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杰桑·索南达杰之死

●他是新中国第一位为保护藏羚羊而献出生命的政府官员●他以死开启藏羚羊以及可可西里环保新纪元●他牺牲17年以来12名疑犯在逃，其中6人相继自首后使得当年案情愈加明朗

    杰桑·索南旦正今年27岁了，高大、魁梧，活像一头小牦牛。每次见到儿子，母亲多沙才仁的眼神里总是充满了骄傲：嚯，好棒的一个康巴汉子，跟他爸爸真像！

    杰桑·索南旦正对此倒是没有太多的感同身受。当英雄杰桑·索南达杰在1994年壮烈牺牲的时候，杰桑·索南旦正刚满10岁。“总也不在家”———这是父亲留给他的小儿子的最深刻的印记。

    但是现在，随着6名当年杀害杰桑·索南达杰的疑犯自首，父亲的影像再一次清晰起来。在更为辽阔的范围内，这也是一代人的集体追忆。英雄的索南达杰以死开启藏羚羊以及可可西里环保的新纪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理念，亦是由此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引发强烈共鸣。

    英雄之死曾引发巨大波澜。但鲜为人知的是，索南达杰因公牺牲一案当时并未结案。除去3名疑犯落网受审，17年来12名疑犯一直在逃，案件详情亦未有完整披露。6名疑犯的相继自首，尘封经年的迷雾终得消散。

    “1·18”案

    韩忠明指挥马生华将汽车灯向索南达杰方向打开并下令开枪射击，索南达杰中弹负伤，因失血过多而死亡

    上世纪90年代早期的可可西里远不及今日出名。它极端酷寒，人迹罕至，不过是怀揣暴富梦淘金者的伊甸园。

    如果没有下面发生的事情，这种状态极可能至今不改。

    时间回溯到1993年12月，可可西里正值冰天雪地的严冬。至少两支偷猎的队伍出现在这里，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藏羚羊。

    青海省高院的资料显示，其中一队由青海化隆县人韩忠明、马忠孝以及马青元带领，计12人；另一队由化隆籍王乙卜拉亥买、韩乙子日带领，计8人。后来的结果查明，他们的到来，至少是1300多只藏羚羊的梦魇。

    彼时，他们可谓装备精良。小口径步枪11支、子弹1.2万余发，自制火药枪1支、东风卡车2辆、北京吉普车4辆。从1993年12月至1994年1月16日，茫茫高原上，他们肆无忌惮追逐、猎杀着珍贵的高原精灵。

    1994年1月16日本来是个“满载而归”的日子。这一天上午，两队人马相继顺着可可西里的一处河谷，向格尔木进发。按照惯例，偷猎所得的藏羚羊皮在这里以300-600元每张的价钱卖给皮货商，再经新疆转至印度，最后制成昂贵的围脖出现在欧洲达人的脖颈之上。

    上午9点左右，40岁的杰桑·索南达杰出现在这条曾带来巨大财富的猎杀之路上，然后，一切都戛然而止了。此时，他的官方身份为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委副书记、西部工委书记。他的随从包括靳炎祖、哈希·扎西多杰、向导韩维林和一名司机。

    枪战、缴械、制服，两支偷猎队伍计18人，被索南达杰的工作组全部抓获。随后，工作组将上述案犯押往格尔木。此后发生的事情，将英雄的索南达杰永远留在了可可西里，而他的事迹则很快举国震惊。

    青海玉树州中级人民法院以及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1996年先后判决认定，1994年1月18日，韩忠明、马忠孝、马青元等人多次预谋捆绑西部工委工作组人员后，抢劫被收缴的枪支和藏羚羊皮等潜逃。

    具体过程为，18日下午，案犯被押解至太阳湖边时，趁索南达杰乘坐的汽车发生故障修理之机，韩忠明、马忠孝、马青元组织马生华等同案犯先后捆绑了押解他们先行的工作组人员靳炎祖和向导韩维林。将工作组扣押的车辆全部控制。

    马生华抢夺了工作组的“五四”式手枪1支。王乙卜拉亥买抢夺了工作组的“七九”式冲锋枪两支。韩忠明、马忠孝、马青元又组织预谋捆绑索南达杰。索南达杰随后赶到现场后，马忠孝、韩索忙乃、马学平、马黑么上前捆绑索南达杰，索南达杰反抗中将马忠孝当场击毙，韩索忙乃被击伤。

    此时韩忠明指挥马生华将汽车灯向索南达杰方向打开并下令开枪射击，索南达杰中弹负伤，因失血过多而死亡。韩忠明、马生华、王乙卜拉亥买等同案犯驾驶抢劫的汽车潜逃。

    这即是举国震惊的“1·18”索南达杰遇害一案。

    最后一次巡山

    每次进可可西里前，他都要从格尔木给妻子多沙才仁发一次电报。最后一次只有4个字：8号上去

    索南达杰遇害的消息并未得到即时传递，这就如同他的遗体，直到2月9日才运回家乡，受限于当时的通讯及交通，悲痛被令人生厌地拉长。

    实际上，案发3天后的1月21日，治多县政府收到的电报仍显示，悲情还在风雪中传递。它的大意是：按约定时间，索南达杰书记未到格尔木，可能失踪。粮少，可可西里雪下得很大。电报是索南达杰的秘书扎西多杰发来的。

    从那时开始，索南达杰的妻子多沙才仁就守在县政府报务室，日日夜夜，许多人陪着她。县里派出的紧急救援队在收到电报后就出发了。有消息说索南达杰的腿受了伤，然后又是几天没有一点儿消息。等待，夜以继日。

    她早已习惯了等待。1987年索南达杰到治多县最偏僻的乡———索加乡任党委书记，从那里骑马到县里要走4天。家里除了两个年幼的儿子，陪伴她的就是漫长的等待。丈夫难得回来，偶尔回来一次也是来去匆匆。

    如今50多岁的多沙才仁已从治多县公安局副政委任上退休，17年的时间不足以弥合伤口。她极少接受采访，即便是在又有当年杀害丈夫的疑犯落网的当下。她在慢慢习惯丈夫离去后的孤独。她没有抱怨什么，只是说，索南达杰想做的事就坚定得很。

    杰桑·索南达杰，治多县索加乡人，生于1954年，1974年毕业于青海民族学院，毕业后要求返回治多县工作，从学校教师做起，先后担任县文教局局长、索加乡党委书记、治多县委副书记。

    索南达杰是个强有力的人，这几乎是所有与之有过交集的人的集体感官。他的秘书扎西多杰回忆说，索南达杰曾经长期思考县域、州域乃至整个藏区的经济发展；他从来不屑于身边琐碎的得失。扎西多杰曾跟随索南达杰多年。

    每次回忆索南达杰，他都要提到这件事：1985年，青海省治多县索加乡———索南达杰和扎西多杰共同的故乡———包畜到户的第一年，畜牧业罕见地大丰收，全乡上下高兴成一团。就在这时，一场大雪灾抹掉了乡里的全部牲畜。

    一夜之间，财物消失殆尽。“这场雪对索南达杰的打击很大”，扎西多杰告诉南都记者，索南达杰博览群书，擅长思考，认为乡下人盯住牛羊是翻不了身的，“所以他就想到了矿产开发，盯上了可可西里。”

    1992年7月，在索南达杰倡导下，治多县为开发西部地区，制止日益猖獗的淘金、偷猎活动，成立治多县西部工作委员会，索南达杰担任西部工作委员会书记。不过，此时他的身份其实还有———可可西里矿产开发公司总经理。

    可可西里是长江的源头区，是索南达杰心中的宝地。这里有大片草场，有金矿、盐湖，还有许多珍贵的野生动物。按他的规划，开发后的可可西里将是治多县人民致富的源泉。

    从成立西工委到案发的540多天，索南达杰已12次去可可西里考察。每次进可可西里前，他都要从格尔木给妻子多沙才仁发一次电报。这一次，也就是第12次，也是最后一次，电报只有4个字：8号上去。

    致命的遭遇

    导演陆川拍摄于2004年的电影《可可西里》对于相关场景有着精彩的模拟再现

    1994年1月16日这天，索南达杰与助手已经在无人区穿行了8天。此时他们的供给不多，尽管吃过大把的药片，纠缠已久的慢性胃肠炎还是令索南达杰在头一天晚上几乎一夜未眠。

    这天早上差不多9点过，工作组一行刚收拾妥当准备出发。他们的目的地也是格尔木，20日是青海省黄金工作会议召开的日子，索南达杰是必须参加的，他们此行的目的之一，也是针对可可西里的金矿进行考察。

    车子发动了起来，工作组突然听到了站在高处的扎西多杰的呼喊：有车队！这是他们寻找已久的目标，盗猎者的车辙印记已经被追踪了很久，却始终未见盗猎者影踪。索南达杰即刻命令工作组严阵以待，堵截盗猎者。

    首先过来的车队由王乙卜拉亥买、韩乙子日带领，包括马成虎、李海青等人，后二者于日前投案自首。马、李二人对南都记者回忆，当时他们并不知道索南达杰，当遭遇拦截时，车队的车子并未停下，反而加足了马力强行通过。

    但行进不足一公里，便被索南达杰追上。一梭子弹在汽车附近的地面弹起，车队停了下来。马、李所在的北京吉普车承载4人，被要求一个一个顺次下车，排成一排。盗猎者被要求脱下所有衣物进行检查，确定无危险品后再穿起。

    马、李说，可可西里当时雪厚风大，再精壮的男人也受不得赤身裸体暴露于野外，“当时还一度以为他们是强盗，心里恨着咧”。

    在被围堵的时间、地点等环节上，马、李二人的表述与靳炎祖和扎西多杰的回忆相近；在车队人员的数量上，双方的表述则产生较大的分歧：马、李二人只承认他们有4人以及少量的藏羚羊皮，工作组则说对方是8人，羊皮数量记不清了。

    不过很快，工作组的重点便从马、李二人所在的盗猎队伍上移开，因为新的、更大的车队正徐徐向索南达杰的工作组开了过来。

    车队中有吉普车，也有载重的东风大卡车。面对工作组的拦截，车队重复了前一个车队类似的举动———佯装慢慢停车，再突然地加速闯关。导演陆川拍摄于2004年的电影《可可西里》对于这一场景有着精彩的模拟再现，在这部有着浓重纪实色彩的商业片里，卡车变成了北京吉普，盗猎者肩部中弹，当场昏迷，工作组迅速进行急救。

    现实中的场景则要激烈许多。根据靳炎祖与扎西多杰的回忆，东风汽车强行通过后，人们一边躲避一边噼里啪啦开枪，水箱打破，玻璃“哗啦啦”打碎，轮胎也被击中，汽车一头栽在路边，汽油哗哗地流出来。

    司机一侧的驾驶室门上有3个弹孔，人们把司机拖出来，他“哎哟哎哟”地叫着，原来大腿中了一枪。伤口靠近大腿根部，并没流血太多。随后，受伤的司机因为急需治疗，索南达杰让扎西多杰与另一名司机将其先行送出。

    这直接促成了后来工作组与盗猎者在人数多寡差距的进一步加剧，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伏笔。对扎西多杰来说，这更是与索南达杰的诀别时刻。马成虎与李海青也目睹了这一幕，他们的陈述大体相当。

    英雄之死

    靳炎祖始终耿耿于怀，若在此处停车，后面的悲剧或许就不会发生，“这都是命里注定。”

    扎西多杰离开大部队的时间是16日晚上，此后他日夜兼程在19日早上赶到格尔木。此后，再无索南达杰的消息。

    他不会知道，当索南达杰带着靳炎祖、司机韩维林押送韩忠明、马忠孝、马青元等18名盗猎者缓慢行进时，悲剧的发生似乎已经变得不可避免。

    青海省及玉树州两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在押解途中，韩忠明、马忠孝、马青元等人多次预谋捆绑西部工委工作组人员。18日下午，在途经太阳湖边时，韩忠明、马忠孝、马青元等人密谋策划，将先行到达并看管他们的西部工委干部靳炎祖和向导韩维林捆绑。

    马成虎与李海青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捆绑靳炎祖与韩维林一事的确存在，但因为所属团队不同，马、李二人并没有参与谋划；而属于韩忠明团伙的韩牙哈羊与韩索忙乃则自称为团伙中烧水与做饭人员，对“密谋”一事不清楚。后二者也是“1·18”案投案自首人员。

    在后来的审理中，韩忠明、马忠孝、马青元对“上述事实，供认不讳”。韩忠明最终被判处死刑，执行死刑。马生华数罪并罚，被判有期徒刑20年，王乙卜拉亥买数罪并罚，被判有期徒刑18年。

    对于当日的细节，靳炎祖至今记忆犹新，说到悲痛处，54岁的汉子潸然落泪。押解到18日的时候，工作组已经几天没有吃饭，充饥的只有现烧的热水。下午时分，原本走在前面的索南达杰的车子突遭爆胎，这也算是巡山中的寻常事。

    为了不耽误进度，索南达杰让靳炎祖和韩维林押解盗猎犯先走，找到有水处驻扎，烧水等他，他则让工作组的一辆租来的东风车停下，司机留下来帮忙修车。

    靳炎祖一行人继续前行。原本，行进不远便发现有湖冰，若此时停车烧水，工作组与索南达杰均在彼此视野之内。可可西里内部咸水湖诸多，在当时的经验里，这处湖冰为咸水，不能饮用。队伍继续前行至太阳湖方停下。

    这是悲剧发生的又一个伏笔。其实，不远处的湖冰为淡水，可饮用。靳炎祖知道这个信息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他始终耿耿于怀，若在此处停车，后面的悲剧或许就不会发生，“这都是命里注定。”

    一行人到达太阳湖时太阳尚未落山，靳炎祖回忆的时间大概是下午4点左右，这与后来投案者的表述基本一致。队伍停下后，盗猎者的车子被一字排开。但时间过了许久，只看到盗猎者刨冰，未见热水烧起。

    靳炎祖下车前往查看。此时他将手中的冲锋枪置于座位上，“五四式”手枪挂在右边腰间，车内留下向导韩维林。在一辆北京吉普车边，靳炎祖看到盗猎者正用喷灯烧水。见靳炎祖前来，盗猎者让座让其上车，马生华递来一杯热水。天太冷，靳炎祖毫不犹豫地伸手去接。

    杯子突然从马生华的手中滑落，靳炎祖不禁一惊。转瞬间，接杯子的手便被马生华抓住，另一只手被紧坐在身边的盗猎者抓住，头发则被从驾驶室伸过来的手紧紧攥住，腰间的手枪也被抢夺。

    被撕扯着拉下吉普车，盗猎者速速围了过来，拳脚相加，靳炎祖满脸是血，随后昏厥。向导韩维林也几乎同时被制服。两人脱险后发觉，靳炎祖左右脸均被踢开口子，韩维林则在头部遭到铁棍重击。

    手脚被捆绑，口中也被破布塞紧，两人被丢在吉普车内。剩下的唯有等待，此后发生的事情靳炎祖因为昏厥不得而知。再次醒来，索南达杰已经牺牲。靳炎祖与韩维林用口咬开绳索，驾车逃离。

    青海省及玉树州两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韩忠明、马忠孝、马青元又组织预谋捆绑索南达杰，当索南达杰随后赶到现场后，马忠孝、韩索忙乃、马学平、马黑么上前捆绑索南达杰时，索南达杰反抗中将马忠孝当场击毙，韩索忙乃被击伤。

    此时，韩忠明指挥马生华将汽车灯向索南达杰方向打开并下令开枪射击，索南达杰中弹负伤，因失血过多而死亡。韩忠明、马生华、王乙卜拉亥买等同案犯驾驶抢劫的汽车潜逃。

    经法医鉴定：杰桑·索南达杰腹部贯通枪弹创伤造成失血性休克死亡。前往处理后事的奇卡·扎巴多杰后来回忆说，索南达杰的尸体依旧保持着卧射的姿势，在寒风中被塑为一尊冰雕。

    亡命17年

    对他们来说，悲剧不仅仅是其个人一生轨迹的偏离，更是给家人带来了无尽的伤痛

    靳炎祖与韩维林当时并未跑远。他们并未开灯，在周边绕行了几圈之后，车子陷在冰窝子中，两人一动不动在车中趴了一夜。

    马成虎与李海青回忆说，他们一行4人在靳炎祖与韩维林被制服后，从其他车上获得汽油后便驾车逃离，离开的时候只是远远见到索南达杰回来的车灯光。韩牙哈羊与韩索忙乃则称，听到枪声后一直缩在车里，也未曾目睹枪战现场。

    但在逃出可可西里之后，他们都走上了逃亡的道路，一逃17年。在各自的表述中，韩牙哈羊与韩索忙乃境遇类似。这17年中，二人分别逃窜于新疆、甘肃等地，以给人打零工为生，放羊、种地、摘棉花等都做过，“饥一顿饱一顿地生活”。

    他们都害怕回家，但也都偶尔在深夜回过家。青海省玉树州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李志海说，他们曾对韩牙哈羊进行过围追，但最后被其越墙逃跑，韩牙哈羊身上至今仍有那次逃跑留下的疤痕。韩索忙乃逃跑前已婚，案发后妻子最终与之离婚。

    马成虎与李海青则是另外的情况。案发时马成虎38岁，李海青39岁，均已成家。马成虎当时大儿子8岁，小儿子4岁。逃出来后，二人各自回到家里，此时他们尚不知自己涉及的案子“究竟有多大”。

    情况很快明朗起来。几天后，由青海省以及玉树州公安部门组成的专案组来到他们所在的华隆县群科镇，查案，抓人。

    此时的马成虎因为脚在可可西里冻伤，便跑到村子不远的山上，在给放羊娃暂时宿营的山洞里躲避。吃的便是孩子从家里定期送来的馍，40天后，脚伤愈合，自此开始远走新疆。两年后回到家里，将老婆与小儿子带走他乡，大儿子留给亲戚照看，便不再回乡。

    李海青当时逃亡的方式是暂在亲戚家躲避。风声越发紧急之后，去了新疆、甘肃，最后沦落广州。与马成虎类似，他也是靠给人打零工为生，稍事安稳之后，回家接走了妻子与最小的女儿，也是不再回乡。

    马成虎自首回乡时，曾经居住的房屋年久失修已经倒塌，他时常坐在废墟前落泪。李海青则失去了见老母亲最后一面的机会。对他们来说，悲剧不仅仅是其个人一生轨迹的偏离，更是给家人带来了无尽的伤痛。

    马成虎的大儿子已经长大，但父子相见没有惯常的亲切，相反却是难以名状的陌生；李海青的大女儿二女儿已经出嫁，大儿子大学毕业后却因为父亲“逃犯”的身份而久久落实不了工作。更为重要的是，他俩各自带走的孩子，因为颠沛流离，都没有接受到应有的教育，李海青的女儿只读到小学三年级，马成虎的小儿子则“大字不识一个”。

    逃亡中，时刻都是惊弓之鸟。警察，哪怕是交通警察，远远见了都是浑身发抖。这种心理负担最终导致马成虎在逃亡途中一次绝望地自杀。去年春节前夕，派出所来查身份证，并限他5天之内拿出身份证，不然就拘留。

    极度恐惧和无奈的马成虎在第四天的晚上，用刀狠狠地在自己的脖子上划了两刀。不过，自杀最终未成，送到医院缝了33针，如今脖子上仍有两道巨大的伤疤。

    目前，上述自首人员均被取保候审。这是今年5月26日开始，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网上追逃专项督察“清网行动”的政策之一，亦是上述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的重要原因之一。

    未竟身后事

    许多年轻人追随他的脚步，走上环保道路；藏羚羊和可可西里也由此成为关注热点，得到前所未有的保护

    扎西多杰记得，最初进入可可西里时，索南达杰身上带着一本书———《工业矿产开发》；后来，他口袋里的书变成了《濒危物种名录》。这一切，并不为当初的扎西多杰所理解。但对于索南达杰，一个意味深长的转变已经完成。

    他们在可可西里发现了那些被剥了皮的、血淋淋的藏羚羊的身体。它们有些是活着就被生生地扯下了皮。那些刚刚出生的小藏羚羊，肌体几乎是透明的。血与零下40℃的白雾相凝，变成一团奇怪的气息，久久缠绕。

    西部工委的使命发生了改变：他们不再找矿。这种转变，在当时并不被认可。扎西多杰发觉，处境后来变得很艰难。按照县里和州里领导的理解，西部工委是为了找矿才成立的，“但索南达杰很坚持他的信念。”

    壮志未酬，英雄身已先死。他是新中国第一位为保护藏羚羊而献出生命的政府官员。中共青海省委授予他“党的优秀领导干部”称号。1996年5月，国家环保局、林业部授予索南达杰“环保卫士”称号。

    这位藏族干部的死，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年轻人追随他的脚步，走上环保道路；藏羚羊和可可西里也由此成为关注热点，得到前所未有的保护。他用他的牺牲，换来了中国环境保护事业新篇章的开启。

    索南达杰死后，其妹夫扎巴多杰主动请缨接任了西部工委书记，在经费极度紧张的情况下继续反盗猎的事业。靳炎祖选择留下辅佐扎巴多杰。野牦牛队成立了，扎巴多杰招募了60多名退伍军人和社会人员。

    这便是中国第一支武装反偷猎队。他们出没在荒凉而充满危险的可可西里，保护着这片土地上美好而无辜的藏羚羊。此后，志愿者杨欣走入了可可西里，为建立民间第一个自然保护站———索南达杰保护站而四处奔波。

    当时，一向深居简出的梁启超之孙、著名学者梁从诫先生也为可可西里致信国家领导人、致信英国首相。梁从诫老先生于去年去世。

    1996年5月，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奠基。1997年9月10日建立起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1998年夏天，保护站二期工程完成。1998年11月8日，扎巴多杰从北京辗转回到青海玉树州的第二天晚上，在家中被一颗“七七”式手枪子弹近距离打穿头部身亡。

    同年年底，野牦牛队宣布解散，部分干部和全部的临时工合并到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

    管理局2001年建立了不冻泉自然保护站，此后又利用青藏公路沿线部队、道班的废旧房屋和临时帐篷，先后建立了楚玛尔河自然保护站、五道梁自然保护站和二道沟自然保护站。经过不断的努力，盗猎现象已明显缓解，盗猎活动在可可西里已经鲜有发生。

    如今，在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入口处，一块白色的纪念碑巍然矗立，上面刻着环保卫士索南达杰的名字。碑前，一条条洁白的哈达和彩色的经幡随风翻飞。碑上，黑白遗像中的他目光深远坚定中略带忧郁，在空旷的可可西里显得越发悲壮苍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