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爹冰激凌店普通下载:佛教史（四）

第十章  佛教的消长变化和多元化发展（下）（公元11世纪一）

第一节  朝鲜民族佛教的形成及发展

高丽王朝的中后期（12世纪初至14世纪末）形成以曹溪宗为代表的民族佛教宗派，对此后以至现在朝鲜佛教的发展有决定性影响。公元1392年高丽都统使李成桂发动政变，废国王自立，迁都汉城，改国号为朝鲜，史称李氏朝鲜，简称李朝。李朝同高丽不同，历代国王基本奉行崇儒排佛的政策。但因为佛教已有长期流传的历史，深入民间，不仅简单易行的弥陀净土信仰和各种祈福攘灾的佛教十分流行，而且融会华严宗、禅宗和净土念佛法门的曹溪宗也相当流行，并且有所发展。

一、高丽王朝中后期佛教概况

与前期相比，中后期历代国玉更加崇奉佛教。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受菩萨戒，经常读经拜佛。常请禅僧说禅，设百座法会请僧讲经，举办各种修忏法会，或求雨，或祈福消灾，或求国泰民安，公元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北方契丹3次入侵，11至12世纪之交，女真入侵，13世纪，蒙古前后6次入侵。

在这种情况下，笃信佛教的国王一再到寺院设供，举办法会，甚至发愿和实施雕印《大藏经》，祈求佛菩萨和善神的佑助，击退外敌，国王滥建寺院，度良民为僧，向寺院施舍大量土地财物，对国家财政构成严重危胁。忠宣王五年（1313）让位于忠肃王，自为“上王”，每天饭2千僧，点2千灯，5日可饭僧1万，点灯1万，称之为“万僧会”。浪费之大由此可见。

由于佛教势力急剧膨胀，僧侣在政治上的影响也增大。

仁宗（1123—1146在位）宠信的僧人妙清，权势很大，最后谋反，遭到朝臣杀害。恭愍王（1352—1374在位）宠信僧人遍照（辛旽），让他参与国政，权力倾朝，“百官诣门议事”，后以“谋逆”罪被朝臣处死。此外，在明宗（1171年）和高宗时（1217年）都发生僧人武装暴乱事件，人数成百上千，被杀的很多。

关于高丽中后期社会上流行的佛教宗派，史书上有所谓“五教二宗”的说法。但具体所指，有不同的见解。常见的说法说：“五教”包括戒律宗、法相宗、法性宗（三论宗）、圆融宗（华严宗）、天台宗；“二宗”指禅寂宗（禅宗）以及新成立的曹溪宗（也属禅宗系统）。但在一般书中，“五教二宗”往往是整个佛教界的代称，如元宗二年（1261）“设五教法席于内殿”，十四年（1273）“幸贤圣寺，集五教两宗僧徒”，恭愍王十九年（1370）“设工夫选，大会两宗五教袖子”①等等。“五教”简称“教”，指禅宗以外的以佛教经论为依据的宗派，“二宗”简称“宗”，指“教外别传”的禅宗。

为选拔高级僧人指导传教和管理僧尼事务，从高丽初期就开始设置僧侣考试制度，至宣宗时（1084—1094）制度已达完备。一般称此为“僧科”。僧科仿进士科举制，每3年一选，试以佛教经、论。到高丽末年以至李朝时期，禅宗僧则试以《景德传灯录》及高丽慧湛的《禅门拈颂集》；教宗僧则试以《华严经》及《十地经论》。通过僧科考试，僧人可得到不同的阶位。禅宗的法阶有大选、大德、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禅师、大禅师；教宗的法阶有大选、大德、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首座、僧统。全国最高的僧官是“王师”和“国师”。王师与国师必须从上述禅宗的禅师、大禅师和教宗的首座和僧统中任命。

高丽的僧尼管理制度是仿照唐宋而建立的。新罗时期已设僧官，高丽王朝继承并有发展，设左右街僧录司统摄僧众，主管一切佛教事务及宾馆威仪的事情。僧录司设僧维、僧正、副僧录、都僧录，统摄两街僧录的是左右两街僧统。

高丽末年，随着儒学的兴起，佛教的干政和日趋腐败，逐渐引起排佛之风。高丽忠烈王时（1275—1308）置国学，派人入元画回孔子和72弟子像供奉，购祭器及儒家经书，建大成殿和学宫，培养儒生。此后儒学渐兴，恭憨王十六年（1367）命郑梦周等为学官，增置生员，授朱亮《四书集注》，“程朱性理之学始兴”。郑梦周被推为“东方理学之祖”，令土庶仿朱子家礼，立家庙，奉祖先之把，致力发展儒学。辛昌（废王）时（1388）典法判官赵仁沃上疏指出佛教“固非所以治天下国家之道”，批评“近世以来，诸寺僧徒不顾其师寡欲之教，土田之租、奴婢之佣，不以供沸僧而以自富其身；出入寡妇之家，污染风俗：贿赂权势之门，希求巨利，其于清净绝俗之教何？”建议收土地于官府，对僧徒严加管理。恭让王二年（1390）儒者郑梦周上奏说儒者之道“至理存焉，尧舜之道亦不外此”，而佛教教人“辞亲戚，绝男女，独坐岩穴，草衣木食，观空寂灭为宗”，不是“平常之道”。此后，大司宪成石璘等人又上疏，批评佛教”无父无君”，“以毁纲常”，师其法必国灭绝祀。直到高丽灭亡前夕，大臣和儒者郑道传等多人连续上疏批评佛教妄谈祸福，劳民伤财，危害国家，应当革除。这些排佛之论，是李朝兴儒排佛的先声。

二、知讷和曹溪宗——朝鲜民族化佛教宗派

知讷（1158—1210），俗姓郑，自号牧牛子，8岁出家，年25在僧科考试中中选，在昌平清源寺学寮读《六祖坛经》，至：“真如自性起念六根，虽见闻觉知，不染万像（按，今本作“境”），而真性常在。”心下有悟。曾在下柯山普门寺读《大藏经》，得读唐李通玄《新华严经论》，对华严宗圆顿观门十分赞赏。后居公山居祖寺，立“定慧社”与同道好友坐禅修心。他在《劝修定慧结社文》中说：“迷一心而起无边烦恼者众生也，悟一心而起无边妙用者诸佛也”，主张“自修佛心，自成佛道”，“狂心歇处，即是菩提，性净妙明，非从人得”，可见他认为内心自悟是解脱的根本途径。此后移住智异山无住庵，“专精内观”，读宋代《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宋蕴闻集）中所说：“禅不在静处，亦不在闹处，不在日用应缘处，不在思量分别处，然第一不得舍却静处、闹处、日用应缘处、思量分别处参。”从中受到启悟，认为禅不过是“屋里事”。又读唐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最后居松广山吉祥寺（全罗南道界州郡），将“定慧社”移来，或修禅，或修头陀，或谈道。主要依据《金刚经》及《六祖坛经》，并采用李通玄《新华严经论》和《大慧语录》的观点。熙宗即位（1205）改此山寺为“曹溪山修禅社”。“曹溪”之名取自中国禅宗南宗创始人慧能传禅之地“曹溪山”（在广东曲江县境），故称曹溪宗。知讷的著作有《修心决》、《圆顿成佛论》、《看话决疑论》、《诫初心学人文》、《真心直说》、《法集别行录节要并入私记》、《华严论节要》等。弟子有慧湛、混元等。慧谌（1178—1234）著《禅门拈颂集》，集禅门公案1125则及诸祖师的拈颂文字，为后世禅僧科试的必读之书，另著《禅门纲要》等。

知讷的禅法理论主要有两点：

（1）心为觉悟之本，成佛不假外求。知讷认为众生与佛在本质上并无根本差别，皆具“真心”，（或简称“心”），只是众生不悟此心，使此心不能摆脱烦恼妄念的缠缚；佛则觉悟此心，使妄念烦恼得以断灭。他引证《华严经》、《般若经》、《涅槃经》等多种佛典，在《真心直说》、《修心诀》中对心性和修心作了详细论证。他解释“真心”时说，真心有种种不同名称，“心地”、“菩提”、“法界”、“如来”、“涅槃”、“如如”、“法身”、“真如”、“佛性”、“总持”、“如来藏”、“圆觉”皆为真心的异名；至于禅宗内部（“祖师门下”）随机立名，真心有时被称为“自己”、“正眼”、“妙心”、“主人翁”、“无底钵”等等。这种真心的本体“超出因果，通贯古今”，一切山河大地，草木丛林，“染净诸法皆从中出”。他认为此真心人人皆有，“圣凡本同”。“一切众生迷妄，盖迷此心也。一切行人发悟，盖悟此心也。一切诸祖相传，盖传此心也。”在他看来，此“真心”之体既是一切众生本有之“佛性”，也是一切世界发生之根源，又表现在“从朝至暮十二时中，或见或闻，或笑或语，或瞋或喜，或是或非”等“能见闻动作”之中。据此他强调，“若欲求佛，佛即是心”，只需自见自悟本有佛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自悟的方法是“息妄”修心：修心的方法分为十种，或通过“觉察”使妄念不生；或通过“休歇”停止思辨善恶；或通过“泯心存境”、“泯境存心”、“混心泯境”、“存境存心”、“内外全体”、“内外全用”、“即体即用”、“透出体用”的思虑观照，消除心与境、心与外、体与用的分别执著，最终达到“不分内外，亦不辨东西南北，将四方八西，只作一个大解脱门，圆陀陀地，体用不分，无分毫渗漏”这样一个至高圆融的精神境界。据称达到这种境界，“其妄自灭，真心即现”，就可获得超越生死烦恼的永久解脱。

（2）顿悟渐修和定慧双修的修行理论。禅宗北宗主张渐悟，南宗主张顿悟，后人对渐顿的解释也很多。知讷的《修心诀》用问答体也作了自己的回答。他认为要达到觉悟，不外顿渐两种法门，以前人和他自己的体验为依据，他认为一般人并不能在顿悟时断尽一切烦恼：“无始习气难卒顿除，故依悟两修，渐熏功成，长养圣胎，久久成圣，故云渐修也”。就是说顿悟之后还需渐修，以断除先天的情欲烦恼，然后才能成佛。

《坛经》讲：“心地无乱自性定，心地无痴自性慧”，主张“定慧一体”。知讷接受这一说法，对顿悟渐修作了进一步解释。他认为，如果修习“自性定慧”，即领悟自性本来“无乱”、“无痴”，任运寂知，原自无为，即为顿悟法门，如果修行者素质优越（机胜者），顿悟之后无需再行渐修，这种顿悟叫做“自性定慧”。但一般人虽能达到顿悟，仍随环境产生喜怒之精，故需再修“随相定慧”仍对治烦恼，达到解脱。这与素质低下修习渐悟法门者，仍有不同。他虽重视坐禅修心，但认为也不应执著于避乱求静。他引《永嘉证道歌》说：“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

知讷的曹溪禅影响很大，已超过禅门九山，后来由中国临济宗传入者，也用曹溪宗的名义传禅说法。在这方面，高丽末年的太古普愚和懒翁慧勤是突出的代表。

普愚（1301—1382），俗姓洪，号太古，年13出家，访道于迦智山掸寺，在僧科考试中中“华华选”，先后参“万法归一”、“狗子无佛性”等禅门公案，后在三角山重兴寺东建一庵，名曰“太古”。元至正六年（1346）入燕京，第二年到江南湖州（浙江吴兴）霞雾山参石屋清珙禅师。清珙是临济宗第十八代禅僧。普愚见他时献上自作的《太古庵歌》，其中有：“念未生时早是讹，更拟开口成狼藉，经霜经雨几春秋，有甚闲事如今日”，“道不修，禅不参，水沉烧尽炉无烟”。清珙用“牛头未见四祖时，因甚百鸟衔花”的公案试他的禅机，他的回答得到清珙的印可，授给袈裟。普愚回国后被恭感王封为王师，后住小雪山寺，此后又游历各地，向僧俗信徒传禅说法。死后赐谥号“圆证”。（维昌《圆证行状》）弟子把他的法语、颂歌集为《太古和尚语录》。

普愚传临济禅法，受南宋大慧宗杲的影响，鼓吹看话禅，重视参话头，并结合以净土信仰。他说极乐净土的阿弥陀佛“是人人个个之本性，有大灵觉，本无生死”，“以要言之，则唯心净土，自性弥陀，心净即佛土净，性现即佛性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心即佛，佛即心，心外无佛，佛外无心”，若要念佛，只是“念自性弥陀”，这样反复观念，就会看到阿弥陀佛出现。这种念佛禅也成为后来朝鲜曹溪宗特色之慧勤（1320—1376），旧名元慧，俗姓牙，年20岁为求“超出三界，利益众生”投功德山妙寂庵出家，元至正十八年（1358）到燕京法源寺，初参印度指空和尚，二年后南下到平江府（江苏省苏州）休休庵结夏，后参净慈寺蒙堂和尚。蒙堂问：“你国还有禅法也无？”慧勤答曰：“日出扶桑国，江南海岳社，莫问同与别，灵光亘古通。”又参平山处林禅师（临济宗）第18代）。处林问他曾见过什么人，答，“曾见西天指空来。”又问指空平时做什么，答常用“千剑”，处林曰：“指空千剑且置，将汝一剑来。”慧勤即用座具朝处林打去，处林倒在禅床，大叫：“这贼杀我！”慧勤便扶起说：“吾剑能杀人，亦能活人！”由此得到处林的印可，数月后授以法衣和拂子，为他送行。慧勤回国后被恭愍王封为王师，后住松广寺，传临济宗禅法。死后諡“禅觉”（李穑《禅觉塔铭》）。有弟子混修编的《懒翁和尚记录》行世。慧勤继承临济宗的“大机大用”，“彻骨彻髓”的禅风，传禅语录活泼直率。

高丽时期中国法眼宗也传入朝鲜。法眼文益（885—958）门下有高丽僧慧炬、灵鉴，法眼宗二世永明延寿门下有高丽僧圆空等36人，回国后“各化一方”。高丽国遣使求延寿所著《宗镜录》，取回国内流通。高丽中后期曹溪宗兴起，法眼宗在朝鲜逐渐不闻于世。

在居士中也有著名的禅宗信徒。李资玄（1061—1125）比知讷略早。他曾中进生，任大乐署丞，后弃官隐栖，因读《雪峰语录》而大悟，历访名山，住入清平山文殊院，广读佛经，特别爱读《首楞严经》，从中受到启悟。应睿宗咨问禅理，撰《心要》一篇呈上。后为学者开讲《首楞严经》。死后，仁宗赐谥“真乐公”。著《追和百药道诗》、《禅机语录》等，对朝鲜禅宗有一定的影响。

三、佛教《大藏经》的雕印——《高丽藏》

朝鲜直接从中国移植佛教，各派听依佛典都是来自中国历代的汉文经籍。最初是手写抄本，后传入宋初雕印的《大藏经》。

宋初雕印的《大藏经》一般称《开宝藏》，刻印于宋太祖开宝四年（971）至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收佛典5048卷。高丽成宗八年（989）派僧如可人宋请赐《大藏经》，宋太宗即赐给《开宝藏》一部。成宗十年（991）韩彦恭自宋归国，又带回一部《开宝藏》。此后又有多部雕印藏经传入高丽。

高丽后来以北宋藏经为主要依据，先后两次雕印《大藏经》，一次雕印《续藏经》。

《初雕大藏经》

高丽显宗二年（1011），因契丹发兵入侵朝鲜，显宗率群臣向佛菩萨发愿雕印《大藏经》，命崔士威主持。大约到宣宗四年（1087）雕印完成，基本上是宋《开宝藏》的复刻本。其板木存在国都开城的符仁寺，13世纪30年代蒙古入侵，焚于战火。现仅发现很少的流散本。

《续藏经》

义天在宣宗二年（1085）入宋，在杭州慧因寺跟净源学华严宗，此后又访其他名寺高僧。他到处搜求佛典章疏。三年后回国，带回各种佛典章疏一千余卷，于兴王寺置“教藏都监”，主持雕印之事。又写信求购佛书于宋、辽和日本，得4千卷以上。他在宣宗七年（1090）编成《新编诸宗教藏总录》3卷，为5048卷佛书著录，其中有唐宋及辽的佛教著述，也有新罗、高丽僧人的著述。由兴王寺“教藏都监”雕印《续藏经》。现残存部分，于日本、朝鲜发现，如唐澄观《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华严经行愿品疏》、新罗崔致远《法藏和尚传》等。

《再雕大藏经》

现在通用的《高丽藏》即为高丽再雕本《大藏经》。据高丽李奎报《大藏刻板君臣祈告文》，高宗二十四年（1237）因蒙古军入侵，高宗与文武群臣发愿再雕印一部《大藏经》，至高宗三十八年（1451）历经15年完成，雕版8万多块，后移至今庆尚南道陕川郡伽那山海印寺，故《高丽藏》也称《海印寺版藏经》。其中除收《开元释教录》所列入藏经典外，还收《贞元续开元录》所录和部分宋译经典。全藏共628函，1524部，6558卷。

在《高丽藏》雕印过程，僧统守其用《开宝藏》、《契丹藏》及高丽初雕本藏经互相对校勘正，此后将其结果整理成《高丽国新雕大藏校正别录》30卷，也收在《高丽藏》中。

四、李朝的崇儒排佛和佛教的衰微

李朝（1392—1910）是朝鲜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初期实行科田法，按新贵族、官僚的等第授与一定数量的收租地（科田），强化中央集权，农业和工、商业有所发展。16世纪末，日本丰臣秀吉派兵侵略朝鲜，李朝联明抗日，击败了这次入侵。17世纪中叶以后，社会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动乱很多。19世纪中叶，美、法等国侵犯朝鲜，被人民击退。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从此朝鲜逐渐被日本控制，1905年沦为日本的附属国，1910年被日本吞并，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始复为主权国。

在文化上，李朝基本采取崇儒排佛政策。高丽末年兴起的儒学，到李朝时又有发展。设国学乡校，传授儒家经典，因受宋、明朝影响，尤重程朱性理之学。设置科举取士之制，选取儒者为官。佛教经高丽王朝的发展，势力已很大，寺院遍于全国，占有很多良田和奴婢，对国家的财政和统治有潜在的威胁。继高丽未年儒臣排佛之议，李朝也多次发生排佛言论。从历代国王看，太祖和世祖继续崇佛，但太宗、世宗以及燕山君等主张排佛。后者推行抑制和排斥佛教的政策影响很大。到李朝末年，虽然佛教信仰仍在广大人民之间流行，但僧尼被迫居于深山寺院，而且社会地位低下。佛教已趋衰微的境地。

1.对佛教的削弱和限制

太祖以祟佛著称，尊曹溪宗僧自超为玉师，又任天台宗僧祖丘为国师，建兴天寺作为修禅道场，建兴德寺作为教宗道场。然而他也同时看到佛教失控带来的弊害。他说：“佛氏之道，当以清净寡欲为宗。今住寺院者，务营产业，至犯其所谓色戒恬不知愧。身死之后，其弟子有以寺社及奴婢称为法孙相传，以至相讼。予自潜邱，思革其弊。其令有司，勘究以闻。”①但直到太宗之时，才开始对佛教采取实际的排斥措施。

太宗（1401—1418在位）时规定全国各宗派可留置寺院的限额：曹溪宗、总持宗共70寺，天台疏字宗、天台法事宗合43寺：华严宗、道门宗合43寺；慈恩宗36寺：中道宗、神印宗合30寺；南山宗、始兴宗合10寺。令裁减下来的寺院沙门还俗，土地归国有，奴婢由政府处理，又下令严格出家为僧的度碟制度；废除历代沿续下来的任命王师、国师的做法；废止在王陵墓附近建立寺刹的惯例。

世宗（1419—1450）以儒教为国教，置集贤殿以振兴学问，确立了李朝崇儒的文教体制。他同意臣下的奏议，对佛教各宗进行合并，确立了教禅二宗的管理体制，下令禁止每年春天沿街诵《般若经》的“经行”活动。

成宗（1470—1494在位）时下令撤毁汉城内外的尼寺23所，严禁度僧，检查出僧中无度牒者令其还俗。

燕山君（1495—1505在位）大力推行排佛政策，废除僧科考试选拔高僧的制度，把禅、教二宗的管理教务中心（都会所）移到城外，废除京城内的一切寺社，把世祖时兴建的圆觉寺改为“妓坊”，把儒教学府成均馆改为“宴乐之所”。

中宗四年（1509）下令把都城内的一切寺刹皆废为公府。由于僧科选拔制度的废除，对僧尼放松管理，到中宗后期，寺院成为游民与盗贼栖息之所，中宗三十年（1535）领议政金谨思等议：“这罪逃役偷盗无赖者，以寺刹为之窟穴，其土著良丁亦聚莫就农。僧俗混淆，良盗杂揉，连结为奸，出没行劫，靡所不至”。

此后，经朝明联合抗日战争，僧人武装从军、曾立功黜，佛教情况稍有转机，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李朝崇儒排佛的政策。显宗即位（1660）下令禁止良民削发为僧，犯者一律还俗。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天主教在朝鲜发展迅速，李朝采取严厉镇压政策。为此，对佛教的抑制有所放松，原来禁止僧尼入城的禁令也渐废止。随着日本的入侵和吞并，朝鲜佛教被纳入日本统治者的严密控制之下。

2.禅教二宗体制和僧官制度

朝鲜佛教的诸多宗派，大多数直接源于中国，也有的是据中国汉地佛教著作由自己创立的，但都带有自己民族的特色。这些宗派的传承关系，不都十分清楚。高丽时期有“五教”之法，也只是一种概说。义天之时有六宗存在，即：戒律宗、法相宗、涅槃宗、法性宗（三论宗）、圆融宗（华严宗）、禅寂宗（禅宗）。到知讷创立曹溪宗，发展为七宗，统称“五教二宗”。到李朝之时，则变为曹溪宗、总持宗（密宗）、天台疏字宗、天台法事宗、华严宗、道门宗、慈恩宗、中道宗（三论宗）、神印宗（当为密宗）、南山宗、始兴宗等11宗。

李朝世宗六年（1424）对上述11宗又进行合并，中道、神印合为中神宗，总持、南山合为总南宗，天台疏字、天台法事合为天台宗，华严、道门合为华严宗，此外尚有曹溪宗、慈恩宗、始兴宗，共7宗。此后，为加强对佛教的管理和削减佛教势力，世宗又将7宗合为禅、教二宗，即：将曹溪、天台、总南3宗合为“禅宗”，将华严、慈恩、中神、始兴4宗合为“教宗”。选择36寺分属禅、教2宗，各配定量僧人，给寺院田地。取消原来统管全国僧尼事务的僧录司，将原来僧录司的奴婢384人分给禅、教2宗。2宗的事务分别由设于汉城兴天寺的禅宗都会所和兴德寺的教宗都会所管理。

禅教2宗每3年通过僧科考试选拔教务人才，授以僧阶。禅宗的僧阶是大选、中德、禅师、大禅师。从大禅师中选任兴天寺住持，即禅宗都会所的“禅宗判事”，则称为“都大禅师”。教宗的僧阶是大选、中德、大德、大师。从大师中选任兴德寺住持，即教宗都会所的“教宗判事”，则称之为“都大帅”。担任各寺往持的，要从禅教二宗的中德以上僧阶的人中选任。至僧科废止，情况有些混乱，此后虽一度恢复僧科，但已不同以前了。

宣祖（1567—1607在位）以后，因西山休静等禅师率僧兵在抗日卫国战争中立有战功，授予僧职，任休静为“禅教十六宗都总摄”，继休静为都总摄的是他的弟子惟政。此后担任管理南汉山城修筑职务的僧人也被授于都总摄之号。到仁祖（1623—1649在位）时江陵的月精寺、茂朱的赤裳山城、奉化的觉华寺、江华的传灯寺等四寺住持，曾担当过守城之任，也被授“总摄”之职。此后建的一些表忠祠等，也置都总摄，但主要是掌管祈祷修法事务。任水原的龙珠寺的住持，称“八道部僧统”，负责检查全国僧尼风纪。

3.休静及其门下

公元1591年，日本丰臣秀吉悍然派兵入侵朝鲜，第二年（壬辰年）日军攻陷汉城，史称“壬辰之乱”。此后，李朝联合明朝展开了英勇的抗日卫国斗争。朝鲜名将李舜臣与明将李如松、邓子龙协力，在1898年把日军最后逐出朝鲜。在朝鲜存亡的危急关头，爱国禅僧休静及其弟子戎马上阵，立有战功。

休静（1520—1604），号清虚子，久住妙香山，世称西山大师。俗姓崔，21岁出家，从曹溪宗一禅（1488—1568）受戒，后到灵观（1485—1570）门下参禅。30岁经禅科考试，从大选升至教宗判事、禅宗判事。37岁舍职入山教授弟子。宣祖时一度因受诬告入狱，出狱后名声越来越高。日军入侵，宣祖任命他为“八道十六宗（按，禅、教二宗，八道合为十六宗）都总摄”，使募僧为兵。休静以73岁的高龄在顺安的法兴寺集僧1500人，并向全国寺院传械号召义僧从军卫国，弟子惟政在杵城乾凤寺集义僧700人，处英在全罗道集义僧1000人，灵圭在公州的甲寺集义僧700人，会兵归休静统一指挥。休静的僧兵与明军统帅李如松配合，在牡丹峰战役中表现英勇，在收复平壤、开城和汉城中也立有战功。宣祖回到汉城时，明将李如松给休静送帖嘉奖，题诗曰：“无意图功利，专心学道禅，今闻王事急，总摄下山颠。”后因年老，把“都总摄”及事务交任弟子惟政、处英，往来各山寺刹教导弟子（李廷龟《休静大师碑铭》）。著有《禅家龟鉴》、《三家龟鉴》、《禅教释》、《清虚堂集》、《云水坛》等，对李朝末期的佛教有较大影响。休静有弟子千余人，以惟政为嗣法弟子，此外，彦机、太能、一禅也有名。他们四人的法系各成一派。休静在与日军对阵中多得力于惟政及处英、敬轩、灵圭的帮助。灵圭阵亡于锦山之役。休静的法系在战争结束后占据全国寺院的主流，一直影响到现在。

休静是朝鲜曹溪宗祖师之一，上承知讷，又受他师承的正心——智严一系的影响，实际属临济宗禅法。据他所著《禅家龟鉴》，可概述为四点：

（1）重心性、圆相，说“禅是佛心，教是佛语”。休静认为，心性佛性虽为“诸佛之本源”，但不可用文字语言表达，借怀让的话说，“说似一物即不中”，用图表示是一“○”（圆相），直接悟解这种佛心的，就是禅宗。但众生的素质不同，为了适应传教、解悟的需要，又不能不借用语言文字“随缘”解说，形成通过言教传法的“教宗”（华严宗等）。他说：“世尊三处（传说释迦于多子塔前分半座，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涅槃后从棺中示双脚背）传心者为禅旨，一代所说者为教门。故曰：“禅是佛心，教是佛语。”他对禅、教的分辨，一是说禅宗优于教宗，二是据实际传教需要，说教、禅均不可缺。李朝虽并七宗为禅、教二宗，实际上以曹溪宗为代表的禅宗则据全国佛教的主流。休静的理论对这一现况提供了合法的依据。

（2）顿悟渐修与融会禅、教。高丽和李朝虽分禅与教，但兼习禅、教的僧人很多，在诸教中尤以华严宗影响最大。

休静虽一再强调禅宗是“直入菩提正路”，但又认为，离开言教不可能使一切人内心自悟。他说，学者应先通过言教，了解“不变、随缘二义，是自心之性相；顿悟、渐修两门，是自行之始终，然后放下教意，但将自心现前一念，参详禅旨，则必有所得，所谓出身活路”。此外，修禅悟道还必须“持戒”、“护三业”、“断贪欲”，也需借言教才行。因此，除了所谓“上根大智”者外，教门是不可缺的，此即谓之“理须顿悟，事非顿除”。

（3）重视参话头，强调“参活句”。休静继承中国临济宗“参话头”的禅风而有所发展。他强调，对所参活头应从提出疑问开始，通过参究得到觉悟，所谓“大疑之下，必有大悟”。他提出常参的话头有“狗子无佛性”、“庭前柏树子”、“麻三斤”之类，认为只要真心参究、都可过关斩将，佛祖可期。他同时又强调，这种参究，“须参活句，莫参死句”。所谓“活句”，亦名禅宗“经截门”，他指的是言说道断，思虑路绝。“没心路，没语路，无摸索故也”，所谓“死句”，属教门的“圆顿门”，他指的是以正常的推论思维去理解领悟，即“有理路，有语路，有闻解思想故也”。由“参活句”所要达到的精神境界叫做“无念”，也就是《坛经》提倡的宗旨。休静说：“见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名无念，无念名解脱”。还说：“禅门密旨，则本无一念”。

（4）主张“念佛”应“心口”相应。高丽时代曹溪宗普愚曾主张“唯心净土，自性弥陀”，将禅与净上统一起来。休静说：“念佛者，在口曰诵，在心曰念，徒诵失念，于道无益”，而主张“心口相应”。他认为从“本门”（意指“真谛”）说，心外无佛，“守本真心，胜念十方诸佛”，但从“迹门”（意指“俗谛”）说，“实有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念佛十声，可往生极乐净土。

休静的嗣法弟子惟政（1544—1610），字离幻，号泗溟，又号松云，俗姓任，自幼学儒书和李、杜诗，出家后在休静门下受禅法，壬辰抗日卫国战争中集僧兵于休静麾下，多立战功。战后奉国书到日本媾和，带回被俘男女3500人。有《泗溟堂大师集》行世。弟子应祥（1571—1645）继师形成曹溪宗的松云派。

彦机（1581—1644）是休静的另一位弟子，号鞭羊堂，著《鞭羊堂集》。他的法系称鞭羊派。

太能（1562—1649）从休静受禅法，在壬辰卫国战争中从军御侮。因号逍遥，他的法系称逍遥派。

一禅（1533—1608），号静观，休静弟子。门下开静观派。

与休静同时在佛教界有重大影响的禅僧是善修（1543—1615）。他与休静一样都曾在灵观门下受禅法，曾受到光海君（1608—1622）的崇信。弟子党性（1575—1660）在壬辰卫国战争中立有战功，任判禅教都总摄，后受任八道部总摄负责修筑南汉山城，明崇祯九年（1636）清兵从北方入侵，他召僧数千人组成“降魔军”北上，闻清兵已退而还。善修的门下共分为7 派，以党性的一派势力最大。

从高丽知讷以来，曹溪宗既无严格的组织系统，传法世系也不明确，至李朝时一些禅僧皆自命曹溪禅系，而在曹溪宗内实际传播的主要是临济禅法，一些禅、教二宗的僧人往往禅、教双修。休静先任“教宗判事”，又任“禅宗判事”，壬辰卫国战争中受任“禅教十六宗都总摄”，弟子也继任此职，可以说明李朝禅、教二宗融合的情况。李朝佛教至休静及其初代弟子时，稍见恢复，但经过不到半个世纪又受到压抑，日渐衰微。朝鲜在20世纪初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

五、朝鲜近现代佛教

继中英鸦片战争之后，法、美等国也开始派军舰侵扰朝鲜。此后日本利用它迅速发展起来的军事实力和在地理上邻近朝鲜的条件，在侵略朝鲜方面走在西方列强的前边。1876年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使朝鲜沦为它的半殖民地；1905年又强迫朝鲜签订《日韩保护条约》，掌握了朝鲜的内政、外交、军事大权，进一步成为朝鲜的保护国：1910年迫使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占领了朝鲜。

在日本占领朝鲜期间，加强了对僧尼和寺院的控制，同时扶植日本佛教各派来朝鲜，扩大日本佛教的影响。

1911年，日本殖民政权“总督府”颁布“寺刹令”及“施行规。则”，规定全国置30个本山，各置住持；各本山再各置统辖下属寺院的“本末寺法”；有关寺院僧尼事务及寺刹土地财物皆受总督府的监督和控制。同时还规定日本的所谓“纪元节”（建国纪念日）、“天长节”（天皇诞生日）、新尝节、神尝节（皆为神道教节日）、孝明天皇祭等，均须列入寺院的“恒例法式”之中，把寺院佛教活动作为奴化朝鲜人民的重要措施。此后又成立了“佛教振兴会”及“禅教两宗三十大本山联合事务所”等佛教组织。有不少朝鲜佛教僧侣被派往日本佛教系大学留学，日本各宗也纷纷到朝鲜传教。由于受日本佛教影响，朝鲜佛教的结构有了变化，在教团内分成继续遵守汉译戒律的独身僧和带有妻室的僧人两派。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平壤设立佛教总教院，后改为佛教徒联盟中央委员会。美国侵朝战争，寺院受到严重破坏。1953年停战以后，修复寺院60余所。

韩国的佛教相当盛行，仍以曹溪宗最有势力。50年代以来，曹溪宗内部的独身僧派与娶妻僧派之间曾多次发生纠纷，后来娶妻派僧侣分离出去另成立了太古宗。在曹溪宗、太古宗外还有新兴佛教宗派圆佛教、真觉宗、元晓宗、佛入宗等等。

曹溪宗尊新罗时代迦智山禅派创始人道义为宗祖，以高丽知讷为本宗创立者，以知讷开创的“曹溪山修禅社”（在今全罗南道界州郡松广寺）为本山。最高首领称宗正，下设监察院、总务院、中央宗会。总务院下没有24个本山，本宗设立东国大学，还设有很多大专和中专学校，拥有寺院1315所，僧13000人，信徒约450万人（1971年统计）。

太古宗，创于1970年，虽在宗旨和传承历史上与曹溪宗一样，但以高丽时代晚期的太古普愚为宗祖。在修行方法上强调参禅、念佛与读经相结合。以汉城法轮寺为本部，最高僧职是宗正。成立初期有寺1601所，僧2304人，信徒128万多人。

圆佛教，由全罗北道的朴重彬（法号少太山）在1924年创立，第二次大战后他的弟子对本教有较大发展，将宗教教化、教育、开办社会慈善事业结合起来，发展教团。以一圆相表示法身佛作为信仰对象，提倡精神修养、智慧锻炼（研究）和正义实践（取舍）。设有禅院和大中学校，以圆光大学比较有名。另有孤儿院、养老院、医院等福利设施，还开办农场、工厂等企业。

第二节  日本民族佛教宗派的形成和发展

平安时代后期，随着班田制的破坏，庄园制有了很大发展。拥有强大庄园经济势力的公卿贵族在朝廷占有重要地位。藤原氏一族庄园遍国，身为外戚，从9世纪中叶到11世纪末的200年间以“摄政”、“关白”名义垄断朝政，天皇大权旁落。10世纪以后，以直接经营庄园的庄官和郡司、土豪等为代表的武士阶层兴起。天皇在与藤原氏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常借助地方武士的力量。在这当中，佛教寺院曾起了特殊作用。白河天皇（1053—1129）退位后自任上皇（1086年），没“院厅”听政，此后出家称“法皇”继续听政，白河天皇后，鸟羽、后白河、后鸟羽诸天皇都在成年出家称“法皇”掌握实权，史称“院政”。院政实际是皇室联合下级贵族和地方武士反对藤原氏势力的政权形式。院政末期，武士阶层以皇室出身的地方豪族源、平二氏为中心形成关东和关西两个武士集团，它们之间互相斗争，平氏集团一度获胜掌握政权。公元1185年，以源赖朝为首的关东武士集团灭平氏，夺得政权。

源氏在镰仓设立幕府，开始了幕府执掌政权的武士统治的时期。镰仓幕府结束（1333年）后，经历了室町幕府（1338—1573）和江户幕府（1603—1867）两个时期，都是幕府掌握实权，天皇只拥有虚位。

在这一期间内，日本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有很大发展，兴起不少城市，文化教育也越来越普及。在宗教方面，镰仓时期产生的一些带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发展迅速，旧有的佛教宗派也吸收日本民间信仰和习俗有新的变化。此外，还从中国传入了禅宗的临济、曹洞二宗，受到以幕府为首的武士的支持。

一、镰仓时期的新佛教宗派

1.源空和净土宗

源空（1133—1212），号法然、黑谷，俗姓漆间，美作（今冈山）人。13岁登比叡山研学天台宗教义，因读源信《往生要集》对净土教义发生信仰，后读中国唐善导的《观无量寿经疏》受到启发，创立日本净土宗，提倡称名念佛法门，受到贵族、武士和下层民众的皈依。

源空所著的《选择本愿念佛集》（简称《选择集》）对净土宗的基本教义作了论述。全书由佛经摘录和评述两大部分组成。从他的引证来看，中国北魏昙鸾的《往生论注》、唐道绰的《安乐集》、善导的《观无量寿经疏》等著作对他影响最大。他根据这些著作对一切佛法作了分类（“判教”），把真言、佛心（禅）、天台、华严、三论、法相等宗皆归为“圣道门”之内，认为皆属“难行道”；而把阿弥陀净土之教称为“净土门”，认为是“易行道”，把《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和《往生论》作为净土宗的基本经典。认为当时佛教已进入“末法”时代，劝人们不要信奉深奥难懂的“圣道门”诸宗，而应信仰简单易行的净土宗。

源空继承善导的“口称念佛”说，说修行有正行、杂行，而口称“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是“正定之业”，佛的一切智慧、神通、功德都包容在阿弥陀佛的名号之中，因此唱诵名号即可“除罪”，往生净土。他反复强调：“往生之业，念佛为本、“所谓本愿念佛者，即口称佛名号也”；“修之者，乘彼佛愿，必得往生”。

源空以中国的菩提流支、昙鸾、道绰、善导、怀感、少康为祖师，其中又特别崇敬善导。他以继承他们之后自任，在日本到处宣传净土信仰。

净土宗由于教义简单，方法易行，创立后迅速传到日本中部和东部一带地方。源空死后，因弟子对教义有不同的理解，分成许多派别，其中对后世发生影响的有镇西派和西山派。净土真宗实际上也是净土宗的支派。

2.亲鸾和净土真宗

亲鸾（1173—1262）。亦名绰空、善信，京都人。9岁出家，在天台宗比叙山曾做堂僧，读过源信的著作，后又学奈良诸宗教义，29岁师事源空，专修净土法门。承元元年（1207），政府下令禁止专修念佛，亲鸾被流放到越后（今新泻），改名“愚秃亲鸾”，娶惠信尼，有子女六人。遇赦后，到关东广大地区农民之中发展信徒，形成许多信徒集团。晚年回京都专事著述，所著《教行信证》（全名《显净土真实教行证文类》），影响最大。

亲鸾的《教行信证》论述了他创立的净土真宗的基本教义。书中引佛经和中国昙鸾、道绰、善导的著作很多。他以印度的龙树、天亲（世亲），中国的昙鸾、道绰、善导，日本的源信、源空为净土真宗的七祖。称昙鸾为“本师”，赞颂他的《往生论注》，说此书阐明“往还回向由他力，正定之因唯信心”，并且对唐代道绰、善导倡导净土念佛法门也大加称赞。

亲鸾在书中从教、行、信、证四个方面论述净土真宗教义。“教”指经典，认为唯有《无量寿经》才是佛的真实之教，而《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属“方便之教”；“行”指修行内容，即称念“南无阿弥陀佛”，说称弥陀名号可得大功德，可乘弥陀的“他力”往生净土成佛；“信”指对阿弥陀佛的“本愿”（第十八愿）和佛力的绝对信心，说有此信心并发愿往生西方净土，就可凭借佛力往生净土“证大涅槃”；“证”即修行结果，说具备对弥陀净土及其愿力的绝对信心，死后即可达到不退转的菩萨之位，就可达到“无上涅槃”。

亲鸾特别重视对阿弥陀佛净土法门的信心。他在就“行”与“信”的关系进行解释时说：“真实信心，必具名号，名号不必具愿力信心”，意为有了对弥陀净上及其愿力的信心，也就具备了称名念佛之行；而只有“行”，则未必有“信”。他认为成为往生净土之因的，不是口称念佛的“行”，恰恰是内在的“信”（信心、信念）。因此说：“一念是名一心，一心则清净报土真因也”。但他也不是废止称名念佛，认为这样做可以导致产生对弥陀净土的信心，并且也是报答“佛恩”的表示。

亲鸾的净土真宗与源空的净土念佛宗相比，因为不重视口称念佛，而以“信心为本”，这更简化了修行的方法，因此更受到广大下层民众的欢迎。他传教的重点是农民、渔民、猎人、手工业者等。这些人从事农牧渔猎等生产活动，不可能不伤生杀生，而且又贫困无文化，没有条件施财、造塔寺、诵经等，按照佛教的传统说法，他们当中不少人属于“恶人”。

但亲鸾正是把一切“凡夫”、“恶人”作为净土真宗争取的对象。为此他在教义理论上指出了“恶人正机”说。他在《教行信证》中明确地表示任何人都可以产生信心，都可成佛，这与一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年龄性别、有罪无罪没有关系。所谓“恶人正机”中的“正机”，即“正因”（素质），指“真正往生的对象”。说“恶人”不可能靠自力修行为善达到解脱，他们正是阿弥陀佛发下弘愿所要拯救的对象，一切犯恶逆大罪的人，包括善性灭绝的恶人（“一阐提”），都可往生成佛。他甚至说：“善人尚能往生，何况恶人哉！”（《叹异抄》）以“恶凡人为本，善凡夫为傍”。把恶人作为争取入教的基点，自然也可以把其他自认为行善积德的人吸收进来，有利于扩大净土真宗的势力。

亲鸾净土真宗的“信心为本”和“恶人正机”说，是既不同于日本净土宗，也不同于中国净土宗的特点。用这种教义进行传教，不仅可以争取社会下层各种职业的民众，而且对以从事征战杀伐为业的广大武士也有很大吸引力。

因为净土真宗强调阿弥陀佛的愿力（他力），强调对弥陀愿力的绝对信心，所以对信徒不强调在家和出家，也不重视持戒修行，认为遵从一般社会道德习俗即可。亲鸾自己有妻室儿女，也不禁止食肉，这对真宗的迅速传播十分有利。

亲鸾死后，净土真宗发生分裂，到江户时代以后逐渐形成西本愿寺派、东本愿寺派（大谷派）、高田派、佛光寺派、木边派、兴正寺派、出云路派、山元派、诚照寺派、三门徒派，统称“真宗十派”。其中以亲驾后裔为教主的西本愿寺和东本愿寺派的势力最大。

3.一遍和时宗

一遍（1239—1289），伊予（今爱媛县）人，名智真，13岁出家，从圣达学净土宗西山派教义，致力于称名念佛的修行。他曾到信浓（今长野县）的善光寺静修数日，在此依据唐代善导所著《观无量寿经疏》中的一段话绘制出“二河白道”

图①，回到伊予后把它当作本尊图挂起来供奉，十余年间闭门潜心修持称名念佛。他把自己的心得用颂文写在图边，曰：“十劫正觉众生界，一念往生弥陀国；十一不二证无生，国界平等坐大会。”意为众生靠自力修行经十劫（意为极长的时间。“劫”，长时）才有可能达到觉悟，但如果称名念佛，一念即可往生西方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在称名方法上，一念与十念没有区别，都可使众生达到摆离生死的境界，在极乐净土，对一切佛国世界的众生都是平等的。

一遍为了让更多的人接受他念佛的旨义，周游全国，参拜各地的神社和寺院，祈求神佛的佑助。文永十一年（1274）他到纪伊（今和歌山县）的熊野神社参拜，在这里静修百日，据称从神那里接受颂一首，曰：“六字名号一遍法，十界依正一遍体；万行离念一遍证，人中上上妙好花。”“六字名号”即“南无阿弥陀佛”，“一”为阿弥陀佛，“遍”为众生，意为佛与众生相即不离，共以名号为法；“十界”（六道加上声闻、缘觉、菩萨、佛）的众生（正）和居住环境（依）是体相圆融的；最好的修行不是靠自力修持万行，而是称名念佛，由此念佛即可往生；修行者有九品（类），称名念佛者可以作为“上品上生”的修行者往生净土①；花，为莲花，据《观无量寿经》，往生者在莲花中化生。

一遍从此自称“一遍”（原名智真），写了很多“南无阿弥陀佛，决定往生六十万人”②的念佛札，又携带“劝进帐”（化缘薄），到各地进行传教。他到过九州、四国和本州的广大地区，前后经16年时间，据说在他的“劝进帐”上记名及授予念佛札的人数达25万多人。他被时人称为“游行上人”。死时，他把过去抄写的佛经全部烧掉，说：“一代圣教今日尽，唯留南无阿弥陀佛”。

一遍的“时宗”实属净土宗的一支。“时宗”的“时”，是依据《阿弥陀经》的“临命终时”的经文而起的。本宗有以下特点：

（1）以《阿弥陀经》作为净土三部经中最重要的经典，并用《法华经》、《华严经》发挥净土宗教义。

（2）否定通过身、语、意的一切修行，只承认称名念佛，认为“阿弥陀佛”名号本身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只要“一心不乱”地念佛，死后即可往生净土。修行者应舍家室财产，断除一切世俗欲望，严格持戒念佛。强调绝对尊师（称“知识”），说师可决定信徒能否往生。

（3）受神道教影响，相信神灵，以熊野神社的所谓“神谕偈颂”作为成立宗派的根据。

此派创立初期重视游方传教，依据《无量寿经》中“欢喜踊跃”的字句舞蹈念佛，伴随一遍游行各地的信徒称“时众”，意为六时念佛之众。开始本宗没有固定传教场所，到一遍弟子他阿时，建立了百余所道场，但仍强调“身虽在此，而心在游行”。中心道场在相模（今神奈川）的无量光寺，后移清净光寺。

4.日莲和日莲宗

日莲（1222—1282），安房（今千叶县）人，出生在一个渔民家庭。16岁出家，游历镰仓和平安的各寺，学天台、密、净土诸宗的教义。开始曾重视净土宗，后因读《涅槃经》中“依法不依人，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的经文，决定选择一部佛经作为自己修法的依据。建长五年（1253）宣布归依《法华经》，认为只有此经才是成佛之法，并对净土宗进行批评。为此他受到净土宗信徒的迫害。他逃到镰仓，建草庵居住，日夜诵读《法华经》，有时到街上高唱“南无妙法莲华经”，人们以“狂汉”视之。他对净土、禅、密、律诸宗笑骂抨击，提出“四个格言”，译成白话是：“念佛是无边地狱之业；禅宗是天魔的作为；真言是亡国的恶法；律宗是国贼的妄说。”他对各宗进行批判的目的，是希望幕府以《法华经》信仰为正法，不要支持其他派别。他在这个期间写了《守护国家论》、《灾难对治钞》等。他的传教逐渐发生影响，有人投到门下为弟子。

公元1 257—1260年，日本关东地带发生地震、疫病等天灾，社会动荡不安。日莲著《立正安国论》，上呈幕府的实权把持者北条时赖（前执权），说灾厄的发生是因为国家违背正法，崇信“邪法”，如果不早日制止净土念佛宗，就会发生《药师》、《大集》诸经中所说的“七难”、“三灾”，特别是“自界叛逆难”（内乱）和“他国侵逼难”（外国侵略）。幕府不仅不予采纳，而且以“诳言惑众罪”把他流放到伊豆（在今静冈）以东，二年后才得到赦免。至元五年（1268）元世祖派使者向幕府送国书迫使日本称臣，并着手准备侵日，在至元十一年（1274）出兵攻上九洲北部肥前（今福冈），后虽败归，但仍准备再次入侵。在这种情况下，日莲与弟子们认为《立正安国论》中作的预言已经证实，并上书幕府，说如果不依靠《法华经》正法，国将不保，他为降伏元军进行祈祷。但他又受到迫害，被流放到佐渡。在这里他写了《开目抄》、《观心本尊抄》等。三年后受到赦免，回到鎌仓，后又到甲斐（今山梨县）身延山建久远寺，作为日莲宗的中心道场。日莲除前述著作外，还著有《选时抄》、《教机时国抄》等。

日莲宗全名是“日莲法华宗”，虽从天台宗分出，但有自己独特的教义。日莲反对日本天台宗把真言密教的教义吸收到教内，特别反对圆仁、圆珍把《大日经》置于《法华经》的同等和之上的做法（在所谓“事密”中更重视《大日经》）。日莲认为在一切佛经中唯有《法华经》才是真实之教，其他皆为方便之教。他说《法华经》28品之中前14品是“迹门”的教法（所谓“应身”说教），后14品为“本门”教法（法身说教），中国隋朝的智和日本的最澄虽然也依据“本门”立教，但没能阐明本门的真义。他认为他所提出的“三大秘法”最圆满地表达了本门的真义。

所谓“三大秘法”是日莲宗的基本教义。它包括本门的本尊、本门的题目、本门的戒坛。日莲在《报恩抄》和《观心本尊抄》中对此有详细说明。

第一，本门的本尊。所谓“本尊”是信奉的最高对象，各个宗派都有自己的本尊。日莲宗信奉的本尊是《法华经·如来寿量品》中所说“成佛已来甚大久远，寿命无量阿僧祇劫，常住不灭”的佛（即法身佛）。日莲绘图把它形象地表现出来，即为“十界曼茶罗”。他在文永十年（1273）绘制的“十界曼茶罗”，也叫“大曼茶罗”，中央写“南无妙法莲华经”七字作为“总体”，左右画各种天部、诸尊作为“别体”，横的方面表示遍于十方，竖的方面表示涉及三世，以此表现十界互具的道理，日莲宗奉之为“法华本门的本尊”。日莲绘制曼茶罗显然是受了密宗的影响。

第二，本门的题目。此为皈依本尊的修行方法，即口唱“南无妙法莲华经”七字，日莲认为“妙怯莲华经”题目概括了一部《法华经》的奥义，加上“南无”（意为归命）二字，用口唱诵就成了皈依本尊的修行。只要行此唱题妙行，不管是否懂得它的含义，也不管是善人恶人，都可即身成佛。

第三，本门的戒坛。日莲宗也讲戒、定、慧三学，但与其它佛教各派不同。日莲规定：“定”是本尊，“慧”是题目，“戒”指戒坛。所谓“戒”不是小乘的五戒、十戒、具足戒，也不是大乘的十重戒、四十八轻戒，只要唱诵“南无妙法莲华经”，就是“本门无作的圆顿戒”。戒坛也不是特指受戒的场所，唱诵七字题目即为戒坛。

日莲吸收了日本神道教的某些信仰，例如他把日神、天皇祖先神天照大神、农耕神八幡大明神也列入法华信仰的保护神之中。

由于日莲宗教义简明易懂，在修行方法上又只重视口唱经题，因而在日莲晚年已有不少人信奉。在他死后，经弟子的努力传教，日莲宗逐渐深入到京都、关东、北部广大农民、渔民及中下武士之中，商人和手工业者也多有信奉者。弟子们之间为争夺正统，也由于对教义的不同理解，分成很多支派。

5. 荣西和日本临济宗

荣西（1141—1215），备中（在今冈山）人，俗姓贺阳。14岁在故乡出家，青年时到比叡山修学天台宗教理和台密（天台宗系的密教）。仁安三年（1168）随商船入宋，登天台山巡札，带回天台宗章疏30余部。仍兼修显、密二教，开创“叶上派”密教。文治三年（1187）再次入宋，在天台山从虚庵怀敞学禅宗，经五年接受印可归国。虚庵是临济宗黄龙派禅法的第八代传人。荣西在博多（在今福冈）建圣福、报恩二寺，弘传临济宗黄龙派禅法，此后到将军源赖家在京都为他建的建仁寺去住。他固宣传禅宗，受到天台宗僧人的攻击。为此他著《兴禅护国论》，对禅宗进行介绍，说“即心是佛为宗，心无所著为业，诸法空为义”，又强调“参禅问道，戒律为先”，并认为禅宗与天台、真言二宗皆为“禅师”之教；对于禅宗与国家的关系，说兴禅可以“护国”。此后应将军源实朝的邀请到达鎌仓，建寿福寺，后又回京都建仁寺。鉴于天台宗势力的强大，直到他死为止，仍兼传真言宗、天台宗和禅宗。他还著有《出家大纲》、《日本佛法中兴愿文》等。他写的《吃茶养生记》介绍了中国的吃茶风习和吃茶方法，对日本普及饮茶有很大影响。

荣西的弟子有行勇、荣朝、明全等人。在荣西之前，从奈良对代以来，禅宗已陆续传到日本，但皆未独立。荣西虽兼传天台、真言二宗，但也系统介绍中国禅宗，因此一般以荣西作为日本临济宗的创立人。荣西的禅派，后世称临济宗建仁寺派。鎌仓时期传到日本的禅宗门派很多，据称有派之多，其中属曹洞宗的有3派，其他皆属临济宗；而在临济宗中除荣西属黄龙派禅法外，皆属杨岐派，这些禅派的区分属于禅法不同的原因很少，主要是由于它们出于不同的传承关系。在中国宋代，临济宗杨岐派传到圜悟克勤（1063—1135）时大盛，他著的《碧岩录》风行天下，弟子大慧宗果、虎丘绍隆比较有名。大慧著《大慧书》倡“看话禅”。虎丘活动在今苏杭一带，后继弟子中著名禅师不少，有的东渡日本受到以幕府为代表的武士阶层的欢迎，在鎌仓、京都传法。

也有不少日本僧人慕名前来从虎丘一系的禅师学禅，回国后成为很有地位的禅师。宋末元初，一些禅宗僧人为避战乱东渡日本，他们推动了禅宗的传播，一时之间禅宗几乎占了压倒的优势。

在荣西之后，仍兼传天台宗、密宗的禅僧有圆尔辨圆（1202—1280）和心地觉心（1207—1298）。他们都曾从荣西的弟子行勇、荣朝学法。辨圆入宋从杭州径山兴圣万寿寺的无准师范学禅。无准是虎丘禅系的禅师，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辨圆回国后受到摄政九条道家的崇信，在京都为他建东福寺，此后应请为幕府的执政北条时赖和嵯峨上皇授菩萨戒，在朝廷与武士之间传授禅法。著有《圣一国师语录》。他的禅法称为“圣一派”，后称为临济宗东福寺派。著名佛教史学者虎关师辣（1278—1346）是他的第三代弟子，著有日本佛教史书《元亨释书》30卷。心地觉心也是行勇、荣朝的弟子，入宋从临济宗杨岐禅派的无门慧开（《无门关》作者）学禅，回国后受到龟山、后宇多两位上皇的皈依，弟子很多，死后諡“法灯国师”。后称此系为“法灯派”。

鎌仓时期在日本单纯传播禅宗的是中国临济宗僧人。兰溪道隆（1213—1278）是虎丘弟子崇岳的门徒，宋淳祐六年（1246）赴日，受到鎌仓幕府的欢迎，执政北条时赖为他建建长寺，闻风前后参禅的据说有200多人。他说：“参禅如孝子新丧父母一般，念慈在兹，不忘所生，一念若如此，自然道念重，世念轻，久久明白时，入大解脱门也”；“参学如猫捕鼠，先正身直视，然后向他紧要处，一咬咬定，令无走作”。他对持戒的看法是：“戒即是心，心即是戒，心无形相，宁有戒而可持！”①著有《语录》、《坐禅论》等。死諡“大觉禅师”。弟子中名僧很多。他的禅系称“大觉派”，后称“临济宗建长寺派”。

宋朝无准师范的弟子中还有兀庵普宁、无学祖元来日。普宁在日本6年回国。祖元（1226—1286）住建长寺，不久执攻北条时宗为他建圆觉寺，终生在鎌仓致力于传禅事业。在公元1281年元军再次入侵日本时，他向时宗赠言“莫烦恼”，并讲授禅法。他的禅法在武士间产生不少影响。死谥“佛光禅师”。著有《佛光语录》。弟子中以高峰显日最有名，他把临济禅传到关东一带。祖元的禅派称“佛光派”，后为“临济宗圆觉寺派”。

元代赴日的禅僧有一山一宁（1247—1317）。他本是元朝派来的使节，劝日本归降，先被幕府拘留，后来执政北条贞时请他主持建长寺，又从圆觉寺移住京都的南禅寺，受到后宇多上皇的崇敬。一宁是临济宗杨岐派虎丘系的禅僧，对儒学也有颇深的造诣。有《语录》行世。弟子中以梦窗疏石最有名。

以上各禅派在当时盛极一时。但成为后来日本临济宗主流的是所谓“应、灯、关”的禅派。“应”指南浦绍明（1235—1308），死后諡号“大应国师”，故简称“应”。曾入宋从虎丘一系的虚堂智愚学禅，回国在九州博多传掸30余年，此后应请入京都及鎌仓授禅法，弟子很多。弟子宗峰妙超（12821337）死后諡“大灯国师”，简称为“灯”。他曾与天台宗等宗派的学僧辩论，扩大禅宗影响。后住京都大德寺，尝与花园天皇谈禅，天皇说：“佛法不思议，同王法对坐”，他答：“王法不思议，同佛法对坐”，受到天皇赏识。弟子关山慧玄（1277—1360），受到花园、后醍醐两天皇的皈依，花园天皇舍出离宫建寺赠关山慧玄，此即妙心寺。他的禅法以冷峻、枯淡著称，不重读经，接引学徒常棒喝交驰。这一派后称大德寺派和妙心寺派。在室町幕府时间，与以五山十刹的官寺禅派相对应，主要在民间传播。

6. 道元和日本曹洞宗

道元（1200—1253），号希玄，俗姓源，是皇室后裔内大臣久我通亲之子。13岁出家学天台宗，后从荣西的门徒明全学禅。贞应二年（1223）随明全入宋求法，历访天童、育王、径山诸寺，后从天童寺（在今宁波）的如净（1163—1228）禅师受传曹洞禅法。如净是曹洞宗第十三代禅僧。道元跟他修行3年。回国前如净赠以曹洞宗第三代芙蓉道楷留下的法衣以及洞山良价著的《宝镜三昧》、《五位显诀》和自赞顶相（肖像）。道元回国后先后在京都的建仁寺、兴圣寺等地传法。约1243年，到越前（今福井），当地领主波多野义重为他建立大佛寺。此寺后改称永平寺，是道元传曹洞宗的中心道场。他曾应执政北条时赖的邀请到鎌仓为北条氏授菩萨戒。曾得到后嵯峨上皇所赐的紫方袍，但终身不穿用。道元著有《正法眼藏》、《永平广录》、《普劝坐禅仪》、《永平清规》等。

道元所传的曹洞宗的禅风重“默照”（禅观实相）。道无认为他从如净禅师所受的禅法是正宗禅法，承自佛祖以来嫡系相传的“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这种禅法的基本要求是“坐禅”，“抛却烧香、礼拜、念佛、修忏、看经，只管打坐”（《永平广录》卷1）。他一生不好交接权贵，认为修禅者应在僻静山林之处一心坐禅，说：“不近国王大臣，不贪檀那施主，轻生而隐居山谷，重法而不离丛林，不以尺壁为宝，寸阴是惜，不顾万事，纯一辨道。此乃佛祖之嫡传”。①直到道元去世后很久，曹洞宗传播范围不大。

道元的弟子怀奘（1198—1280）以永平寺为中心，初步奠定日本曹洞宗的基础，把道元的《正法眼藏》等著述笔写出来传世，自己写了《正法眼藏随闻记》。怀奘的弟子义介（1219—1309）曾入宋求法，看到宋地寺院礼乐之盛，回国后建立了永平寺的礼乐制度。后来离开永平寺而到了加贺（今石川县）的大乘寺传法，到其弟子绍瑾（1268—1325）时对曹洞宗有很大发展。绍瑾改变道元以来只重视打坐的枯淡的禅风，把被道元否定的祈祷、修法仪式等也吸收进来，致力于禅的民众化。他的禅法受到当时信徒的欢迎。在能登（今石川县）开辟原是真言宗、律宗寺院的永光寺、总持寺为曹洞宗禅寺。总持寺成为以后曹洞宗的另一个传教中心。绍瑾著有《坐禅用心记》、《三根坐禅说》、《莹山清规》等。相对临济宗和幕府上层武士密切关系而言，曹洞宗注重在地方上发展，得到各地领主地头等中下武士的支持。

二、禅宗和日本文化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中，隋唐至宋元明对日本的影响最大。隋唐文化对日本奈良和平安文化，宋元明文化对鎌仓、室町乃至江户时期的文化都发生过直接的多方面影响。在宋元明文化输入日本的过程中，中日禅僧起了媒介和桥梁的作用。

中国宋代不少僧人提倡三教合一，契嵩（1007—1072）写《辅教篇》推崇儒家孝道，主张佛儒并重，说“曰佛，曰儒，曰百家，心则一，其迹则异”。此后大慧宗杲等人也提倡儒佛一致论。不少中国禅僧对儒学有很深造诣，他们东渡日本，在传禅之余也讲儒学。日本入宋求法者也受到这种影响，除学禅受法外也学儒学。

最早把宋学传入日本的是京都泉涌寺的俊芿。建久十年（1199）入宋学天台、禅和律，建历元年（1211）回国，除带回大量佛典外，还带回大量儒书。此后，日禅僧圆尔辨圆从宋带回朱熹注的《大学》、《孟子》及《中庸或问》、《五先生语录》（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的语录）等。他曾应诏给龟山天皇讲“三教微旨”和“禅要”，为后嵯峨上皇及文武官员讲《宗镜录》，并为掘河源太师写《三教要略》。他还为幕府执权北条时赖讲《大明录》。《大明录》是宋未居士圭堂编的，引禅宗语录80余种，从禅宗的立场系统论述儒释道三教一致的思想。辨圆对日本朝廷、武士及禅宗界重视儒学及三教一致思想，影响很大。

中国入日本传禅的僧中，兰溪道隆和一山一宁对传播宋学最有影响。兰溪在上堂传授禅法时常借用儒学《四书》中的思想进行发挥，现存《大觉禅师语录》中有的地方讲“天下大事非刚大之气不足以当之”，“世间之法既能明彻，则出世间之法，无二无异”（卷上）：有的地方对周敦颐《通书》中的“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的观点进行发挥，说：“盖载发育，无出于天地，圣人以天地为本，故曰圣希天；行三纲五常，辅国弘化，贤者以圣德为心，故曰贤希圣；正身诚意，去佞绝妄，英士蹈贤人之踪，故曰士希贤……”（卷中）通过对僧侣参禅者说禅，把宋儒的哲学杂揉到佛法之中。一宁在传禅之余还就“儒道百家、稗官小说、乡谈俚语”（《行记》）等方面回答僧俗信徒的谘询。后来著名的汉学僧人虎关师鍊、雪村友梅曾从他受学。

在日本文化史上所谓“五山”禅僧的贡献很大。“五山十刹”是在全国禅寺中选出五个规定为最高位的寺院，在它们之下再置十所禅院。据说这种制度是仿照南宋的做法。鎌仓末年在嫌仓开始设立建长寺、圆觉寺等为五山，此后又扩大到京都，把南禅、建仁、东福诸寺也列于五山之中。但“五山”未必是五寺。到室町幕府足利义满时才正式制定“五山十刹”之制。至德三年（1386）规定把京都的南禅寺置于五山之上，以京都的天龙、相国、建仁、东福、万寿五寺和鎌仓的建长、圆觉、寿福、净智、净妙五寺共同作为全国的五山。所谓“十刹”，是地位仅次于五山的十座寺院，虽有建置，但变动次数很多，到15世纪末已达46座。在五山之上设“僧录”一职，负责任免五山十刹及著名禅寺的住持及有关诉讼裁判、接受寺田、缴纳税金等事务，后来还为幕府起草政治外交的文书。所谓“五山禅僧”泛指在五山十刹及在它们影响下一切官寺中的禅僧，一般不把临济宗中的“反主流派”的“应灯关派”和曹洞宗包括在内。

祖元的佛光派禅系在高峰显日之后出了梦窗疏石（1275—1351）非常有名。他受到室町幕府的开创者足利尊的皈依，并为“七朝帝师”而受到朝野尊重。他劝幕府建天龙寺，为解决资金问题，派贸易船入元经商，以其利金充造寺之用。著有《语录》、《西山夜话》、《梦中问答》、《和歌集》等。弟子有无极志玄、春屋妙葩、龙湫周泽、义堂周信、绝海中津等，是五山禅僧中的重要人物。春屋妙葩（1311—1388）首任僧录，以京都相国寺为中心，在全国盛倡临济禅风，著有诗文集《云门一曲》及《语录》等。他主持出版了多种佛书和外典著作，对五山文学的发展促进很大。从他开始，陆续出版了许多书籍，后世称为“五山版”，其中有《五灯会元》、《禅林僧宝传》、《百丈清规》、《圆悟心要》、《黄龙子世录》等等。所印《辅教篇》十分流行。

虎关师鍊（1278—1346）前后从一山一宁及东山湛照学禅，善写汉诗汉文，除用汉文写了日本最完整的一部佛教史书《元亨释书》30卷外，又写了《济北集》20卷。此书前6卷为诗稿，7卷以下为文稿，11卷是诗话，最后2卷是论述宋学，对《大明录》及朱熹、司马光的观点作了批评。继其学的有中岩圆月，他写有《东海一沤集》、《一沤余滴》、《中正子》、《文明轩杂谈》等，被认为是当时朱子学的泰斗。师■的另一弟子雪村友梅所著《岷峨集》也颇有名。

义堂周信（1325—1388）对汉学很有造诣，认为孔孟之书属“人天教”，可作为“助道”的参考，从这个意义讲“儒书即释书也”。因此他钻研儒学，写有《空华日工集》及《空华集》。他的同学绝海中津的诗文集《蕉坚稿》也是五山文学的代表著。到室町中期以后，出了一些从事汉籍注释的禅僧。瑞溪周凤（1392—1473）精于苏拭的诗，收集诸说撰《脞说》25卷、《补遗》1卷。又写有《善邻国宝记》、《卧云日件录》、《刻楮集》等。《善邻国宝记》是日中、日朝往来的外交文书集，其中也对幕府外交政策提出自己的见解。此后以抄释著称的有桃源瑞仙（1431—1489）。他好读儒释之书，抄《史记》、《周易》、苏轼诗文等，著有《史记抄》、《百衲襖》（抄《周易》）、《蕉雨余滴》等。此外，桂林德昌撰《史学提要抄》。天龙寺的策彦周良（1501—1579）曾作为遣明正史两次入明考察贸易，写有《谦齐杂稿》、《谦齐诗稿》、《南游集》，又写入明游记《初渡集》、《再渡集》，是研究室町时期中日交通和中国当时佛教情况的宝贵资料。

在宋学，特别是程朱理学方面，五山禅僧在传播和研究方面做出重要贡献。东福寺的岐阳方秀（1361—1424）对朱熹新注《四书》加以“和训”，即在汉字旁用日文假名译出大意，使不懂汉文的人可以大体读懂。他还著有《不二遗稿》。门下惟肖得岩、云章一庆等弟子比较有名。得岩为幕府掌外交文书，一庆以讲学著称，曾讲《百丈清规》，想整肃禅林，弟子笔录为《百丈清规桃源抄》（或作《云桃抄》），对程朱学说多有介绍。桂庵玄树（1427—1508）曾在建仁寺、东福寺学《四书》新注，应仁元年（1467）随遣明使入明，在苏杭之间留学7年，精《尚书》，回国后到萨摩藩（今鹿儿岛），受到该藩领主岛津氏的厚遇，为他建寺请他讲学。桂庵在此讲授宋学，并刻板印行新注《大学章句》，此为日本刊行朱熹新注之始。他把方秀的和训方法加以改进，授与门人，后人称为“桂庵和尚家法和点”。各地前来听玄树讲学的学人很多，据说明朝有人赞叹：“萨都新兴仲尼之道，移东鲁之风。”他著有《岛阴渔唱》、《岛阴杂著》、《南游集》等。五山禅僧对宋学的宣传和研究，为江户时代儒学摆脱佛教而独立奠定了基础。江户时代朱子学的开创者藤原惺窝出身于相国寺，林罗山出身建仁寺，山崎阇斋出身妙心寺。

由于中日禅僧的往来，水墨画也开始盛行。在禅宗内部，师傅传法于弟子时往往授以自己的“顶相”（肖像）作为印可的证明，上面还提上赞辞。日僧辨圆、绍明、道元等人都从中国带回先师的顶相。禅宗崇尚自然，也推动了以山水自然为内容的水墨画的盛行，禅僧中的默庵、可翁是早期的水墨画家。东福寺的兆殿司（吉山明兆，卒于1431）以画佛画人物著称。周文不仅善画。而且精干雕刻，他的清雅的笔法对后世画坛影响很大。最著名的画僧是雪舟等杨（1420—1506），曾入明跟李在、长有声学画法，所绘《山水长卷》、《秋冬山水图》、《天桥立图》等十分有名，对后世狩野派、云谷派、长谷川派很有影响。此外，禅宗对日本的书法、雕刻、造园艺术以及花道、茶道、能乐、俳句等也有很大影响。

室町时期，禅宗名僧受到幂府和各地大名领主的重用，常参与军政外交机要。他们或作为幕府的使者斡旋于幕府与各地大名之间，或作为国使出使中国和朝鲜。外交文书由禅僧起草。从公元1401年到1547年的近150年之间，与明的正式十多次外交，几乎全派禅僧担任使节。

三、江户时期佛教的停滞和世俗化

镰仓和室町时期，社会上常发生动乱，室叮末期进入诸侯割据的“战国时代”（1467—1573）。在战乱中，佛教的大宗派也拥有自己的武装，称“僧兵”。僧兵在平安时期已经出现，主要是保护寺院的庄园，也用来进行宗派斗争。进入鎌仓时期以后，僧兵仍然存在，以天台宗和法相宗的僧兵最有力量。战国时期，真宗、日莲宗、真言宗也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佛教各宗派的武装集团或联合某些大名诸侯反对另外的大名诸侯，或互相残杀。战国末奶的著名武将织田信长（1534—1582）曾攻破天台宗据点比叡山，烧毁寺院，杀戮僧人，没收寺田。他又对拥有众多农民信徒的净土真宗进行镇压。真宗也称“一向宗”，在教主显如（1543—1592）率领下建立了强大的武装组织，与地方大名联合对抗织田信长。织田信长从元龟元年（1570）开始，用了11年时间与以石山（在今大阪）为据点的真宗武装集团作战，最后在天皇的斡旋下才达成和解。他下令收回由朝廷卖给及施赠寺院的土地。在他死后，丰臣秀吉（1536—1598）继续采取削弱佛教势力的政策，曾率兵攻破以根来寺为据点的真言宗武装集团，收回领地。天正十六年（1588）下令没收僧人、农民的武器（刀狩），制定要僧人守戒、专心修行的法令。到他统一全国（1590年），佛教各派的武装已经基本解体，大部分领地被没收。

丰臣秀吉死后，织田信长的另一战将德川家康把持政权，1903年他取得“征夷大将军”称号，在江户（今东京）建立幕府，直到明治维新，德川幕府统治日本两个半世纪，史称江户幕府或德川幕府时期。

天皇仍是只拥有虚位，大权由幕府把持。幕府对从将军到大名、家臣和一般武土的上下从属关系作了严格的规定，公布“武家诸制度”、“诸士法度”，对大名及各级武士提出应遵守的法则。对全国居民按武士、农民、手工业者、商人以及“秽多、非人”（二者属贱民）的次序制定严格的“身分制度”，武士享有特权。为了巩固封建等级秩序，幕府重视文教。在以前儒学、神道都依附于佛教，此时从佛教中逐渐分离出来。京都临济宗僧藤原惺窝及其弟子林罗山是日本早期朱熹学说的著名学者。他们受到幕府的优遇，林罗山及其子孙历代为将军、幕臣讲《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为幕府起草政法文书及提供咨询等。在织田信长时为了对抗佛教势力，曾一度支持新传入的天主教，至丰臣秀吉时因为担心天主教被西南大名和农民用来反对幕府，改而采取禁教政策。德川幕府继续禁止天主教传播，对教徒残酷镇压。1639年幕府采取锁国政策，除允许中国、荷兰在长崎通商外，禁止与外国贸易，各国商人和传教士被驱逐。在这种情况下，幕府一方面对佛教加强控制，另一方面又利用佛教作为统治人民的精神武器。

总的说来，江户时期的佛教除从中国传入黄蘗宗（实属临济宗）以外，无论在宗派还是教义理论上都没有新的发展。幕府出于控制利用佛教的需要对佛教制定了各种“法度”，奖励佛学研究。幕府初期重用临济宗僧崇传（1569—1633）和天台宗僧天海（1536—1643），除请他们参与军政、外交机要之外，还命他们为佛教制定各种法度，对各宗派及寺院的职位的等级、法衣的等差、本山（总寺）末寺（分寺）的所属关系、财物的化募、新寺的建立等都有规定。各宗应在江户设代表机构，称“触头”（或称“僧录”、“轮番”、“在蕃”），经常把幕府的政令下达到本宗寺院。本山对下属各寺有严格的支配权。

在幕府禁止和镇压天主教的活动中也大力利用佛教。幕府强迫天主教信徒改信佛教，到佛教寺院登记并需得到寺僧开的证明。此称“寺请制”。此后下令佛教寺院设置相当于户籍的“宗旨人别帐”，对周围居民的姓名、年龄、信仰的宗派等登记入册，让僧侣监督民众，防止天主教传播。还规定居民结婚、生死、旅行等，也必需受到所属寺院的检察，有的要由僧侣出具证明。信徒全家只能信仰一种佛教宗派。寺院负责信徒的丧葬仪式，收藏骨灰，定期为信徒的祖先举办各种追荐法会，信徒要向寺院奉纳财物。这样，在寺院与信徒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依从关系，日本称之为“寺檀关系”。这一方面通过寺院对信徒的控制有利于幕府对全国的统治，另一方面由于僧侣处于监视民众的特殊地位，衣食有余，陷入更多的世俗事物，而日益腐败。江户时代虽出了很多有学问的名僧，但颓败的风气却是十分明显的。

在幕府给各宗下达的法度中，提倡僧人专心研究教义和修行。例如在给曹洞宗下达的法度中规定僧人必须有30年修行成就的资历才可出师传禅：给真言宗长谷寺的法度中规定必须住山修学20年才可传法；给净土宗的法度规定要修学15年：给临济宗京都的大德寺和妙心寺的法度规定要修行30年，参1700则公案才可得到“出世”的认可。出师、僧阶升级、担任住持，都与修学资历密切结合。因此，本时期的佛教各派都重视兴办教育事业，以培养学僧，适应本派理论研究和传教的需要。各派所办的学校名称不一，日莲宗称“谈林”，净土宗称“檀林”，曹洞宗设“栴檀林”，净土真宗有“学黉”，有些宗派在大的寺院办学。各派都出了一些著名学僧，对本派所奉的教义在理论上进行解释、论证，使之进一步系统化和深化。真言宗的赖瑜（1226—1304）著《十住心论愚草》等，对真言宗的传统教义提出新义。临济宗的泽庵（1573—1645）受到将军德川家光的皈依，有著作、歌集多种，其《不动智神妙录》从禅的立场论剑道，受到武士的欢迎。白隐慧鹤（1685—1768）也是临济宗僧，著有《荆丛毒蘂》、《槐安国语》、《夜船闲话》、《远罗天釜》等，在妙心寺等处开法传禅，语言通俗易懂，结合处世之道讲禅的精神，有时还借用俚语歌呗，深受信众欢迎。无著道忠（1653—1744）著《禅林象器笺》20卷，广引内典、外典对禅林用语进行考释，是一部禅宗辞典。此外师蛮著《延宝传灯录》、《本朝高僧传》；道契著《续日本高僧传》等，也很有名。

德川幕府禁止成立新的佛教宗派。在这一时期新的佛教宗派只有从中国传入的黄蘗宗。黄蘗宗的创立人是隐元隆琦（1592—1673），原是福建福清县人，曾在黄蘗山临济宗费隐禅师门下参学。日本长崎是与中国通商的港口，住的中国人很多。他们一般信奉禅宗，建了兴福寺、福济寺、崇福寺等，请中国僧人担任住持。承应三年（1654）隐元应长崎中国僧人之请赴日，先住长崎，声闻全国，后应邀到外地传禅，带弟到江户，受到将军德川家纲的优遇。此后在京都北字治受赐土地建黄蘗山万福寺，作为开法传禅之所。前来参学的日本禅僧很多。隐元的禅法属于明代盛行的“念佛禅”，主张禅净一致，从禅宗的立场修持念佛法门，认为“已身弥陀，唯心净土”，“万法唯心，心外无别法”。著有《弘戒法仪》、《语录》、《云涛集》等。弟子多为明人，嗣其法者在22代以前除一人是日本人外，都是中国人。隐元的日本弟子中有位名铁眼道光（1630—1682），集资主持《大藏经》的雕印事业，以明万历年间的《嘉兴藏》为底本（为方册本），天和元年（1681）雕印完成，共6771卷，称《铁眼版一切经》或《黄蘗版大藏经》，印量多，对后世开展佛教研究影响很大。

在这个时期，佛教内部的世俗化倾向有了进一步发展。有不少僧人鼓吹诸教合流，主张吸收世俗伦理道德，肯定现实封建秩序，提倡生活日用即为佛道的思想。天台宗敬光《山家正统学则》要人学儒书；真言宗宗慈《十善法语》、《为人之道》等书，说“十善”为“做人之道”，说“有人即有此道，不假外求……人人具足，物物自尔”；净土真宗本来就采取世俗生活形态，此时更强调孝行论；曹洞宗铃木正三著《万民德用》、《盲安杖》等，主张在度世日用、万事万善、五伦之道、法度、武勇的世俗生活中应用佛法，士农工商尽其职分，即为修行佛道，日莲宗知足庵《一心常安》主张“知足常乐，知止不耻”，“世事之中即有一心三观之理”。

随着儒学特别是朱熹学说、神道教在社会上的独立发展和影响的扩大，不少儒者和神道学者对佛教提出批评，矛头主要指向三个方面：一是佛教的弃家州世主义，认为背离忠君孝亲的伦理纲常；二是建寺造像，浪费土地财物，僧侣不劳而获；三是佛教教义中地狱天堂之说的虚妄性。针对这些批评，一些学僧著书提倡儒道佛三教一致论。他们的著作受到了中国禅僧契嵩、宗果以及袾宏、智旭、德清等人的影响，但有的结合日本国情有新的发展，如在宣传三教一致时也把神道包括进去，提出神、儒、佛一致。禅宗慧训《三教论衡》认为佛教的心性论、儒教的天命论和道教的虚无论，本无二致。白隐《三教一致之辨》说儒教的“至善”，即道教的“虚无大道”，与佛教禅的“白性本有”相同。净土宗大我《三教鼎足论》以五戒与五常的一致说明佛儒关系，以佛教的戒、定、慧三学，儒教的君臣、父子、夫妇的三纲和神道的剑、玉、镜三种神器的一致，来说明神道与儒、佛的关系：又用佛教的般若、慈悲、方便，儒教的智、仁、勇，神道的明镜、灵玺、宝剑的一致，论述神道教与儒、佛具有一致性，说三者皆“劝善惩恶”，儒佛二教也“辅翼神抵，益吾灵国”。这些理论的提出，促进了僧人对佛教以外各种知识的学习，为明治维新以后僧人从事各种社会文化事业创造了条件。

四、日本近现代佛教

1.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佛教

1868年至1873年，随着德川幕府的垮台，地主资产阶级拥立以明治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进行一系列改革，史称“明治维新”。明治政府以所谓“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的三大政策作为指导改革的总方针，积极推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在宗教方面，由于在“王政复古”和倒幕运动中神道教起了动员舆论和维系人心的作用，明治政府成立后被定为国教。明冶天皇颁布《神佛分离令》，使神道教完全脱离佛教而独立，在政府八省之外设置“神祗官”（后改神祇省）。接着又下诏置“宣教使”到处宣传“皇统神圣”、“皇道至上”的神道教义，明确实行“祭政一致”的制度。废除因皇室、贵族出家而形成的特权寺院（御所、门迹、院家等），没收一切寺院领地，废除僧位、僧官；规定僧侣是一种职业，应称姓氏；解除官府禁止僧人食肉、娶妻、蓄发的禁令等。在维新过程中，不少地方发生了“废佛毁释”的运动，寺院佛像被毁，经书被焚，僧侣被迫还俗。由于农民信徒的激烈反抗，“废佛毁释”没有在全国展开。此后，在民部省设寺院寮管理佛教事务。1872年政府置教部省，命神道教的神官和佛教僧人担任“教导”（共十四级）向全国人民宣传“三条教则”，即：“敬神爱国”，“天理人道”，“奉戴皇上，遵守朝旨”，为巩固立宪制天皇专制统治和维新政策服务。此后在东京成立“大教院”，各地成立“中教院”，各宗寺院成立“小教院”，混合吸取神道和佛教、儒教的学说，也吸收西方文化，培养“教导职”人员。教部省命令各地教导人员向民众灌注“神德皇恩”、“人魂不死”、“天神造化”和“君臣、父子、夫妇”等说，佛教也就被用来配合神道教进行这种“敬神忠皇”，维护新政的宣传。

让佛教完全依附神道的做法，在佛教内部引起强烈不满。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的梅上泽融、岛地默雷、赤松连城等人在1872年曾到欧洲视察，回国后上书教部省，把他们见闻到的欧洲宗教盛行情况及教化意义作了介绍，并提出《三条教则批判》，要求信仰自由。明治政府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废除“大教院”，在各宗设置学校，又废除教部省，将其事务移到内部省社寺局。明治二十二年（1889）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日本臣民在不妨碍安宁秩序及不违背臣民义务的条件下”可以享有“信教自由”的权利。此后，佛教在新的历史时期又有发展。下面从5个方面进行简要介绍。

（1）寺檀关系的弛缓。德川幕府为防止基督教的传播，曾授权佛教寺院掌管户籍，形成严格的寺檀关系。寺院依靠信徒的奉献和由幕府、大名施舍的土地，保持丰厚的经济来源。明治政府以神道教为国教，建立以神社为中心的“氏子”（当地神社的信徒）制度，在有限的“信教自由”范围内允许基督教传播。这样，佛教原有的寺檀关系基本瓦解。明治政府又把寺院原有的领地收归国有，这对以领地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天台宗、真言宗、禅宗、净土宗，是很大打击。当然，上缴领地并不意味着寺院完全没有土地，由开垦或以买卖方式得到的土地仍归寺院所有，原由大名领主施舍的土地也可以用钱赎买。因此，寺院除从信徒那里取得贡物外，也把土地出租，从佃农那里索取租米等。旧的寺檀关系虽已破坏，但信徒仍到寺院祭祀祖先、举行丧葬仪式及传统信仰活动，寺檀关系仍在相当程度上存在。

（2）佛教宗派在组织上的中央集权化。1882年规定神道教和佛教各派都设“管长”。规定各宗设“总本山”，各派设“本山”，各宗各派都设有“管长”，负责委派寺院住持及制定各种宗寺法规等等。“管长”的名称各宗派不尽一致，如天台宗称“座主”，真言宗称“长者”，曹洞宗称“贯首”等。各宗在东京设本山的办事处（支所），地方上设教区，置教务所。按选区选宗议员，组成各宗的议会，定期召开决定宗制寺法等事项。

（3）明治政府鼓励各宗办学，一些学僧为振兴佛教也致力佛教教育事业。从明治初年到大正年间（1912—1926）佛教各派兴起不少大学，著名的有净土真宗大谷派创立的大谷大学，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的龙谷大学，曹洞宗的驹泽大学和东北福祉大学、爱知学院大学，临济宗的花园大学，真言宗的高野山大学和由真言宗智山派、丰山派、天台宗、净土宗四宗派联合创立的大正大学，日莲宗的立正大学，净土宗的佛教大学等。佛教学者井上圆了（1858—1919）创办哲学馆，后发展为东洋大学。此外还有不少由佛教宗派创立的中小学。当然，由佛教宗派创立的学校除负有讲授宗教学培养佛教人才外，也广设文理其它学科，培养文教科技人才。

（4）佛教和社会政治活动

在明治维新以后，佛教虽然没有以前那种特殊地位和影响，但从整体来看，它仍依附于君主立宪的地主资产阶级政权，为它服务，其中传统教团表现尤为突出。大正时期佛教僧人获得参政权，各宗管长联合组成“佛教护国团”。在国家日益法西斯化，向外推行侵略扩张时，一些传统教团表示“护持天皇制，战争协力”。1940年为适应战争体制，政府公布《宗教团体法》，对各宗派进行合并统编，把原来的十三宗五十六派编为十三宗二十八派。神道教、佛教、基督教联合组成“大日本宗教报国会”作为“大政翼赞运动”的一环，开展拥护战争的宣传和资助活动。

然而从明治开始，佛教界内部就出现了一些有民主意识的学僧，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和侵略政策进行批评。禅宗的内山愚童（1874—1911）认为“佛道是一种基于牺牲精神的实践”，在《入狱纪念·无政府共产》一书中提出不缴租米，拒绝征兵，否定天皇制的思想。真宗的高木显明著《我是社会主义》一书，以释迦牟尼为“灵界的社会主义者”，以亲鸾为平民的朋友，否定权力和财富，认为反战和和平是符合“真谛”之道的。也有不少学者提出各种对佛教进行改良的主张。

这里应该特别一提的是日本佛教团体所兴办的“社会慈善事业”。早在中世纪，一些寺院也举办济贫、治病施药等社会事业，但在明治维新以后带有新的意义。传统佛教教团根据“王法为本，镇护国家”的说教，主张通过传教和举办社会福利调和社会矛盾，防止革命思想的深入传播。1911年召开“大日本佛教大会”，宣言“佛教是国家风教的基础”。有些传统教团，如真宗本愿寺派和大谷派，成立了专门的慈善机构，开展救贫、救灾、军事援助、医疗护理、保护儿童，以至到军队传教、到监狱教诲等等。1928年召开了以神道教为主的“日本宗教大会”，佛教、基督教也有代表参加，决议提出以宗教教导国民思想，使宗教成为“共产主义思想的防护堤”。佛教界一部分上层追随政府的侵略政策的言论和行动，受到教团内部和广大人民的批评和抵制。

（5）日本近代以后的佛教研究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佛教学者通过到欧美、印度、斯里兰卡的留学考察，并通过吸收西方的科学文化思想，对佛教采取西方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又借助汉、梵、巴利、藏语文献的对比研究，在佛典的研究和整理佛教历史、教义、艺术等多方面取得丰富的成果。南条文雄在英国马克斯·缪勒帮助下所编的《英译明藏目录》，高楠顺次郎主编日译的《南传大藏经》，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等人主编的《大正新修大藏经》等先后问世。在佛教史研究上，村上专精、鹫尾顺敬等人编辑《佛教史林》杂志，宣传以近代史学方法研究佛教历史；村上所著《日本佛教史纲》比较有名。在佛教哲学研究方面有井上圆了的《外道哲学》、《印度哲学纲要》，本材泰贤的《印度哲学宗教史》、《印度六派哲学》、《原始佛教思想论》等，字井伯寿的《印度哲学研究》（有多种著作）等。在辞书编纂方面，织田得能的《佛教大辞典》、望月信亨的《佛教大年表》、《佛教大辞典》等在佛学界受到好评。此外，不少日本学者在研究中国、日本的佛教方面也做出很多成绩。

从明治中期（19世纪末）以来，日本的净土真宗本愿寺派、大谷派、真言宗、曹洞宗、净土宗、临济宗、日莲宗等开始海外传教活动，在夏威夷、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等地的日本移民和土著居民中传教，设置传教场所，派遣专职传教人员，随着年代的推移取得很大进展，其中尤以真宗本愿寺派、曹洞宗获得的信徒最多。

2.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佛教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美国军队占领到1951年《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的签订，美国以“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名义在日本公布了一系列法令条例，对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造。1945年颁布《废除对政治、民权和信教自由的限制》和废除神道教国教地位的《神道指令》；

1946年让天皇发布《人间宣言》，公开否定天皇制神话，宣布天皇是人不是神；不久又发布法令实施有偿农地改革，废除封建租佃关系；1947年颁布《日本国宪法》，对“信教自由”和“政教分离”作了明文规定。1945年公布《宗教法人令》以代替战时的《宗教团体法》，规定信教自由，使佛教在战时被强制统编的宗派，又重新分离，成立新的教团，登记的教团达270个。1951年公布新的《宗教法人法》。1964年登记在册的佛教教团为165个，以净土宗、禅宗、日莲宗的势力最大，其次为真言宗、天台宗，教徒最少的是奈良佛教系的法相宗、华严宗和律宗。

战后宗教也发生很大变化。神道教（神社神道）降为民间宗教之一，原先对文化、教育和其他宗教的强制指导地位被取消了。原设在内务省管理全国神社的“神祇院”改为民间宗教团体“神社本厅”，由国家管辖的陆海军宗教设施“靖国神社”也改为民间的宗教设施之一。由于美国占领军总部积极支持基督教，美欧传教士大量进入日本传教，同时以物资援助。在六十年代以前基督教得到迅速发展。在佛教方面，由于城市寺院在战火中受到破坏，农村寺院在农地改革中失去旧有的土地和租佃关系，再加上农村人口大量集中到城市，传统佛教无论在信徒数量还是在社会影响上都曾出现急剧下降的趋势，大量僧侣还俗从事教育、文化和国家公务员工作，有些僧侣虽未还俗，也兼职其他工作。此外，不少佛教团体、寺院积极兴办托儿所、幼稚园、旅馆、学校和各种观光事业。随着50年代日本经济的恢复，传统佛教开始回升。战后日本宗教界的一个突出现象是新兴宗教崛起，它们大都是根据传统宗教的某些教义吸收西方宗教以至哲学的部分思想创立起来的，既有神道系的，也有佛教系的，有的在战前已经存在而在战后迅速发展起来，有的全是战后的新创。佛教系统的日莲正宗创价学会和立正伎成会等新兴宗教，以其新的教义和生动活泼的传教方式吸引了大量信徒，对社会影响较大。

据1986年日本文化厅《宗教年鉴》统计，日本教徒人数总计有2 亿2300多万，其中神道教徒1亿1500多万，佛教徒9200多万，基督教徒168万，其他宗教信徒1400多万。不少居民兼信两种以上的宗教，因此教徒人数远远超过人口总数①。在佛教中信徒最多的是日莲宗系教团，有3473万人，其次是净土宗系，有2005万人；此外，真言宗系是1542万人，禅宗系是937万人，天台宗系是312万人。佛教系的新兴宗教主要出在日莲宗系，其中信徒最多的是日莲正宗创价学会，有1729万人，其次有立正佼成会，信徒有620万人，灵友会有信徒299万人。

日莲正宗创价学会简称创价学会，是日莲宗派别之一的日莲正宗的在家信徒组织。创立于1930年，原称“创价教育学会”。创始人是东京的小学教员牧口常三郎（1871—1914）和户田城圣（1900—1958），创办会刊《价值创造》。牧口著有《创价教育体系》和《价值论》，把新康德主义“真、善、美”的价值论加以改造，认为真理属于认识论范畴而不是价值，只有“利、善、美”才构成价值的内容。认为生活的目的是“追求幸福”，而幸福是通过获得“利、善、美”的价值来实现的。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创造“利、善、美”价值的人才。牧口是虔诚的日莲正宗信徒，说信仰日莲正宗是创造和获得价值的最好方法和途径。学会刚创立时人数很少，主要是小学教员。1943年会员发展到8千人。此时正值日本对外进行侵略战争，对内实行高压统治之时。牧口和户田由于拒绝接受神符和批判神道被政府以“违反治安维持法”和“不敬神社”的罪名逮捕入狱，学会被取缔，牧口死于狱中。

战后，户田出狱重新开展活动，1946年恢复组织，改名“价值学会”，自任理事长。1951年任会长。户田提出“折服大行进”（传教大进军）的口号，在全国范围开展大规模的传教活动，在组织上成立“青年·男子部”（四部队）和“青年·女子部”（五部队）作为传教的骨干力量。学会发展极为迅速，1951年末有信徒5700户，1955年达30万户，近70万人，并通过参加竞选，进入地方议会，第二年又进入参议院，学会成为政治性宗教团体。

1958年户田去世，学会实际由青年部长池田大作领导。他继续推进传教活动，1960年就任第三任会长，对创价学会的理论和组织部有很大发展。1961年学会号称有信徒300万户，800万会员，1970年达到750万户，1000多万会员。池田重视参与社会政治，1961年成立“公明政治联盟”，在第二年的参议院选举中有九人当选，组成“公明会”。1964年正式建立“公明党”。1965年公明党在参议院中已拥有20个议席，成为参议院中的第三政党。1969年在众议院选举后又成为众议院内第三政党。进入70年代以后，由于创价学会与日莲正宗本山的矛盾以及学会内部的矛盾，再加上社会上对学会某些政教合一言论（如成立“国立戒坛”、“王佛冥合论”）的批评，教会发展处于停滞状态。1970年池田宣布创价学会与公明党实行“政教分离”，但同时表示创价学会仍是公明党的“支援团体”。此后公明党作为一个独立政党开展活动。

创价学会重视向国外传教，在世界70多个国家都有它的信徒。会员最多的是北 美洲，其次是拉丁美洲、东南亚地区。国外的创价学会一般称“日莲正宗”，信徒估计在30万人以上，有相当大的部分是日裔居民，但当地居民近年也有增加。创价学会为加强对国外组织的指导，1974年在东京设立“日莲正宗国际中心”。1975年在关岛举行第一次日莲正宗国际会议，有51个国家或地区的代表参加，正式成立“国际佛教徒联盟”，秘书处设在美国。在这次大会上推举池田大作为世界日莲正宗创价学会第一任会长。

创价学会的基本教义是日莲正宗的“三大秘法”和牧口、户田的“价值论”、“生命论”以及池田的“佛法民主主义”、“人性社会主义”、“地球民族主义”。池田认为，这套学说既不属于共产主义，也不属于资本主义，而称之为“第三文明”。

日莲正宗奉《法华经·寿量品》中与宇宙共存的“成佛以来，甚大久远”的法身沸为最高佛（本佛），以《法华经》为一切沸法的精髓。认为进入所谓“末法”时代以后，世人仅靠《法华经》已不能成佛，要靠日莲创立的佛法，即七字的“法华经”——“南无妙法莲华经”才能成佛。此七字的教义由“三大秘法”构成，即：本门的本尊、本门的题目、本门的戒坛。“三大秘法”与日莲宗所主张的“三大秘法”基本相同，但认为，作为“本门的本尊”即“大御本尊”，是供在日莲正宗总部大石寺中的书有“南无妙法莲华经”七字的楠木板制的曼荼罗（相当于牌位、供像），说它是日莲当年亲手所写（日莲宗其他派别认为是伪造），是“宇宙生命”的体现者。信奉这一曼茶罗并念诵“南无妙法莲华经”七字“题目”，即可改变不好的宿命，祛灾治病，生活无限幸福。又据“十界互具”的教义，说信奉并称念《法华经》七字题目，可以引发自己内心先天所具有的“佛界”，达到觉悟，使“人性”（“人间性”）圆满实现，与宇宙生命合一。

“生命哲学”和“价值论”是创价学会的哲学理论基础。认为世界万物的本原既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而是所谓“色心不二”的生命，宇宙本身就是一个大的永恒的生命体。人死之后，生命复归宇宙生命之中，“遇缘”再生，成为新的生命。宇宙生命的本质用佛法来表示，就是“妙法莲华经”，日莲用一幅“大御本尊”把这个原理显示出来。只要人们信奉它，就是归依宇宙生命，就会改变由前生的“业”带来的宿命，充满力量去创造和获取“利、善、美”的价值，得到幸福。

创价学会以“王佛冥合论”作为它的社会政治理论。所谓“王佛冥合”是说政治与佛法合一，国家政府和个人幸福一致。认为通过王佛冥合，贯彻生命哲学和慈悲精神可以实现“社会繁荣和个人幸福相给合的理想社会”，解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不能解决的问题。这就是“佛法民主主义”。而所谓“人性社会主义”据称是“以王佛冥合思想为基础，以尊重人性为基调，实现社会繁荣和个人幸福相结合的理想的社会形态”。创价学会的“地球民族主义”，就是建立以日莲正宗教义为指导的，世界各民族作为“统一地球民族”的“世界联邦”。在国际事务中创价学会主张裁减军备，废除核武器，反对战争，积极开展和平运动。对中国表示友好，主张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友好睦邻关系。①

灵友会，原于1919年由东京的一位木匠久保角太郎（1892—1944）和日莲宗信徒若月妙心、户次贞雄创立，但为时不久发生分裂。1925年久保又与小谷喜美（1901—1971）合作重新建会，自任理事长，小谷任会长，在关东大地震（1923年）结束不久社会惶恐不安的气氛中，大力传教，到30年代取得较大进展。据1934年统计教徒达1000余人，设有5个支部、8个法座（教徒基层组织），而到1937年教徒达1500人。在这期间灵友会发生分裂，原来的传教骨干冈野正道自立“孝道教团”，高桥觉太郎组成“灵照会”，庭野日敬和长治妙佼组成“立正交成会”等。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灵友会拥护军国主义战争政策，强调“国家主义、天皇崇拜”，鼓吹“忠君爱国”，因而受到政府的保护而继续得到发展。战后，日本经济困难，广大人民衣食不保，精神空虚，各种新兴宗教利用这个机会大力开展传教活动。灵友会提出“思想善导，社会净化”的口号，并在中小企业主、家庭妇女和农民中利用祭祠祖先、各种巫祝方术，祈求开运得福、工商繁荣以及治病等等，信徒增加很多，到1948年信徒达到30万户，一年之后增至50万户。此后，从灵友会又分出“博爱同志会”、“妙智会”、“法师会”、“佛所护念会”等新兴宗教。灵友会为此进行了改建工作。1954年，灵友会成立青年部，由久保继成担任部长，推进传教活动。1964年在伊豆建“圣地弥勒山”

作为青年信徒修行和教徒朝拜之所。1971年小谷死后久保继成担任会长，教团又有较大发展。久保重视向国外传教，在总部设海外传教局，在欧美和东南亚一带积极传教，扩大信徒。

灵友会的教义是法华信仰和日本民间巫术、密教咒术以及祖先崇拜的混合产物。认为《法华经·见宝塔品》中的“平等大慧，教菩萨法，佛所护念，分别广说”是《法华经》的精髓。所奉的经典有“法华三部经”：《无量义经》、《法华经》、《观普贤经》和《南无弥勒菩萨经》。信徒朝夕讽诵的是久保角太郎节录“法华三部经”编的《青经卷》。本会发挥“佛所护念”的思想，提倡“在家佛教”，把佛教信仰与祭祠祖先的习俗密切结合。认为祭祀供养祖先的亡灵也就是修持佛法的“菩萨行”。自己的灵魂和祖先的亡灵与三界的万灵相通，供养自己祖先之灵也就是供养三界万灵。由此可以得到三界万灵的保护，达到家庭幸福，国家安泰。灵友会总部授予会员的祖先之灵以“总戒名”，书写颁授给会员作为供养祭祀之用（相当于牌位）。

立正佼成会，1938年由灵友会的干部庭野日敬和长治妙佼脱离灵友会而创立，总部设于东京。开始称“立正交成会”，含义是“立于正法，与人交往，成就佛果”。成立时只有会员30人。庭野出身于农民家庭，后到东京做过煤店工人，经营过咸菜店、牛奶商店。他学过日本民间流行的以五行、日历和姓名笔划占卜吉凶的方术，加入灵友会后又接受《法华经》信仰和供养祖先亡灵的说教。长治是位妇女，原是天理教信徒，卖过冰和烤红薯，会巫术（“灵能”），通过跳神感灵附身传教。

1941年立正交成会发展到1000人左右，战后发展迅速，1950年会员600oo户，1955年会员100万人。1957年长治去世，庭野日敬会长在教理方面进行改革，去掉一些巫术成份，对教义作了新的解释，在组织上加强自上而下的领导体制，并积极参与政治，动员选民支持自民党和民社党的竞选活动。1960年为了表示对长治的纪念，把会名改为“立正佼成会”。到70年代会员达300多万人，全国设有20个教区，170多个支部，并积极向国外传教。立正佼成会发展成为仅次于创价学会的新兴宗教团体。

立正佼成会以《法华经》为基本经典，以此经中所说的“久远实成”的释迦牟尼佛为本尊，以实现“寂光土”（佛国）为目的。在会员应遵守的“纲领”中规定：“认识佛教本质的济世教法，立足于在家佛教的精神，为达到人格完成的目的，应勤于以信仰为基础的行、学二道的研修，指导他人并致力于自己的修习，为达成家庭、社会、国家、世界和平环境（常寂光土）的建设而努力从事菩萨行。”教义受佛教、神道和民俗信仰的多方面的影响，提出“妙、体、振”的神佛与人的互相感应的宗教理论。认为“妙”是看不见的神佛，“体”是神佛显现的世界一切现象，“振”是万物的运动。说人通过“振”而知“体”，进而感到“妙”的真实存在。构成人行为成功与失败的因缘是“体”，而要摆脱坏因缘，得到好因缘，就应信奉神佛，祈求保佑。受灵友会的影响，强调祭祀祖先，并相信所谓“九字”（“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六曜”（在日历中按“大安”、“赤口”等六项排列的吉凶日）、“方位”、“七神”（谓人体有“七神”支配）的占卜方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