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风来宫崎骏,观后感:中条山战役中共为何不出兵？

　　原标题为：中条山战役“出兵”之争——读邓野文对中条山战役国共交涉关键的研讨

　　中条山战役，当年也称晋南战役。但因为中共解放战争期间也打过一场晋南战役，为避免混淆起见，这里仍用中条山战役一词。以往研究1941年中条山战役的著作论文并不少见，但研究到中条山战役过程国共两党的交涉及其相互态度问题的，却只读过刘贵福的一篇。目前仅见刘贵福在《抗战中期的国共配合作战问题 百团大战、中条山战役为中心的讨论》（《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2期）一文中有所讨论。因为刘文占有资料有限，因此多少有点语焉不详。近来读邓野《日苏中立条约在中国的争议及其政治延伸》见《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一文，见有专节讨论，而且引述了多种国民党方面的史料，尤其是文章注意到，政治家策略判断的出发点，是“对谁有利，对谁不利”，可谓眼光独到，颇具新意，读后很有收获。

　　中条山战役，发生在1941年5月上旬，至6月上旬即以国民党守军中条山根据地完全陷落而告结束，前后不过30天左右时间。据日本《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述称，此役日军只用了21个小时就占领了国民党守军最重要的渡河点垣曲，用35个小时便完成了外侧包围圈，用40个小时完成了内侧包围圈。也就是说，日军从5月7日傍晚开始行动，到9日中午即全部完成了对中条山近20万中国军队的双重合围。之后，日军各兵团反复三次“篦梳扫荡”，直至消灭国民党全部守军为止。据日方统计，中国军队此役被俘达3 5万人之众，遗弃尸体约4 2万具，日军战死仅679名，负伤2292名，伤亡不足中国军队1/12，因而，中条山战役成为国民党抗战以来最为惨重和耻辱的一次军事失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齐福霖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2、135页。

　　由于中条山位于晋南，临近之晋东南是八路军主力所在之处，因此，战役开始后不久，意识到中条山根据地坚守困难的蒋介石就多次放话要求八路军采取牵制行动，以配合中条山国民党守军作战。因为中共方面近两周时间均未采取作战行动，不仅苏联驻重庆的军事总顾问多次向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等表示不满，就连在国统区影响极大的中间派报纸《大公报》也公开发社评，引述日人报纸的挑拨言论，旁敲侧击地责备中共不该袖手旁观。集合了中间各重要党派的新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也由主席黄炎培牵头，发表公电，请求八路军即刻出兵配合政府军作战。《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社评），重庆《大公报》，1941年5月21日，第2版。

　　显然，邓文注意到了国共两党这时相互间极端不信任的情况。文章根据毛泽东当年说国民党用“激将法”引诱八路军参加作战的说法，认为蒋介石要求中共出兵是“一石二鸟之策”。即“中共如果出兵，可以消耗其实力，如不出兵，则以放弃抗日立场之名，从政治上打击中共”。进而说，日本人这时是一面大举进攻国民党守军，一面却主动配合重庆朝野对中共的攻击，故意散布“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的消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最后则认为，因为毛泽东“识破”了蒋介石的“激将法”，日本攻晋南的中条山，毛泽东却执意要部队到晋东南和冀南去作战，“就是不在晋南”配合国民党守卫中条山战略根据地，从而使“蒋之激将法失效了”。

　　依据史料分析论证，得出某种分析或结论，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问题是，邓文上述这些判断或近似结论性的观点，似缺少可靠史料的分析与论证，多系推论或猜测。

　　其一，邓文讲蒋介石实行“一石二鸟之策”，搞“激将法”，只有毛泽东当年的电报猜测为凭。

　　其二，邓文说毛泽东故意要部队去远离战役进行区域的晋东南和冀南作战，是不让蒋介石的激将法得逞，未举出史料 来佐证。

　　其三，邓文认定日军电台在战役进行期间散布“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就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同样没有史料支撑。

　　而且，即使是推论，也要合乎常理常情，合乎逻辑，邓文的上述推论本身或不尽合乎情理，或不大合乎逻辑。

　　如，文章讲蒋介石搞“一石二鸟之策”，一为逼中共出兵，借机“消耗其实力”；一为中共坚持不出兵，即从政治上打击之，实为蒋之“激将法”。这里，前一法，即通过种种办法逼中共出兵，可看作是“激将”之法。但后一法，即中共不出兵，进而从政治上打击之，则明显不属“激将”范畴，一并归之为“激将法”，逻辑上显有问题。

　　而且，照邓文所举史料和常理，蒋这时要中共出兵，目的理当是要八路军帮助牵制进攻日军，以解中条山国民党守军之围。怎么就解释成了逼八路军出兵，反而是要消耗八路军的实力了呢？蒋到底是要请八路军帮助解国民党军之围，还是要诱骗八路军去让日军消灭，二者只能取其一，逻辑上也不存在蒋这时想要一并达到两个目的的道理。

　　再如，文章说“把国民党的要求称作激将法，表明蒋的一石二鸟之策，毛已了然于胸”，并认为毛泽东故意让部队去远离战区的晋东南和冀南“配合”，成功地使蒋之策略“失效”。但问题是，文章同时也承认，蒋激八路军出兵之法“失效”，顺势从政治打击中共之策却实现了。这也就是说，蒋之一石二鸟，毛化解了一击，却没有避免另一击，那又如何能说毛对蒋的“一石二岛之策”，“已了然于胸”呢？

　　同样，说“晋南之役期间，日军电台多次广播称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其实就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也有逻辑上的问题。因为，照常理，日军在作战期间公开透露某些信息，理当是为有利于自己作战目的服务的。国共之间虽有矛盾，却同属抗日阵营，均为日军之敌，说这个时候日军电台有意透露共军消极抗日的消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让人颇难理解。因为，提供这种口实来引起国民党和中国公众舆论向中共施压，中共为避嫌，照理势必做样子也要打给国人看，这岂不是给正在进攻的日军自己找麻烦吗？

　　鉴于邓文上述推论漏洞较多，似是而非，容易造成读者对历史的曲解，笔者不能不对国共两党为何会围绕着中条山战役的配合问题，发生严重分歧和激烈交锋，以及毛泽东为什么坚持不予积极配合的情况，依据现有史料，作出与邓文略有不同，但可能更接近于历史真实的分析与说明。

　　由于在毛泽东看来，这个时候已经是“你一国，我一国”，你蒋介石政府的损失与我无关，因此，1941年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对中共对国共关系的这一基本认识并不能发生影响。蒋介石对此也是心知肚明。蒋被迫取“激将”之法以要挟，毛坚持以我为主不为所动，均在情理之中。过于强调《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对国共两党在中条山战役问题上各自立场的影响，似无助于理解这个时候两党关系的实际状况。蒋介石要求中共出兵的真意所在邓文用来说明蒋介石在中条山战役即将发生之际，要求中共配合作战，是“一石二鸟之策”，举了两条史料以为证明。一是军令部部长徐永昌5月5日日记所录：“蒋先生命（刘）为章面询周恩来，当兹敌将大举攻我晋豫，十八集团军能否击敌，或即放弃抗日立场。”《徐永昌日记》第6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第101页。一是任职于侍从室的唐纵5月8日日记中所记：“下午党政军联席会报，刘为章提议发动各机关各社团吁请中共部队协助国军打击敌军在晋南之蠢动。如果中共部队不策应作战，显然违反抗战立场背离民众意旨，是自弃也，且其结果将引起共党内部之分化。如其出兵抗战，则足以协力打击敌军，亦国之幸也。当时对刘为章甚有赞佩之意，后为章报告时，说明此系委座嘱其与周恩来谈话，因而有此提议。”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 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第206 207页。

　　上述两则资料，所谈均为刘为章转述的蒋介石的意见，内容也基本一致。徐永昌记的是：要么中共出兵配合政府击敌，要么即是放弃抗日立场；唐纵记的是：如中共出兵协助抗敌，则“国之幸也”，否则显系违反抗战立场背离民意，“是自弃也”。这两条记述的字面意思应当不难理解，即政府希望中共出兵助战，以证其仍在抗日，否则即等于表示放弃抗日立场。用这种方式劝告中共配合作战，确有威迫之嫌，因此毛泽东称其为“激将法”，应当也不错。

　　问题是，从这一劝告中如何就能看出邓文所谓“如果中共出兵，可以消耗其实力，如不出兵，则以放弃抗日立场之名，从政治上打击中共”的“一石二鸟”的意思呢？尤其是，说让中共出兵，是意在要“消耗其实力”，实不知所据为何？

　　在上述两则资料中，唯一有所不同的，只是唐纵的记述中多了一句刘为章的提议，即：“发动各机关各社团吁请中共部队协助国军打击敌军在晋南之蠢动。”发动各机关各团体促中共出兵抗日，充其量也只是“激将”之一法，与“消耗其实力”的推理似也不成逻辑关系。何况，唐所记为刘报告称，此一提议“系委座嘱其与周恩来谈话，因而有此提议”。从字面上也看不出此一发动各机关各社团呈请中共出兵的提议，是蒋的意思。相反，倒是可以看出，这是刘根据蒋嘱其与周恩来谈话的内容，因而自己有此提议的。说中条山战役期间“策动社会舆论出面向中共喊话，其背后的操盘手 不是别人而是蒋介石”，亦恐未免有些武断。

　　而且，不仅我们今天从字面上看不出蒋介石让中共出兵的意图中，有“消耗其实力”的意思，就是当年记述上述两段话之人，也没有听出蒋的这个意思来。

　　徐永昌听出的是，蒋介石这时因为害怕中条山作战失利，因而试图用这种方法逼中共出兵相助。故他在日记中颇不以为然，特别以两字表示反感，认为“错极”。其解释称：“此时惧敌无用，求共亦只遭其轻视而已。”《徐永昌日记》第6册，第101页。可知在徐看来，蒋这时不过是病急乱投医，甚至是屈膝求共而已，全然没有什么谋略和计划。

　　唐纵听到此话，和徐的感受不同，他是在心中感佩“委座之贤能诚不可及也”。但这也不是邓文解释的意思。要知道唐感佩什么，则需要多读几则唐的日记，了解唐这段话究竟是佩服蒋的何贤何能。

　　自皖南事变以来，国民党高层多数主张厉行压制肃清之策，唐对此颇感担心，一直主张处理中共问题应“深思筹算”，“不能简单决定”。因而对蒋介石“想缓和中共的决裂”，极为赞成，叹其“谋国之心，亦良苦矣”。中条山战役开始前和战役开始后，唐还两度正式呈文说明反对从军事的角度来设计解决中共问题的办法，“主张政治斗争重于军事斗争，分化重于防制，（加强）宣传的战斗性以瓦解中共”见唐纵日记1941年2月20日，3月25日，4月20、21日，5月17日，《在蒋介石身边八年 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192、198、202 203、209页。。不难看出，不仅唐想不到用逼中共出兵以消耗中共的办法解决中共问题，而且在他心目中，蒋也不是如此“富于阴谋策略斗争精神”在唐纵的眼里，只有共产党的领袖才是这种人。见唐1941年4月28日见张国焘后所记日记，《在蒋介石身边八年 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205页。之人。因此，他之佩服蒋在这一问题上之“贤能”，显而易见也不是因为蒋想出了什么“消耗其实力”的办法，而是蒋想到了唐苦心孤诣想要运用而不可得的“用政治方法解消共产党”的具体手法，即借助舆论使中共或不得不出兵抗战，或为保实力而冒失去公众舆论同情自陷于道德困境的危险。

　　记述蒋介石上述言论之人如此解读，那么提出这一做法的当事人蒋介石自己又是怎么考虑的呢？对此，邓文估计因缺乏材料，因而没有只言片语的说明。故这里需要就已知的蒋介石日记的内容，稍加梳理与分析。

　　据国民党军史资料，国民党方面是在4月20日开始研究日军进攻中条山的危险局势的，蒋介石25日开始考虑加强中条山及洛阳、潼关防御工事问题，而有关军事部署是5月2日正式发出的。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著：《抗日战史（晋南会战）》，1981年，第7页。从蒋日记看，他当天已经读到这一文件，并且注意到日军大规模增兵晋南，有渡河进攻洛阳、甚至西安的危险。但一连几天，蒋介石都估计，第一，日军“决心肃清我在晋各部队”；第二，“日军必不敢过河侵洛（阳）潼（关）”。因此，他的计划仍是如此前几次中条山抵抗日军进攻的办法一样，决定集中力量于晋南，与敌一战。

　　从探报得知，此次日军调动兵力极多，故从蒋介石到徐永昌等，都颇感紧张，担心这次作战未必能够保住中条山根据地不失，害怕再遭败绩。但蒋介石最初还是坚决否定了将晋南部队南撤过河的意见，他的态度是：“严令晋南各军团结一致，死中求生”，“虽被其歼灭亦所不畏”。当然，他在内心反复安慰自己的话是：“无论胜负，已尽人事。故此心泰然无惧，即使晋南失守，亦不过如此，并无妨碍我抗战之计划也。”《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5月2日、3日、6日，见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档，并参见《徐永昌日记》第6册，第99页。

　　由战役发生前数日蒋日记所记情况，可知蒋介石这个时候确实陷于中条山保卫战的严重危机感之中。换言之，徐永昌的判断理当不错，即蒋介石已经到了病急乱投医的地步。明知中共已经因皖南事变与中央政府撕破了脸，中央政府也一直没有改变中共军队必须按照“中央提示案”命令撤至规定的范围之内的要求，他却置中央政府的颜面于不顾，反过来想要求中共帮忙了。因此，蒋介石国民党这次在做法上固然是采取了用公众舆论来施压的所谓“激将”策略。但明眼人一望即知，蒋是在求中共出兵帮助减轻中条山失守的危险，而非真的是想要引诱中共出兵，利用日军来打击削弱八路军。

　　可以支持这一判断的，是这个时候饥不择食的还不仅是一个蒋介石，而是整个国民党高层，甚至包括理当亲共的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在内。

　　据徐永昌日记记述，5月7日下午日军开始发动全面攻势，8日下午刘为章提议用民意逼迫中共出兵援助，9日上午党政军会报中崔可夫也明确提出建议，主张立即下令让八路军出兵助战，以牵制进攻日军。会议当即决定两案：一、令卫立煌指挥朱德作战；二、以蒋委员长名义下令并说明，日人乘我内部摩擦将侵及洛、潼，八路军如尚不放弃抗战，应即加入作战。《徐永昌日记》第6册，第103页。对此，似乎只有徐永昌持有异议。他当场表示说：“共军不加入作战，国军是否即不能抗日？如此妥协将置委员长前令于何地？如必取第二案者，应仍加入一句，即令其并遵行撤至河北作战命令。”考虑到如此要求八路军出兵，不仅有碍中央颜面，而且自毁“中央提示案”与何、白“皓电”之明令，故当晚徐又专门打电话给蒋介石，强调说明：“共军之打敌与否，全视与彼有利与否，如其有利，我不要求彼亦打（开战前及开战初为证）。否则，乘我要求，答我以必打（其实是看我打，遇机尚要捡我便宜）而不打。事前是宣传，事后是要求。我必落个急时抱佛脚，事平不还愿。”他的意见，应告诉中共代表周恩来，前日要中共出兵之话是警告性质，同时亦不必令卫立煌指挥他们，以免自降身份，使中共自认奇货可居。他说：“我们真要对之妥协，亦必待敌人此次攻击过去平息后再与商讨，不应在敌人进攻时示弱。”对于徐永昌的意见，蒋亦认为有理，因此他在电话中表示赞同，并说明照此意见交由刘为章再向周恩来进行转达。只不过，蒋介石内心还是希望八路军能够出兵。因此他仍旧提出，刘为章转达时要加上“彼亦有军誉与人格及对国家的良心，这次敌人进攻，十八集团（军）打敌不打敌，即证明其与敌妥协不妥协”一句。他显然认为这样讲会更有“激将”的作用。《徐永昌日记》第6册，第103页。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在这时的日记中对其授意刘为章要求中共出兵之事，完全没有记载。了解蒋记事习惯者都很清楚，蒋对自己认为重要且颇感得意之举，一向是有闻必录的。蒋对此一句不提，恰好可以印证他本人这时对这件事情并不感到得意，更非深谋远虑，很可能恰恰是病急乱投医的一着，因而有意不写在自己的日记里。

　　有关蒋将中条山之役与中共联系起来的日记，只在9日的日记中才有出现。蒋介石在这一天的日记中重申日军“决无渡河攻洛之兵力”的同时提到：“中共藉（借）此要胁（挟），应淡然处之。”《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5月9日，见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档。这后一条显示，他这一天已经得到了延安方面8日回复的意见，即“配合作战”“不成问题”，唯须先“解决新四军问题”、“速发饷弹”和“停止反共”等。对此，蒋因无法让步，自然视为要挟，但因无可奈何，故颇感无奈，只好“淡然处之”。

　　10日，刘斐（为章）再向周恩来转达蒋、徐商量好的意见，请中共郑重考虑，周恩来此次作了比较积极的回应。因此，蒋介石在次日马上接见了周恩来，用恳切的言词委婉地表示说：“你们如配合行动，我决不会亏待你们，饷弹有了成绩后自然发给”，“各地反共捉人，要使他们安心，我一定命他们放人”。他并且具体说明了八路军可以配合的作战方法和具体方向，称：“只要你们用游击战争的方法，切断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等，敌人一恐慌，一定会恢复原状。”《周恩来关于蒋介石要求华北我军配合作战等问题向中央的请示电》，1941年5月10日；《周恩来关于与蒋谈判情况致中央电》，1941年5月11日。很显然，蒋介石对周恩来的回应非常兴奋，他不仅在当天的日记中特别记下了这一情况，还特别写道：“中共对晋南战事或能望其表示击敌，余仍以诚挚待之。”《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5月1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档。

　　由上述情况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由于中条山根据地对防守河南洛阳以及陕西西安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因此，蒋介石国民党无论如何不愿轻易放弃。中条山以北、以东，又都靠近中共的武装根据地，在日军大举进攻，眼看中条山不保的情况下，蒋病急乱投医地想到了请中共帮忙，却又不肯放下身段，一定要拿人格、军誉、良心，甚至是抗日不抗日相要挟，结果就弄成了左右不讨好的局面。简单地说蒋介石要求中共出兵是想要“一石二鸟”，或借机“消耗其实力”，或借机“从政治上打击中共”，恐怕都有过度解释之嫌。

　　中共回应的经过与未能实际上配合的原因

　　邓文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何拒绝配合国民党的中条山战役，没有具体的解释与说明，只摘录了毛泽东5月9日和14日两则电报的内容：一是强调我们决不要被国民党的激将法所动；一是强调我们要配合也不要在晋南，而应当放到晋东南和冀南去。其结论是毛泽东用这种办法使“蒋之激将法失效了”。这一解读，也不准确。

　　如前所述，中共在军事上与国民党冲突摩擦的问题，由来已久，与《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及中共对苏日条约的态度，并无多少关系。实际上，如果我们注意到1937年8月洛川会议的争论，我们理当注意到，因为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因此，毛泽东对军事问题最关心。而他处理军事问题的根本原则，又恰恰是邓文提出的那个“全部问题的实质和核心”，即“对谁有利，对谁不利”的原则。换言之，这和是不是配合国民党作战也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