,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头脑明细,手段灵敏”,袁世凯所支持的共和党无法与他匹敌。他鼓吹责任内阁、政党内阁,他认为“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在政治上表现出倔强的进取精神,同时又有极强的活动能力和丰富的宪政知识。谭人凤一语道破,“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
面对这样一个人物,一世奸雄袁世凯岂能无动于衷。在宋教仁辞去农林总长后,“袁极力牢笼,饵以官,不受;啖以金,不受。日奔走于各政党间,发表政见,冀以政治策略,为有次序之进行,改革一切弊政,一时声望大哗。”(《谭人凤集》)先是袁世凯有意让他出任总理,刘揆一、范源濂等出面力劝。孙中山、黄兴、唐绍仪等也劝他就任。但他坚持政党内阁的主张,所以坚辞不就。
袁世凯送他西装,连尺码都非常准确,还送他交通银行五十万元的支票一本,请他自由支用,但宋教仁只略取少许(二、三百元),离京南下前夕即让赵秉钧交还袁,留信一封表示谢意:
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赠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伏祈鉴原。
这就是宋教仁,虽然谭人凤说他“英而不雄”,但他是一个有自己的政治人格、有操守的人,袁世凯的金钱无法收买他。他是个有热烈理想的政治家,不是为了追求高官厚禄。他是个“崭新的人”,“非一般政治人物可比”,袁世凯那一套制人术因此在他这里失去了作用。袁的心中杀宋之意这才萌生。
在随后举行的国会两院选举中,国民党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宋教仁沿江东下,从长沙、武汉、安徽到上海,再到杭州、南京。一路上到处发表演说,批评袁世凯政府,阐述自己的宪政理想,言论风采,倾动一时。而袁世凯杀宋之心也就定了。
宋教仁这时已是众望所归,他如到北京,根据约法组织内阁是任何力量都没法阻止的。因此他1913年3月2日游杭州时所写的《登南高峰》一诗中就有“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这样的诗句,虽然是写景,抒发的却是他胸中的抱负,其时大选获胜,他组织政党内阁,制约袁世凯,实现民主的时光已经指日可待,所以他的诗里洋溢着的是一种胜利者的喜悦。甚至临终前他还致电袁世凯寄予殷切的期望,章士钊说他是“至死不悟”,他对袁世凯所代表的中国根深蒂固的专制力量实在是认识不足。“中山与克强,仅在民元八、九月间,与袁有过短时期的接触,他们对袁不能深知,自在意中。宋教仁比孙、黄年事更轻,阅世更浅,读书也不够深入,以为只要一部'约法',一个在国会拥有多数议席的‘党’,藉着‘责任内阁’的空名,便可以对付袁氏而有余,这岂不是书生之见?”(左舜生《黄兴评传》)
在武汉,谭人凤曾告诫他“责任内阁现时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他还告诉宋教仁,有秘密报告说会党头目应夔丞在北京直接与政府交涉,领有巨款,要他注意戒备。但宋认为是“杯弓蛇影之事”。
在上海,陈其美也要他提防暗杀,他还狂笑说:“只有革命党人会暗杀人,那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许多朋友来信要他多注意安全,他都以为是谣言。3月20日,他动身北上那天他到《民立报》和记者徐血儿话别,徐请他慎重防备,他坦然地说:“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
其实陷阱早已布下,他达到了他生命的顶峰,他的生命之火却即将熄灭了。时代的潮流将32岁的宋教仁无可抗拒地推上了政治的浪尖,他虽然只是一介在野的平民,却成为万民瞩目的人物。袁不杀他,他依据约法,以国会为后盾组织内阁已成定局。野心勃勃、不想受到任何制约的袁世凯在暗杀之外,找不到另外的办法阻止这一结果的发生。因此宋教仁只有为他的宪政理想付出年轻的生命了。
中国宪政尝试的破灭
宋教仁的死打破了民初在中国实行宪政民主的梦想。他的死,导致了国民党的瓦解。国民党在宋教仁被暗杀后,失去了精神支柱和在实际中能够控驭的健将,很快就在袁世凯的利诱威逼之下四分五裂了。
袁世凯资助办了一家《民视报》,每天在报头旁的显著位置刊登国民党议员脱党的报道,据梁漱溟回忆,报道的方式非常奇特,今天三人脱党,就报道这三人的姓名,明天再有五人,则连同以前的三人累加成八人,如此罗列起来,数字越来越多。
这样一来国民党在参议院、众议院所占的议席虽然多于其他三个政党的总和,但实际上已经分崩离析,而其他政党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合并成了进步党,成为国会的重心。中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宪政民主的尝试到这一步其实已经彻底破产。其中的关键就是宋教仁之死。因此当时和以后的人们都以为他的死决非一身的存亡,而是国运所关。他的死造成了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南方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彻底决裂,终于引发了二次革命。
蔡东藩评论“宋教仁为国民党翘楚,学问品行,均卓绝一时,只以年少气盛,好讥议人长短,遂深触当道之忌”,“锋芒太露,英气未敛”,“不少晦其锋芒,储为国用”,左舜生也说“再加上宋锋芒甚锐,政权欲也极强,当国会选举期间,他乃以一在野党领袖资格,在各处演说,大逞雄辩,对袁政府多所指责”因此遭人暗杀。然而,从民初的政局看,从中国几千年一脉相传的政治文化看,既然宋教仁真的要建立一个崭新的政治制度,他必死无疑。袁世凯之类的人是不会容忍他的,他试图把中国引上宪政的正常轨道,是那些要在共和国的招牌下继续实行专制的人们所断然不能接受的。就算他锋芒不露也不可能,当然那就不是宋教仁了。历史永远没有假设,有时候历史的命运仿佛都已注定,中国也只有一个宋教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建立民主制度决非那么容易,宋教仁以他的鲜血在新生的共和国旗帜上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宋教仁是国民党的领袖,但他与其他政党的领袖多关系良好,尤其和民主党领袖汤化龙、林长民私交更深。他死后,汤的挽联说:
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沉,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
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
对宋教仁推崇备至,对主谋刺杀者,词意之间极为愤慨,一时争相传诵。林长民的挽联中有“政举人存,人亡政熄”的句子,对宋之死的严峻后果也看得很清楚。
对于梁启超这样过去的政敌,宋教仁曾专程到天津去密访。他对梁表示彼此应以英美式的两党轮流执政相勉励。并说:现在国家前途,是根据《临时约法》推行议会政治,走政党内阁的路子。在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后,你上台执政,我愿在野相助;否则我当政,请你善意监督。梁启超也是个立宪政治的追求者,对此自然感激而且契合。他当即表示:国民党执政,他们愿作为在野党在议会内监督执政党。所以宋教仁被刺身死,梁启超痛惜不已。(《梁漱溟全集》)
他和袁世凯的死党梁士饴、赵秉钧等人也是往来密切,在北京时曾一度住在赵的家里,和赵有过多次深谈,就是在他们身上做功夫,希望把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掌握实力的旧势力、梁启超这样的思想言论界的权威及他所代表的政治力量,都纳入他所梦想的宪政轨道,在政治上和平竞争。
在国民党的领袖中他“最露头角,政治手腕灵敏,政治常识也比较充足,能为他党所推重”,同时又有高度的政治热情和责任感。如果有宋教仁在,他具有调和各政党,消除偏见,共循轨道,进入宪政之途的能力、威望和远见。他惨遭毒手,使20世纪的中国失去了这样的可能性。其他政治人物都缺乏他的风度与识见,结果只能被袁世凯这样的官僚、军阀玩弄于股掌之上,梁启超、熊希龄等作为政治家和他相比都差得太远了。
重读这段历史我禁不住潸然泪下,虽然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年代,宋教仁却一直活在我的心中。他的死不是他个人的不幸,而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不幸。他的死实际上预示着在这块古老的东方土地上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还将经历多少曲折、艰难,要献出多少优秀儿女的青春、甚至宝贵的生命。宋教仁死了,他把未竟的理想留给了后来的人们。
珍贵的宪政思想遗产
在宋教仁的宪政思想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所一贯主张的责任内阁制,他说:“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孙中山最初提名他为内务总长,临时参议院通不过,改任法制院院长。有人为他抱不平,他则说:“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居正文集》)
他说:应当由内阁代总统对国会负责,总统不负责任,凡是总统的命令,不仅要阁员副署,并由内阁起草,这才是责任内阁制的精神。责任内阁则应该由完全的政党组织,反对混合内阁、超然内阁。
他之所以坚定地主张责任内阁制,陈旭麓认为还有一层意思他自己没有说出来,那就是他试图通过这一制度性的安排而由革命派掌握实际权力,排除旧官僚的影响。他早就为自己没有能够前去领导武昌起义,使大权落入黎元洪之手悔恨不已,所以才极力劝黄兴在南京开辟新天地。对袁世凯这样一个“不学无术,其品更恶劣可鄙”的人,就更有必要用可靠的制度来限制他的权力,使他不至于脱离共和的轨道。袁已经取得了民国大总统的高位,那么,除了责任内阁制之外,还有什么更有效的制度呢?从袁世凯当时的紧张来看,从民国的体制来看,一旦宋教仁的政党内阁组成,袁想在这样的制约之下走他的专制独裁之路是不太容易的。
作为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大一统的集权专制传统的社会,在建立民主制度时不得不考虑在美国式的总统制和法国式的内阁制之间作出一种选择。由于根深蒂固的专制传统、缺乏长期深入人心的民主启蒙,在总统制下任何一个人当上总统的人都有可能走向集权、甚至独裁。内阁制在制度安排上对这样的最高权力进行约束,宋教仁的这一思想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今天我们回首历史,看见的仿佛只有尘埃,只有权势的喧嚣和赞美,殉道者的血迹早已干了,他们为此流尽了热血的思想也早已被我们淡忘。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里永远缺乏忏悔、缺乏反省,因此先行者的教诲总是被我们一再遗忘,历史总是重蹈覆辙。这是我们的悲哀,是全民族的悲哀。
1913年3月的那一刻,
重温宋教仁的宪政思想,更加为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感到可悲、可怜、可恨!悲的是我们失去了一个走向民主的大好机会,这样的机会是难得出现的;怜的是一个不知道爱护自己的优秀分子的民族,终究是无法真正站立起来的;恨的是袁世凯们总是占据着这个民族的优势地位,他们从来就不放过宋教仁们。而今袁世凯们,多少大大小小的军阀、官僚都已化为粪土,只有宋教仁依然站立在历史的风尘中,默默地凝望着我们。
宋教仁墓
民主革命的先驱宋教仁,1905年加入同盟会后,于1910年在上海主编《民立报》鼓吹革命。1911年与谭人凤等在上海组织同盟会中部总舍,任总务干事,策划长江流域起义。武昌首义后,协助湖北军政府办理外交,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院长。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任代理理事长。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多数,即着手准备组织责任内阁,为窃国大盗袁世凯所忌。1913年3月24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袁世凯之刺客刺死。1924年6月在上海闸北群地百余亩建成宋公园(现名闸北公园),葬宋于园内,墓呈半球形,墓前立有“
宋教仁挨打
◎汪秀枝
在同盟会中,宋教仁被誉为两大智囊之一(另一位是孙中山)。他口才既好,理论功底也深,组织能力又强,中华民国成立之初,他一夜之间就草成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历史学家
第一次是1912年年初,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决定推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时。孙中山与部分开国元勋,主张一定要袁世凯离开北京老巢,到南京就职,以对袁世凯进行钳制。可另一些革命元老却不以为然。双方为此互不相让。一天,大家又聚在一起争论这个问题,一人提议,干脆让黄兴带兵北上,以迎袁为名,将其北洋军消灭掉。宋教仁不赞成这样做,他说北洋军有重兵把守直隶、山东,革命军根本无法北上。他的话音刚落,同盟会元老、广西才子
宋教仁第二次当众挨打,系孙中山誉为“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的唐群英所为。唐群英,湖南衡山县人,其夫家与秋瑾的夫家有亲戚关系,因此,唐得以和秋瑾相识。1904年,寡居在娘家的唐群英听说秋瑾已去日本留学,便也乘船东渡。她是同盟会中第一个女会员。
作为一名女性,唐群英在进行革命活动时,将相当多的注意力放在争取妇女权益问题上。1912年2月,她联络湖南的女国民会、上海女子参政同志会等团体,先后五次向孙中山和临时参议院上书请求《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内订明“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的条款;4月,她发起成立了“女子参政同盟会”,并亲自起草了“实行男女权利平等”、“实行普及女子教育”、“实行一夫一妇制度”等十一条政纲。她还通过办报刊、演讲等宣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
同盟会是吸收女党员的,但是,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一则由于以英国宪政为榜样(当时英国妇女没有参政),二则由于不少男会员还存有封建思想残余,所以,在国民党新党章中,规定不接收女党员。
这一规定让唐群英不能接受。
挨
后世评论
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孙善豪曾经评论宋教仁对国民革命与中国近代的意义,其大略如下:
宋教仁首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目标在於鼓吹湖广新军的觉醒,间接促成了武昌起义。宋教仁曾提议革命的上中下三策:上策京师起义、中策长江起义、下策边疆起义。孙中山的十次革命,一般都属於下策中的边疆起义。黄花岗之役後,同盟会人心涣散。宋教仁与谭人凤等乃毅然在上海另起炉灶,独立执行中策,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以共进会与文学社为基础,在两湖新军间鼓吹革命,於是乃有武昌起义之成功。
民国成立後,宋教仁将同盟会与其他小党合并,成立国民党。当时孙中山主张同盟会仍然为地下革命组织,随时准备继续革命。宋教仁则主张将同盟会公开化,以堂堂政党之阵势、用光明正大之手段,藉选举取得政权。宋教仁路线不仅获得了同盟会多数之支持,并且继续与其他小党合并,终於组成国民党,而在国会大选中取得了多数。这个「国民党」,不同於一九二四年孙中山主导的联俄容共後的中国国民党,实乃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党。许多後来著名的民主人士如张东荪、沈钧儒、徐傅霖、罗文干、石志泉等,都是当时这个国民党的核心成员。
宋教仁对於内阁制的倡议与实践。袁世凯当上民国总统後,孙中山被选为国民党的理事长,旋赴东京,另组中华革命党。而主导国内国民党的宋教仁路线,则是在体制内,以内阁制来架空袁世凯。如果当时袁世凯能明察当代潮流、对帝制不抱期待,放手让宋教仁组阁,则中国华盛顿或民国「国父」之名,无疑非他莫属。而整个中华民国史,或就将此改写。不幸的是:宋教仁的内阁制主张,站在袁世凯的立场而言,是强人所难,直接牴触了袁世凯「一人天下」的期待,於是,被刺;开启了中国此後一连串政治、军事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