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拉娜特旺萨莞孩子:国民党如何深入美日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

抗战期间，国民党组织人员赴海外开展一系列公共外交活动，向世人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有力地粉碎了日本侵略者掩盖大屠杀真相的欺骗性宣传，成为中国近代公共外交史上的一个成功案例。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的对外传播活动体现了“不露痕迹”“利用外国人推进宣传”的特点，具有一定的历史启示意义。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血腥大屠杀， 用集体枪杀等方式杀害了30多万无辜的市民和战俘，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但在当时，美英等国政府仍然对日抱有绥靖的幻想，国际主流舆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邪恶本质也未有清醒认识。国民党在败退之中，克服种种困难，安排了恰当的公共外交行动，及时、有力地把发生在南京的大屠杀真相告知世界，把日本侵略者的危险、疯狂和惨无人道揭露给世人，影响了世界舆论，唤起了世界对日本的警惕和对中国的同情。对于丧命在日本屠刀下的万千冤魂而言，这种揭露和控诉也成为一种特殊的祭奠和慰藉。这段历史，颇值回顾。

日本侵略者发起欺骗性宣传，企图掩盖南京大屠杀

荒诞也令人愤恨的是，在日本某些右翼学者和政界人士那里，一直存在着一股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翻案逆流。他们的荒谬理由之一便是在当时的报刊中未见有关日军南京暴行的报道。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事实上，最早将日军罪恶暴露出来的恰是日本新闻媒体，身在南京的美国记者也很快发出了新闻。

疯狂的侵略者很快意识到了封锁真相的重要性，转而实施严密的电讯检查，并在国外进行虚伪荒谬的欺骗宣传，想以一手掩尽天下人的耳目。前文所述之现今日本右翼学者“未发现报刊关于屠杀记录”的悖谬理由，恰恰揭开了侵华日军当年掩盖南京大屠杀欺骗宣传的黑幕一角。如，日军当局在1938年新年前专门指示隆重庆祝，吩咐赶制五色旗（伪南京政府的“国旗”）和太阳旗。每个难民营必须派人出席庆祝大会，届时挥舞旗帜，以供他们拍摄电影，拿到全世界去宣传。侵略者还挑选难民中的老弱病残者排列一处，派医生和护士站在两旁，拍摄合影，拿到各国去宣传。此类相关记载，数不胜数。

当时英国的著名记者田伯烈（H. J. Timperley ）发现“翻阅在日本出版的英文报纸，关于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城市的种种暴行，也看不出什么痕迹”。不仅如此，“日本报纸却想把南京粉饰为太平安静的地方”。但是，由于当时的南京已经成为侵略者枪炮控制下的信息孤岛，只有日军欺骗性宣传信息才能通畅、大量地传递到外部世界，使得一些西方人士开始怀疑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当时，曾有一位美国牧师麦金致函《纽约时报》，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故事”。身在南京的美国传教士马吉为此专门写信给麦金，告知以无可争辩的事实，并强调：“如果我不是亲眼看到这些事情，我也不能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在现代社会。”

被外敌施加了巨大而野蛮的苦难，却完全不被外人所知，得不到应有的正义声援，而暴行和罪恶的施加者却能够肆无忌惮地扭曲真相、掩饰罪恶。这形成了一种影响抗战全局的被动局面，也成为一种极为痛切的民族屈辱。扭转这一局面，将真相告诉世人，揭穿日本侵略者极大的伪善所掩盖下的极大的凶残，成为国民党方面的当务之急。

公共外交战役：还原真相，昭示世人

派员深入美国和日本本土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是国民党国际宣传处成立初期策划实施的重大战役。国际宣传处是抗战时期国民党专为争取世界舆论而建立的一个特殊机构，是抗战时期中国国际宣传方面事务的核心负责机构。时任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直接督导该处，董显光亲信曾虚白为该处处长。该处具体工作，常受到蒋介石的直接领导和指挥。董显光曾是蒋介石少时求学阶段的英文老师，私人关系极为亲近，这层渊源也使得该处工作得到了蒋介石的格外关注和特别支持。

为打赢这场公共外交战役，国际宣传处收集整理出一整套很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的证据材料。主要有：一本书——田伯烈所撰写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部电影纪录片——由美国牧师马吉在大屠杀现场使用小型摄像机秘密拍摄、两套照片——日军所摄之大屠杀照片和在南京的外国传教士所拍摄的大屠杀现场照片。

田伯烈本人是当时被外部世界公认为了解实情又值得信赖的人，又收集掌握了西方传教士手中的大量材料。他的书，对于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具有重要意义。田伯烈结束在南京的采访行程，秘密携带有关资料离宁至沪。国际宣传处即与他联络，请他经香港飞抵武汉。田伯烈到达武汉后，立即被国际宣传处聘为顾问。国际宣传处1938年工作报告中记载，《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为本处设法购得，视若珍本。”马吉所摄的反映日军暴行的纪录影片，约共有8卷，是16毫米的电影胶片，大部分拍摄于南京安全区及鼓楼医院。马吉拍摄完成后，另一名美国传教士费奇将这些胶片缝在驼毛大衣的衬里，于1938年1月23日乘日本军用列车送达上海。大概因为费奇是美国人，所以幸而未遭日军搜查。到上海后，费奇把这些胶片送到上海美国柯达公司冲印，共复制了四套，在这个过程中 被国际宣传处所掌握。 两套照片中，日军所拍摄的大屠杀照片更值得重视，因为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日军“现身说法”的自供词。关于这一材料的获取，董显光在呈送蒋介石的报告中说：“此为日军人在战区所摄，送至上海洗印，由职部转辗觅得者。”并且推断：“日人自摄暴行，测其用意，追欲表示其威武欤？”尽管我们无法获知具体的细节，但能够在日本实际控制下的上海从日军手上拿到这套重要的照片，足以证明国际宣传处工作能力之突出。

在人员的选派方面，国际宣传处也做了恰当安排。赴美的李复、毕范宇、张彭春均是最佳人选。李复是原美联社记者，当时则正受雇于国际宣传处，是一位对中国感情深厚、同时又熟悉美国社会和新闻界的干将。毕范宇是中国出生的美国传教士，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英文翻译者，被斯诺夫人称为“与蒋夫人最亲密的传教士”。张彭春是著名教育家张伯苓之弟，曾任南开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务长等职，曾在1930年、1935年两次担任梅兰芳剧团访美、访苏公演的导演和顾问，被公认为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最佳人才。

相比赴美人选，选择到日本活动的适当人选更加困难，对行动成败的影响也最关键。最终，英国的莱斯特女士和三位日本基督徒成为任务执行者。这三位日本基督徒中有人参加了在南京的国际救济委员会工作，了解南京大屠杀真相，同情中国人民的遭遇，由他们携带着资料进入日本，无疑是最安全、最合适的。莱斯特女士之所以能够成为赴日人选，除了她是英国调查委员会的成员，并且较早看到过马吉所摄之影片，有较强的宣传意愿外，她的英国公民身份可以为其在日本活动提供方便和保护，因为那一时期是英国对日妥协的典型时期，英日之间的外交关系较为稳定。 这些人分头进入美国和日本之后，都利用自身社会关系，多渠道深入开展交往宣传活动。在日本，这些活动特别讲究安全、秘密。在董显光致蒋介石的密函报告中，做了这样的记录：“各该外人留日之时复广作耳语宣传，即向各国驻日使领馆人员、各国驻日通讯记者、日本工商界领袖、日本基督徒及日本政党要员、机关公务员等作个别之谈话。”“密约东京各使领馆人员及开明之日本士绅作数次演映（马吉所摄影片），迄四月中旬，日方警察尚未发现彼等宣传之迹象。”这表明，虽然这是一次秘密的宣传行动， 但是却有较广的覆盖面，“密约”放映、“耳语宣传”等方式的选择也非常精当。国际宣传处派员进入敌对国首都外交界、工商界、传媒界等核心社区进行活动，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范例。

李复等在美国的交往和宣传活动则是稍事张扬，主要包括：努力取得美国电影界人士的帮助以广泛放映马吉所摄之纪录影片，密集地拜会美国各界要人，公开出版了田伯烈等人反映南京大屠杀的著作。在美在日宣传活动，一明一暗，形成了组合拳，也有相互掩护的作用，体现出战时公共外交注重谋略的显著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