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巴洛克生态园:英国十八世纪文学

第四章十八世纪文学
第一节 前期

一、理性时代
在确立了君主立宪统治以后，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18世纪的欧洲被称为理性时代或启蒙时代。这个时期产生了全欧性的思想运动——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家们把启蒙教化民众看作改造社会的基本途径，他们推崇人的理性万能和至高无上，以理性检验旧的制度、传统观念，依赖科学、经验和理智，“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恩格斯语）。在崇尚理性的文化环境中，英国文学中自德莱顿开始的古典主义蔚然成风，在18世纪上、下半叶分别以蒲伯和约翰逊为代表人物。在前期出现的新的散文文学：期刊文学和现实主义小说，也具有启蒙的性质。在中期，特别是40到50年代，现实主义小说取得辉煌成就。到18世纪后期，英国文学中出现了引人瞩目的新的文学潮流：感伤主义和前浪漫主义，表现出对理性主义的不满，预示着英国文学中新的时代——浪漫主义时期的到来。

二、古典主义：蒲伯
亚历山大•蒲伯（1688——1744）出身伦敦布商家庭，家中都是天主教徒，遭受到政治上的岐视。蒲伯从小体弱多病，终生为病痛、残疾所苦。但是他自幼聪颖，16岁时模仿维吉尔作《牧歌》，赞颂乡间朴素宁静的环境，诗才引起注意。1711年，蒲伯出版著名的《批评论》，建立了诗人的声誉。
他进入文学圈，结交著名作家斯威夫特、艾迪生等人，组成了“马丁纳斯•史克利白列瑞斯俱乐部”。他以写诗和翻译为生，是当时文学界中心人物之一。《批评论》以双行押韵体写作，深受古罗马诗人贺拉斯《诗艺》、法国古典主义理论家布瓦洛的《诗的艺术》的影响，宣扬古典主义诗论。蒲伯感概文学批评缺少真正的趣味，推崇荷马、维吉尔等古典作家的诗艺，认为“模仿自然就是模仿他们”。他文中的主要论点来自贺拉斯和布瓦洛，新意不多，但表达机智、精辟，《批评论》成为英国古典主义文学理论的宣言性著作。但是蒲伯不是古代作家和批评原则的盲从者，在开始于法国、持续到18世纪早期的英国的古今之争中，他以理智的态度进行评判，对不守“三一律”的天才作家莎士比亚非常尊敬。
《卷发遭劫记》（1712）是“模拟史诗”，故意以伟大的风格处理琐细的题材，产生谐谑而讽的效果。伦敦上流社会两个贵族家庭由于彼德爵士偷剪了摩尔小姐一绺头发而失和，蒲伯为缓和他们之间的敌意而作了这首诗，自称是游戏工作，“仅供几位年轻女士消遣。”他使用古典史诗的所有技巧，诗中的神抵介入、精灵出没、对战争的详尽描写、繁复的荷马式比喻的运用，而叙述的全部故事只是美女子贝林达如何被一位男爵偷剪了一绺秀发，极尽小题大作之能事，表现出贵族社会男女懒散、无聊的生活的讽刺性图景，尽管这讽刺是温和、幽默的。浪漫派诗人拜伦的《唐•璜》描写贵族空虚生活的片断明显地受到蒲伯的影响。
《悼一位不幸的女士》（1717）和《爱洛绮丝致阿贝拉德》是蒲伯早期著名的短诗。前一首诗感叹一位自杀的女子的早逝，联想到人生命运的无常；后一首诗讲述发生在中世纪的一个著名的爱情故事，表现出古典主义文学常见的道德与热情冲突的主题，两首诗都悱恻动人，抒发了浪漫主义情感。蒲伯擅长讽刺诗，他把《群愚史诗》（1728——1743）看作自己主要作品。诗人尖刻地讽刺了他在文学上的敌手，在愚笨女神发起的娱乐活动中，批评家叫作家朗诵作品，没有一个人能免于酣睡。诗中牵涉当时文坛上派别间纠纷和个人恩怨，但以启蒙精神写出18世纪早期文学生活的讽刺性场景，反对“愚笨”、“空虚”和无知。与这部作品大约同时写作的《拟贺拉斯的讽刺诗与书简》（1738），模仿贺拉斯笔调，其中包含许多对当时文学创作的批评性评判。诗人反对盲目崇古，既称赞法国古典主义诗人拉辛、高乃依，也赞扬英国作家莎士比亚、本•琼生、斯宾塞、弥尔顿、德莱顿及同时代的艾迪生、斯威夫特等。
蒲伯后期的重要著作是《人论》（1733—1734）、《道德论》（1731—1735）和《致阿勃斯诺特医生书》（1735）。书翰体诗《人论》是首哲理诗，反映了诗人的哲学、伦理观点。他接受自然神论影响，认为世界是井然有序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反映了当时流行在上层人士中的保守的哲学信念。他在诗中对人性进行探讨，认为人性中有自私和理性的成分，上天意旨“把自私与公益合而为一”，“上有美德才是人间的幸福”，表现了启蒙思想家的思想特点。诗作内容上多属老生常谈，但有很多警句，作者自称他的伦理学系统“中庸而不矛盾、简明而不残缺”。另一部书翰体的《道德论》也表明了实用的道德观，显示了诗人的讽刺才能。《致阿勃斯诺特医生书》是蒲伯的自传和自我辩护词，针对有人对他著作乃至人身、品德的攻击而作，风格的口语化，讽刺犀利。从1715年到1726年，蒲伯还致力于翻译和编辑工作，按照古典主义文学趣味自由译述了荷马史诗《伊利昂记》和《奥德修》，编辑出版了《莎士比亚》全集。
蒲伯在18世纪享有崇高声誉，对其他诗人有很大的影响。他使由法国而来的古典主义传统光大，善于以议论和哲理入诗，表现出理性精神和杰出的讽刺才能。而他运用英雄双韵体的娴熟和完善，很少有人能与之匹敌。

三、“寓教于乐”的期刊文学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出现了最早的报纸、杂志、新闻小报，但在复辟后出版受到了限制。1695年议院废除了出版物审查法，加上政治斗争的需要、城市的发展、读者的增多、物质条件的便利，促进了期刊前所未有的繁荣。当时几乎所有的名作家都办过期刊，比如笛福办《评论报》（1704—1713）、约翰逊办《漫游者》、菲尔丁办《修道院花园杂志》，而其最有影响、文学价值最高的是艾迪生和斯蒂尔办的《闲谈者》（1709—1711）和《旁观者》。
约瑟夫•艾迪生（1672—1719 ）是教师的儿子，在卡脱豪斯公立学校与斯蒂尔结成好友，在牛津大学接受了古典教育。1699年起他在欧陆游历，准备在外交界服务。1704 年出版的《远征》一诗，歌颂英军在布伦宁附近的胜利，为他带来声誉和升迁。1706年他被任命为国务大臣助理，第二年任国会议员，1709 年任爱尔兰总督秘书。他虽然随着辉格党的失势失去过职位，但1714年又随辉格党的得势得到新的任命。他的文学活动还包括古典主义悲剧《凯图》，上演获得了成功。
理查德•斯蒂尔（1672—1729）生于都柏林，在公学与牛津大学时代与艾迪生同学。他大学未毕业便参加军队，生活放浪不羁，在教诲性小册子《基督教英雄》中作了忏悔。他写过几部喜剧：《葬礼》（1701 ）、《撒谎的情人》（1703 ）、温柔的丈夫》（1705 ）及《互相谅解的情人们》（1722），这些伤感喜剧不同于复辟时期喜剧的轻佻，在对婚姻、爱情的描写中表现了中产阶级的道德纲，符合作者自己“使文学净化，使舞台道德化”的意图，他出版政府报纸，当过国会议员，但因为拥护汉诺威王室继位被逐出议院。1714年随着乔治一世登基，他奉派为朱瑞街戏院经理，第二年被封为爵士，再任国会议员。1718年，他与艾迪生因为政治问题的意见发生分歧而反目。尽管艾迪生的悲剧和诗歌、斯蒂尔的感伤喜剧都有成就，但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期刊文学，尤其是《闲话报》和《旁观者》。
《闲话报》每周出版三期，主要为斯蒂尔所编辑。在从1709—1711 出版的271 期中，斯蒂尔写作188 期，艾迪生只写42本期，他们合作了36期。斯蒂尔借用斯威夫特用过的笔名“以撒•毕克斯塔夫”作为报刊编辑人，这位“说闲话的人”，向读者讲述社会上的种种趣闻，“暴露不合宜的生活艺术，去除狡诈、虚荣和矫揉造作的伪装，举荐服装、言谈、举止的朴素性”，指导与娱乐兼有。作者在特写中讽刺社会上种种恶习与缺陷，如赌博、决斗等，讽笑寄生与空虚无聊的生活。作者常探讨合宜的举止、趣味，为新兴的中产阶级提供思想、修养、礼仪的规范，往往以有趣的故事、插曲来说明这些教导。这些满足新兴阶级新的社会生活准则的迫切要求的特写大受欢迎。
《旁观者》有蒲伯等文人撰稿，但主要是斯蒂尔和艾迪生两人合作。编撰人自称为“旁观者”，喜欢观察人事和思考，但保持政治上的中立。《旁观者》从1711年3 月到1712 年12 月刊行，在1714年艾迪生又复刊，出版了几十期。刊物继承罗马诗人贺拉斯“寓教于乐”传统，努力使读者“受教训而不觉其苦，使他们享乐而不失其为有用”（艾迪生语）。《旁观者》相当广泛地讨论了社会上各种问题，谴责迷信，嘲讽矫揉造作、伪善、酗酒及各种行为不检，规劝人们节制、慈善、加强精神修养、注意举止得当。无论谴责、讽刺还是规劝都是温和的。许多实用的提议、诸如如何少关注服装等外在形式，更注意内心修养如何调适婚姻关系、如何不在健康问题上自扰等，又使以有趣但简短的故事或人物素描。其中最有趣的部分便是以虚构人物罗吉•德•柯夫雷爵士等俱乐部成员为中心的文章，它们虽无连贯的叙述线索，但人物反复出现。罗吉爵士是位靠地产生活的乡下绅士，守旧，但天性纯朴，为人正直。特写中写到他去教堂作礼拜、到巡搜审判庭、去伦敦看戏、向寡妇求婚，最后病故。这位爱发表意见的乡绅来到伦敦，对都市里的风俗人情颇多指摘。斯蒂尔与艾迪生共同创造的这个人物，成为英国虚构文学中最著名形象之一。特写中还描述了崇尚勤俭的商人安德鲁•弗利波爵士、军官塞特雷上尉、时髦青年威尔•亨尼康，他们各自独特的性格和语言风格。这些特写介于散文和小说之间，对英国近代小说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艾迪生还写了很多文艺评论片断。他是介于古典主义与浪漫运动之间的批评家，受到古典主义理论影响又称赞并不守规矩的莎士比亚，依古典主义品味系列评点了弥尔顿的《失乐园》。他注意民歌，对中古民谣《彻维山追猎》的分析论文又引导了浪漫派重视民间文学的趋向。《闲话报》和《旁观者》在英国期刊文学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斯蒂尔与艾迪生对人物性格塑造、对社会风俗幽默而略带讽刺的评点等，都有内在价值。斯蒂尔喜欢诉诸感情，艾迪生善于说理，他们的风格特别是艾迪生的风格，被认为是简炼、自然、口语化的散文典范。

四、鲁滨逊和格列佛来到的新领域
小说是18世纪英国文学最主要的贡献。在古典主义盛行时期，史诗和悲剧才是正统文学作品的形式。小说是随着中产阶级的兴起而兴起的新的文体。西班牙的“流浪汉小说”、骑士传奇、意大利的以《十日谈》为代表的短篇故事、英国的描写下层人物冒险经历的故事和人物特写，都是形成近代小说的重要因素。18世纪的英国，报纸刊物纷纷出现，能识字、有闲暇的读音大量增加，提供了近代小说发达的环境。现实主义小说由笛福、斯威夫特开其端，在40、50年代理查生、菲尔丁、斯摩菲特的创作中达到兴盛，在60、70年代又有感伤主义小说家斯泰恩和哥尔德斯密的创作，稍后，在世纪末，还出现了“哥特式”小说和风俗小说。
丹尼尔•笛福（1660—1731）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个重要的小说家。他一生的经历与冒险，比起小说中主人公也毫不逊色。他出身小商人家庭，在为不信国教者设立的学院中学习。他没有遵从父愿当牧师，而是当了内衣经销商，也经营烟酒和羊毛批发，他因商务到过西班牙、法国、荷兰、意大利。在商务成功的同时，他对政治也很感兴趣。1685年，他参加了试图将蒙茅茨公爵推上王位的活动。1688年，他加入了威廉三世的军队。3年后，他经商破产，数年内六度涉讼。但不久他又东山再起，经营砖瓦生意，并涉足政治。他的小册子《略谈各种计划》（1698），提出社会生活各部门的改革意见，诸如倡导养老金、所得税、保险和救济、设立妇女学院等，在小册子里赞成辉格党的重商政治。他的政治讽刺诗《土生英国人》（1701）反驳对威廉王是外国人的非议，攻击英国贵族氏族世系，大获成功，使他成为政府商业等事务的非正式顾问。
1702年，针对当时开始的对不信国教者的歧视，笛福写了《处理不信国教者的捷径》，假托国教教土之口主张绞死所有不信国教者，被捕入狱，被判处罚金和枷示三天。笛福写了《枷刑颂》交与朋友散发，为他诗中表露的勇气和幽默而打动的群众向带枷示众的笛福献花。
获释后笛福出版了《法兰西与全欧政事评论》（1704—1713），假托专门讨论国外政治事件来评说英国时事，发表对生活、风俗、艺术、科学、宗教、经济等问题的评论。他的政治态度摇摆于两党之间，为政府担任过间谍，为不同期刊写稿，同时支持辉格党和托利党。他认为所有的政党都是由利益主宰，“都不过是伪装、装模作样和丑恶的虚伪而已。”
1719 年，将近60 岁的笛福创作了他的第一本小说《鲁滨逊漂流行》，获得极大成功。生活中的真实故事启发了笛福。1740年，苏格兰水手亚历山大•塞尔克与船长争吵后自愿要求留居智利之西一个荒岛上，四年半后才被过往船只救走。斯梯尔在他的报刊《英国人》上刊载了这个故事。笛福以这个故事为基础，参考当时众多旅行书，运用丰富的想像力，以入情入理的情节、细致的细节描写进行创作，仿佛是亲历者叙述真实的事件，没有虚构感，赋予这个冒险故事丰富的意义和无穷的魅力。
小说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写鲁滨逊不安于平庸的小康生活，离家出走去海外经商。他被摩尔人的海盗船俘获，在几年奴隶生活后逃脱到巴西，当上了小种植园主。为增加劳力，他去非洲贩运黑奴，途中航船遇难，鲁宾逊独自飘流到南美附近无人的荒岛。小说的第二部分写鲁滨逊在荒岛上的经历，这是小说中被人们广泛阅读的部分，也是最有意义的部分。鲁滨逊很快战胜了悲观失望的情绪，从破船上搬来枪械、工具和残余食物等，开始为自己的生存努力。他建造住所、猎取食物、种植谷类、驯养山羊，努力接近文明生活。在第23个年头，他从来岛上举行人肉宴的土人手中救出一个土人俘虏，为他取名星期五，得到一个忠实的奴仆和朋友，最后终于搭乘一艘英国商船离开荒岛。小说的第三部分记述鲁滨逊以后的一系列冒险。他成为巨富。仍不停地航行经商，他住过荒岛人口大大增加，渐渐成了一个小小的自由之邦。
鲁滨逊是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英雄，有信心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开创自己的事业。他不安现状，总在行动、在追求。他有勇气和意志去面对苦难，表现出不知疲倦、百拆不挠的毅力。他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做成一只独木舟，却无法下水，他又开始重建。他努力求生存，更努力地求发展，渴望新生活，他行动的动力是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精神、利己主义，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渴望。他是自然的征服者、劳动者的创造者，也是野心勃勃的资产者、殖民者。
在小说艺术上，《鲁滨逊漂流记》最大的特色是真实感和生动性。笛福对鲁滨逊岛上活动的精细描写，使读者如身临其境。作者又写了关于鲁滨逊故事的第二卷、第三卷，都大为逊色，特别是第三卷，充满议论，不象一部小说了。
笛福的小说属于流浪汉小说类型，叙述人物通过冒险达到顺境的经历。
《摩尔•弗兰德斯》（1722）是笛福另一部重要小说，也是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摩尔是女贼的女儿，生在狱中，由一个好心人收养。长大后她受人欺骗，经历多次婚姻，在生活无靠情况下，沦为娼妓、成为窃贼，被流放到美洲，但最终获得幸福婚姻。一个处在邪恶冷酷社会中的弱女子，不得不用原始的手段来寻求活路。通篇以摩尔率真、坦白的口吻叙说，让人感到应该受谴责的是社会。《辛格顿船长》（1720 ）、《杰克上校》（1722 ）和《罗克萨娜》（1724）都写人物命运的起伏。他们为生存斗争并力图致富，但社会环境逼迫他们采用犯罪或冒险行为去实现愿望。清教徒的道德感促使他们进行道德反省、产生悔恨，真诚地决心向善，但现实不久又改变他们。笛福真实地描绘出处于急剧社会变化中人们道德价值观上的困惑。笛福反映生活的写实、逼真性在他的《疫年杂记》（1722 ）、《骑士的回忆灵》（1724 ）中都表现出来。在《疫年杂记》里，他鲜明地描写了1665年伦敦瘟疫造成的恐慌，笛福在瘟疫蔓延那年只有五岁，他主要是根据材料和想象而并非记忆来创作的，但描写真实，仿佛是目击者的现身说法。笛福从新闻写作与时事评论转向小说创作，有丰富的人生经验为基础。他以写实的态度，浅显通俗的文风，写出了反映现实、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小说作品，被看作“英国小说之父”。

约拿生•斯威夫特（1667—1745）生于爱尔兰都柏林，家境贫穷，依靠亲戚帮助，进入三一学院学习，毕业后他成为退休外交官威廉•谭普尔爵士的秘书。1695年，他加入教会，在北爱尔兰吉尔鲁特教区当牧师。1697年，他写了《书的战争》，参与文坛上激烈的“古今之争”。斯威夫特接受了古典主义文学理论，倾向于古代作家，在他假托伊索之口的寓言中，把古代作家比作蜜蜂，向自然采撷酿蜜。《桶的故事》（1696）讽刺了基督教内部的纷争。作品主要部分是一个寓言，代表基督教的父亲遗给三个儿子每人一件外衣，分别代表天主教、国教和清教的三个儿子锁起父亲的遗嘱（指《圣经》），更改起外衣（代替基督信仰）。两个弟弟感到后悔，想恢复外衣原来的式样（暗示16 世纪宗教改革），二弟马丁（国教代表）想取下外在饰品，保留服装完整，而三弟杰克（清教代表）在清除过程中损害了外衣本身。斯威夫特讽刺了各种教会派别，在他早期作品中，已表现出幽默、讽刺才能。1710—1714年，他为托利党服务，编《考察者报》，写政论。他与当时著名文人艾迪生、斯蒂尔、蒲伯等人交往，加入“马相纳斯•史克利的列瑞斯俱乐部”。1713年，斯威夫特在托利党失势后从伦敦回到爱尔兰定居，担任都柏林圣派特立克大教堂教长终生。
爱尔兰实际上是英国第一个殖民地。从于1720年开始，斯威夫特写了一系列文章和讽刺诗，攻击英国的殖民政策，成为受爱尔兰人民拥戴的爱国志士。在《关于普遍使用爱尔兰纺织品、用具、制品的建议》（1720）假托布商之口，抗议英国国王特许一个英国商人伍特在爱尔兰铸造贬值铜币，呼吁全国一致拒用，指出爱尔兰人民应享有与英国人同等的自由权利。《一个温和的建议》（1729）是斯威夫特这时期小册子中最辛辣也最著名的作品。面对爱尔兰普遍的贫困，有人建议准许法国来募兵，有人建议移民到澳大利亚为仆，愤怒的斯威夫特则以“反语”建议把儿童养肥，作为富贵人家的美味佳肴，人皮可加工为手套、皮鞋，发、骨也有销路，唯有此法才能解救贫穷的爱尔兰。作者始终以一本正经的态度提议，正是这种表面的平静让读者倍感现实的冷酷残忍，激起心中的愤慨。斯威夫特一生写了不少诗，在《悼斯威夫特博士之死》（1739）诗中，他表现出为爱尔兰自由而努力的自豪心情。

《格列佛游记》是斯威夫特唯一的小说，创作大约开始于1720 年，出版于1726 年，包括四个部分，每一部分都是英国医生格列佛的航海飘流旅行记录。
“羚羊号”商船上的外科医生格列佛因船触礁，飘流到利利浦岛岸边，被成千的六寸高的小人俘获。岛上的万物只是现代世界的缩小，显出了荒诞、讽刺意味。国王只比臣民高一指甲盖，却以宇宙统治者自居。大臣显贵们以他们在离地12寸的绳子上跳跃表演的本领来获取职位。小人国里党争十分激烈，因鞋跟高低而分为势不两立的高跟党和低跟党。宗教纷争同样激烈，因吃鸡蛋时先打破大端还是小端分成了彼此对立的两个教派，不仅引起长期内战，还引起与邻国不来夫斯古的长期战争。作者对英国国内辉格党与托利党的竞争、天主教与新教宗教纷争的影射是显而易见的，从另一个巨人世界看人世间的纷争是如何琐细无聊、荒唐可笑。格列佛离开“小人国”后的第二次旅行到了布罗丁奈，这里的居民的身高是他的12倍。格列佛被作为玩物送进了宫廷，他向国王夸耀英国政治、法律、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国王则加以质问和抨击，认为英国的历史是“一大堆的阴谋、混乱、谋害、屠杀、摧残、革命和欺骗”，作者借此对英国政治的腐败和战争的残忍加以谴责。大人国里的政治社会情况体现了作者一些正面理想，国王贤明而正直，法律利于民，改良民生的实学受到重视。格列佛的第三次游历来到飞岛、巴尔尼巴比、巫人岛等地。飞岛拉皮他上的国王和贵族整日沉思默想。巴尔瓦巴比岛上的“拉格多科学院”里的研究更是荒唐，科学家们研究从黄瓜提炼阳光，自上而下地造房屋，把大理石软化为枕头等项目。巫人岛的总督精通魔法，召来鬼魂，格列佛得以与古代圣贤交谈，发现史书上对事实诸多歪曲。这部分内容比较驳杂，讽刺了脱离实际的科学研究、英国的各种制度。斯威夫特把英国国会对照于古罗马之老院，称国会“是一群小贩、扒手、强盗和莽汉的集会”，认为达官显贵们是靠“变节、压迫、贿赂、欺诈、诱奸以及其他类似的肮脏行为”获取高官厚禄的，哀叹数百年来人的堕落。
格列佛在最后一次航海中来到“慧骃国”。慧骃是马形的有理性的动物，他们友爱、节制、勤劳、生活在宗法制社会里，成员享有平等的权利。他们豢养的畜牲人形的“耶胡”，贪婪、凶恶、嫉妒、淫逸、好战，有着人类的一切劣根性。格列佛与楚慧骃交谈，讲述英国的社会情况，遭到他们的否定。格列佛想终老于楚慧骃国，但被逐出。
《格列佛游记》以幻想性的情节，对英国18世纪初期的整个社会，从政治、宗教、法律、军事到科学、哲学状况，都进行了讽刺、批判。在批判中，特别是在最后一卷，作者透露出悲观恨世情调，格列佛回到英国看到他的亲人、同伴，因联想到“耶胡”而感到难以忍受。但斯威夫特并不是一个厌恶人类的人，他描绘人的恶习、弱点，但依然有悲天悯人的人物，说“我想尽我的绵力来使英国的耶胡们的社会变得好些..”。
如果说笛福的小说力求形神的逼真，那么斯威夫特的小说则把深刻的内容和丰富的幻想结合在一起，大人国和小人国的故事尤有童话色彩。他充分发挥想象，虚构出现实中不存在的人物与场景、情节，但始终与深刻的现实性相结合。我们在格列佛的奇异旅行地中，看到的总是英国社会的反映。小说对讽刺手法的运用非常杰出，有善意的幽默、有辛辣的讽刺、有刻薄的嘲弄，象征影射、反语、夸俗、对比等，比比皆是。斯威夫特作为古典主义者，具有语言上的高度修养，他的文学简洁清晰，准确有力。

第二节 中期

一、叫人伤感的说教者—理查生
到18世纪中期，长篇小说作为主导的文学体裁确立起来，从生活的反映面到艺术技巧都达到新的阶段。
塞缨尔•理查生（1689—1761）出身细木匠家庭，十五六岁就开始在印刷店作学徒，利用闲暇自学。经努力他终于成了生意兴隆的出版商，开设印刷厂，当过书业公会的理事长、五室印刷人。他应书商之约，写《模范尺牍》，“用通俗的文笔，为自己不善写信的乡间读者们作参考之用”，不仅提供人们可参考模拟的尺牍范本，也进行训世说教。尺牍内容复杂，其中有些书信谈到某家的女儿在外雇工，雇主企图诱惑她，父亲致书女儿，女儿接受父亲的劝告，准备辞工。理查生把这个情节发挥为一系列信件，发展成他的第一部书信体小说《帕米拉》（1740—1741），副题是“美德有报”。小说的故事很简单，年轻女仆帕米拉•安德鲁写信给父母和两个朋友讲述在东家的经历。少主人B屡次欲诱惑她，她坚决的拒绝并离去，B仍纠缠不休。帕米拉的美德终于使B产生了真爱，决心娶她为妻。小说出版后大受欢迎。理查生把帕米拉作为美德和正义的化身。她对B的抗拒，出于一种“女德”，也是出于对自己尊严的维护。她在给父亲信中写道：“..可以看出穷人是如何受骄傲的阔人的轻视！但是我们是平等的，许多绅士们夸耀他们的门弟，其实未见得象我们的身世清白。——这些骄傲的人一定是从未想到人生如何短促，尽管荣华富贵，总有一天他们须和我们立于平等地位。哲学家说得好，国王的骷髅与穷人的骷髅并无两致。再说，他们不知道，到末日，最富有的王侯与最贫穷的乞丐都要站在同一个伟大的裁判者面前..”。这种搀杂宗教色彩的平等观念是18世纪资产阶级典型的心态，他们要求与上层社会的人士平起平坐，而政治要求又与清教观念揉合在一起。在帕米拉的故事里，包含了基督徒摈弃私欲、经受考验而后得救的清教道德观念，即常见的抵御诱惑的主题。资产阶级清教观念中既有进步、真诚的一面，也有虚伪、功利的一面。帕米拉的美德获得了可观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为报偿，似乎也成了商品，当时便遭致菲尔丁的嘲讽、戏拟。《帕米拉》是第一部以人物刻画为中心的小说，由“流浪汉小说”传统的写事转为写人，对人物心理进行细致的刻画，帕米拉一封封天真纯朴、多愁善感的书信，引起了读者感情上的共鸣。
理查生最成功的小说《克拉丽莎•哈娄》（1747—1748）也是书信体的，长达一百万字以上。克拉丽莎是乡间中产阶级的女儿，美丽聪慧、富有美德，她不愿嫁给家庭许配的富有但可厌的青年，在多才多艺的青年罗伯特•勒甫雷斯的帮助下出奔。勒甫雷斯对克拉丽莎百般诱惑，最后以卑劣手段侮辱了她。克拉丽莎羞愤痛苦，她拒绝了勒甫雷斯的求婚，悲伤含恨死去。理查生打算对于“父母与子女双方在婚姻上的错误行为所能产生的灾害”加以警告。克拉丽莎是个在精神上追求理想的女性，反抗家庭的包办婚姻，追求新的生活，虽然她不幸落入坏人之手，但她始终抗争，这不仅是捍卫自己的贞操，也是维护人格的尊严。她的美德虽然没能得报，但恶行终于受到惩罚。这部小说情感细腻，感伤气氛浓厚，如著名评论家约翰逊所说“故事只当作是发挥情感的场合”，书中充满了女主人公心灵感受的描写和各种道德问题的议论。这部小说比《帕米拉》更受欢迎，影响到欧陆，如法国作家卢梭的《新爱洛绮斯》便受到了明显的影响。
在创造了具有美德的女性和行为不检的男性以后，理查生在《恰尔斯•格兰迪孙爵士》（1753）里塑造了一位完美的男性，与社会罪恶对抗。格兰迪孙具有英俊的外表和崇高的品性，尽管他受到无数次的诱惑，仍然保持清白，自然也是“美德得报”。小说出版当时受到赞誉，但近代读者多以为这是理查生小说中最弱的一部。它的劝善性和人物的过于完美性，使得普希金写出如此幽默的诗句：“完美的格兰迪孙，读着他时，教我们发困。”理查生在英国和欧洲小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他以前，英国小说一般都是沿循“流浪汉小说”传统，以人物见闻经历贯穿情节，描写冒险过程。理查生则取材日常生活，描写人物的行为万其是心理，他在对女性人物心理的细致刻画和感伤情绪表达上，引导了感伤主义文学潮流。但是他的小说冗长繁赘，说教气息浓厚，并非总能给人愉悦之感。

二、“散文滑稽史诗”诗人—菲尔丁
亨利•菲尔丁（1707—1754）是18世纪最杰出的小说家。他出身破落贵族，13岁进入贵族伊顿公学.受古典教育，于1728年进入荷兰的莱顿大学学习。一年半后，他由于父亲无力提供经济资助而退学，回到伦敦独自谋生。去荷兰前他在伦敦上演过他的第一部戏《歌舞会中的恋爱》，模仿康格雷夫的风俗喜剧。回伦敦后的戏剧创作持续到1737年。1734年，他结了婚，为维持生计，租下“小剧院”自任经理自编剧本。他写作、改编了不下25部不同类型的戏剧，多数是小歌剧形式的闹剧或风俗、阴谋喜剧，最重要的是讽刺剧《巴斯昆》（1736）和《历史记事》（1737）。《巴斯昆》上演历久不衰，前半部讽刺选举中的贿赂舞弊，后半部讽刺牧师、律师、医师等行当的腐败情形。《历史记事》，借用当时记述国内外大事的年鉴的名称，写发生在1736年社会、政治、戏剧方面的情况。在政治场景中五个政治家商议征税的事，他们决定向无知征税，因为大多数有钱人是无知的。剧中有场戏影射当政首相华尔浦尔用搜刮来的钱财贿赂反对派。这部政治讽刺剧大大激怒了华尔浦尔，1737年5月，政府通过“剧院检查法案”，封闭大批剧院，菲尔丁不得不结束戏剧创作。菲尔丁为生活改学法律，3年时间修完7年课程，1740年获得律师资格。同时他进行写作，先后主编《斗士报》等四个刊物并开始创作小说。1748年他奉派为伦敦威斯敏斯特区司法行政官，接触到社会生活的形形色色，为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他在小册子《为穷人采取有效措施的提议》（1753）里，表示了对穷人的同情。1754年，他由于痛风病加剧而退休，遵医嘱到西班牙的里斯本疗养，但到达不久便去世。菲尔丁是杰出的戏剧家，但他对文学史贡献最大的是他的小说创作。1741年出现了戏拟理查生《帕米拉》的小说《沙米拉》，据说是菲尔丁的作品。嘲讽《帕米拉》而又确定是菲尔丁作品的是《约瑟夫•安德鲁传》（1742）。这部小说抛弃了惯常的书信体，以作者的口吻直叙。帕米拉的兄弟约瑟夫在《帕米拉》中B先生的亲戚布比的家里当男仆，遭到布比夫人引诱。约瑟夫象姐姐一样有美德，但远不如姐姐幸运，因为拒诱而被布比夫人逐走。约瑟夫从伦敦去乡村找他的情人、女仆芳妮，路上遇见本村牧师亚当斯，两个同行，又与去寻约瑟夫的芳妮相遇。小说从卷一第十章以后不再戏拟，而是写三人在路上的经历，构成作品的主要部分。他们在路上遇到各色人物：客店老板、断路强盗、善良和邪恶的牧师、仁慈和自私的旅客、糊涂的治安法官、企图凌厚芳妮的乡绅、地主、管家、隐士、穷人等等，对路上场景、画面的描写，反映了当时英国乡村社会情况。作者还塑造出生动的癖性人物—亚当斯牧师，他是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心地善良，爱打抱不平，但性情古怪，对人情世态缺少了解，相信好心会有好报，作者以这个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来和社会恶习作对照。
《约瑟夫•安德鲁传》是菲尔丁出版的第一部小说，而他写作的第一本小说是《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1743 ）。魏尔德是18世纪声名狼籍的罪犯首领，有“伟人”的称号，最后被处以绞刑。18世纪早期便出现关于他的谣曲、虚构性对话、小传和小册子，其中就有笛福写的小传。反对派作家将魏尔德与首相华尔浦尔相比，认为他们都是强盗。菲尔丁也是以魏尔德的事迹为根据来讽刺华尔浦尔型的政客，但他们讽刺最尖刻、最有艺术性。小说以魏尔德的传说为叙述框架。魏尔德从小便偷盗，成人后他组织盗贼集团，实行严格纪律，赃物大部分归他所得，对不服者便向政府告发。在狱中他还和另一强盗争夺控制和勒索其他犯人的权利。故事中心是政治讽刺。在讽刺性定义里，“伟大”是与善良相反的，事业的成功往往是与德行不相干的，“伟大”便是压迫、剥削、欺骗普通民众，因此“征服者、绝对君主、首相”与盗贼并无区别。菲尔丁攻击了谋私的政客们，狱中两派囚犯争夺“帽子”的一章，影射了两党间争夺的可笑和他们在掠夺本质上的一致。小说中塑造了正面形象珠宝商人哈特夫利夫妇，他们遭受到魏尔德的无情迫害，最终苦尽甘来。但他们形象刻画得并不成功，哈特夫利善良，富有感情，但了无生气，哈特夫利太太无从魏尔德手中的逃脱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汤姆•琼斯》，全名《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1749 ），是菲尔丁的代表作，也常被看作英国18世纪小说的最杰出巨著。故事首先叙述主人公在乡村的经历。富有、善良的乡绅奥尔华绥收养了弃婴汤姆•琼斯，与妹妹伯里琪的儿子布立非一起抚养。两个孩子逐渐长大成人，汤姆真诚、善良、侠义但轻率任性。布立非则虚伪、工于心计。汤姆得到了乡绅魏斯顿的女儿苏索亚的爱，但魏斯顿强迫女儿嫁给能继承大笔遗产的布立非，布立非也出于自私打算想娶苏索亚，他竭力中伤汤姆，终使得奥尔华绥一怒之下赶走汤姆。苏索亚闻讯也带侍女前往伦敦投亲. 以便找寻汤姆。
小说第二部分是汤姆和苏索亚在路上的活动。本想出海的汤姆迷路去了伦敦，他与苏索亚多次近在咫尺，但始终没有遇上。他在客店遇见一伙军人，因与人争吵受伤，遇见以前的塾师巴特里奇，二人同行。路上他们遇见隐士、乞丐、艺人、律师、吉卜赛人、劫盗、税官等人。这部分占了小说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小说中最有趣也是最有意义的部分，描写了社会各阶层人物，表露了对不幸者的同情。主人公在伦敦的经历构成了小说的第三部分。寻找苏索亚的汤姆遇见苏索亚的表姐贝拉斯顿天人，受到她的诱惑。贝拉斯顿夫人还唆使费拉摩爵士占有苏索亚，幸而魏斯顿及时赶到救了女儿。汤姆因自卫伤人入了狱。最终真相得以大白，汤姆实际上是伯里琪的私生子，布立非的同母异父兄弟。布立非的种种诡计被揭穿，被无罪释放的汤姆成为奥尔华绥先生的继承人，一对历尽苦难的情侣终成眷属。
菲尔丁塑造了出色的人物形象。汤姆不是个理想化的青年. 他性情急躁、冲动鲁莽，特别不能遏制自己的情欲，经不起诱惑.与女性关系不够检点。但是他天性善良，光明磊落，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从不有意地损人利己。汤姆不是道德的化身，但他生机勃勃，体现了健康、自然的人性。正如浪漫派诗人柯勒律治说：“读完理查孙后捧读菲尔丁的书，如从火炉烘烤的病房出来走人五月惠风和畅的露天草地上。”布立非与汤姆仿佛处于两极，他外表看来笃信上帝，遵守一切规定了的行为准则，不忘责任和道德，实际上内心诡诈，自私贪婪，虔诚和美德只是他谋取私利的面具。布立非与汤姆的对立是虚伪的清教道德和“自然道德”之间的对立。
菲尔丁谴责文明世界的伪善和庸俗，赞扬纯朴的人的善良，与启蒙时期“返回自然”的思想相似。他借山中隐士之口叙述城市文明条件下经历的不幸，但他不赞成隐士解决问题的办法，希冀通过人们的道德改善去达到社会和谐。
《汤姆•琼斯》因为它出色的结构备受称赞。小说篇幅宏大，有乡村、路上、伦敦三部分，描绘乡村、城市生活的全景、各色男女肖像，但线索清晰.故事连续、引人入胜。汤姆的身世之谜成为强烈的悬念，直到结尾才解开。结尾是出人意料的，但以前的伏笔又是令人信服的。小说的语言也清晰、灵活、机智。
《阿米莉亚》（1751）是菲尔西的第四部也是最后一部小说，是他最心爱的。作品出版后反应冷淡，菲尔西就此不作小说。出身富家的阿米莉亚不顾母亲反对与穷军官布斯上尉结婚，他们仿佛便是婚后的汤姆和苏菲亚。布斯心地善良但意志薄弱，他嗜赌，因群殴而入狱。在狱中，他遇到旧相识马修小姐，两人相好。阿米莉亚一直对丈夫宽容.她忍受着生活的贫困，坚决抵御有权势人物的诱惑，坚守操行，终于换来幸福的报偿：布斯认识了自己过去的错误、他们得到了阿米莉亚母亲的遗产，全家生活和美。这部小说比其他小说要沉郁，描写的是社会黑暗面，很少前两部小说的滑稽幽默成分，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带有感伤主义因素。小说中批判了社会的不平等，特权人物为所欲为，美德被任意践踏，法律也帮助富人，穷人处处受压迫和凌辱。阿米丽亚悲愤地说：“老天哪！我们的大人物是些什么东西做成的啊？难道他们确实属于另一类型而跟别人不同吗？难道他们生来就没有心肝的吗？”这部小说具有很强的批判性，但在情节结构上却组织欠佳。小说有两个明显分开的部分，即布斯对早年生活的叙述及阿米莉亚的遭遇和不幸。故事的叙述冗长，长篇对话也相当乏味。但对主要人物的心理、感情的刻划、描写细致。菲尔西对小说理论也有很大的贡献，他首先确定了小说在文学形式中的地位，在《约瑟夫•安德鲁传》序言里，他把自己的小说称为“散文滑稽史诗”，在《汤姆•琼斯》各章绪论中，他阐述了自己的小说理论。他认为小说最接近史诗，除了没有韵律，有史诗的一切特征：“故事、情节、人物、感想和文体。”他的小说具有滑稽可笑的特点，但也不同于喜剧，“它的情节所涉及的更宽，包罗的更大，内容包含着的事件范围更广，它所介绍的人物更是多种多样。”在人物塑造上，他强调“典型”。在情节方面，他强调必然性与或然性的结合。他特别注意小说的结构，认为要详略得不。故事引人入胜，要具有内部的统一性。他在小说中确立起全知全能的叙述形式，钭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区别开来，使英国小说不再是简单的叙述而成为一种有意趣的文体。
从小说理论到实践，菲尔丁为英国小说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三、历险故事的讲述者—斯摩莱特
多比亚斯•乔治•斯摩莱特（1721—1771）是苏格兰人，出身贵族家庭，读完都巴顿文法学校，又进格拉斯哥大学学医。他热爱文艺，18岁时带着悲剧作品《弑君记》到伦敦，但剧本没有被剧院采纳。他便来到战舰“坎伯兰”号上当外科医生助手，参加了英国与西班牙争夺美洲殖民地的战争。1744年回到伦敦后，他作为外科医生开业，但对文学的兴趣始终未减。他写诗、剧本、小册子，也从事翻译和出版活动，但最主要的成就是小说。他的第一部小主《洛德瑞克•蓝登历险记》发表于1748年，与理查孙的《克拉丽莎》同年，比菲尔西的《汤姆•琼斯》早一年。
《蓝登传》带有自传部分。蓝登出身苏格兰富绅家，从小丧母.祖父因反对儿子的婚事而肃夺了孙子的财产继承权，蓝登靠舅父包金上尉抚养。因舅父避难出走，他不得不中断大学学业，去当外科医生的学徒，不久与同学斯特拉普来伦敦谋生，作了军舰上医生的助手，参加战争。离开军队后，他伪装贵族，以欺骗和赌博为生，因债务入狱。最后他到舅父的船上做外科医生，在阿根廷遇见发了财的父亲，一起回到美国，并与自己喜欢的女子结婚。小说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主人公早年在苏格兰的不幸经历；蓝登在海上的冒险，这部分揭露了海军的黑暗、船上水手受到的非人的待遇；蓝登在英国特别是伦敦的生活和最后一次航海。从苏格兰到英格兰，从乡村到城市，从军队到市井，到处充满不人道和不公形象。主人公生活在一个自私、堕落、金钱至上的环境里，受到腐蚀，不择手段地以求脱离贫困处境。斯摩莱特曾把法国小说家勒萨日的《吉尔•布拉斯》的影响，以人物的历险故事来描述、
讽刺生活的各方面。他的下一部小说仍采用这种结构方法。
《皮克尔历险记》（1751）也是人物奇遇历险记，也由三部分组成：主人公的童年、青年生活；在法国、佛兰德斯、荷兰等地旅行；在英国主要是伦敦贵族社会、政客界的冒险。皮克尔出身富豪，自幼顽皮，他早慧但胡闹，完成学业后去欧陆旅行，寻欢作乐，不断地闹风流韵事。他又尝试进入政界，最终失败。皮克尔不象蓝登，他无须为生计奔波，更多地出入上流社会，他的活动反映了贵族社会道德的堕落、议会选举的腐败。小说中塑造了出色的怪诞人物，如退休的舰队司令官霍塞•特恩尼恩，他性急、嘴里念念不忘以前的航海生涯，在粗暴的外表下有一颗善良的心。斯摩莱特的书信体小说《亨弗利•克林克》（1771）用意不在叙述一个故事的发展，而是努力表现人物的风趣与性格。来自威尔士的老乡绅伯拉布性情急躁但心地善良，他遵医嘱游历英格兰和苏格兰，随行的有他的妹妹、老处女塔比萨、女仆杰金斯、外甥女丽狄亚和外甥杰里米，还有仆人、弃儿克林克。虽然小说以克林克为书名，书中信件却是除他以外的人们写的。作者通过他们的书信反映了英国广阔的现实，公路上盗贼横行，穷人贫困，游览地巴斯的富人们则极其奢华。但是小说的笔调是轻松幽默的，旅行中充满喜剧性事件，四处觅婿的老处女塔比萨、总爱用错词的女仆杰金斯尤有喜剧色彩，小说在三对有情人的婚礼中结束。这部小说因其对人物鲜明的刻画和微妙的幽默受到较高评价。作者把书信作为反映时间现实和体现人物个性的重要手段，对同一场景、事件、人物常常从不同的写信人、不同的观点去反映，妙趣横生。小说语言亲切、活泼。斯摩莱特写于二十余年前的《蓝登传》和《皮克尔传》属于菲尔丁时代，注重社会讽刺，而《亨弗利•克林克》出版于感伤主义小说流行的年代，具有了感伤主义色彩。他的叙事幽默、描写细腻的小说，对19 世纪的著名小说家狄更斯的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