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服宣言:“三一八”惨案及社会各界的反应

“三一八”惨案及社会各界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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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抱璞   

1926年3月18日上午10时，“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参加的与会学生和各界人士约有5000余人。大会通过了驱逐八国公使、驳回八国通牒、废除《辛丑条约》等7项决议案。会后开始游行。 

　　朱自清先生也参加了大会和游行，他回忆说：“我自天安门出发后，曾将游行队伍从头到尾看了一回，全数约2000人。”其中有工人约50人、各界代表约60人，“其余都是北京的学生。” 

　　游行队伍经过东长安街、东单、东四，于下午1时半到达执政府门外。那时在执政府对面有一座大照壁，东西有两座辕门，中间是封闭的广场。约有1000余人进入广场，其他人都聚集在东辕门外的胡同里。 

　　朱自清回忆说：“执政府门前排列着200余名卫队，领章上都有‘府卫’两个黄铜字，游行队伍进入广场后只有4分钟，卫队就向群众开了枪，包围在广场外的军警也手持大刀棍棒大肆殴打。” 当时的北洋政府是段祺瑞执政。在官邸前镇压徒手请愿的学生，打死47人，伤200多人，这就是血腥的“三一八惨案”。 

　　社会各界的反应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泰晤士报》称这次事件是“兽性”的“惊人惨案”。中国知识分子和媒体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良知，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纷纷撰文谴责段祺瑞政府；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 

　　三？一八惨案发生的当天，鲁迅得知段祺瑞卫兵枪杀请愿群众的事，极度愤慨，那时他正在写《无花的蔷薇之二》，已写了三节，听到这惨绝人寰的消息后，无法再按原来的思路写下去，把满腔的悲愤注入到这篇杂文的四至九节中，鲁迅写道：“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并郑重其事地在文末注明：“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为此而终止正常创作，就此惨案连续写了七篇檄文，著名的悼文《纪念刘和珍君》便是其中之一。 

　　三月二十五日，鲁迅参加了女师大为刘和珍、杨德群烈士举行的追悼会，他积愤难遣，长时间独自在礼堂外徘徊，题写了挽联：“死了倒也罢了，活着又怎麽做”。并接受追悼会的服务员程毅志的要求，决定写一篇文章记念刘和珍。这一天，写《“死地”》，针对研究系所控制的《晨报》上几个论客的以为学生们本不应再蹈死地的谬论，进行了驳斥，鲁迅说：“几个论客，以为学生们本不应当自蹈死地。那就中国人真将死无葬身之所，除非是心悦诚服地充当奴子，‘没齿而无怨言’。不过我还不知道中国人的大多数人的意见究竟如何。假使也这样，则岂但执政府前，便是全中国，也无一处不是死地了。”并启发青年从这次徒手请愿的流血事件中吸取教训，认清北洋军阀政府的凶残本质，进行更有效的战斗。三月二十六日，写《可惨与可笑》，揭露段祺瑞政府为屠杀群众寻找借口而制造共产党“暴动”的谰言。指出伪造证据、强加罪名，是清末以来反动派屠杀人民、陷害革命者的惯用伎俩；同时还戳穿了当时的教育总长妄图借此排除异已、安插亲信的阴谋。就在这一天，《京报》披露段祺瑞执政府在学界通缉鲁迅等五十人的密令。自三月底至五月初，鲁迅先后在莽原社、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作短期避难，并坚持进行教学活动和创作活动。四月一日写《记念刘和珍君》，沉痛悼念死难烈士刘和珍，愤怒谴责反动派。四月二日写《空谈》，总结这次惨案的教训，号召革命者改变斗争策略，停止请愿，采用“别种方法的战斗”。 

　　惨案发生后，北京各高校和大学校长、教授也纷纷谴责段祺瑞执政府的暴行。时任北大校长的傅斯年在昆明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鹿钟麟。傅斯年第一句话就是：“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北大代校长蒋梦麟在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 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他说到这里竟潸然涕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周作人在《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书》中所言：屠杀学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与期望之损失是无可估量，也是无法挽救的”。 

　　诸多媒体加入谴责屠杀暴行的行列，如《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三一八惨案”真相，在惨案发生后的12天内，就连续发表了113篇有关“三一八惨案”的消息、评 论、通电，《京报副刊》也发表了有关文章百余篇。 

　　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的“三一八”惨案，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耻辱，也是人类历史的奇耻大辱。段祺瑞因为开创了近代史上同民族集体公开屠杀的先例，而被死死定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我们还是从段祺瑞的一个动作上窥视到人性丑恶中的一点善良 。 有一篇题为《段祺瑞长跪恸刘和珍，终身素食纪念》的转帖博文，这样陈述当时的情形和下令开枪前后的段祺瑞：民国十五年（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事件”， 请愿队伍中，一名叫做刘和珍的学生被军警开枪射杀。北洋政府首脑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学生后，一声长叹，说：“一世清名毁于一旦”，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既使在后来的重病期间，家人和好友劝他开荤吃点肉以加强营养，他亦严辞拒绝，说：“人可死，荤不可开。” 

　　段祺瑞政府的镇压学生请愿、制造惨案可谓罪大恶极，不可饶恕， 对于一个政府来说，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学生与平民百姓开了枪，不仅践踏了为政之德的底线，也越过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法律界限。曾被讥讽为“花瓶”的国会，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下，也启动了半死不活的国会和司法机构，破天荒地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无不正当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杀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311条之重大嫌疑。”迫使段祺瑞颁布“抚恤令”。 

　　尽管如此，也没有最终保住民心尽失的军阀政权。在屠杀发生后不到1个月，1926年4月，段祺瑞执政府就在遍布全国上下的抗议声中倒台——执政府的国务院总辞职。而国民党北伐之所以迅速成功，除了军事上获得苏联的大量支持之外， 当年的北洋政府是军阀政权，段其瑞本人也是著名军阀，其执政时期的政治混乱颇受诟病。国民党相对于军阀政权在政治道义上的优势，也是其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段祺瑞军阀政权的公信力及合法性资源，因“三一八惨案”而丧失殆尽。然而，其在惨案发生后能通过“严惩首犯，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并倾其后半生的行动以最大的忏悔却也难能可贵。更重要的是他知罪能悔的态度。在全国的声讨声中，段琪瑞政府面对民众的声讨，没有以合法政府的名誉，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动用军警力量，继续进一步血腥镇压屠杀学生，镇压民众以维持其独栽政府（若如此，则政权尙可维持，然必血流成河），而是知罪能认，集体下野。可见其良心尚存、善心尚在。同时，也显示了其旷达的心胸。以牺牲一己的最高权力，而换取更多的民众不流血、不牺牲，也可算是亡羊补牢，表现了心中还装着民族和人民。 

　　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八十三周年的时侯，，回顾这段历史，以期鉴往可以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