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边境在哪里:杨尚昆回忆录3

总结工作的党员大会是例行的，但这一次却不寻常：第一，它是在联共党内正
在开展反对托派和右派联盟的紧张气氛下召开的；第二，米夫和支部局想借这个时
机同“第二条战线联盟”摊牌，所以特地请莫斯科区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到场讲话，
共产国际远东局也派人参加。在这样的状况下，霍秋白没有应邀出席，而派张国泰
到会做代表。王明已在3月间回国，但他和米夫长期以来对中共代表团散布的流言蜚
语，却早在群众中煽起了对立情绪。我和博古担任这次大会的翻译。
    会议开始后，区委书记在讲话中全力维护支部局，说它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
对“第二条路线联盟”进行批评。李剑如和余笃三气愤不过，很不理智地当场起来
抵制，会场秩序混乱，不但打断了区委书记的讲话，还不让博古和我翻译下去，张
闻天也遭到大家的反对，沈泽民几乎被赶出会场。共产国际的索里茨，在大会的第
二天讲话，他严厉批评李剑如等：你们在这里，在莫斯科，无论说得多么好听，都
不能完全说明你们是好样的。你们必须在中国，在流血斗争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才能证明你们是真正好样的。不是这里，而是那里！
    大会对支部局的工作辩论了10天，最后只好付诸表决。李剑如等的鲁莽行动，
既激怒了共产国际监委会，又失去了许多群众的同情，但即使这样，多数党员宁肯
采取中立，也不愿支持支部局。拥护支部局的只有90票，仍占少数。会后，联共中
央派人调查，因为米夫和王明排除异己的活动是打着反托派和反右倾的旗号进行的，
所以调查报告虽然对支部局日常工作中的许多缺点作了批评，在政治路线上仍给予
肯定。这次斗争，表面上是支部局胜利了。暑假后，米夫却被去职，由原莫斯科大
学的校长威格尔接任中山大学校长。

清党运动

    我们在达那英卡海滨度过暑假后，回到中大，学校的清党运动就开始了。
    米夫离开了学校，但共产国际东方部仍然管理着中大。10月，支部局调整组织，
博古转到中国问题研究所去了，我可能因为人缘比较好，被选为支部局委员。从19
29年10月到1930年底，我不读书了，主要搞社会工作。当时，支部局成员正职都是
苏联人，书记是苏联人托景，米夫派，他操纵一切。组织部长是贝尔钦，副部长王
云程、朱阿根，宣传部长希季饮，夏威和我是副部长。我分工安排上党课，请教师，
办支部局的墙报。王明走后，张闻天和博古也不在支部局了，但是这条线还在，张
闻天和博古同米夫主持的东方部有直接联系。延安整风时，博古说：我虽然不在支
部局，但不在其位，必谋其政，主要是通过写文章，当翻译。张闻天主要是在思想
理论方面支持米夫和瞿秋白等论战。
    领导中大清党运动的三人委员会是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林组成的，主任委员柏
烈仁是1905年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曾任红军总参谋部情报部长。另外两位，一位
是监察委员，一位是曾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维经斯基。区委的俄国人和支部局
的委员都没有参加清党委员会，在非常紧张的气氛中，柏烈仁讲话的矛头针对着中
共代表团负责人瞿秋白，指责他政治上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富农路线，在
中大学生中培植派别势力。这在学生中造成一种空气，凡是过去不支持支部局而和
中共代表团接近的，都将受到追究，他们因此愤愤不平。瞿秋白弟弟景白一气之下，
把联共的预备党员证书交还支部局。第二天，他失踪了。
    1930年5月，米夫向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宣读了共产国际执委
会政治委员会作出的决议案，声称：李剑如、余笃三已“走到实际上与托派联盟的
道路”，中共代表团须担负“部分责任”，“中共代表团的多数（瞿秋白、邓中夏、
余飞）领导了李剑如、余笃三派的活动”，政治委员会“以坚决的态度谴责中共代
表团”，“并请中央以必要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分”。这是对瞿秋白等三人下逐客
令。他们被迫来中大作检讨。为什么决议案没有点其他两位代表团成员张国焘和王
若飞的名呢？原来，张国焘向米夫低头了，他在《申明书》中诬陷瞿秋白“拉帮结
派”，甚至把驻少共国际的代表陆定一也拉在一起，说他们都是反共产国际的。张
国焘搞了这一手，共产国际就信任他了。王若飞那时被诬为有“托派嫌疑”，正在
列宁学院受“清党”的考验。后来，共产国际要中共代表团统统回国。

清党的第二阶段是停课搞人人过关。由柏烈仁坐镇，中国学生逐个地在大会上
“过筛子”，从个人历史讲到现实斗争中的立场，不会俄文的有人翻译。讲完后，
台下200多党员都可以向你提意见，揭发，追问，和“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
斗争会差不多，只是没有弯腰、低头和“喷气式”，直到没有人提意见了，就算Pa
SS。提意见和通过的关键，是看你是不是紧靠学校支部局。紧靠的，就保护你过关；
半靠的，特别是不靠的，就揪住不放，进行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是拥
护支部局的，清党委员会对我的结论是：出身不好，但基本立场正确，派回国内做
实际工作。清团的工作和清党同时进行，如法炮制。结果，全校有百分之五六十的
学员被扣上托派、托派嫌疑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右派等政治帽子，有的开除党团
籍，有的送到工厂农村劳动改造，还逮捕了30多名“主要分子”。霍秋白的爱人杨
之华被送到工厂劳改，陆定一的爱人唐义贞，沈泽民的侄女沈莲春。我的爱人李伯
测都被开除团籍。这些“结论”，成为王明上台后推行宗派主义干部路线的重要依
据。
    李伯钊为什么被开除团籍呢？她4岁丧父，靠母亲抚养长大，8岁进小学，13岁
考入四川省立女子师范，第二年加人共产主义青年团，五卅运动中被开除学籍，从
此离开四川到上海，参加革命。因为她的父亲曾经在四川山区的一个小县里做过一
任县官，所以她被划为“阶级异己分子”，又因为她在学校内开展文娱活动时，接
触的同学很广泛，又说她同托派有“联系”。她感到无奈。我和伯钊新婚不久，她
就受到这样无端的政治打击，按当时的风尚，我应该同她离婚，“划清界限”哟！
但我没有。你开除她的团籍，反正我相信这个人。开除团籍后，伯钊先到莫斯科五
金厂学车工；不久，转到红十月纺织厂。1930年夏，周恩来同志来到莫斯科，任务
之一是处理中共代表团在解决中大问题上同共产国际产生的分歧。他到中大来向留
学生作报告，并且建议：在各工厂劳动的女同志可改去红军医院，学习护理技术后
回国工作。伯到等 100多人便转到红军医院。一个月后，她请求回国，到苏维埃区
工作。我俩的想法不谋而合，只是中大的清党正进人对学员的鉴定阶段，我被留下
来继续做翻译工作。我们只好暂时分手。1930年底，她背着“阶级异己分子”和
“托派嫌疑”的政治包袱离开莫斯科，直到1936年红军长征结束，她才被吸收人党。
每当说起这段经历来，她总是很难受！
    中大停课清党，先后闭了100多天。1930年秋，清党结束。中大宣布停办。瞿秋
白等随恩来同志回国。这以后，中共中央便没有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直到1931年
9月，才恢复由王明负责的中共代表团。

给少奇同志当翻译

    中大停办前，我已考人中国问题研究所当研究生。研究所是米夫任校长时创办
的。共产国际东方部向它提供大量中国问题文件，研究所定期向东方部提交研究报
告。学校停办后，研究所并人莫斯科共产主义科学院。我仍住在原中大的宿舍。
    1930年7月，刘少奇同志率中国工会代表团到莫斯科来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
代表大会，成员有：陈郁、梁广、安源路矿工会的蔡树藩、粤汉铁路工会的马辉之、
京汉铁路工会的杨汉生，以及上海女工戴重远等。他们住在柳克斯公寓。我担任代
表团的翻译，殷鉴管理生活。大会 8月15日开幕，27日结束，少奇同志当选为职工
国际的执行局委员，会后留在职工国际工作。此后，每周召开一次例会，都由我陪
同他出席。职工国际执委会总书记是洛佐夫斯基，苏联人，大革命时来过中国。
    少奇同志在职工国际工作两年，我给他当翻译只有半年。在这期间，有几件事
在记忆中印象很深：
    第一是关于工人运动的路线问题。当时，职工国际强调各国要在黄色工会里搞
“赤色反对派”，夺取工会领导权。少奇同志有不同看法。当时，中国合法存在的
工会中拥有170多万会员，赤色工会会员不到5万人。在中央“左”的指导思想下，
每逢革命纪念日，都要组织工人罢工，搞飞行集会，示威游行，不但使群众过分疲
劳，还常遭到不应有的损失。少奇同志主张：中国的工会工作主要是利用公开、合
法的方式进行，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既要密切结合，又要严格分开，以积蓄力量，
减少损失，反对不顾条件地搞罢工，搞冲厂，搞飞行集会，反对把自己孤立起来。
但他的正确意见不被采纳。他写过一篇谈这个问题的文章，我们替他译成俄文，准
备在赤色职工国际的刊物上发表，但是没有被通过，人家不登。在参加赤色职工第
五次代表大会时，他不同意大会的决议草案，另外起草了一个决议草案，提交会议
讨论。这就惹恼了洛佐夫斯基，指责少奇同志是向大会提“反决议’，“反提纲”，
同国际对立。在当时，这是反托洛茨基和右派时使用的语言，是很吓人的。
    第二是工作作风问题。执委会里有一些小国的代表，如拉丁美洲各国，他们没
有带翻译，而执委会发的文件材料都是俄文的，不替他们翻译，也不准他们带翻译，
因此他们提出批评。洛佐夫斯基大为不满，说：你们这些人是本国工人阶级派来向
苏联学习的，不是来检查苏联的官僚主义的，不要辱没你们国家工人阶级给你们的
使命。少奇同志对这种傲慢的指手划脚的作风，当即起来发言，委婉地提出批评。
结果，回国时就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中大停办后，我早就请求回国工作，共产国际把我留得很久。后来，苏方要同
我签约，到格别乌那里去工作，为期3年，中间不准离开，还有很多条件。我说我要
回国，去做实际工作。他们一再说服，我不答应，无论如何不答应。
    1931年元旦刚过，共产国际通知我和张闻天回国。从莫斯科回中国，当时有东
西两条路线：西路，取道欧洲，坐外国邮轮回国。那时蒋介石“围剿”苏区的战争
方酣，共产党人只能打扮成富商或旅欧留学生成行，这比较安全，但费用很贵。19
30年2月，博古回国和后来周恩来夫妇回国都走这条路线。东路是坐西伯利亚铁路的
列车。国际列车设备豪华，挂有餐车，大约9天可以到满洲里。普通的快车，行程1
2天，又没有餐车，只能自己带一路上需要的食品。张闻天原来想从欧洲回国，因为
护照没有办成，就和我一起坐普通快车回国。

                               旅莫岁月的反思

    我在莫斯科 4年。开头的一年半，真正在中山大学坐下来学习，懂得了些马列
主义，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也受到教条主义的影响。从1928年下半年到中大停
办的两年间，校内斗争迭起，秩序混乱，我有相当一部分时间在做社会工作，包括
当翻译。
    在多年后，回顾这段历史，我有以下几点想法：
    第一，关于中山大学的办学方针。
    中山大学办了5年，学员先后有IAn多人。前3年是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包
括共青团）选派的学员各占一半；后两年，国共分裂，由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转化
成为共产党的干部学校。总的说，学员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共约占三分之二。
他们在学校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接触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生活。
开设的课程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形态发展史、俄国革命运动史、
列宁主义。俄文等。课余活动也很活跃，李伯到就和陈微明（沙可夫）组织课余的
文艺小组演出过合唱和话剧等。很多同志在回国后，成为献身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
革命家。不少人在战场上、监狱中和刑场上，为人民事业流血捐躯。特别是大革命
失败后，在那种险恶的环境下，学校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批重要骨干，帮助他们学
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谈到中山大学，应该采取分析的态度，对这一方面
应该有恰当的评价。但是中大的办学方针确实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
    一是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讲马列主义，而不强调应用，不联系中国的国情；
课程的设置，同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明显地脱节；讲革命经验，言必称苏俄，就是
以城市暴动为中心的模式。特别是国共分裂后，中国由国民革命转人土地革命，革
命的对象、动力、道路、策略都起了变化，但是，学员连中共八七会议的精神，朱
毛红军上井冈山开展游击战争等重大事件都不清楚。学员在学习后回国从事实际工
作就遇到许多困难，并且容易形成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倾向。
    二是学校的领导把中国共产党排除在外。中山大学前期还有国民党的代表，说
是共同管理，后期却没有中共中央的代表参与管理。党的六大后，驻共产国际的中
共代表团成立，负责人溜秋白是政治局委员，但是，米夫不允许他过问中大的事，
即使是受中共中央委托的，米夫也认为是向中大“争夺领导权”。后期并将中共旅
莫支部撤销，党员一律编入联共支部，降为预备党员，受莫斯科区委领导，连中共
一大代表董必武和何叔衡也不例外。学员结业时的政治鉴定、工作分配，一概不许
中共代表团插手，使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学习期间同中国党中断了联系，而日常
组织生活又完全卷人苏联内部的政治斗争。米夫实际上是企图培训一批政治上绝对
听从共产国际东方部和联共的中共新领导人。
    三是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形而上学和组织上的培植宗派。在反对托洛茨基派的斗
争中，把所有渴望总结大革命的教训、对斯大林倭过陈独秀不满的中国党员一律给
予打击，甚至制造“江浙同乡会”之类的假案，独断专行，排除异己，搞残酷斗争，
无情打击。最后，竟迁怒中共代表团。教条主义宗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米夫
和王明培植起来的。当然，抵制教条宗派的学员，由于政治水平和素质不同，确有
感情用事甚至某些不理智的举动，但矛盾的主导方面，无疑是掌握学校领导权、培
植宗派的米夫和王明。
    尽管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在中山大学的办学方针上，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这
里也都有历史局限性的问题。我们不可能要求他们对复杂曲折的中国革命，有系统
的现成的经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使之中国化，仍要靠
中国人自己通过革命实践来解决。
    第二，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这是一个事实问题，不是理论问
题。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当事人和党史界一直有争论。1980年，中共中央党史资
料征集委员会曾邀请19位当年中大的学员开过一次调查会，会上达成的共识是：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说法，不能准确反映王明教条宗派的形成、发展和分
化的实际情况，也不能说明它的性质和危害，建议今后不要再使用“二十八个半布
尔什维克”这个专用名词。我是出席会议的成员之一，同意这个建议。具体地说，
当时确有以王明为核心的教条宗派，主要是指一部分靠近中大支部局的党员，在政
治立场和思想情绪上比较一致，但是，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成员。所谓“二十八个半
布尔什维克”，只是别人对他们的一种笼统的说法，所指的人也不尽相同，谁也没
有列出过一个确定的名单来。有人说：1929年夏，在支部局召开的总结大会上，最
后表决时只有28名党员拥护支部局，因此得名。这根本不是事实。那次党员大会上
的表决，支持支部局的共有叨多票，另外还有30票是苏联人，但仍居少数。以吴玉
章同志为例，他本来对支部局工作“有许多意见”，后来支部局委员夏曦告诉他说：
现在有人要利用工作中的缺点来反党。并向吴老提示：我们首先要说支部局的路线
是正确的，然后批评工作中的缺点。吴老说：“有这样一回事吗？要反党我就不赞
成！”他在总结大会上的发言就持这个态度。但吴老决不是宗派分子。教条宗派的
基础是错误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情绪，所以它是可以分化的。以后的历史证明，王明
的教条宗派经过多次分化，经延安整风分清路线后，这个宗派就不存在了。我认为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流传很广的说法不合事实，也不准确。应当说：确
确实实有王明教条宗派，但并没有什么“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还有人说“二
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半个”是指一名共青团员，年纪很轻，所以称为“半
个”。这更经不起推敲。因为参加10天总结大会的是党员，团员不参加，更没有表
决权。
    第三，米夫和王明在学校中培植这个宗派是有政治野心的。米夫是想在中国党
内安插亲信，王明则想借机在党内夺取最高权力。1927年来武汉时，米夫就向陈独
秀推荐王明，没有得逞。据周恩来同志说：六大选举期间，米夫在筹备选举的委员
会上说过，中国党负责人理论上很弱，现在有些较强的同志如王明、沈泽民等，暗
示可以提拔他们参加中央。当时没有什么人理他。这就是后来中大学生中流传米夫
要提拔王明当中央委员的原因。延安整风时，张闻天同志也说过，王明在六大想活
动一个位置，好回中国去。1931年1月，在党的四中全会上，米夫一手操纵，将没有
实际工作经验而在会前并非中央委员的王明，一步跨进政治局。足见米夫培植亲信
的苦心。但不能因此认为，凡是在中大支持支部局、受教条宗派影响的人都有政治
野心。应当说，他们的动机是很复杂的，有的是出于对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的信任，
有的是限于组织纪律的约束，有的是政治上受蒙蔽，不可一概而论。但是，怀有政
治野心、至死不服从真理的王明，将永远遭受历史的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