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风云4字库:叶凯/以组织的名义--有关周扬的思考

《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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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在文革后的各种场合总是不停的道歉和忏悔。对此，不少人很有意见。例如林默涵，他说："我做错了什么事，或者说错了什么话，我一定承认错误，并努力改正；但我决不向任何人'忏悔'。因为我从来是根据自己的认识，根据当时认为符合党的利益和需要去做工作的，不是违心的，或是明知违背党的利益和需要还要那样去做的。过去如此，今天、今后也如此。这里不存在什么'忏悔'或宽恕的问题。"[1]　他这样说，自有他的道理，因为他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领导的安排、组织的决定，实际上不少人也是这样认为的，很多文革时红极一时的人物之所以在文革后依然神气活现，也正是认可了这种逻辑。 

在现代中国，"组织"这一概念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政治话语、文化话语。它既不同于东西方的宗教派别，又不同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单位这一概念，对于这一点，恐怕西方人是很难以理解的。对于现代的中国人来讲，它就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它时时注视、支配著你的工作学习甚至私人生活，但当你想要与它正面交锋时，就像你想要抓住空气一样，它除了不在你的手里以外，还是无处不在。同时，它可以把个人隐藏得无影无踪，但也可以使一个人的力量发挥到无限。当某一天，一位领导向你说："组织上决定你……"的时候，这既有它的神圣性，又有它的神秘性。所以，"组织"真是一个奥妙无穷的东西。文革后许多人之所以自认为问心无愧，也正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为组织工作的。因此，从组织的角度来看周扬，的确是很重要的。实际上，周扬要比林默涵等人更早地领会到了组织的力量。 

1936年，冯雪峰到上海后，鲁迅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的可以！"对此，冯雪峰回忆说："他说的这第一句话，完全出乎我当时的意料之外；我永远都会记得这句话和他说话时的神情。"[2]　究竟是什么人使鲁迅如此愤怒？究竟什么人可以"摆布"鲁迅呢？这个人既不是文坛老将，也不是政坛要人，而是一个初入文坛没几年、也没有写几篇重要的文章却可以领导整个上海左翼文艺的毛头小伙子，他，就是周扬。

鲁迅对于同论敌进行论战并不陌生，他的绝大部分杂文可以说都是论战的产物，没有这些论战，中国现代文坛可能就会缺少杂文这一独特的文学体裁了。同创造社、太阳社、《论语》派、新月派论战，同郭沫若、高长虹、章士钊、林语堂、梁实秋论战，这些论敌无论是从社会地位还是文学素养以及理论功底甚至进攻的力度、武器的锋芒程度来讲，都要比周扬强上不知多少。但鲁迅同他们论战起来，却是讽刺幽默一起上阵，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很是给人一种舌战群儒的酣畅淋漓的感觉，真是谈笑间樯橹灰飞湮灭，那时的鲁迅虽然愤怒，但论战起来让人感到游刃有余。但是碰到周扬等人却使鲁迅大皱眉头了，写过《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的他，这时却再也幽默不起来了，面对徐懋庸，只能回之以"借口胡说，含血喷人，这真可谓横暴恣肆，达到极点了。"可以看得出这时鲁迅的愤怒与言词的激烈决不亚于许多年前的痛斥北洋政府。正如有论者指出："碰到周扬，却不时感到棘手。周扬的非常战法让他气愤，同时又常常让他流露出无可奈何的哀叹。"[3]　一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子竟能使鲁迅也无可奈何，不能不让人思考其中的原因。 

之所以周扬具有如此的能量，是因为他是组织的代言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以组织的名义、在组织的神圣的光环笼罩下进行的，而作为个人的周扬则在组织这一无形但又无限的集体中消隐了。这就使鲁迅又一次陷入了"无物之阵"中。而鲁迅的愤怒也就在这儿，所以他说："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著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4]　鲁迅认为他们仅仅是在抗日统一战线的名义下，做著破坏统一战线的勾当，尤其是在背后搞阴谋，这是鲁迅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同时，鲁迅认为他们的组织又成了其宗派主义的保护伞，不是"国防文学"的就是"汉奸文学"，再推而广之，不加入他们组织的就是汉奸作家，甚至不同意"国防文学"口号的就不是抗日的口号，就是同抗日口号的对抗，所以鲁迅说："如果一定要以为'国防文学'提出在先，这是正统，那么就将正统权交给要正统的人们也未始不可，因为问题不在争口号，而在实做；尽管喊口号，争正统，固然也可作为'文章'，取点稿费，靠此为生，但尽管如此，也到底不是久计。"[5]　鲁迅的这一看法，无疑是一种常识，但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对周扬等人的组织观念是非常陌生的，他一定是既气愤又奇怪，为什么这些人不去做具体的、实际的工作，却要在在这些宗派主义的东西上面内耗这么多的精力。鲁迅的不理解是很自然的，作为重个体、重个性的五四那一代人，面对要求个人消融于集体中的组织这一"新生事物"自然是感到陌生的了。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时，萧军第一个发言，意思是说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胡乔木忍不住起来反驳，说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对于胡乔木的发言，毛泽东非常高兴。[6]　胡乔木对于组织的理解，也正是周扬等人对于组织的理解。在周扬那里，组织是高于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组织的手里，而自己是组织的领导人、代言人，所以掌握在组织手里也就是掌握在自己手里。在他看来，鲁迅是一个非党群众，革命的领导权怎么能交到一个不是党员的人手里呢？而周扬对于胡风的党员身份是怀疑的，退一步讲，即使胡风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话，他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党员，怎么能置党组织的决定于不顾，在没有向组织汇报的情况下，自己另外提出新的口号呢？这是一种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行为，所以也是周扬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口号的问题事小，组织的神圣性受到挑战事大，因为在他的看法同胡乔木可能完全一样，这"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这同建国后一段时间里主流意识形态的逻辑思维完全一样，别的问题都可以不考虑，首先要分清姓"资"姓"社"的问题。而左翼文艺的战斗力也正是在这种内耗中被极大地削弱了。

当然，鲁迅同时也知道，这一组织毕竟是以同志的面目出现的，所以对于来自组织的压力，他一直采取的是忍耐的态度，否则的话，以鲁迅的性格，战斗早就打响了。但为了大局著想，鲁迅尽量不把矛盾公开，使亲者痛仇者快，只有见到了冯雪峰后，才一吐为快，而且他从冯雪峰那里也得到了确信，即周扬等人的做法，并非是党中央所支持的，这样才在接到托洛茨基派和徐懋庸的信后，进行了有力的回击。而在冯雪峰那里，他之所以通过鲁迅对周扬等人的做法提出回击，而不自己去直接批判与制止，正是因为在冯雪峰心里也存在著强烈的"组织"观念，他说："从组织上对周扬等人进行斗争，我当时是困难的，因为我初到上海时并没有能够在组织上直接对他可以决定什么的权力；党中央叫我附带管一管文艺界的事，也嘱咐我要通过各种方式去传达党中央的政策；通过鲁迅、茅盾，把党的政策宣传到文艺界，就是党中央嘱咐我运用的方式之一。"[7]　看来冯雪峰顾虑的也正是组织原则，因为当时在上海文艺界，党的组织主要是以周扬为首的"文委"，它最初接受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领导，后受江苏省委宣传部领导，到1936年时，江苏省委已不存在，所以"文委"实际上已没有了领导。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扬的意见也就具有了不容忽视的权威，任何人要挑战这权威，周扬自然要给予有力的回击，况且，周扬的确有著鲁迅所说的"气量狭小"和宗派主义的问题，这样，大权一经在握，自然是要排除异己的。

但是，此时的周扬是深谙"组织"之道的，由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以组织的名义进行的，所以当周扬回忆这一段经历时就可以这样说了："我们在对待鲁迅的问题上，不管有什么缺点和错误，但从没有搞过什么阴谋。过去有些口口声声喊拥护鲁迅的人，其实并不一定是真正拥护鲁迅的；过去和鲁迅争吵过的人，其中有不少是始终跟鲁迅站在同一战壕中的，这已由历史作了见证。如果说我们对鲁迅进行了攻击，那主要就是两条：一条是说鲁迅不懂统一战线，另一条是说鲁迅偏听胡风的话。我们有错误，但不是阴谋。"[8]　  由于自己的行为、自己说的话是代表组织的，它就至少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方面，它具有无上的权威性，党的组织原则是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这样，有谁产生对自己的不满，则顺理成章地被戴上不服从组织、个人主义的帽子，怀疑组织的领导便成为了怀疑党。另一方面，当工作出现问题时，又可以辩解是组织的决定，自己就可以承担最小的责任。正是掌握了这把双刃剑，所以周扬的仕途越发地一帆风顺，游刃有余，最终成为了建国后文艺界唯一的常青树。尤其是后来同毛泽东的亲密关系，使周扬又多了一把保护伞。这样，周扬便从此一手仗剑，一手举伞，笑傲江湖，无往而不胜。

文革开始后，周扬被称为"阎王殿"里的"活阎王"，从1966年7月开始，《人民日报》、《红旗》等报刊都开始用几个整版的篇幅来批判周扬。可是，批周扬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因为要批判，总要具体的例子，尤其是具体的言论，但这是最让批判者头疼的事，因为正如周扬自己所说："整风以后我写的文章很多都是主席看过的，所以后来他们批我的时候引我的文章并不多，都是引我讲的话。因为文章都是一句句看过，写的冠冕堂皇，而日常谈话最能表现你的思想……，而且死无对证。"[9]

批周扬的最有代表性的文章当然是姚文元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周扬可能是姚文元批过的人中最难以下笔的人，因为周扬一直是按毛泽东的指示办，而且周扬的很多文章都由毛亲自修改是人所共知的事情，如何在批周的时候不触及毛，这是非常困难的。姚文元对于这篇文章肯定是下了一番功夫，但他除了对周扬的文章断章取义、任意歪曲、无限上纲以外，也的确找不到什么有力的武器了，例如姚文元认为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篡改毛泽东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并把它放在了文章开始的部分。

姚文是这样说的："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同志对周扬和他控制的下的全国文联和各个协会，提出了一针见血的批评，指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是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倒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是对以周扬为首的文艺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一个严厉的打击。"但是，姚文元说周扬却在其报告中把这段话篡改了，"把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十五年'这个长时间的期限删掉了，把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大多数'文化部门和刊物，减少成'一些'文化部门和刊物，千方百计掩盖这条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罪恶。……最不能容忍的是他把毛泽东同志最重要的话，即指出周扬控制下的这些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倒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个精确的科学论断和严厉的政治警告，一刀砍掉，统统删去。在'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伪装下，玩弄了一个篡改、歪曲、抗拒毛泽东思想的偷天换日的大阴谋。"[10]　可以想见，如果周扬最大的反革命活动中最有代表性的勾当就是这个的话，那么其它问题有多严重就可想而知了。在这篇文章中姚文元搅尽脑汁地找周扬的漏洞，可惜除了反对鲁迅还比较确定以外，其它的都很可笑，例如，周扬在一篇关于惠特曼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惠特曼的奇异贡献是他在他的诗篇中创造了'人'的一种光辉形象。读了他的诗，人们就好像能够看见一种惠特曼式的人，一种新型的人，身体健康，心胸开阔，有崇高的理想，劳动创造的手，并且永远乐观。"对此姚文元评论说："丑死了，丑死了，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狭窄心胸捧作'胸怀广阔'，不觉得肉麻吗？"[11]　能逼得姚文元连这些话都写上去了，看来周扬的为官之道真是炉火纯青了。

的确，周扬的为官之道总结成一句话就是"以组织的名义"。对此，胡风是有深刻认识的，他附在其"三十万言书"前面的"给党中央的信"中就这样说："（周扬）要求作家们和干部们对于他的服从，摆出'我'就是党的架子，任何理论问题有组织手段来解决，斥责不向他的错误理论或宗派做法屈服的人是'抽象地看党'，用小领袖主义代替了领导，企图造成'自封为王'的局面。""通过组织方式，利用行政命令的手段秘密地、自上而下地，发动有系统的攻击，非逼得这样的作家完全失去工作条件，放弃创作实践不止。"在正文中，他同样这样说："在这一般过程里面，由于当时用党的名义加到我身上的那一种庞大的客观压力，也由于我自己应当向党交代问题的诚意，我无法不把问题缩小到了只专门检查我个人过去的错误；……我是把这当做党交给我的一个任务做了。"[12]　胡风看的是很准确的，可惜他却没有去想这是否就是周扬个人的事情，他没有去思考赋予周扬这种权力的背后的体制的问题，所以，当他向这一体制进行申诉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历史却常常是捉弄人的，即使像周扬这样政治风浪里早已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功夫的人，文革时还是被打翻在地，踏上了一万只脚。在监狱里，他思考了许多，读了许多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在出狱后还是如此，所以有人说："在被解放出来的党的高层官员中，像周扬这样对马克思的理论仍然孜孜以求的并不多，尽管有不少人在日后以马克思主义的捍卫者自居，而将周扬指斥为反对马克思主义。"[13]　出狱后的周扬变了很多，可以说从一个极左思想的维护者，变成了思想解放的急先锋。其转变力度之大，几乎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但这时发生的一件事恐怕使周扬能有机会更深入地体会一下组织的含义了。

1983年，当周扬提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观点后，不久就受到了来自组织的批判，在一次会议上，因为周扬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这篇讲话的事情而发生了他与胡乔木的争执。周扬大声斥责胡："这样做法不正派，不正派，这样做法不正派。"胡用更大的声音反问："你说什么？说中央不正派？"周扬更加愤怒："你们这样不正派。"胡则呵斥道："你这是反中央！ "周扬说："你不要戴帽子！我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中央委员。"胡说："你这是反中央政治局！"周扬说："我只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政治局委员！"[14]　在周扬看来，我只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人；而在胡乔木看来，自己就是代表组织的，反对自己就是反对党中央。对此周扬异常愤怒，但此时的周扬忘记了，自己以前也正是按照同胡乔木一样的逻辑来批判别人的，看来又应验了那句老话：历史总是捉弄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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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林默涵：《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

[2]见冯雪峰：《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二期。

[3]张景超：《周扬"文革"落难现象之反思》，《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3期。 (

[4]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
[5]同前注。 (
[6]参阅胡乔木：《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7]冯雪峰：《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

[8]见陈漱渝：《周扬谈鲁迅和三十年代文艺问题》，《鲁迅论者集》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9]见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

[10]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红旗》1967年第1期。 (
[11]同前注。

[12]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胡风全集》第六卷。

[13]凌志军、马立诚：《呼喊》，第406页，广州出版社，1999年版。

[14]同前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