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客带我网赌赢了钱:大脑里的8个骗子

 大脑里的8个骗子

 作者：(澳)科迪莉亚·法恩

第1节：大脑里的８个骗子(1)
    
    谁在说慌？真实自我大揭秘！畅销全球，引起国内外读者强烈反响的前沿心理读物！

    （英国版本封面）（美国版本封面）（德国版本封面）（美国再版封面）

    ◇国际著名媒体强强推荐☆☆☆☆☆

    这是一本令人不安的书，语言幽默有趣，论述清晰……在看此书之前，您都不知道你的大脑可以这样在你的身边操控你。——HelenDunmore

    我认为，这是一种关于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想法的最有趣而奇妙的解读。

    ——AlexanderMcCallSmith

    这是一本实用的科普读物，向我们解释我们的大脑是如何在背后运作的。如果你还认为是你在控制着你的意识，那么请你再想想。

    ——GoodReading

    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大脑里的8个骗子》作为一本深具潜力的科普读物，完全可以与林尼?特拉斯的《吃?射?离》媲美。

    ——TheFlemington-KensingtonNews

    法恩是一个幽默的，智慧的，对现实有着自己独到认知的神经学家。

    ——TheTimes

    法恩以娱乐性的语调，成功完成了揭露我们的大脑在心理主控权这场战争的手段这项棘手任务，轻松幽默地揭示我们心中的偏见和歧视存在的根本原因。

    ——PsychologyToday

    ◇为什么最难战胜的人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的大脑在背后对你隐瞒欺骗！

    1 爱慕虚荣的大脑

    爱慕虚荣的大脑尽其所能地美化、夸大并吹捧我们。它不仅原谅我们的过失，甚至干脆将它们从记忆中淡出。爱慕虚荣的大脑不但让我们自认为高人一等，还误导我们以为自己所向无敌、刀枪不入且无所不能。

    2 情绪化的大脑

    情绪能以更为隐秘的方式，先发制人地影响我们对周遭事物的判断，让我们毫无招架之力。这是因为情绪不仅能影响我们的判断，它还会影响到我们的知觉。我们会因为自身爱恨或好恶所引发的情绪，影响到我们看待事物的态度。
3 不道德的大脑

    在成人所拥有的成熟的道德观底下，其实潜藏着偏颇与不公。我们对他人的处境漠不关心，对自己的处境却极为敏感。这使得我们都惯于以自我为中心，沉溺于自我夸大，却往往忽略他人，并因此创造出“我比你更优秀”的虽然错误却令自己愉快的假象。

    4 妄想的大脑

    我们对自己所抱持的信念往往出于盲目的忠诚。某个信念一旦在我们心中形成，不管它有多荒谬，都会受到最严密的保护，以免它受到修正和反驳。我们为自己所得出的假设积极寻找各种证据，或主动创造证据，并顽固地为之辩护。

    5 顽固的大脑

    大脑会不懂装懂，假装知道它不可能知道的事情。正因为大脑自以为无所不知，它甚至认为自己知道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事物。与此同时，大脑认定荒谬的永远是他人的观点，可笑的永远是他人的论证。于是，我们的顽固由此看来无可救药。相对而言，杀掉或俘虏某人比改变他的想法轻易多了。

    6 装神秘的大脑

    它比我们聪明，比我们快速，比我们更为有力，它甚至可以操控我们。它不请自来，主动接手为我们处理日常事务，并向我们隐瞒某些重要的讯息。这个它就是我们的无意识。当我们将许多事情委任无意识来代理时，却永远无法确知它是如何处理这些事情的。

    7 意志薄弱的大脑

    意志就像娇贵的大人物一般有诸多要求，它不可过度工作，它的四周只能充满欢乐，它还必须受到他人的喜爱和珍视。我们经常对这位娇贵名伶般的意志下达指令，但它只偶尔听命於我们。意志的自我控管机制令人捉摸不定，我们对此深感切肤之痛。

    8 充满偏见的大脑

    偏见是大脑里最固执的骗子，它可以漠不关心地认定某甲是坏蛋，某乙是笨蛋，并快速寻找出下一个是王八蛋。我们因此没有时间或动机，停下来反省自己是否以偏见来对待他人，并尝试矫正我们的错误倾向。我们永远相信自己的刻板印象准确无疑。
【本书重点】（编辑推荐）

    揭开大脑欺骗我们的八张面具，看清存在于我们观念当中的种种谬误

    这是一本通俗的心理学著作，行文并不像学科研究论文那么严谨。科迪莉亚?法恩博士立足于生活，以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为切入点，并配以经典案例以及最新科研成果加以说明，以诙谐轻松的语言来探讨我们的意识在形成的过程中。是如何被自己的欲望所扭曲，揪出存在于我们意识当中的种种谬误与假象，认识一个本真的自己。

    ※内容丰富：直指处处以我为先的八种心态

    直指大脑的八个弱点、维护自我的八种心态：贪慕虚荣、虚伪、情绪化、不道德、顽固、装神秘、意志薄弱、充满偏见。由此入手，分析这八种心态的存在是如何在我们的意识形成过程当中发挥作用，遮挡我们的视线，干扰我们的判断，阻止我们修正自己的偏见，并处处为我们寻找借口、保护错误的观念不遭受任何反对意见的挑战。提醒我们在看待世界时不要听任这八种心态的牵引，公正、公平地看待世界。

    ※通俗易懂：人人都能看得懂的心理学前沿著作

    将晦涩的心理学研究生活化，作者在论述难懂的心理学观点时，都配以浅显易懂的实验案例加以解释说明，论述严密，逻辑清晰，易于理解。

    ※引人注目：对自我潜内在的真实探讨

    潜意识里到底隐藏了一个怎样的自我，我们待人公正吗？事事考虑周全吗？心胸宽广，可以接受任何批评指正吗？是否对他人存有偏见？阅读本书是对自我的一个大挑战，过去的我们或许不曾意识到，为满足自己各种欲望，保证自己的权威不遭受任何挑战，维护自尊不受任何伤害，而处处贬低他人，不公正地对待他人与自己，来抬高我们自己。作者试图提醒我们，我们的内在是虚伪、情绪化、不道德的，带有偏见。是对过去完美自我印象的极大挑战。

    前言

    善骗的大脑

    你认为我们可以完全信任自己的大脑吗？你的大脑进行复杂的乘法运算时，常会犹疑不决。你的大脑为你寻找解答方案时，偶尔也会半途而废。但是，比起大脑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这些小缺陷实在不值一提。我们都很清楚，大脑——这个由亿万个脑细胞所构成的心灵引擎有多复杂和精巧。新闻媒体也时刻关注着这群神经细胞，并大力报道有关这个细胞团队的各种最新发现。
大多数人已经习惯了大脑的存在。但是（尤其当你捧着本书阅读时），你可能还在为你的大脑感到莫名的骄傲。毕竟，我们需要大脑揭露内心的想法和探索外在的世界。大脑向我们吐露它的思想、感受和决定。我们之所以能够认识万事万物，大脑可谓功不可没。此外，假如这世界上还存有值得我们完全信任的事物，那它必定是我们的大脑了。毕竟，还有谁比它更亲近我们呢？

    但事实上，我们那寡廉鲜耻的大脑，并不值得我们信赖：它惯于扭曲并隐瞒真相，惯于夸大，它傲慢、情绪化、不道德，还时时引诱我们作恶。它顽固倔强、深不可测，而且意志薄弱。此外，它还是个目光如豆的偏执狂。

    对于大脑的这些缺陷我们当然不可等闲视之。因为只有依据大脑中的那丛复杂的神经细胞指引，我们才得以看清自己和外在的世界。然而，正是因为这颗我行我素、不可信赖的大脑习惯于欺骗造假，使我们自以为聪明绝顶，其实却是非常懵懂糊涂。

     爱慕虚荣的大脑

     自创的美丽假象

    在英国的某家出版社委托我创作这本书的一个星期后，我发现自己怀上了第二个孩子。截稿日就订在预产期的前三天。我的丈夫是位天生的专案经理，这恰好让他有了用武之地，早早就为我拟定了一份工作进度表。但在我眼中，这份进度表丝毫未将写作历程的各种不可测因素考虑在内。它充其量不过是一张进度安排表，上头写着我必须在何时写出多少字来。而依照这份进度表，我每个周末都得工作，直到孩子出生那天为止。

    “依照这份进度表，我每个周末都得工作，直到小孩出生的那天。”我抗议道。“别忘了将你的年假也算进去。”我先生冷冷地回了一句。

    我认为他没有听懂我说的重点。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休假？”

    “休假？”我先生佯装研究起他手上的进度表。

    “依我看，你在完成书稿直到开始分娩，这期间还是有两天假期啊！”
刹那间，我似乎已经看到自己一边分娩一边趁着子宫收缩的空当，气喘吁吁地告诉助产护士，假如能够永远像现在这样有自我休整的时间，那将会多么美好。

    “那如果我做不到呢？”我问道。

    丈夫丢了一个“这真的一点都不难”的眼色给我。

    “你每个星期只要写这么多字就可以了，照这样做准没错。”他一边说一边对着手中的进度表指指点点。

    “他说得没错。”我告诉自己。我一定能够做到，即使怀孕也不会受影响。毕竟，照顾新生儿太容易，不需要事先拟定任何进度表。妊娠初期的不适和疲惫也很快就会过去。其他女人的软弱大脑也许会受妊娠荷尔蒙的控制，但我的大脑肯定不会如此不幸。同时，我的肚子必定不会太大，能让我安稳地坐到电脑前写作。而我肚子里的小孩也绝对、必定且毫无疑问不会不识相地提早来到人间。所以，我一定能顺利完稿。

    随后我做了一件很愚蠢的事。我开始着手为本章的主题（爱慕虚荣的大脑）做准备。爱慕虚荣的大脑尽其所能地美化、夸大并吹捧我们。它不仅原谅我们的过失，甚至干脆将它们从我们的记忆中淡出。爱慕虚荣的大脑不但让我们自认为高人一等，还误导我们以为自己所向无敌、刀枪不入且无所不能。我们的大脑极其虚荣，甚至让我们自恋到连出现在自己名字里的字母，不论怎么看都觉得比其他字母更可爱。

    我压根就不知道我的大脑如此贪慕虚荣，但更糟的还在后头。我意识到这些正面假象的重要性：它让我们得以抬头挺胸、昂首阔步且威风八面。若没有这么一丝假想的乐观，我们的免疫系统将对是否应该继续努力维持自己的生命产生质疑。而更不可思议的是，爱慕虚荣的大脑偶尔还可以弄假成真。我们从爱慕虚荣的大脑身上获得有如母爱般的支持，因此会无视自己的缺点并忽略潜在的障碍。

    我要我的虚荣大脑来帮忙。马上就要！

    很幸运，我终究还是想出办法，得以保持乐观的心态，并在小孩出生的前几天将书稿完成了。但没想到3个月后，我的经纪人通知我，出版社对本书非常感兴趣，希望我再多写100页（我先生无法决定是先开香槟大肆庆祝，还是先重新编排进度表）。
这下事情可就棘手了。为了照顾新生儿，我仅仅为了拟定购物清单就需花上一整天的时间。不过，感谢老天，我那假想的乐观再度取胜，让我得以撇下所有让人气馁的念头，不顾眼前的任何阻碍，再度开始奋笔疾书。这本书的出版证明这个策略对我的确管用，但是，现在我要向你揭穿这些活脱脱地夺走你的幸福、健康和成就的幻象了。

    拒绝接受不堪承受的想法

    我们只能通过大脑来认识自己和外在的世界。哲学家对此甚为担忧，但大部分人并不认为这有何不妥。弗洛伊德曾倡导自我“拒绝接受不堪承受的想法”。自此之后，实验心理学家纷纷致力于揭发大脑背后的秘密，并把这作为他们的毕生志愿。

    我们先从几个基本现象谈起：我们经常会虚怀若谷却又勉强地表示，自己比一般人更有道德、更为勤奋而且驾驶技术更好（即使是刚发生车祸，并被送进医院的司机也这么认为）。换句话说，没有人会认为自己是逊色于他人的。从统计学的角度看来，这是绝不可能的。而如果我们所选取的样本是一堆爱慕虚荣的大脑，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种结果当然无可厚非。

    首先，大脑会尽可能选取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方式诠释问题。假如我被问及驾驶技术如何，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我的驾驶技术高于平均水准。事实上，在时速一公里以上时，我的驾驶技术的确无懈可击，但一旦低于这个时速，车身上的烤漆随时都有被刮伤的可能。光是修理擦碰障碍物后留下的刮痕，我就要花上一大笔钱。有时我甚至会想干脆用防撞泡沫将整部车子裹起来算了。相比之下，我母亲倒车靠停技术之精确神速，可真是令人惊叹不已。但她却时常在路口与前头那辆“早就应该起步”的车子追尾。当然，我母亲同样自认为她拥有平均水平之上的驾驶水准。现在不难看出为何我们敢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的驾驶技术并不比一般人差了吧？倘若欠缺明确的标准，我们便会以最切合自己能力的方式来诠释问题。
 我们也不需担心自己欠缺某方面的能力，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大脑会干脆忽略这些能力的重要性。就像无法分辨音准的音乐白痴一样，我是个完全不会素描的画画白痴。但我并不在意，因为对我的大脑来说，素描并非我必须具备的技能。我可以了解素描对艺术家的重要性，但这个重要性跟柔身舞者必须能够将双腿扳到头部后面的重要性一样：对以此为业的一小部分人来说，这是不可或缺的基本要求，但对其他人来说，这不过是引人注目的花招罢了。除此之外，大脑还有一项保证能提高自信的方法：我们都坚信自己的缺点是普遍存在的，是人性中不可避免的缺陷，我们自己的长处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稀世珍宝。

    这些想法表明，爱慕虚荣的大脑纵容我们的妄自尊大，它总会为我们找到自我辩护的各种借口。大脑的另一个用来保护自我的策略，是以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方式追究成功或失败的原因。

    也就是说，我们惯于假想成功皆源自自身的优势，而将失败归咎于运气不好或他人的阻挠。透过心理学测验，我们即可轻易地观察到这种虚荣心理的作用。

    在某个实验里，当研究人员随机地告知某些受试者：“他们在某个测验——例如，猜谜游戏中表现突出。”受试者都会认为这些都是自己的功劳，被随机告知表现欠佳的受试者，则会将责任归咎于他人。当挫折足以对自我构成重大打击时，大脑的自利倾向尤为明显。在另一个实验里，被告知猜谜游戏可以测试出智力水平的受试者自利的表现比被告知游戏与智商无关的受试者更为明显。换句话说，潜在的威胁越严重，爱慕虚荣的大脑就越发自利。更讽刺的是，我们都认为他人比自己更容易受到自利心的影响。（请将这一点牢牢记在心里。）

    因此，如果好心的心理学家刻意不把导致成功或失败的原因解释清楚，那么爱慕虚荣的大脑即会立刻袒护自我。不过，大脑并非完全不受事实的约束。不论如何勉为其难地为自己连餐厅账单都会算错作辩解，我也绝不会自诩为数学天才。如果我们无法通过事实这面镜子看清楚自己的丑陋面容，也就无法保持冷静和理智。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有谁愿意正视自己的缺点？我们刚刚已经见识过爱慕虚荣的大脑，是如何极尽所能地奉承我们自己的了。现在，我们应该深入探讨，揭发它的诡计。因为爱慕虚荣的大脑还能通过唤起潜藏在记忆和推理中的偏见，选择性地评判或编造种种有关自己或外在世界的事实，为我们创造出一个更为柔和、宽容、乐观但虚幻的世界。

    反溯悲观

    对我们的自尊心来说，挫折也许是最可怕的敌人。这也正是爱慕虚荣的大脑必须竭尽心力杜绝挫折的原因。当我们遭遇挫折时，大可做个事后诸葛亮，告诉自己其实从一开始，形势就不利于自己，才会使得成功难于登天。研究人员发现，乐观的受试者尤其擅于利用这个名为“反溯悲观”的策略，好让挫败的结果变得容易接受。

    所谓的“自我设障者”，则以不同的方式运用自利的偏见。一旦自我设障心理发挥效用，爱慕虚荣的大脑即会编造出无伤害性的借口保护我们的自我。比方说，如果我们以事先没作充分准备为由，解释为何自己的智力测验成绩不如预期，就不会破坏我们对自己的智商和能力所抱持的华而不实的印象。同时，自我设障还能渲染成功所带来的喜悦，为我们的自我创造双赢的局面。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许多借口（例如服用药物、身体不适和心情低落等）来保护我们的自我不受挫折的影响。

    在某个实验里，研究人员测试了一群患有考试焦虑症的学生。研究人员指出，这些受试者的大脑只要一有机会即会以焦虑为由，为自己在测验里的拙劣表现辩护。研究人员指示受试者参与某个分为两个阶段的智力测验，并告知受试者测验的目的在于评量他们的智力。研究人员要在中场休息时调查受试者在测验中的焦虑程度，以及他们在作答时的努力程度。但在调查开始之前，研究人员针对某些受试者，排除了他们可能用来自我设障的借口。研究人员告诉这些受试者，这个测验的特别之处，在于受试者的成绩并不会受到焦虑的干扰，并且不论受试者如何紧张，测试成绩都能精确地反映出他们的智力水平。
这个实验的设计真是巧妙。如果受试者仅仅如实地报告他的焦虑程度，没有任何自利的意图，那么他们的焦虑程度在测试中不会有任何波动。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受试者所报告的焦虑程度应该前后一致。但是，假如受试者企图以焦虑为借口来保护他们的自信，他们是否会认为焦虑可以为不佳的测验成绩提供合理的解释呢？

    倘若受试者认为紧张会对成绩造成负面影响，那么他们会倾向于高估自己的焦虑程度，以便为将来可能出现的挫折准备好借口，以此保护他们的自信。这正是研究人员所观察到的：只有认为自己能以不具威胁性的焦虑为借口，来为不佳的测验成绩提供辩护的受试者，才会夸大他们的焦虑程度，那些明白自己不能以焦虑为由推卸责任的受试者，则干脆放弃这个拙劣的借口。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受试者完全放弃替自己辩护，他们反而宣称自己在测试中并未尽全力，以此作为自我设障的借口。

    相关的研究指出，即使我们的大脑在遭遇挫折的当下愿意面对挫败，但几天之后，它就会忘却这些见不得人的解释。在某个实验里，研究人员指示男性大学生进行一项作业，以测量他们的“手部灵敏性与协调性”。（“你瞧，我的手既灵敏又协调！”）在这种情况下，自尊促使大家难免想要趁机表现一番。当受试者完成这项作业后，研究人员随机告诉某些受试者，他们的手有如指挥家一般灵巧，其他受试者则被告知他们的手比误闯瓷器店的公牛还要鲁莽笨拙。研究人员分别在实验结束时以及几天后，请受试者解释自己在作业里的表现。实验结束几天后才接受访谈的受试者，由于他们的大脑拥有更多时间可以编辑相关的记忆，因而比起测试结束后立刻接受访谈的受试者，他们的解释存在明显的利己倾向。

    选择性记忆

    记忆是自尊最珍贵的盟友之一。我们通常对有利于自己的事物经久不忘，对于不利于己的事物却漫不经心。假设我们参加了某项人格测验，测验的结果显示我们具有某些特定的行为倾向，那么我们会偏向于记住负面行为多一些，例如“你喜欢取笑他人的长相”和“你经常欺骗父母”；还是正面行为多一些，比如“你乐于协助邻居”和“你能够保守秘密”？我们也许会认为，由于出乎意料的负面行为与原有的正面的自我印象大相径庭，因而负面行为将较易记住。但研究人员得到的测试结果并非如此。相反地，正面的自我印象仍然深深地烙印在受试者的记忆之中。这是因为受试者的大脑在忙着记忆正面行为之余，根本拒绝分配同样多的脑力来记忆负面行为。由此看来，测试出的负面信息想要进入记忆之门，简直难于登天。
 记忆不只过滤输入大脑的信息，它还控制了大脑输出的信息。大脑有一个庞大的个人事件资料库，其中的内容牵涉到我们对自我的认同和认识，心理学家则发现我们的自我概念时刻都在变化。如果现有的自我概念不符合我们的需要，那么我们的大脑会另外寻找合适的替代者。记忆则扮演起助理的角色，在我们的个人事件资料库里，搜寻适合当下情境的个人回忆。

    普林斯顿大学的两位研究人员，尝试借助颇具吸引力的全新自我概念来触动受试者的大脑，以观察自我概念的变化过程。这两位研究人员指示参加实验的学生在两篇虚构的科学论文中择其一阅读。第一篇论文宣称外向的个性有助于学习，第二篇论文认为内向学生的学业成就更高。阅读这两篇论文的受试者人数相当，猜猜实验的结果如何？我们拥有一颗爱慕虚荣的大脑，而且是一颗在普林斯顿大学上课的大脑。然后，某人对我们展示一个闪闪发亮、魅力四射的自我概念，并告诉我们拥有这种个性是通向成功的捷径。这种个性也许与我们并不相称，但只要稍加调整，就可以让它看来与我们十分般配，我们何乐而不为？实验的结果显示，不论受试者认为哪种个性是成功的关键，他们总会倾向于认同自己恰好具备那种个性。

    换言之，爱慕虚荣的大脑和记忆携手合作，进而滋生出最引以为豪的自我概念。当我们被告知，外向活泼的人多半比害羞内敛的人容易成功时，大脑即刻搜索我们擅于经营人际关系的记忆片断，并且轻松迅速地在意识里将其唤起。正如我们之前所见，记忆也在前门把关。当我们已被告知某种个性对我们迈向成功之途有帮助后，我们只需获得一点他人的认同，即可搜寻出更多的回忆，证明自己的确拥有这种杰出人格。

    是律师而非法官

    推理能力是爱慕虚荣的大脑另一个有力的拥护者。这听来有点荒谬。推理能力不是指引我们向真理迈进的指南针吗？它怎么反倒让我们远离真理呢？表面看来确实如此，尤其是当我们的自尊遭受伤害时。事实上，如果我们试图在推理能力保护我们的自尊免受伤害时替它作辩护，也只能承认它至少不会无中生有。
  然而，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的推理能力像是尽职尽责的律师，它只专注于寻找对客户有利的证据，而不是像严正的法官一样致力于理清事件的真相。

    正如我们所见到的，记忆就像过度热心的助理，擅于隐藏甚至销毁不可公之于众的秘密档案。而我们的推理能力也只是在这些负面档案基本销毁后，才有胆量回顾我们的记忆片断。

    身为律师的推理能力，对任何有利于它最重要的顾客（我们的自我）的证据全盘接收，记忆则担任助理，被差遣去搜寻更多有利的证据。但任何对自我构成威胁的证据，反而必须经过最为严苛的质询。它们的正确性、有效性和可信度等，在我们的心理法庭上都要一一受到审查质问。推理能力就这样迅速而漂亮地赢得了官司。我们也许会认为正义和真理终将得以伸张，却刻意忽略了我们的推理能力其实是心理法庭上的律师。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推理能力高明的手腕。假设根据某个未经证实的传闻，我们拥有的某些特质对我们的事业生涯将会带来不良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声誉受到威胁，而推理律师的职责就是保护我们免受传闻的伤害。某个研究再现了类似上述的情境，并证明在推理律师看来，顾客永远是对的。

    在这个研究里，一些大学生志愿者要参加一个实验，实验的主题涉及成功地从事法律、医药和商业等专业领域所须具备的条件。研究人员首先安排受试者阅读虚构的人物描述。描述中的人物在研究所的表现参差不齐，且各自拥有不同的成长背景——例如，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或老幺、信仰天主教或基督教，以及母亲是职业妇女或家庭主妇等。

    假设某位立志成为医生的受试者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幺，信仰天主教，而且母亲是家庭主妇，她所阅读的人物描述恰好与一位成功的医生有关：这位医生信仰天主教，排行老大，而且母亲是职业妇女。

    那么，这位受试者是否会认为这位医生的成长背景里与她相同的部分，正是促使这位医生走向成功的关键因素，而这位医生的成长背景中与她不同的部分则无关紧要？实验的结果显示受试者的反应正是如此。在我们的假设问题里，这位受试者会认为信仰天主教是那位医生成功的关键，而其他两个因素则可以忽略。但是，假如受试者被告知那位医生其实并不成功，那么信仰天主教这个因素转眼间就会变得与成功毫无瓜葛（信仰与成就之间能有什么关系？），而此时在家中的排行以及母亲的工作形态，也即受试者与医生不同的成长背景，突然又会变作成功的关键。由此可见，推理律师倾向于根据唾手可得的资料，编造出一套最讨自我欢心且符合自我利益的说法。
推理的次要步骤是运用证据。好的律师总能在证据不利于我们时，找出隐藏在证据里的破绽。在某个实验中，研究人员指示高中学生进行一项智力测验。研究人员告知某些学生他们的测验成绩良好，但其他学生被告知他们的表现不佳。所有的学生随后必须阅读一些文章，文章描述的是科学家针对智力测验的有效性所提出的正反意见。虽然受试者所接收的资讯大致相同，但比起自认表现杰出的学生来，自尊心受到负面回馈威胁的学生，倾向于认为智力测验并非精确衡量智力的最佳工具。

    这是不是因为这些学生的记忆，决定隐藏支持智力测验的档案所致？事实恰好相反。比起其他学生来，自尊心受到威胁的学生反而能够记住更多支持智力测验的论证。这个现象乍看之下可能令人迷惑，但只要想想那位替爱慕虚荣的大脑辩护的推理律师，必须耗费多少心血才能驳倒这些论证，我们就能明白缘由了。越是努力盘问证人，我们就越能清楚地记得他的证词，即使根本不相信从他嘴里说出来的任何一个字。

    整体看来，我们似乎不在意胡乱的推理。但只要我们的动机稍受威胁，我们便会以最严苛的方法论来审视证据。大脑里聪明的律师，也擅于寻找证人来支持我们。还记得受试者被告知个性与成就相关的实验吗？我们的大脑不仅会误导我们的回忆，让我们自以为具备能带来成功的个性，甚至还会鼓励我们多花点时间，与认同我们的确拥有这种个性的人相处。

    动机取向的自尊

    当了解到自尊心会因为大脑的袒护而偏离现实时，我们多少会感到不安。但由于受到保护而与现实隔离的不只是我们的自尊心，毕竟，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现实命运无情的考验。因此爱慕虚荣的大脑只好制造出更多类似的策略，好让我们对未来抱有不切实际的乐观幻想。

    我们不但相信自己比一般人优越，而且对自己的人生抱持侥幸之心。我们以严苛的标准来审视所有对自尊构成威胁的事实，也以同样严格的标准来检验所有对我们的信念构成挑战的证据。比方说，我们的大脑通常不愿把任何危及健康形象的医药资讯当一回事。我公公的生活形态就足以让每个心脏科医生无奈苦笑。根据所有吸烟等同于肺癌或死亡的研究结果，我公公应该英年早逝。我们可以想象他是以何种激动得差点喘不过气来的态度驳斥这些研究。但对于正如己意的科学发现，我公公则密切关注。举例来说，他从未忘记提醒我少喝点水，多喝点红酒。在某个研究“动机取向怀疑论”的实验里，受试者必须阅读一篇有关摄取大量咖啡对女性（但不包括男性）健康有害的文章。不论男女，偶尔喝咖啡或不喝咖啡的人，都认为这篇文章颇具说服力。摄取大量咖啡的男性也认为这篇文章很有说服力。你能猜出哪群人对这篇文章不以为然吗？
 即便健康的警讯真真切切地摆在爱慕虚荣的大脑眼前，它也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事实。在另一个类似的研究自我保护机制的实验里，研究人员向自愿参加实验的受试者描述某种虚构的疾病——乙醯化硫胺素（ThioamineAcetylase，简称TAA）匮乏症。

    研究人员首先向受试者表示TAA匮乏症患者较易患各种胰脏疾病。受试者随后分别进入互相隔离的检验室里，用试纸采取唾液样本，以检查自己是否罹患这种疾病。某些受试者在进入检验室前被告知，如果他们的TAA值在正常的范围内，那么试纸会保持原来的黄色——他们是幸运的受试者。其他的受试者则被告知，如果他们的TAA值一切正常，那么试纸将会由黄变绿——他们是不幸的受试者。然而，这个实验所采用的试纸其实只是普通的黄纸，不论多少唾液都不能让它们由黄变绿。

    那些未能通过检验的不幸受试者，毅然乐观地面对TAA匮乏症的风险。和通过检验的受试者相比，他们倾向于低估TAA匮乏症和胰脏疾病的严重性，并且高估两者的普遍存在性。同时，这些受试者也倾向于贬低这项检验的精确度。

    另外，这些未能通过检验的受试者在检验室里的所作所为，显示出了他们严重的防御心理。受试者在检验室里采取唾液样本的一举一动，其实都在研究人员的掌握之中。受试者在进入检验室前皆被告知，试纸应在10秒到60秒之内变色，但通常会在20秒时变色完毕。

    研究人员指示受试者在完成采样后，必须立刻将试纸放入信封内。但与其他受试者相比，未能通过检验的受试者足足多用了30秒的时间来等待试纸变色。大部分未能通过检验的受试者更是千方百计，企图让手里那片顽固的试纸加速变色：某些受试者多唾了几口唾沫，其他受试者则更换了几张试纸，还有受试者干脆用舌头舔起试纸来了。试纸被抖来抖去、吹来吹去、擦来擦去，甚至浸泡在口水里。不幸的受试者不愿面对检验的结果，只能一试再试，期待情况终能有所改变。
 爱慕虚荣的大脑甚至会为了让医疗诊断的结果变得易于接受，而驱使我们无意识地进行操弄。为了观察这种现象，研究人员指示受试者在运动前后，将手臂浸泡在冰水里，直到忍受不住为止。研究人员告知某些受试者如果能在运动后，把手臂浸泡在冰水里更久一点的话，就意味着他们将更长寿，而其他受试者则被告知相反的说法。

    实验的结果显示，受试者在运动结束之后，皆根据他们被告知的长寿征候，改变了自己对冰水的容忍度，尽管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个改变。改变对冰水的容忍度当然不会影响我们的实际寿命，但这对爱慕虚荣的脑子来说并不重要。

    最近我发现了一个名为“死亡之钟”的网站，访客只要回答几个问题，网站就能估算出你大致的死亡日期（好奇的读者，请参考下列网址：www.deathclock.com）。根据这个网站的计算，我的大限之日是公元2054年的5月10日（星期日），享年79岁。“79岁还不够老吧！”我这么想着，立即为自己多添了10年寿命，理由是我早就戒了香肠这种一定、绝对、必然折寿的食物。即使明知通过精算得出的大限之日在何日，我们仍然乐观地高估自己能比所显示的统计数字多活10年。

    的确，每当面对未来时，我们总是特意戴上玫瑰色的眼镜向前看。有谁会在自己的结婚典礼上暗想“我只有50%的几率与另一半白头偕老”？大部分观礼者可能会有这种念头，但新郎和新娘绝对不会这么想。

    还记得那位试图解释为何自己可能在医学院里表现优异的天主教学生吗？在同一个实验里，研究人员发现我们也会以类似的自利说法，引导自己相信即将享有美满幸福的婚姻生活。

    虚假的控制感

    我们的自欺倾向，不只使得我们不愿考虑眼前的难题，更导致我们对未来的控制欲膨胀。举例来说，在某个实验里，研究人员指示受试者尝试按下某个灯的按钮。受试者被告知这个按钮可以用来控制灯的开关。

    事实上，灯的开关完全是随机的，而且与受试者的动作毫无关联。尽管受试者实际上并没有控制权，他们的感知却颇为不同。受试者产生控制灯光的幻觉，并且对研究人员表示他们能够控制灯的开关。而且当电灯开启的次数越频繁时，受试者也就越容易认为自己在控制灯。可见，我们对事物的结果越感到满意，就越容易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功劳。
 当我们只需稍作努力就可渡过难关时，我们也更容易屈服在虚假的控制感下。因此，相较于吃饱喝足的受试者，饥饿的受试者会更加乐观地相信，自己可以在一叠纸牌里抽中王牌，并且得到作为奖品的可口汉堡。

    同时，我们还会在非常时刻采用不寻常的手段。在我们家老二出生后的头几个月里，我深信唯有我才有办法让他在最短的时间内乖乖入睡。

    某个下午我正好瞧见丈夫试着哄我们家老二入睡。“不，不是这样的！你得让他坐在你的腿上，背靠着你的左胸，一边哼安眠曲，一边用你右手的拇指抚摸他的额头，只有这样他才能睡着。”我对丈夫说。

    “难怪你得花上那么长的时间才能哄他入睡！”丈夫用同情的口吻嘲讽我，并自以为是地解释说：“因为他喜欢被抱着轻轻地上下摇动，并且在摇篮和窗户间走来走去。你离开房间时可以顺手调整一下百叶窗吗？它一定要往上拉起来离窗台10厘米才行。”

    对家有新生儿的父母来说，抱着对事物拥有充分控制权的幻觉也许是他们唯一能够实现的希望。

    一厢情愿的欲望

    我们对未来的乐观幻觉，不只表现在高估自己的能力和前景上。我们也深信胜利将永远属于自己支持的政党或球队。随机地询问一群人他们“认为”谁将赢得选举，然后根据他们的“希望”，将他们分成两组（共和党员或民主党员）。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观察到一个奇怪而有趣的现象。比起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民众，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的民众倾向于认为共和党候选人将会赢得选举，反之亦然。同时，越热情的支持者，越容易高估他们所支持的候选人赢得选举的几率。

    这种无止息的希望源自何处？我想，擅于隐瞒并扭曲不受欢迎信息的推理能力，必定在此贡献良多。但是，即使正确的预测能为我们赢得大把钞票（这应该足以抵消任何不切实际的倾向），我们仍然无法摆脱过分乐观而不切实际的期待。在运动赌盘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球迷们砸下大把血汗钱，以实际行动表达他们对某些球队的支持，但他们的判断照样受他们的欲望所影响。根据另一个不确定的解释，我们的过度乐观也许是物以类聚的结果：假如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是民主党员，那么在我们看来民主党赢得选举的几率，或许就会比实际高出许多。不但如此，即使有最新民意调查的结果可供参考，我们仍然甩不掉这种一厢情愿的欲望效应的影响。
我们之所以相信美梦终能成真，是因为我们都渴望美梦终能成真。某个以欲望为研究主题的实验证实了上述现象。在这个实验里，研究人员随机地将一群大学生分成两个队，并指示他们比赛投掷飞镖。比赛开始时，每个队各派一人上场同时投掷飞镖，其余的人则在一旁记下他们对于哪一方投掷飞镖最接近靶心的预测。每个队随后再各派一人上场，其他人接着记下他们的预测。直到所有人皆投掷过飞镖后，比赛即宣告结束。

    虽然这两个队的组合方式完全随机，但各队队员之间还是滋生出同袍之心。当被问起时，这些学生明确表示希望自己的队伍能够获胜。同时，他们也都认为自己的队打败对手的几率较高。换言之，这些学生的欲望与他们的预测一致。而且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认为他们期待自己所属队获胜的渴望，并不会影响到他们的预测。但是，除了希望自己站在胜利一方之外，哪还有什么因素会影响这些学生的预测？研究人员仔细审视这个实验的结果后发现，学生期待获胜的渴望愈大，他们对最后赢取胜利的信念也愈坚定。这样看来，希望的确永远源于渴望。

    社会心理学家与大脑

    我们必须在本章结束之前谨记两件事：首先，绝对不要相信社会心理学家；再者，绝对不要相信我们的大脑。这两者皆善于操控我们对现实世界的知觉，并引诱我们误入虚荣的陷阱。（比起我们的大脑来，我们也许更应当留意社会心理学家，因为他们不只让我们难堪，还会将我们的种种糗事公诸于世，以供他人娱乐。）但千万不要因此责怪爱慕虚荣的大脑令我们脱离事实，蒙骗自己。事实上，有些人相当现实：他们拥有较为客观中肯的自我认识，能比较公正地承担成败的责任，对未来的预测也相对准确。这些人的存在表明了自我意识的危险性。他们就是临床上的忧郁症患者。

    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和他的同事们，在忧郁症患者身上发现了某种特别的悲观态度。悲观的人倾向于将失败归咎于自己（“我既愚蠢又无能”），并且认为挫折的阴影将跟随自己一辈子，影响自己往后所做的每一件事。比起快乐而自利的人面对挫折的态度，这种人的想法截然相反。
悲观的心态会对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之前所提到的死亡之钟网站，只考虑到四个缩减寿命的因素：你是男性吗？你吸烟吗？你过胖吗？你悲观吗？我们想必会大吃一惊，个性怎么会与性别、吸烟以及肥胖同列减寿四大要害之一？相关的研究显示，事实的确如此。在某个以人生观对寿命的影响为研究主题的实验里，研究人员分析70年前几位北美修女正式成为修女前所写的简短自传，并在字里行间寻找蛛丝马迹，计算这些修女在她们的自传里表达正面情绪的频率。我们可把算出的频率称为“玛丽亚参数”。研究人员将每位修女的“玛丽亚参数”与她的寿命进行对比，统计结果显示，自传内容越乐观的修女，寿命亦更长。事实上，比起忧郁的修女来，乐观的修女平均可多活10年。

    当我们被狗咬或跌进水沟时，玛丽亚式的人生观也许是不错的安抚剂。如果我们能在遭遇困难时想想玫瑰花瓣上的露珠或小猫嘴上的胡须，那么多少可以减缓悲伤对心血管的危害。

    乐观的人在心理上心性开朗，在生理上他们的免疫系统也几乎百毒不侵。乐观的人较少就医，得癌症之后存活率更高，心脏疾病复发率低，而且不易英年早逝。对极度悲观者而言，要培养乐观的人生态度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却绝对值得一试。

    虽然与残酷的现实世界保持一点距离，似乎对我们的身心健康颇有助益，但我们果真不需为此付出代价吗？毕竟，盲目的乐观主义有时会误导我们偏离正轨。当我们放纵自己的自利欲求，将自己的过错全数推给他人时，总有一天我们又会故伎重演。在某个实验里，研究人员指示大学生受试者预测他们何时可完成指派的作业，实验的结果完全证实了上述现象。同我们一样，这些学生也严重低估了完成作业所需的时间。即使研究人员请这些学生反思自己为何不能及时完成作业，也无法改变他们自以为是的心态。这些学生根本不觉得未能及时完成作业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之所以不能及时完成作业，全是某些怪异且几乎不会再次发生的意外所致。
我们对这种名为“计划谬误”的现象应该相当熟悉。想想看我们是否经常在周末前将工作打包带回家，却又在周末过后原封不动地带回办公室。再想想看，不论政府官员和工程人员的规划如何详尽，我们的公共建设总是延宕多年，似乎永远没有完成的一天。

    虽说时间不只是金钱，但我们也得为爱慕虚荣的大脑所玩的花招付出代价。赚进大笔钞票的赌场和庄家，应该好好感谢引诱赌徒一厢情愿下注的欲望效应。假如我们恰好依靠自己预测未来的能力养家糊口，那么我们可能负担不起昂贵的虚幻控制感。在某个实验里，研究人员找来100位投资银行的交易员，请他们参加金融市场版的“按按钮开开灯”电脑模拟游戏。但在这个游戏里，交易员必须尝试提高某个指数的数值。游戏结束后，交易员必须填写一份问卷，让研究人员评估他们自认对这个指数的控制程度。有趣的是，统计的结果显示，越是在游戏里对自己操控指数的能力感到自豪的交易员，在真实世界里的投资回报率越低。根据研究人员的分析，比起在虚幻控制感量表上得分不高的交易员，得分较高的交易员每年大约少赚10万美金。

    现实之窗

    不切实际的期待和不肯认错的态度，终会让我们无可避免地走向歧途，但是我们的大脑却自有对策。当我们面对不同的选择，平心静气地思索未来时，我们会以十分接近现实世界的角度来看待自己和外在世界。被要求仔细思考将来决定的受试者（比如说决定到某处度假或决定和某人分手），比起其他没有被如此要求因而未作思考的受试者，较不会夸大自己的能力，较易于冷静思考，对人生的风险较为敏感，而且不会自认为无所不能。也许就是由于这扇“现实之窗”的缘故，我们才得以避免自己的抱负变得过于虚幻，并防止我们的努力与现实目标背道而驰。

    不过，一旦我们做出决定，这扇现实之窗便会立刻关上，而且比之前更难开启。当试验人员指示受试者反思他们过去的决定时，这些受试者往往比平常更加看好自己和未来。同时，爱慕虚荣的大脑在我们决定将计划付诸实践时，似乎的确有需要随即加快脚步勇往直前。自大的大脑无耻而毫不谦虚的态度——例如“当然！我绝对做得到！如果我失败了，那一定是别人的错……”就像一张弹簧垫，为我们提供向上提升的动力，并保护我们在跌倒时免于摔伤。
爱慕虚荣的大脑使出浑身解数，让我们在追寻梦想之余，还能防止自尊心受到创伤。预先以不伤害他人的理由解释潜在失败的人，还可从他们所使用的自我设障策略上得到其他好处。自我设障者往往可以毫无顾忌地尝试任何事物，因为他们早已事先将脆弱的自尊心与潜在的失败隔离开来，并且明白无论遭遇多少挫折，他们都能找到充分的理由为自己开脱。在某个实验中，研究人员指示有自我设障倾向的受试者参加弹子机游戏，并刻意让受试者在游戏开始前进行自我设障以便保护他们的自尊心。研究人员通过让受试者自由决定练习时间的长短，来观察受试者如何以减少练习时间来自我设障，并在被告知表现不佳的情况下，还能为自己留下足够的心理空间享受游戏的乐趣，直至游戏结束。

    我们失意时用来保护自尊心的各种借口，在学校里也有用武之地。如果我们鼓励学生将阅读或数学成绩不佳的过错，归咎于不够努力而非资质愚钝，学生的毅力和成就将会有明显的改善。说服自己相信明天太阳依旧会升起，今天的挫折与自己的能力并无关联，也可以提升我们的勇气，并协助我们实现理想。在某个研究“自我实现预言”的实验里，研究人员使那些对自己的成绩感到忧心的大学新生相信，他们的成绩在第一个学期之后自然会进步。实验的结果显示，比起同样担心自己的成绩但并未受到激励的学生，这些学生的成绩在一星期或一年后，果真有所改善，同时，这些学生的辍学几率也相对较低。

    我们必须感谢我们的大脑，它随时随地都在小心翼翼地夸大事实。如果没有了爱慕虚荣的大脑，我们还会愿意每天醒来面对现实的世界吗？最后，我们也得感谢我们的大脑，为了让生命显得容易承受，而编造出无数善意的谎言。根据心理学家派兹克林斯基提出的“恐惧管理理论”，适度虚荣的大脑是“用来控制恐惧感的保护机制。这种恐惧感源自于我们对某种可怕的可能性的警觉；而根据这个可能性，人类只是在没有意义的宇宙里苟延残喘的生物，最终的命运就是死亡和腐朽。”我相信，如果我们只需要一点正面积极的错觉，就能忽略自己的存在是否果真轻如鸿毛这个难题，那么我们可真得感谢爱慕虚荣的大脑。
不过，请让我们在结束本章之前，指出一个令人欣慰的事实：虽然从整体宇宙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存在不比鸿毛重，但至少我们的驾驶技术还是比他人好许多。

     情绪化的大脑

     蛋糕上肮脏的手指

    我的大儿子正在嚎啕大哭，他一边啜泣一边颤抖着身体。我预感到事情即将恶化。不出所料，没过多久儿子就索性倒在地上往前趴着，用额头抵着地毯。我手里紧紧握着的一个物件，夺去了我儿子的所有欢乐。儿子对此别无选择，只能泪眼汪汪。

    我是否应该将手里为儿子带来快乐的东西递给他，并因此永远毁掉他的人格？

    我痛苦地挣扎着，最后还是成功地打消了这个念头。我手里握着的是一支原子笔。

    其实，我非常了解儿子被夺走原子笔的心情。我先生在家制定了一套文具摆设的规定，指定了三处放置原子笔的固定地点：月历上，电话旁和旅行袋里。根据这套规定，这些原子笔只有在用来做工作计划，记下电话留言，以及填写旅行文件时，才能离开原位。我先生相当认真地执行这套规定，所有用来做其他事情的原子笔一旦被他发现，必会全部归回原位。

    手里的笔硬生生被抽走的感觉虽不愉快，但我的失落感似乎没有儿子的强烈。为此，我必须感谢我的前额叶皮质（PrefrontalCortex）。

    前额叶皮质在我们刚出生时只是一小团脑细胞，它得花上足足20年或更久的时间才能发育成熟。前额叶皮质的功能之一，是管理源自不完全成熟的大脑区域的情绪反应，这也是为什么它如此重要的原因。

    当我还在攻读博士时，我的研究对象是一位在车祸中损及部分前额叶皮质区的脑伤患者。这位患者有点小小的情绪障碍（他习惯用钝物协助自己同他人辩论），所以为了其他人的安全起见，必须将他转移到重度防护精神病医院里疗养。很不幸，我在与这位患者见面前阅读了他的病历，并因此对我们的会面感到非常紧张。更不幸的是，我只要一紧张，手心就会不停地冒汗。当我和那位患者初次见面握手时，他迅速地将手缩了回去，脸上一副恶心反胃的模样，毫不掩饰地就在裤子上擦拭了起来。
“天啊！就像和鱼握手一样！”他向我那位正在一旁看得津津有味的指导教授说道。

    我相信，如果这位患者的前额叶皮质完好无缺，他肯定不会如此直率。

    控制情绪还是被情绪控制

    与幼童或脑伤患者相比，正常成人对情绪的控制力相对较强。但是，我们也不可小觑情绪对我们的影响。乍看之下，我们面对问题所做出的应对决策以及对周遭的人和事所做出的评断，都是依靠人类独有的理性。但是，相关研究却显示通常情绪才是真正的控制者。从感知外在世界这个看似无奇的认知活动，到认识内在自我这个丰富而复杂的思考进程，我们处处可见情绪对人类心理的每个层面的影响。

    对乳牛来说，也许它们每天只需决定该到哪片草地觅食，但身为人类，我们每天必须做出的决定如迷宫般复杂。情绪如何左右我们的选择——尤其是需经过理性思考才能做出的选择，这是目前心理学界炙手可热的研究主题之一。研究学者们为此设计了一个纸牌游戏实验，模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做选择时所需衡量的各项利害风险。实验者请受试者在四叠纸牌里抽取纸牌，并告诉受试者这几叠纸牌的报酬率是不同的。受试者只有在抽出纸牌后，才会知道纸牌的点数。四叠纸牌里的其中两叠纸牌包含许多点数高的纸牌，也包含了不少点数低的纸牌，使得这两叠纸牌的整体报酬率低，受试者最好避免抽到。另外两叠纸牌所包含的纸牌虽然点数不高，但只有少量点数偏低的纸牌，使得这两叠纸牌的整体报酬率较高。游戏过程中，实验者在一旁测量受试者的肤电反应，以便观察受试者抽取纸牌时的情绪变化。所谓的肤电反应，是指皮肤的汗液量（肤电仪根据汗液里的盐分浓度来测量皮肤的导电性，因为皮肤的导电性会随着汗液里的盐分浓度而变化）。

    这个游戏的输赢模式十分复杂，因而受试者无法通过观察所有抽出的纸牌，计算出哪一叠纸牌的报酬率最高。即便如此，几乎所有的受试者到了游戏结束前都已产生直觉，能够避免报酬率低的纸牌，只从报酬率高的那几叠里抽取纸牌。这个结果本身并不意外，但奇怪的是受试者那滴着汗水的手指，似乎先于受试者觉察到应该避免哪几叠纸牌。当受试者还处于前直觉期，随机地抽取纸牌时，受试者的肤电反应，会在他们试图从报酬率低的那几叠纸牌里抽取纸牌的前一刻突然加剧。受试者只有在显露出这种高低起伏的情绪变化之后，才会产生避开某叠纸牌的直觉。
我们可以由下列以颅内侧前额叶皮质受损的脑伤患者为对象的类似实验，更清楚地了解到直觉对我们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一位名为EVR的患者，在其前额叶皮质长了一个必须

    割除的脑瘤前，曾是个快乐而成功的商人、丈夫和父亲。脑瘤割除之后，EVR丧失了做出决定的能力，致使工作和生活变得一塌糊涂。即使是简单的逛街购物——应该买哪种刮胡刀？买哪个牌子的洗发水？他也需要经过详尽的价格和品质比较后才能下定决心。光是等他决定好到哪家餐厅用餐，就可把人给活活饿死。首先，他会跟你仔细讨论每家餐厅的摆设

    、菜单、气氛和服务。之后，他会进行实地调查，开着车子巡视那家餐厅的营业情况。但即使经过了这么一番大费周折的研究，EVR还是无法做出决定。EVR病态的游移不定浪费了

    大量的时间，对他的婚姻和工作造成极大的影响。而当他终于能够做出决定时，他的决定通常不令人看好。虽然被警告过无数次不要跟某个信誉不佳的合伙人投资房地产，他还是

    为此掏出了一生的积蓄，最后以破产收场。

    这个病例真正令人费解之处，在于EVR的智力完全没有受到脑伤的影响，但其手术后的生活却不尽人意。研究人员花费数个钟头跟EVR讨论社会现况、政治争论以及道德议题等

    ，一致认为他的智力和知识让人钦佩。研究人员同时设计了一些两难的人际关系问题，询问EVR如果某人身处这些困境，应该如何进退。EVR轻而易举地提出了一连串适当得体的解

    决之道，尽管他坦承自己如果陷于类似的困局，将无法决定应该采取何种对策。

    正是因为EVR这种对眼前的问题漠不关心的态度，才让研究人员怀疑EVR的病因可能同情绪有关。似乎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激起EVR的兴趣，某个实验也证实当EVR（和其他拥有类

    似症状的患者）观看刺激性图片（例如暴力和裸体图片等）时，其肤电反应并未升高。缺乏肤电反应是否剥夺了EVR做出决定的能力？研究人员为此又设计了一个纸牌游戏，以测量

    EVR和其他患者参与游戏时的肤电反应。这些患者在游戏里的表现，就跟他们在现实生活里的表现一样糟糕，费尽心思也学不会在抽取纸牌时避开报酬率低的牌堆。即使到最后有超

    过一半的患者，明知所选择的牌堆对自己不利，但还是继续抽取这些牌堆里的纸牌。
    3.情绪标签

    为什么这些患者无法通过纸牌游戏的考验？在觉察出好坏牌堆之前，正常受试者的肤电反应在他们的手欲伸向报酬率低的牌堆的前一刻会突然加剧，但脑伤患者的肤电反应未

    有类似的变化。实验的结论是，情绪标签——也就是研究人员所称的"体标记"（SomaticMarker），是决策的引导者。倘若没有情绪标签的协助，即便天资聪颖过人，也会连在超

    级市场选购一瓶洗发精都十分困难。

    EVR的问题显示出，倘若没有情绪协助我们判断不同选择的可取性，我们在生活中将会遭遇更多的障碍。然而，依赖情绪来判断各种决定也有危险性。如果我们把引发情绪的原

    因，误认为来自于某个不同于其真实起因的源头，这样的错误将会转而对我们的判断和决定产生负面影响。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身体似乎只会产生一种情绪反应。长久以来，总是有些心理学家不愿接受，我们的心脏在不同的情境里，例如参加考试、乐透开奖，或追赶公车时，

    跳动的方式其实极为相似。这些固执的心理学家绞尽脑汁，试图证明身体在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不同的情绪。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遗余力地让受试者体验各种情绪的创伤。五

    十多年前，一位叫艾克斯的心理学家，曾设计过这么一个实验，让受试者放松地平躺在病床上，身上安装着无数纠缠在一起的电极和电线。受试者并未被告知自己可能遭到电击，

    实验开始不久，他们就逐渐感到手指上有电流通过。如果受试者向实验者反映这件事，实验者便会露出一副讶异的神情，并假装调整仪器上的旋钮。此时，突然冒起的火花开始顺

    着电线蔓延，惊慌失措的实验者失声大喊，说仪器因为电压过高而短路，情况十分危险。实验者持续制造"混乱和恐慌的气氛"，最后终于宣布短路故障已被修复，一切恢复正常时

    ，可怜的受试者已在惊恐中躺了5分钟，等待那致命的电击到来。

    毫无疑问，艾克斯实验的受试者所经历的是真实的恐惧。某位受试者事后回想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大限之期。当时我还以为死期到了。"另一位受试者则向上帝乞求饶命。

    然而，即使艾克斯和他的同事成功地让受试者体验到强烈的恐惧感，一切的努力终究还是白费了。他们仍然未能在受到惊吓的受试者与怒气冲天的人之间，找到任何生理上的差异。让我们得以将这两种情绪区分开的，是伴随情绪激发（EmotionalArousal）出现的想法。人类的情绪没有什么深奥的秘密，你只需要知道下列等式就可以了：

    情绪=激发+情绪性想法

    因为不同种类的情绪皆产生同样的激发（虽然激发的强度有所不同），所以大脑必须将激发和正确的想法联结起来。大脑其实有点像洗衣店店员，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干净利

    索地将相同的袜子配对。当我们面对两只印有小狗图案的蓝色袜子时，想要将它们挑出来配对并不难（我的大脑毫不费劲地就可将被关在小房间的我，和少了一片前额叶、握着我

    的手的危险患者配成一对）。但如果我们想要配对的是每天穿去上班，外观看来几乎一模一样的深色袜子时，事情可就有点棘手了。我们的大脑其实并不怎么细心，任何两只看起

    来差不多的深色袜子都可能被它随手配成一对。于是，我们可能误将自己所体验到的刺激，和其他不相关的事物联结到一起.
  在某个实验里，实验者要求一群男性受试者先健身，直到他们气喘如牛，汗流浃背为止。随后这群受试者必须接受另一项任务：一面观看色情影片，一面报告自己的性欲激发

    程度。第一组受试者自运动所引起的激发恢复许久后，才接着观看影片并报告影片对他们性欲的激发程度。这些受试者的大脑没有出现配对错误，因为这时大脑需要配对的只有影

    片中裸女所引起的激发以及和裸女有关的联想。第二组受试者在运动结束后立刻观看影片。这些受试者的大脑也未受到愚弄，轻易地就将运动引起的激发和运动联想到一起，而将

    裸女所引起的激发和裸女联想到一起。最后一组受试者则是在运动结束一会儿之后才开始观看影片。处于这种阶段的受试者虽然还留有运动所引起的激发，却对此浑然未觉。这些

    受试者会将影片和运动两者所引起的激发，都归因于他们所观看的影片。因此，第三组受试者报告的性欲激发程度，明显比其他二组受试者高出许多。这些受试者情绪化的大脑，

    误导他们高估了影片的煽情程度（下次有人在健身房和你打情骂俏时，请你务必谨记：他/她或许也读过本书）。

    事实上，情绪化的大脑确实让情绪做出了许多判断。当我们徜徉在阳光下时，烦恼不再。当身心愉快时，生活显得更称心如意，死亡也不那么令人恐惧，即使是平淡无奇的事

    物，也霎时变得赏心悦目。在某个著名的实验里，某位研究人员在购物街上假扮为某公司的促销人员，选择性地向某些经过的顾客派送小礼物，以便"向消费者推广公司的产品"。

    另一位研究人员则假扮该公司的问卷调查人员，在一旁调查顾客对该公司产品的满意度。顾客收到的小礼物的价值，大约只相当于一条口香糖。但是，同其他顾客相较，收到礼物

    的顾客的心情却更加愉快。这些快乐的顾客对公司产品的评价，明显比未收到礼物的顾客高出许多。在另一个著名的实验里，研究人员分别在晴天和雨天，调查学生当时的心情和

    对生活的满意度。实验结果显示，在晴天接受访谈的学生的心情，比在雨天接受访谈的学生的心情要好得多。同时，受到天气影响的心境，会进一步影响学生对生活的满意度：在

    晴天接受访谈的学生对生活的满意度比较高。

    即使是像痛觉这样的感受，也会受到愉快心情的影响。在怀孕两次之后，再读到分娩疼痛处理手册，我不禁哑然失笑，怎么有人会建议准妈妈们在产房使用精油来减少分娩时

    的疼痛？

    然而研究显示，即使我们时刻留意着身体的不适，怡人的香气带来的愉快心情，也确实能缓解痛苦。在某个实验里，受试者必须报告施加在他们手臂上的热量所带来的痛觉强

    度以及不适程度。同时，让受试者闻怡人或恶心的气味，受试者报告的痛觉强度，不会因为他们闻到的气味不同而有所改变。但他们的心情对气味非常敏感。当受试者的精神受到

    怡人气味的刺激时，他们所报告的不适程度，远比闻到恶心味道时低。（不过，到目前为止，我尚未听到有谁说："是啊，生小孩的确很痛，至少在我先生点起薰香精油之前确实很

    痛。"）

    阴沉的心情对我们具有正好相反的效果。当心情低落时，生命也会黯然失色，我们会认为人际关系的冲突都是咎由自取。虽然心理学家对心情如何左右我们的判断尚无确切定

    论，但我们可以确定，情绪至少会在某些时候误导我们。如果我们未意识到自己的心境为何如此，将会错误地以这种心境来诠释事物。在某个实验里，参与实验的学生分别在晴天

    或雨天接受电话访谈，报告他们对生命的满意度。实验者在访谈正式开始前问某些学生："请问你那里今天天气如何？"经过实验者提醒他们的心情可能和天气有关之后，这些学生

    就不会让他们当时的心情，影响或混淆他们对自己生命满意度的判断，他们巧妙地将心情摈除于判断之外。
 因为爱恨好恶而固执己见

    情绪和心境竟可对我们的判断造成如此大的影响，这真是令人深感不安！但正如上述的电话访谈实验所示，只要觉察到引发情绪的原因，就可避免它的干扰。然而，情绪却能

    以更为隐秘的方式，先发制人地影响我们对周遭事物的判断，让我们毫无招架之力。这是因为情绪不仅能影响我们的判断，还会影响到我们的知觉。

    为了研究情绪对知觉的影响，在某个实验里，研究人员通过运用欢快或悲伤的音乐和影片操纵受试者的情绪。受试者要观看两部脸部特写的影片。在一部影片里，演员的脸由

    面带微笑逐渐转为面无表情，在另一部影片中，演员的脸则由面带悲伤慢慢转为面无表情。受试者必须在他们意识到演员的脸变为面无表情时，停止播放影片。实验者通过人为方

    式在受试者身上引起的情绪波动，明显地影响到了受试者对演员脸部表情的感觉：心情愉快的受试者感觉到，微笑在演员脸上停留的时间要比悲伤长；心情阴沉的受试者则感觉到

    悲伤的表情过了较长时间才从演员脸上消失。

    这个世界也许不会真的因为我们的微笑而变得比较可爱，但我们还是要感谢情绪化的大脑的扭曲诠释，当我们面带微笑时，世界看起来的确可爱多了。我们的视觉经验是如此

    贴切、真实而客观，以致很难觉察到大脑在创造视觉经验时的手段。那么，我们所瞥见的爱人脸上明显的不悦表情，是否可能源自于我们疲惫的心情，而与脸上的表情无关？这虽

    然难以置信，但研究却显示爱人的脸也许真的十分无辜。

    我们对他人情绪化的感受，也能驱使心灵自由地想象。我们会因为自身爱恨或好恶所引发的情绪，影响到我们看待事物的态度。在某个实验里，研究人员为了在信念坚定的受

    试者身上引发这种情绪，特别训练某位演员做出招人喜爱或厌恶的行为。这位演员伪装成自愿参加实验的学生之一，并身穿受试者所属大学的运动衫。当实验者提醒这位演员不该

    迟到时，演员以诚恳的态度认错道歉，并大方地邀请在场的所有人一起享用点心。在另一个场景里，这位演员在受试者前身穿敌对大学的运动衫。当实验者提醒演员不该迟到时，

    他却恶言相向，丝毫不顾忌其他受试者的感受。之后，这位演员不但自顾自地吃起点心来，而且还打开随身听，将音量调到人人都可听见的程度，挑起了其他受试者的敌意。

    受试者随后抽签决定担任电脑网球游戏的参与者或旁观者。实验者以社会心理学家惯用的手法操纵抽签的程序，刻意让那位演员担任同电脑玩网球游戏的参与者，真正的受试

    者则充当旁观者。受试者被独自安排在隔离的房间里观看游戏，并判断每一球（即银幕上的小亮点）是否落到界外。重要的是，受试者被告知他们的判断不会影响游戏结果，他们

    的任务只是提供更多资讯，协助实验者更清楚地了解这个游戏。电脑本身即可决定银幕上的小亮点是否落于界外，分数的得失同样交由电脑来计算。所以，让我们再次强调一点：

    受试者知道他们对游戏结果不具影响力，因此误报银幕上的小亮点是否落到界外，并不能对结果造成任何影响。
即便如此，受试者对那位演员的印象还是会影响到他们的判断。当演员击出的球尚在界内，但离边界线不远时，对演员缺乏教养的行为感到不悦的受试者，更容易误判球已出

    界，而当电脑击出的球落在界外时，这些受试者易将球误判为尚在界内，认为那位演员亲切可爱的受试者，则做出对演员有利的判断。虽然同样存在偏颇，方向却恰恰相反。这些

    受试者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误判背后应该没有任何特别的用意，因为他们都清楚自己的判决不会左右比赛的结果。但是这些人对那位演员所持有的态度，仍然会对他们的视觉判断造

    成影响。

    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见，情绪化的大脑所做的，不仅仅是填补我们对现在的印象而已。即使是对过去的印象，也不能逃离情绪化的大脑的影响。大脑能以名为"衰减效应偏见"

    的策略，篡改我们对过往经历的记忆。这种策略能改写我们的过去，让我们在回顾过去的沮丧情绪时，感觉其强度已日渐减弱。大脑会尽其所能地勾起并强化过去的愉快回忆。这

    让我们回忆里的过去，常比真实的过去更为美好。

    你可能禁不住怀疑，专心吃草的牛所了解的世界，是否比我们所认知的世界更为贴近真实。我们的决定、想法、知觉和记忆等，经常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情绪的吸引，偏离原来

    的轨道。情绪化的大脑，在雕塑自我印象的过程里扮演的角色，也许更令人感到惊讶。正如接下来我们即将看到的，我们的存在感似乎正是这些活动的产物。
人格解体

    请回想你一生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体验。你是否对自己曾经参与其中产生怀疑？你可能感觉到自己怪异地同躯体分离开来，不带任何情感地回忆着过去。更奇怪的是，你感受不

    到任何情绪，对当时的种种细节也感到索然无味。

    乍听之下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我在科学博物馆有过类似的可怕经历。当时我刚被聘为学习班的指导员，是一群生化学家中唯一的心理学家。当我的生化学家同事们齐声

    赞叹他们熟练地从洋葱中萃取出来的遗传物质时——这个活动被指定为适合5岁以上的学童参加，我却只能困惑地看着自己面前不见任何染色体踪迹的洋葱浓汤发呆。当这些专业指

    导员利落地进行滴定、离心和层析等程序，轻而易举地完成训练时，我只能手忙脚乱地打翻身旁的每一支试管，懊恼老天为何给了我一双如此笨拙的手。

    轮到我首次担任指导的那天，我被告知某位出类拔萃的专家同事将和我一起进行示范，之前的忧心忡忡终于稍稍得到缓解。我一面分发实验袍，一面期待专家的协助，等着她

    来主导整个过程。但事实证明，我在某方面比她更称职：我起码还记得要出席学习班。

    我的任务是指导12个青春期的学童观察大肠杆菌的突变过程，这让我很紧张。这些小孩没多久就开始失去耐心：有人玩弄起价格昂贵的实验仪器，还有人把盛有致命细菌的培

    养皿拿起来摇晃。我的大脑就在此时，将它的"自我"从它自己身上剥离出来。我身体里的那个"我"溜了出来，不带任何情绪地看着我主持科学学习班。感谢我的大脑，我的临场表

    现超过了预期目标；倘若身体里的那个"我"还停留在原处而不选择逃离，恐怕我会惊慌失措地僵立在那里。

    学习班结束后，培养皿里的大肠杆菌也许未能成功地突变，小朋友们也许还是搞不懂这些仪器究竟有何用途，但至少无人伤亡，也没人被控告（不过事后好心人士还是劝告我

    最好不要再参加类似的活动）。

    我在那段极为焦虑的时间里的体验，就是心理学家口中所谓的"人格解体"（Depersonalization）。它是我们的大脑在下赌注时所持的王牌。我们会觉得自己跟自己的思想、

    感觉和身体分离开来，而身边的一切会变得虚幻。但是，警报一旦解除，大脑会立刻将我们的自我领回，而身边的一切也会再度显得真实起来.
当我们经历人格解体时，大脑暗地里都做了些什么呢？出于重视受试者利益和权力甚于科学知识发展的研究伦理规范的缘故，心理学家再也不能为了获得数据任意招募受试者

    ，随意陷他们于恐慌之中。所以，心理学家必须转而研究因罹患人格解体症而处于有如灵魂出窍状态的患者。这种精神疾病通常是由令人焦虑的事件引起的。人格解体是情绪化的

    大脑用以处理压力和焦虑的紧急应对手段。当我们面临严重的威胁时，大脑会高举双手投降，并立刻减轻情绪的影响力，防止我们陷入焦虑而不能自拔。

    控制"疯狂的心理学家告诉我即将被电死"和"该死的，我竟然被开了一张罚单"这两种情绪所用的是同一个机制。所以，如果有关人格解体症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罹患此症的

    患者不论对待任何事物，都不会出现情绪化的反应。因此，当心理学家让人格解体症患者观看淫秽下流的图片时，他们的肤电反应并没有加剧。也就是说，这些患者的情绪并未像

    正常人一样被激起。

    同一组研究人员利用功能性磁振造影（FunctionalMagneticResonanceImaging）这种测量脑部活动的影像技术，直接探入人格解体症患者的大脑，试图了解患者的大脑对令

    人恶心的事物的反应。冲进患者家里对其进行灌肠并不可取（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真可恶），所以研究人员只好再度利用图片了。一般来说，当我们看见恶心的事物时，大脑里一

    块名为"岛叶"（Insula）的区域，会产生激烈的活动。这片区域的大脑永远都只有8岁。但人格解体症患者的岛叶对恶心图片的反应，居然比对枯燥无趣的图片的反应更微弱。反倒

    是这些患者的前额叶，对恶心图片产生了强烈的反应。

    因为前额叶负责控制情绪，所以随时会有大量的神经信息，在前额叶和对情绪性刺激有所反应的大脑区域之间进行传播。这就是为什么当人格解体症患者看到恶心图片时，他

    们的前额叶在磁振造影下会反应过激。和我所研究的那位令人难忘的前额叶受伤、情绪不受控制的患者比起来，人格解体症患者的前额叶对情绪的控制似乎稍显严苛，它只要瞥见

    任何不雅的事物，就立刻下令岛叶保持肃静。也许正是因为前额叶的严格管束，我们的情绪才会在经历人格解体时一言不发。

    不为情绪所动听来似乎很让人心动。我们可以想象人格解体症患者望着账单无精打采地耸耸肩，或看着漏水的屋顶一笑置之。但事实上，不论时间长短，人格解体都是一个极

    端不愉快的体验。
  在人格解体症患者身上经常可见自残行为，也许这些患者只是想借此刺激自己对事物的感觉。对人格解体症患者来说，人生并无起伏跌宕的戏剧化情节：

    过去音乐时常感动我，但现在听起来和剁菜的声音没什么两样……我好像活在一个我熟悉却没有任何感觉的世界里……这种与外界隔离的感觉让我非常害怕。我无法和我的丈

    夫或其他人交流。我可以和他们说话，我也看得见他们，但我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

    正如某位患者所说的："我宁愿死也不愿继续这样的生活，因为这就像行尸走肉。"这就是人格解体症患者的遭遇。他们再也感觉不到自己正在体验的人生：

    这就好像真正的我，被掏了出来摆在架上或藏进身体的某个部位。那个原本的我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了。

    我觉得我好像并未活着，我的身体好像是一副空荡荡、没有生命的躯壳。

    这意味着情绪化的大脑赋予了我们有关自我的感觉。我们的感觉，不论多么繁杂，却是我们感受到自己仍然活着的关键。当我们因为马桶盖又被掀开而恼怒不已时，我们的大

    脑私下窃喜："幸好，我还在。"根据这个论证，倘若情绪被封锁了，我们就会相信自己已经不存在了：

    某天我外出散步，沿着街道一直走，最后到了岳母家。我告诉她："我已经死了。"我戳着自己的手臂，试图戳出一点血来。但我的手臂并没有血流出，于是我对她说："你看，

    一点血也没有，我肯定自己已经死了。"

    这位老兄并非故意在他的岳母面前玩弄花样。他真的相信自己已经死去。另外一位患者则对领取社会保障年金一事深感不安。她所担心的是，自己已经死了，因而没有领取年

    金的资格。这些患者罹患的是科塔尔妄想症（CotardDelusion），某些研究人员认为这种疾病源自于更严重的人格解体。世界对于人格解体症患者来说也许是遥远而又陌生的，但

    对科塔尔妄想症患者而言世界根本就不存在。人格解体症患者可能觉得他们的身体不再属于自己，科塔尔妄想症患者则觉得他们的身体早已不复存在。人格解体症患者也许感觉自

    己似乎已经死了，但科塔尔妄想症患者却坚信自己已经死了。

    在这些科塔尔妄想症的极端病例里，患者与其感觉、思想、身体和外界极度疏离，没有任何事物能令其确信自己还活着。根据19世纪某位精神病医生的描述，有一位最早被诊

    断出罹患科塔尔妄想症的患者，在坚持自己必须被放置在裹尸布内之余，还挑剔裹尸布外观不雅，让这位精神病医生哭笑不得："纵然已经死去，她仍然没有抛开女人爱美的习性。

    "这种"本人已死"的感觉极端强烈，令人无法逃脱。心理学家询问那位年轻的科塔尔妄想症患者，既然她还有冷热、心跳和膀胱满胀等方面的知觉，为什么仍然坚称自己已经死去？

    年轻女患者巧妙地回答，虽然已经死去，但她依旧拥有这些感觉，所以，这些感觉很明显无法证明她仍活着，这样的反驳，恐怕连哲学家笛卡尔也无言以对。

    事实上，笛卡尔的那句名言"我思故我在"，"思"指的不只是思想，还有各式各样的体验，其中就包括了情绪。人格解体症的存在表明，每当大脑降低情绪的影响力，自我的感

    觉也会随之渐渐消失。

    情绪化的大脑必须拥有微妙的平衡情绪的能力。过于情绪化会让我们在原子笔被夺走时放声大哭，或对一群小学生和几百万个大肠杆菌所引起的恐慌措手不及。但对情绪控制

    过于严厉的大脑所带来的伤害更甚于此。正如EVR的例子所示，一旦失去运用情绪的能力，我们甚至很难做出最简单的决定。过度抑制情绪的结果是失去自我的感觉。而即使大脑可

    大致维持情绪的平衡，我们对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仍会抱存幻想。偶发事件所遗留下来的情绪余波（一个小礼物、一阵小雨、一点运动、一股气味），都能影响表面看似冷静

    的判断。大脑的作用无所不在，从你选购洗发精到你看到的微笑。回顾情绪化的大脑在我们建构内在和外在世界时施展的影响力，我们只能祈求它始终可以很好地完成任务.
 里头那个坏小孩

    我两岁的大儿子的道德体系再简单不过，它立足于原始的情绪之上。

    "轮到我玩了！"他对着刚刚爬上秋千的小孩大喊。

    "这是我的！"他警告他的婴儿弟弟，并将玩具夺走。

    "我不要！"在我艰难地帮他穿好尿布时他说，才不在乎沙发是否会被尿湿。

    "我也要！"他看到他爸爸用尖利的刀子切洋葱，羡慕地大喊大叫着。

    在他身上，我们看不到一丝出于互惠、所有权、责任和谨慎而用心思考、琢磨的痕迹。对他来说，正义之路坦荡而单纯——正义就是心想事成。

    他在批评他人的过错时，也全然不顾他人的窘迫。

    "格瑞塔坏坏！"他看见他的3岁大的朋友将晚餐丢到房间的另一头时说道。

    格瑞塔的妈妈耐心地对我儿子解释格瑞塔其实并不坏，她只是因为又累又饿而且兴奋过度才干了坏事。但是，我儿子显然并未接受这一解释。"格瑞塔坏坏！"他坚持道。思考

    片刻，他又开始叫道："格瑞塔坏坏！格瑞塔坏坏！格瑞塔坏坏！"为了强调餐桌上不允许任何没规矩的行为，他除了一再重复这句话之外，别的什么都没说，直到我们回家为止。

    当然，我期待在身为父母的我们为他树立的好榜样的影响下，儿子终有一日能够摆脱，或至少知道如何隐藏他那原始而又唯我的道德观。成人有时有点像幼稚孩童，成熟的道

    德观底下其实还潜藏着偏颇与不公。我们对他人的处境漠不关心，时常有如年轻法官般武断地得出"格瑞塔坏坏！"的结论。但一旦主客易位，当自己的处境变得困难而无法做到尽

    善尽美时，我们的行为就会变得和两岁大的"坏"小孩一样善变。
不道德的道德观

    情绪在道德谴责或赞许中，扮演着不易察觉却颇为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在成人身上表现得并没有小孩那样显著。看似高尚的道德判断乃源自于我们当下的反应或道德直觉。当

    我们需要做出道德判断时，时常会先察觉到原始的情绪。虽然单凭情绪即可做出相应的道德判断，但我们也会运用理性来诠释和证明自己的道德判断（正如我们将在第五章所见，

    大脑也擅于运用偏颇的证据和论证来支持其观点）。我们的大脑为此创造了一个令人满意但虚假的印象，引导我们相信道德判断乃立足于理性之上，而非"可恶"、"唉呦"和"讨厌"

    等简单的情绪化反应。

    感谢情绪化大脑的聪明掩饰，它让我们不论在自己或他人眼中看来，都是在形成道德判断之前而非之后，熟练地运用理性来判断事情的对错。但是，一旦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足

    以证实我们的直觉反应时，我们并非以理性思考来形成道德判断。举例来说，在某个实验里，研究人员要求大学生解释他们对利用家犬的自愿协助来满足性欲的男人的道德谴责。

    根据"只要没人受到伤害，没什么不可以"的西方道德准则，这位男人和他的宠物互相取悦的行为或许有碍观瞻，但根据西方的道德准则却无可厚非。这正是为何许多学生发现难以

    用合理的理由解释自己的恶心反应，而只能目瞪口呆的原因。"嗯，我只是，我不知道，我不觉得，我猜（停顿半天），我不常思考这种事情（笑），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不

    知道，我只是（停顿半天），嗯……"这是某位学生对为何她认为这位男人要受到谴责所做出的解释。我们所感受到的不适和憎恶，和我们所接受的道德架构并非处处相容。如果我

    们在意的是合乎情理的道德观，那么未经思考的道德直觉对我们所做出的道德判断影响并不大。

    情绪还会以另一种方式阻挠我们做出公正的判断。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见，由某个事件所引起的情绪，可能被误植到另一个判断程序中去，形成对另一事件的观点。（还记得

    那些因为收到礼物而心情愉快并因此打高分的顾客吗？）很不幸地，情绪的这种干扰效应也会在我们做出道德判断时发生，使得我们的道德判断深受这种偏见的影响。比方说，在

    某个研究愤怒所带来的干扰效应的实验里，研究人员让第一组受试者观看某位青少年无故被殴打的影片，借此激起受试者的愤怒。第二组受试者则观看各种色块在银幕上相互追逐

    嬉闹。之后，所有的受试者皆被要求对一连串意外疏失案例进行道德判断。举例来说，受试者必须回答下列关于某位忘记检查人行道铺设安全的工头的问题。这位工头应该为人行

    道铺设不周，导致路人跌断手脚承担多少责任？他应该赔偿受伤的路人多少钱？情绪仍沉浸在影片中的受试者，面对这些问题时自己也变得激愤。同其他心平气和的受试者相比，

    感到气愤的受试者对失职者的责难较为严苛，而要求给予的惩罚也较严厉。
 这并非激动鲁莽的大脑使我们失去理性的唯一方式。因愤怒而看不清事情真相，对于我们在面对道德两难困境时认清不同道德情境的微妙差异并没有任何帮助。只要把上述的

    意外疏失实验案例，加入更加复杂的情境因素形成其他案例，我们即可对此作更细致的分析。

    比方说，那位工头并未被告知离开工地时应如何检查人行道的铺设是否安全。况且，他已经值完当天的班，并知道这个工程赚不到钱，所以即便自己多花时间检查也领不到加

    班费。冷静的受试者就能将这类因素一并纳入考虑的范围，意识到这些情有可原的因素足以减轻被告应得的惩罚。相比之下，愤慨的受试者则不负责任地忽视这些因素，有失偏颇

    地坚持所谓的正义判断。

    然而，因怒火中烧所引起的道德判断偏差并非不可避免。在做出道德判断之前，某些愤慨的受试者被事先告知，某位研究人员随后将询问他们据以形成判断的理由。这些受试

    者了解到他们必须为自己的判断提出合理的解释，因此在衡量被告的责任时，其判断同冷静的受试者给予被告的惩罚相去不远。

    我们能在明白必须为自己的道德判断负责时，尽力避免冲动情绪的干扰效应，这令人感到欣慰。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只有在了解到自己的名声可能受损时，才能将情绪

    排除在道德判断之外，这也着实令人担忧。

    我们的道德判断还受到了"世界是正义的"这一坚定信念的影响。表面看来，我们会同情世上无数的无辜受害者的不幸遭遇。但是，我们面对这些无辜受害者时实际抱持的态度

    ，却戳破了我们道德高尚的面具。当我的大儿子还是个婴儿时，我带他外出散步时遇到一位邻居，她已是3个孙儿的祖母。如果她的孙女未在3年前因白血病夭折的话，那天本是她

    孙女的10岁生日。这位邻居对我们诉说着有关她孙女的伤心往事，包括病魔的折磨、癌症治疗过程中的痛苦，和孩子去世前的最后几个月里孩子母亲的绝望。在聆听这段悲伤的往

    事时，针对那位失去爱女的母亲的责难不断从我的脑海里冒出，并强烈地冲击着我的意识："她绝对没有让小孩吃母乳""她一定是喂小孩吃垃圾食品"甚至"她肯定让小孩靠电视太近

    "……尽管我知道这些想法毫无依据而且毫不理性，但它们仍然不断袭来。这位母亲的伤痛背后所隐含的不祥暗示——"你的小孩也有可能遭遇同样的命运"实在令人焦虑不安，我那

    不道德的大脑，因此以责备那位母亲为手段，来应付这个威胁。"这都是她的错""她自作自受""她没有尽到为人母应尽的义务"……在这些毁谤里，最能让我得到安慰的，当然就是

    ："我不必担心，这样的不幸绝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双重标准

    面对被命运捉弄的苦命人，我们挣扎着拒绝接受"人生是残忍的"这一定论。如果我们不能为无辜的受害者伸张正义，没办法替他们寻求补偿，或不能帮助他们卸下重担，那么

    我们只好屈服在另一个易于接受的信念之下。我们只能说服自己，这些人的不幸都是自作自受。我们迫切希望世界是正义公平的（因为若不如此，我们也可能会莫名地失去我们的

    工作、家庭、健康、理智和小孩），并因此创造出"恶有恶报"这种抚慰人心的妄想与臆测。

    一系列研究我们对他人的观感如何因为目击他人遭遇苦难而发生转变的实验，证实了我们深信世界必然存在正义。在这个实验里，研究人员带领受试者鱼贯进入大厅，并告知

    他们将在闭路电视上观看另一位受试者的学习实验过程，他们的任务是评量这位受试者的行为。

    一位被称为史都华医生的研究人员随后到达现场，他将某位受试者带离观众席，同时告知所有受试者，下个阶段的学习实验将会采用强力的电击来惩罚学习中出现失误的受试

    者。这位不幸的受试者于是有如待宰羔羊般地被带离大厅，不久后旁观的受试者即在电视上看见刚被带离的受试者身上接满了电极。每当这位受试者在学习实验的过程里出了错，

    实验者即以电击来督促她学习。

    也许你已经猜到了，事实上这位不幸的受试者是研究人员的助手，旁观者看到的电视影像则是来自预先录好的录影带。研究人员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受试者的学习情况，那只是

    用来骗取旁观者观看他人受苦的手段。在旁观者观看录影带之前，实验者向旁观者介绍了第一轮电击后受害者将面对的情况。例如，旁观者被告知受害者将得到（依可容忍的程度

    排列）零报酬、微薄的报酬或丰厚的报酬，作为参与实验的奖励。而在另一个更令人不快的版本里，旁观者被告知受害者将在第二阶段的实验中遭受更多的电击。在最极端的版本

    里，旁观者被告知受试者必须接受电击，才能领取到奖金。受试者在得知自己将遭受电击时，表示她感到害怕，并请求退出实验。一丝不苟的史都华医生并不为所动，还告诉她如

    果她退出实验，旁观的受试者将不能领取参与实验的奖金。最后，受害者因为旁观者的缘故，只好勉为其难地答应继续参与接下来的实验。

    在观看学习实验的影片后（对同情受害者的旁观者来说，这显然是一段相当痛苦的经历），旁观者必须评价受害者的人格。所有旁观者看的都是同一部受害者参与学习实验的

    影片。但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他们对受害者人格的判定，会随着受害者的假定命运而改变。值得注意并让人感到可怕的是，受害者拿到的奖赏越少（换句话说，实验越不符合正义），旁观者越不同情受害者，并更加鄙视将继续接受第二轮电击的受害者。那么，那位牺牲自己成全他人的烈女呢？我只能很遗憾地说，她是最被瞧不起的一位。

    这个实验的结论是一个人的不幸会因不应得的谴责而变得更加不幸，这的确令人不寒而栗。可以证明这个结论的证据顺手拈来，我们不需花费太多功夫即可找到。为什么在卡

    特里娜飓风重创美国新奥尔良市之后，四处流传着众多毫无事实根据的暴力和犯罪谣言？这是因为相信善恶报应更容易接受吗？没有人愿意想象老弱妇孺被困在废弃城市的景象—

    —假设被遗弃在城里的都是些地痞流氓，这才不至于触伤我们脆弱的心弦。
 不道德的大脑不仅满足了我们这种"人生是公正而安全的"怯懦心理的需求，它还能协助维持我们的道德优越感。充当业余心理学家的大脑，时刻留意是否需要采用双重标准揣

    测他人行为背后的缘由。例如，我们倾向于谴责他人的人格来解释其过错。这乍看之下十分合理，但不妨回顾一下我们以各种借口粉饰过失的频率。我们并非因为欠缺周全的计划

    安排而拖延工作，一切都是因为意外或急事。我们算不得粗鲁且易怒——唯有圣人才不会因为累人的漫漫长日而心浮气躁。同时，我们也不是因为自私和冷漠才迟迟未将钱捐给慈

    善机构，只是因为其他需要花钱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当我们的表现不如预期时，以客观环境不允许为由来敷衍搪塞，可以让我们免于得出自己其实既无能又无情的残酷结论。

    我们是否也会以同等宽容的态度对待他人？答案是否定的。当我们审视自己的缺失时，总会发现客观环境不利于我们展现无穷的潜力、端正的品格和高尚的情操。奇怪的是，

    我们却往往忽略他人的处境对其行为可能造成的影响。我们对自己的处境极为关注，对他人的处境却漠不关心。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见，当受试者被要求预测何时可完成实验者交付的作业时，往往未将过去未能准时完成作业的因素一并纳入考虑范围。我们习惯将过去未能准时完成作业

    归咎于无法预料或不可抗的因素，这种倾向让我们满怀自信，确信自己这次必定可以准时完成任务。但换做预测他人何时可完成任务时，过去的失败经历则突然变得不容忽视。

    在同一个实验里，已经知道其他学生之前未能准时完成作业的受试者，对这些学生这次何时能完成作业的预测显得较为保守谨慎。受试者把这些学生视为积习难改之辈，因而

    纷纷延长了他们完成作业所需的时间。总而言之，我们的货轮晚点是因为情境之浪，他人的邮轮则是出于怠慢之心而迟迟不入港。

    在这种种以自欺和伪善为研究主题的实验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人性的光明面：我们愿意将仅适于解释自我行为的宽容心态，沿用到我们所爱的人身上。事实上，大多数时候

    我们都能以比对待自己更为宽容的态度，包容伴侣的行为（这也许正如某位爱挖苦人的两性专家所言："爱上不寻常的人永远比爱上不正常的人有面子"）。这种对伴侣的体贴入微

    ，似乎是维持幸福关系的关键。相比之下，在离婚边缘徘徊的夫妻，不但认为自己比另一半更有道德，而且还以最苛刻的怀疑态度看待另一半的举动。不论对方再怎么体贴，他们

    也会无理地予以斥责。即便夫妻双方对其婚姻尚属满意，也有可能在某一特定的瞬间关系变得紧张。例如，当夫妻双方分开接受以婚姻中的冲突为主题的访谈时，他们会各自提出

    有利于自己的辩解，通过描述争执发生时的情境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正如在学校操场四处皆是"老师，他先打我"的哭叫声一般，尽管夫妻二人争辩的是同一件事情，但几乎每

    个人都宣称错在对方。我们完全忽视了足以证明对方清白的证据，夫妻见面犹如冤家碰头。

    我们评价他人时，亦如评价自己一般带着善意。研究人员要求受试者将手臂伸入装有冰水的桶子里，并告知受试者只要持续把手臂浸在冰水里，每过一分钟研究人员就会捐出5

    角美金。受试者随后必须评估自己对慈善事业所做的贡献。受试者一面擦干冻僵的手臂，一面依据他们对协助慈善机构的期望程度，而非为慈善机构赚来的实际金额，衡量他们的

    贡献。受试者依据自己预期完成的目标，而非自己实际完成的结果，高估了自己的贡献。虽然我们非常清楚自己心中的善意，但我们却无法看清他人心中的意图，因此容易在评价

    他人的行为时忽略了其行为背后的意图。对我们而言，自己的善意总是比他人的善意更具价值。上述实验里的另一组受试者只需在一旁观看其他受试者为慈善事业牺牲奉献，而对

    其动机毫无兴趣。当被要求评判其他受试者的慈善贡献时，这些旁观者对做出奉献的受试者的善意毫不关心，完全依据结果进行判断。而即使是接受过主的祝福的夫妻也难以将彼

    此的动机纳入各自的看法中。上述接受访谈的夫妻，强调自己善意的几率比强调对方善意的几率，高出4倍之多。
 服从权威

    我们沉溺于沾沾自喜，习惯了忽视他人，并由此创造出"我比你优秀"这种让自己备感愉悦的假象。正如社会心理学家设计的种种实验所示，道德准则在权威的面前其实不堪一

    击。作为心理学研究史上最著名的里程碑之一的米尔格伦服从研究（MilgramObedienceStudies），即向我们证实了社会权威对行为的控制力。

    在最初的米尔格伦服从研究里，40位普通的男性（包括老师、工程师和工人等）在耶鲁大学参加有关记忆和学习的实验。受试者被告知在这个以"惩罚对学习所产生的影响"为

    研究主题的实验里，他们将与另一位受试者配对，分别扮演教学者和学习者的角色。通过动了手脚的抽签过程，毫不知情的受试者被指派为教学者，而另一位受试者（实验共谋者）则被指派为学习者。

    这个丑恶的实验所设计的用于蒙骗旁观的受试者的种种细节令人瞠目结舌。首先，实验共谋者被绑在电椅上（旁观的受试者被告知这是为了防止逃跑），手腕接上电极，电极

    下再涂上导电膏（以防止水泡和烧伤）。随后，真正的受试者被带进另一个房间，并被告知其任务就是当学习者在文字配对学习实验中犯错时，就用逐渐增强的电流惩罚学习者。

    这个实验中所使用的电击机（在控制面板上很专业地刻着"电击机""ZLB型""戴森仪器公司""功率：15乣450瓦"等字样）的控制板上装有30个由15乣450伏特、以15伏特为增减

    单位的电源开关。控制板上也清楚地标示出不同程度的电击强度。

    例如，15乣60伏特的开关被指明"轻微电击"，而375乣420伏特的开关上则标示着"危险：严重电击"，最后两个开关，435和450伏特，仅简单地写着"XXX"。

    为了让整个实验更为逼真，在实验正式开始之前，每位受试者皆需体验电击机45瓦的电击，而这些受试者不知道的是，电击所需的电力并非真的源自电击机，而是来自隐藏在

    电击机内的电池。

    一切准备就绪后，学习实验随即展开。教学者被告知每当学习者犯错即调高15瓦电力。当电力调到300伏特时，学习者开始大声地敲打着房间墙壁，并且拒绝回答教学者所提出的问题。

    通常情况下，扮演教学者的受试者此时会询问实验者该如何处置这种情况，而实验者则会告诉他们须将拒绝回答视为回答错误，把电击强度调高15伏特。当电力强度调到315伏

    特时，学习者的房间又传出一阵绝望的敲墙声，随后学习者就不再发出任何声响，连那狂乱的敲击声也消失了。

    在另一个房间里，受试者表现得极端不安：流汗不止、全身颤抖、说话结巴、紧闭双唇、低声呻吟、将指甲戳入肉里等。许多受试者询问实验者他们是否应该继续，并对学习

    者所受到的伤害表示关切。为了舒缓受试者的情绪，实验者以越发坚定的语气，告知受试者实验继续。

    米尔格伦的发现是，大约2/3的人会顺从地，对另一个人施加高达450伏特的危险电击，只因某位身穿实验袍的科学家的指示。而在最初的米尔格伦服从研究里，几乎90%的受

    试者会在听到学习者的敲墙声后，至少再施加一次电击。

    实验者并没有采取任何特殊方法要求受试者强行执行其指令，受试者也不会因拒绝服从实验者而遭受任何惩罚。但即使这样，大部分受试者对于权威的强制力量，仍然表现出

    无法抗拒的态度，他们看到学习者显然是在痛苦反抗的情形下接受电击，却仍然执行实验者的指令。由此可见，"绝不伤害他人"这个道德规范在权威面前遭到了重创。

    身处"权威梯度"（AuthorityGradient）底层的人，为此在道德上形成的抑制效应的确令人匪夷所思。据统计，在20%的坠机空难里，副驾驶不愿挺身指出机长的判断有误是导

    致灾难发生的主要因素之一。

    社会等级制度形成的强大心理压力，足以让副驾驶宁愿牺牲自己、乘客和其他同事的性命，也不愿挑战机长的权威。1993年12月1日，快捷第二航空／西北航联5719号飞往美

    国明尼苏达州希宾市（Hibbing）的班机，由于下降角度过大，致使飞机完全偏离了跑道，机上所有人员无一幸免。

    机舱录音显示副驾驶警觉到飞机降落时飞行高度偏高，但他仅小心地试图提醒机长："嗯……你是不是要一直维持在这个高度？"即使在飞机坠毁的前一刻，副驾驶仍毕恭毕敬地回答着机长的问题。
 好撒马利亚人

    在另一个研究外在环境对道德的影响的实验里，研究人员达利和贝特生将不知情的神学院学生推入尴尬的境地。受试者被告知研究人员对神学院学生即席演说的能力十分感兴

    趣。在另一栋大楼里，研究助理正等候受试者的到来，以便记录他们的演讲。其中一半受试者被要求就"神学教育对传道以外的职业有何助益"这一题目进行演说，另一半受试者则

    被要求以"好撒马利亚人"（就是乐于帮助路边陌生人的那位好人）这个圣经人物为主题进行演讲。实验者接着分别告知不同的受试者他们处于"尚有准备时间""演讲时间已到"或"已

    经迟到"三个不同的情境，以此对情境的时间急迫度进行操控。接着，受试者在通往另一栋大楼的走道上，将遇见某个奄奄一息地倒在墙角边的人。为了达到社会心理学实验所需的

    完美戏剧效果，研究人员甚至要求这位可怜人在学生陆续经过时故意咳嗽（连续两次），并发出呻吟声。

    研究人员真正要调查的是哪位神学院学生会停下脚步，前去帮助这位可怜的路人。研究人员以问卷的方式调查这些学生信仰宗教的动机和原因，并研究这是否会对学生恪遵圣

    经里的教诲带来影响。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研究人员的发现令人十分难堪。能够让学生停下脚步提供帮助的唯一因素就是时间：时间尚属充裕的学生，一般说来皆会停下脚步

    提供协助，但时间已不足的学生经过时几乎全都视若无睹。更讽刺的是，即使在路上忙着思考好撒马利亚人内涵的神学院学生，停下脚步提供帮助的几率也不高。研究人员挖苦说

    ，好几位以"好撒马利亚人"为演讲主题的学生，甚至在匆忙之中跨过那位急需帮助的路人扬长而去。

    上述研究对揭露我们脆弱的道德观深具启发意义。然而，不道德的大脑总有办法说服我们，以致我们从来都不善于从他人的道德缺憾里汲取教训。研究人员对学习心理学的学

    生描述米尔格伦的实验，并请他们扪心自问自己如果身处类似的情境将会如何反应。部分学生在校期间已对米尔格伦的实验颇为了解，然而事实证明学校对这些学生的教育完全失

    败，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能比其他学生更早对实验者的指令提出质疑并加以抵制。虽然这些学生非常清楚人人皆有自欺的倾向，但当他们设想自己身为米尔格伦实验里的教学者时，

    其自我刻画的形象并不比对米尔格伦实验或是大脑的自恋倾向一无所知的学生来得谦逊。

    我们也许明白道德观会随着情境不断变换。我们也许已被（而且现在就被）巨细靡遗地告知人类的大脑具有自恋倾向，但我们却无法将这些知识应用到自己身上。这些知识无

    论如何也改变不了我们的自我印象。你可以想象自己正对着费力挣扎的受试者施加强烈且痛苦的电击吗？当然不行。我猜本书的读者中肯定有人会认为自己不可能做出如此残忍的

    事。事实却是，如果你是米尔格伦实验中的众多教学者之一，你的行为必定会和其他人如出一辙（或许直到现在你还无法承认，还认为自己一定是少数几个勇于违抗实验者的人之

    一）。

    不幸的是，拒绝接受"若非天主恩典我亦将去也"这句训诫所带来的危害更甚于为自己的高尚道德情操自鸣得意。我们往往错误地以他人的人格特质评价其过失，以便维护我们

    自认为理应遵守的理想道德标准，我们也仍会以这种所谓的"对应偏差"（CorrespondenceBias）评断他人的行为。观看以米尔格伦实验为主题的影片《服从》的学生就犯了这种错

    误。他们不但未能认识到实验者的权威所产生的影响力，更误以为他人的行为必定真实反映了其本性。于是，这些学生推断，米尔格伦实验里的受试者心中必然存有残酷黑暗的人

    格污点。这一点在第二阶段的实验里进一步获得证实。在这个阶段的实验里，上述学生被告知在另一个版本的米尔格伦实验中，教学者可以自由设定电击的强度。当研究人员指示

    这些学生预测教学者所使用的电击强度时，他们的预测结果远比米尔格伦实验里的教学者实际使用的电击强度还要高出许多。这些学生借助指责他人的方式，有失公允地替米尔格

    伦实验的参与者贴上了卑鄙的人格标签。

    我们也不要以为自己身处较为熟悉的环境时，即能比较公正地评估环境和人格对行为的影响力。听取了有关好撒马利亚人实验细节说明的学生，仍然坚信对呻吟的路人视而不

    见的受试者本性就是冷酷无情的，而非只是迫于时间压力才做出无奈选择。当研究人员指示学生预测这些受试者在没有时间压力的情况下将会有怎样的反应时，他们错误地判断这

    些受试者最后仍将忽略路人的存在并扬长而去。

    显然，这些学生并不比未听取过有关好撒马利亚人实验说明的学生，更清楚地认知到环境对行为可能造成的影响。
道德跷跷板

    我们不经思考即驳斥环境与行为之间存有因果关系的倾向，也使得我们易于忽视努力挣脱困难处境的人身上所展现的不凡勇气。我们往往不会关注在米尔格伦实验中勇于抵抗

    实验者指令的受试者，或在好撒马利亚人实验里，不顾时间紧迫而停下脚步协助路人的受试者，只因为我们认为任何正直高尚的人（包括我们自己）都理应这么做。

    我们不得不承认，不道德的大脑确实有它自己的一套。它以贬抑的态度审视他人的过失，同时也以最偏颇无理的方式确信自己绝对不会犯错。一旦我们的行为不小心偏离自己

    所高举的道德准则时，大脑偶尔也能熟练地以各种借口粉饰这些道德缺失。

    然而，假如我们暂时无法将过错归咎于环境因素呢？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修正自己的心态，便能使道德跷跷板重新恢复平衡。当我们发现自己的行为与道德观相悖时，与其承

    认我们是以双重标准来看待自己与他人这个事实，还不如改变我们的道德信仰，以便让我们的行为看起来更加合乎情理。在某个实验里，受试者耗费一整个小时，重复在某块木板

    上安装线轴、取下线轴的动作，然后将木栓扭转90度。一个小时过后，实验者刻意让受试者误认为实验已经结束（事实上，实验才即将开始）。实验者轻松地坐到椅子上并抽起烟

    来，告诉受试者其实刚刚的实验里有两组受试者：其中一组受试者被实验助理事先告知他们将执行的任务刺激而有趣；但另一组受试者，也就是受试者实际所属的组别，则未被告

    知这一情况。（根据这个实验所设计的情节，实验者希望观察事前的作业描述对作业表现可能造成什么影响。）实验者随后询问受试者是否愿意代替迟到的实验助理，向下一位受

    试者谎称这个实验非常刺激有趣。某些受试者将得到1美元，其他受试者则可以得到20美元，作为协助实验者继续进行实验的报酬。

    几乎所有的受试者都同意与实验者继续合作。对得到20美元（在1950年，也就是进行这个实验的年代，20美元算是一笔不小的额外收入）的受试者而言，撒个无伤大雅的谎言

    即可得到如此丰厚的奖赏，何乐而不为？但只得到1美元的受试者以这个理由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似乎就有点牵强。这些受试者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来自实验者的微妙压力，并因此变

    得左右为难。从某方面来说，他们刚刚才把自己宝贵的一个小时白白浪费在无聊至极的心理学实验上；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也刚刚在缺乏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向其他受试者

    夸大了这个实验的乐趣。这些受试者果真会为了区区1美元而撒谎吗？从他们自己的立场来看，事实当然并非如此。他们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信念与行为之间的不一致。因此，这

    些受试者暗地里调整他们对这个实验的观感，以消解他们心中的认知失调（CognitiveDissonance）。当实验者指示受试者如实报告他们的实验感想时，比起得到20美元的受试者

    ，得到1美元的受试者更乐于表示这个实验很有趣。
 不道德的大脑还有最后一项策略，就是能够迅速有效地消除违背道德良知所带来的不安。我们可以说服自己当下所处的情境与道德根本毫无关系。假如我们不需履行任何道德

    责任，何必感到愧疚？为什么眼睁睁看着某位年轻女子在纽约市皇后区遭受袭击致死的38位目击证人当中，没有一个人鼓起勇气制止或打电话报警？"我以为那只是情侣间的争吵，

    所以就回去睡觉了。"一位女性目击证人如是说道。

    而在测试我们所拥有的社会良知的实验里，对危急情况无动于衷的受试者所做出的解释更是令人大为惊叹。未能及时报告室内冒出浓烟的受试者称他们看见的只是水蒸气。未

    能前去帮助刚从梯子上摔下来的妇人的受试者则指出那位妇人并未摔伤。那么，好撒马利亚人实验里的受试者，是否也试图让自己相信那位倒在地上呻吟的路人，其实并不需要任

    何帮助？极有可能，毕竟这样自己的心里会舒坦很多。

    正如为人父母者皆知的，从无法无天的儿童期到循规蹈矩的成年期是一段极为漫长的过程。最近，我们家的老大总喜欢在地上翻滚他的婴儿弟弟。多数时候，他是个有爱心的

    哥哥；但趁我们不注意时，他偶尔会忍不住在毯子上翻滚起弟弟来。但他之后的举动，清楚地显示出他还缺乏成年人的道德观念。他不争辩说弟弟理应受到这种待遇，也不归因于

    弟弟圆滚滚的身体，他也不会推脱说其他小孩比他更爱捉弄他们的弟弟，更不会以弟弟喜欢被这样玩弄为借口来为自己脱罪。他的反应与自私自利的成人大脑的反应截然不同。"以

    撒坏坏！"他这样斥责他自己，并将自己归类到坏小孩当中作为惩罚。他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多得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