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ackpinkmp3百度云:与星云大师对谈 （2005年2月9日高雄佛光山）

与星云大师对谈 （2005年2月9日高雄佛光山）
 
    
  高希均：
　　 每年的初一，星云大师总会离开台湾到美国西来寺去。今年因为这场对谈，星云大师就在台湾多停留了几天，这个功劳得感谢余先生。
　　 今天有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聆听星云大师和秋雨先生对谈。即使不是宗教界或文学界的一般读者，大概也都看过星云大师和秋雨先生的书。天下文化曾出版星云大师的四本著作：《星云大师谈读书》、《星云大师谈处世》、《星云大师谈幸福》、《星云大师谈智慧》；最重要的一本是由符芝瑛小姐写的大师传记《传灯》。秋雨先生在海峡两岸出版过很多书，天下文化出版过四本从《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中摘引出相关片段配上摄影作品的图文书；去年，更是出版了秋雨先生自认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本书《借我一生》。
　　 每次看到星云大师在国际上得到诸多荣誉时，特别感觉到身为台湾中国人的骄傲。去年星云大师又分别在泰国和韩国获得“荣誉的宗教博士”与“荣誉的哲学博士”的殊荣。
　　 余秋雨先生也得到过许多荣誉。远的不说，前几天香港《亚洲周刊》每年选出两岸三地十本最重要的好书，去年就选了《借我一生》。余先生这次到台湾前，在中国大陆刚得到两个荣誉，一个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北京大学选为“中国十大艺术英才”，一个是被诸多网站投票选为“中国文化传播业座标人物”。
　　 我想请教大师的第一个题目是：自从在一年半以前出版了《云水三千》之后，在全球华侨世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对于这件事，你有什么感觉可以与大家分享？ 星云大师：
　　 高教授说我每年不在这里过初一，都到美国去，为什么呢？佛光山开山迄今三十九年，二十年前，我就退位了，我如果留在山上，就像是“丢碗不丢筷”，仿佛有什么留恋。因此，一过年我就离开，让年轻人好做事。吃过年夜饭，走高速公路，我可以三小时就到台北，睡一觉，第二天就到洛杉矶，由于时差，那里还是初一。所以，我每年在高雄过年，在台北过年，到美国也过年，一连过三个年，人生实在很有趣。
　　 我五十七年前到台湾，在台北、新竹地区，寻找挂单的机会，却不是很顺利。后来宜兰有一个非常小的土地庙请我去，那地方真的很小，连厕所也没有，必须花二十分钟到车站上才行。说来也真有缘分，我一去就住下来了，虽然各种条件匮乏，后来在那儿却陆续办了青年会、学生会、儿童班、文艺营。
　　 我是民国四十二年去的，到前年刚好满五十年。他们要出版我过去的照片，作为五十周年弘法的纪念，这就是你所说的《云水三千》。我一生都在丛林，受禅门的影响很深，所谓“处处无踪迹，声色外威仪”，就是不管到什么地方，不留下任何痕迹，也不计较什么，离开就离开。比如我在大陆参学过几个丛林，离开时什么也没带。《云水三千》出版后有多少的影响，我也不清楚。不过我是没有卖钱的，都拿来送人了。送人以后，人家回馈我的有好几千万，我就捐给佛光大学，所以是“有也未曾有，无也未曾无”。“有、无”对我来说，不很重要。
　　 我和高教授已经认识二、三十年了，经常一两个月聚会一次，然后海阔天空地聊。讲话如果找不到对象会很寂寞，和高教授、王发行人谈天说地，好几天都享受着那种快乐。
　　 我多少年前就对余秋雨教授很敬仰。余教授写的《文化苦旅》，让我读得荡气回肠，久久不能忘记。今天我很欢喜，参加这样一次对谈。佛光山今年举办了新春赏花会，现在已经拥挤着很多人了。不知道大家的心有没有在现场？可能都跑去花丛里去了。我一再交待本山的人，一定要大家赏过花之后才来听讲，会比较安心。 高希均：
　　 谢谢星云大师。《云水三千》内容非常丰富，书里收集了两千多张照片，星云大师弘法五十年的经历、佛光山开山的艰困，很多动人的故事都包含在这本书里了。
　　 星云大师为文化事业的慷慨众人皆知。不久前我向他报告终于有机会出版余先生的《借我一生》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高教授，我马上买一千本，让我的朋友都看他的书，而且不要打折扣。”
　　 下面的问题我想请教余先生。
　　 我个人是读经济的，将近四十年的时间，我读书、研究、写作，都环绕着一个题目，就是：“为什么一个国家会贫穷？为什么一个社会会落后？”这个学问，叫“经济发展”，一九六 0年代初期，不管在美国、台湾或者其他国家，都被认为是 显 学。如何使“第三世界”、“开发中国家”、“落后地区”不再贫穷落后下去？念书时，我的美国教授告诉我：台湾为何落后？是因为没有资本，没有资本。就没有技术；没有技术，所得就不高；所得不高，储蓄自然低；储蓄低、生产力也低，这就形成了一个“贫穷的恶性循环”。所谓的“亚洲四小龙”台湾、韩国、香港、新加坡，当时都是如此。后来，因为明白了这个道理，才逐步发生了变化。
　　 一九八0年代以后，我刚出来教书，脑筋里想的都是怎样增加资本、引进科技、推动创新、增加公共建设及改善投资环境，从没想过除了经济之外，还有很多因素影响一个社会的长期发展，而其中最关键因素，就是余先生所擅长的 —— 文化。
　　 担任过行政院院长的孙运 璿 先生，卸职后在很多场合都表示：如果当年他在任经济部部长、行政院院长时，不止注意到经济发展，还能注意经济与文化的平衡，那么，今天的台湾，也许会更安详，更进步。关键点就在“文化”上。
　　 余先生是一位大思想家、大文化学者。台湾在目前的气氛下，为什么还能保留中华情和对文化的向往，我想《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书产生了绝大的功能。他的出现一次次提醒我们：除了经济还有文化，除了台湾还有中国大陆。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前些天您应《联合报》副刊的邀请写了一篇《阔别五年》，里面有一句话很沉重：“所有罪恶的根源，都在文化。”是否您从这里说起？ 余秋雨：
　　 在回答高教授的问题前，我先有几句话要说。
　　 八年前，我在台湾，星云大师托陆铿先生来找我，要我在元旦那天到高雄给世界青年佛光会的各国代表作演讲。我对星云大师崇敬已久，因此立即答应，前去讲了中国古代佛教旅行家的伟大行迹。在这个过程中与星云大师有几次接触，发现他不仅读了我的书，而且对文学十分在行。除了他之外，慈惠法师多次向我表述对于《山居笔记》的评价，而佛光山的很大一部分法师也都是我的读者，在山道上遇见，常常能停下步来谈一会儿很专业的文学课题。这一切使我非常惊异，一次次看着他们的飘飘僧装自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
　　 星云大师创造了一个东方奇迹。几十年来，有多少人想到了，在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大潮中，迫切需要一种精神引领？星云大师想到了，台湾还有一些杰出的宗教领袖也想到了。他们通过几十年默默的努力，为民间社会的心灵净化提供了一种精神图本。
　　 意大利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建造了好几百年，当教堂终于封顶之日，人们在它的边上留下了最早的设计者拿着图纸仰望未来穹顶的雕像，他们的目光，与几百年后真正出现的穹顶完全吻合。我每次去那里总要在这座雕像前徘徊很久，想象着人类历史上一切精神先行者们遥远而精确的目光。星云大师几十年前在荒山草木间举锄的时候，也看到了今天的穹顶了吗？
　　 其实，先行者们所预料的，不是几个真实的穹顶，而是人们在今后的精神需要。
　　 这种“精神穹顶”，比我们一般所说的“文化”，高大得多，也重要得多。
　　 这正好就碰撞到了高教授问我的问题。
　　 事实证明，贫困会带来很多罪恶，富裕也会带来很多罪恶。面对这两种罪恶，人们都会误认为是“没有文化”。看到贫困的罪恶，大家叹一声：“没有文化！”面对富裕的罪恶，大家又会摇摇头：“没有文化！”
　　 好像文化既可以超越贫富，又可以驱除罪恶。我认为，这是一个善良的思维陷阱。
　　 世界上被广泛公认的文化定义就有两百多个。这些定义我都一一看过，几乎涵盖了人类生活的各个经纬，但是，其中绝大部分，并不存在正面的精神引领作用。
　　 例如，我们很熟悉一种低劣的“贫困本位文化”，这种文化阐扬阶级对立，鼓励剥夺他人；我们也已经熟悉另一种低劣的“富裕本位文化”，这种文化炫耀无度消费，漠视普世关爱。这两种文化，看似对立，其实又很容易溶成一体，互相转换。
　　 传媒是当代文化的主干。传媒人自己觉得已经固守了一定的道德界限，但是在收视率和发行量的强大诱惑下，这种界限是多么地脆弱。传媒人心中的“小善”，经常抵御不了架构性的“大恶”。因此，文化的负面作用，在当代表现得更为明显。
　　 我们缺少西方人文精神方面的长久启蒙，而传统的东方美德又无法在高节奏、高消费的社会生活中立足，因此在精神文化上处于一种既缺少“外援”、又缺少“遗产”的枯窘状态。这种文化生态，正在进一步酿成恶的循环。
　　 为此，我们比过去更需要呼唤宗教精神。
　　 星云大师在一篇文章中说，办任何事，困难不怕，危险不怕，就怕没有伟大的精神。现在，我们环视四周，随处可见衣食无忧、腰缠万贯的精神失落者。本来这早已是一件急不可待的事情，但我们的文化往往又用一些热闹而又无聊的话题掩盖了这一点。
　　 今天，由经济学家来主持这个讨论别有一番意义。经济把人类引导到了一个地方，抬头一看，还有更大的问题堵在眼前。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可以用新的经济手段来解决，但也有一些杰出的经济学家如高希均教授，注意到了精神文化层面。 王力行：
　　 进入二十一世纪已经第五个年头，大家可以感觉到不管是台湾、中国大陆或是全世界，都走向了新科技的时代。但另外一方面，大家也看到，很多社会乱象，如价值观的颠覆、贫富差距的拉大等等，也应运而生，日趋严重。
　　 在过去的历史上，宗教家、文学家常常能在乱世对民众进行精神抚慰，或发挥教化功能。星云大师是宗教家，余先生是文学家，您们怎么看宗教与文学在社会乱象中能起的作用？ 余秋雨：
　　 宗教总是产生在灾难之中。灾难，有自然的，如洪水、地震、瘟疫；有人为的，如战争、互斗、专制。更深刻的灾难则是精神上的。
　　 我自己，在生命的起点上就感知了佛教对于灾难的力量。
　　 我出生时，二次大战刚刚结束，兵荒马乱后的家乡一片贫瘠，土匪、流氓横行。这片土地也是王阳明、黄宗羲的家乡，但那时全村都是文盲，谁也不知道王阳明、黄宗羲说过一些什么了。这可能就是知识分子的悲剧。中国历来不缺乏高明的智者，但是，他们对大地的期许，大地没有听到，他们对于大众的期盼，大众并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是什么力量维系着这片土地最后一点善的踪影呢？是民间佛教。我的祖母一辈还缠小脚，这支浩浩荡荡的女性队伍，天天到小庙念佛。她们不识字，不懂佛经，但她们知道要行善积德，要救助他人。她们的行善理念又扩大为一个个家庭的理念。在我们家乡，一个人在外面做了官或发了财，历来引不起什么兴奋，反而会耽心某种负面报应；而如果外来乞丐中有一个小孩生了病，却会成了全村关切的焦点，大家争相“积德”。
　　 这种民间的宗教信仰还会成为仪式庆典，并由此深入人心，消解灾难。我在《文化苦旅》中曾写到小时候的一个经历：一个土匪绑架了还是婴儿的我，我祖母、母亲和邻居在后面追。土匪逃进了庙会的人潮中，据后来大人叙述，他从未进过庙宇，更没有参加过庙会，结果，拥挤的人群、悠扬的佛号、缓慢的脚步懈驰了他的对抗，时间一长，似乎变成了“一个携婴朝拜的信士”。当他挤出庙门，就像变了一个人，笑咧咧的，走进我家，把我轻轻地放回摇篮，扬长而去。
　　 乡间发生的这一切，是当年荒山野村间唯一的精神拯救力量。其渗透之深、涵盖之广，甚至可以使王阳明、黄宗羲等人的精彩高论相形见绌。因此，我前些年到印度参拜佛祖释迦牟尼初转法轮的鹿野苑时曾虔诚跪拜，感谢佛教对我家乡的恩惠。
　　 至于文学，虽与宗教不同，却也是一种高尚的精神活动。文学不可能、也不应该直接解决任何社会问题，却能使这些问题成为审美观照的对象。人们正是在这种审美观照中，成为更完整意义上的人。文学会以美的形式把人们带入一种品味人生奥秘的境界，一种超越物质实利和庸常得失的境界。在这一点上，它与宗教有相通之处。
　　 某一些普遍的误解使文学失去了自身的价值。很多人认为，文学是一种漂亮的表达，是一种文字的技巧，因此，看到学生或子女文字好一点就鼓励他们长大后去做文学家。其实，文学是一种素质，而不是一种职业。各种不同职业的人都可以有很好的文学素质，而少数人不幸把文学当作了职业，是很可怜的，时间一长也很可能是虚假的，因为一个人不可能靠着每天挤压灵感来谋生。
　　 作为素质的文学就不一样了。一个有文学素质的人，首先抱有一种悲天悯人的终极关怀，并由此产生敏感，激发幻想，锻铸意境，最后才是文字表达。正是这一层层的心理机制和精神能力，构成文学素质。具有文学素质的人，不一定是写作者，更多的应该是接受者。这样的人比一般的人更健全，他们向世间证明，文学有可能从根子上改变人们的心态和生态，软化人类社会的很多弊病。 星云大师：
　　 刚才余教授讲五十多年前中国土匪、流氓横行，人们向往宗教的情景，我可以为他证明。我从小也常常听到土匪、强盗、绑票，每次都会赶快跑到屋顶上看，看看是不是要找我们这一家。虽然我们很贫穷，却不能保证土匪不会上门来。到了台湾，台湾那时也贫穷，后来经济逐渐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
　　 刚才王发行人问起社会精神的严峻现状，我已经用了一个象征性的园林设计作为回答。在佛光山的花艺展里，我引进了很多的虎、豹、狮子、绵羊，用它们来比喻这个社会是“虎豹山林”——虎豹聚集的地方。但是，连动物也能同处山林，共生和解，更何况人？所以那个园林的题词是八个字：“虎豹山林，共生和解。”
　　 佛教叫人不要执着，现在看到许多政治人物、经济专家或学者，不但我执、法执很重，人我之间也互相排挤，造成社会乱象。要解决这些危机，只有懂得“共生”，也就是人类要互相尊重包容才能生存。佛教主要教大家找到安顿身心之处。要安顿身心，就必须有忍耐的功夫、智慧的勇敢，慈悲的清静。
　　 社会一定要智慧明理，人与人一定要表现出人性最可爱的一面，互相感染。文学和宗教应该带领大家善良地互相往来，久而久之，令人忧虑的社会就会渐渐改变，好的社会就会慢慢形成。 高希均：
　　 刚才星云大师提到“共生和解”，今年星云大师写的春联又是“共生吉祥”，如果拿经济学来解释，也就是“双赢”（ win-win situation） —— 双赢合作。以管理学来说，即使是在竞争激烈的美国，也常说要“与敌人共舞”。不管是哪种解释，最大的意义还是大师说的 —— 大家要有谦卑之心，互相让一步，谋求的不仅是个人，而是整个社会的发展。
　　 我这辈子是教书的，余教授也做过大学院长，刚才王发行人请教两位，宗教与文学所能产生的教育功能。在星云大师所做的众多事业里面，有三件事情我特别佩服：一是办学。您除了办中学、小学、育幼园，以及社会教育之外，还办了三所大学 —— 西来大学、南华大学和佛光大学。办大学十分艰苦，我们可以在相关资料里看到许多百万兴学的镜头，很多人“十块钱不嫌少，一万块钱不嫌多”地捐助，非常不简单。您将《云水三千》的读者回馈给您的几千万，全数捐给了大学，大学是您很大的一个事业；二是七年之前，成立了电视台“人间卫视”；三是五年前发行《人间福报》。这个电视台和这份报纸，对今日的社会产生了很好的教育功能。
　　 请教星云大师，这三大事业，在台湾社会所产生的正面功能，您是不是很满意？或者如王发行人所言，社会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您是不是觉得做得还不够？ 星云大师：
　　 我做得还不够，我自己也不满意！我最盼望、最挂念的，就是天下文化的书卖了多少，要能卖得更多才好。为什么呢？近年来，我提倡读书，要让每个人都有书香人生，每个家庭都充满书香，社会成为书香社会。有了书香的气氛，就不会变成可怕的社会。
　　 另外，书太泛滥也不好，要考虑选择和节制。有一些书我不敢印，就是担心信徒买书要花钱。人们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要平衡，不能把所有的钱都去买书，还要吃饭，但吃了饭就应该多读书，就像高教授常讲的，不管怎样穷，还是要读书。我没进过学校，却不能说我没有读书，我花费很长时间在图书馆，大大小小的图书馆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读了很多文学作品，包括武侠小说。除了读书，我还看戏，小时候在大陆看不少地方戏剧，提倡因果报应、善良风俗，对我的影响很大。
　　 提倡读好书，是为了做好人。所以我推行“三好运动”——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因为身、口、意决定了人生未来的前途会如何，所以“勤修戒定慧，熄灭贪瞋痴”，身、口、意一定要修好。这是我提倡教育和读书的根本目的。 高希均：
　　 星云大师关心我们天下文化不是没有道理的，出版者出了很多好书后，当然希望这些好书能够卖出去，但是很不容易。有的好书卖不好，退回仓库，成了“四库全书”，非常可惜。尽管如此，社会上还算肯定天下文化出的书都是好书。刚才星云大师说的“三好运动”，干脆再加上第四个 —— 读好书。
　　 接着由王发行人再请教余先生。 王力行：
　　 星云大师刚刚说，阅读对一个人十分重要。余先生，在《借我一生》这本书里面，您提到曾经有过好几次“苦读”，尤其是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七年这段长时间的苦读。可以分享一下这种苦读对您一生的意义吗？ 余秋雨：
　　 星云大师说到他曾经花费很长时间在图书馆阅读，尽管没有进过学校，却能在人格修行上获得很大提升。我的体会也是如此。
　　 现在很多学校里的读书方式，使学生比较被动。老师让读什么就读什么，课程进行到什么地方就读什么，学生很难检点自己真正的需要和缺漏，更不会有意识地来修补自己的文化人格结构，这是让人遗憾的。因此，我从不要求自己的学生用这种按部就班的方式来读书。
　　 我一生，有过几次重要的阅读，刚才王力行小姐所说的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七年的那一次，尤其难忘。当时劫后余生，百废待兴，周围一片热闹。我拒绝了热闹，把自己关在一个小房间里，攻读世界各国经典，来弥补自己的文化缺漏。读了几年之后，我趁到香港讲学的机会，花费半年左右的时间，把近几十年海外汉学家的绝大多数著述，又仔细地读了一遍。
　　 这样的集中阅读，是紧贴着自己的生命需求而进行的，因此等于完成了一次生命重塑。我不再在乎身边的种种喧闹，如果遇到真正的难题，就会静下心来想一想中外古典大师的思维高度，很快神清气爽。在文化上是这样，在人生上更是受用不尽，因为一个人能把人类历史上那些最高尚、最智慧的灵魂灌注在自己身上，一切的一切都不一样了。因此，读书只是为了获得座标，真正的目的是读人生，读世界。 星云大师：
　　 听余教授谈读书，我一时也有所感。一个人光是读书不一定有用，要学会读自己、读心、读人、读社会、读世界，读过去的历史，读很多看不到、听不到的东西。能读出这一切，那才是真正的读书。
　　 我七、八岁时，家里没有余钱供我念书，但我已经在读人生这一本书。大人出去做工了，我就在家打扫。看到母亲想去买菜买米却没有钱的忧愁样子，我会掏出几个铜板给她。钱从哪里来？原来天还没亮，我就去外面捡狗屎，把它堆起来做肥料，可以卖人家几毛钱；或者捡牛粪，先用脚踩，再用草和在一起贴在墙上，干了之后当柴烧，也能卖点钱。我那么小就能帮母亲解决一些困难，自己也感到很得意。左邻右舍都是贫穷的小孩，我家过年时偶尔会有点糖食装在罈子里，我很想分给邻居的小孩吃，但当时年纪小，搬不动罈子，我就用绳子扣起来，把罈子拖到外面，让贫穷的小孩共享。
　　 我是十二岁才去出家的。还没出家前，家里的亲戚、大人们有时吵架吵得很大声，但奇怪的是，只要我一到，统统不敢再开口。我一直怀疑自己这么小，他们又是长辈，还怕我什么呢？现在知道，一个人不管大小，只要正派，只要勤劳，又能想到别人，他就有那个威仪。小孩一有威仪，连大人也另眼相看。所以读书，要把心读出来，把正派读出来，把勤劳的道理读出来。 王力行：
　　 两位刚才都提到童年。我记得美国有位教育家说过：小孩如果在争吵的环境长大，将来斗争性会很强；如果在鼓励的环境长，对自己比较有信心；如果在公平的环境长大，会知道法治是什么东西。请教两位，如何让小孩透过广泛的阅读，产生教养？ 星云大师：
　　 大家太严肃了，我讲一点趣谈。我们有一个分别院，有一天早上有个小孩到学校的途中，经过佛殿，跟香灯师说：“师父，我捡到十块钱，给您添香油。”师父马上赞美他：“你这么好，年纪小小懂得拾金不昧！”第二天小孩又来了，他说：“师父，我又捡到十块钱。”师父说：“你真是好运啊，每天都捡到十块钱。”第三天他又来，对师父说：“我今天又捡到十块钱啦！”师父就起疑，问他：“怎么你老是捡到，我都没捡到呢？”他才坦白说不是捡来的，接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钱，说：“我家里很有钱，可是我不快乐，因为爸爸妈妈老是吵架，一吵架就骂我，让我很痛苦。到这里来您说我聪明，说我的好话，我就天天来添香油，听您说我的好话。”
　　 父母如果一天到晚只会用严厉的预言伤害子女，子女很难健康成长。当然也要避免过度宠爱，因为这又会产生另一种负面影响。
　　 我不赞成体罚。老师必定是没有本事，才会打小孩。其实，除了打以外一定还有别的方法可以管教。但我记得母亲送我到老师那里去时，就说：“你替我打他。”后来我出了家，确实也接受过打骂。今天我可以骄傲地说，我很有福气，受得了佛门专制、无情无义、不讲理的教育。因为我在那种无礼之前都能福气地走过，现在对真理、对众人还能不服从吗？因此，童年读书时多一点委屈和苦难是好事，从小多受一点压力，多受一点苦难，经过千生万死，经过千锤百炼，慢慢长大以后，人生又是一番不同的境界。
　　 我很好奇，不知道是余教授经受的苦难多，还是我经受的苦难多？ 余秋雨：
　　 我不敢和星云大师作比较。
　　 星云大师是引渡众生走出苦难的人。按照佛教的主旨，这样的引渡者必须洞察苦难的本质，揭示苦难的真相，因此，早年的苦难经历反而成了修行的课程。
　　 对于像我这样的普通人来说，苦难的体验也未必是坏事。苦难不仅仅把我锻炼得坚强，更重要的是，苦难让我真正懂得了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什么是救助，什么是毁损。
　　 但是，在苦难的问题上必须注意两条根本界线：
　　 第一条界线是，我们承认苦难有可能产生正面效果，并不是肯定苦难，赞颂苦难。这个观点，我在《流放者的土地》一文中曾经表述过；
　　 第二条界线是，苦难的直接效果是负面的，要让它产生正面效果，必须注意到苦难与人格的关系。因为苦难既有可能焠炼人格，更有可能剥夺人格。
　　 如果硬要与星云大师作一个最简单的比较的话，我觉得自己在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受的苦难不多，最大的苦难是在文革中。现在回想，我之所以能在这样的苦难中保持人格，都要感谢我的家长老师。他们在我遇到灾难之前就帮助我建立了一个比较健康的人格刍形，使我在经历大风大浪时已经有了“筋骨”。 高希均：
　　 请教星云大师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每次有机会到山上来，看到您个人和佛光山在海内外的成就，不禁让我觉得您真是“创意大师”，拥有许多创意。五十年以来，您从宜兰小庙开始，发挥各种创意，您还有很强的执行力、想象力、应变力。如果哪一天帮您写一本《星云大师的管理世界》，这本书肯定会很受欢迎。
　　 先不谈这本书，只是请教您，您这么多的创意从何而来？您的执行力怎么会这么强？ 星云大师：
　　 高教授，你把我说得太好，我不敢当。
　　 假如说我对人间有这么一点贡献，大概是我对自我的执着没有那么深，想到“我”的时间比较少。我举心动念都是为人——能看到别人。只想到我，就会产生很多障碍；如果想到的是众生，心态就放松了，创意也来了。有一次我讲《金刚经》，提到“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不知道我九十多岁的母亲也在后面听。听过了以后，她说：“你不会讲经。”我心想：怎么忽然批评我了？母亲说：“你要无我相可以，怎么可以无人相呢？‘人'很重要啊！”我当时也有想过，觉得母亲的教诲是对的，佛教的“无我相、无人相”是行而上的道理，一般人可能不懂，但应该要有“人”，也就是每个人的眼中都能看到别人，看到芸芸众生。我想只要一心为他人考虑，人生就不一样了。
　　 一个禅者离开禅堂，跑到大马路边看人来车往。有人问他做什么，他说：“我参禅啊！”那人又问：“你为什么不到禅堂参禅，反而到大马路边来？”他说：一个禅者，上面没有顶着青天，脚步没有踩着大地，眼中没有芸芸众生，怎么可以悟道呢？怎么能说禅呢？
　　 所以，希望朋友们不但要看到他人，还要关心他人、帮助他人。其实我没有什么管理的本领，勉强要说有的话，是我看到了大家。 王力行：
　　 谢谢星云大师。余先生，您的书里谈过一个问题，说您小时候在美术课堂上做模特儿，每个同学都来画您，有人画成胖子，有人画成瘦子。您是隐喻自己站在台上已经成为公众人物，没有权力去干涉人家怎么画您怎么诠释您。这是否表示作为公众人物，别人想怎么看是别人的权利，您一开始就觉得要认清这个社会现实，不予理会，将权利放给他们？ 余秋雨：
　　 我读初中的时候由于绘画成绩比较好，担任美术课的“课代表”，被老师指定为模特儿，站在讲台上让全班同学写生，结果被同学们画得乱七八糟。这件有趣的小事，我现在写出来，是为了用象征的手法来表述一种心理超脱。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一个人稍有成绩就会受人关注，甚至站在台上成为“公众人物”。我的美术成绩好，比别人更能描画，因此，反被别人描画；
　　 二，被别人描画其实就是被别人“误读”。同学们笔下的我，虽然都写着我的名字，却千奇百怪，没有一幅像我本人。这是被描画的必然结果；
　　 三，别人对我的描画和误读，与我关系不大。同学们这天的美术课成绩，属于他们，而不属于我。这就像大家画不好天上的一朵云彩，与这朵云彩毫无关系。云还是云，在描画者们的头顶悠然飘过。
　　 这些道理，一定有助于世间无数被冤枉、被歪曲的人的心理平复。我确实也收到过不少读者来信，感谢这个小故事帮助他们在求告无门的困境中获得了某种解脱。
　　 但是，话虽这么说，我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却遇到了新的困惑。
　　 例如，近十年来中国大陆假酒、假药、假钞横行，体现在文化上则是假书猖獗，我的书的盗版至少是正版的十倍。盗版集团受暴利驱动，第一步是照原样盗印我的书；第二步是由他们自己把我的文章选编成各种各样的文集，另起书名发行；第三步是把一些完全不是我写的书印上我的名字，其中包括不少黄色小说；第四步是大量编印一本本伪造我的“历史问题”和“文史差错”的所谓“批判文集”，招徕读者。
　　 这四步，全是为了用我的名字赚钱，共同的方法是作假。奇怪的是，全国多数平面媒体（包括香港媒体）却始终本能地站在他们一边，从不批判盗版，而对他们伪造的每一个谣言则总是快速转载，还拒不发表正常的意见，认为正常的意见“对读者缺少刺激”。目前中国大陆的法制，对盗版、诽谤的惩处还非常无力。结果，这些人彻底放松，笑傲江湖，无所不为。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已经不是某个“公众人物”的个人境遇问题，而是直逼社会的素质，众生的生态，文化的尊严，文明的底线。
　　 当然，对于“公众人物”自身来说，还是不必对个人的不良遭遇过于敏感，更不要去一一辩驳。改善媒体和法制的事，也只有在撇开个人情绪的情况下才能清醒参与。个人的名声和境遇很不重要，不值得跳到陷阱中去固守，不能为了抵抗污浊而投身污浊。
　　 在这个问题上，很想听听星云大师的开示。 星云大师：
　　 这个世界，是一半一半的世界。好的一半，坏的一半，男人一半，女人一半，白天一半，夜晚一半，这个一半就不要太去计较另外一半。没有黑暗，哪有光明？没有罪恶，哪有善美？没有提婆达多，哪有释迦牟尼佛？所以你所遭遇的，姑且把它当作“魔”吧，佛祖是降魔后才成佛的。有的时候魔降伏不了，佛陀有个指示的方法——默而摒之，就是不要理睬它，是非止于智者。
　　 日本有一个楠正成，后来被杀头，他的背上有五个字“非理法权天”，什么意思呢？就是“非”不能胜过“理”，“理”不能胜过“法”，“法”不能胜过“权”，“权”不能胜过“天”，天是什么？就是因果，就是真理，最后由因果来审判。
　　 我从小成长在佛门，一样也受委屈和诬陷。其中最大的诬陷是，说我是“政治和尚”。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政治，在佛光山连建厕所、铺路也没向公家申请过一块钱，怎么把我扯到“政治”上去了呢？大官到佛光山来，我请他喝杯茶就是政治吗？我心里一直忿忿不平，真是太委屈我了，非常难过。后来有一个人对我说：“说你‘政治和尚'是称赞你，表示你有力量。我们想做个政治人物，别人都不认耶！”真的是这样吗？
　　 也有人批评我，说我是一个“生意和尚”，这也是天大的冤枉。我出家从大陆到台湾几十年了，别的还不敢讲，但我不要存款，不要钱，什么都不要，总是基本事实吧？如果我要钱，佛光山就建不起来了。有时钱来了，但我自己不要，只要能为大家就不惜花费。后来一想，人家说我有钱也是一种称赞，说明我有帮助众人的能力，那也就不太介意了。
　　 过去最严重的是，有人到政府密告佛光山，说山上藏了多少长枪、炸弹。其实那时候佛光山那么穷，连两百根棍子都拿不出来呢！
　　 除了红帽子以外，还有一个黄帽子。有人说：星云大师像皇帝，有三宫六院，多少漂亮的女性信徒都跟着他。甚至还有精神不太好的人，自称是我的第八个老婆。还有人带着莫名其妙的人，到我的面前叫我跪下来，说：“这是你的爸爸！”
　　 有的时候真是很无奈，面对这种种毁谤怎么办呢？后来就想，这些都是替我消灾的。世界无法完美，我们一直追求完美，那就会很痛苦。我后来提倡“缺陷美”，一个人有一点缺陷被人家批评，或者没有缺陷的地方反遭别人的误会和毁谤，看起来好像成了人生的缺陷，其实反而能消灾免难，使自己心平气和。
　　 我现在的心愿是：第一，人们虽然天天都会遇到烦恼，但是千万不要把烦恼带到床上去，睡觉了不要烦恼，更不要把忧虑带到明天；第二，不要把不如意的情绪传染给别人，只以欢喜的心与别人交往，把欢喜布满人间。 高希均：
　　 星云大师最后那番话，是给大家最好的新年礼物。我们现在开放听众发问。 问题一：
　　 余教授，您提到佛教是维系中国民间精神的重要一脉，也是现代精神拯救的重要力量。您对佛教未来在中国大陆的发展有何看法？佛教的发展是否能改善快速富裕所导致的精神沉沦？ 余秋雨：
　　 佛教在中国文明史上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它的重要性一直被儒家的思想家和史学家所低估。梁启超先生曾把中国历史分成“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三大段落，并论定中国从精神上突破自身局限的关键，便是佛教的传入。这次突破，又为很久以后接受西方宗教而成“世界之中国”打下了基础。
　　 我对儒家学说和道家学说都很钦佩，但事实证明，中国文化的两次最大的良性突破，都与宗教有关。当代社会的精神沉沦已经非常严重，不经由宗教化的组织形态来进行强力矫正，便很难产生疗救之效。在今天，仅靠一些文化人在学术论文或研讨会上呼吁重振古代道义，或者号召年轻学生诵读更多的儒家经典，究竟能产生多少实际精神成果，我表示怀疑。尽管我一点也不怀疑 这些人的古道热肠。我更敬仰的，是宗教团体的慈善实践。
　　 殷切希望佛教能在中国大陆获得更正常、更健康的发展。中国大陆在过去几十年间由极左的意识形态横扫一切，宗教生态受到严重破坏。现在情况好一些了，但对宗教的管理还处于一种进退维谷的状态。例如由一个全国性的协会来掌管一切，结果在本来应该漠视权位的佛教界造成了一个唯一的权位争逐系统，而真正的高僧大德却无法独立自主地领导一个个道场和寺院。这样，佛教怎么可能出现多元共生、丛林连绵的景象呢？政府官员也许害怕宗教团体的独立行事会形成民众的超常聚集，进而形成社会精神的失控。其实，我们的社会精神早就被物欲、权欲、虚假、腐败控制了一大半，赶紧救治才对。怕失控，反而大失控。
　　 进退维谷的状态还表现在多个方面：虽然也有庞大的僧侣团体，但研习不专，行持不严；寺庙也向社会开放，但大多作为文化遗迹和旅游景点；前来烧香拜佛的民众很多，但主要是来祈求功名利禄的，正好与佛教的本义南辕北辙。因此，虽香火鼎盛，却佛法依稀。
　　 这些年来，我不管是出于社会良知还是出于文化责任，都越来越迫切地感受到，中国社会需要重新培植和弘扬宗教文明，重新开启民众的宗教生活。除了佛教之外，还需要基督教、天主教和其它宗教的正常发展，让失落信仰的中国人成为有多种信仰选择的族群。这才有可能让这片土地由躁动而走向安静，由恶斗而走向和谐，由利欲而走向人文。 问题二：
　　 余教授，您的新著《借我一生》能否看成是“伤痕文学”？用一个“借”字是否有特别的涵意？ 余秋雨：
　　 这本书不是伤痕文学。
　　 伤痕只是社会环境对人生过程造成的阶段性伤害。但是，未被伤害的人生是什么样的呢？世上有未被伤害的人生吗？伤害和被伤害都是生命的必然现象吗？我的写作兴趣，在于探问生命本体的此岸和彼岸，原因和结果，起点和归宿，扭曲和回复，短促与恒久。
　　 这就牵涉到这个“借”字了。一生由于种种原因“借住”过很多地方，甚至“借住”于灾难，“借住”于书库，“借住”于官场，“借住”于旅途。原来，人生就是从时间和空间借得，远远近近的起因便是债权所在。区区小我，凝成生命，很可能有几分从千年前的荒村小屋拾得，有几分从百年前的江边埠头借取 …… 那么，人们就不要把借来的一切看成纯粹的自我。一切都处于宏观的因果关系之中，茫茫苍苍，混沌涡旋，无始无终。 问题三：
　　 台湾现在的中文教育，大幅度地减少了文言文的比例，请问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余秋雨：
　　 这是非常具体的教育专业问题，我缺少回答的资格。离开中学教学已经太久，我不知道在现在中文教育中，文言文占了多大的比例。
　　 此刻被匆忙问及，脑中立即产生的想法有三点：
　　 一，学校里的中文教育如果不仅仅为了应世实用，而想达到一定的文学水平，那就应该保留一定比例的文言文。因为这是世界上一种高等级的语言文学在千百年间建立的制高点，其精微韵致，语体文还无法全然传达。如果不读文言文，当然也可以，但很难认为已经学好了中文；
　　 二，文言文的比例又不能太大。因为文言文毕竟离今天的年轻生命已有很大阻隔，如果安排太多，反而会因为过于艰难而产生心理抵拒。我们应该知道，世界上不管是哪一种文学，如果要在教学中获得良好传承，必须先让这种文学对学生产生亲切感。这中间，应该由当代文化专家和作家们做一些有魅力的阐释工作，就像欧洲学者温克尔曼、莱辛所做的那样。可惜，我们的古代经典至今还显得那么凛然肃然，让人感到陌生；
　　 三，希望教师们明白，学习文言文的重点不在于其中的内容，也不在于古文的语法，而在于节奏和意境。抓住了节奏和意境，也就是把握了文言文的魅力。魅力不让人劳累，而文化却靠魅力延伸。 高希均 ：
　　 时间接近尾声，请问星云大师跟余先生，是否有哪些话要补充？ 星云大师：
　　 共生和解。 余秋雨 ：
　　 企盼什么时候，能有更多的中国人重新体会“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样的境界。这样的境界，既是宗教的，也是文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