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达尔文是一首什么歌:吴祚来：与王蒙先生谈革命歌曲六十年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6 16:44:53
与王蒙先生谈革命歌曲六十年 吴祚来 王蒙： 新中国成立以后，各种革命歌曲、其中大量由民间曲调填上了新的政治鼓动内容的歌词，像浪涛、像春花、像倾盆大雨一样地到处汹涌澎湃。其中有一首郭兰英首唱的《妇女自由歌》，给我以深刻的印象，歌者因为演唱此歌，在苏联主导的一次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得了铜奖。
旧社会，好比是，黑格洞洞的苦，万丈深，
井底下，压着咱们老百姓，妇女在最底层……
是山西民歌的调子，伴奏让我想起晋剧，悲伤、郁积，像控诉，像哭，闻之怆然。
----没有这样的彻骨的悲怆，就没有革命的搏击。
多少年来多少代，盼的那个铁树就把花开，
共产党，毛泽东，他领导咱全中国走向光明……
是突然释放的热情，是好不容易搬开了压在头顶上的石头，是成千上万的姐妹们由衷的笑脸，中国的女子有救了，历史从1949重新书写。
就像另一首歌里所唱的：
铁树开了花呀，开呀嘛开了花呀，
哑巴说了话呀，说呀嘛说了话呀……
谁也没有办法否认这样的事实，这样的历史，这样的民心。情是这样的情，理是这样的理，激愤、期待，也充满信任。无怪乎据说一些老解放区的歌唱家聚会的时候，在酒过三巡以后，他们宣告：革命的胜利是从他们的唱歌儿的胜利上开始的。 吴祚来： 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在某种意义上，是新文化与新美学的胜利，你看共产党的旗帜是红旗，国民党的旗帜是蓝天白日，红色让人激动，让人热血沸腾，这样的颜色更令人充满热情与斗志，1949年之后的这些歌曲，是延安文艺的继续，延安歌曲中，“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所有的歌曲与色彩都是阳光灿烂，积极乐观而一往无前，充满必胜的信念。 革命歌曲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是通过黑暗与光明的对比，产生强烈的反差，旧社会就是黑暗，新社会就是光明，反复咏唱，这样的意象就成为固定的心理意象终生铭刻在心上；一是通过旧社会与新社会受压迫受苦难与新生活自由民主相比，这种对比在歌剧《白毛女》是体现得最为充分，“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这就是说旧社会的景象，使人寒彻肌骨，对旧社会产生畏惧感与痛恨意识。在解放战争中，这曲歌剧不仅在延安演出，更到前线去慰问演出，它极大地激发了战士们的战争热情，一些战俘也深受感染，加入到打击国民党军队的行列之中，推翻一个旧制度，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成为所有人的共同心愿，所以前线将领对白毛女剧团说，他们刺刀尖上有文化，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解放战争也是革命文化上的胜利。 人民用脚投票，在解放战争中，每一个战士后面，平均有五个农民为他们提供后勤服务，而国民党军队只能靠军队自己的力量，所以仗越打越艰难，人越打越少。文化宣传的力量，人民渴望建立新中国的决心都在发挥着巨大作用。 这种力量形成强大的惯性，在解放后还发挥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力，解放后，人民得到了田地，铁树似乎开了花，哑巴开口说了话，这些都是民间大白话，大实话，但是民众心里话，过去时代的压抑与战乱，苦难与血腥的日子因战争结束而结束，中国人民从此进入和平时代。 有什么价值高过和平的价值？有什么利益高过人民获得土地的利益？ 所以五十年代初抗美援朝时的歌曲照样雄浑慷慨：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祖国卫家乡我们上战场。 五十年代的歌声里，更多的是对比或忆苦思甜，忆苦思甜是一种政治行为，但也是一种文化行为，歌声中的新旧社会对比，就是通过文艺形象的力量，来使每一个听众获得共同的心理认同，就是中国进入了光明时代，而我们推翻的时代，充满黑暗与苦难。歌声形成一种强势的文化覆盖，正是这样的歌声，这样的热情，使五十年代更为单纯的年代，充满激情燃烧的年代，充满无私奉献与从不怀疑的年代。 这个年代里，也有“外来文化”，那便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还有“三驾马车”，以及交谊舞会。当然这些多是留苏的知识分子的文化，更多的百姓唱的，还是穷人翻身、铁树开花之类的民间歌曲。 王蒙：
我想起1949年至1950年苏联协助拍摄的文献纪录影片《中国人民的胜利》与《解放了的中国》，后一部影片解说词执笔人中方是刘白羽，苏方是西蒙诺夫。
也许你可以追溯到蒋的1927年的“四一二”血洗，也许你可以追溯到秋瑾与黄花岗烈士的就义，也许你可以追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也许你可以追溯到窦娥冤、秦香莲、杜十娘直到黛玉、晴雯、鸳鸯、金钏……也许还应该提到《兰花花》与《森吉德玛》，应该提到遍布神州的节烈牌坊与牌坊下的冤魂厉鬼。风暴与渴望孕育了几十年，几百年，上千年，点点滴滴、零零星星、血血泪泪，终于汇聚成了改变中国也改变世界的狂风暴雨。只有不可救药的白痴，才在全面小康着的中国冷言冷语：“有那个必要吗？”“代价太大了啊。”“如果没有这一切，一直搞建设多好！” 吴祚来： 王蒙先生将问题放大了，似乎有点远了，但总起来讲，还是革命是不是值得的问题，要不要革命的问题，蒋介石的国民党希望中国通过军政、训政达到宪政，但因为战乱与自身的腐败，加上对自由言论的控制甚至对共产党人的屠杀与暗杀，使民心尽失，重庆谈判之后，他们自恃军力强大，更希望通过武器来说话，而不是通过妥协协商来解决两党之争。所以，不是要不要革命的问题，不是要不要解放战争的问题，而是被迫的革命与战争。革命从来都是被迫的，历史上哪一次革命与起义不是被迫的？风调雨顺、同泰民安的传统社会，百姓对皇帝对朝廷也是充满歌颂，没有人愿意通过起义来改朝换代。 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说到黄宗羲定律时说，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摆脱了从胜利到腐败再到崩溃的执政规律，这个制度就是民主制度，通过民主使中国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人民做主了，社会就不会腐败，没有腐败也便不会出现政府崩溃。 美好的愿望却需要科学的规划与制度的保障，民主是一种政治伦理精神，也是一门社会管理的科学与技术，当代中国人正在寻找一条适合自己特色的民主之路，中国改革三十年，经济上摸石头过河，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相信中国人民在未来的日子里，政治民主也将取得决定性的成功。
民歌的力量：
王蒙： 旧中国城市里的流行歌曲，尽管也颇有可取，如《马路天使》、《渔光曲》里的插曲，但同时也确实与旧社会一起透露出了土崩瓦解、鬼哭狼嚎、阴阳怪气的征候。例如1948年流行的《夫妻相骂》，女骂男：“没有好的吃，没有好的穿，也没有金条，也没有金刚钻”，男骂女：“这样的女人简直是原子弹”，邻居骂：“这样的家庭简直是疯人院。”
而解放区唱的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太阳出来了，满呀嘛满山红”，“东北风啊，刮呀，刮呀，刮晴了天啊，晴了天，庄稼人翻身啦……”
我始终认为这最后一首东北民歌，是土改歌曲，饱含着感情，也饱含着斗争的严酷。它使我一唱就想起周立波的获得斯大林奖金的作品《暴风骤雨》。当然，有的人读了周立波的小说会浑身寒战。正是暴风骤雨式的土地改革使千千万赤贫的农民走上了革命到底的不归之路。正是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的全面革命化，成为中国革命的特点，也成为中国革命必胜的保证。
“庄稼人翻身啦”一句，离开了旋律调性，它是呼喊，是叫嚷，是霹雳电闪，它唤醒了阶级，带着拼却一身热血的决绝。
与旧的流行歌曲相比较，民歌风更刚健也更明快，更上口也更泼辣。五十年代的我们，认定是共产党带来了云南民歌《小河淌水》与蒙古长调，还有四川的《太阳出来喜洋洋》。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是地下党接收了推广了并非共产党人的教授老志诚所整理的新疆民歌《阿拉木汗》《喀什噶尔姑娘》，使之成为平津学生大联欢的主唱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大贡献是开掘了、辑录了也充分使用了如此丰赡的民歌民谣，开掘弘扬了我们的民族民间精神资源。
吴祚来： 共产党与国民党相比，共产党更能吸取民间文化的养份，所有民歌，都几乎是改编的，甚至《东方红》，“东方红”原歌词是俚俗的内容，但曲调却优美动听，还有“十八相送”等等，其曲调风格都是民间歌谣。 民间的曲调与民间社会情感相吻合，更能反映大众的审美情感，而它的力量感与呼唤式的热情，则与革命精神有某种一致性，譬如黑暗的旧社会、三座大山等语词，都极具形象性，都使人们对敌对势力产生某种反抗情绪与斗争的热望。 工农的全面革命化，是持续的国内动荡造成大量工农赤贫，想想看从清末外强入侵到义和团再到军阀混战，再到日本全面侵华战争，长达半个世纪或近百年的动荡，对中华民族造成巨大的伤害与摧残，精神的、信仰的、政治的、文化的冲击与摧毁，都是史无前例的，中国人民最需要的是一个属于自己的革命组织，一个为民族牺牲的政党，救星式的英雄人物，并将自己的子弟送到这样的组织之中，使其强大，使其战胜任何敌人，使人民得天下，得土地，得幸福与未来。 “翻身啦”这是一个动作，那么身体是什么时候栽下去的，被什么东西压迫了？被权贵力量，外来的、传统的、阴暗的力量共同使中国民间社会广大民众被置于被压迫、剥削、奴役的状态，他们被漠视、被欺凌，现在共产党与人民站在一起，共同歌唱，共同向前，新的共和国、新的制度确立起来，这是划时代的伟大变革，它使整个民族情感得到巨大释放，这种释放出来的能量如同火山，如同飓风，它是所有人的心灵力量汇聚而成，蔚然壮观。 庄稼人面朝黄土背朝天，自给自足自古而然，现在翻身啦，翻身之后如何面对黄土面对天空？人们没有思考过。 “翻身”因此是一种象征，人们朦胧意识到某种权利与地位的意识，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底层百姓是没有任何权利可言的，生存就是活着，整个世界的发展变化与自己毫无关联，谁当皇帝给谁纳粮，而正是这种世界与我无关的意识，使传统中国社会没有公民权利意识，只有良民顺民意识。 共产党从精神理念上确立了工农劳苦大众的人权、主体意识，即成为国家主人，当家作主，它对所有人的心理影响与冲击是巨大的，它激发出来的精神能量也是巨大的。关于民歌，我们的安徽巢湖民歌可以说也是登峰造极，“端起巢湖当水瓢，哪里干旱哪里浇”。“稻堆堆得圆又圆，社员堆稻上了天，撕块白云擦擦汗，对着太阳吸口烟”。在民歌中，我们看到人民的力量与自豪感，也看到人民意志的自我神化。这种神化是以为自己无所不能，而这种人民的全能，神化，也误导了决策高层，亩产万斤、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浮夸风因此成为可能。歌声不仅仅是歌声，歌声里总能看出时代的面孔与心灵，也能看到时代的病征。 王蒙： 不知道这是不是意味着我的新疆缘分。在解放头两年的众多的欢庆解放的歌曲里，一首新疆歌儿令我如醉如痴：
哎，我们尽情跳跃在五星红旗下面，
我们快乐地迎接着美丽的春天，
太阳一出来赶走那寒冷和黑暗，
毛泽东给我们带来快乐和温暖……
你觉得这歌声不是从喉咙，而是从心底的深处、含着泪、又破涕为笑了才唱出来的。人民，只有人民，让我们永远记住人民的支持和信赖，期望和贡献。
这样的歌词与真情千金难换。
老式的唱片上，一面是此首歌，另一面是器乐合奏《十二木卡姆》的一个片段。十二木卡姆也是随着解放才兴旺发达起来的。
1951年，我从一张纸上学会了我此生的第一首维吾尔语歌曲，这张纸抄写了用汉语记录的维吾尔语发音的歌词：
巴哈米兹能巴哈班尼达赫依毛泽东（我们花园的园丁是伟大的毛泽东）
阿雅脱米兹能甲尼甲尼达赫依毛泽东（我们生活的意志是伟大的毛泽东）
无论如何，这样的歌词是太可爱了，别具一格。次年，苏联艺术家访华演出，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人民演员塔玛拉·哈侬演唱了它，最后一句歌词是一串笑声：啊哈哈哈……她笑得十分出彩。与她笑得一样好的是哈萨克斯坦的哈丽玛·纳赛罗娃唱《哈萨克圆舞曲》。
事实如此，在民歌与流行歌曲较量的过程中，民歌大获全胜。在革命战争中，歌曲属于革命者，属于人民。对立面的窘态之一是无歌可唱。自古中国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的遭遇就叫做“四面楚歌”。
吴祚来： “共产党像太阳”，后来是“毛主席是我们心中不落的太阳”，我们看到太阳形象的转换。 传统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太阳神崇拜，反而有后弈射日这样的神话传说，这与西方文明大相异趣。中国人更看重雨水，所以崇拜的是龙神，但对龙神的崇拜是一种无奈，因为龙掌管着风雨，因此恐惧所以建庙以祀之。但对中国人的心理却造成某种阴性的沉淀，文化也偏阴性，但共产党的文化却第一次呈现出阳性，这对整个传统中华文化是一种巨大的颠覆与改变，完全可以说是天翻地覆。 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共产党像太阳，但解放后，太阳的形象最终成为领袖的形象，领袖实际上成为太阳神了。中国人民心灵第一次感受到巨大的温暖与能量，这种能量是新的文化带来的，也是共和国制度与共产主义未来的景象给人们带来的。 少数民族歌曲以新疆与西藏民歌为最典型，民间的民族的文化资源向共产党输送精神资源，歌曲的曲调加上新的歌词，就成为歌颂新的制度与政党的美妙艺术。民族文化与革命的红色文化交融，它感召人心，唤起人们对美好新的生活的向往。精神生活的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物质生活的贫乏，也使人们不再做制度建设的科学思考，一切都交给党了，一切都由大救星来决定，巨大的精神力量与信任感，都托付出去了，也为后来的个人崇拜埋下的不应有的祸根。 王蒙： 我们要和时间赛跑：五十年代初期，一首名为《我们要和时间赛跑》的歌曲打动了国人。一看这个题目，就充满了苏联味儿。古老的中国虽然有“与时俱化”、 “与时俱进”的说法，却没有“与时间赛跑”的豪言。它的词曲作者是瞿希贤，老革命、老作曲家，我早就学会了唱她的“红旗飘哗啦啦地响，全中国人民喜洋洋 ”。胡乔木同志对她一直是念念不忘，他曾经约我在一个重要的时刻一起去看望瞿老师，因瞿老师不在北京，未能实现。
与此同时，我想起了一大批苏联歌曲。苏联的经济很不成功，政治也好不到哪里去，军事好一点，文学更好一点，歌曲相当成功，体育最成功。当然，这是带有戏言成分的随意之说。
瞿希贤的歌曲使我想起苏联的曾经相当发达的群众歌曲，例如《祖国进行曲》、《莫斯科你好》，例如《五一检阅歌》，后者唱道：
柔和晨光，
在照耀着，
克里姆林古城墙……
雍容、大气、坚强、乐观，你想着的是五十路纵队阔步前进。解放初期的中国，“五一”、“十一”也有这样的群众游行。瞿的歌曲同样反映了这样的气势。目前仍然被许多歌者喜爱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却给我不同的感觉。这首歌的出现，已经是中苏关系逐渐恶化的时代了。这首歌曲也不像其他歌曲那样富有意识形态的悲壮与锐利。至少对于我个人来说，《晚上》意味着的是某种衰退与淡化。
其实我最最喜爱的《纺织姑娘》的“在那矮小屋里，灯火在闪着光”，也没有什么斗争意蕴，但那毕竟是民歌，又是五十年代初期传进来的，它给我的感觉是质朴与纯洁。而二战时的苏联歌曲，例如《灯光》例如《遥远啊遥远》，更能穿透我的心，令我热泪盈眶。
特别是至今有人演唱的：
我们走在大路上，
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他的旋律有与《莫斯科你好》相衔接的地方。这是一个作曲家最先告诉我的。1965年我到达伊犁的巴彦岱公社，更学会了用维吾尔语唱这首歌：
达格达姆哟鲁芒哎米兹……
词与曲都很开阔雄强。一个作过这样的歌曲的人，“文革”中却卷入了他不应该卷进去的事情，他的晚年是并不愉快也不太光彩的，令人叹息。
他的“语录歌”应该说是勉为其难，自成一家，乐段仍然有它的优美与真情。虽然，看到天才的作曲家生产出来的竟然是这样的果实，令人不胜唏嘘。
他的同样一度脍炙人口的歌儿是《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这当然好。他的歌词“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相对天真了一些。世界和中国，历史与现实，都比歌曲复杂。至于当今的搞笑段子“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则是另一种头脑简单与判断廉价，如果不说是弱智的话。同时，幽默奇谈的简单化，标志着的正是历史的太不简单，是救国建国的道路的艰难与复杂。多么不容易呀！ 吴祚来： 苏俄歌曲对中华文化是一种价值补充。一些歌曲充满着大军团的气势，雄浑壮阔，它是为人民鼓劲，向敌人示威。每一个都发自内心地歌唱，每一个人的声音都显示出不可抵抗，人民不可战胜。 还有一些歌曲譬如小树林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则是一种哀惋的抒情，歌唱的是心灵深处的情感与忧伤。 苏俄似乎没有语录歌，语录歌与社会主义好这样的歌曲，充满着强大的话语威权力，使人觉得不可置疑，社会主义好，就是好，阶级敌人反也反不了，帝国主义也是望风而逃。这样的歌曲充斥着七十年代的校园，学生们上学唱，上课唱，放学时还要唱，有着某种力量，但唱着这样的歌曲，孩子们似乎变得斗气好强。互相之间的游戏也是让对方充当敌人，或视对方为敌人卖国贼，而自己则是革命小英雄。
歌曲与口号 王蒙：
在一个特定的时期，歌词变得完全政治口号化了，这当然很不幸。然而，歌曲总算还有一个好处，它仅仅有了标语口号式的歌词是不算完的，它还得有曲子，它的曲调仍然来自生活、来自音乐传统、来自人民、来自世界也来自作曲家的灵感。即使政治口号中包含了虚夸与过度，感情仍然有可能引发共鸣，某种情结仍然有它的纪念意义与审美意义，而音乐，一首首歌儿的曲调，是相对最纯的艺术。
“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向阳花”，这个歌儿民歌风味，非常阳光，非常诚挚，令人不忍忘却。我的妻子曾经抱着孩子面向阳光照过一张照片，一见这张照片，我就会唱起这首歌来。“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它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也很地道，理想简洁明丽。“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把人民的爱戴唱得多彩多姿。“共产党领导把山治，人民的力量大无边”，这首歌唱大跃进歌唱“盘龙山”的电影插曲，令人想起那火热的年代。我们拼了命，我们发了热，我们是多么急于打造出一个强大富裕的新中国啊----欲速则不达。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到了新世纪，我们讲科学发展观啦！多少代价，多少曲折，仅仅有热情和决心而没有科学精神科学态度是绝对不行的啊。
《大海航行靠舵手》是一首成功的歌曲，泱泱大度，恢宏壮阔，乘风破浪，勇往直前，至今它的旋律仍然令人神往。至于它被利用到“ 文革”当中，或者说它的歌词中包含有宣扬个人迷信的政治上不正确的成分，责任只能由历史与时代担当。我希望，总有一天，能够荡涤掉某些歌曲上附加的累赘与尘垢，使我们的六十年歌吟行进的过程连贯起来整合起来，而完全不必要搞几次避讳与中断。
正像历史不会是直线发展、金光大道一样，断裂与自我作古，也多半是孩子气的幻想。
吴祚来： 是的，历史不是金光大道，但文化却能使现实染上金色的光彩，使人们幻觉自己就是走在金光大道上，即使前面是万丈深渊也无所畏惧，勇往超前。 我们小时候也唱过公社就是长青藤，社员都是向阳花，还有就是儿歌，我是公社小社员，但公社与大队生产队就在我们现实生活之中，其苦其累每天都能看见，但歌声却将公社唱得如此美妙，我们却从来没有反思过它的问题。也许是没有一个人会质疑这种生产与劳作方式，因为质疑者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 歌声其实也就成了飘扬的旗帜，在空中招展，离现实很远。 歌声是如此亢奋与激昂，使每一个人心中充满力量与神往，这是怎样的一种艺术力量啊，但可惜，它最终却与个人迷信维系在一起，人们有了情感却没有了理性，有了力量却没有科学，有了新制度，却没有法制保障。 这里我们没有思考过，共产党信仰什么？ 共产党信仰对象是人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发展的唯一推动力，这与基督教所讲的上帝创造一切是一样的道理，共产党人的词典里，人民创造了一切，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如同传统中国社会中，上天选择了某位帝王一样，这是不可改变的选择。 所以，当人民高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喊：人民万岁。共产党依靠人民，打下了江山，人民就是共产党的神，但这尊神要发挥力量，得靠共产党指引方向，得靠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这样，共产党、毛泽东思想与人民就成为三位一体了，成为一个神圣的同盟力量。这三种力量中，共产党的形象就是党旗，人民的形象就是工农兵形象，而毛泽东的形象，最终就用太阳来代替，毛泽东被神化了，个人崇拜也是历史与人民的选择，但这种选择却带来了文革这样的巨大灾难。
关于样板戏 王蒙：
有二十年无歌可唱。样板戏的说法小儿科，样板戏的唱词不无庸劣，如李玉和唱完“雄心壮志冲云天”，杨子荣接着唱“气冲霄汉”，“一号”人物都是跟天干起来没完。有些戏词比较好，如“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一路上多保重，山高水险”，“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等。唱腔则很有成绩，我特别喜爱江水英、柯湘、雷刚、还有《海港》里的唱段。
京剧是我们的文化财富，文革思潮扭曲了京剧包括现代戏已有的基础，民族戏曲与音乐传统又毕竟由于它的根深叶茂、源远流长与群众的喜闻乐见，而具有一种抵抗（急功近利、假大空与瞎指挥）病毒、平衡“文革”污染的能力。文艺说到底仍然是文艺，你再将它们往路线斗争上拉，它们仍然不是诬告信，不是黑材料，不是野心家起事宣言。六十年来的文艺经受了各种局面，经过了许多试炼，它存储了历史的鲜活，它留载了多样的喜怒哀乐，我们当然正视这一切过程与经验，我们却也不因为某些过程与经验的愚蠢与荒谬的方面就抛弃一切，更不可能回到1949年以前----例如张爱玲与刘雪庵代表的大上海。
大声疾呼地催生今天的鲁迅也与催生今天的曹雪芹或者巴尔扎克一样的是十足的外行话。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若干年。
文艺的生活性、艺术性、感情性、创造性与个人的风格性是常青的，也是常变化的。我仍然喜欢唱渐行渐远的“家住安源”、“听对岸，响数枪，声震芦荡”、“面对着，公字闸，往事历历……”同时这丝毫也不妨碍我接受舒曼的《梦幻曲》（原名《童年》），虽然后者曾经在我们的一出极好的戏剧里遭到纯朴的却是缺乏音乐熏陶的革命人的嘲笑。
吴祚来： 八个样板戏是革命文化的高潮与经典。 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顶风傲雪屹苍穹！ 热情、豪迈、气冲云天，革命与穷苦人必胜，人民的英雄与党的力量伟大光荣，革命成为某种宗教了。牺牲献身精神、无私无畏的精神贯穿着样板戏始终。那年月，我们除了看样板戏，我们还能看什么呢，我们除了听样板戏唱歌，我们还能听什么唱什么呢？ 我们贫乏得是如此的充满悲惨精神，我们简单得是如此的豪迈无私，样板戏中的人物，都没有家庭没有生活，只有革命与战斗，生活是没有必要的，革命与献身才是生活的本质与人生的一切。新的世界新的中国，如同天国一样，就是眼前，是英雄们的血染红了革命的旗帜，是英雄们的牺牲，换来新的共和国。 我们因此建立起感恩体系，我们的情感也有了价值追求与价值指向。 我们后悔自己不是生在战争年代，如果能亲手杀敌人，像小英雄们那样与敌人周旋克敌制胜，即使牺牲也伟大壮烈。这些英雄气概的歌曲，在某种程度上构建了我们六十年代生人甚至七十年代生人的英雄情结与人格特征。 八个样板戏是红色文艺的经典，也是其巅峰状态下的终极作品。作为革命文艺，可以说它完美得令人惊颤，无论是唱腔还是唱词，都能深入人心骨髓，使你忘返留连，使你无法抗拒它的感染。但一切关怀都是革命者的关怀，一切热情都是战斗的热情，一切牺牲都是革命的牺牲，没有普通人，没有私生活的儿女情长。 红色情感的高峰之后，必然会有另一种温暖的色彩加盟到普通人的生活。文革结束了，新的时代与新的情感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
绕不开的乡恋 王蒙：
新的历史时期的歌曲并不像原来人们喜欢讲的那样大喊大叫。原来新生事物有的需要或必然大喊大叫，有的则只需要、只能够潜移默化。至今没有一首歌曲叫做“我们一定要改革开放”，或者“改革开放就是好”，或者“现代化进行曲”。当然，也有内容比较全面和正规的《走向新时代》，而在《祝酒歌》中有歌词：“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甘洒热血和汗水”。
是的，进入了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我们的歌曲更丰富也宽敞，我们的节奏更从容也更正常，我们的生活更美好也更多样，我们的歌声更细腻也更微妙了。
李谷一的《乡恋》所以引起注意，在于她打破了那时邓丽君的独霸卡式录放机的局面，不是靠引进港台，而是我们自己的歌手，带来了久违了的温柔、依恋、沉醉与喜悦。已经习惯了厮杀与冲锋号的人们，对于柔情似水会一时听不惯，以至充满警惕。往后几年苏小明唱《军港之夜》大受争议，有同志提出：“水兵都睡着了，谁还来保卫祖国呢？”我乃戏言，文章作全就要唱：有的睡着了，有的值夜岗，吹响起床号，立马跑早操……
此后连续许多年常常听到对于歌星的责备与不忿。他们挣钱太多了？反正现时他们的收入是那时的几十倍，而现在责备的声浪远远比二三十年前小。甚至在第一届中国艺术节开幕式上，当听到用通俗唱法唱《十送红军》的时候，有一位同志不满地叫喊了起来。
不错，中国非常古老，同时中国非常年轻。中国有时候保守，中国又有时候求新逐异，一日千里。
歌曲创造了太阳岛
与《乡恋》差不多同时，郑绪兰的《太阳岛上》广泛流传。那种享受生活的情调那时颇为陌生，然而，生活的力量仍然是不可战胜的。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我去哈尔滨的时候所面对的太阳岛，仍然只不过是自然形成的几个松花江中的沙洲。到了新世纪，太阳岛公园，太阳岛展览馆已经仪态万方地又是神气活现地出现在松花江上，成为哈尔滨的著名景点了。是这首歌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为公园工程立了项，是歌曲创造了生活。
乔羽作了许多优秀的歌词，他的《思念》却别具一格，“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有点抽象，有点忧伤，有点怀念，它什么都没有说，它又是什么都说了。
应该提到的歌儿太多太多。《在希望的田野上》、《八十年代新一辈》，继承着过往的时政主题。而王立平的《红楼梦》电视剧插曲愁肠百结，情深意长。那年我到黄山，看到作为片头用的实景，一块巨石，想起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为之肠断…… 吴祚来： 八十年代的歌曲是回归人性，革命的巅峰状态只能持续那么一段时间，再长了时间，人们心灵与情感就会出现重大危机。 到台湾，喜欢邓丽君的人们会说，小邓统一了华人世界。是的，两岸没有实现政治统一，但华人世界的文化由邓丽君一统天下了，她与甜美的歌声使全世界华人共同受到心灵的洗礼或浸染，香港与台湾歌曲，使中国人找回了自己的文化与人性。我们有了儿时的知了鸣叫声，有了外婆的彭湖湾，有了四大天王与林忆莲，还有了阿里山的姑娘与小伙子。那些我们失去的，都随着春风而来，随着秋月而归。 李谷一的《乡恋》最初却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但很快却被公众接受，接着就有了“八十年代新一辈”，有了“军港之夜静悄悄”，有了“在希望的田野上”，有了“美丽的太阳岛”， 关于幸福的生活、关于希望、关于夜晚的内容成为新的生活的关键词，过去的革命文艺，夜晚都是给了国民党反动派与旧社会，现在军港的夜晚，却也是静悄悄的美好，军人们睡着了，“战争”结束了。 想想看，革命文化中的战争一直硝烟弥漫，阶级斗争的弦崩得铁紧，现在战士们终于可以安睡了，中国人在精神上进入到了和平时代。 八十年代歌声最伟大的亮点，是重燃中国人民的希望，生活似乎重新开始，一切情感与人性都回归了。太阳岛与红太阳不同，希望的田野与公社的生产不同，军港之夜与沙家滨不同，祝酒歌与临行喝妈一碗酒也不同。人们由恶梦中的无休止的战争，回到了真正的和平年代。 “再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 二十年过了，三十年也过去了，我们八十年代新一辈快成老一辈了，伟大祖国不是美不美的问题，而是又面临着新的升级，新的希望，新的挑战。 歌声连结着世界 王蒙：
我必须承认，至少在唱歌的范畴，我已经落伍，人们在议论“80后”，“90后”，而我是“30后”。在我的孩子们成长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我无法让他们与我一样地为那些老歌而涕泪横流，即使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他们教会。当然也有积累和传承，会有百唱不厌的歌正像有百读不厌的诗篇。1986年至1988年，我参与了组织帕瓦罗蒂与多明戈的演唱会。我完全倾倒于世界级的男高音的辉煌音质。帕瓦罗蒂告别舞台以后不久就去世了，我相信，上苍降生他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歌唱。他为唱而生，离唱而去，他属于意大利也属于中国的听众。他们的到来丰富了中国人民的歌唱生活。
首次在北京亮相后十余年，世界三大男高音再来，已经是很昂贵的商业演出了。
我也看到了人们逐渐见怪不怪的通俗歌星的大行其道。我听到我的孙子在演唱粤语歌曲。我也一度热衷地看过“超女”的歌喉。我为刘若英的《后来》而感动：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
在丰富的歌曲的海洋中我感到的是在在生机，处处迷雾。八十年代当中我努力学着用英语歌唱《回首往事》的插曲，影片描写五十年代的麦卡锡、塔虎脱时期美国文艺人中的左派人士的经历，由犹太歌星芭芭拉·史翠珊唱红了的这首歌曲，令人神往怀旧。影片结尾处是女主人公仍然在忙着征集和平签名，不由想起难忘的五十年代，同时歌曲达到了高潮。而到了2008年，我以七十四岁的高龄，总算用俄语唱下了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歌曲《遥远啊遥远》，本来是要在2007年访俄参加中国年的书展活动时学会的，王蒙老矣，一首歌学了三个月。而早在1980年访问德国时，坐在莱茵河的游船上，萦绕在耳边的《罗瑞莱》，也是直到二十多年以后，我终于在王安忆的先生李章帮助下查出来它的歌词全文：
谁知道很古老的时候，有雨点样多的故事……
那么多美丽的歌曲，古今中外，召之即来，唱之牵动肺腑，思之如醉如痴，六十年的歌吟，六十年的合唱，六十年的情怀，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我们举杯！ 吴祚来： 说到落伍，不如说我们对不起八零后九零后。 为什么呢？我们没有为孩子们写出优美的歌曲，孩子们都在唱成人歌曲，或者外国动漫里的歌曲，即便如此，孩子们还是唱出了自己的心声：我想唱歌但是不敢唱，小声哼哼还得东张西望！为什么呢，升学压力，我们恢复了高考，但我们却让孩子们在独木桥上拼搏厮杀，又是奥数又是外语，又是考级又是择校，学生与家长们不堪重负，所以有超女与快女，我们觉得是新气象，让青少年们通过比赛就可以获得快乐与影响力，最起码是一种对年轻一代的网开一面。他们喊出的文化口号是“想唱就唱，唱得响亮”，唱出自己的梦想与希望。 全世界的歌声都汇聚到了中国，中国属于世界，世界也属于中国，如同北京奥运主题歌所唱的：我和你，心连心，同属地球村。在新的文化生态中，中国与世界共和共生共荣，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家人。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 是的，中国人学会了新的生活，学会了爱，追求科学与和谐。 和谐，就是不同的声音在一起，形成美妙的音乐，就是尊重差异，就是让不同的颜色在同一个画面上达到美的境界，它不追求斗争与你死我活，而是体现善意的协调，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一致性。 注：本文由中国文联《中国文艺家》杂志今年第十期发表，吴祚来根据王蒙发表于《人民日报》2009年8月26日文章而点评，以对话形式发表，九月下旬，吴祚来与王蒙先生出席镇海中国传统节庆论坛，征得王蒙先生同意，但王蒙先生并没有看此文，作者特此说明。
旧社会，好比是，黑格洞洞的苦，万丈深，
井底下，压着咱们老百姓，妇女在最底层……
是山西民歌的调子，伴奏让我想起晋剧，悲伤、郁积，像控诉，像哭，闻之怆然。
----没有这样的彻骨的悲怆，就没有革命的搏击。
多少年来多少代，盼的那个铁树就把花开，
共产党，毛泽东，他领导咱全中国走向光明……
是突然释放的热情，是好不容易搬开了压在头顶上的石头，是成千上万的姐妹们由衷的笑脸，中国的女子有救了，历史从1949重新书写。
就像另一首歌里所唱的：
铁树开了花呀，开呀嘛开了花呀，
哑巴说了话呀，说呀嘛说了话呀……
谁也没有办法否认这样的事实，这样的历史，这样的民心。情是这样的情，理是这样的理，激愤、期待，也充满信任。无怪乎据说一些老解放区的歌唱家聚会的时候，在酒过三巡以后，他们宣告：革命的胜利是从他们的唱歌儿的胜利上开始的。 吴祚来： 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在某种意义上，是新文化与新美学的胜利，你看共产党的旗帜是红旗，国民党的旗帜是蓝天白日，红色让人激动，让人热血沸腾，这样的颜色更令人充满热情与斗志，1949年之后的这些歌曲，是延安文艺的继续，延安歌曲中，“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所有的歌曲与色彩都是阳光灿烂，积极乐观而一往无前，充满必胜的信念。 革命歌曲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是通过黑暗与光明的对比，产生强烈的反差，旧社会就是黑暗，新社会就是光明，反复咏唱，这样的意象就成为固定的心理意象终生铭刻在心上；一是通过旧社会与新社会受压迫受苦难与新生活自由民主相比，这种对比在歌剧《白毛女》是体现得最为充分，“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这就是说旧社会的景象，使人寒彻肌骨，对旧社会产生畏惧感与痛恨意识。在解放战争中，这曲歌剧不仅在延安演出，更到前线去慰问演出，它极大地激发了战士们的战争热情，一些战俘也深受感染，加入到打击国民党军队的行列之中，推翻一个旧制度，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成为所有人的共同心愿，所以前线将领对白毛女剧团说，他们刺刀尖上有文化，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解放战争也是革命文化上的胜利。 人民用脚投票，在解放战争中，每一个战士后面，平均有五个农民为他们提供后勤服务，而国民党军队只能靠军队自己的力量，所以仗越打越艰难，人越打越少。文化宣传的力量，人民渴望建立新中国的决心都在发挥着巨大作用。 这种力量形成强大的惯性，在解放后还发挥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力，解放后，人民得到了田地，铁树似乎开了花，哑巴开口说了话，这些都是民间大白话，大实话，但是民众心里话，过去时代的压抑与战乱，苦难与血腥的日子因战争结束而结束，中国人民从此进入和平时代。 有什么价值高过和平的价值？有什么利益高过人民获得土地的利益？ 所以五十年代初抗美援朝时的歌曲照样雄浑慷慨：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祖国卫家乡我们上战场。 五十年代的歌声里，更多的是对比或忆苦思甜，忆苦思甜是一种政治行为，但也是一种文化行为，歌声中的新旧社会对比，就是通过文艺形象的力量，来使每一个听众获得共同的心理认同，就是中国进入了光明时代，而我们推翻的时代，充满黑暗与苦难。歌声形成一种强势的文化覆盖，正是这样的歌声，这样的热情，使五十年代更为单纯的年代，充满激情燃烧的年代，充满无私奉献与从不怀疑的年代。 这个年代里，也有“外来文化”，那便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还有“三驾马车”，以及交谊舞会。当然这些多是留苏的知识分子的文化，更多的百姓唱的，还是穷人翻身、铁树开花之类的民间歌曲。 王蒙：
我想起1949年至1950年苏联协助拍摄的文献纪录影片《中国人民的胜利》与《解放了的中国》，后一部影片解说词执笔人中方是刘白羽，苏方是西蒙诺夫。
也许你可以追溯到蒋的1927年的“四一二”血洗，也许你可以追溯到秋瑾与黄花岗烈士的就义，也许你可以追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也许你可以追溯到窦娥冤、秦香莲、杜十娘直到黛玉、晴雯、鸳鸯、金钏……也许还应该提到《兰花花》与《森吉德玛》，应该提到遍布神州的节烈牌坊与牌坊下的冤魂厉鬼。风暴与渴望孕育了几十年，几百年，上千年，点点滴滴、零零星星、血血泪泪，终于汇聚成了改变中国也改变世界的狂风暴雨。只有不可救药的白痴，才在全面小康着的中国冷言冷语：“有那个必要吗？”“代价太大了啊。”“如果没有这一切，一直搞建设多好！” 吴祚来： 王蒙先生将问题放大了，似乎有点远了，但总起来讲，还是革命是不是值得的问题，要不要革命的问题，蒋介石的国民党希望中国通过军政、训政达到宪政，但因为战乱与自身的腐败，加上对自由言论的控制甚至对共产党人的屠杀与暗杀，使民心尽失，重庆谈判之后，他们自恃军力强大，更希望通过武器来说话，而不是通过妥协协商来解决两党之争。所以，不是要不要革命的问题，不是要不要解放战争的问题，而是被迫的革命与战争。革命从来都是被迫的，历史上哪一次革命与起义不是被迫的？风调雨顺、同泰民安的传统社会，百姓对皇帝对朝廷也是充满歌颂，没有人愿意通过起义来改朝换代。 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说到黄宗羲定律时说，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摆脱了从胜利到腐败再到崩溃的执政规律，这个制度就是民主制度，通过民主使中国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人民做主了，社会就不会腐败，没有腐败也便不会出现政府崩溃。 美好的愿望却需要科学的规划与制度的保障，民主是一种政治伦理精神，也是一门社会管理的科学与技术，当代中国人正在寻找一条适合自己特色的民主之路，中国改革三十年，经济上摸石头过河，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相信中国人民在未来的日子里，政治民主也将取得决定性的成功。
民歌的力量：
王蒙： 旧中国城市里的流行歌曲，尽管也颇有可取，如《马路天使》、《渔光曲》里的插曲，但同时也确实与旧社会一起透露出了土崩瓦解、鬼哭狼嚎、阴阳怪气的征候。例如1948年流行的《夫妻相骂》，女骂男：“没有好的吃，没有好的穿，也没有金条，也没有金刚钻”，男骂女：“这样的女人简直是原子弹”，邻居骂：“这样的家庭简直是疯人院。”
而解放区唱的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太阳出来了，满呀嘛满山红”，“东北风啊，刮呀，刮呀，刮晴了天啊，晴了天，庄稼人翻身啦……”
我始终认为这最后一首东北民歌，是土改歌曲，饱含着感情，也饱含着斗争的严酷。它使我一唱就想起周立波的获得斯大林奖金的作品《暴风骤雨》。当然，有的人读了周立波的小说会浑身寒战。正是暴风骤雨式的土地改革使千千万赤贫的农民走上了革命到底的不归之路。正是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的全面革命化，成为中国革命的特点，也成为中国革命必胜的保证。
“庄稼人翻身啦”一句，离开了旋律调性，它是呼喊，是叫嚷，是霹雳电闪，它唤醒了阶级，带着拼却一身热血的决绝。
与旧的流行歌曲相比较，民歌风更刚健也更明快，更上口也更泼辣。五十年代的我们，认定是共产党带来了云南民歌《小河淌水》与蒙古长调，还有四川的《太阳出来喜洋洋》。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是地下党接收了推广了并非共产党人的教授老志诚所整理的新疆民歌《阿拉木汗》《喀什噶尔姑娘》，使之成为平津学生大联欢的主唱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大贡献是开掘了、辑录了也充分使用了如此丰赡的民歌民谣，开掘弘扬了我们的民族民间精神资源。
吴祚来： 共产党与国民党相比，共产党更能吸取民间文化的养份，所有民歌，都几乎是改编的，甚至《东方红》，“东方红”原歌词是俚俗的内容，但曲调却优美动听，还有“十八相送”等等，其曲调风格都是民间歌谣。 民间的曲调与民间社会情感相吻合，更能反映大众的审美情感，而它的力量感与呼唤式的热情，则与革命精神有某种一致性，譬如黑暗的旧社会、三座大山等语词，都极具形象性，都使人们对敌对势力产生某种反抗情绪与斗争的热望。 工农的全面革命化，是持续的国内动荡造成大量工农赤贫，想想看从清末外强入侵到义和团再到军阀混战，再到日本全面侵华战争，长达半个世纪或近百年的动荡，对中华民族造成巨大的伤害与摧残，精神的、信仰的、政治的、文化的冲击与摧毁，都是史无前例的，中国人民最需要的是一个属于自己的革命组织，一个为民族牺牲的政党，救星式的英雄人物，并将自己的子弟送到这样的组织之中，使其强大，使其战胜任何敌人，使人民得天下，得土地，得幸福与未来。 “翻身啦”这是一个动作，那么身体是什么时候栽下去的，被什么东西压迫了？被权贵力量，外来的、传统的、阴暗的力量共同使中国民间社会广大民众被置于被压迫、剥削、奴役的状态，他们被漠视、被欺凌，现在共产党与人民站在一起，共同歌唱，共同向前，新的共和国、新的制度确立起来，这是划时代的伟大变革，它使整个民族情感得到巨大释放，这种释放出来的能量如同火山，如同飓风，它是所有人的心灵力量汇聚而成，蔚然壮观。 庄稼人面朝黄土背朝天，自给自足自古而然，现在翻身啦，翻身之后如何面对黄土面对天空？人们没有思考过。 “翻身”因此是一种象征，人们朦胧意识到某种权利与地位的意识，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底层百姓是没有任何权利可言的，生存就是活着，整个世界的发展变化与自己毫无关联，谁当皇帝给谁纳粮，而正是这种世界与我无关的意识，使传统中国社会没有公民权利意识，只有良民顺民意识。 共产党从精神理念上确立了工农劳苦大众的人权、主体意识，即成为国家主人，当家作主，它对所有人的心理影响与冲击是巨大的，它激发出来的精神能量也是巨大的。关于民歌，我们的安徽巢湖民歌可以说也是登峰造极，“端起巢湖当水瓢，哪里干旱哪里浇”。“稻堆堆得圆又圆，社员堆稻上了天，撕块白云擦擦汗，对着太阳吸口烟”。在民歌中，我们看到人民的力量与自豪感，也看到人民意志的自我神化。这种神化是以为自己无所不能，而这种人民的全能，神化，也误导了决策高层，亩产万斤、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浮夸风因此成为可能。歌声不仅仅是歌声，歌声里总能看出时代的面孔与心灵，也能看到时代的病征。 王蒙： 不知道这是不是意味着我的新疆缘分。在解放头两年的众多的欢庆解放的歌曲里，一首新疆歌儿令我如醉如痴：
哎，我们尽情跳跃在五星红旗下面，
我们快乐地迎接着美丽的春天，
太阳一出来赶走那寒冷和黑暗，
毛泽东给我们带来快乐和温暖……
你觉得这歌声不是从喉咙，而是从心底的深处、含着泪、又破涕为笑了才唱出来的。人民，只有人民，让我们永远记住人民的支持和信赖，期望和贡献。
这样的歌词与真情千金难换。
老式的唱片上，一面是此首歌，另一面是器乐合奏《十二木卡姆》的一个片段。十二木卡姆也是随着解放才兴旺发达起来的。
1951年，我从一张纸上学会了我此生的第一首维吾尔语歌曲，这张纸抄写了用汉语记录的维吾尔语发音的歌词：
巴哈米兹能巴哈班尼达赫依毛泽东（我们花园的园丁是伟大的毛泽东）
阿雅脱米兹能甲尼甲尼达赫依毛泽东（我们生活的意志是伟大的毛泽东）
无论如何，这样的歌词是太可爱了，别具一格。次年，苏联艺术家访华演出，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人民演员塔玛拉·哈侬演唱了它，最后一句歌词是一串笑声：啊哈哈哈……她笑得十分出彩。与她笑得一样好的是哈萨克斯坦的哈丽玛·纳赛罗娃唱《哈萨克圆舞曲》。
事实如此，在民歌与流行歌曲较量的过程中，民歌大获全胜。在革命战争中，歌曲属于革命者，属于人民。对立面的窘态之一是无歌可唱。自古中国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的遭遇就叫做“四面楚歌”。
吴祚来： “共产党像太阳”，后来是“毛主席是我们心中不落的太阳”，我们看到太阳形象的转换。 传统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太阳神崇拜，反而有后弈射日这样的神话传说，这与西方文明大相异趣。中国人更看重雨水，所以崇拜的是龙神，但对龙神的崇拜是一种无奈，因为龙掌管着风雨，因此恐惧所以建庙以祀之。但对中国人的心理却造成某种阴性的沉淀，文化也偏阴性，但共产党的文化却第一次呈现出阳性，这对整个传统中华文化是一种巨大的颠覆与改变，完全可以说是天翻地覆。 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共产党像太阳，但解放后，太阳的形象最终成为领袖的形象，领袖实际上成为太阳神了。中国人民心灵第一次感受到巨大的温暖与能量，这种能量是新的文化带来的，也是共和国制度与共产主义未来的景象给人们带来的。 少数民族歌曲以新疆与西藏民歌为最典型，民间的民族的文化资源向共产党输送精神资源，歌曲的曲调加上新的歌词，就成为歌颂新的制度与政党的美妙艺术。民族文化与革命的红色文化交融，它感召人心，唤起人们对美好新的生活的向往。精神生活的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物质生活的贫乏，也使人们不再做制度建设的科学思考，一切都交给党了，一切都由大救星来决定，巨大的精神力量与信任感，都托付出去了，也为后来的个人崇拜埋下的不应有的祸根。 王蒙： 我们要和时间赛跑：五十年代初期，一首名为《我们要和时间赛跑》的歌曲打动了国人。一看这个题目，就充满了苏联味儿。古老的中国虽然有“与时俱化”、 “与时俱进”的说法，却没有“与时间赛跑”的豪言。它的词曲作者是瞿希贤，老革命、老作曲家，我早就学会了唱她的“红旗飘哗啦啦地响，全中国人民喜洋洋 ”。胡乔木同志对她一直是念念不忘，他曾经约我在一个重要的时刻一起去看望瞿老师，因瞿老师不在北京，未能实现。
与此同时，我想起了一大批苏联歌曲。苏联的经济很不成功，政治也好不到哪里去，军事好一点，文学更好一点，歌曲相当成功，体育最成功。当然，这是带有戏言成分的随意之说。
瞿希贤的歌曲使我想起苏联的曾经相当发达的群众歌曲，例如《祖国进行曲》、《莫斯科你好》，例如《五一检阅歌》，后者唱道：
柔和晨光，
在照耀着，
克里姆林古城墙……
雍容、大气、坚强、乐观，你想着的是五十路纵队阔步前进。解放初期的中国，“五一”、“十一”也有这样的群众游行。瞿的歌曲同样反映了这样的气势。目前仍然被许多歌者喜爱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却给我不同的感觉。这首歌的出现，已经是中苏关系逐渐恶化的时代了。这首歌曲也不像其他歌曲那样富有意识形态的悲壮与锐利。至少对于我个人来说，《晚上》意味着的是某种衰退与淡化。
其实我最最喜爱的《纺织姑娘》的“在那矮小屋里，灯火在闪着光”，也没有什么斗争意蕴，但那毕竟是民歌，又是五十年代初期传进来的，它给我的感觉是质朴与纯洁。而二战时的苏联歌曲，例如《灯光》例如《遥远啊遥远》，更能穿透我的心，令我热泪盈眶。
特别是至今有人演唱的：
我们走在大路上，
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他的旋律有与《莫斯科你好》相衔接的地方。这是一个作曲家最先告诉我的。1965年我到达伊犁的巴彦岱公社，更学会了用维吾尔语唱这首歌：
达格达姆哟鲁芒哎米兹……
词与曲都很开阔雄强。一个作过这样的歌曲的人，“文革”中却卷入了他不应该卷进去的事情，他的晚年是并不愉快也不太光彩的，令人叹息。
他的“语录歌”应该说是勉为其难，自成一家，乐段仍然有它的优美与真情。虽然，看到天才的作曲家生产出来的竟然是这样的果实，令人不胜唏嘘。
他的同样一度脍炙人口的歌儿是《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这当然好。他的歌词“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相对天真了一些。世界和中国，历史与现实，都比歌曲复杂。至于当今的搞笑段子“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则是另一种头脑简单与判断廉价，如果不说是弱智的话。同时，幽默奇谈的简单化，标志着的正是历史的太不简单，是救国建国的道路的艰难与复杂。多么不容易呀！ 吴祚来： 苏俄歌曲对中华文化是一种价值补充。一些歌曲充满着大军团的气势，雄浑壮阔，它是为人民鼓劲，向敌人示威。每一个都发自内心地歌唱，每一个人的声音都显示出不可抵抗，人民不可战胜。 还有一些歌曲譬如小树林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则是一种哀惋的抒情，歌唱的是心灵深处的情感与忧伤。 苏俄似乎没有语录歌，语录歌与社会主义好这样的歌曲，充满着强大的话语威权力，使人觉得不可置疑，社会主义好，就是好，阶级敌人反也反不了，帝国主义也是望风而逃。这样的歌曲充斥着七十年代的校园，学生们上学唱，上课唱，放学时还要唱，有着某种力量，但唱着这样的歌曲，孩子们似乎变得斗气好强。互相之间的游戏也是让对方充当敌人，或视对方为敌人卖国贼，而自己则是革命小英雄。
歌曲与口号 王蒙：
在一个特定的时期，歌词变得完全政治口号化了，这当然很不幸。然而，歌曲总算还有一个好处，它仅仅有了标语口号式的歌词是不算完的，它还得有曲子，它的曲调仍然来自生活、来自音乐传统、来自人民、来自世界也来自作曲家的灵感。即使政治口号中包含了虚夸与过度，感情仍然有可能引发共鸣，某种情结仍然有它的纪念意义与审美意义，而音乐，一首首歌儿的曲调，是相对最纯的艺术。
“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向阳花”，这个歌儿民歌风味，非常阳光，非常诚挚，令人不忍忘却。我的妻子曾经抱着孩子面向阳光照过一张照片，一见这张照片，我就会唱起这首歌来。“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它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也很地道，理想简洁明丽。“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把人民的爱戴唱得多彩多姿。“共产党领导把山治，人民的力量大无边”，这首歌唱大跃进歌唱“盘龙山”的电影插曲，令人想起那火热的年代。我们拼了命，我们发了热，我们是多么急于打造出一个强大富裕的新中国啊----欲速则不达。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到了新世纪，我们讲科学发展观啦！多少代价，多少曲折，仅仅有热情和决心而没有科学精神科学态度是绝对不行的啊。
《大海航行靠舵手》是一首成功的歌曲，泱泱大度，恢宏壮阔，乘风破浪，勇往直前，至今它的旋律仍然令人神往。至于它被利用到“ 文革”当中，或者说它的歌词中包含有宣扬个人迷信的政治上不正确的成分，责任只能由历史与时代担当。我希望，总有一天，能够荡涤掉某些歌曲上附加的累赘与尘垢，使我们的六十年歌吟行进的过程连贯起来整合起来，而完全不必要搞几次避讳与中断。
正像历史不会是直线发展、金光大道一样，断裂与自我作古，也多半是孩子气的幻想。
吴祚来： 是的，历史不是金光大道，但文化却能使现实染上金色的光彩，使人们幻觉自己就是走在金光大道上，即使前面是万丈深渊也无所畏惧，勇往超前。 我们小时候也唱过公社就是长青藤，社员都是向阳花，还有就是儿歌，我是公社小社员，但公社与大队生产队就在我们现实生活之中，其苦其累每天都能看见，但歌声却将公社唱得如此美妙，我们却从来没有反思过它的问题。也许是没有一个人会质疑这种生产与劳作方式，因为质疑者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 歌声其实也就成了飘扬的旗帜，在空中招展，离现实很远。 歌声是如此亢奋与激昂，使每一个人心中充满力量与神往，这是怎样的一种艺术力量啊，但可惜，它最终却与个人迷信维系在一起，人们有了情感却没有了理性，有了力量却没有科学，有了新制度，却没有法制保障。 这里我们没有思考过，共产党信仰什么？ 共产党信仰对象是人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发展的唯一推动力，这与基督教所讲的上帝创造一切是一样的道理，共产党人的词典里，人民创造了一切，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如同传统中国社会中，上天选择了某位帝王一样，这是不可改变的选择。 所以，当人民高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喊：人民万岁。共产党依靠人民，打下了江山，人民就是共产党的神，但这尊神要发挥力量，得靠共产党指引方向，得靠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这样，共产党、毛泽东思想与人民就成为三位一体了，成为一个神圣的同盟力量。这三种力量中，共产党的形象就是党旗，人民的形象就是工农兵形象，而毛泽东的形象，最终就用太阳来代替，毛泽东被神化了，个人崇拜也是历史与人民的选择，但这种选择却带来了文革这样的巨大灾难。
关于样板戏 王蒙：
有二十年无歌可唱。样板戏的说法小儿科，样板戏的唱词不无庸劣，如李玉和唱完“雄心壮志冲云天”，杨子荣接着唱“气冲霄汉”，“一号”人物都是跟天干起来没完。有些戏词比较好，如“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一路上多保重，山高水险”，“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等。唱腔则很有成绩，我特别喜爱江水英、柯湘、雷刚、还有《海港》里的唱段。
京剧是我们的文化财富，文革思潮扭曲了京剧包括现代戏已有的基础，民族戏曲与音乐传统又毕竟由于它的根深叶茂、源远流长与群众的喜闻乐见，而具有一种抵抗（急功近利、假大空与瞎指挥）病毒、平衡“文革”污染的能力。文艺说到底仍然是文艺，你再将它们往路线斗争上拉，它们仍然不是诬告信，不是黑材料，不是野心家起事宣言。六十年来的文艺经受了各种局面，经过了许多试炼，它存储了历史的鲜活，它留载了多样的喜怒哀乐，我们当然正视这一切过程与经验，我们却也不因为某些过程与经验的愚蠢与荒谬的方面就抛弃一切，更不可能回到1949年以前----例如张爱玲与刘雪庵代表的大上海。
大声疾呼地催生今天的鲁迅也与催生今天的曹雪芹或者巴尔扎克一样的是十足的外行话。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若干年。
文艺的生活性、艺术性、感情性、创造性与个人的风格性是常青的，也是常变化的。我仍然喜欢唱渐行渐远的“家住安源”、“听对岸，响数枪，声震芦荡”、“面对着，公字闸，往事历历……”同时这丝毫也不妨碍我接受舒曼的《梦幻曲》（原名《童年》），虽然后者曾经在我们的一出极好的戏剧里遭到纯朴的却是缺乏音乐熏陶的革命人的嘲笑。
吴祚来： 八个样板戏是革命文化的高潮与经典。 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顶风傲雪屹苍穹！ 热情、豪迈、气冲云天，革命与穷苦人必胜，人民的英雄与党的力量伟大光荣，革命成为某种宗教了。牺牲献身精神、无私无畏的精神贯穿着样板戏始终。那年月，我们除了看样板戏，我们还能看什么呢，我们除了听样板戏唱歌，我们还能听什么唱什么呢？ 我们贫乏得是如此的充满悲惨精神，我们简单得是如此的豪迈无私，样板戏中的人物，都没有家庭没有生活，只有革命与战斗，生活是没有必要的，革命与献身才是生活的本质与人生的一切。新的世界新的中国，如同天国一样，就是眼前，是英雄们的血染红了革命的旗帜，是英雄们的牺牲，换来新的共和国。 我们因此建立起感恩体系，我们的情感也有了价值追求与价值指向。 我们后悔自己不是生在战争年代，如果能亲手杀敌人，像小英雄们那样与敌人周旋克敌制胜，即使牺牲也伟大壮烈。这些英雄气概的歌曲，在某种程度上构建了我们六十年代生人甚至七十年代生人的英雄情结与人格特征。 八个样板戏是红色文艺的经典，也是其巅峰状态下的终极作品。作为革命文艺，可以说它完美得令人惊颤，无论是唱腔还是唱词，都能深入人心骨髓，使你忘返留连，使你无法抗拒它的感染。但一切关怀都是革命者的关怀，一切热情都是战斗的热情，一切牺牲都是革命的牺牲，没有普通人，没有私生活的儿女情长。 红色情感的高峰之后，必然会有另一种温暖的色彩加盟到普通人的生活。文革结束了，新的时代与新的情感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
绕不开的乡恋 王蒙：
新的历史时期的歌曲并不像原来人们喜欢讲的那样大喊大叫。原来新生事物有的需要或必然大喊大叫，有的则只需要、只能够潜移默化。至今没有一首歌曲叫做“我们一定要改革开放”，或者“改革开放就是好”，或者“现代化进行曲”。当然，也有内容比较全面和正规的《走向新时代》，而在《祝酒歌》中有歌词：“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甘洒热血和汗水”。
是的，进入了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我们的歌曲更丰富也宽敞，我们的节奏更从容也更正常，我们的生活更美好也更多样，我们的歌声更细腻也更微妙了。
李谷一的《乡恋》所以引起注意，在于她打破了那时邓丽君的独霸卡式录放机的局面，不是靠引进港台，而是我们自己的歌手，带来了久违了的温柔、依恋、沉醉与喜悦。已经习惯了厮杀与冲锋号的人们，对于柔情似水会一时听不惯，以至充满警惕。往后几年苏小明唱《军港之夜》大受争议，有同志提出：“水兵都睡着了，谁还来保卫祖国呢？”我乃戏言，文章作全就要唱：有的睡着了，有的值夜岗，吹响起床号，立马跑早操……
此后连续许多年常常听到对于歌星的责备与不忿。他们挣钱太多了？反正现时他们的收入是那时的几十倍，而现在责备的声浪远远比二三十年前小。甚至在第一届中国艺术节开幕式上，当听到用通俗唱法唱《十送红军》的时候，有一位同志不满地叫喊了起来。
不错，中国非常古老，同时中国非常年轻。中国有时候保守，中国又有时候求新逐异，一日千里。
歌曲创造了太阳岛
与《乡恋》差不多同时，郑绪兰的《太阳岛上》广泛流传。那种享受生活的情调那时颇为陌生，然而，生活的力量仍然是不可战胜的。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我去哈尔滨的时候所面对的太阳岛，仍然只不过是自然形成的几个松花江中的沙洲。到了新世纪，太阳岛公园，太阳岛展览馆已经仪态万方地又是神气活现地出现在松花江上，成为哈尔滨的著名景点了。是这首歌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为公园工程立了项，是歌曲创造了生活。
乔羽作了许多优秀的歌词，他的《思念》却别具一格，“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有点抽象，有点忧伤，有点怀念，它什么都没有说，它又是什么都说了。
应该提到的歌儿太多太多。《在希望的田野上》、《八十年代新一辈》，继承着过往的时政主题。而王立平的《红楼梦》电视剧插曲愁肠百结，情深意长。那年我到黄山，看到作为片头用的实景，一块巨石，想起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为之肠断…… 吴祚来： 八十年代的歌曲是回归人性，革命的巅峰状态只能持续那么一段时间，再长了时间，人们心灵与情感就会出现重大危机。 到台湾，喜欢邓丽君的人们会说，小邓统一了华人世界。是的，两岸没有实现政治统一，但华人世界的文化由邓丽君一统天下了，她与甜美的歌声使全世界华人共同受到心灵的洗礼或浸染，香港与台湾歌曲，使中国人找回了自己的文化与人性。我们有了儿时的知了鸣叫声，有了外婆的彭湖湾，有了四大天王与林忆莲，还有了阿里山的姑娘与小伙子。那些我们失去的，都随着春风而来，随着秋月而归。 李谷一的《乡恋》最初却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但很快却被公众接受，接着就有了“八十年代新一辈”，有了“军港之夜静悄悄”，有了“在希望的田野上”，有了“美丽的太阳岛”， 关于幸福的生活、关于希望、关于夜晚的内容成为新的生活的关键词，过去的革命文艺，夜晚都是给了国民党反动派与旧社会，现在军港的夜晚，却也是静悄悄的美好，军人们睡着了，“战争”结束了。 想想看，革命文化中的战争一直硝烟弥漫，阶级斗争的弦崩得铁紧，现在战士们终于可以安睡了，中国人在精神上进入到了和平时代。 八十年代歌声最伟大的亮点，是重燃中国人民的希望，生活似乎重新开始，一切情感与人性都回归了。太阳岛与红太阳不同，希望的田野与公社的生产不同，军港之夜与沙家滨不同，祝酒歌与临行喝妈一碗酒也不同。人们由恶梦中的无休止的战争，回到了真正的和平年代。 “再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 二十年过了，三十年也过去了，我们八十年代新一辈快成老一辈了，伟大祖国不是美不美的问题，而是又面临着新的升级，新的希望，新的挑战。 歌声连结着世界 王蒙：
我必须承认，至少在唱歌的范畴，我已经落伍，人们在议论“80后”，“90后”，而我是“30后”。在我的孩子们成长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我无法让他们与我一样地为那些老歌而涕泪横流，即使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他们教会。当然也有积累和传承，会有百唱不厌的歌正像有百读不厌的诗篇。1986年至1988年，我参与了组织帕瓦罗蒂与多明戈的演唱会。我完全倾倒于世界级的男高音的辉煌音质。帕瓦罗蒂告别舞台以后不久就去世了，我相信，上苍降生他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歌唱。他为唱而生，离唱而去，他属于意大利也属于中国的听众。他们的到来丰富了中国人民的歌唱生活。
首次在北京亮相后十余年，世界三大男高音再来，已经是很昂贵的商业演出了。
我也看到了人们逐渐见怪不怪的通俗歌星的大行其道。我听到我的孙子在演唱粤语歌曲。我也一度热衷地看过“超女”的歌喉。我为刘若英的《后来》而感动：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
在丰富的歌曲的海洋中我感到的是在在生机，处处迷雾。八十年代当中我努力学着用英语歌唱《回首往事》的插曲，影片描写五十年代的麦卡锡、塔虎脱时期美国文艺人中的左派人士的经历，由犹太歌星芭芭拉·史翠珊唱红了的这首歌曲，令人神往怀旧。影片结尾处是女主人公仍然在忙着征集和平签名，不由想起难忘的五十年代，同时歌曲达到了高潮。而到了2008年，我以七十四岁的高龄，总算用俄语唱下了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歌曲《遥远啊遥远》，本来是要在2007年访俄参加中国年的书展活动时学会的，王蒙老矣，一首歌学了三个月。而早在1980年访问德国时，坐在莱茵河的游船上，萦绕在耳边的《罗瑞莱》，也是直到二十多年以后，我终于在王安忆的先生李章帮助下查出来它的歌词全文：
谁知道很古老的时候，有雨点样多的故事……
那么多美丽的歌曲，古今中外，召之即来，唱之牵动肺腑，思之如醉如痴，六十年的歌吟，六十年的合唱，六十年的情怀，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我们举杯！ 吴祚来： 说到落伍，不如说我们对不起八零后九零后。 为什么呢？我们没有为孩子们写出优美的歌曲，孩子们都在唱成人歌曲，或者外国动漫里的歌曲，即便如此，孩子们还是唱出了自己的心声：我想唱歌但是不敢唱，小声哼哼还得东张西望！为什么呢，升学压力，我们恢复了高考，但我们却让孩子们在独木桥上拼搏厮杀，又是奥数又是外语，又是考级又是择校，学生与家长们不堪重负，所以有超女与快女，我们觉得是新气象，让青少年们通过比赛就可以获得快乐与影响力，最起码是一种对年轻一代的网开一面。他们喊出的文化口号是“想唱就唱，唱得响亮”，唱出自己的梦想与希望。 全世界的歌声都汇聚到了中国，中国属于世界，世界也属于中国，如同北京奥运主题歌所唱的：我和你，心连心，同属地球村。在新的文化生态中，中国与世界共和共生共荣，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家人。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 是的，中国人学会了新的生活，学会了爱，追求科学与和谐。 和谐，就是不同的声音在一起，形成美妙的音乐，就是尊重差异，就是让不同的颜色在同一个画面上达到美的境界，它不追求斗争与你死我活，而是体现善意的协调，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一致性。 注：本文由中国文联《中国文艺家》杂志今年第十期发表，吴祚来根据王蒙发表于《人民日报》2009年8月26日文章而点评，以对话形式发表，九月下旬，吴祚来与王蒙先生出席镇海中国传统节庆论坛，征得王蒙先生同意，但王蒙先生并没有看此文，作者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