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和cant的区别用法:英雄杰桑·索南达杰之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8 20:44:14

英雄杰桑·索南达杰之死
●他是新中国第一位为保护藏羚羊而献出生命的政府官员●他以死开启藏羚羊以及可可西里环保新纪元●他牺牲17年以来12名疑犯在逃,其中6人相继自首后使得当年案情愈加明朗


    青海格尔木,昆仑山口的索南达杰纪念碑。索南达杰以死开启藏羚羊以及可可西里环保的新纪元,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引发强烈共鸣。 C FP资料图

    逃亡多年后,马成虎自首回乡时,曾经居住的房屋年久失修已经倒塌,他时常坐在废墟前落泪。南都记者刘伟摄

    经过不断努力,盗猎活动在可可西里已鲜有发生。如今,人们从昆仑山口进入可可西里保护区,就能在公路边看见一些藏羚羊。C FP资料图

    杰桑·索南旦正今年27岁了,高大、魁梧,活像一头小牦牛。每次见到儿子,母亲多沙才仁的眼神里总是充满了骄傲:嚯,好棒的一个康巴汉子,跟他爸爸真像!

    杰桑·索南旦正对此倒是没有太多的感同身受。当英雄杰桑·索南达杰在1994年壮烈牺牲的时候,杰桑·索南旦正刚满10岁。“总也不在家”———这是父亲留给他的小儿子的最深刻的印记。

    但是现在,随着6名当年杀害杰桑·索南达杰的疑犯自首,父亲的影像再一次清晰起来。在更为辽阔的范围内,这也是一代人的集体追忆。英雄的索南达杰以死开启藏羚羊以及可可西里环保的新纪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理念,亦是由此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引发强烈共鸣。

    英雄之死曾引发巨大波澜。但鲜为人知的是,索南达杰因公牺牲一案当时并未结案。除去3名疑犯落网受审,17年来12名疑犯一直在逃,案件详情亦未有完整披露。6名疑犯的相继自首,尘封经年的迷雾终得消散。

    “1·18”案

    韩忠明指挥马生华将汽车灯向索南达杰方向打开并下令开枪射击,索南达杰中弹负伤,因失血过多而死亡

    上世纪90年代早期的可可西里远不及今日出名。它极端酷寒,人迹罕至,不过是怀揣暴富梦淘金者的伊甸园。

    如果没有下面发生的事情,这种状态极可能至今不改。

    时间回溯到1993年12月,可可西里正值冰天雪地的严冬。至少两支偷猎的队伍出现在这里,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藏羚羊。

    青海省高院的资料显示,其中一队由青海化隆县人韩忠明、马忠孝以及马青元带领,计12人;另一队由化隆籍王乙卜拉亥买、韩乙子日带领,计8人。后来的结果查明,他们的到来,至少是1300多只藏羚羊的梦魇。

    彼时,他们可谓装备精良。小口径步枪11支、子弹1.2万余发,自制火药枪1支、东风卡车2辆、北京吉普车4辆。从1993年12月至1994年1月16日,茫茫高原上,他们肆无忌惮追逐、猎杀着珍贵的高原精灵。

    1994年1月16日本来是个“满载而归”的日子。这一天上午,两队人马相继顺着可可西里的一处河谷,向格尔木进发。按照惯例,偷猎所得的藏羚羊皮在这里以300-600元每张的价钱卖给皮货商,再经新疆转至印度,最后制成昂贵的围脖出现在欧洲达人的脖颈之上。

    上午9点左右,40岁的杰桑·索南达杰出现在这条曾带来巨大财富的猎杀之路上,然后,一切都戛然而止了。此时,他的官方身份为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委副书记、西部工委书记。他的随从包括靳炎祖、哈希·扎西多杰、向导韩维林和一名司机。

    枪战、缴械、制服,两支偷猎队伍计18人,被索南达杰的工作组全部抓获。随后,工作组将上述案犯押往格尔木。此后发生的事情,将英雄的索南达杰永远留在了可可西里,而他的事迹则很快举国震惊。

    青海玉树州中级人民法院以及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1996年先后判决认定,1994年1月18日,韩忠明、马忠孝、马青元等人多次预谋捆绑西部工委工作组人员后,抢劫被收缴的枪支和藏羚羊皮等潜逃。

    具体过程为,18日下午,案犯被押解至太阳湖边时,趁索南达杰乘坐的汽车发生故障修理之机,韩忠明、马忠孝、马青元组织马生华等同案犯先后捆绑了押解他们先行的工作组人员靳炎祖和向导韩维林。将工作组扣押的车辆全部控制。

    马生华抢夺了工作组的“五四”式手枪1支。王乙卜拉亥买抢夺了工作组的“七九”式冲锋枪两支。韩忠明、马忠孝、马青元又组织预谋捆绑索南达杰。索南达杰随后赶到现场后,马忠孝、韩索忙乃、马学平、马黑么上前捆绑索南达杰,索南达杰反抗中将马忠孝当场击毙,韩索忙乃被击伤。

    此时韩忠明指挥马生华将汽车灯向索南达杰方向打开并下令开枪射击,索南达杰中弹负伤,因失血过多而死亡。韩忠明、马生华、王乙卜拉亥买等同案犯驾驶抢劫的汽车潜逃。

    这即是举国震惊的“1·18”索南达杰遇害一案。

    最后一次巡山

    每次进可可西里前,他都要从格尔木给妻子多沙才仁发一次电报。最后一次只有4个字:8号上去

    索南达杰遇害的消息并未得到即时传递,这就如同他的遗体,直到2月9日才运回家乡,受限于当时的通讯及交通,悲痛被令人生厌地拉长。

    实际上,案发3天后的1月21日,治多县政府收到的电报仍显示,悲情还在风雪中传递。它的大意是:按约定时间,索南达杰书记未到格尔木,可能失踪。粮少,可可西里雪下得很大。电报是索南达杰的秘书扎西多杰发来的。

    从那时开始,索南达杰的妻子多沙才仁就守在县政府报务室,日日夜夜,许多人陪着她。县里派出的紧急救援队在收到电报后就出发了。有消息说索南达杰的腿受了伤,然后又是几天没有一点儿消息。等待,夜以继日。

    她早已习惯了等待。1987年索南达杰到治多县最偏僻的乡———索加乡任党委书记,从那里骑马到县里要走4天。家里除了两个年幼的儿子,陪伴她的就是漫长的等待。丈夫难得回来,偶尔回来一次也是来去匆匆。

    如今50多岁的多沙才仁已从治多县公安局副政委任上退休,17年的时间不足以弥合伤口。她极少接受采访,即便是在又有当年杀害丈夫的疑犯落网的当下。她在慢慢习惯丈夫离去后的孤独。她没有抱怨什么,只是说,索南达杰想做的事就坚定得很。

    杰桑·索南达杰,治多县索加乡人,生于1954年,1974年毕业于青海民族学院,毕业后要求返回治多县工作,从学校教师做起,先后担任县文教局局长、索加乡党委书记、治多县委副书记。

    索南达杰是个强有力的人,这几乎是所有与之有过交集的人的集体感官。他的秘书扎西多杰回忆说,索南达杰曾经长期思考县域、州域乃至整个藏区的经济发展;他从来不屑于身边琐碎的得失。扎西多杰曾跟随索南达杰多年。

    每次回忆索南达杰,他都要提到这件事:1985年,青海省治多县索加乡———索南达杰和扎西多杰共同的故乡———包畜到户的第一年,畜牧业罕见地大丰收,全乡上下高兴成一团。就在这时,一场大雪灾抹掉了乡里的全部牲畜。

    一夜之间,财物消失殆尽。“这场雪对索南达杰的打击很大”,扎西多杰告诉南都记者,索南达杰博览群书,擅长思考,认为乡下人盯住牛羊是翻不了身的,“所以他就想到了矿产开发,盯上了可可西里。”

    1992年7月,在索南达杰倡导下,治多县为开发西部地区,制止日益猖獗的淘金、偷猎活动,成立治多县西部工作委员会,索南达杰担任西部工作委员会书记。不过,此时他的身份其实还有———可可西里矿产开发公司总经理。

    可可西里是长江的源头区,是索南达杰心中的宝地。这里有大片草场,有金矿、盐湖,还有许多珍贵的野生动物。按他的规划,开发后的可可西里将是治多县人民致富的源泉。

    从成立西工委到案发的540多天,索南达杰已12次去可可西里考察。每次进可可西里前,他都要从格尔木给妻子多沙才仁发一次电报。这一次,也就是第12次,也是最后一次,电报只有4个字:8号上去。

    致命的遭遇

    导演陆川拍摄于2004年的电影《可可西里》对于相关场景有着精彩的模拟再现

    1994年1月16日这天,索南达杰与助手已经在无人区穿行了8天。此时他们的供给不多,尽管吃过大把的药片,纠缠已久的慢性胃肠炎还是令索南达杰在头一天晚上几乎一夜未眠。

    这天早上差不多9点过,工作组一行刚收拾妥当准备出发。他们的目的地也是格尔木,20日是青海省黄金工作会议召开的日子,索南达杰是必须参加的,他们此行的目的之一,也是针对可可西里的金矿进行考察。

    车子发动了起来,工作组突然听到了站在高处的扎西多杰的呼喊:有车队!这是他们寻找已久的目标,盗猎者的车辙印记已经被追踪了很久,却始终未见盗猎者影踪。索南达杰即刻命令工作组严阵以待,堵截盗猎者。

    首先过来的车队由王乙卜拉亥买、韩乙子日带领,包括马成虎、李海青等人,后二者于日前投案自首。马、李二人对南都记者回忆,当时他们并不知道索南达杰,当遭遇拦截时,车队的车子并未停下,反而加足了马力强行通过。

    但行进不足一公里,便被索南达杰追上。一梭子弹在汽车附近的地面弹起,车队停了下来。马、李所在的北京吉普车承载4人,被要求一个一个顺次下车,排成一排。盗猎者被要求脱下所有衣物进行检查,确定无危险品后再穿起。

    马、李说,可可西里当时雪厚风大,再精壮的男人也受不得赤身裸体暴露于野外,“当时还一度以为他们是强盗,心里恨着咧”。

    在被围堵的时间、地点等环节上,马、李二人的表述与靳炎祖和扎西多杰的回忆相近;在车队人员的数量上,双方的表述则产生较大的分歧:马、李二人只承认他们有4人以及少量的藏羚羊皮,工作组则说对方是8人,羊皮数量记不清了。

    不过很快,工作组的重点便从马、李二人所在的盗猎队伍上移开,因为新的、更大的车队正徐徐向索南达杰的工作组开了过来。

    车队中有吉普车,也有载重的东风大卡车。面对工作组的拦截,车队重复了前一个车队类似的举动———佯装慢慢停车,再突然地加速闯关。导演陆川拍摄于2004年的电影《可可西里》对于这一场景有着精彩的模拟再现,在这部有着浓重纪实色彩的商业片里,卡车变成了北京吉普,盗猎者肩部中弹,当场昏迷,工作组迅速进行急救。

    现实中的场景则要激烈许多。根据靳炎祖与扎西多杰的回忆,东风汽车强行通过后,人们一边躲避一边噼里啪啦开枪,水箱打破,玻璃“哗啦啦”打碎,轮胎也被击中,汽车一头栽在路边,汽油哗哗地流出来。

    司机一侧的驾驶室门上有3个弹孔,人们把司机拖出来,他“哎哟哎哟”地叫着,原来大腿中了一枪。伤口靠近大腿根部,并没流血太多。随后,受伤的司机因为急需治疗,索南达杰让扎西多杰与另一名司机将其先行送出。

    这直接促成了后来工作组与盗猎者在人数多寡差距的进一步加剧,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伏笔。对扎西多杰来说,这更是与索南达杰的诀别时刻。马成虎与李海青也目睹了这一幕,他们的陈述大体相当。

    英雄之死

    靳炎祖始终耿耿于怀,若在此处停车,后面的悲剧或许就不会发生,“这都是命里注定。”

    扎西多杰离开大部队的时间是16日晚上,此后他日夜兼程在19日早上赶到格尔木。此后,再无索南达杰的消息。

    他不会知道,当索南达杰带着靳炎祖、司机韩维林押送韩忠明、马忠孝、马青元等18名盗猎者缓慢行进时,悲剧的发生似乎已经变得不可避免。

    青海省及玉树州两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在押解途中,韩忠明、马忠孝、马青元等人多次预谋捆绑西部工委工作组人员。18日下午,在途经太阳湖边时,韩忠明、马忠孝、马青元等人密谋策划,将先行到达并看管他们的西部工委干部靳炎祖和向导韩维林捆绑。

    马成虎与李海青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捆绑靳炎祖与韩维林一事的确存在,但因为所属团队不同,马、李二人并没有参与谋划;而属于韩忠明团伙的韩牙哈羊与韩索忙乃则自称为团伙中烧水与做饭人员,对“密谋”一事不清楚。后二者也是“1·18”案投案自首人员。

    在后来的审理中,韩忠明、马忠孝、马青元对“上述事实,供认不讳”。韩忠明最终被判处死刑,执行死刑。马生华数罪并罚,被判有期徒刑20年,王乙卜拉亥买数罪并罚,被判有期徒刑18年。

    对于当日的细节,靳炎祖至今记忆犹新,说到悲痛处,54岁的汉子潸然落泪。押解到18日的时候,工作组已经几天没有吃饭,充饥的只有现烧的热水。下午时分,原本走在前面的索南达杰的车子突遭爆胎,这也算是巡山中的寻常事。

    为了不耽误进度,索南达杰让靳炎祖和韩维林押解盗猎犯先走,找到有水处驻扎,烧水等他,他则让工作组的一辆租来的东风车停下,司机留下来帮忙修车。

    靳炎祖一行人继续前行。原本,行进不远便发现有湖冰,若此时停车烧水,工作组与索南达杰均在彼此视野之内。可可西里内部咸水湖诸多,在当时的经验里,这处湖冰为咸水,不能饮用。队伍继续前行至太阳湖方停下。

    这是悲剧发生的又一个伏笔。其实,不远处的湖冰为淡水,可饮用。靳炎祖知道这个信息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他始终耿耿于怀,若在此处停车,后面的悲剧或许就不会发生,“这都是命里注定。”

    一行人到达太阳湖时太阳尚未落山,靳炎祖回忆的时间大概是下午4点左右,这与后来投案者的表述基本一致。队伍停下后,盗猎者的车子被一字排开。但时间过了许久,只看到盗猎者刨冰,未见热水烧起。

    靳炎祖下车前往查看。此时他将手中的冲锋枪置于座位上,“五四式”手枪挂在右边腰间,车内留下向导韩维林。在一辆北京吉普车边,靳炎祖看到盗猎者正用喷灯烧水。见靳炎祖前来,盗猎者让座让其上车,马生华递来一杯热水。天太冷,靳炎祖毫不犹豫地伸手去接。

    杯子突然从马生华的手中滑落,靳炎祖不禁一惊。转瞬间,接杯子的手便被马生华抓住,另一只手被紧坐在身边的盗猎者抓住,头发则被从驾驶室伸过来的手紧紧攥住,腰间的手枪也被抢夺。

    被撕扯着拉下吉普车,盗猎者速速围了过来,拳脚相加,靳炎祖满脸是血,随后昏厥。向导韩维林也几乎同时被制服。两人脱险后发觉,靳炎祖左右脸均被踢开口子,韩维林则在头部遭到铁棍重击。

    手脚被捆绑,口中也被破布塞紧,两人被丢在吉普车内。剩下的唯有等待,此后发生的事情靳炎祖因为昏厥不得而知。再次醒来,索南达杰已经牺牲。靳炎祖与韩维林用口咬开绳索,驾车逃离。

    青海省及玉树州两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韩忠明、马忠孝、马青元又组织预谋捆绑索南达杰,当索南达杰随后赶到现场后,马忠孝、韩索忙乃、马学平、马黑么上前捆绑索南达杰时,索南达杰反抗中将马忠孝当场击毙,韩索忙乃被击伤。

    此时,韩忠明指挥马生华将汽车灯向索南达杰方向打开并下令开枪射击,索南达杰中弹负伤,因失血过多而死亡。韩忠明、马生华、王乙卜拉亥买等同案犯驾驶抢劫的汽车潜逃。

    经法医鉴定:杰桑·索南达杰腹部贯通枪弹创伤造成失血性休克死亡。前往处理后事的奇卡·扎巴多杰后来回忆说,索南达杰的尸体依旧保持着卧射的姿势,在寒风中被塑为一尊冰雕。

    亡命17年

    对他们来说,悲剧不仅仅是其个人一生轨迹的偏离,更是给家人带来了无尽的伤痛

    靳炎祖与韩维林当时并未跑远。他们并未开灯,在周边绕行了几圈之后,车子陷在冰窝子中,两人一动不动在车中趴了一夜。

    马成虎与李海青回忆说,他们一行4人在靳炎祖与韩维林被制服后,从其他车上获得汽油后便驾车逃离,离开的时候只是远远见到索南达杰回来的车灯光。韩牙哈羊与韩索忙乃则称,听到枪声后一直缩在车里,也未曾目睹枪战现场。

    但在逃出可可西里之后,他们都走上了逃亡的道路,一逃17年。在各自的表述中,韩牙哈羊与韩索忙乃境遇类似。这17年中,二人分别逃窜于新疆、甘肃等地,以给人打零工为生,放羊、种地、摘棉花等都做过,“饥一顿饱一顿地生活”。

    他们都害怕回家,但也都偶尔在深夜回过家。青海省玉树州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李志海说,他们曾对韩牙哈羊进行过围追,但最后被其越墙逃跑,韩牙哈羊身上至今仍有那次逃跑留下的疤痕。韩索忙乃逃跑前已婚,案发后妻子最终与之离婚。

    马成虎与李海青则是另外的情况。案发时马成虎38岁,李海青39岁,均已成家。马成虎当时大儿子8岁,小儿子4岁。逃出来后,二人各自回到家里,此时他们尚不知自己涉及的案子“究竟有多大”。

    情况很快明朗起来。几天后,由青海省以及玉树州公安部门组成的专案组来到他们所在的华隆县群科镇,查案,抓人。

    此时的马成虎因为脚在可可西里冻伤,便跑到村子不远的山上,在给放羊娃暂时宿营的山洞里躲避。吃的便是孩子从家里定期送来的馍,40天后,脚伤愈合,自此开始远走新疆。两年后回到家里,将老婆与小儿子带走他乡,大儿子留给亲戚照看,便不再回乡。

    李海青当时逃亡的方式是暂在亲戚家躲避。风声越发紧急之后,去了新疆、甘肃,最后沦落广州。与马成虎类似,他也是靠给人打零工为生,稍事安稳之后,回家接走了妻子与最小的女儿,也是不再回乡。

    马成虎自首回乡时,曾经居住的房屋年久失修已经倒塌,他时常坐在废墟前落泪。李海青则失去了见老母亲最后一面的机会。对他们来说,悲剧不仅仅是其个人一生轨迹的偏离,更是给家人带来了无尽的伤痛。

    马成虎的大儿子已经长大,但父子相见没有惯常的亲切,相反却是难以名状的陌生;李海青的大女儿二女儿已经出嫁,大儿子大学毕业后却因为父亲“逃犯”的身份而久久落实不了工作。更为重要的是,他俩各自带走的孩子,因为颠沛流离,都没有接受到应有的教育,李海青的女儿只读到小学三年级,马成虎的小儿子则“大字不识一个”。

    逃亡中,时刻都是惊弓之鸟。警察,哪怕是交通警察,远远见了都是浑身发抖。这种心理负担最终导致马成虎在逃亡途中一次绝望地自杀。去年春节前夕,派出所来查身份证,并限他5天之内拿出身份证,不然就拘留。

    极度恐惧和无奈的马成虎在第四天的晚上,用刀狠狠地在自己的脖子上划了两刀。不过,自杀最终未成,送到医院缝了33针,如今脖子上仍有两道巨大的伤疤。

    目前,上述自首人员均被取保候审。这是今年5月26日开始,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网上追逃专项督察“清网行动”的政策之一,亦是上述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的重要原因之一。

    未竟身后事

    许多年轻人追随他的脚步,走上环保道路;藏羚羊和可可西里也由此成为关注热点,得到前所未有的保护

    扎西多杰记得,最初进入可可西里时,索南达杰身上带着一本书———《工业矿产开发》;后来,他口袋里的书变成了《濒危物种名录》。这一切,并不为当初的扎西多杰所理解。但对于索南达杰,一个意味深长的转变已经完成。

    他们在可可西里发现了那些被剥了皮的、血淋淋的藏羚羊的身体。它们有些是活着就被生生地扯下了皮。那些刚刚出生的小藏羚羊,肌体几乎是透明的。血与零下40℃的白雾相凝,变成一团奇怪的气息,久久缠绕。

    西部工委的使命发生了改变:他们不再找矿。这种转变,在当时并不被认可。扎西多杰发觉,处境后来变得很艰难。按照县里和州里领导的理解,西部工委是为了找矿才成立的,“但索南达杰很坚持他的信念。”

    壮志未酬,英雄身已先死。他是新中国第一位为保护藏羚羊而献出生命的政府官员。中共青海省委授予他“党的优秀领导干部”称号。1996年5月,国家环保局、林业部授予索南达杰“环保卫士”称号。

    这位藏族干部的死,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年轻人追随他的脚步,走上环保道路;藏羚羊和可可西里也由此成为关注热点,得到前所未有的保护。他用他的牺牲,换来了中国环境保护事业新篇章的开启。

    索南达杰死后,其妹夫扎巴多杰主动请缨接任了西部工委书记,在经费极度紧张的情况下继续反盗猎的事业。靳炎祖选择留下辅佐扎巴多杰。野牦牛队成立了,扎巴多杰招募了60多名退伍军人和社会人员。

    这便是中国第一支武装反偷猎队。他们出没在荒凉而充满危险的可可西里,保护着这片土地上美好而无辜的藏羚羊。此后,志愿者杨欣走入了可可西里,为建立民间第一个自然保护站———索南达杰保护站而四处奔波。

    当时,一向深居简出的梁启超之孙、著名学者梁从诫先生也为可可西里致信国家领导人、致信英国首相。梁从诫老先生于去年去世。

    1996年5月,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奠基。1997年9月10日建立起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1998年夏天,保护站二期工程完成。1998年11月8日,扎巴多杰从北京辗转回到青海玉树州的第二天晚上,在家中被一颗“七七”式手枪子弹近距离打穿头部身亡。

    同年年底,野牦牛队宣布解散,部分干部和全部的临时工合并到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

    管理局2001年建立了不冻泉自然保护站,此后又利用青藏公路沿线部队、道班的废旧房屋和临时帐篷,先后建立了楚玛尔河自然保护站、五道梁自然保护站和二道沟自然保护站。经过不断的努力,盗猎现象已明显缓解,盗猎活动在可可西里已经鲜有发生。

    如今,在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入口处,一块白色的纪念碑巍然矗立,上面刻着环保卫士索南达杰的名字。碑前,一条条洁白的哈达和彩色的经幡随风翻飞。碑上,黑白遗像中的他目光深远坚定中略带忧郁,在空旷的可可西里显得越发悲壮苍凉。

  南都记者刘伟 实习生刘宇 发自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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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现藏羚羊“守护神”索南达杰

索南达杰,可可西里的“保护神”,随着枪杀他的一众盗猎者自首,十八年前,那场震惊全国的西部枪战究竟如何?有哪些细节被夸大?他心里怀着什么样的可可西里蓝图?他的历史档案将被打开。

十八年后,盗猎者自首

十八年之后,可可西里无可替代的英雄索南达杰重回人们的视野。

十八年之前,可可西里荒漠,18名藏羚羊盗猎者枪杀了索南达杰。3名主犯被抓,另外的盗猎者不见踪影。2011年11月4日起,转机浮现,6名嫌疑犯陆续自首。

自从1994年春节前的一个寒夜逃亡始,李海青从未与家人打过电话。逃亡路上,这位虔诚的穆斯林坚持每天朝西方做五次礼拜,每次礼拜结束之后,他都默默地说一句:求真主宽恕我。

如今,四个儿女已长大成家,老母亲哭瞎双眼,瘫痪多年之后撒手人寰。

2011年12月13日下午,李海青蹲在堂屋前,土院墙已摇摇欲坠。面对蜂拥而来的记者,他沉默无语,一撮花白的山羊胡在风中颤抖。屋内传出妻子带着哭腔的骂声:“你十八年不回来,现在回来做什么!”

1994年那场枪战对手的容貌,李海青记忆中已模糊。“帅气、身材高大、爽快得很,穿了一身黑色皮衣皮裤”,他甚至不相信这就是“政府的人”。

如今,索南达杰,这位当年青海省玉树州治多县委副书记兼西部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西部工委)书记已淡出世人记忆。然而,在1990年代,他刮起的可可西里飓风深深镌刻在了那段历史里。

可可西里的藏羚羊遗骸。18 年前索南达杰的逝去,换来了世人对可可西里藏羚羊的保护。 (奚志农/图)

简而言之:英雄。索南达杰已成为可可西里的一座丰碑。

依托于他和后继者为原型,电影《可可西里》获得了台湾金马奖;纪录片《平衡》获得了金鹰奖。

如今,逃犯自首。“这要感谢'清网行动’。”闻知此讯,索南达杰之子、现任治多县森林公安分局警察的索南旦正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11年5月26日,公安部一张追捕各类案件逃犯的大网撒向全国。如果年底完不成任务,青海省州县公安局一把手要停职检查。为此,在过去的六个月里,玉树“清网行动”领导小组组长李志海12次奔赴千里之外的化隆县做家属规劝工作。此前,当地民警每年只到村里一两次。

并非所有盗猎者都一直逃亡,扎巴镇阳坡村一名村民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一名逃犯过去4年里一直在村里,但无民警问津。

良典重压之下,一个十八年里都没有画上休止符的大案重新迎来曙光。截至目前,除了去世者,在逃的“1·18”嫌犯还有5人,案件并未彻底完结。但随着盗猎者的陆续归来,索南达杰尘封的历史档案、未竟的遗愿将被揭开。

索南达杰(1954 年至1994 年) (杨欣/图)

藏羚羊皮覆盖的冰雕

十八年后盗猎者自首,1994年1月18日,那个寒夜发生的一切,诸多被影视和新闻作品渲染的西部枪战场景露出了真实的面孔。

这已是索南达杰第12次进入可可西里的第11天。这个玉树州运动会跳高和小口径步枪射击双料冠军带领他的西部工委三人组、一名向导、三个司机刚将20名盗猎者制服,收缴了两大卡车的藏羚羊皮。此前还查获了3起非法盗猎沙狐,查处了两个非法淘金窝点。

盗猎者马生华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事实上,1月16日被抓获当晚,他们已在密谋策划绑架索南达杰等人,然后逃跑,只是时机未到。

所有人都疲惫不堪。索南达杰肠胃炎发作,他的同事连续数天彻夜未眠看守盗猎者。有两名盗猎者患肺水肿和枪伤,索南达杰令秘书扎多和司机才扎西连夜把他们送往格尔木治疗。临行前,他用自己那把上膛快又轻巧的79式手枪换下了扎多不好用的54式。

天平在逐渐倾斜。

索南达杰所乘的卡车爆胎了,落在车队后面。1月18日黄昏,前方车队里,负责押送盗猎者的靳炎祖和韩伟林被制服,绑在了吉普车的前后座上。

天色渐暗,索南达杰的卡车驶入了盗猎者的陷阱。马生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索南达杰下车后,韩忠明(已于1995年被判死刑)、马忠孝、韩阿果三人上前,欲将其制服,已觉察出情况不对的索南达杰扣动了那把54式手枪的扳机,马忠孝被当场击毙,韩阿果被打伤。

受伤的韩阿果一边哭着一边跑回大部队身边:“马忠孝中弹了,你们要开枪啊,赶紧打啊。”

一共十一个盗猎者集体发誓:全部要开枪。

“从来没有这样冷,从来没有这样黑。”马生华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个夜晚,当时他负责打开车灯,定位索南达杰。当车灯打开,二三十米开外仰卧的索南达杰迅即朝他的吉普车开了一枪。

继之而来的刹那,所有的车灯全部熄灭,黑暗中枪声响起,所有的子弹打向索南达杰的方向。十余分钟后,枪声停歇,开枪者未知索南达杰死活,没敢走向他,从此各自逃命。

枪声响起时,靳炎祖和韩伟林挣脱捆绑逃脱。第二天刚亮,当双手冻僵的靳炎祖两个指头捏着一把马刀再回现场时,索南达杰已成冰雕。

一颗价值两毛钱的小口径步枪子弹击中了索南达杰大腿和小腹之间的动脉,血凝结在他的黑色皮裤里。他俯卧在地,双眼圆睁,短须和头发上满是灰尘,右手依然保持着扣动扳机的姿势,只是那把54式手枪已掉在地上。而非像此前所传说的,还紧握手中。

另与新闻宣传中,当地民警在雪地里发现索南达杰遗体不同的是,靳炎祖和其他幸存者将索南达杰遗体试图运出荒漠,但车陷泥河。当1月25日治多县公安局的救援人员赶到时,索南达杰遗体在车厢里躺了四天四夜,覆盖在他身上的是藏羚羊皮。

未竟的“一盘大棋”

最后一次进入可可西里,索南达杰的初衷并非全在藏羚羊。

靳炎祖回忆,索南达杰最后一次进可可西里,目的有三:考察可可西里地形;勘探矿点,摸清金矿等的位置,了解滥采滥挖;打击盗猎。

“自然保护只是索南达杰思想中很小的一部分。”索南达杰原来的秘书扎多说,索南达杰其实有着更大的蓝图。

这些未竟的想法都藏在扎多为索南达杰随身拎着的黑色皮包里。这个皮包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公章,一开始是西部工委和可可西里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的章,后来又增加了可可西里第一、第二盐业公司,可可西里有色金属开发公司,可可西里高山草原保护办公室,可可西里野生动物保护办公室。

为此,一直力挺索南达杰的时任玉树州州委书记史国枢曾经批评:“娃娃还没生呢,名字倒是取了一大堆。”史国枢的意思是,“重点要把黄金抓住。”

自从1980年代初可可西里发现黄金的消息传开,可可西里便不再是藏羚羊、藏野驴和野牦牛的天堂。据坊间流传,盛时采金者可逾十万之众。

1993年7月,刚刚调任西部工委任秘书的靳炎祖从索南达杰手中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撰写可可西里非法淘金和非法盗猎的两份调查报告。靳炎祖发现,可可西里虽然是个看似三不管的无人区,但实际上是个“三管区”,毗邻可可西里的治多县、曲麻莱县、格尔木市都想插手。

虽然行政区划上可可西里应属治多管辖,但实际上到索南达杰1992年7月成立西部工委时,可可西里已被多县市染指。

1993年7月,索南达杰就曾试图对可可西里的几处矿点行使管辖权,“但一分钱也没有收到。”淘金者的答复是钱已经交到了格尔木。

“砂金资源却是谁都想要,但违法谁都不管。”靳炎祖说。“可可西里不是无人区,而是无法区。”索南达杰曾经如是感叹。

在可可西里工作的索南达杰。 (刘鉴强/图)

非法淘金者的到来,可可西里就成了几万金农猎食藏羚羊的天然屠宰场。藏羚羊披肩“沙图什”在欧美市场的日渐火爆,淘金者逐渐成了盗猎者。

在索南达杰的设想中,首先要成立一个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不仅仅为了藏羚羊,“只要成立了保护区,上边就有拨款,西部工委的经费就不用发愁。”喜欢看《动物世界》的索南达杰曾经对好友靳炎祖如是说。

但保护区不是全部,“他其实是想把最有效的管理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扎多说。索南达杰曾一直设想摸清可可西里的家底之后,要去沿海走一圈,“青海没有企业能和我们合作。”

他的遗产

索南达杰之死触动了所有人的心。1995年,国家环保局和林业部联合授予他“环保卫士”称号,这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这是属于他的光荣,却未必是他的全部梦想。事实上,除了自然保护区,他庞大设想中的其他部分都已是镜花水月。然而,自他之后,可可西里以及藏羚羊的保护才逐步浮出水面。

1995年10月,可可西里省级自然保护区成立,1997年12月,升格为国家级。

“这个保护区是索南达杰的命换来的,如果没有索南达杰的牺牲,可能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批下来。”靳炎祖说。

索南达杰去世一年后,其妹夫——时任玉树州人大常委会委员、州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扎巴多杰主动请缨,担任第二任西部工委书记。

这个本意为亲戚报仇的神枪手和出色猎人,成了实实在在的藏羚羊保护者。他组织的“野牦牛队”从1995年成立到2000年被悲情撤并的五年里,巡山上百次,抓获盗猎藏羚羊团伙92个,收缴藏羚羊皮八千多张,这几乎占到青海、西藏、新疆三省区全部藏羚羊反盗猎成绩的一半。

1998年11月8日,扎巴多杰被一颗子弹近距离地击中头部突然去世,公安局认定为自杀,但民间悬疑一直未绝。

而藏羚羊,这个曾经鲜有人知的野生物种,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青藏铁路为它预留了迁徙通道,青藏公路为它设立了红绿灯,2008年当选为北京奥运的吉祥物。来自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消息是,可可西里已有5年未闻盗猎枪声,藏羚羊的种群数量正在持续增长。

今天,索南达杰的两个儿子均在治多县森林公安分局工作,对于往事与近况,他们均已不愿再提,“但也会做一些和父亲当年做的一样的工作。”次子索南旦正说。扎巴多杰的两个儿子现在是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森林警察。

命运因之发生改变的不惟索南达杰的亲人和藏羚羊。

年轻时的索南达杰。 (刘鉴强/图)

1994年8月,在长江源探险的杨欣受索南达杰感召,由一个探险家、摄影师蜕变为一个环保人。他和诸多志愿者多方奔走,于1997年在可可西里建成了一个反盗猎的前沿阵地——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如果没有索南达杰,我可能不会转到环保上来,至少不会那么坚决,那么义不容辞。”杨欣说。

现在仍在做环保的易懿敏1998年来到可可西里做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大学生志愿者,在这里,她认识了自己的丈夫赵文耕。现在,他们的儿子6岁了,取名叫小可,为了纪念“可可西里”。

截至现在,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的志愿者已经累计超过三百人。

2005年,浙江乐清小伙吴柱作为志愿者来到可可西里,其所主导的“V队”向社会揭露了索南达杰未竟的心事:猖狂的非法采金。压力之下,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才嘎被迫退休。现在,吴柱和他的同道正在做的是反对雪花啤酒“勇闯天涯”穿越可可西里。

2011年12月4日凌晨,来自上海的室内设计师童岗和他的妻子来到位于沱沱河畔的长江源水生态保护站,这是继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之后的中国民间第二座自然保护站。夫妻俩要这里度过“两个人的冬天”。虽然已不在可可西里,但是童岗明白,这仍是索南达杰的遗产。

相关阅读:2000年8月3日《谁来保卫可可西里》

---------------------------------------------------------------------不该被遗忘的“野牦牛队”
他们是曾经的“藏羚羊的保护神”,当之无愧的可可西里环保拓荒者2011.12.20. 南方都市报
第一次巡山时的扎巴多杰与“野牦牛队”队员在一起。资料图片  扎巴多杰            扎巴多杰和他的一家人(左起为大儿子普措才仁、妻子白玛、扎巴多杰、二儿子秋培扎西,下坐者为最小的儿子扎西东周)。  有“藏羚羊的保护神”之称的治多县“野牦牛队”,其雏形成立于1992年,昔日的60多名队友或将生命、或将青春留给了可可西里,有些甚至入狱。

    他们是一群正在被遗忘的人。

    因生活所迫,或流离失所,或四散各地,如今他们都远离可可西里。只有当英雄的杰桑·索南达杰再次进入公众视野的时候,他们才会被偶尔提及。但是,如果说索南达杰是可可西里环保新纪元的奠基人,他们则是当之无愧的拓荒者。他们也是可可西里的英雄。

    长久以来,他们并未得到应有的正视。当青藏高原上屠戮珍稀野生动物的枪声逐渐销声匿迹的时候,他们青春不再,却不得不被动地选择隐退。他们开创了可可西里环保的新局面。高原茫茫,唯有冽冽寒风与皑皑白雪,仍记得这些曾经年轻而无畏的身影。

    他们不该被遗忘。

    白玛

    她的哥哥索南达杰的骨灰撒在那里,她的丈夫扎巴多杰也是。如今,她又把自己两个健康的儿子都送到了可可西里

    白玛老了。心脏病与慢性肠胃炎正在侵蚀着她57岁的肌体,只有一双大眼睛,还忽闪忽闪着当年的风采。

    当年她的身体可真好。当丈夫奇卡·扎巴多杰带着一群毛头小子驰骋在茫茫的可可西里的时候,她有时就跟在身边,动辄5000多米的海拔,她气都不多喘一下。遇到与盗猎分子枪战,她就紧紧贴在丈夫身后。

    她全心全意地爱着他,支持着他。所以,当自己的哥哥杰桑·索南达杰1994年只身勇斗18名盗猎分子牺牲后,他执意要接班继续保护可可西里的时候,她眼都没眨一下,只是默默地随着他,租用玉树州一栋破旧的平房,两年内第六次安了家。

    只是这一次,除了贫穷,她还要忍受长时间的孤独。两个儿子读书在外,丈夫不在的时候,只有先天智障的最小的儿子扎西东周陪着她。从玉树州人大法工委副主任自降两级做治多县西部工委书记保卫可可西里,丈夫几乎就没向家里交过钱。工资是有的,但都用在了工作上。

    那时的可可西里环保还在起步的阶段。她的哥哥索南达杰用自己的死让世人知道了可可西里与藏羚羊的价值,她的丈夫则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用生命诠释了“青藏高原野生动物的保护神”尊严所在。

    “我之所以不在州里的办公室里坐着,跑到这要命的深山来,一方面是为了一种亲情,我要为索书记报仇,这个账我要记在所有盗猎分子身上;另一方面,我就不信中国没有环保,别人不做,我来做!”丈夫当年的话,她始终记得一句不差。

    他说到做到,真的就跑到“要命的深山”里,一待就是几个月。他组建了我国首支武装反偷猎队伍,最多时60多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参与。在平均海拔高达4500米、缺氧、高寒的严酷环境下,短短4年不到,累计查获盗猎分子近400人,缴获藏羚羊皮近5000张。

    他的队伍被称作“野牦牛队”,成了令盗猎分子闻风丧胆的“克星”。他说,野牦牛是高原的保护神,温顺忠厚、吃苦耐劳,但是一旦侵犯了它,即使是一辆正在行驶的卡车,也会被它掀翻。他希望他的反盗猎队就是这个样子。

    “他自己就是头野牦牛”,白玛常常这样评价丈夫。

    但是在1998年11月8日这天,白玛的“野牦牛”永远离开了她。那时扎巴多杰刚从北京回来,在北京各大学的精彩演讲,使可可西里与藏羚羊的保护得到了空前的关注。“野牦牛队”也得到了急需的赞助资金,来到了最好的光景,他正踌躇满志。

    他的死被鉴定为自杀。白玛不理解:死得那么没有征兆,又那么的没有道理。仿佛自己的心脏被人硬生生挖了出去,她哭得惨烈而绝望。

    生活总要继续,她一如既往地挑起了家庭的重任,正如他还活着的时候。她继续在玉树州检察院做会计工作,直到2002年退休。孩子们渐渐长大,她身体却渐渐差了起来。大儿子普措才仁读完书到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做了一名森林公安,继承了父亲的遗志。

    2010年,她又把二儿子秋培扎西送到了管理局。她记得他说过,“大儿子可以继续保护可可西里,二儿子不能去”,她不解,他解释:可可西里太危险,两个儿子,总要活一个。这一次,她实在是违背了他的意思。“这是孩子的意思,我不拦。”

    尽管身体不好,她还是想跟着她的两个儿子再回一次可可西里。她的哥哥索南达杰的骨灰撒在那里,她的丈夫扎巴多杰也是。如今,她又把自己两个健康的儿子都送到了可可西里。她拒绝任何高尚的评价,她说,这都是命。

    “野牦牛队”队员

    命运真是捉弄人,他们与盗猎分子关在一起。这次相遇,不再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而是同为阶下囚的无奈与不堪忍受的羞辱

    扎江再也不是那个腼腆的藏族小伙。1995年,17岁那年的9月10日,他成为“野牦牛队”队员,每月工资260元。即便在16年前,这份收入也算不得体面,却还经常被拖欠。

    “野牦牛队”曾是可可西里最为响亮的名牌。凭借过硬本领,塑造了名闻海内外的英雄形象,被誉为“藏羚羊保护神”,引起了国内外环保组织和民间团体的广泛关注。然而在新世纪的第一天,即2001年1月1日,“野牦牛队”被解散。

    对很多“野牦牛队”队员而言,离开并非新生活的开始,而是意想不到的牢狱之苦。

    2001年3月,扎江与另外7名队友被看押在格尔木看守所。事情缘起于1998年,在连续十几个月没有发放工资之后,8名野牦牛队卖掉收缴的藏羚羊皮,人均分得4000余元冲抵工资。这在当时算是不公开的惯例,他们此前已被内部处理。

    命运真是捉弄人。他们与4名可可西里的盗猎分子关在一起。这次相遇,不再是可可西里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而是同为阶下囚的无奈与不堪忍受的羞辱。

    扎江清楚地记得,盗猎分子得知他们是“野牦牛队”队员后,一声不吭。夜幕降临,一群陌生人突然将他们团团围住,二话不说,就是一阵拳打脚踢,对方打累了,稍作休息又是一阵打骂。

    次日晚间,拳打脚踢依旧。“说是挨打,简直就是散打,一群人对几个人的散打。”扎江说。第三天,他们才知对方“老大”姓杨(后因盗猎藏羚羊被判刑20年),还有几个头儿,都是可可西里有名的盗猎者。

    “老大”找他们谈话,开口要烟和吃的,没有,又是一阵拳打脚踢。“老大”还喜欢拿他们做游戏,“杨老大的‘游戏’,是让我把双手放在地上,他用脚拼命地踩,我越惨,他越高兴。”扎巴的队友彬巴说,以前在可可西里这些人看见“野牦牛队”就跑,但在这逼仄的看守所,对方十七八个人,“只能忍”。

    几个月后,彬巴被转到西川监狱服刑。那里,彬巴又遇到了“冤家对头”———一个来自内蒙古的盗猎者。彬巴记得,这个小伙子正是他们“野牦牛队”送进监狱的,已经有五六年了,不曾想在这里相遇。

    彬巴一辈子也忘不了初次见到这位盗猎者的一幕。“他见到我,眼前一亮,仔细打量确认后,跑到我的面前说‘你也有今天’,死死地盯着我,再也不说一句话。”此后,盗猎者每次见到他,总是摇摇头后,转身离开。

    这样的羞辱并非这一次。彬巴出狱后,在格尔木遇到一个大老板,大老板曾经也是可可西里的盗猎者,他两次逮住过这位大老板,并以严惩。大老板见到潦倒的彬巴后,并没有报复,只是说了句“我们再遇到也是缘分”。第二天,大老板托人给他送来2000元钱,让他买几件衣服穿。

    彬巴说,这比打他一顿,更难受。

    耐美才仁则是原“野牦牛队”中现在最苦的一个。在治多县,他与一个姐姐相依为命。因为不是城镇户口,屡次招工都未能安排上工作。他在可可西里五道梁结识的妻子也离他而去。曾经,耐美才仁屡屡坚守五道梁保护站时,美丽的妻子是保护站的义务厨师,岳母也常常给保护站送羊肉和馍馍,是队员们最羡慕的一对。

    扎江的女友在半年前跟他分手,“我没有钱,全身又是在可可西里落下的病,不能强求人家。”扎江1995年进入“野牦牛队”,2009年又回到可可西里管理局不冻泉保护站,每个月工资1600元。

    老队员公保扎西成立了“治多县野牦牛队促进会”,搜集和宣传当年的事迹,传播环保的理念。公保扎西做冬虫夏草赚了一些钱,日子过得还算滋润。爱唱歌的谢周,离开可可西里后开了一个歌舞厅,生意很红火。后来他又做起了建筑老板,在青海几个城市都有施工队,还帮助玉树重建。

    “整整干了九年,就啥也没有得到,最年轻力壮的时候留给了可可西里,有点可惜,浪费了青春。我得到的就是一生当中好多的朋友,再没啥。”谢周说。

    据最后一任“野牦牛队”队长梁银权介绍,因为气候恶劣,条件艰苦,当年“野牦牛队”的大部分队员们的身体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解散之后,他们之间极少联系,只是从偶尔能听到的消息中得知,如今大部分的“野牦牛队”队员赋闲在家。

    纪录片《平衡》

    作为聚会的保留环节,《平衡》的画面映射到每个人的脸上,一群40多岁的爷们凑在一起,泪流满面

    彭辉已经记不得这是第几次来到可可西里了。从1997年开始拍摄可可西里藏羚羊的“保护神”———“野牦牛队”巡山队员们,如今已过14年。

    2000年,纪录片《平衡》剪辑完成。这部历时三年拍摄出反映“野牦牛队”事迹的纪录片,一经公映便震惊海内外,后荣获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纪录片奖。

    电影《可可西里》的真实蓝本就是取自于《平衡》,但《平衡》所记录的故事远比《可可西里》震撼。纪录片完整呈现了西部“野牦牛队”及队员们的生存窘境、国家体制和可可西里环保的发展历程。

    荒芜人烟的可可西里腹地,海拔5460米的库赛湖区,已经结成冰的湖面上,3辆“野牦牛队”的车从结冰的湖面开过。这是纪录片《平衡》的一个画面,也是彭辉第一次与“野牦牛队”一起在可可西里巡山的情景。

    这时他们已经在可可西里无人区巡山近一个月。衣衫褴褛的队员蓬头垢面,唯有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到最后,都没什么吃的了,我把带去的一箱火腿肠分给大家,火腿肠已经冻成了冰棍。”彭辉说,这就是“野牦牛队”大部分时间工作的真实写照,英勇事迹的背后,总是难以名状的苦楚。

    此后,他三进可可西里拍摄纪录片《平衡》,换了4个摄像助理。“助理们说,这里太艰苦了。”

    “野牦牛队”解散后,8名队员因私自贩卖藏羚羊皮抵扣工资被捕。自1998年后,“卤虫”事件以及与采矿队私签开发协议等事件,一时“野牦牛队”的作为遭受质疑,也成为解散的导火索。作为事件的知情人与亲历者,彭辉说,这些现象有的的确存在,但要放在大的背景下来看待,“瑕不掩瑜”。

    纪录片《平衡》中,曾有时任“野牦牛队”队长扎巴多杰对于“野牦牛队”境况的真情吐露:“我总觉得心理有点不平衡,建这个机构建那个机构,他妈的,保护的时候我们保护,事情我们办,拿钱的时候别人拿,弄那些乱七八糟的组织,别人弄,很不平衡。队员几个月的工资拿不出来的情况下,就这样工作下来,将来对人类,对社会有一点贡献,我认为是值得的。但是,我对一两个王八蛋,我忍,我死都不怕!”

    几天后,在玉树租住的房屋中,一颗子弹结束了扎巴多杰46岁的生命。

    时间一晃转至2011年。此时距离扎巴多杰离去已经13年,彭辉的纪录片《平衡2》也拍摄了11年。他说,现在去想我的《平衡》,其实是很不平衡,我拍了11年的续集《平衡2》,将更不平衡。

    11月4日开始,当年参与杀害索南达杰案的6名犯罪嫌疑人相继自首,彭辉再次来到青海。现在是老朋友再次相聚的时刻了,6名“野牦牛队”老队员与他相聚:他们喝着青稞酒唱起藏歌,老队员公保扎西说:“彭辉,欢迎回家”。

    作为每次聚会的保留环节,《平衡》的画面再次从宾馆小小的屏幕上映射到每个人的脸。当年青葱的面孔早已不再,看着青春的自己,原本就因酒涨红的脸更加肃穆,没有人说话。一群40多岁的爷们紧紧凑在一起,目不转睛,泪流满面。

    可可西里现状

    武装盗猎基本绝迹,藏羚羊种群逐渐恢复,对于前辈们的辛酸与苦楚,他们知道的并不多

    松森郎宝今年28岁,在可可西西索南达杰保护站已经工作了8年。作为“后野牦牛队”时代可可西里的保卫者,前辈们的辛酸与苦楚,他知道的并不多。

    他们现在的规划是每个月巡山一次,每次四五天至七八天不等。“野牦牛队”时代四处漏风的北京吉普早就换成了四轮驱动的越野车,穿的是知名品牌的户外专业服装,吃的是供给充足的营养餐。

    用自己的工资垫付巡山车油钱的日子早就一去不复返了。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新闻发言人肖鹏虎介绍,1998年时,管理局还没有办公经费,只有省里的30万经费用于巡山;现在局里保护和办公经费早就有了保障,每年还有了专项资金,“去年建设和巡护经费有120万元,今年也有100万元。”

    藏羚羊也多了起来。松森郎宝记得,2003年刚来那会儿,每次巡山,要走很久才能偶尔看到几只藏羚羊,现在随处可见或奔跑或悠闲的藏羚羊,“在卓乃湖,每到产崽的季节至少都有1万到2万只呢”。

    “藏羚羊的保护,不再担忧了。”肖鹏虎告诉说,2006年后,可可西里已经没有武装盗猎藏羚羊的现象。如今,藏羚羊种群逐渐恢复,青海已达到6万只,现在捕杀3只以上的藏羚羊就算是特大案件,判刑在15年以上。另一方面,欧美等藏羚羊绒消费国,不提倡使用羊绒制品,市场需求萎缩也客观上制约藏羚羊的猎捕。

    管理局森林公安分局局长布琼告诉南都记者,他们已3年没有什么案子。近年最大的案子发生在2007年,4个盗猎者进可可西里八九天,打了60多只藏羚羊,主犯被判了13年刑。

    可可西里保护也有困局。肖鹏虎介绍,一是管理局人数不够,管理局编制35人,目前实有48人,而能够巡山的有30人;二是无人区还有从西藏迁来的60多户牧民和他们的几万牲畜,占据着可可西里的核心区域;三是全球气候变暖,对可可西里的破坏不容忽视。环境的变化已然很明显。松森郎宝在2003年来到保护站时,坐落于可可西里的昆仑山玉虚峰还是终年不化,现在此景已不再;青海第一高峰的布喀达板峰冰川消退的痕迹也是很明显。

    不仅如此,近几年来,可可西里保护区腹地的库赛湖、卓乃湖、可考湖等湖泊持续上涨。阳湖、布南湖也在近两年上涨。“肖鹏虎认为,就目前情况看,即使冰雪融化也不至于来这么多的水,是何原因,对保护区生态系统和环境有何影响,这些都需要加强动态监测和地理、水文、气候等方面的科学考察。

    藏羚羊曾是可可西里的标志,但现在,可可西里已不再需要为藏羚羊倾其所有。“反盗采金矿和保护环境才是工作重点。”肖鹏虎说,可可西里是高原荒原和高原湿地结合区域,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因此,保护栖息地比保护物种更为重要。

    南都记者刘伟 发自青海可可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