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程安排的app:中国的墓葬制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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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墓葬制度(二)
秦汉
在贵族大墓中,河北省满城汉墓和山东省曲阜九龙山汉墓可以作为西汉中期新兴的横穴式墓的代表。它们是在山崖中穿凿巨大的洞穴,作为墓室,故称“崖墓”,形制和结构完全模仿房屋。在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一般的横穴式墓是地下的土洞墓,规模较小,构造较简单,墓主属于下层地主阶级。这种土洞墓,在汉代以后的各个时期,长期流行。汉代的新的墓制,还表现在中原一带的“空心砖墓”。它只流行于西汉一代,到东汉基本上即已绝迹。大约在西汉中晚期,在中原和关中一带开始出现用小型砖建筑的墓,一般称为“砖室墓”。到了东汉,砖室墓迅速普及,成为全国各地最常见的一种墓。贵族官僚们的砖室墓规模较大,结构复杂,布局模仿他们的府第。许多墓里还绘有彩色壁画。西汉晚期开始出现的石室墓,到东汉在某些地区盛极一时。墓室中雕刻着画像,故称“画像石墓”。墓室的结构和布局,也是仿照现实生活中的住宅。有的石室墓,也绘有彩色的壁画。东汉时期,四川省境内的砖室墓往往在壁上另嵌一种模印着画像的砖,称为“画像砖墓”。在四川各地,东汉及其以后还流行崖墓。
中国古代棺椁并称,都属葬具。西汉中期以后的各种横穴式墓,特别是东汉的砖室墓和石室墓,墓室本身就起了椁的作用,可称“砖椁”和“石椁”,而墓室内的葬具则是有棺无椁。西汉前期和中期,夫妻合葬仍然采取“异穴合葬”的形式。西汉中期以后,制度一变,除帝陵以外,一般都是夫妇同墓合葬。横穴式的墓室,为同墓合葬提供了方便。
汉墓中的随葬品和战国时代相比,青铜器减少,漆器的比重进一步增加。为了储存大量的食物和饮料,墓内常有许多大型的陶器。西汉前期和中期,主要随葬生前的实用器。西汉中期以后,增添了各种专为随葬而作的陶质明器,包括仓、灶、井、磨、楼阁等模型和猪、狗、鸡等偶像。到了东汉,明器的种类和数量愈多。这是中国古代墓葬在随葬品方面的一次大变革。在西汉中期的贵族墓中,仍然有用车、马殉葬的,但车和马都埋在墓室和墓道内,而不是在墓的附近另设车马坑。西汉晚期以后,不再用真车、真马殉葬,而是用木制或陶制的车马模型来替代。在南方地区,还有用木船或陶船的模型随葬的。
在汉代,以人殉葬是非法的。因此,在考古发掘中,除个别例外,已经见不到人殉。从商代开始的残酷的人殉制度,至此基本上终止。作为奴婢的替身,木俑和陶俑被多量地放置在统治阶级的墓中。
在地面上,统治阶级的墓已普遍筑有坟丘。在坟丘之前,往往设祭祀用的祠堂。东汉时盛行在墓前建石阙,并置人物和动物的石雕像;还流行在墓地上立石碑,记述墓主人的死亡日期、家族世系及生平事迹。
陕西省临潼的秦始皇陵,是中国第1个帝陵。陵园平面成长方形,有内外两重围墙。坟丘在陵园的南部,平面成方形。陵园的北部设寝殿,开帝陵设寝的先例。西汉的帝陵,除文帝的霸陵系“因山为藏”以外,都筑有覆斗式的方形坟丘,其位置在陵园的中央。陵园的平面成正方形,四周筑围墙,每面开一“司马门”,门外立双阙。汉承秦制,在陵园设寝殿。汉代帝后合葬,同茔而不同陵。后陵在帝陵之旁,其规模较帝陵为小。以惠帝时在长陵建原庙为起始,西汉诸陵都在陵园附近建庙。东汉的帝陵,从明帝的显节陵开始,陵园周围不筑墙垣而改用“行马”,并在坟丘之前建石殿以供祭享。从显节陵开始,陵园附近都不再建庙。
魏晋南北朝
考古调查发掘证明,自魏晋以降,规模宏大、雕刻精致的画像石墓已很少见了。贵族官僚的墓,一般都是砖室墓,有时设石门。和汉墓相比,墓室的平面布局简化,面积减小。但是,在墓室的细部结构和设施方面却有一些新的发展。例如:洛阳西晋墓中有角柱与斗,南京东晋墓中有直棂窗。从汉末、魏晋开始,各地都流行在墓室中设棺床。在长江流域的晋墓中,有时还有灯龛和台桌。这些结构和设施,都是用砖砌成,使得墓室更象现实生活中的居室。在黄河流域,砖室墓的墓道甚长,其接近墓室的部分是一段隧道。随着年代的推移,隧道逐渐加长。到了北魏,有的墓在隧道的顶部开天井,直通地面。北朝后期,有些大墓的隧道长达20米,天井有三、四个之多。这是出于对现实生活中的住宅的模仿。天井愈多,愈显得门多宅深,院落重重。魏晋之际,辽东、河西等边远地区的豪族大姓,沿袭汉代旧制,营建砖石结构的大墓,在墓壁和砖面上施彩画,其题材多与汉墓壁画相似。在中原一带,却很少有在墓内绘壁画的;但到了北魏,壁画又重新流行。长江流域的东晋和南朝,则流行用模印着画像的砖来装饰墓壁。
这一时期的随葬器物,主要是陶瓷器如杯、盘、碗、壶、果盒等饮食器皿和熏炉、唾盂、虎子等生活用具。其形制往往因地区而有差异,有的器物仅见于南方而不见于北方。总的说来,瓷器的数量激增,长江流域尤其如此。汉代流行的仓、灶、井、磨等陶制模型和家禽、家畜的陶制偶像继续沿用,但往往形体不大,制作粗简。贵族官僚阶级墓中的主要随葬品,是各种陶俑。从两晋以迄南北朝,时代愈晚,俑的种类和数量愈多。起初是少数男女侍者和武士,大约从五胡十六国时期开始,又大量增添骑兵、步卒、文吏、武弁以及吹鼓手之类,除家内奴婢外,大部分是墓主人出行时的仪仗队,它们具有明显的军事性质,反映了当时各地统治者拥有私人的武装部曲。大同北魏前期的司马金龙墓和洛阳北魏后期的.
元墓中的仪仗俑,竟达数百件之多。北魏后期,在墓门的两侧,还往往有一对形体特别高大的守门卫士俑。在南方地区,除陶俑外还有瓷俑,但用俑随葬的风气不如北方盛。从汉末至魏晋,统治阶级常乘牛车,长期因袭不改。在两晋南北朝时代,贵族官僚墓中多用陶制的牛车模型随葬。上述由各种陶俑组成的仪仗行列,便是以牛车为中心的。用陶制的“镇墓兽”随葬,是从西晋开始的。西晋墓中的镇墓兽往往只有一件,作四足直立状。北魏墓中的镇墓兽成双,置于墓门的两侧,作卧伏状。到了北魏后期,墓中的两件镇墓兽,一为兽面,一为人面,都作蹲坐状。长江流域的东晋、南朝墓,镇墓兽多保持西晋时的形态,缺乏变化。魏晋南北朝时代开始在墓内置墓志。两晋的墓志,或为石质,或为砖质,形状多为长方形,而洛阳发现的年代较早的西晋墓志则作碑形,可见它是从墓碑演变而来的。到了北魏后期,才流行方形有盖的石质墓志。从此以迄隋唐,乃成定制。山西省大同北魏文明太后冯氏的方山永固陵及孝文帝的万年堂,为北魏帝陵。墓室都分前后两室,与一般贵族墓之为单室相比,显示了帝陵的特殊规模。永固陵坟丘之前设石殿,应是继承东汉的陵制。南朝的帝陵在江苏省南京和丹阳。陵前有很长的神道,两侧立石兽、石柱和石碑等。墓室皆为单室,室内有用模印画像砖拼嵌而成的大幅“竹林七贤”图和“白虎”、“狮子”图等,与北朝墓内流行施彩色壁画的作风相比,显示了南朝陵墓在墓室装饰方面的特色。
隋唐五代
随葬品以大量的陶俑为主。大约从武周时开始,陶俑多施三彩釉。陶俑可以分为出行时的仪卫行列和家居时的家臣侍者两大类。前者自隋至初唐多武装俑,以后逐渐减少;武周时出现高大的马俑和驼俑。后者自初唐至盛唐不断增多,乐舞俑和游嬉俑等皆属此类。受佛教影响,镇守墓门的一对武士俑在盛唐时演变为天王俑,其特点是脚踏伏兽或鬼魅。镇墓兽继承北魏后期以来的形态,一为人面,一为兽面,而武周时则又进一步演变为头生角、肩附翼或手握蛇的怪兽。隋代开始出现的人身禽兽首的十二时辰俑,到开元、天宝之际更为流行。陶俑的数量,因墓主人身份而有不同的限额;懿德太子墓的陶俑总数达千件之多。方形有盖石墓志在唐代使用得更为普遍。墓志的大小,随墓主人的身份而有等级之分。
例如:三品官的墓志多为约72厘米见方,一品官如杨思及章怀太子雍王李贤、成王李仁的墓志皆为88厘米见方,永泰公主的墓志最大,为114厘米见方。懿德太子如天子之制,不用墓志而用玉册。
安史之乱以后,唐代墓葬制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首先是墓的构造简化,短而狭的竖井式墓道代替了斜坡式的长墓道,因而天井和壁龛也不见了。墓室的规模缩小,壁画亦十分罕见。陶俑的数量减少,制作粗简。天王俑和镇墓兽越来越简化,在有的墓里已不用。只有十二时辰俑仍较流行。
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唐墓,有竖穴式土坑墓和砖室墓两类,形制简单,规模甚小。砖室墓多为长方形,有的两室并列,夫妻各葬一室。广东省韶关张九龄墓,主室平面呈方形,四壁施彩画,前方甬道两侧还各设一耳室,规模较大,形制与北方地区的砖室墓类似。总的说来,南方地区唐墓中的随葬品多为陶瓷器皿,陶俑甚少见。
唐代帝陵除少数是“积土为陵”的以外,大多数都是“依山为陵”。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以梁山
的主峰为中心,筑平面略呈方形的内城,四面各开一门,门外置石狮、石马和石人。南面的朱雀门是正门,入门即为献殿。自南面远处第一道门阙至内城的朱雀门,神道长达3公里,两旁列瑞禽、瑞兽、马、武将、文臣以及外国首领的石雕像,并树“述圣记”碑和“无字碑”。乾陵的宏大规模,充分显示了大唐帝国极盛时期的强大国力。
五代前蜀王建的永陵在四川省成都,南唐李昪的钦陵和李璟的顺陵在江苏省南京,都已经发掘。地下的玄宫分前、中、后3室,各室两侧又多设壁龛或耳室,这可能是承袭唐陵的制度。唐陵的地下玄宫虽都未经发掘,但从各方面的情形推测,亦应设有前、中、后3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