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军训 新闻稿:尹保云：中等收入与“陷阱中的发展”

　　　　一段时间以来，“中等收入陷阱”受到很高的关注。人民论坛杂志还通过对几十名专家的调研而概括出中等收入阶段的十个陷阱：“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

　　　　一段时间以来，“中等收入陷阱”受到很高的关注。人民论坛杂志还通过对几十名专家的调研而概括出中等收入阶段的十个陷阱：“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

　　这些其实都是常见“问题”，不适合称作“陷阱”。这些问题并非只存在于“中等收入”阶段，也同样存在于“低收入”阶段，有些问题几千年以前就有了。并且，许多问题在先进国家也会发生。美国20世纪60年代“校园革命”是典型的社会动荡和信仰缺失，70年代又陷入经济滞胀，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就业困难到现在还没有很好解决。至于把“过度城市化”等问题也说成是陷阱，更是不着边际，因为这些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大凡能够被称为“陷阱”的东西，应是表面平坦而下面却隐藏着深渊的东西。人们认为它是可行的，深陷其中而不知晓。“苏联模式”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时很多国家认为它是有效的工业化模式而争相模仿，结果一个个掉进深渊。在研究发展时，把一些常见问题说成是陷阱，只会妨碍对真正陷阱的识别。

　　现代化有它内在规律，即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偏离这个规律而人为地追求数字增长，或偏离这个规律而去解决各种问题，都会掉进陷阱之中。结果是经济数字的增长并没有带来现代化，而各种问题也是越解决越严重。“二战”结束以后，不少发展中国家先后获得了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长，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目前的标准是人均产值3000-6000美元），有的还进入“中高收入”水平（人均6000-10000美元）。但这些国家距离现代社会境界总是有很大距离，各种病态现象也不见好转，原因是它们掉进了“陷阱”之中。

　　撇开苏联模式不论，现代化道路上还有三个没有被充分认识和重视的陷阱：第一是“大政府”的陷阱。观念上把政府看作是万能的，而政府则习惯于大包大揽，涉足各个领域，结果是市场和社会的发展受到严重的扭曲和抑制；第二是依赖政府投资搞工业化和保增长的陷阱。它与“大政府”联系在一起，常被当作一种立竿见影的办法，在急功近利政策的推动之下不知不觉地国有企业就膨胀起来了；第三是寻求文化自我的陷阱。发展中国家总是害怕丢掉自己的传统文化，习惯于在传统中寻求安全感，因此，总是企图把自己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结合而构建折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结果是各种抵制现代化的观念久久得不到改变。这三个陷阱也可以说是一个陷阱，即，不按照现代化规律搞发展的陷阱。

　　“特例”与“常规”

　　　　“二战”结束已经60多年了，世界上除了西欧、北美外，只有日本与“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这个小小地区进入了现代社会行列。它们是“特例”。而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仍在现代化道路上艰难地徘徊，这包括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等中等收入国家以及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中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是“常规”。

　　　　“二战”结束已经60多年了，世界上除了西欧、北美外，只有日本与“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这个小小地区进入了现代社会行列。它们是“特例”。而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仍在现代化道路上艰难地徘徊，这包括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等中等收入国家以及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中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是“常规”。

　　作一个比较就会看到，“特例”的发展遵循了现代化的规律，而“常规”则是掉进了三个陷阱中，是“陷阱中的发展”。

　　首先，日本和“四小龙”是“小政府”特点。很多人习惯于把日本和“四小龙”的成功解释为国家干预经济的结果，这其实是很片面的。日本虽是世界上制定经济计划的始作俑者，在战后仍习惯于制定一大堆计划，但日本的计划都是指导性的，政府既不干预企业的生产，也避免发展福利国家。日本的税收在发达国家里一直是最低的，包括工人福利与终身雇用制度在内的所谓的“三大神器”完全是企业搞的，与政府没有关系，政府法律只保证劳动自由。韩国被认为是政府干预经济最突出的，但韩国的干预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即“国家扶植资本主义”。韩国的福利保障体系一直十分落后。台湾在经济高增长时期的经济自由度要高于韩国，政府除了给企业提供必要的服务外，基本是不干预经济的。至于新加坡和香港，则一直奉行英国的自由-放任主义传统。

　　相比之下，“常规”国家却是“大政府”形态。20世纪30年代以降，拉美各国政府积极涉足经济，一方面，政府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改革和扶植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又大包大揽地干预经济，导致外汇、金融与税收系统及商品与劳动市场长期在扭曲中运行。为了扩大就业，阿根廷甚至不惜随意增设官职和公务员编制，导致行政机构严重膨胀；为了帮助穷人，巴西等国还投资兴办专门招收穷人子女的大学、院系，但真正穷人的子弟进入比例却不到20%。东南亚国家的政府也是同样，甚至强迫企业安排本土人职位。总之，“常规”所展现的是政府无所不能的形象。

　　其次，在国有企业问题上东亚这个小地区也很独特。台湾的问题最大，在50年代没有像韩国那样把公有资产（没收的日本人财产）私有化，直到50年代末公营企业占产值的比重仍在50%以上。但是，随着经济增长，台湾的公营企业一路下降。1966年，公营企业占产值的比重下降到45.1%，70年代中期下降到18%左右，1992年为11.6%。这个一路下降的趋势说明台湾的发展严格遵循了现代化的规律。另外的几个国家和地区50年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日本的国企占产值比重一般为7%，韩国常在8%。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要知道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与美国合起计算）公营企业占GDP也达到约10%。可以说除台湾外，日本等几个国家和地区在当时是世界上最“资本主义”、最“自由经济”的地方。它们的成功鼓舞了世界银行并刺激欧美抛弃凯恩斯主义而转向新自由主义。

　　“常规”国家则是沿着与台湾相反的路线前进，公有部门随着经济增长而一路扩大。拉美国家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大力投资国有企业，70年代达到高峰。那里的国企腐败严重、管理糟糕，生产力剧烈波动以至于无法依据产值来计量。1980年，墨西哥国家资本占投资总额的45%。阿根廷和巴西也是全方位的国企垄断。70年代，阿根廷有1500多家国有企业，控制着金融、基础部门和上游产业，还延伸到电器、饮料、制糖等领域。巴西国家直属企业和地方政府直属企业以及其他类型的公营企业无数，1980年仅393个国家直属企业就占全国资产总额的48.2%。其他拉美中小国家的情况也大同小异。

　　不能否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成就，但同时也应当认识到表面的数字往往具有很大迷惑性。我国经济发展道路属于上面所说“常规”范围。目前，我国国有部门占总资产70%以上，占工业产值30%以上，占融资金额90%以上。这些数字说明，我国的经济不仅属于“常规”，而且主体部分还没有脱离原来计划经济的框架。

　　不能否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成就，但同时也应当认识到表面的数字往往具有很大迷惑性。我国经济发展道路属于上面所说“常规”范围。目前，我国国有部门占总资产70%以上，占工业产值30%以上，占融资金额90%以上。这些数字说明，我国的经济不仅属于“常规”，而且主体部分还没有脱离原来计划经济的框架。

　　在对“中国模式”的概念炒作中，国内一些学者似乎忘记了中央关于改革还没有进入深水区的正确判断。这种自我感觉良好本身就是落入陷阱的标志之一。我们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提高认识：

　　第一，一个时期的高增长不能说明体制有效。导致经济增长发生的原因很多。一项技术发明，一个新市场的开拓，一个大油田的发现，一场战争后的恢复，等等，都可以带来一时的增长。就体制而言，“常规”国家也能发生增长，例如，原苏联在20世纪20-50年代的增长，北朝鲜50-60年代的“千里马”奇迹，拉美国家30-40年代、60-70年代的增长及“巴西奇迹”，东南亚国家80-90年代的“四小虎奇迹”等等。这些均属于“常规”性质的增长，即“陷阱中的增长”。

　　“陷阱中的增长”的特点是“有工业化而无技术进步”、“有增长而无社会发展”，无论怎样增长却总也进入不了现代社会。核心问题是私营企业组织没有成长起来。私营企业的成长壮大直接关系到创新力的提高、内需增长和中产阶级队伍的发展。私营企业没有成长起来，现代化就是空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历届总统总喜欢骄傲地把“企业家”（私营业主）挂在嘴边的原因。2000年以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是伴随着国有企业下降曲线的，但近十多年来，在改革争论和“国有企业保值增值”的呼喊中，国企垄断越来越严重，甚至出现了“国进民退”。目前经济转型、扩大内需、解决分配问题等等都十分艰难，原因就是私营企业没有培植起来。这样一条背离现代化原则的曲线，其结果可想而知。

　　第二，各种问题持久化或永恒化。国内一些学者不仅津津乐道于谈数字，也喜欢谈问题。众多“常规”国家的教训说明：在陷阱中的发展，越是关注于解决问题，越是不能解决。2000年以来，国有企业的改革实际上停下来了，政府的注意力转移到“维稳”，扶贫、建立福利保障体系等民生的改革，以缩小贫富差距。然而，恰恰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基尼系数进一步攀升，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进一步不稳定。

　　这并不奇怪。“常规”发展的教训早已说明，大政府干预和国企膨胀把各种病态问题持久化甚至永恒化了。2000年，我国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为51.4%，到了2007年，这个比重下降到39.7%。这个数字揭示了病态现象被持久化的道理：市场机制不能走向规范化反而不断被扭曲，初次分配的状况自然会跟着不断恶化。这样，无论怎样搞二次分配、三次分配都是没有用的。相比之下，东亚“特例”则是另一种经历。韩国是典型的例子。韩国在高增长时期福利保障体系十分薄弱，直到现在也处在草创阶段。并且，在60、70年代，政府每年以巨额资金来补贴私营大企业，常常超过总产值的10%，这对经济带来扭曲。但即便在这种极端情况下，韩国基尼系数最高的1979年也仅为0.39。原因很简单：韩国遵循了自由经济的原理。“常规”国家的诸多解决贫富差距的政策措施不仅扭曲了市场，而且好处也多被搭便车者捞走，同时，庞大的国企部门成为一些官员的“采邑”，它们不是在贡献而是在与民争利、持续地把财富朝私人手中转移。这个机制保留多久，各种病态现象就会延续多久，现代化也被无限期地延长。

　　第三，缺乏改革动力。作为中等收入国家，有很多原因会导致进一步改革的动力不足：其一，这些国家均经历过一段时间的高增长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因此很容易自我感觉良好而不能认识到自己仅是“陷阱中的发展”；其二，大政府依赖性转移了人们的视线。各个阶层和利益集团都把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工人希望涨工资，农民希望给政策，无房者希望提供房屋，国有企业希望补贴等等，而政府则通过不断增加税收、印刷钞票、国际贷款等方法把财富集中起来，哪里不满意就在哪里花钱，结果是“改革”变成了政府集中钱财来搞安抚政策；其三，改革受到利益集团的阻挠。典型的例子是巴西、阿根廷在60年代中期上台的军政府，信誓旦旦地要发展私有经济而使“经济规范化”，但在它们执政期间，巴西、阿根廷的国有企业反而膨胀了，原因是国家机构和官员们出于自身利益以各种借口继续投资国有企业；其四，文化的“混合”固定了现状。

　　总之，现代化过程中，一时出现各种问题并不可怕，关键是这些问题有可能持久化、永恒化。要想摆脱“陷阱中的发展”，唯一出路是摆脱三个陷阱的束缚，遵循现代化的规律来搞发展。■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世界现代化研究学者