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将邓华坎坷的后半生

  何立波

      邓华上将是人民解放军的著名战将。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东北保安副司令员，辽西军区、辽吉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44军军长，第15兵团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广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13兵团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志愿军入朝作战后，邓华作为第一副司令员，备受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器重。在彭德怀回国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后，邓华1954年担任了志愿军的第二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但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随着彭德怀遭到批判，邓华也受到牵连，身处逆境。
   

解放海南岛
　　
　　在邓华的军事指挥生涯中，最得意的一件作品便是解放海南岛战役。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是继郑成功收复台湾之战以来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岛屿进攻战役。作为15兵团司令员、海南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邓华放开手脚，真正做到了独当一面地进行了一个战役。
　　当时，国民党设在海南岛岛上的海南防卫司令部，由国民党琼崖保安司令薛岳的属下以及逃到岛上的余汉谋部和海南行政长官陈济棠的部队三方组成的。辖有陆军5个军共19个师、海军第3舰队及海军陆战队1个团。配备有各型舰船50艘，空军有第1、3、5、20大队，战斗机、轰炸机和运输机计42架。海南防卫司令部的三军总兵力约为10万人。薛岳自恃有海峡屏障，又占据着海空军优势，加紧部署构建环岛立体防御工事，以图长期固守。薛岳在琼岛构成了环岛立体防御体系后，曾得意洋洋地用他的字号“伯陵”将这个防线命名为“伯陵防线”，声称其“固若金汤”。
　　1949 年10月 14日，四野第15兵团解放广州。广州刚刚解放，毛泽东就把目光投向了海南岛，并把指挥重任交给了邓华。12 月31日，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致电林彪，要求邓华、赖传珠、洪学智到雷州半岛前线亲自指挥一切准备工作。毛泽东同时还要林彪向粟裕调查了解渡海作战的全部经验，以免重蹈金门覆辙。
　　由于南下时48军留在了赣南，44军要卫戍广州和在广东剿匪，参加解放海南岛的15兵团部队就只有43军。四野首长临时把12兵团的第40军调归15兵团指挥参战。这样，40军（军长韩先楚）和43军（军长李作鹏），配以加农炮、高射炮各 1个团与工兵一部，渡海作战部队共计10余万人。
　　和粟裕一样，邓华也常常敢于根据战场实际情况，提出与上级或毛泽东的指示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意见。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三次战役行动中，针对林彪的命令，作为四野7纵司令员的邓华曾经很有胆识地提出了三次不同的建议，特别是在平津战役中对林彪的先打塘沽后打天津的指示提出异议，提出先打天津后打塘沽的建议，都被林彪采纳了，在战场上也都被证明是正确的。
　　在研究海南岛战役作战方针时，毛泽东鉴于金门之战船只不足的教训，于12 月16日致电林彪：“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力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必须研究金门战斗失利的教训。”
　　对于最高领袖的指示，邓华是有不同的看法的。他认为，要做到一次运载一个军渡海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当时无法弄到一次能运载一个军的船只，并且还没有渡海作战的经验，琼州海峡比金门与大陆的海上距离大几倍至十几倍，最近处就有30 公里，最远处甚至超过100公里。鉴于此，邓华果断地说：“毛主席的命令我们要坚决执行，但我们战场指挥员要机动灵活，根据具体情况来执行。”根据实际情况，邓华最后决定实施采取“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大举登陆相结合”的战役作战方针。
　　邓华感到，旧历年前发起海南岛战役已经不可能了。共产党人需要的是实事求是。邓华把自己的想法转告了毛泽东。
　　对于前线将领的意见，毛泽东是很重视的。1947年粟裕斗胆陈词，曾经改变了毛泽东决心组织东南兵团跃进江南的战略决策。毛泽东不仅没有不高兴，反而亲自请粟裕到西柏坡当面谈谈自己的意见。这次对于邓华的意见也是一样。
　　1950年1月10日，毛泽东从莫斯科致电中央转林彪：
　　
　　一月元旦电及转邓、赖、洪1月5日电均悉。既然在旧历年前准备工作来不及，则不要勉强，请令邓、赖、洪不要依靠北风而依靠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由华南分局与广东军区用大力于几个月内装置几百个大海船的机器（此事是否可能，请询问华南分局电告），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
　　
　　毛泽东已经同意了邓华推迟渡海作战的请求，这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对于毛主席对渡海登陆作战工具所指示的“几百个大海船”，邓华不能不给予高度重视。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上哪儿去弄几百条机器船呢？毛主席在电报中要华南分局和广东军区想办法，邓华于是派副司令员洪学智去武汉向林彪当面汇报。林彪表示同意兵团邓华的意见，但对要用很多银元和港币去香港买机器的事却表示无能为力。
　　林彪又让洪学智去北京向中央军委汇报。毛泽东还在莫斯科，朱德总司令接见了洪学智。大海船需要的是钱，朱德表示：国家财政也很困难，要洪学智向叶剑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报告，请华南分局设法筹措外汇。华南分局地处经济发达的广东，理应为中央分忧。
　　林彪于是派四野后勤部政委陈沂来广州协助15兵团解决买机器船的问题。在叶剑英的帮助下，陈沂携带几百万银元的巨款来到香港。但是香港在二战中被日本侵略者掠夺一空，二战结束后经济刚刚恢复，没有什么机器制造业，也没有足够的船只，更没有登陆艇之类的战略物资。国民党在香港的特务也发现了陈沂的行踪，港英当局与美国情报机关也知道了，他们立即控制了各家可能有机器或船只的厂商，陈沂只能空手而归。
　　解放海南岛的任务又迫在眉睫。叶剑英只有亲自出马，他来到黄埔造船厂。但黄埔造船厂厂方也很无奈，他们也无法造出渡海用的船只。
　　在无法买到机器船的情况下，邓华意识到，毛泽东的指示在实际中已很难执行，只有依靠木帆船渡海了。邓华因陋就简，下令将部队缴获的美国十轮大卡车上的发动机拆下来，装备到船上，改造成“土舰队”，用作指挥船、通讯船和护卫船。这样，渡海作战最关键、最重要的一个难题——船只问题，在两个月内部分程度地解决了。
　　得到林彪与毛泽东的同意后，邓华决定采取“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大举登陆相结合”的战役作战方针。此时，岛上的国民党薛岳部正在积极大肆“围剿”琼崖纵队，琼纵司令冯白驹也多次要求邓华派部偷渡过去支援他们反“围剿”。
　　1950年3月5日夜，邓华命令43军128师383团和40 军118师352团加强营实施第一批偷渡。从雷州半岛西南角起渡的40 军118师352团加强营，借助东北风，驾驶13只船只开始横渡琼州海峡。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航行途中，风骤然停了。邓华焦急万分，命令他们坚决靠人力摇橹划桨前进，必须要登陆上岛。
　　3月6日拂晓后，这13只船只混进在海上捕鱼的渔船队伍里面，于6日14时在海南岛西北海岸的超头市突破敌人的密集火力，强行登陆成功。3月6日晚，40 军119师356团奇袭距海南岛西北海岸不远的涠州岛，全歼守敌，缴获了敌人囤积在岛上的330多艘大渔船，保证了40军全军渡海作战的需要。而3月5日夜在雷州半岛东南角奉命待发的43军128师383团，却由于一直无风而不能启航。直到3月10日夜，383团才在风雨交加的天气中启航。经过了 200多公里的航行，383团终于在文昌东北的赤水港、鹿马岭登陆，并与琼崖纵队接应的独立团胜利会合。
　　为直接指挥第二批偷渡部队与大军渡海，邓华将15兵团前线指挥部从广州迁到了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赤坎村。这次偷渡的有40军和43军两个军的部队。
　　按照邓华的命令，3月26日19时，40军118师1个加强团（共2990人），在118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的率领下，乘81艘木帆船乘风启航。
　　然而老天再次不给邓华面子。仅仅一个小时后，风突然停了。船队队形遂漂乱了，各船各自为战，驶向海岸。由于各船登陆位置不一，失去了统一指挥，虽然偷渡成功，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伤亡600多人。在当地党组织领导的人民群众积极帮助、引导下，各分散登陆的部队、分队或个人陆续进入五指山与登陆的主力会合。

　在43军那里，则出现了令邓华想不到的情况。3月31日22时，43军127师1个加强团共3730余名官兵，在师长王东保、政委宋维栻的指挥下，分乘88艘木帆船，自雷州半岛东南的博赊港，乘风扬帆启航。过琼州海峡中线后，风停了，全团官兵摇橹划桨前进，并遭遇敌舰，开始了一场激烈战斗。我军护航部队中的3只小木船为掩护主力部队航行，竟用火箭炮向敌军的军舰开炮，展开近战。
　　战后，邓华对此感慨不已，向四野和中央军委报告了他们的英勇事迹。
　　毛泽东阅后作了如下批示：
　　
　　三野并报送海司：
　　这是人民海军的首次英勇战绩，应予学习和表扬。
　　毛泽东五月十九日。
　　
　　毛泽东将这份报告批复发给三野和海军司令部，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即为下一步渡海解放台湾做准备。
　　在我40军、43军两批部队偷渡成功后，邓华在作着认真的思考。在我军两批偷渡成功后，薛岳已加强了海南岛北岸的防御，也将空军与海军的力量都集中到琼州海峡上空与海上来了。倘若再实施小部队偷渡，部队伤亡将会较大，甚至连是否能过海都成问题。
　　鉴于此，邓华决心第三次就要集中两个军的力量实施大规模渡海登陆。12月至翌年3月间，琼州海峡多刮北风和东北风，4月20日是农历谷雨，谷雨以前还有北风可以利用。4月谷雨节令以后，以东风和东南风居多。乘木帆船渡海登陆，4月谷雨前是最佳时机。而5月以后，风向则不定，航渡困难较多。
　　邓华决定利用谷雨前琼州海峡北岸退潮，南岸涨潮的有利时机，集中两个军的8个团的兵力，以木帆船为工具，提前进行渡海作战。这就改变了毛泽东所要求的大举渡海工具以机器船为主的决定。
　　历史证明，海南岛战役时机的选择可谓恰到好处。邓华根据当时有利的气候条件，以木帆船为主，提前下令大举渡海登陆作战的举措是正确的。如果邓华只是教条地执行毛泽东的命令，被动地等待搜集机器船而不根据实际情况提前用木帆船渡海的话，那么我军很可能就失去解放海南岛的最佳时机。
　　直到4月17日凌晨发起大举渡海登陆作战之时，渡海兵团并未全部完成战役准备工作，第43军由于船只不够只能投入2个团作战。即使如此，并没有动摇战役指挥者邓华的决心。邓华抓住战机果断发起大举登陆，最终“煮熟了一锅夹生饭”，赢得了战役的胜利。如果战役时间再提前一些，可能因准备不充分而付出惨重伤亡的代价，甚至会重蹈金门覆辙。如果再推迟一些，不仅会错过有利天气、潮汐，而且将面临更加困难的局面。一是琼纵和偷渡上岛的部队会在敌优势兵力的“进剿”之下遭受损失，削弱其接应登陆部队作战的力量；二是敌海岸防线会得到进一步加强。
　　4月16日，邓华果断地命令40军的6个团和43军的2个团参加第三批渡海登陆作战的8个团，于当日19时启航，于4月17日拂晓前大举登陆海南岛。以木帆船进行大兵团渡海登陆作战，这在我军历史上还没有先例。
　　这一天，琼州海峡却潮汐平流，风向为东风，正适合渡海南下。渡海第一梯队是40军6个团和43军的2个团。但是17时左右，从西南方向突然涌来大片黑云，西南风骤起。本来气象资料和渔民的答复都肯定是要刮东风的，却突然起了西南风。此时，是停止行动，还是逆风启航？
　　在这关键时刻，一位白发银须的老船工站了出来：
　　“天黑以后肯定会起东风，不起东风砍我的脑袋。”
　　老船工不愧为“活气象”，傍晚时分，海上果真刮起了东风。
　　天助邓华也。
　　4月17日凌晨4时，经过激烈战斗，登陆部队顺利占领滩头阵地，向纵深推进，并于当日晚与琼崖纵队接应部队顺利会师。加上前两次登陆先遣部队，渡海登陆部队已达33000余人，加上琼崖纵队的15000人，在岛上的部队共达48000余人。
　　4月17日清晨6时，在北京总参作战室坐镇的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焦急地问道：“韩先楚在什么位置？”作战处长回答说：韩先楚已经上了岛。
　　通宵站在作战图前的聂荣臻，重重地坐在椅子上，长嘘了一口气。韩先楚上了海南岛，就意味着胜利。
　　薛岳获知解放军登陆后，调集岛上所有战役机动部队共约5个半师，企图趁解放军立足未稳之机，进行决战，消灭解放军于海滩地区。邓华令40军火速从西北海岸赶到东北海岸的敌后，给企图围歼43军于海滩的敌人以重击。
　　两军合力后，经过激战，将敌人全部歼灭，胜利会师。4 月23日，40军118师一部率先攻占海口市，解放了海口。5月1日，解放军解放了海南岛西岸的八所港（今天的东方市），海南岛全境得到解放，这场史无前例的渡海登陆战役取得胜利。面积 33920平方公里、人口 300万、战略地位与战略价值在中国仅次于台湾的第二大岛海南岛得到解放，保卫了中国南部领土与海疆的安全。
　　1950年7月底，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见了邓华。毛泽东欣慰地对邓华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海南岛一仗，打得不错嘛！”
　　
　　虎将之争
　　
　　在整个海南岛战役期间，从1950年2月1日15兵团在广州召开作战会议以后，邓华与配属15兵团作战的第12兵团副司令员兼第40军军长韩先楚之间，发生了两次激烈的争执。
　　韩先楚也非等闲之辈。他1930年入党，从士兵干起，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解放战争时期，是东野的三纵司令员，四野12兵团副司令员兼40军军长。有一次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来看望陈云，他们谈到了海南战役的情况。罗荣桓说：“海南战役不大好打，但我们打得很好。使用的部队是12兵团、15兵团各1个军，由15兵团统一指挥，但在战役指挥上韩先楚同志起了主导作用。”
　　海南岛战役之后，罗荣桓让韩先楚选择工作去向。韩先楚没有选择到相对安逸的中南军区当空军司令，而是选择了准备担负援朝作战任务的13兵团当副司令员。在朝鲜战场上，韩先楚是志愿军副司令员兼13兵团副司令员。抗美援朝结束后，韩先楚任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和邓华一样，韩先楚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打下海南岛后，韩先楚积极准备参加台湾战役。但是一直到他1986年去世，他也没等到解放台湾。在他临终前的昏睡中，他仍然在高喊“台湾！台湾！”在韩先楚病重期间，陈云曾亲自去看望他。在他去世后，陈云又亲自参加了向他遗体告别的仪式。陈云曾几次对人说：“先楚同志是难得的战将，不但军事上强，政治上也是很难得的。”
　　邓、韩都是著名虎将。邓华敢于实事求是地向上级乃至毛泽东提出不同意见，而韩先楚也是一位刚烈的虎将。韩原本不是邓的部属，只是解放海南岛时才临时调来归邓指挥的，因而“两虎”在一起时，难免产生点“火花”。
　　他们的第一次争执发生在1950年3月22日，地点是雷州半岛徐闻县赤坎村的15兵团前线指挥所。在3月5日至3月10日40、43军各以一个加强营第一次偷渡成功后，兵团定于3月26日两军各以一个加强团实施第二次偷渡，四野与中央军委也批准了兵团的第二次偷渡计划。韩先楚任军长的40军，由于驻防在雷州半岛西部以及北海、防城一带，夺得了从雷州半岛东部溃逃至此的国民党军队所携带的大量船只，加上又从攻打涠州岛中夺取了330多只渔霸囤积的大渔船；而43军征集的渔船只有150多只，只有40军的一半，且多是小船，也很分散。

　　邓华从广州赶到徐闻前线，准备指挥两个军各一个加强团的第二次偷渡。但韩先楚认为40军准备充分，不必实施第二次一个加强团的偷渡，而是可以进行全军的大举渡海登陆。显然，凭借43军目前准备的情况，还不能够进行全军规模的大举登陆。邓华是这样向韩先楚作解释的。但韩先楚认为如果43军准备不及，40军可以先行渡海登陆，43军作为第二梯队，随后登陆。
　听韩先楚这样说，邓华有些生气，“再有4天，即3月26日，第二批偷渡就要启航，你这个时候提出改变作战计划，也就是说我要取消第二批偷渡的命令，改变为大举登陆。这怎么能行呢？”
　　邓华接着说：“第二批两个军各以一个加强团偷渡，已经是箭在弦上了，必须于3月26日黄昏，按时启航。如果要改变计划，还必须报告四野和中央军委的批准，来回请示和批准的时间也已来不及了，所以我不能接受你的意见。”
　　韩先楚闻后，脸色顿变，脸绷得紧紧的，仍坚持40军先行渡海登陆，43军随后登陆。
　　毕竟不是自己的直接部属，邓华耐心地劝着：“你说，你们40军先渡，43军可以后渡。你怎么能这样想，这样说呢？四野首长是命令我指挥40军、43军2个军进攻海南岛。我不顾43军，只指挥40军一个军渡海，我这个兵团司令能这样指挥作战吗？请你也站在我的位置上想一想。”
　　韩先楚坦言：“我还是坚持我们40军现在就实施全军渡海登陆作战。你不同意，我就直接向四野首长报告请示，四野有个作风，即可以越级指挥、越级报告，四野首长可以越级指挥，军、师也可以越级报告请示四野首长的。”
　　邓华非常生气，霍地站了起来，“林总（即林彪）和邓政委（即邓子恢）有电报委任我指挥40军和43军，还有岛上的琼崖纵队，进行海南岛战役。我今天反复向你讲清了我的意图，你就是听不进去，你到底承认不承认是我指挥你？”
　　韩先楚也是火冒三丈，“我只服从正确的指挥。”
　　邓华勃然大怒，拍了桌子：“你说我指挥不正确，就能算不正确吗？我的决心与部署都是经过四野首长和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批准的，难道上级首长批准的也不正确吗？你要直接向林、邓首长报告，你报告好了。我告诉你，我要将你今天说我指挥的不正确，不服从我的指挥，我也要报告林、邓首长。”
　　邓华又郑重地说；“现在我再向你重申一下，进攻海南岛的决心与部署按原定计划不变更，你必须遵照我的命令，3月26日黄昏，实施第二批118师以l个加强团的偷渡。”
　　四野两位著名将领的谈话，就这样谈崩了，不欢而散。
　　事后两人分别向林彪、邓子恢发电，陈述自己的主张。林、邓迅速复电邓、韩，支持邓华的意见，仍按原计划执行。
　　实事求是地说，韩先楚的主张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无疑是不可取的。作为海南岛渡海登陆战役的总指挥，邓华不可能撇开43军让40军率先渡海，他要维护两支军队的统一，尤其是43军全体官兵的人心。在后来的大举登陆战役中，第一梯队40军是以6个团的兵力渡海，而43军由于船只所限，只有2个团的兵力参与作战。
　　第二次争执是在1950年5月11日。邓华为了照顾在海南岛孤军作战20余年的琼崖纵队，没有让40军和43军举行入城仪式，而单独让琼崖纵队举行完了隆重的海口入城仪式。琼崖纵队在海南岛孤军作战20余年，条件非常艰苦，武器装备异常落后，连纵队的干部战士穿的都是老百姓的衣服，而40军又要离开海南岛北上河南，与38军、39军作为四野的机动兵团应对不测形势，所以冯白驹请求邓华给琼崖纵队留一批武器装备。邓华答应了，决定将40军在海南岛登陆战役中缴获的薛岳部的武器装备留下，赠给琼崖纵队。邓华找韩先楚谈话。在征求韩先楚的意见时，韩先楚断然拒绝。
　　韩先楚认为，把缴获的武器装备给琼崖纵队换装，应该是40军和43军各负责一半公平些，而不应让40军一个军拿。
　　邓华解释说理应是两个军各出一半，只是因为43军要留下驻守海南岛，缴获的武器装备要作为武器储备，防止敌人来犯，也可以减少从陆上向岛上运输补给，而40军要北上河南作为机动兵团，四野或中央军委会给部队换新的武器装备，把旧的武器装备留下，也可以减少行军的负担。
　　韩先楚坚持说缴获的武器装备是战士用鲜血换来的，有一种荣誉感，凯旋途中，战士们扛着缴获的战利品，再累心里也是高兴的。
　　无论邓华怎样苦苦劝说，韩先楚就是不情愿。邓华表示给四野发电报，让四野后勤部等40军一到河南，就给他们补发新的装备，但韩先楚还是不答应，除非邓华下命令。
　　邓华生气了，“说了这么多话，想和你商量解决这个问题，你就是不行。而且还说让我下命令。那好，我就下命令。命令40军将在海南岛缴获的武器装备都留下来，装备送给琼崖纵队换装。你们在秀英码头乘船渡海时，除留下少数作为荣誉室的陈列品外，其余全部留下，不准带过海去。我派后勤兵站在秀英码头接收你们留下的武器装备。”
　　韩先楚站起来说：“命令我执行，但在40军造成的影响我不负责。”
　　就这样，两人再次弄得不欢而散。
　　客观地说，这次两人的争论，各人有各人的理由。从韩先楚的角度说，他是40军的军长，但不是15兵团的副司令员，自然从40军的角度考虑问题，维护40军的利益。而邓华作为15兵团的司令员，又是这次渡海登陆战役的总指挥，从全局出发来考虑问题，让40军让出战利品也是无可厚非的。
　　争论的最后，是韩先楚服从全局，执行了邓华的命令。
　　
　　和彭德怀共事
　　
　　海南岛战役之后不久，邓华就再次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1950年7月13日，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亲自给他打来电话。罗荣桓告诉邓华：中央决定调他出任战略预备队第13兵团司令员，并说13兵团所部须立即北上鸭绿江地区布防；中央还同时决定，组建以第13兵团为主的东北边防军，保卫东北边境地区安全。罗荣桓最后郑重地说道：还要准备在必要时渡过鸭绿江，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
　　中央军委的这个决定很特别，令许多人看不懂其中的端倪。调13兵团到东北准备入朝，却不让13兵团司令员黄永胜指挥，而是调15兵团司令员邓华去指挥。这是怎么回事呢？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南朝鲜兵败如山倒。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美军直接支援南朝鲜方面，命令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两天后，杜鲁门又命令美国陆军参加朝鲜战争。党中央和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形势的变化。由于美国军队大规模入侵，朝鲜局势有可能恶化，为预防不测，需要有所准备。7月7日，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保卫国防问题。会议决定战略预备队第13兵团立即开赴鸭绿江地区戍守边防。第13兵团司令员原为黄永胜，按理说理应由黄永胜来指挥。
　　但是在会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均认为，黄永胜各方面素质均不如邓华，因之决定他们两人对调。据15兵团政委赖传珠分析，黄永胜打仗不如邓华，黄还爱玩，从各方面素质上说，邓要比黄强。而且第13兵团所属的3个军（38、39、40军）都是四野的主力军，必须要有一名更强的兵团司令去才好指挥。
　　周恩来、聂荣臻将会议决定报告了毛泽东。7月8日，毛泽东正式批准由邓华出任东北边防军第13兵团司令员。邓华接到命令后，向四野首长和军委提出，不能只要他一个人去，要将第15兵团机关全部带去，以便于指挥。这一提议得到批准。
　　入朝前，彭德怀原准备以他从北京带来的小型班子为基础组建志愿军司令部。但是在入朝后，他对13兵团司令部战前组织准备、拟制作战计划和组织指挥部队开进等工作都很满意，认为兵团组织指挥能力不错，就决定以13兵团司令部为基础组建志司。彭德怀宣布：邓华任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洪学智、韩先楚任副司令员，解方任参谋长，杜平任政治部主任。
　　邓华开玩笑地对先期入朝的彭德怀说：“这会儿，你不再是光杆司令了，我和同志们努力当好你的助手！”
　　为了搞好团结，邓华让彭德怀带来的人员到志司各处担任正职，而让兵团原正职担任副职，有效地保证了志司的团结。志司机关都是精干人员组成的，对业务都非常熟悉，但稍有不慎，也会遭到彭德怀的批评。当然也有例外。在彭德怀严厉批评了行动迟缓的38军军长梁兴初、表示要挥泪斩马谡之后，大家都很谨慎。在志司的一次作战会议上，彭德怀带来的一位年轻俄文翻译却大大方方地站起来，对着地图谈兵论道。由于不懂军事，他的讲解也就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在座的都不表态。脾气暴躁的彭德怀此时一声不吭，几位副司令员和各军军长都沉默不语。年轻翻译见大家不附和，便不再说话了。彭德怀的脾气不好是出了名的，但是从未批评过他。
他就是毛岸英。
　　在进行决策发起第五次战役中，邓华和彭德怀的主张产生了分歧。为了团结，邓华放弃了自己的主张，维护了彭总的威信。鉴于敌人兵力集中，我方装备虽有改善，但同对方的高度现代化比，仍然差距悬殊，不易分割围歼，因此邓华主张把敌人引入铁原、金化地区打，可以拦腰一截，容易解决问题。彭德怀却说：铁原是平原，很大的开阔地，把敌人坦克放进来很难对付，不同意把敌人放进来。
　　邓华很难说服彭德怀，为了维护彭总的权威，最后第五次战役就按照彭德怀的设想来打。第五次战役中朝方面投入15个军，8个地面炮兵师，4个高射炮师，1个坦克师，连续奋战50天，虽然歼敌8.2万余人，但自身作战损失8.5万余人，特别是战役后一阶段，部队在后撤中有2万人失踪，其中180师损失即达7000余人，不是偶然的。
　　彭德怀后来承认，第五次战役是他一生中四次军事上的错误之一。其实何止彭德怀存在失误。第五次战役前，那些新入朝的兵团首长们，也存在着轻敌思想。已经打败全副美式武装的国民党五大王牌军，打美军自然不在话下。在战前会议上，3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司令员陈赓尚未入朝）乐观地说：“彭总，我们一个兵团消灭敌人一个师不成问题，保证还要活捉五千个美军俘虏。”
　　邓华见他们并没有重视美军，于是委婉地说：“根据我们四次战役的作战经验，美军可不是有美式装备的国民党王牌军。美军有绝对的空海军的支援，坦克和炮火比国民党王牌军装备的质量和数量都强多了。前四次战役我军虽然胜利了，但我们西线6个军和东线9个兵团都打得很艰苦。”
　　各兵团首长都是身经百战的将军，和邓华过去都是平起平坐的，邓华也只能点到为止。宋时轮、洪学智、韩先楚等清楚实际情况的，也不便多说。彭德怀以为这些兵团首长比邓华等志司首长更加熟悉部队实情，便接受了兵团首长的意见。
　　当时，志愿军的准备确实不充分。当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下令所属64军发起攻击时，64军第一梯队还没有进入冲锋出发位置。64军军长曾思玉给杨得志打电话，请求再给一天的准备时间。杨得志的回答是“你不要问了，按照命令执行吧”，随后就挂断了电话。
　　但对于彭德怀准备发起第六次战役的建议，邓华持反对态度。1951年8月8日，彭德怀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汇报了发起第六次战役的意图和部署。8月17日，彭德怀签署了发动第六次战役的预备命令。邓华当时在开城率志愿军代表团和敌人谈判。他通过对敌我双方战场态势的反复思考，8月20日致电彭德怀，认为在敌人阵地已经巩固，“深沟高垒，固守以待”的情况下出击，进行战地攻坚对我不利。26日，他再次致电彭德怀，进行更为详细的分析，以说服彭总放弃第六次战役。彭德怀并没有责备邓华，反而高兴地说：
　　“邓华作战勇敢，细心，出了好主意，是个好帮手。”
　　最后，第六次战役被取消。
　　在第五次战役期间，为了志司的团结，邓华还主动提出“让贤”。第3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率兵入朝，途经安东时腿伤复发，便留在国内治疗。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也率兵入朝作战。陈赓和宋时轮都是我军著名将领。陈赓在军内威信很高，富有传奇经历，而宋时轮也曾和邓华共同指挥过宋邓支队。这两位重量级的人物入朝，自然要兼任志愿军副司令员。但是要让他们排名在邓华之后，似乎面子上过不去，邓华也不好和他们处关系。
　　邓华于是向彭德怀提出重新排座次，由陈赓担任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宋时轮任第二副司令员，而由自己担任第三副司令员兼第13兵团司令，主要抓第13兵团的工作。
　　邓华的风格让彭德怀颇为感动。但是他考虑邓华自入朝以来一直就是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熟悉了志愿军的情况，改变座次不利于开展工作。而且根据在志司几个月共事的观察，彭德怀发现邓华是一个能够拍板、敢于拍板的人，办事情，抓得起，放得下，是一位肯动脑子，善于思考的难得的将领。彭德怀回绝了邓华：
　　“这不用你考虑，是组织上的事。”
　　邓华见彭总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便以个人的名义向中央军委总干部管理部并毛泽东主席发电报，提出自己的建议。
　　彭德怀也致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为便于联系各野战军，志司似应增加陈赓为第二副司令员，宋时轮为第三副司令员。”这就是说，邓华第一副司令员的位子不变。3天后，即1951年6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彭总建议，任命陈赓为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宋时轮为第三副司令员。
　　1951年8月，陈赓来到朝鲜。邓华对他十分尊重，在作战等方面的事情上都是主动找他商量研究。在照相这样的细节上，邓华考虑得都很周到，都是彭总居中，紧挨着彭总的是陈赓，而他则站在陈赓一旁；如果是他们三个照相，邓华就在彭总的左边，陈赓在彭总的右边。按照中国传统的习惯，右边为大。李达到志愿军总部任参谋长。李达是知名的军事家，又比邓华年长五岁。在年长邓华5岁的原二野参谋长李达来到志司任参谋长后，邓华此时已经是志愿军代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按说邓华是李达的上级，但是邓华处处尊重李达，并尊称他为“您老人家”，令在场的年轻参谋人员感动不已。 由志愿军司令员到出任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镇守东北

    1954年的“高饶事件”后，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高岗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东北地区是战略要地，而且又驻有重兵，东北军区的主要领导岗位就显得格外重要，该派谁担任此重任呢?在毛泽东的棋盘上，久经沙场的邓华成为最合适的人选。邓华在朝鲜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毛泽东对他很信任。在1952年部署朝鲜反登陆作战准备时，毛泽东当面对邓华说：“你去，我放心！”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对邓华非常熟悉，也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1954年4月6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邓华为东北军区党委书记。1955年3月，邓华被任命为沈阳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此时已改为沈阳军区)。1954年9月5日，彭德怀辞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职务，已代理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邓华被正式任命为志愿军第二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但邓华此时的主要工作已转移到了东北军区，担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只不过是个过渡。不到两个月后，中央军委便任命杨得志和李志民分别接任志愿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邓华主持沈阳军区工作以来，一直强调部队必须以军事训练为主，指出不抓军事训练，不如回家当老百姓，或者就干脆叫农垦部队好了。即使在所谓“大跃进”年代，全国上下大炼钢铁高潮的时候，邓华对战备训练也毫不含糊。
    1954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任命邓华为副总参谋长，分工主管作战方面事宜。彭德怀多次要求邓华赴京就职，但他一直未赴任。有热心的同志告诉邓华小道消息，说他任副总参谋长只是个过渡，下一步将是任总参谋长。任命前，彭德怀征求邓华的意见时，他以没有做过参谋工作为由没有答应。邓华还找到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请罗在军委和毛主席面前为他请辞。这在别人看来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性情固执的邓华却与众不同。
    1955年9月27日，共和国首次授衔仪式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邓华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邓华当选为中央委员。
    1955年11月初，解放军首次抗登陆战役演习在辽东半岛进行。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担任演习总导演，副总导演是粟裕、邓华、陈康、甘泗淇、肖克等人。但具体工作主要是由邓华负责的。苏联、朝鲜、蒙古、越南等国的国防部长和高级将领也率领军事代表团前来参观。参加演习的全部陆军部队和一部分海空军部队都来自沈阳军区。邓华自信地认为，沈阳军区的部队是能够经受这次演习的考验的。参加这次演习的第38军、第39军、第64军等部队，不仅都在朝鲜同美军打过仗，参加过朝鲜反登陆作战准备，而且回国后在诸兵种合成作战训练方面，成绩是出类拔萃的。
    演习于11月3日开始，一直持续到14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中央军委领导人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徐向前都前来观摩，对演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美国军方和台湾蒋介石当局，也对这次演习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台湾军方事后的评论认为邓华是“彭德怀正规化建军路线的主要执行人”。
    1958年11月中旬，邓华与沈阳军区参谋长曾思玉、旅大警备区司令员曾绍山等人来到北京。他们准备去东南海防前线参观学习。1958年的8月开始，根据中央的指示，福建前线解放军对国民党当局的金门阵地进行了大规模炮击，美国立刻加强了在海峡的兵力部署，海峡局势一时紧张起来。
    彭德怀听说邓华要到东南沿海参观，便安排邓华代替他到前线去看看。邓华为人很谨慎，说“那不合适吧?”彭德怀说：“什么不合适，你以副总参谋长身份去吧。”彭德怀安排邓华坐他的伊尔18专机，到福州军区和广州军区代他看看军事训练和国防工事。邓华了解彭总的脾气，就答应了。直到1958年12月底才结束这次视察。但对于邓华这次视察，有人颇不以为然，也有人忌妒邓华的“冒尖”。在庐山会议后，邓华被划为“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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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的“邓是彭的人。但是，邓与彭是有区别的”一锤定音，邓华成了“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

    庐山会议之后，1959年8月18日至9月13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中南海举行。
    参加人员除了中央军委委员外，还有各大军区主要负责同志、各野战部队主要领导等人。会议由军委副主席林彪主持，会议设秘书长三人。
在这次会议上，邓华和洪学智、万毅、钟伟等人被错误地划为“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被迫交代“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也火中取栗：“老实交代你跟彭德怀的黑关系。”“彭德怀爱骂人，许多人都骂到，就是没骂过你，这是为什么?”“你长期跟林总，却是格格不入，为何一到朝鲜就跟彭一拍即合?”过去挨过邓华批评的人，或者嫉妒邓华在朝鲜战争中地位升高的人，纷纷出场发问。他们的诘问被邓华一一
    顶了回去，会议陷入了僵局。
    毛泽东很快知道了，他给邓华传话说：“有些同志对你有意见，开个会让他们说一说，你要硬着头皮，好好听下去，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邓华对于毛泽东的话是深信不疑的，于是冷静了下来，不再争辩。
    会议最后，毛泽东一锤定音：“邓是彭的人。但是，邓与彭是有区别的。”在肯定他们是一个反党集团或者“军事俱乐部”的成员的同时，也指出了应当区别对待。
    9月12日，军委扩大会议最后一天，林彪作了总结，宣布对邓华的处理是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林彪说：“我考虑很久，晚上睡不着觉，总觉得邓华留在部队是一个危险人物。”
    把邓华撵出部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军委扩大会议后，邓华被送回沈阳，继续接受批判斗争。中央军委派出一个有黄永胜在内的三人批邓领导小组，在沈阳坐镇。三人领导小组签发的《邓华同志反党活动材料摘要》
    指出：“一致认为邓华的反党活动由来已久，他既是高饶反党联盟的漏网残余，又是彭黄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野心很大，罪过甚多，同样是党内的一个危险人物。”
    11月，邓华举家迁来北京，住在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离开沈阳军区时，按说邓华应将随身携带的手枪上缴。邓华有两只手枪，一只是也门王子送的，还有一只苏联国防部送的。
    邓华离开部队还带着手枪，确实是一种特殊情况。离开沈阳时，沈阳军区司令员由陈锡联接任，政治委员为赖传珠。他们为他饯行，邓华则将带走的手枪、望远镜等军用物品，开具清单交给了军区。赖传珠对此没有提出异议。

在四川担任分管农机的副省长，尽管没有什么权力，但邓华还是兢兢业业地工作着
1960年初，总政治部的一位负责人通知邓华：“中央已经作出决定，你要转业到地方，是到经济部门，还是到省级行政部门，还没有最后定下来。”就是在他转业地方前夕，毛泽东托罗瑞卿总参谋长再次给邓华捎话：“犯了严重错误，要认识和改正错误，但也不要抬不起头，不要消极，争取早日改正错误。”
1960年6月，邓华被明确了工作，转业地方，安排到四川省任副省长。但到成都后，邓华发现人们并不欢迎他，大家的神情是淡漠的。数日后，邓华特地前往金牛坝拜访西南地区的最高领导——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省委决定你在副省长中分工抓农机工作。”李井泉接着补充道，“廖志高是管农业的书记，农业机械厅厅长苗逢澎是省委常委，今后你多同他们联系。”上有书记和常委，邓华这个副省长还有多大的自主权呢?李井泉最后说：“中央有通知，你的生活待遇不变，仍是行政五级，省委即将为你配备秘书、公务员和专用小车。”这多少对邓华算是一种安慰吧。
从李井泉家出来，邓华立即来到新华书店，买来大量农业机械方面的书籍，自学钻研。好心的人见他如此认真，便劝道：“你不过是个挂名的副省长，还是少管点事，养养身体吧!”甚至还有人说：“现在是‘困难时期’，搞不好又会飞来横祸，睁只眼闭只眼过日子吧!”邓华则回答说：“我拿人民的钱，吃人民的饭，就得为人民办事。除此之外，别的我什么也不考虑。”陪同邓华来成都的还有妻子李玉芝。她是医科大学毕业，温柔贤惠，在丈夫身处逆境后，特别注意在家庭中形成良好的心理环境。她向孩子们规定，不吵闹，不大声嚷嚷，不流露对当时国家处于困难局面的不满情绪，就是社会上许多人挨饥受冻、水肿病流行情况，也不让在家中谈论。
1961年7月21日，邓华偕同秘书谢功贵等人对阿坝、甘孜两个藏族自治州进行考察。这两个州正是当年红军长征时艰险跋涉的雪山和草地的所在地。到了长征路过的草地时，还带着手枪的邓华兴致勃勃地准备打猎。到达草地边缘的红原县时，当地驻军骑兵团得悉邓华到来，坚持邀请他去部队视察。邓华乘车到达一个小山坡，刚下车，只见严整的队列排得老长，战士们举枪行注目礼。“报告，我是130师师长查占林，向首长问好!欢迎首长来部队指导!”邓华习惯地将右手举至帽檐，用军礼回答：“谢谢大家，向同志们问好!”邓华的眼里满含着激动的泪水。130师就是他在东北亲自指挥创建的第7纵队的19师，师长查占林也是当年7纵的老部下。这次巧遇让邓华分外高兴。“我一见到部队的同志，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今天，我高兴极了。”
在访问藏族农牧民时，邓华亲眼看到，他们多数人生活贫困，许多人还是吃不饱穿不暖。在黑水县，农牧民的铁锅在“大跃进”时被收去大炼钢铁了，等到公共食堂解散自己开伙时，就连做饭的锅也没有了，只好用洗脸盆代替，或者两家人共用口锅。全阿坝自治州铁锅缺额8万口，但1961年当年只能解决4万口。1959年全自治州先后刮起了共产风，大办食堂，牲畜大集中，饲养管理差，饿死病死很多。如理塘县毛雅区原有牲畜10万头，到1960年底，仅剩下31000头。
面对着无可辩驳的事实，邓华沉痛地说：“对不起人民啊，解放这么多年了，生活还这么苦。我们有责任啊!”回到成都，他亲自执笔，把所看到的情况和问题，如实向省委报告。他建议：根据中央民族政策和当地具体情况，切实按初级社和高级社章程办事，稳定所有制，坚持按劳分配，调动农牧民积极性。

彭德怀的案子翻不了，邓华的案子就没有平反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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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6月初的一天，邓华来成都两年后，西南局的一把手李井泉来探视他。寒暄之后，李井泉说：“省委和西南局对你在四川的工作是满意的，你深入实际，了解的情况具体，给省委的视察报告也很有分量。”接着，西南局第一书记点到了主题上：“中央发了文，过去运动中对党员和干部处理错了的，要加以甄别平反，这个文件你看到了吗?”“你对给你的处分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可以谈谈。”顿了一下，他接着说“我们可以替你向中央反映。”
邓华略有踌躇后表态了：“我的问题毛主席清楚，中央清楚。”“处理过了，没意见，没要求。”李井泉走后，邓华内心深处掀起了波澜，渴望将自己的问题搞清楚，决定向总书记邓小平写一个报告，在肯定犯有“错误”的前提下，要求党中央给一个书面结论。因为对他的处理，仅仅只由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口头宣布，未有任何文字表示。报告在家里搁置了一个星期。经过慎重的考虑，邓华还是放弃了。这是因为自己的案子是因彭德怀而起，彭案不翻，邓案也是翻不了的，而毛主席是不会轻易让彭翻案的。搞得不好，还会带来新的麻烦。最后，邓华将报告销毁了。
8月，邓华到北京出席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不是继续已经开始的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而是批所谓的“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继续强调阶级斗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发展“左”倾错误。正在进行的甄别平反工作，被斥之为“翻案风”。毛泽东说：“近来刮平反之风不对，19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他还明确表示：“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德怀平反。”
会议组织了对彭德怀的新的批判。邓华再一次被迫违心地参加对彭的批判，并表态要继续同他划清界限。这次来京，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来看望他：“老邓呀，就是那么回事，不要看得那么了不起。”邓华苦笑着回答说：“谢谢你了。你什么时候来成都，我请你吃成都的名小吃。”迅速把话题岔开。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也来看他了，问他的病情，建议他到广州去疗养。在电梯里，邓华遇到了陈毅，他关切地说：“怎么这样?你到304住院治疗吧！”
虽然只有少数的同志来看望他，关切他，但仍给了他很大的慰藉。
在餐厅吃饭，服务员碰巧将他的饭菜端到黄永胜已经坐定的饭桌上。黄永胜见是邓华来了，便赶忙走开。邓华心里好笑：“哼，你避开我哇!”而这时，许世友提了瓶酒走过来：“老邓，咱们一块儿喝一杯吧!”这令邓华又感慨了一阵。
1963年职工调整工资，按规定调整比例为百分之四十。与邓华同住一个院的省级领导干部，从首长到身边工作人员，包括秘书、司机、炊事员、警卫员等，全都涨了工资，唯独邓华及其身边工作人员例外。邓华找到有关负责人说：“我和我手下工作人员五个人，按百分之四十的比例，也应升两个。”对方不语，支支吾吾，不知所云，邓华的过问没有产生效应。
1965年10月底，邓华来到重庆参加四川省三级干部会议。一天晚上，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来到邓华住的房间。寒暄之后，廖志高告诉他，彭德怀即将来四川工作，担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这在邓华的心中犹如投了一块石子，掀起了阵阵的波澜。邓华在朝鲜前线同彭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心里非常渴望见到彭总，同他再下一局象棋，但他知道，现在不能见。彭总来西南工作，西南三线建委就设在成都市，同在一个城市，不会不碰见的。邓华清楚，他们的相见，会使事情更为复杂化，会给正愁寻不到“罪证”的人提供口实。邓华马上建议：“为了避免出现复杂局面，还是把我调开为好。请将我这一想法转报中央。”“我们可以把你的要求转报中央，”廖志高很大度：“不过，我看，调开的可能性小。你们毕竟不是在同一单位、同一系统。而且，就是会了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1965年11月30日，彭德怀到达成都，被安排住在永兴巷7号。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由李井泉兼任，下设四位副主任，彭德怀排名第二，分工主管三线建设中煤炭动力方面的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彭德怀得知邓华也住在成都市，就在距永兴巷不过十几分钟步行距离的前卫街44号。一天傍晚，他让警卫参谋陪同他去邓华住处，但走到门口便打回转了。彭德怀当然明白，此时此刻是不能会面的，不能给人以口实。
不久，曾希圣来成都任西南局书记，邓华和夫人李玉芝去拜访他。曾希圣也是住在永兴巷7号。邓华早已得悉彭总的住处，他与李玉芝趁着茫茫夜色步行前往。行至门口，邓华有意放慢了脚步，深情地望望彭总房间里的灯光。他知道彭总有在晚饭后散步的习惯，想碰碰运气。拜访结束后，曾希圣送他俩出来，邓华又有意放慢脚步，希望能够出现奇迹，见到日夜思念的彭总。可是再一次失望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邓华受到残酷迫害，但却出人意料地参加了八届十二中全会，成为“解放”干部

1966年12月23日凌晨，一伙红卫兵翻墙进入永兴巷7号，目标是抓彭德怀。他被绑架走了，两天后被押上开往北京的火车。12月28日傍晚，邓华才得知彭德怀被抓到北京了，现扣在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手中。“真是无法无天了!堂堂的元帅、政治局委员就是这样被抓走，岂有此理！”
1967年2月的“大闹怀仁堂”之后，揭批、打倒刘、邓、陶等人活动升级的同时，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贺龙甚至还包括朱德在内，都受到了批判、围攻和斗争。消息传来，邓华悲愤异常：这些同志都是有大功于中国革命的，都是毛主席的左右手啊!怎么一夜之间成了走资派、反革命和罪人了呢?!
1967年6月3日午后，一伙红卫兵闯进前卫街邓华寓所，围住邓华，抄了他的家。发生争执时，有人动手要扭邓华。“住手!”邓华怒喝道，“我自己去，走吧！”说罢提着早已准备好的小提包举步迈出家门。被关起来后，红卫兵对他进行非法审讯。“邓华，交代你的罪行！”“交代你跟彭德怀的关系!”“交代你怎样勾结贺龙准备搞二月兵变的。”邓华没有可交代的，红卫兵的一记耳光打在了他的脸上，鲜血直流。
在一次批斗会上，一位前志愿军战士路过这里，看到了令他震惊的一幕。这不是我们的司令员嘛。邓华此时正和李井泉、廖志高、杨超、赵苍壁等人坐在潮湿的地上。“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的无情，邓华的胸前被挂上一块大木牌子，上写着“反革命分子邓华”，在“邓华”二字上面画了大红叉。这位志愿军战士禁不住泪如泉涌，愤然离开斗争会场。
1968年初，江青、康生在接见成都军区和四川省革委会筹备会负责人时，公开点了邓华的名，说“邓华是坏人”，“对坏人要专政”。此后，对邓华的批斗迅速升级：拘留地由成都警备司令部转到城北昭觉寺临时监狱，囚室有岗哨把守，大小便时有人押着，批斗越来越频繁，拷打和人格侮辱几乎成了家常便饭。5月6日，邓华夫人李玉芝和长子同时失去自由，分别被关押在他们所在单位，强令他们写交代揭发材料。四个未成年的子女，也被立了专案进行审查。
正当邓华处于被迫害的水深火热之中时，几个月后，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968年10月10日，一位军人找到他，“邓华同志，我叫郑志上，第50军副军长，”“党中央来电，通知你去北京开会。”邓华不敢相信，以为是做梦。郑志上递过刚刚收到的电话记录：“请即通知邓华同志于10月11日来京，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邓华的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
事后，邓华才知道了内情。还是在酝酿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时候，在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有“问题”的人占了大多数。根据党的组织原则，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要超过半数，会议才能有效，必须“解放”几名中央委员不可。10月10日，经毛泽尔亲自指名，邓华和张鼎丞、胡耀邦、范文澜等人一道成为被“解放”者。这样，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包括由于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有10名中央委员去世而从候补中央委员递补为正式中央委员的黄永胜等10人，总数才刚刚超过中央委员的半数。
邓华一到北京，马上就有人告诉他，是毛主席亲自指名要解放他的。早在“文化人革命”前在杭州一次会议上，毛主席曾经提议：是不是让邓华回部队工作。只是由于林彪持异议，未能成事。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问道：“邓华同志来了没有?”邓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来了!”他迅即站起来回答。“好久不见了。在四川几年没有人说你不好。”毛泽东关切地说。听到这里，邓华落泪了。“不知道红卫兵把你关起来了。你就是跟彭德怀犯了错误，”毛泽东接着说，“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嘛，改了就好了。”邓华十分清楚，虽然“解放”了，但他的问题依然没有根本的转机。但毛主席继续贯彻彭、邓区别对待的原则。
会议期间，有人对邓华说：“林总现在是副统帅了，黄永胜也是总参谋长了，他们一个是你的老上级，一个是你的老战友，你是不是去看看他们?”邓华问答说：“不去。我不抱任何幻想。”恰好，黄永胜正通过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向邓华传话：要他在北京京西宾馆住一个时期。用意何在，没有说明。但邓华坚决不同他们拉扯到一起，全会于10月31日一结束就立即返回四川。
在一次大会上，秦基伟亲自将邓华从主席台下请到主席台上
从北京回来后，许多人来看望他，有的人要求他公开支持某一派，并答应在省革命委员会安排他当副主任。在不久的四川党员代表大会上，邓华被安排作为“解放干部”在会上发言。不料邓华在讲话中却根本不谈支持哪一派的问题，只是强调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讲大联合，要求抓革命，促生产。邓华为此得罪了一些人，只被任命为省革委生产指挥组副组长兼农机组长。
邓华不大愿意参加会议，但有些会议却让他去参加，例如四川省四级干部大会。作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副组长，邓华找到台下生产指挥组的座区。主席台上正中间是新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和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台上的部队同志主要是成都军区和驻川部队负责人，有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刘兴元，政委严政，副司令员韦杰、王诚汉、肖永银、梁中玉、陈明义等，邓华对他们都很熟悉。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主席台上就座与在台下有着重大的区别。会议即将开始时，秦基伟从主席台走下，来到邓华座位前，举手行了个军礼：“邓华同志，请您到主席台上就座！”邓华说：“不必了，我坐在这儿挺好的。”“紫阳同志和我商量了的，请您去吧！”秦基伟坚持道。大会场上异乎寻常地安静，二千多名与会者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当邓华终于和秦基伟一道步上主席台就座时，许多人显露出惊讶的表情。
在朝鲜战场时，秦基伟是15军军长，而邓华则是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是秦基伟的老首长。赵紫阳、秦基伟在来成都上任时分别来到邓华家里谈话，告诉他：准备将你调回北京，由军委安排工作。赵紫阳和秦基伟说，要调你回部队，是邓小平和老帅们共同研究后作出的决定。
邓华的许多老战友通过不同的渠道，多次呼吁改善他的处境。在1971年林彪事件后的一次会议上，在中央军委会议休息室，粟裕、肖克、李达、杨得志、宋时轮、杨成武等人都在场。曾任志愿军参谋长的李达想起了在朝鲜志愿军总部同他亲密共事的邓华，说道：“不久前我去了成都，见邓华同志自己拎着篮子上街买菜，看样子身体也不好。老同志嘛，这样不行。”肖克、宋时轮也说：他在四川拼老命干工作，把身体搞垮了。粟裕也插上说：“目前，我们也无能为力，是不是先跟叶帅说说，看有没有办法改善当前十分困难的境况，并且要争取把他弄回部队来。”李达、杨得志具体建议：老宋，叶帅离你那儿近，你就跟叶帅说说吧!宋时轮当时担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叶帅正住在军事科学院院内。李达接着说：我也找机会向叶帅说。
许多战争年代的战友都不因邓华身处逆境而躲避他。1960年6月，邓华来川不久，成都军区司令员贺炳炎上将抱病前来看望，请他好好保重身体，还指示军区有关部门：“邓华同志虽不在部队了，但他是井冈山下来的老同志，要尽可能给予关怀。”军区举办什么活动，如庆祝建军节、春节团拜、文艺演出等等，都要请邓华出席观看，每年都如此，一直沿袭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贺炳炎上将于当年7月1日病逝后，成都军区领导人换了五六届，每一届的司令员、政委黄新廷、张国华、郭林祥、梁兴初、赵紫阳、秦基伟、吴克华等人，都亲自登门拜访邓华，嘘寒问暖，陪同聊天。有的同志调离成都，也特地前来告辞，表达了战友情深。至于许许多多的亲密战友和老部下，不管发生了什么风云变幻，对邓华依然一往情深。刘亚楼、肖克、李达、许世友、杨得志、宋时轮等人出差到了成都，都曾来邓华处看望，而且一当政治气候适宜，他们就为改善邓华处境而奔走呼号。
当然，也有人对邓华另眼看待。重庆一位负责安排会务的处长，在一次隆重的会议上，他像往常一样按“另册”待遇将邓华安排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主持会议的部队负责人丁盛看到后，立即将邓华请到主席台入座。若干年后，那位处长见到邓华，对在重庆时的非礼表示歉意。邓华说，那不怪你，是那个时代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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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后，邓华回到部队的愿望终于实现

1977年8月3日，邓华盼望许久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这天，中共中央下达任命邓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通知于8月5日正式到达邓华手中。8月12日至18日，邓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同第九和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一样，他再次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8月25日，新一届中央军委会组成，他任军委委员。在京西宾馆参加新一届军委扩大会议的时候，邓华见到许多多年未见过的老战友，他们不少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可以说都是劫后归来，相互间问候致意，说不尽感慨之情。
邓华忽然想起了他的“老哥”洪学智。他和洪学智是老战友、老搭档，邓华当辽北军区司令员时，洪是副司令员。邓华任东野7纵司令员时，洪是6纵司令员，经常在一起开会，互相配合作战。以后部队南下作战，邓是第15兵团司令员，洪是第一副司令员，朝夕相处，感情很深。1950年8月，邓华出任作为中央军委机动兵团的第13兵团司令员后，受命开赴东北军区赴朝鲜之际，又想到了洪学智。有消息说洪学智要安排到海军工作，但邓华还是向中央提出请调洪学智的要求。中央也很快同意了。1959年，洪学智也受到了彭德怀案件的株连，下放到吉林省当重工业厅厅长。近20年来，邓华心中一直怀着深深的疚意：要不是将他拉到志愿军总部，洪学智肯定不会遭此厄运。邓华随即同几位同志商量后，向军委有关领导人说了：“一定也要把洪学智弄回部队!!”军委领导立即接受了这个建议。
这件事办的很快，第二天洪学智就到了北京。见面后，邓华含着热泪，紧紧握着他的手：“昨天才提出建议，没想到你今天就回部队了!”洪学智也动情地说：“咱俩要好好喝一杯啊！”
1977年12月12日到31日，邓华出席新一届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但此时他的身体却不容乐观。军委会议期间，邓华就感到身体不适，他是咬着牙坚持到最后一天的，不得不住进301医院。1978年春，经过精心治疗护理，邓华的病情日见好转。战友们来问候，聊得最多的要数黄克诚了。黄克诚这时也在解放军301医院治疗。他们一起回忆了不堪回首的1959年。邓华问50年代初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黄克诚：“那次会上有人说，抗美援朝战争时，你在郴州给我修了栋公馆，到底有这么回事不?”“瞎胡扯!我怎么能随便给人修公馆哩，人民没给我这个权力。”黄克诚激动地说，“你七老八十了，解甲归田了，按规定该修还得修，那时你还只四十挂零，怎么会给你修公馆呢。”
但到了1979年7月25日，邓华旧病复发，再一次住进301医院。他自知身体不行了，便特别抓紧有生之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的《关于我军装备现代化问题》论文很快脱稿。
接着，又抓紧写作《关于未来反侵略战争和国防建设的几个问题》。随后去了一趟南方，到了海南岛，走访旧战场，准备写作渡海作战解放海南岛的回忆文章。然而18年的逆境生活使他的肉体和精神上都备受折磨，很快又病倒了，住进了医院。
1979年10月26日，邓华来到广州市，下榻珠江宾馆留园三号。本意是到这儿疗养的，南国温暖湿润的冬天对治疗肺气肿很有好处。广州市，是他指挥所部解放的。海南岛也是在他的指挥下获得解放的。在他数十年征战生涯中，指挥过无数次战役、战斗，海南岛战役却是他的得意之作之一。这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渡海登陆战役，在90年代以来台湾问题凸现后，这场取得重大胜利的登陆战备受军界的重视。邓华到达广州之时，有关方面正筹备海南岛解放三十周年纪念，他们请邓华撰写纪念专文。邓华原来就有总结海南岛作战经验的设想，1978年夏天还特地去了一趟琼崖，凭吊故战场，写专文的事便一口答应了。可是动起笔来，却并不容易，毕竟已经过去三十年了，许多人和事都淡漠了。邓华马上找人开座谈会共同回忆，找档案部门查阅当年来往电报和作战计划等等，经过几个月努力，写成了两篇专文，一篇题为《挥戈南下，直取海南》，交《海南日报》发表；另一篇题为《雄师飞渡天险，踏破伯陵防线》，在《琼岛星火》(创刊号)海南解放三十周年专辑土发表。
这两篇文章的初稿出来后，邓华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对其中的史实不惜专电北京查对，并将文稿送请在北京的当年参战老同志阅处。在有关部门组织的纪念文章中，有个别文章存在不符合历史之处，邓华阅后十分生气，在该文上批道：“根据何在?”海南岛战役是在第15兵团首长指挥下，由第40军、第43军和琼崖纵队等部队共同打下的。在《琼岛星火》专刊最初的组稿计划中，没有安排第43军方面的回忆文章。邓华建议说：“光有40军的，没有43军的不全面，琼崖纵队和人民支前方面也要有文章。”当时第43军军长是李作鹏，尽管李后来跟了林彪，但不能否认当年第43军全体将士英勇作战的历史事实。有关方面听取邓华意见，增加了两篇有关第43军作战的文章。1980年4月26日，邓华审阅该刊清样时，看到各方面部有文章，非常满意，他说：“这就还历史本来面目了。”
5月初，邓华获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了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文件，十分高兴，准备尽快返回北京。5月4日，他取道上海北上，计划在上海停留数日，检查身体，然后到南京看望许世友、杜平等老战友。
关于他的平反问题，解放军总政治部于1980年3月20日向中央军委和党中央写出了复查结论报告。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个报告。解放军总政治部于同年5月7日向全军发出《关于邓华同志问题复查结论的通知》。邓华于1978年12月22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提出平反恢复名誉的要求，一年零四个多月之后，正式发文。住在上海医院，生命垂危的邓华，仍然关切平反通知，当他的儿子邓小穗来到病床边时，他吃力地问道：“我的平反通知传达没有?”邓小穗答：“军事科学院已经传达了。”
1980年7月3日，邓华在上海病逝，享年6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