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神奇小子:胡适一生的诸般情，离不开文学情

　　胡适这位学者一生的诸般情，离不开文学情；新文学的提倡和写作，是他极重要的生命遗产。

　　1

　　从八事入手改良文学

　　中国的新文学诞生于“五四”时期，胡适和陈独秀是文学改革的主要人物。胡适在１９１０年到美国留学，已开始思考如何改良中国文学的问题。他曾用白话写诗，而且和几个留美的同学讨论诗的语言，主张用活的语言，也就是用白话。胡适写了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新青年》杂志１９１７年１月号。他认为文学改良应从“八事”入手：

　　一曰：需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需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胡适主张中国的新文学应该以白话为正宗，以“实写今日社会的情状”。胡适的文章发表后，引起很多年轻知识分子的注意。后来，胡适自己把“八事”略作修改，第一、三、五条都改为否定语气，变成“不做言之无物之文字”、“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不用套语烂调”，于是有所谓“八不主义”。“八事”和“八不主义”的次序稍有不同。

　　胡适的见解比较温和，《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一个月，陈独秀在同一杂志上发表《文学革命论》，从“改良”到“革命”，可见陈独秀主张甚为激烈。陈氏的口号如下：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腐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独秀要建立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旗帜鲜明。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主要论及文学的语言和技巧；陈独秀这里则多论及文学的内容。在任何革命运动中，总是要破旧立新，所提出的主张和口号，难免会偏激。陈独秀的口号正是如此。中国古代的文学，尽管有雕琢、艰涩的作品，但写实性强、社会性强的也有很多。站在严格的学术立场来说，陈独秀的讲法是有毛病的。又例如，当时有“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就是打倒孔子思想，以及孔子以后的儒家思想传统。儒家的思想，虽然有其不合时宜之处；但是，把中国近代的积弱归咎于孔子，并不公平。孔子重人伦，主张仁义，这些思想是久而弥新的。

　　文学改良催生新诗新剧

　　文学革命获得颇多知识分子的支持，新的作品纷纷出现。１９１８年１月的《新青年》发表了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的九首白话诗，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新诗。１９２０年１月，由新诗社编辑的《新诗集（第一编）》出版，此为第一本新诗合集。３月，胡适出版了他的《尝试集》，此为第一本个人白话诗集。第一批新诗，正如胡适自己所写的：“还脱不了词曲的气味与声调”。

　　在话剧方面，现代文学最早的剧本是胡适的《终身大事》，于１９１９年３月发表。先是在１９１８年６月，《新青年》杂志推出《易卜生专号》。易卜生（Ｈｅｎｒｉｋ Ｊｏｈａｎ Ｉｂｓｅｎ，１８２８－１９０６）是欧洲著名的剧作家。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说：“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针砭时弊、改造社会人生，是易卜生主义的要旨。易卜生的重要作品，如《玩偶家庭》、《国民公敌》等，都被翻译介绍过来。易卜生主义成为当时知识界流行的话题，乃有翌年胡适根据这种易卜生精神编写的独幕剧《终身大事》。

　　《终身大事》发表于易卜生主义的高潮中，很受注意，产生相当的影响。“五四”前后，有所谓“问题小说”，《终身大事》则是“问题剧”，反映的是当时的社会问题：对婚姻自由的争取。

　　3

　　“择善固执”开创文学新局面

　　新文学诞生的背景，可分为几方面来说。第一，是社会时代的需要。当时的中国，政治腐败，国弱民困，外国力量入侵，知识分子忧心忡忡。知识分子把当前中国的穷困，归咎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改革”、“打倒”传统文化的呼声，十分响亮。中国传统的文学，也在打倒之列。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主张用白话文来写作，这样才便于一般识字的平民来阅读。

　　第二，是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鲁迅说：“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西方文学在二十世纪初期，出现了新的面貌，有各种主义和流派。五四时期的作家，从西方的现实（写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吸收了许多营养。现实主义强调写民间疾苦，得到当时感时忧国的作家之认同。浪漫主义强调豪情壮志，当时一些富理想精神的作家，从它得到了鼓舞。象征主义提供了新的艺术风格，当时较有唯美色彩的作家，以为发现了文学的新天地。

　　第三，是文学本身的要求。文学艺术贵在创新。五四时期的作家，如果不在题材上、技巧上创新，是很难、甚至不能超越古人的。

　　第四，是先驱者的努力。胡适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就在思索“诗国革命”的问题，他认为中国以后的诗歌，如果不用口语，不用活的文字，就没有前途。胡适和他的朋友梅光迪、任鸿隽等书信来往，讨论此事。朋友们不同意他的主张，但他坚信自己看法正确。１９１７年，他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后来又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鼓吹自己文学改革的主张。他身体力行，在诗歌和话剧方面，写出了白话的作品，开一代的新风气。当时守旧的力量向他攻击，而胡适“择善固执”，加上其他人的努力，终于为文学开创了新的局面。

　　中国的新文学，从“五四”到现在，还不到百年，在整个中国二、三千年的文学史中，是很短的。不过，中国的新文学，或者说近百年来的中华文学——内地台湾香港澳门以至全球其他地区的中文文学，作品非常丰富。

　　胡适一生的贡献有多项，文学应是最重要的一项。他的白话诗尝试，成品未臻至境；他贬抑古代诗文的说法，也嫌偏激。不过，没有他的革新性主张、他的创意、他的先驱精神、他和文化同志们发挥的影响力，现在中国的文学的面貌，一定不尽相同。在纪念胡适１２０年诞辰之时，我们不能忘记文学这件胡适的“终身大事”。

　　（本文作者系原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现台湾佛光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