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保利公园租房:听长辈们谈反“扫荡”作战的印象--八路打鬼子靠的是智慧！

我这些对抗战时期反“扫荡”作战的印象，是和亲身参与指挥过反“扫荡”作战的长辈们的闲谈对话中得出的。这些长辈们谈话有个特点，当时职务较高的基本很少谈具体的作战事例，缺少对战斗环节生动的、戏剧性的描绘，而更多地是谈一些枯燥抽象的态势判断和决策思路；而当时职务较低的则相反，谈话喜欢偏重于某些战斗情节和战果。我作为听故事的晚辈，一般也是喜欢听打仗的情节和故事，不愿听枯燥乏味的分析与决策。可现在回想起来，则正是那些枯燥乏味的内容，才能完整地勾画出反“扫荡”这种特殊作战的基本模式，反映出这种作战模式的时代特征和其包涵的特殊指挥思路。游击战的“十六字诀”，在具体运用上则是多种多样。现在仅根据我个人从那些长辈们处得来的认识，以及其他材料给我的印象，对他们那个新四军区域内抗战时期的反“扫荡”作战基本模式做一个较抽象的勾画，供大家分析研究。

　　反“扫荡”作战第一阶段：所谓“敌进我退”，退也要退得有讲究有章法。日寇的大“扫荡”，一般是集中较大兵力（不同于平常分散守备据点和对我方进行偷袭、骚扰、掳掠时的小股部队出击），突击我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寻找我主力作战，同时在我区域内烧杀掳掠，破坏我方的人力物力资源；较小的“扫荡”则主要以掳掠（补充自身的给养）和威慑民众为主要目的。我军进行反“扫荡”作战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则是由军队引导使根据地民众形成有组织的行动，这一点恰恰是现在某些人所忽视的地方。当民众缺乏组织时，往往对日军出动的时间、路线、规模没有及时准确的了解，自发的躲避“跑反”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甚至在日寇偷袭的情况下一无所知（长辈们曾谈到日军有时在雨雪天还会出击，夜间出击更是常事）。而在军队引导下的民众有组织行动，就完全不同了。军队具有完整的情报工作体系，结合有组织的民众，就在全地区内对日寇的“扫荡”等行动形成一个有效的“预警系统”，区域内民众的各村各户都可在这个系统下获得相对及时准确的警报，于是有组织的民众“跑反”就能拥有相对较充裕的预警时间和行动方向。事实上，我那些长辈们谈到的历次反“扫荡”作战中，大多数情况下不但广大民众能及时避开日寇的烧杀，甚至还能完成坚壁清野，而这一点，又是日寇“扫荡”中的较大部队难以在我核心区域内久留的重要因素。不但是普通民众受益于这个预警系统，当时在敌后区域内的友军往往也会从我军的情报战中得益。有些时候这些友军的情报还可能对我军的情报加以补充。不同的是友军获得警报后往往不会直接传达到民众，更不会组织民众进行主动的“跑反”，这也是他们难以获得民众衷心拥护的的重要原因之一。广大民众不是瞎子，他们不会苛求装备较差的军队单纯地御强敌于家门之外，但希望能从军队那里得到至少是预警这样的帮助。

　　能及时获得情报自然重要，但这不是进行“敌进我退”的唯一主动因素。以军队的战斗行动袭扰、迟滞日寇“扫荡”部队的开进，掩护我方军民转移，形成转入第二阶段作战的有利条件。是不可或缺的一步。那些长辈们谈及反“扫荡”部署时，令我感到有些意外的是，他们计划的第一步出发点几乎毫无例外的是“掩护群众跑反”。普通民众不是军队，无论预警多么及时，民众的行动不可能象军队一样迅速，跑反的准备比军队需要更多的时间。所以，当反“扫荡”作战开始时，我军通常都会部署小部队主动在日寇开进的沿途进行“麻雀战”式的袭扰，必要时还会在一定地域用较大部队进行一定时间的阻击。当然，较大的“扫荡”中，在我军所具备的装备训练有限的条件下，这些袭扰和阻击不可能完全阻止日寇大部队的开进，只能起到一定的迟滞作用，而就是这个作用，使我方军民能赢得更多的准备时间。使用小部队进行迟滞作战的原则，是小部队在作战中保持机动，在迟滞日寇的同时，能迅速摆脱日寇可能的转向攻击和跟追。事实上，日寇的指挥官也不傻，他也不愿用大部队与我进行迟滞作战的小部队纠缠不休，也总是企图迅速摆脱我军小部队的袭扰。双方的这种斗智斗勇之中，我军失利的情况也是有的，但多数情况下我军都能完成预定的迟滞任务。其主要原因是，我军在平时对反“扫荡”作战就有充分的预案，所以从警报发出到实施预案的时间过程很短；在客观条件上，日寇集结兵力的较大据点（其“扫荡”作战开始的出发地）通常在态势上处于我广大游击区域的战略包围之中，其向我核心区域开进时刻选择的行进方向和路线比较有限，这样对我军进行形势判断和部署较为有利。另外，这个区域内日寇兵力相对不足，地形又是丘陵与河湖交错，日寇难以进行华北平原的那种“铁壁合围”式的拉网形开进，也是对我军有利的一个客观因素。当地的国民党敌后部队，在日寇发动“扫荡”时则从没有掩护民众“跑反”的行为，不与日寇直接接触时也少有主动袭扰作战行动，这也是民众不拥护他们的重要原因之一。

　　反“扫荡作战第二阶段：”敌驻我扰“和敌疲我打”的原则，在具体运用时比字面上要复杂得多。日寇何时“驻”怎样才是“疲”，都没有具体的一定之规。我这里勾画的反“扫荡”作战第二阶段的第一步，是当日寇对我核心区域形成战役性包围，我主力部队和指挥机构如何跳出包围，对敌形成外线的攻击态势。事实上，我军部队和指挥机构突围时都呈分散状态，而且突围的时机选择很有讲究。反“扫荡”作战过程中最为险恶和惊心动魄的事情，往往都发生在这个时候。记得我当时比较傻地问过那些长辈们，既然鬼子要形成包围，何不早点转移出去，非等包围形成了才搞那么惊险的突围？长辈们的回答也够绝的：你早出去了，鬼子的包围方向也就随着变了，岂不是还要再突围？原来如此，内线和外线是相互转化的动态，只有当日寇的战役性包围大致形成、部队大致就位的那个关键的空间点和时间点上，内外线才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态势，我之突围对敌之包围才有态势转换的作用。刘帅曾经强调过的把握“战役转换线”，其奥妙就在这里。

　　理论上分析起来容易，实际操作中这个内外线的转换过程则是非常危险的。突围成功，反“扫荡”作战的胜利就在望了；突围失败，后果就不堪设想了。说到突围时机，事实上主要的民政机构和主力部队在包围形成前已经逐步分散转移了，令我感到吃惊的是，那些长辈们谈到的历次反“扫荡”作战，最后跳出包围起到战役转换作用的，往往是该区域内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党政领导则是先期转移的），而且通常不与主力部队在一起，警卫部队往往不足一个连，甚至有时是一个排。当然，这时在包围圈内，有时还会存在没有突出去的零散小单位。最高军事指挥机构有时还会在包围圈内留下一位高级指挥员，带领小部队策应这些零散的小单位突围。有过这样的例子：某个小单位未能在预定时间内转移出去，眼看天要亮了，有的小同志已经急得哭起来了。这时队伍后面传过话来：“某某首长来啦！”全体人员精神立即为之一振，大家都相信首长肯定有办法带领大家突出去。即便有这样的例子，但我对于这种态势，还是百思不得其解，也许是指挥机构利用电台的开机和无线电静默吸引敌人错误认定形成包围圈的空间和时间（那时有电台的机构很少），也许是为减轻先期转移的主力部队的负担。总之，对高级指挥机构和指挥员要留到最后转移，我找不出一个合适的理由。但事实却是指挥机构虽然履历风险，却每次都能顺利完成这个战役转换的过程。

　　而另一方面，指挥机构虽然单独行动，事先却总有周密的部署，牢牢掌握着与至少一个集中行动的主力部队单位的联络，这个联络不一定是电台，也经常是用事先规定的地点、时间派人保持联络，使得指挥机构一出包围圈就掌握有较强的作战部队在手中。这个集中的部队建制通常是按预备队的单位设定，即至少是指挥机构隔一级的建制单位，如旅一级的指挥机构，跳出包围后立即掌握有至少一个营的集中兵力，有时也是次一级的建制单位如一个团。这样就保证了在实施战役转换之后，指挥机构立即具备有打击力量，为下一步可能的外线反击做好准备。

　　在反“扫荡”作战中，常见的人员损失经常是包围圈内没能及时转移出去的零散小单位。在分散突围转移的情况下，各个小单位具体负责人的素质能力就成为能否安全突围转移的关键了。曾有这样一个例子：野战医院的医护人员和伤病员分组转移，其中一组是一个年仅17岁的小护士（担任指导员）带领20余轻伤员，全组只有一支手枪。小护士带队走错了路，没能突出包围。这个组在包围圈内与日寇反复周旋了近一个星期，竟然奇迹般的坚持到了反“扫荡”结束，一个人员没有损失，最后与指挥机构会合，受到通令表扬。

　　反“扫荡”作战第三阶段：完成了战役转换，战场的主动权也就易手了。到了外线的我军，就有机会以主动的姿态对占据我根据地核心区域的日寇“扫荡”部队进行袭扰，乃至局部反击。此时的日寇，处于实施分进合击形成包围但未能捕捉到目标的状态，为对占领地区进行搜索，不可能保持大部队集结的队形，小股的搜索部队就很容易成为我军打击的目标。但是，此时的主动作战，性质还是以袭扰、疲惫敌人为主。换个说法，就是“敌疲我打”中的“敌疲”，也不是完全靠消极等待就能等来的，战机总是需要主动寻找主动创造。一旦战机出现，我军先前集中的主力单位就能实施迅速有力的打击，甚至歼灭日寇分散的的小建制单位。反“扫荡”进行到这个阶段，等于是双方进入对峙。日寇方面的问题是，由于在我根据地内作战，不熟悉道路环境，失去主要目标后重新组织侦察和采取新的攻击行动，都有一定难度，部队经过数日的开进行军和作战（不断受到袭扰）后，疲劳和士气下降都会产生。日寇连续作战的能力其实并不强，在大部队行动时，虽然也能进行昼夜连续的强行军和作战，但持续时间一般只有两三天，这与其攻击目标的不明确（找不到我军主力）大概很有关系。更重要的是，日寇作战部队自身携带的弹药和粮草有限，我根据地内的民众“跑反”和坚壁清野，造成他们很难就地取得足够维持作战的物资，而依赖后方进行物资运送，在当时的运输和道路条件下，运输队非常容易成为我军的打击目标，派一定数量的部队掩护，又面临减弱攻击力量的两难。所以，日寇在这一区域内的大规模“扫荡”，历次都是争取速战，一旦不能找到我军主力，往往在一周之内就会结束“扫荡”撤回据点，即便某些外围的小单位受到我军打击，也不愿为报复延长作战时间。而当日寇进入撤退状态时，就是“敌退我追”了，日寇撤退时后尾的小股部队能够全身而退的就属罕见了。而日寇的指挥则显得非常机械，象在撤退中使用诱惑手段形成反戈一击的例子从没有过。

　　听长辈们谈反“扫荡”时，我还曾自作聪明地提问：既然我军转到外线，又有集中的主力部队在手，为何不乘日寇主力在外时去断其后路，攻占其兵力空虚的据点，就象电影《地道战》和《鸡毛信》表现的那样？长辈们的回答也很简单：那时我们没有炸药没有炮，每条枪平均才十几发子弹，连刺刀都没多少，拿牙去啃据点呀？后来看些资料，发现确是如此，这些长辈们抗战中也打下过若干据点，但没有一次是攻坚打下的，无一例外全是乘守敌毫无防备进行偷袭成功的。凡是守敌借助工事顽抗，战斗可能胶着时，我军一概都是放弃攻击撤出战斗。

　　对于日寇所谓的“武士道”精神，长辈们的描述也与一般作品中所说的不同。按他们的说法，日寇作战的顽强凶恶基本是在大部队攻击时或形成困兽之斗毫无退路时才有所表现，而在撤退中和小部队活动时，日寇的战斗意志其实也是相当薄弱的。除了大规模的“扫荡”之外，日寇以十几人乃至百人的小部队对我根据地进行袭扰是经常的，但一遇到我军主力的打击，这些小部队往往也是撒腿就跑，也常有一听枪响就撤退的事情，尤其是当难以判明我军实力时，这种现象更为显著。随着对战争状况的熟悉，当地民众对日寇的这种特征也明白了。于是就有这种现象出现：当清楚有我军正规部队与小股日寇交火时，当地民众不但不再“跑反”，反而会自发地对溃逃的日寇“蜂起追杀”。曾有这样一个战例：日寇一个十几人的小部队与我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我军预有准备进行伏击，但开火时间没掌握好，枪一响这股日寇扭头就跑，我军的火力连一个敌人也没杀伤，他们就已经跑到射程之外了。而当地民众在日寇逃跑的沿途范围内手持农具蜂拥而来，直追出十几里之外，结果我军没有战果，日寇逃跑中掉队的士兵反被民众用农具打死了好几个。

　　以上所谈的是特定区域内新四军一部反“扫荡”作战的大致轮廓，并不能涵盖各地所有的反“扫荡”作战的具体情况，只是期望从中能反映一下这种特殊的作战条件下游击战基本原则的具体应用和军事指挥思路特点，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