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病毒之歌:中国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吗？

　　中国社科院昨日发布的《中国产业蓝皮书》指出，中国人均GDP已超过4000美元，成功地从低中等收入国家迈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而从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看，在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过程中，如果积累的矛盾无法解决，将陷入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的“中等收入陷阱”。

1中国被列入中上等收入国家 或面临"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社科院昨天发布《产业竞争力蓝皮书》，称按照2011年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经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正面临着经济增长放缓、人均收入难以提高的“中等收入陷阱”考验，建议通过提高产业竞争力提高整体国民收入水平。

　　我国GDP接近40万亿元，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中国一直属于低收入国家行列；其后开始步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列；经过10多年的努力，又从低中等收入国家变成了中上等收入国家。

2“中等收入陷阱”

　　2006年，世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首先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概念。它是指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人均GDP在3000美元-10000美元的阶段，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经济长期停滞不前，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同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问题集中爆发，造成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艰难、城市化进程受阻、社会矛盾凸显等。

　　“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性发展难题

　　实际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世界性的发展难题，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便已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这些国家目前仍挣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在同一时期，只有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少数国家和地区跳出了“中等收入陷阱”。亚洲国家菲律宾，上世纪六十年代人均GDP在亚洲仅次于日本，但由于未解决好发展问题，至今仍是中等收入国家，而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则后来居上，成长为“亚洲四小龙”。

　　“中等收入陷阱”的十大特征

　　曾有媒体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这些体征是专家们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身上总结出来的，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而就中国目前的情况看，正面临这十大问题中的大多数。最近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确实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同样出现了贫富分化严重、腐败多发等问题，此外，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方面的矛盾也逐渐凸显。而在诸多问题是，如何实现国民收入与GDP和财政收入的同步增长被认为是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3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风险

　　纵观全球，一国遭遇“中等收入陷阱”，首先源于经济风险诱因，即经济高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原有的增长机制失灵，最终中断经济起飞甚至出现倒退。

　　中国站上中等收入国家台阶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土地、资源、能源、劳动力等要素成本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效益不断递减，发展的比较优势正在弱化，这很可能成为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直接诱因。

　　经济增长是“双刃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动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以劳动力富裕、用工成本低、能源资源价格便宜等比较优势，积极吸引外资，面向国际市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但也带来代价高、消耗大、收益低、失衡严重等问题。

　　制造业大而不强，缺少核心竞争力。

　　我国三产比重过低，产业结构亟须优化。许多行业都集中在加工组装领域，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一些规模很大的加工厂，其实只是“生产车间”，在研发、技术、专利、标准制定和品牌、销售、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往往是“人家说了算”。由于产业缺“芯”，自主创新能力弱，关键技术靠国外，大量产业利润只能拱手让给外方，造成沿海众多加工制造企业“工厂大了，员工多了，工资却涨不上去”。美国《财富》发布的2011年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中，中国内地占61席，但制造企业占比低。

　　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逐渐减弱。

　　近两年，“用工荒”频现于东南沿海，并向中西部扩散，农民工中的青壮年比例明显下降，劳动力供求关系开始朝着“刘易斯拐点”发生全面性、趋势性变化。随着用工成本增加，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正在减少，并影响到中国经贸的国际竞争力。

　　过于倚重投资驱动，环境压力增大。

　　我国近30多年走了一条典型的高强度投入、外延式发展道路，追求超高速增长，各方面绷得太紧，直接带来了资源透支、产能过剩、排放过量、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2010年中国GDP占世界的9.5%，一次性能源消耗达32.5亿吨标准煤，能耗强度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5倍。电力、钢铁、有色等8个行业单位产品平均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

　　需求结构不平衡，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

　　任何一个高收入国家都是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导的“消费型社会”。而我国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收入主体结构中，天平不断向政府和企业倾斜，政府和企业在获得高收入增长的条件下，将较多资金用于投资。分配失衡制约着消费能力，居民消费较难扩大。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说，2001至2010年，我国投资率从36.5%升到48.6%，消费率则从61.4%降到47.4%，其中居民消费率从45.3%降到33.8%，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甚至低于“金砖国家”的巴西、印度。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纷纷调整战略，鼓励增加高技术产品出口；越南、孟加拉等发展中国家利用比我更低廉的资源和劳动力成本，加快向美欧等市场输出劳动密集型产品。过度依赖外需的中国经济结构正遭受美欧的“压”和新兴经济体的“挤”，传统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加大了我国走近“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社会风险

　　“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大诱因是社会风险，即没有实现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导致一系列民生问题和社会矛盾，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使发展大跌跟头。

　　一些国家的教训值得深思：在迈进中等收入阶段后，就业、住房、社保等问题凸显，社会负面因子不断累积，发展一步步掉进“陷阱”而不能自拔。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社会正碰到类似的挑战。近年来，由于社会事业与经济建设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GDP增长，民生改善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百姓普遍感觉“国强民不富”、“幸福指数不够高”。

　　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拉大。

　　从全世界看，收入差距过大虽不是用来判断是否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但它加剧了不平衡，导致的社会问题很可能引发一国落入“陷阱”。拉美一些国家到上世纪90年代末的基尼系数仍高达0.6以上，占其人口1%的富人拥有全部社会财富的逾50%，而20%的贫困家庭仅拥有2.5%的社会财富，这正是有的国家迟迟未能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一个原因。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2000年起，我国基尼系数越过0.4的警戒线，2006年曾达到0.49，之后虽有所下降，但目前仍近0.5。不同人群间收入差距的鸿沟加宽，“马太效应”愈加明显。财富向资本集中，收入分配向高收入者倾斜，普通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钱包”鼓得很慢，这种差距在通胀状况下更显分明。为求经济增速一高再高，各项投入仍倾向于“物”而不是“人”，对民生的支出有限。仇官、仇富、仇不公等情绪出现，社会矛盾触点密、燃点低，群体性事件增多。

　　城市发展贵族化，形成城乡“新二元结构”。

　　眼下，中国大城市华灯璀璨、高楼林立，可是，城市化一味求大求洋求快，“城市病”越来越严重，房价高、就业难、看病贵以及教育、养老、生活环境、食品安全等问题突出，面临“城市化陷阱”。

　　资料显示，在西欧、北欧一些国家，政府财政的50%用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支出；美国用于社保的政府财政也约占30%。在我国，财政用于社保的比重只有15%左右，标准低、覆盖面小，跟不上城市化进程，广大农村的社保领域存在“制度空白”。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认为，我国城镇化率是“虚高”，实际上仍有10%-12%住在城镇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并未充分享受到城镇的公共服务和社保。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说，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告，全国城镇人口比例达49.6%，但如果以户籍为标准，起码有1亿多生活在城里的人没有真正城市化，而是“被城市化”了。许多进城打工者实现了职业转换、地域转移，却未能实现身份的转变。一些农民多年在城里打工，举家进城却扎不下根，城市内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即户籍市民与无户籍农民工。

　　阶层固化苗头显现，向上流动的路变窄。

　　中国社科院社会所发布的研究报告称，我国中间层只占人口的23%，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比重。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在城市人口中，本地人、外地人，体制内、体制外，户籍、出身……不同标准给人们贴上不同的标签，不同人群“被进入”不同的发展通道，人群结构“代际分化”，底、中、上的阶层分野正在加剧。

　　“知识改变命运”，在近年的就业压力面前，这句话被打上问号。昂贵的学费、“毕业即失业”等因素使一部分学生放弃高考，知名高校的贫困家庭学生特别是农村学生比例持续下降。穷家、农家孩子考上大学、毕业后找到理想工作，需要比其他同龄人更大的付出，却不一定能有同样的机会。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说，社会结构固化、人员流动性不足，阻碍了资源要素特别是“人”这一最核心要素的合理配置，造成动态上的不平等，限制了人的发展，长此以往，将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甚至增长停滞。

　　不补上社会建设“短腿”，不还清民生欠账，不实现“国强民更富”，中国就很容易掉进“陷阱”，很难走好现代化的“后半程”。

　　正视风险

　　“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社会等多种风险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那么，该怎样看待我国面临的相关风险？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分析，长期以来，在“加快发展”大思路下，我国沿袭“过度工业化、过度重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模式，映射到社会、政治和生态领域，就产生收入分配不公、城乡分化、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腐败滋生等种种问题，一定程度上与有些国家落入“陷阱”前的状况相似，这是中国跨越“陷阱”不得不面对的难关。

　　但是，也应看到，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大大增强，抗风险能力不断提高，发展中的失衡风险仍然可防、可控——与拉美等一些掉进“陷阱”的国家不同，我国政治安定、金融稳定，国际地位显着提升，具有较强的抵御外部冲击能力，中国经济迎战金融风暴的漂亮答卷就是又一印证；人才总量巨大，资本充足，发展的回旋余地大；“制度红利”还有较大空间，城镇化推进会形成新的“人口红利”；工业化中期的后发优势尚未完全释放。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发展不平衡、市场潜力大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仍具备持续增长的基础和条件。

　　从居民收入看，虽然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但各社会群体的收入水平绝对值普遍增加。国家近年接连出台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组合拳”，消费以每年17%-18%的速度增长，超过GDP增速。未来5年，国内市场“蛋糕”会继续做大，消费潜力将被进一步激发。有机构预测，到2015年，中国消费额占全球比重将从2006年的5.4%上升到14.1%，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消费市场。

　　从产业结构看，传统工业的产业集中、改造升级、并购重组都在加快，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景看好，现代服务业有很大拓展空间。特别是目前中国企业研发投入增速明显提高，一批重大项目在技术上“从跟跑到领跑”，自主创新能力有所加强，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从城市化看，“十二五”期间，我国城市化率将以每年增加0.8个百分点的速度加快推进，一系列建设会带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市人口规模增加带来新的消费需求。人力资源素质提升较快，全国每年新毕业的大学生超过600万人，相当于欧洲一些中等规模国家的总人口。劳动者素质走高可以抵消劳动力数量增速放缓对经济的不利影响。

　　从社会建设看，盖保障房、扩大就业、推动医改、扶贫开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改善民生被摆在更突出的位置，更多的真金白银投向普通居民包括困难群众，社会事业的“短腿”正在变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判断，就中国的增长形态而言，落入拉美、东欧一些国家那种“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小，除非出现重大挫折或反复。不过，在中国经济增长“自然回落”以及回落后转入新增长期的过程中，将会面临特殊的矛盾和问题。

　　北京大学教授刘方棫认为，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后，中国有落入“陷阱”的风险，但“十二五”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若能抓住机遇，发挥优势，统筹应对，是可以有所作为并避开“陷阱”的。

　　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指出，对于“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有别国经验可循，但绝无模本可复制，不能以其他国家的轨迹来推断中国的发展走向。

　　当然，迈过“陷阱”殊为不易。从全世界看，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是转型的关键期。在这一阶段，经济、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经济增长要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社会发展要由追求效率转向追求公平。一些国家就是因为没有完成好增长动力的转换，加上对社会公平性重视不够，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引发社会动荡，最终掉进了“陷阱”。近几十年来，仅有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少数经济体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了向高收入国家的转身。与这些国家相比，拥有13亿多人口的中国由“中”到“高”比先前的由“低”到“中”难度更大、挑战更多。对此，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

4跨越“陷阱” 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

　　每个经济体都有“阶段性的成长极限”。中等收入陷阱，犹如一个人的“中年危机”。我国如何借鉴其他国家应对“中等收入陷阱”所取得的经验与教训？这成为近期经济学家关心的一个问题。

　　胡鞍钢说，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于能否主动、彻底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低水平、低质量、不可持续的发展转向高水平、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张卓元认为，转方式调结构是世界上许多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也是我国避开“陷阱”、再上台阶的现实选择。要从中等收入国家变为中等发达国家，关键就看今后十年尤其“十二五”是否真正转变了发展方式，而非短期内经济是否保持超高速增长。

　　焦点一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发展路径对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少权威专家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十二五”期间刻不容缓。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秘书长 杨伟民

　　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美国搞一个《阿凡达》就相当于我们建一个钢铁厂赚的利润，所以我们的差距主要还在服务业上。目前我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制造业生产能力已经大量过剩，再靠大量投资拉动增长也没有太大的潜力。所以，要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转变我们的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仍然是我们重要的任务和基本方向。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蔡昉

　　必须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

　　避免直落“陷阱”，就要在经济层面坚持内需为主，把扩大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一方面提升传统产业，提升劳动力素质，一方面在新兴产业领域抢占先机，增加在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比重，改变经济增长对传统比较优势的依赖，培育以科技创新为基石的新竞争优势，并力挺民营经济，激发创业、创新、创富的微观动力。

　　摩根大通中国投资银行副主席 龚方雄

　　创造自主品牌

　　当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劳动力成本和生产资料成本都会大幅飙升，这就要求新的价值的创造和新的产业的出现。如果一个经济体系不能找到一个新的价值创造的方式（即不能拥有自主的技术品牌和资源），那么这个经济体的成长效益就会大大地下降。这种下降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主因。

　　焦点二 分配体制改革藏富于民

　　除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之外，收入差距过大和国民收入未能与GDP实现同步增长被认为是一些国家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最主要原因。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鼓励“先富”，更须实现“共富”。真正藏富于民、让老百姓真正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被不少专家认为是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途径。

　　著名财经评论员 刘戈

　　应向日本学习“均富”策略

　　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通过60年代开始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当时的日本已经成为一个“均富”社会。日本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时大幅缩小了贫富差距。然而，在世界许多地方，从拉丁美洲到东南亚，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走的几乎都是相反的道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时拉大了贫富差距。只有少数几个东亚的国家和地区能够挣脱“中等收入陷阱”，从众多发展中国家脱颖而出，成为少数的特例。

　　民建中央副主席 辜胜阻

　　推进收入分配改革

　　迈过“中等收入陷阱”、保障广大民众的收入稳步增长关键在于经济发展转向均衡共享和包容性增长。为了避免我国城乡、行业和地区等收入差距扩大，迫切需要政府和企业联手推进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 郑功成

　　应以工资改革为核心，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让再分配环节更趋公平，进一步降低基尼系数，藏富于民，着力提高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政府要在社会保障、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此基础上，壮大中间阶层，多创造低层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机会，让弱势群体不被边缘化，提升全民的幸福指数。在城镇化进程中，积极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进城农民“市民化”。

　　焦点三 教育改革提高社会流动性

　　社会流动性降低容易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社会流动性低就是所谓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父亲的地位决定下一代的收入和地位，即所谓的“富二代”和“官二代”现象。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蔡洪滨

　　社会流动性是经济长期增长核心

　　政府的投资应该从物质资本投资转移到教育和健康等人力资本投资，不仅是总量要增加，还要着重消除教育和健康的不平等。日本在教育均等化上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香港浸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张仁良

　　保证农民工下一代有平等教育机会

　　教育可以脱贫，会改变一个人的人生，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中央政府财政有盈余，就要保证农民工的下一代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中国社会已经实现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他们有责任带动大部分人富起来。中央政府应当研究怎样启动企业社会责任，让富起来的那部分人推动大家实现共同富裕。

　　焦点四 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

　　消解“中等收入陷阱”的复杂诱因，归根结底靠体制机制改革。一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造成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被大大扭曲，以致在“陷阱”里越陷越深。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

　　必须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

　　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越是深化改革的攻坚期，越要用好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在利益格局日益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推动市场化改革的深层次破冰，在经济转型中注重政府转型，最大限度地释放发展活力，拓宽发展空间，为跨越‘陷阱’助跑。”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 张茉楠

　　加快社会建设

　　中国能否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社会建设能否有效跟进。总体而言，总量和规模问题绝大多数可以依靠加大政府公共投入或吸引社会资金投入来解决，结构和关系问题则必须依靠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来解决。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蔡洪滨

　　打造宽松流动环境

　　在体制上要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城乡“二元”体制，还要放松各种市场准入限制和职业准入限制。在美国，一半的人口都能觉得自己有机会，觉得只要自己努力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是对社会经济发展起至关重要作用的因素，所以在体制上，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改变。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所长 郑秉文

　　构建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我国在转型中积累的不少问题，比如国企减员增效、税费负担、土地征用和拆迁以及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都引发了一些社会矛盾。未来几年应立足国情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完善社会服务体系，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诉求，让全社会共享发展成果，并将之转化为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强大支持，从而不断化解“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成因和潜在风险。这也是“包容性增长”的题中之义。

5结语

　　“中等收入陷阱”是很多国家或地区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有的国家由于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使经济增长陷入停滞，中国能否打破 “魔咒”，成功跨越这个“陷阱”？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比较复杂，中国必须选择适合自身特点，并且可以充分挖掘自身发展潜力的措施， 并辅以稳定均衡的社会经济环境来保障，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