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安新民街:活着不仅仅是一种本能：阎连科说“丁庄”

为写《丁庄梦》，作家阎连科在3年时间里，先后7次走进“艾滋病村”。“艾滋病村”，有触目惊心的悲惨，更充满人性的坚忍

阎连科生于农村，河南是他的老家。虽然身在北京，可阎连科说，北京和他的关联就是几间房子，在家门口买买菜，和几个朋友吃吃饭，他心灵的故乡仍然是河南。

他热爱他的故乡：“爱存在于一片野草和荆棘之中，每个想要接近的人，在经过野草和荆棘时都注定要受到伤害。”阎连科表示，他将继续以“疼痛”来表达他对中国广袤的土地以及农民的爱。《丁庄梦》写完了，可很多话仍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卖血的报酬不是“白条”

1996年，艾滋病刚曝光的时候，我便通过一个友人与“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老人取得联系，听她介绍了中原地区的艾滋病蔓延情况。

那天，我在高耀洁老人家里见到了一对艾滋病父子，他12岁的儿子连续低烧不退，父亲带着儿子去郑州检查究竟是感冒了，还是染上了艾滋病毒。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艾滋病人，我给了他们400元钱。就是那一次，高耀洁老人给我提供了几个艾滋病孤儿名单，要我和我的朋友每个月按地址给他们寄钱，供他们读书。但不久以后，其中就有一个孩子不需要这种帮助了，因为他人不在了，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另外一个念小学的女孩，后来也失去了联系……

那天高耀洁老人还告诉我一个非常惊人的细节，她说当年农民卖血的时候，他们在田间种地，血头会到田头采血，他们说是采500cc，实际上他就采了600cc、700cc，报酬却仍然是500cc的钱。钱虽然不是“白条”，但最多也就是80块钱。被采完血后的那些农民，会因为卖血过量而头晕得不能动弹，这个时候，血头就提住这些农民的双腿，头下脚上地抖来抖去，待血又回流到了头上，农民们的头不那么晕了，就又接着下地干活去了。听完这个细节，我长时间哑口无言。就在那一瞬间，我觉得我必须去“写一点东西”，这就是《丁庄梦》写作的最早的起因。

现在大家看到的《丁庄梦》，其实也不是我原来最初写作的构想，原来的想法是，我要虚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有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因为贫穷等等原因，它从国家成立开始，就组织全国人民卖血，一直卖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可惜，种种原因，我没有写出那个构想，而写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在小说里，我也有意回避了很多极其真实、可怕的情况，因为你真正看到的村庄，你看到的人和事，是无法走入小说的。比如现实中有一个血头告诉我，他们当年采血后，把啤酒往血里倒着搀假。再比如，这个村庄开始采血的时候原来用瓶装，但瓶子成本比较高，后来就用装酱油、装醋的塑料袋儿装。接下去，就重复使用塑料袋。村头有一个二亩大小的水坑，他每天晚上就去那个水坑里洗血袋，时间长了，居然会把水坑洗红。在那水坑的边上，艾滋病病人们亲口告诉我，那几年水坑里的蚊子庞大无比。

在这些血头中，也有艾滋病患者，后来我就遇到过一个。但因为他有钱，他和那些卖血的普通农民的境遇就完全不一样。他偷偷告诉我说：“我已经有病了。”可他身体非常好，喝酒、打麻将什么都玩，根本看不出他有病。他一发现自己有艾滋病就马上跑到郑州、北京检查，病还不到吃药的时候，就在家里的抽屉装满了国家免费治疗的那几种药，谁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弄来的。他还告诉我，中国的药不行，听说泰国药特别好，希望我回到北京给他买些泰国或者美国的新药。说只要药好，钱不是问题。

我看到、经历到这样的事情特别多，但它无法原封不动地走入小说。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写一本纪实书，我能非常详尽地写下那些大家闻所未闻、千奇百怪而又触目惊心的事情。

棺材铺后庄稼地里的坟墓；村里门户的白色对联

我很幸运，除了高耀洁老人外，我还认识了一个姓邵的美国医学人类学家。他在美国一所大学里教书，也喜欢文学。他看到了我的小说《日光流年》，然后在国外讲课时就引用我小说里关于疾病问题的内容。

后来邵先生来中国时和我谈了这个问题。我当时就告诉他，我小说里的疾病是虚构的，你想真正了解中国的疾病，还有中国医疗制度问题，你可以到农村去走一走，同时去了解一些艾滋病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邵先生就去了河南农村。邵先生到病区了解了很多情况，后来就几乎成了艾滋病的专业医疗工作者，基本上有一半时间就待在中原的艾滋病村里，指导病人治疗、吃药，宣传预防艾滋病知识。邵先生每次回北京，我们都会见面，接下来，我的《受活》已经写完，去艾滋病村的许多条件也已具备，我就和他一起进驻艾滋病区。我们所选的一个重点村，就是当年我在高耀洁老人家里她给我介绍过的一个平原上的村庄，这个村离我原来当兵的地方较近，考虑到在那里我有不少朋友，如果我俩在村里有点什么不测之时，可以找朋友“关照”一下。就这样，那个村成了我们的一个“点”。那个村有八九百口人，1990年代末出现艾滋病，2000年开始爆发，3年内已经死了三四十个人。

邵先生去艾滋病病区的身份是北京大学医学院的教授，而我是他的助手。我们去艾滋病病区是以行医为名进行的，病人和地方政府非常欢迎，至今那里的人不知道我是一个作家，也不知道邵先生是个华裔。

我记得第一次去那个艾滋病村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是村头的棺材铺。棺材铺就是两间破瓦房，土坯墙上用白石灰水写着巨大的“卖棺材”3个字。棺材铺后的庄稼地里有一片坟墓，穿过这片有坟墓的庄稼地进入村庄，看到村里门户上的白色对联，当时我内心的惊异和震撼，今天完全无法用文字描绘。

我就只去过这么一个村庄，当然，也许这个村庄没有任何普遍意义，不代表中原，更不代表整个中国。

为了明白最真实、最细微的情况，我们进艾滋病病区的时候，不带照相机，不拿笔，不做任何采访。说白了，就是进去感受，希望去为他们做些事情。在村里，除了关于艾滋病的医疗防治问题，我们不主动和他们谈他们不愿说的任何事情。村里有“驻队工作组”，看我们谈的都是医疗问题，就对我们比较放心，最后也就不再和我们“寸步不离”了。

邵先生是个很受病人欢迎的人，他一出现，就有十几个病人围上来问这问那。然后我们就一个病号一个病号地谈，鼓励他们有症状的去检查，已经检查过明确有病的，就千方百计让他们吃药。

对艾滋病患者来说，吃药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所谓“鸡尾酒疗法”，就是3种药混合、调和来吃，这种药的副作用非常大，前3个月完全和癌症化疗一样，吃药后患者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反应，从精神到肉体都非常痛苦。但再难受也得吃，因为患者这时候要是把药停下来，就意味着前功尽弃，甚至会加速死亡。如果坚持下来，渡过这3个月的难关，会进入一种平稳期，病情会相应得到一定的控制。

另外就是把病号组织起来，给他们办班，由邵先生讲授艾滋病的预防、医治的常识。

高耀洁、邵先生给我讲了很多关于艾滋病的知识，知道只有3种途径才会感染到。一种是血液传染，如共同使用针头，这个比例很高，在96％－97％，第二种就是性关系传染，在2％左右，剩下的才是第三种的母婴传染，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传染途径。这一点，我们要相信医学，不要过分惊恐。

我们是每天吃完早饭，打两块钱的“嘭嘭车”到村里，白天在这个村庄里做事，中午有时在患者家里吃饭，有时在路边店里吃饭，晚上再回到小旅馆里住。

虽然也有患者家庭留我们住在他们家，但你真正住进来，对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个负担。吃饭时候，你看他们端出来的都是家常便饭，但对他们来说，这已经是非常精心的招待了。我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出身，我是河南人，我非常了解这些。

从2003年开始到现在，我先后去了7次这个村子。在村里，我们一呆就是几天，时间一长，患者们就非常信任我们，把我们当成了他们的家人、邻人、村人，会给我们讲很多你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她恨丈夫，恨这个家庭，恨这个村庄，甚至恨这个社会”

除了艾滋病外，最严重的问题是，这个村庄有病没病的人，几乎都有心理疾病，而且非常严重。

有艾滋病的人，毫无疑问，心理上有很多压力，精神上也非常痛苦，人像是没有了魂一样，看上去没有一点生机。没艾滋病的人，整日面对眼前的灾难，也许要承受比病人更大的压力。

有一对新婚夫妻，后来有一方患病，这对夫妻基本上就没有性生活了，长期下去，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和生活就起了变化，彼此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疏远，互不关心。

还有一个家庭，孩子才两岁，女的高中毕业，身高一米七十，长得很漂亮，男的有病，两个人感情还好，日常生活也过得去。但有一天，女的突然把我拉到边上，告诉我他们虽然年轻，但家里生活特别“不和谐”，说他们“不敢那样”了。这时候你就要给她做工作，解释性生活在艾滋病人中的必要和防范措施。

再比如还有一个3口之家，因为男的是艾滋病患者，女的是健康人，但这个女的嫁给他以后就感染上艾滋病毒。这已经是7年前的事情了，男的说自己不知道自己患上了艾滋病才娶了她(当然，也存在一种现象，一家男孩子有病了，这家人和这个村庄会不约而同地隐瞒真相，形成共谋，让他把没病的媳妇娶回村里来迅速怀孕，以传宗接代)。结婚后，女的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精神上一下垮了，她恨丈夫，恨这个家庭，恨这个村庄，甚至恨这个社会。从此她就家务活、地里活什么都不干，每天摔盘子摔碗，骂男的，仇视公婆。男的整天在家低着头，话都不敢说。但问题是，双方已经都感染了艾滋病毒，你再后悔、逃避也不是办法。这样的心理疾病你说怎么办？你得不停地、千方百计地劝说。

生理上的病可怕，精神上的病更可怕，心中有了艾滋病才最为可怕。

以我们的眼光和标准去看，他们的生活是不正常的。主要特点有这么几种：

一是有病的男人一般都不会再像他们没病时那么勤快。他们都对生活失去了希望。用当地的话说：“坐吃等死了。”而那些有病的女人，一般却还要照常承担起全部家务，承受着更重的精神负担和生活负担。

二是所有有孩子的家庭，无论是父母一人有病，还是双方有病，只要孩子还在读书，他们就会觉得生活还有一线生机，他们把生命和未来都寄托在孩子的身上，结果给孩子造成巨大压力。比如，村里有这样一个家庭，父母都是艾滋病人，但两个女儿学习都很好，老二甚至因为学习好，学校还不让她升级，做家长的工作，让这个姑娘在学校多蹲了一年，理由是她每次考试都是全乡第一，她一升学走了，这个学校再参加乡里的各种考试竞赛和评比就拿不到名次了。事情虽然荒诞，但孩子给这个家庭提供了巨大的活着的精神支柱。在他们家里，你谈什么他们都没有兴趣，没有笑脸，可当说起孩子的成绩时，父母的脸上会有少见的光泽。但因为要供孩子读书，这个家庭生活的负担就会很重，父母不得不去干那些没病时都难以承受的重体力活。可是，你跟孩子们谈到学习时，她们没有笑容，只有眼泪。

第三，虽然村里长年累月、日日夜夜弥漫着死亡的阴影，但他们对生命、生活所表现的留恋和爱，却非我们所能理解。如村里有个60多岁的“赤脚医生”，他是村里惟一懂点艾滋病知识的人，所有病人都依赖于他。政府组织的第一次对村里部分人员的艾滋病普查结果显示，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比例高得惊人，为了不让村里陷入混乱，“赤脚医生”没有把染病的40多个名单一次性全部公布，而是分批公布。第一次公布了十几个。公布名单是在一天的黄昏，落日时分，名单公布后，村里突然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哭声，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半个小时后，村里忽然又一片寂静，无声无息，就像人都突然消失了一样。这个医生告诉我们，到了第二天，人们就该干啥就去干啥了，烧饭、种地、带孩子，一切从表面上看，又恢复到了往日的样子，如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更为奇特的是，第二天过去，那些检查了还不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的人，竟不约而同地都不再去医生家里询问自己的检查结果了。有人要问，也会在白天或半夜，村里没人时去医生家里问。在得知自己有病后，他们显得异常冷静，不哭，不闹，甚至不让邻人知道，依然如故地下地劳动，依然如故地端着饭碗在门口吃饭。这就是农民们在面对灾难、死亡最初的反应，是他们对生命、生活所表现的不同方式的爱。当然，被死亡和灾难折磨久了，他们另一方面的东西又会一览无余地表现出来，比如人性中可怕的阴影和黑洞。

活着，更是一种文化精神

这几年那村庄也有一些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所有的人对生命的认识、理解和态度同以前不一样了。他们在活着中给自己找到了特别具体的理由，如大人活着，是为了多照顾孩子几天；孩子活着，是希望能看到父母的笑脸；七八十岁的老人重新下地干活，是为了让儿孙能过得好一些。农民是这样一种情况，灾难降临的时候，他们会痛苦几天，但几天后他们就“认命”、忍耐了，会尽力去面对现实和日常生活，这是他们活着的本能，也是活着的精神，是城里人和知识分子无法具备的生存的能力，也是世世代代留给他们活着的世界观。

实事求是讲，村里的房子还是那些房子，树还是那些树，人还是那些人。但是，他们现在脸上有了一些笑容，因为政府和社会都在尽力帮助他们，都做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工作，他们没有被社会抛弃，尤其对艾滋病的恐慌没有了，对生命的希望增加了。

这个村子位于黄河古道上，在中原东部，属于沙漠区，地里都是沙土，庄稼一年要浇七八次水。但是这个地方没有水源，只能从地下抽水浇地。每家的责任田边都有一个20多米深的小井。往年，到了农耕季节，他们就用手扶拖拉机从地下抽水浇地，但现在有一个问题，这些年柴油疯狂涨价，浇一亩地光柴油费就至少要10块多钱，他们连病都看不起，哪还能负担起这样一笔经济开支？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柴油机发动起来要靠人工，需要很大的力气，一般的男女病人，身上都没了力气，发动不起柴油机。这就导致了普遍的地荒和粮食短缺。虽然政府尽力给患者家庭提供各种帮助，但对农民来说，永久的粮食仓库是在土地里，而不能长期依靠政府。

一家一家的走访过程中，我们发现，当务之急不是哪一家你给他三百五百块钱，而是帮他们浇水种地，解决他们最基本的吃粮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依靠电力。但是村里有照明电，而没有动力电，动力电线要从几里以外架到村里，需要不少钱。再者就是给那些没有井的家庭挖井，给有病人的家买一个小水泵，这样就解决了他们的浇地吃粮问题。这个工程大约需要10万块钱左右。

最初，我希望找家出版社与我合作，共同承担，各出一半钱。没想到，说到将来出书，每家出版社都很高兴，可谈到出资捐助艾滋病村，出版社都“十分为难”。当时春风文艺出版社知道这件事后，他们社长在电话里对我说：“连科，咱们现在不谈出版问题，你想去帮助这样的村庄，我们愿意随时出这笔钱。”后来，《丁庄梦》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上海文艺社也非常爽快地要承担这笔经费，并且说一定要做好艾滋病捐助工作。

现在，钱早就基本到位了，电源线也埋了，变压器也买了，但还有些别的没法说的问题，使这件不大的事情迟迟没有做完。

阎连科：“不是巧克力，而是黄连”

南方周末：你说过，《丁庄梦》在你创作生涯中是前所未有的一部作品。

阎连科：对。比如说《日光流年》、《受活》，那些小说我往往是通过想象走入现实的，这部小说恰恰相反，它是由现实通往想象的。从创作方向上来看，《丁庄梦》偏重写实，使我的小说之根更加深而牢固地植扎于中原这块土地上。

《丁庄梦》重新来关注人情、人性、伦理、道德这些最日常的问题，它就不再单单是一个艾滋病题材，不单单是艾滋人的事情，而是整个人的事情，整个人类共有的问题。

我希望我的小说充满一种刺心疼痛的感觉，充满着对我们这个民族和土地的刺心热爱和关注。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不管我的作品有没有读者，有没有评论家关注，作品本身有多少缺陷，我都不在乎。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丁庄梦》绝对无愧于我个人的良知。这部小说对生命的热爱、重视和尊重，都来自于我的灵魂。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待今天这样一个消费时代的文学写作？

阎连科：今天，我们能够做到热爱文学，但我们却做不到爱人，这是我们今天文学最大的缺点。我们共同缺少的是对人的爱。

最早的时候，当我们大公无私去关爱他人的时候，写了许多假、大、空的虚假的文学作品，给文学带来极大的伤害。但是，今天的文学写作，又走入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完全放弃对他人的关怀，对现实世界发生的一切都视而不见，只沉醉在个人的欢爱、内心中。我们缺乏一种博大的爱和对世界深深的怜悯。

南方周末：你曾经说自己要为“劳苦人写作”，为什么你会有这个追求？

阎连科：文学当然不应该承担过分的责任，这是几十年文学发展的教训，但如果文学到了什么也不再承担时，文学也就不再是文学，而是流行文化。如今劳苦人已经从文学中退了出去。我们从文学中很少能看到对底层人真正、真切的尊重、理解、爱和同情。这个问题在近年的长篇创作中尤为突出，像萧红那样的写作已经几乎绝迹。

作家本身就是劳苦人，但我觉得现在作家是谁都不愿再当劳苦人了，谁都希望自己一夜之间成为贵族，包括我在内，这样的心理也非常严重。劳苦人的写作，当然不是让作家过穷日子，但你精神上必须是和底层人、劳苦大众有血肉关系，和土地有天然的、血缘的联系。总之，我想文学应该百花齐放，但百花齐放时，那花园里不应该没有苦菜、黄连和苦艾吧？我希望我的小说不是巧克力，而是黄连。文学也许不应该成为劳苦人的心声或者传声筒，但应该唤起人们对劳苦人的爱。

南方周末：你是河南人，对现实社会存在的“河南人受歧视”怎么理解？

阎连科：这个话题说白了，就是富人对穷人歧视的延伸和扩展。

今天穷人所处的地位非常微妙，一方面各种媒体和声音都在高唤、高唱对穷人的理解，似乎穷人成了主人翁。另一方面，穷人的地位又丝毫不见改变。河南人受歧视也是如此，说了有十几年了，听说河南为改变河南人的形象做了很多工作，但还是没有大的改观。试想，如果河南如广东、江浙和上海一样富还会有这样的情况吗？为什么巴勒斯坦会出现今天的局面？除了宗教问题，还不就是一个穷字？回到文学上来，文学有没有对穷人的歧视、不尊重？看看我们今天的影视，占据电影、电视屏幕的有几部尊重穷人的戏？你穷，就得受人歧视，惟一的办法就是富起来。

南方周末：网络上有篇博客说你写《丁庄梦》根本就没有去过“丁庄”，你怎么看？

阎连科：那篇《阎连科到底去没去过“丁庄”？》我看了，我想说的就是3点：

一、作者认为我写的艾滋病村就是上蔡县的文楼村，因为他去过那里，而且他去那里时，还听说有个姓“严”的河南作家“住在宾馆采访”，所以，他就怀疑那个“严作家”就是我了。他这样怀疑我不想说什么，我要说的就是我根本没有去过上蔡县，更没去过文楼村，我去的地方是豫东平原。说白吧，就是河南开封的某个地方。那个村不是公布的艾滋病重点村，但村里的艾滋病情况比有的重点村还严重。

二、作者认为，我说我不在村里吃饭是怕给村里添麻烦这个说法，是在作秀。我不知他在哪里看到我不在村里吃饭的话，其实，我和邵先生经常在艾滋病人家里喝水、吃饭、吃水果，非常随便。只是我们去得多了，总那样，是真的觉得给人家添麻烦。有些艾滋病人家庭吃饭都困难，你说我们能总在别人家里吃饭吗？再说，我作秀有什么意义？非官非贵，作秀给谁看？

三、我已经是奔50岁的人了，到了这个年龄，是和谁也不想争什么、吵什么了，今后唯一想做的，就是尽力把小说写得好一些。所以，关于这个问题，到此为止，从今以后我将沉默无言，无论谁说什么，我都不再回应了。

 □本报记者张英

《丁庄梦》故事梗概

《丁庄梦》的故事是从“卖血致富”的狂热气氛中开始的。当时有关部门组织村民卖血，请村里颇有威信的老教师一家家劝说。随后，老教师的大儿子即村长，便成为村里最大的血头。艾滋病暴发后，村长家的猪、羊、鸡都被人毒死了，后来家里10多岁的小男孩在街上也被人毒死了。

老教师到县城开完热病(当地人把艾滋病称为热病)情况通报会回来后，劝说当村长的大儿子给那些患病的人家下跪道歉，避免家人再遭悲剧。但遭到大儿子拒绝，父子关系陷入僵局。后来，为便于管理，老教师把没有孩子来上学的学校腾出来，召集村里的艾滋病患者一起居住，但这个小小的集体却出现偷鸡摸狗、偷情、乱伦等事情。

除了学校这条线索外，老教师的大儿子构成另外一条线索，过去他是最大的血头，现在摇身变成当地“热病委员会”负责人，把政府免费发给病人的棺材转手卖给村民，谋取高额利润；后来他还担任当地的“冥婚”介绍人，给那些死去的男女介绍结婚对象。

小说中还有作者认为“写得很震撼”的一条线，就是那对偷情的男女之间发生的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故事的结尾是，村长配“冥婚”配到最后，是把县长家的瘸子女儿配给自己12岁的儿子，小说中男孩的亡灵多次向爷爷哭诉，愤怒的爷爷操起棍子把自己的大儿子打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