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root卸载是吧:高级领导干部丧失信仰、腐败变质是苏共亡党的最关键因素(作者：朱继东)转载

高级领导干部丧失信仰、腐败变质是苏共亡党的最关键因素

干部丧失信仰、变质是苏共亡党最关键因素

高级领导干部丧失信仰、腐败变质是苏共亡党的最关键因素

　　作为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有着1500万名党员的苏联共产党一夜之间失去统治地位的教训极其沉痛。在2000年12月法新社评出的20世纪共产主义世界的十大事件和新华社评出的20世纪世界十件大事中，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解体都名列其中，可见苏共亡党对世界影响之大。今年是苏共亡党20周年，又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在这特殊的时期，深刻反省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可以看到，苏共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缺乏甚至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最重要原因。因此，在社会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网络时代，深入剖析苏共干部队伍理想信念出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对于我们党避免重蹈覆辙，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苏共中央主要领导干部缺乏甚至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坚定理想信念，增强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咬定青山不放松，真正做到坚定不移、矢志不渝。”这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也道出了领导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的重要性。深入剖析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可以发现，从赫鲁晓夫开始，到勃列日涅夫，再到戈尔巴乔夫时代，苏共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不仅不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更没有为之献身的精神，甚至背离并最终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是导致苏共亡党的最重要原因。他们在顺境时忘乎所以，在逆境中失望消沉甚至迷失方向，甚至被西方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价值观所俘虏，不仅失去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而且在行动上也由屈从资产阶级走到对其公开迎合。
　　1．赫鲁晓夫的现代修正主义为西方和平演变打开缺口。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企图改变苏联社会主义的性质，但也承认只要斯大林在世，这种图谋就无法实现。而苏共党内产生现代修正主义，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特权集团及其追随者主动为西方和平演变打开了一个缺口。赫鲁晓夫上台执政，被美国视为从意识形态上对其施加影响的好机会，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尼克松在与赫鲁晓夫接触后就做出如下判断：“他信仰共产主义事业及其胜利的必然性，但他只是逢礼拜天在理论的祭坛上做做礼拜而已。我很难设想他实际上是否读过马克思的三厚卷《资本论》。在这方面，他与斯大林不同，后者广泛阅读并写下了大量有关共产主义理论的书籍。”正是建立在这种看法的基础上，斯大林逝世后，美国以赫鲁晓夫为重点进行了一系列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演变并取得了极大成功。
　　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标志是他在苏共二十大即将闭幕时作的“秘密报告”。1956年2月25日，苏共二十大最后一天的凌晨，1340名会议代表被紧急召集到会议大厅，由赫鲁晓夫作了长达4个小时题为《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这份存在着严重失实的“秘密报告”在评价斯大林时采用了抽象肯定、实际上全盘否定的方法，处处把领袖作用同政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对立起来，不仅使用对敌斗争的语言，还多处捏造事实攻击、诋毁斯大林，导致人们对斯大林的崇拜被彻底打破，开始对苏共和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再加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宣传的影响，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开始出现。在一些公开场合，斯大林的画像被当众扯下撕碎；在一些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出现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活动；在游行活动中，有人喊出了“打倒共产党”、“打倒苏维埃”的口号。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包括西方共产党在内的整个共产主义世界。俄罗斯科学院历史学博士博卡列夫在《苏共二十大与地缘政治》一文中指出，苏联解体的客观基础是苏联人民缺乏团结统一的价值体系，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团结统一的价值体系被破坏的开端。这个报告损坏了使苏联人民紧密团结的领袖形象。自从赫鲁晓夫开始，从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十月革命、丑化社会主义国家，到鼓吹美苏合作、大国沙文主义、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再到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提出“全民党”、“全民国家”的一系列做法和宣传鼓动，都在从理想信念、意识形态上瓦解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延续了赫鲁晓夫的错误。他上台伊始，便声明坚持苏共二十大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同时理论界继续出现“非斯大林化”的思潮，使苏联在表面强大的现象背后开始悄然走向崩溃的边缘。
　　2．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掘墓人。1985年3月11日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更是再度掀起了“重评斯大林”运动，不仅规模大、范围广，而且涉及文化传统、历史条件、政治制度、经济基础等多方面，从对斯大林个人的否定发展到对整个党的否定，从对斯大林时期的否定发展到对苏联70年历史的否定，从对斯大林体制的否定发展到对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他们以“兵营社会主义”、“粗陋社会主义”和“行政官僚的社会主义”来描绘苏联社会，所谓“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体制”被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代名词遭到批判和否定；戈尔巴乔夫更是把十月革命开创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极权官僚式的社会主义”，“已经遭到战略性失败”，并认为这种制度延误了国家的“革新”，是苏联遇到的一切困难的根源，应该彻底否定。
　　1987年11月，已经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戈尔巴乔夫应美国出版商之约出版了《改革与新思维》一书，阐述了所谓“新的政治思维和对外政策的哲理”，其基本准则就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戈尔巴乔夫还宣称：“新思维”既是针对国际政治问题的，也是针对苏联国内问题的，是为了指导处于社会主义建设急剧转折时期的苏联改革。1988年，戈尔巴乔夫会见奥地利共产党领导人时又说：“新思维不是玩弄新名词，而是理论上和政治上必须遵守的最高原则。”由此不难发现，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提出，目的就是用它来否定、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成为苏联党和国家内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就这样，“新思维”不仅成为苏共推行改革的指导思想，而且在“新思维”的指引下产生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和纲领。
　　作为《改革与新思维》的重要产物，“多元化”更是直接导致了苏联社会传统意识形态走向变异和崩溃。由于戈尔巴乔夫主政后对意识形态领域的调整和改革是采取递进式办法——先提出“意见多元化”、“舆论多元化”，最后才提出“意识形态多元化”，麻痹了不少苏联共产党人的思想。直到199O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公开放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根本原则，人们才意识到“新思维”的实质就是要放弃、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苏共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不仅不再信仰共产主义，而且公开背叛马克思主义，成为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掘墓人。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用“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取代苏联原有的制度，实质上就是在苏联进行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
　　3．更多苏共高级领导干部也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仅是最高苏共领导人，越来越多的苏共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也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甚至背叛了党。例如，身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叶利钦以及苏共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宣传部部长雅科夫列夫等苏共高级领导干部，不仅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坚定的信仰，甚至已经成为思想上的反对派乃至苏共的掘墓人。叶利钦在1990年6月12日将《俄罗斯国家主权宣言》提交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表决，在走向独立、摧毁苏联的道路上跨出了第一步，给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树立了极坏的榜样。1990年底以后，叶利钦在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苏联制度、否定苏共的同时，毫不掩饰地表达对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以其为代表的自由派势力，主张苏联应利用大好的历史时机，参照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式，对旧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主张要全面学习和照搬以美国为代表的大西洋资本主义文明，移植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模式，走一条彻底的西方资本主义化道路，使俄罗斯尽快融入西方文明世界。1991年夏初，首次访问美国的叶利钦在纽约一所大学的演说中公开宣称：“俄罗斯已经做出了自己最终的选择。俄罗斯不会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会走共产主义道路，它将走美利坚合众国及其他西方文明国家走过的那条文明之路。”
　　苏共错用、重用的一批非马克思主义者和政治上的投机钻营之徒、野心家、阴谋家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等于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颠覆了苏共的根基。这些人的言行不仅影响恶劣，更导致大批党员思想混乱、信仰迷失，对党的前途失去信心甚至背叛党，导致党的威信急剧下降并最终为人民所抛弃。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李慎明主持的“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研究”课题组经过多年深入调研分析后认为，苏联解体有着多种原因，但苏共的蜕化变质是根本的原因。课题组强调：苏共垮台、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在于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二、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干部信仰迷失甚至反共敲响警钟
　　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也是无产阶级执政党巩固执政地位的强大思想保证。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苏联本是一个重视意识形态的国家。在这个国家和社会里，马列主义对执政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指导作用。所以，以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的历届苏共中央领导人都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和整个国家、社会的指导地位，并且由党的第二把手分管意识形态工作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但由于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干部“僵化”或“西化”，导致意识形态领域或死气沉沉或乌烟瘴气，尤其是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高级领导干部雅科夫列夫等思想都严重“西化”。雅科夫列夫甚至是一个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使得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导致全党、全国人民理想信念的混乱乃至迷失。
　　1．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干部思想“僵化”导致信仰迷失。在斯大林时代，由于当时的复杂环境和特殊原因，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干部思想“僵化”现象比较突出，其中以“僵化”著称的苏联20世纪40年代意识形态领导人日丹诺夫就是代表。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相继去世，苏共中央领导层多数来自经济和组织部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有限，理论素养不高。到了赫鲁晓夫主政的20世纪60年代前后，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组织领导水平下降情况更加明显，虽然形式上一直保留着党的第二把手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传统，但思想理论工作干部经常受到经济工作和干部工作领导人的蔑视，社会思潮中对物质奢华和生活享受的追求也排挤了理论的思考和思想的对话，导致社会上排斥理想信念思潮的出现，不少党员和群众感到信仰迷失。
　　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害怕出现赫鲁晓夫所谓“新闻改革”带来的混乱局面，苏共摒弃了赫鲁晓夫的思想和做法，把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倒退到20世纪30年代的水平，将“斯大林模式”凝固化。而勃列日涅夫的思想又决定了主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干部的思想，使苏联的新闻事业和舆论环境又回到斯大林时代的“僵化”境况。“僵化”导致了意识形态领域空话套话连篇累牍，形式主义愈演愈烈，让人们感到厌烦，使得在苏共对意识形态的高度控制和对新闻的严格管制的表象下暗流涌动。
　　2．思想“西化”非常严重的盖达尔党内外影响非常恶劣。戈尔巴乔夫时期，负责意识形态领域一个方面工作的盖达尔以“西化”闻名。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经济系、具有博士学位、崇尚资本主义制度的盖达尔，是戈尔巴乔夫的“小校友”，人称“芝加哥小男孩”、“完全美国化了的专家”、“市场改革派核心人物”，他所代表的一批青年学者的理论主张是：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他们心目中的市场化就是建立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民主化就是实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而美国经济学家研究了这些年轻人的主张后发现，“盖达尔”们接受的不过是19世纪最简单、最天真的自由主义观点。
　　盖达尔大学毕业后先后负责苏共中央最重要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人》杂志和苏共主要报纸《真理报》经济部，中央党刊、党报负责人的高位使盖达尔成为苏共意识形态机构中有影响的人物。但由于他既没有任何生产和行政工作的经验，也没有对苏联经济社会生活的深刻了解，再加上不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只是把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的东西当作法宝，成为被公认的思想“西化”非常严重的人。盖达尔后来在他的《国家与变革》一书中坦白道：“共产党的权贵们自愿地成为共产主义的‘掘墓人’，他们期望在共产主义的葬礼上发财致富。”这种人的影响之恶劣可想而知。
　　3．雅科夫列夫摧毁了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理想信念大厦。曾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宣传部部长的雅科夫列夫是苏共掌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人物，也是戈尔巴乔夫的“密友”和“军师”。然而，他不仅不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反而对资本主义赞不绝口，实际上就是一个隐藏在苏共内部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这样的人掌管苏共意识形态工作，可想而知会是一个怎样的混乱局面。在戈尔巴乔夫实行改革的头几年，雅科夫列夫通过对戈尔巴乔夫施加影响和利用负责领导宣传舆论工作的权力，力图改变苏共性质和毁掉苏联社会制度。尤其是在掌握了苏共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大权后，他开始四处作报告、发表讲话或撰写文章，鼓吹所谓“民主化”和“公开性”。在雅科夫列夫的主持下，1986年至1988年间，苏联一批最有影响的报刊先后被“新人”接管，如《消息报》、《星火》画报、《莫斯科新闻》、《共青团真理报》、《莫斯科真理报》、《莫斯科共青团员报》等。苏共《真理报》、《共产党人》杂志、《经济报》等报刊的编辑部也大幅度调整，其中苏共机关最重要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人》杂志的主编、有着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的科索拉波夫被解除职务。此后，这些在全苏很有影响的主流报刊煽风点火、左右舆论，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充当马前卒。
　　面对敌对势力对马克思主义、共产党肆无忌惮地攻击，苏共一些领导人也曾感到事态严重，要求召开中央会议讨论党和国家的形势，对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予以反击。而雅科夫列夫却说：“值得这样吗……改革正在正常地进行着。这是过渡时期不可避免的困难，不要这样不安。”由于雅科夫列夫利用负责领导宣传舆论工作的权力力图改变苏共性质和毁掉苏联社会制度，媒体主动或被迫按照其意志行事，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竟成为苏共媒体的主要工作。
　　从1990年冬季起，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雅科夫列夫原形毕露，不仅在1991年8月6日宣布退出苏共，而且支持叶利钦，同谢瓦尔德纳泽等人组建“民主改革运动”公开反共。雅科夫列夫后来在其代表作《一杯苦酒》中对资本主义赞不绝口、顶礼膜拜，认为“资本主义带来了实用主义的伦理。在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中体现了崇高的理想主义，它依据的是清醒的、脚踏实地的现实考虑”，再次暴露出其本来面目。
　　三、更多高级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并腐败变质加速苏共走向灭亡
　　邓小平同志说过：“第一位的事情是要认真选拔好接班人。”这道出了党选拔具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领导干部的重要性。斯大林有句名言：“在制定了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后，党的干部就成为党的领导和国家领导的决定力量。”但遗憾的是，在苏共中央主要领导的纵容甚至带动下，苏共领导层中越来越多的人丧失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并腐败变质，导致苏共亡党。
　　1．苏共领导层中不少人丧失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潮盛行。20世纪80年代，苏共领导层中的绝大部分人已经开始追求物质享受。随着享有特权的不断增多，他们深切感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使他们不能够积累大量财富，也不能够合法地把这些财富转移给他们的子孙。这些特权阶层的领导干部大都受过高等教育，具有专业知识，他们意识到如果苏联继续进行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他们的特权就会受到更多的限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甚至认为，如果苏联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就可以凭借手中的特权攫取苏联规模巨大的国有资产。正因如此，这些苏共高级领导干部表面上不断重复党的文件和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上的理论、观点，但实际上却自私自利、贪污腐败和脱离人民。他们认为实行私有化的改革方案对自己最有利，不仅可以实现个人财富的更快增长，而且还能让子女合法地继承财富和权力。
　　1980年，苏联一位侦缉人员买了一批鲱鱼罐头，打开后发现里面装的竟是价格昂贵的鱼子酱。经过艰苦的调查，案情终于大白——原来是苏联渔业部的一批官员与某公司达成秘密交易，把索契和阿斯特拉罕两地生产的鱼子酱装入贴有鲱鱼商标的罐头运往国外。负责销售的西方公司用买鲱鱼的价格买下，然后倒手销售，再从巨额赢利中拿出一部分为苏方参与者存入瑞士银行。令人震惊的是，这种倒卖活动竟持续了10年之久，涉案人员涉及渔业部副部长和外贸部、食品工业部、太平洋舰队等部门，人数多达300余人。因此，当戈尔巴乔夫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和纲领并进行关于政治体制的公开争论时，这些特权阶层立刻暴露出本来面目，他们梦想自己成为资本家，达到在自己政党的葬礼上发财致富的目的。这正是造成苏共亡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和惨痛教训。
　　2．盲目追求领导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埋下祸根。当代意识形态的冲突有很多政治化因素，最大的莫过于突出了核心价值观的较量。虽然苏共推行领导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曾对国家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戈尔巴乔夫时期却忽视了干部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政治素质，选拔出来的于部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坚定的信念，背离了党的宗旨，抛弃了人民的利益，甚至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的反对派，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本文前面写到的盖达尔和雅科夫列夫就是两个典型例子。此外，由于过分注重海外背景、高学历等，使得一些在海外留学时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甚至同苏共离心离德的人走上领导岗位。这一切都为苏共亡党埋下祸根。这些人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塞入其“西化”的私货，试图渐进潜行地把改革引入事先设计好的陷阱。正是在这些“精英”们的全力支持下，叶利钦得以用和平方式迫使前苏联解体。
　　苏共盲目追求领导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埋下祸根得到了更多印证。1991年6月，美国一个社会问题调查机构在莫斯科做了一项调查，调查对象是掌握着高层权力的党政要员。调查采取特定小组讨论的方式，一般要同调查对象进行4~5个小时的谈话，以通过谈话确定他们的思想观点。结果显示，大约9．6％的人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们明确支持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模式；12．3％的人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观点，拥护改革，并希望社会主义实现民主化；76.7％竟认为应实行资本主义。苏共的干部队伍内竟有那么多的人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实在令人震惊。这也证明，是苏共领导干部阶层背离人民并葬送了自己的党和国家。
　　3．主要媒体领导权的丧失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变得更混乱。在苏联演变过程中，西方国家积极扶持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者控制苏联各种新闻媒体的领导权，这些本来应该是党的耳目和喉舌的媒体纷纷站到了苏共的对立面，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已成为苏共的反对党，以致反苏共的宣传在全社会大肆泛滥，严重动摇了人们对苏共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大大加速了苏共亡党进程。
　　1990年6月12日，戈尔巴乔夫批准的《新闻出版法》宣布“新闻自由”，使苏联新闻体制和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该《新闻出版法》规定，取消新闻审查制度，各种组织和私人均有权办报，并扩大办报人的自主权。这实际上纵容了反对派报纸的大泛滥，加上雅科夫列夫更换了各大报刊的领导人，使混乱局面有增无减。以《真理报》为基石的苏联社会主义党报体系受到沉重打击，《莫斯科新闻》、《文学报》及隶属于最高苏维埃的《消息报》等许多机关报刊纷纷抛弃机关报性质宣告“独立”。《消息报》甚至长期批评苏共和苏联政府，支持各地的“民主派”和民族主义者。在这样的背景下，媒体迅速掀起了一股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暴露苏联社会阴暗面、贬低苏联70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狂潮。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者控制的新闻媒体在“重评斯大林”运动中更是把挖掘历史、揭露斯大林时期的阴暗面作为吸引读者的手段，加之右翼势力乘机推波助澜，掀起一股步步深入直至全盘否定苏共历史和苏联领导人的浊浪。苏共党员的思想被搞乱了，苏联人民的思想被搞乱了，当人们逐渐失去对党和国家的信任，失去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人们的精神支柱轰然坍塌。从1989年1月到1991年1月短短两年时间内，就有290多万苏共党员声明退出党组织，留在党内的党员也大都对党失去了信任。
　　不仅报刊成为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阵地，电视台也不甘落后。1990年7月15日，戈尔巴乔夫发布关于电视和广播民主化的总统令。反对派极力挤进电视台成为其领导人并且要求直播，以便摆脱控制和剪辑。反对派通过电视直播，合法地将各种反苏、反共的声音传遍全国，苏共的党代会和后来全程电视直播的人民代表大会也成为反对派的重要舞台。实际上已呈垄断之势的所谓开放传媒和自由竞选运动，进一步加剧了苏共的信任危机，并由此成为政治上和组织上全盘否定苏共的开端。因此，正是媒体领导权丧失造成媒体失控导致的舆论一步步瓦解、摧毁了苏联意识形态大厦的根基，掏空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系和理想信念大厦，加速了苏共亡党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