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滨江游泳池:朱光亚

朱光亚

　　40多年前，北京的一家大院里，一群小孩儿在嬉闹。其中一个小孩突然问大家的父母是干什么的，没有人答得出来。另一个小孩提议相互验证，看每次核试验时大家的爸妈是不是都出差。答案是都出差去了西北。他们这才明白自己的爸妈是搞原子弹的，顿时肃穆起来。朱光亚的长子朱明远便是这群小孩中的一个。

　　作为原子弹研制技术总负责人，朱光亚被他的同事和学生誉为“技术上的诸葛亮”“中国的奥本海默”，被李政道称为中国科技“众帅之帅”。他说，我这辈子做的，就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核武器之父。

　　1924年12月25日，朱光亚出生于湖北省宜昌市，幼年时随父母迁到汉口。1938年夏，日军逼近大武汉，初中刚毕业的朱光亚被迫迁到四川境内，和当时很多的中国少年一样，颠沛流离。他先后在合川崇敬中学、江北清华中学、重庆南开中学就读。

　　朱光亚在名师特别是比他年长八岁的物理老师魏荣爵的教导下，对物理学产生浓厚兴趣。重庆南开是一所非同寻常的中学，该校毕业生中仅两院院士就有30余位。朱光亚和魏荣爵于1980年同时当选中科院院士（时称“学部委员”）。朱光亚曾说：“两弹一星的核心组员有四分之一是我们中学毕业的。”

　　1941年夏，不满17岁的朱光亚考入中央大学物理系，次年转入西南联大，成为物理学家吴大猷教授的学生，1945年毕业留校。同年，原子弹爆炸，核武器开始成为军事强国的象征。这也改变了朱光亚一生的命运。次年8月，朱光亚、李政道等，受当时国民政府派遣，赴美学习研制原子弹。美国政府禁止外国人进入原子弹有关机构，他们的愿望落了空。朱光亚便进入吴大猷任教的密歇根大学，攻读与原子弹相近的核物理专业。

　　看那时他和杨振宁、李政道的合影，个个英气逼人，但他们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杨、李留在美国，迅速崛起，六七年后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朱光亚则于1950年2月回国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之前，他还和其他留学生签名发出一封给留美中国学生的公开信，呼吁他们回国参加建设。几十年后，已成为世界知名科学家的李政道开玩笑说：“当初蒋介石派的五个人，只有派朱光亚是派对了，他回来是做原子弹了。”

　　1952年春，朱光亚被派往朝鲜，作为翻译参加板门店停战谈判，近距离亲眼看到美国军方不止一次进行“核讹诈”。这强化了朱光亚为中国制造核武器的信念。回国后他最喜欢披在身上的，就是那件见证过板门店谈判的军大衣，后来他已是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还是穿着这件军大衣，前后穿了十多年。

　　原子弹研制正式上马，1959年7月，年仅35岁的朱光亚调至核武器研究院任副院长，主抓科研工作。核武器研制是一项综合性极强的超大型科技工程。他主持起草了当时中国原子弹研制科技工作的两份纲领性文件，提出将核爆炸试验分地面塔爆方式和空投航弹方式的两步走方案，提前了中国第一次原子弹爆炸的时间。

　　李政道曾这样解释：朱光亚善于从全局角度考虑问题，善于在复杂局面中抓住关键，善于综合大家的各种建议形成正确意见，是一位真正的战略科学家。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蘑菇云在戈壁滩腾空。40岁的朱光亚，不禁热泪盈眶。他终于实现了18年前赴美时的原子弹之梦。

　　此后二三十年，朱光亚一直领导着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先后领导了氢弹、地下核试验等工作。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在很长时间里，朱光亚和子女一年见不到几次面，他有时只能默默地关爱着家人。炎热的夏天里，全家人吃饭，只要朱光亚在家，他都会亲自摆好台式电风扇。电风扇转起来，他要看它摆头时是否能吹到大家。如果只往一个方向吹，他就放下碗筷去调整角度，不厌其烦。

　　朱明远记得父亲曾给他出过两道题，他只做出一题，父亲一笑：“这不过是一道题的两种形式，看来你概念还是不清晰，不适合做物理。”

　　他生活简单朴素，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骑自行车上下班，直到70多岁。一辆自行车，常常骑到除了车铃哪都在响。

　　朱光亚1970年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以后，工作面越来越宽，指导潜艇核动力、核材料技术的研究发展，指导国防科技与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研究、武器装备预先研究、国防关键技术报告制定等重大工作。他支持和思考“军转民”“军民结合”等发展中国高技术方面的事业。作为国务院高技术计划协调指导小组成员，他还亲自参与组织《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的起草。

　　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朱光亚以全票当选为首任院长，开创中国工程院事业。现在他停止了他所特有的战略性思考，但2004年被命名的“朱光亚星”永远在天上闪烁。■

　　作者为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