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粤港边界三十年：78年万人涌向深圳欲逃港也许我们可以说，是曾经汹涌的逃港风潮，为中国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设立经济特区，做出了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铺陈。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粤港边界上的偷渡逃港事件，自1951年封锁边界以后，就没有停止过。偷渡风潮来得最为猛烈的是1978—1979年。

　　研究者称，逃港最多的宝安县，1978年1-11月共外逃1.38万人，逃出7037人。由于大批人员外流香港，宝安县丢荒土地20多万亩。逃港者中甚至包括许多基层干部——宝安县逃出大、小队干部121人，党员29人，团员161人。

　　1978年夏天，有几万人涌向深圳等待外逃的机会，收容所人满为患。卷入逃港风潮的不只是边民，遍及广东全境。在广州，凡有偷渡成功者，皆鸣鞭炮祝贺。

　　境内外巨大的经济差距，是逃港者的动力所在。1978年广东全省农民人均收入仅77.4元人民币，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的深圳农民人均收入也只有134元人民币，而河对岸的香港新界农民同期收入为1.3万元港币。

　　偷渡事件惊动了北京。来到宝安调研的中央和广东省领导人，被深港两边的发展落差深深震动。他们明白，反偷渡，堵解决不了问题，根本的办法是放宽政策，发展经济，缩小两地的差距。

　　1977年11月，广东省委将“逃港”热潮作为重大恶性政治事件，向正在广州视察的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听后说了两句话：“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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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一切开始回归常识，当人的正当需求被重视，变化就这样发生了。

　　1978年四五月间，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率团考察港澳，回京后向中央建议，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中央同意，“说干就干”。广东省委迅速行动。

　　习仲勋到深圳、珠海视察，要求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尽快缩小深港两地差距。

　　他还提出几条新措施：让香港资本家进设备开采沙石出口、收入两家分成；吸收外资搞加工业；恢复边境小额贸易等。他鼓励当地干部说：“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

　　与广东省不谋而合的，还有香港招商局提出的建立蛇口工业区的方案。

　　其后的事情，中国人都已十分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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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1980年，当特区受到非议时，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任仲夷还举出逃港者的例子，力证办特区的好处：“以与香港一街之隔的沙头角公社为例，全公社当时人口1300多人，解放以来往香港外流的2600多人，等于两个沙头角。前几年，每年外流120多人。从1979年开始，外流大大减少，到了 1980年，不仅没有出走的，以前去到香港的人还有些要求回来。”

　　其实，改革开放后最早引进的外资中，相当一部分与当年的逃港者们密切相关。

　　逃港者曾经汹涌，继而消失，并且归来——我们正是想用这些充满戏剧性的故事，为改革开放的动力做一个意味深长的注脚。

　　持续20多年的逃港与“运动”、贫困纠缠在一起而愈演愈烈

　　突然有人说好像看见了手电光，本来还有些犹豫的人们于是“扑通、扑通”地都跳进了海里。

　　陈香港一到水里就有些后悔。陈香港的女朋友就是在这时候失踪的。“她不太会游泳，本来要绑个汽油桶，结果有人说看见解放军巡逻过来，她就直接跳进海里了。”说到这里，陈香港的神色有些黯然，“都是我非要偷渡，害死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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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秋天的一个深夜，由4名知青、3名农民临时组成的偷渡团体终于决定行动。最终只有4个人在今天香港黄竹角咀的地方上岸。若干年后，陈香港辗转得知，还有一个人漂回了内地并被遣返。

　　不只是两个失踪者为这次逃港付出了代价。唯一一名成功偷渡的女性当时正来月事，冰冷的海水让她终身无法生育。

　　回溯逃港者的历史，1971年极其普通。既没有上万人的集体闯关，也没有香港方面的“大赦”，甚至连内地一方都没有布置大规模的“反外逃”行动。但许多人的命运仍由此改变。

　　在云南插队的重庆知青陈香港，和同伴从公社偷来公章，给自己伪造了一封介绍信，然后跑到广东，跳进了大鹏湾的冰冷海水。这一切只为了吃上饱饭，过上好日子。当然，那时候的他，还不叫“陈香港”。

　　16年后，当他移民美国时，决定用这个名字纪念这座城市以及这座城市带给他的转折。他说，那也是一种与过去的告别。

　　陈香港在香港的16年其实也有不堪回首的时候。在接受移民局询问的时候，他甚至因为不会讲广东话而被认为不老实，被人用戒尺暴打。不过读过书的陈香港会写字，学英语也很快，结果当其他逃港者还在工地搬砖头的时候，他已经能穿着白衬衫坐在码头公司的办公室里学记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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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逃港者故事，有传奇、有常情，有痛苦、也有快乐，甚至还有个美好的小尾巴：陈香港最终娶到了一位“资本家”的女儿并移民美国。

　　“5月逃港潮”

　　从1952年到现在，一共有两支部队在粤港边界驻扎过。先是隶属于公安军10师的守备30团于1952年2月上旬进驻宝安。到1969年，守备30团与珠海的守备6团换防，后者就是今天驻扎在深圳边防一线的广东公安边防总队六支队的前身。

　　据当时在守备30团任参谋的叶腾芳回忆，解放初期，粤港边界的情况十分紧张。港英方面宣布：凡是有海水的地方都属于香港管辖，甚至连深圳河也禁止内地人员涉足。

　　50年代，这条边防线上还充满了“敌我斗争”。叶腾芳津津乐道的一个故事是，我方人员潜入对面的山区抓捕台湾派来的高级特工。

　　然而，这些传奇很快就被汹涌的逃港潮所代替。1962年，30团进驻宝安的第10年，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集体逃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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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在1962年“5月大逃港”之前的几个月里，从内地去往香港的非法入境者就急剧增加。到4月底，势头已经十分明显。

　　就在这年5月2日，港英政府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搜查行动，除了被称作“穿山甲”的巡逻郊野村庄的警员小组，一些便衣警员也被派到新界调查从内地偷渡来的非法入境者。

　　这一天香港警方的新闻公报中说，在上一个周末截获了200多人，其中有12个孩子在山中藏了4天才有机会进入香港。

　　为了解决这些非法入境者的问题，被称作移民局的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还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组，对他们进行审查。逃港者登记后，再到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请求签证，由调查组认可，3 个月后就可以领取正式身份证。

　　像过去5年里的很多时候一样，港英政府觉得这一定是内地方面又兴起了某个运动，导致逃港者暂时性增加。在5月的第一个10天，约有1万逃港者在香港被捕，基本是广东人。

　　到5月11日，港报披露有2万多人在梧桐山内地一侧伺机入港，其中很多人就在这几天已经尝试偷渡了六七次，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甚至请英国的情报机关M15即所谓“军情五处”予以协助。当时的港督柏立基则公开表示，英国政府对这种大规模的逃港事件也十分疑惑，要求香港方面进行详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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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更加汹涌的逃港人潮即将到来。

　　“水银泻地”——香港《明报》这样形容1962年5月的逃港者。从沙头角、打鼓岭到落马洲，一个上午就有上千名逃港者被港英军警截获。

　　香港与内地的陆地边界东部是梧桐山，中西部是深圳河流经的平原。陆地的西面是深圳湾，梧桐山东面则是大鹏湾。

　　逃港者引起了香港媒体的关注。当时作为几家报社撰稿人的陈强生在回忆录里说，越境比较多的是深圳河附近的平原。许多人白天趴在香港这边的铁丝网下边。到了晚上，有的人从铁丝网上攀爬，有的在铁丝网下边打开一个洞钻过来。

　　港英军警每50英尺就设立一个哨位，并且将警戒线向内地一侧推进了几百米，仍无法阻挡大量逃港者。

　　5月13日，港英政府宣布暂停发放所谓“人情纸”，所有偷渡入境者在边界被截获后立即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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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偷渡抵港者达到了历史最高峰。香港军警从早上到中午截获了约3000人，还有数量不相上下的逃港者进入市区。

　　直到5月20日以后，逃港潮才有所平息，但每日仍有三四千人。还发生了被遣返者跳车自杀的事件。

　　大规模逃港人群减少后，港英政府除了查捕隐匿民间的逃港者外，再次宣布逃港者经登记审查可获得身份证。结果这个消息又在内地掀起风波，造成6月大批群众冲入广州火车站，即今白云路旧火车站，酿成著名的“广州站”事件。

　　渔船被合作社收走了

　　其实50年代初的广东不乏欣欣向荣的图景。大量爱国华侨经香港回国，参与新中国的建设。在农村，农民由土改获得了田地。40年代末跑去香港的穷人阶层都在打听在内地发生的变化。

　　1953年是个特殊的年头，全广东开始社会主义改造。它的核心是成立渔业生产合作社。渔业生产合作社使生产得到了促进，却让刚刚得到个人渔船的渔民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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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50年代末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发展。1957年，中共宝安县委通过《关于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几项规定》，限制社员自留地和副业收入：副业收入不能超过全家全年总收入的30%，社外农民不准开荒，不准弃农经商，不准投机买卖。

　　规定还要求，“男全劳动力”一年要完成260个工作日，“以彻底堵塞资本主义漏洞”。

　　而在广东沿海，副业、贸易是农民生存的根本。当时宝安县委的报告说，当地50%的户数走私，20%依靠走私为生。务农的农民其副业收入已占50%，这些副业主要是把蔬菜和水果卖到香港去，“5月荔枝水，7月芋头水”。

　　事实上，这时所谓的“走私”，就是渔民的小额贸易。在海丰县的一个镇，因“走私”不到半年间抓了160人，有一个合作社的劳动力一半以上都被抓走了。

　　中共港澳工委办公室1958年的一个汇报资料说，当年6月至9月珠海县渔民驶出渔船200多条，只有100多条返回。“鱼虾不能拿到澳门卖，收入减少”。劳动力弱的人，完成指标有困难。许多渔民认为，渔民与工人、农民不同，渔民是靠天打捞，不能完成生产任务，就不吃不睡也没法有收入。

　　另一方面，渔民们说，“小船改大船，大船改机船，渔船入了水，自己就没有渔船”。而且全部金银首饰都要报告政府，然后存入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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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集中生产并没有使粮食产量得到提高，甚至开始下降。在宝安县的新民乡，840亩水稻中减产的有250亩，新南乡则因果树无人管理，损害严重，损失2万多元。

　　广东省委边防口岸办公室的一则反偷渡汇报材料在最后也小心翼翼地提到，广东人喜欢吃糖，能不能考虑增加按月下发的食糖，或者在最需要的季节集中供应。

　　跑出去的干部

　　根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办公室1979年的《反偷渡外逃汇报提纲》，从1954年到1978年，广东全省共发生偷渡外逃56万多人次，逃出14万多人。

　　其中，1962年外逃11.7万人，逃出近4万人。1978年外逃7.9万人，逃出1.8万人。1979年前5个月外逃11.9万人，逃出2.9万人。

　　持续20多年的逃港与“运动”、贫困纠缠在一起，让广东沿海濒临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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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在宝安的盐田公社，有两个渔业合作社因渔船破损无法修补，根本无法出海生产。渔民只好靠打石头、为外地渔民修补渔为生。附近龙岗东新乡一个公社有一次召开团员青年大会，本来人数有100多人，只到了25人，在会议中又走了6个。

　　惠东县澳头公社一个大队党支部6个委员，只有一个女委员没去香港。大队本来有23艘渔船，被逃港者开走了21艘，剩下2艘还坏得不能下海，完全没法组织生产。

　　海丰县的一个公社，虽然还有6000多人、1000多劳动力，但是渔船几乎都被开去香港，剩下的人没法生产，也想逃港。

　　在中山县三厢公社，一个生产队队长和出纳、民兵排长等7个人组织社员分批偷渡，并在社员家杀猪聚餐告别。这个公社的另一个生产队里，30岁上下的男人只剩下一名。

　　1979年春天，粤港边界地区有100多个生产队因劳动力流失、干部外逃没有播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